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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这简直是一个驯服得像绵羊似的可怜虫。英文报上说这位当年杀人 如麻的大将很像一个失了业或欠薪已久的银行小书记。这话再恰当没有！看 见松井大将，使我想起 《日出》里的黄省三来。 漫长的审判开始了。 案情极为庞大：被告28人 （2人审判期间病死，1人因患精神病免予起 诉），开庭818次，法庭记录48000页，判决书1200页，整个审判耗资750 万美元； 证人证据众多：检察方与辩护方共提出证据4336件，双方提供证人1194 人，其中419人出庭作证； 语言翻译困难：庭上的全部起诉、辩驳、宣判均需以英、日两种语文进 行，有时还必须加上中文和俄文。像前清王朝宣统皇帝、伪满洲国 “皇帝” 溥仪的证词，就得从中文译成英文和日文。他陈述他的 “上台”和一切行动 均由日本侵略者操纵，发言两天，翻译用了6天。除了配备大量翻译人员外， 法庭还设有一个3人语言仲裁小组，以便当庭对于翻译方面的疑难问题作出 裁定。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辩护律师所采取的拖延战术也是导致法庭迟迟不能 判决的重要因素。与纽伦堡审判不同，东京审判中出现了辩护机构庞大、辩 护律师众多的畸型现象。对于辩护律师的人数和国籍，法庭宪章没有作出硬 性的规定，这也许是宪章本身的不周密处。每一名被告都有由他自己聘任的 两三名甚至五六名日本律师为之辩护，另外被告和日本律师还以美国律师更 加熟悉法庭所采用的英美法系诉讼程序为理由，要求美国律师参加辩护，盟 军总部和法庭同意了这个要求。一开始，总部打算除了美国律师以外，也邀 请一些英联邦国家的律师来参加辩护，以冲淡 “美国包办”的气氛，但是英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的政府都表示不愿意派人为日本战犯辩 护，因此出面为日本战犯辩护的所谓英美法系盟国律师实际上却是美国人。 日本律师100多名，加上美国律师20多名，辩护者的队伍竟有130人之多。 律师盈庭，喧宾夺主，这种现象是纽伦堡国际法庭所没有的，在任何国际法 庭上也十分罕见。 不仅如此，参加辩护的美国律师代表科尔曼，还向盟军总部提出了进一 步的无理要求。他要求总部和法庭批准设立一个同国际检察处地位相等、平 起平坐的 “国际辩护处”，以便组织、协调辩护事务。对此，大多数法官认 为，检举、起诉日本战犯并给他们以公正的审判，是盟国不可逃避的直接法 律责任，但是为战犯们辩护并不属于盟国的责任。法庭之所以允许美国律师 参加辩护，纯粹是为了在诉讼程序上协助被告自己选择的日本辩护律师。梅 汝璈法官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看了科尔曼的建议，感觉他实在没有什么道理， 多数同事也都同意我的看法。辩护，是被告应该依法享有的权利，但它根本 不是盟国的义务，在盟军总部之下设立国际辩护处这样的机构完全没有必 要。根据法官会议的意见，盟军总部拒绝了科尔曼的请求。 开庭伊始，日本律师代表清濑一郎 （兼任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便在发 言中节外生枝，攻击法庭超越管辖范围，称韦伯庭长应该回避，说 11国法官 的资格都有问题，企图先声夺人。但是，除了重申日本推行军国主义和侵略 战争政策的所谓 “合理性”，诽谤国际社会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不公平”之 处，他实在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那些被告的 “无罪”。清濑是一个 老奸巨滑的旧式日本政客，在战前日本法西斯军阀统治时期，他在政治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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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活跃。这样一个人竟被允许在法庭上担任辩护律师，证明了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对于辩护律师资格的审查远远不及纽伦堡法庭严格。50年代，清濑一郎 在岸信介内阁和池田勇人内阁时期都担任着日本国会众议院议长的职务，并 与三文字正平 （日本战犯小矶国昭的辩护人）、林逸郎（日本战犯桥本欣五 郎的辩护人）一起筹募 1500万日元奖金，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死的 7 个大战犯建立了一块庞大的纪念碑。清濑一郎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证明他是 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 美国律师的表现则更加恶劣。本来，美国律师的加入辩护只是为了在诉 讼程序等法律技术问题上协助日本律师，他们有的是从美国招募来的，有的 是原本就在盟军总部任职的，其薪金全部由盟军总部支付，而不是由被告本 人或日本政府支付。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律师的 “协助”职责是很明显的， 其地位与日本律师相比当属次要。但是，随着审判的进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一种主次颠倒的现象便发生了——美国律师反而起了主要作用，日本律师却 甘愿退居后台 （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梅汝璈法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一书中，以十分气愤的笔调记述了某些美国律师的荒唐行径，对清濑一郎其 人也予以严正的批判。 在 1946年 5月 14日的公审庭上，被告辩护方申请取消起诉书中第39 项所指控的罪行，即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美国舰队，杀害美国海军上将季德 及大批美国海军军官和水手的罪行。美国律师布列克莱强辩说： “如果说海 军上将季德在珍珠港被炸死是谋杀案的话，那么我们就得知道在长崎动手投 掷原子弹的那个人的名字，我们就得知道制订这一作战计划的参谋总长，我 们就得知道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这无疑是指美国总统杜鲁门。因为按 照美国宪法，总统是负责指挥全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 子弹实际上也确实是由杜鲁门决定的。这位美国律师在审判战争罪犯的法庭 上竟把自己祖国的总统与被告相提并论，实在令人惊异。 1946年8月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应国际检察处的请求传唤了一名日 本教育家前田出庭作证，证明日本帝国主义者曾经通过各级学校教育向日本 青年灌输对外侵略的思想。证人前田作了正面陈述之后，美国律师克莱曼便 开始对他进行反诘。他问前田： “你说各校校长在课程问题上都受着陆军军 官的指挥，请你告诉我，难道在小学课程里不教授日本语文吗？”这个问题 引起了在场听众的笑声。韦伯庭长说： “真是没有道理！难道在日本学校里 能不教授日本语文吗？”克莱曼解释道： “如果对法庭方便的话，我现在倒 想竭力求得对早在两个月前便引起法庭注意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即：日本学 校的课程究竟是些什么？但是，如果对法庭不方便的话，我也可以放弃不 提。”庭长回答： “我们不希望听取这个问题。”克莱曼说：“好。那我就 改提下面一个问题：学生们上不上算术课呢？” 韦伯庭长发怒了： “你真是岂有此理！这扯得太远了。须知，克莱曼律 师，你是站在国际军事法庭的面前，而这个法庭是审判前日本帝国的领导分 子对人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克莱曼继续辩解。 “如果您同意的话，我 认为在现阶段弄清楚这样的课程问题是很重要的。”庭长随口说道： “那就 请你继续发问吧。”克莱曼便继续向证人发问： “在这些学校里，有音乐、 图画、手工、日本历史等课目吗？”这个问题引来了更大的笑声。庭长怒不 可遏地向证人说道： “证人，你不必回答这种问题。”克莱曼感觉到他精心 准备的一连串所谓 “问题”已经无法提出，便垂头丧气地对高坐在审判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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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官们说： “我再也没有问题了。” 律师的放肆行为虽然经常遭到法庭的制止和申斥，但是毕竟起到了拖延 审判的作用。他们敢于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梅汝璈法官认为，这一则是 因为当时美苏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柏林封锁”的危机似乎看不到解决 的前景，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在这种 情况下，被告与律师抱有幻想，以为国际阵营组合一旦发生变化，日本必然 能够受到美国的重视，而战犯们或许还可以受到美军重用。二则是因为法庭 采用了英美法系中规定的 “国家律师制”，律师在法庭上享有与检察官同等 的权利，而检察官也因此被称为“检方律师”。由于律师有权直接质询证人， 那些趾高气扬、有恃无恐的美国律师便无孔不入、无隙不乘地信口雌黄，从 询问证人是否犯过罪、是否系精神病人，一直问到是否患有性病，目的就在 于使检察方面提供的证人名誉扫地，无法正常地向法庭陈述证言。这种做法 不仅浪费了时间，拖延了进度，而且给被告们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用“慷 慨”而冗长的陈述公开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当年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种种荒谬 “理论”的机会。对此，梅汝璈法官认为这是东京审判中最可憾的一件事情。 实际上，为了反击这种拖延战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取过一些措施。 经法官会议讨论决定，法庭变通了原有程序规则中某些过分烦琐的规定，简 化了法官们作出裁决的投票方法，韦伯庭长加强了对某些发言的干涉或制 止。此外，法官们还一致通过决议，根据法庭宪章中的有关规定开除两名胡 搅蛮缠的美国律师 （施密士和肯宁汉）。但是，按照梅汝璈法官的说法，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为了维持 “公平审判”的外貌，并未充分行使宪章所赋予的 保证审判不受干扰的权力。 梅汝璈早年在美国攻读法学4年，熟悉英美法系的程序规定，被告律师 的捣乱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对于法庭上发生的情况，梅汝璈仍然愤 恨难忍。在法庭休庭的日子里，梅汝璈回国述职，他特意买了一尊瓷质大肚 弥勒佛带回日本，为的是在经过了五六个小时的庭审回到帝国饭店时，弥勒 佛的笑脸能使自己的怒气稍稍平息。 “我就不信，孙悟空能跳出如来佛的手 心。天网恢恢，正义永在！”梅汝璈常常这样自言自语。 作为法官，韦伯、梅汝璈和其他9位同事必须耐心地听完所有的指控、 辩护、证词，必须平等地对待检察人员、被告及辩护人员，还有双方提出的 证人，而不能越阻代庖或有所偏袒。但是，这种规定并不妨碍梅汝璈与中国 检察官之间的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由于当时的政府对法庭工作重视不够， 中国检察官向哲璈（jun）一开始只带去了裘劭恒、刘子健两名秘书。随着审 判的进展，经过有关方面的再三请求和呼吁，中国方面又增派了几名顾问， 计有倪征璈、吴学义、鄂吕弓、桂公绰等。这几名检察官顾问的到来对中国 检察官的工作十分有利。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方搜集、补充日军侵华证 据和反诘被告证人的工作进展甚大，一举扭转了依赖别国检察官提供证据的 被动局面。本来，日本侵华时间甚久，情节甚繁，中国方面应该而且能够提 出内容最为确凿、数量最为庞大的证据，强有力地证明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裘劭恒曾经带领两名美国助理检察官回到中国，先后到上海、广州、桂林、 衡阳、汉口 （武汉）、北平（北京）等地，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查，在地方 司法部门的配合下获取了日本军队犯罪的大量证据；吴学义和刘子健在盟军 缴获的日本政府秘密档案里查出了关于被告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罪恶 活动的大量证据；在被告板垣征四郎亲自登台作证的时候，倪征璈向他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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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的、有声有色地反诘。中国检察人员的艰苦努力对于法庭的最后判决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日本天皇裕仁是否犯 有破坏和平罪？他该不该负战争责任？回答是肯定的。无论是从裕仁本人在 日本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中所起的作用来看，还是从他在 战争期间的具体表现来看，他都无法逃避追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多数法 官，特别是韦伯庭长和梅汝璈法官都认为裕仁有罪。国际检察处的检察官们 也有认为应该起诉裕仁的。梅汝璈法官在1946年4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 是否起诉天皇裕仁，这是个正当问题；就纯法律观念来说，我实在看不 出天皇对于日本侵略战争何以会没有责任。这个问题在法官们私人谈话间迭 次讨论过，大多数人与我持同样的观点。 但是，裕仁天皇终于没有被起诉。季南检察长解释说： “日皇之所以未 列入起诉之战犯名单中，完全系由联合国各国政治之观点所决定，此项决定 即苏联斯大林委员长亦已同意，因为此项决定是政治的决定，故本首席检察 官即不考虑将日皇列入战犯之问题。……另一理由即为占领执之便利。”实 际上，将裕仁排除在起诉对象之外，主要是麦克阿瑟的主张。这一主张代表 了美国政府的意图。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根据全球战略的需要，美国对日 本不但不会把事情做绝，而且还要大力扶持！裕仁本人也曾通过季南检察长 转呈杜鲁门总统亲笔信一封，对美国占领军的 “宽大”表示感谢，并声称将 以立宪君主之地位，竭尽所能，发展美国式民主。 1948年11月30日的《申报》刊载了梅汝璈法官的谈话： 在第二轮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得到无数的证据，足以证明他 （裕仁）即 使不是日本侵略战争阴谋的发起人之一，至少也是一个消极的阴谋的参加 者。这一点，即足够构成他从犯的罪名。我们法官，只能审讯与判决名列检 察侦诉状中的被告，天皇之名，不在起诉书内，法庭便无法加以裁判。至于 为什么他不被起诉，那恐怕是一个政治问题吧。日本天皇与天皇制度是两件 事。 《波茨坦宣言》中虽给予日本人民以选择政府制度（包含天皇制度）的 自由，却并没有给日本人或任何人以包袒日本天皇战争责任的权力。就是麦 帅，身为盟军最高统帅，也没有权力或资格宣告日本天皇的无罪。要断定裕 仁天皇之有罪与否，从合法的观点来看，是只有在一个国际性的法庭内解决 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没有任何袒护天皇的企图。 国际检察处的大权由美国人掌握。麦克阿瑟的亲信季南担任检察长，其 他国家的检察官被你为 “陪席检察官”，与季南不能平起平坐。这与法庭的 情况很不一样。11国法官的地位是平等的——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而在国 际检察处，起诉谁、不起诉谁基本上是美国人说了算。美国需要天皇，需要 在今后借重日本以实现其全球战略意图，既然如此，季南怎么会起诉裕仁呢？ 实际上，在检察官中，才学、能力远在季南之上者大有人在。英国陪席检察 官、皇家大律师科明斯——卡尔气度雍容，口齿犀利，经验丰富，学识超群， 在辩论、询诘中的表现极其出色，然而却不得不屈居季南之下。如果说，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权并不被美国人完全操纵，那么国际检察处的起诉权 基本上由美国人掌握了。 1948年4月，历时近两年的庭审终于结束，法庭的工作进入了起草判决 书的阶段。经过梅汝璈的积极争取，法官们推定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判决书 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梅汝璈与几位助手通力合作，在300余页的初稿上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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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心血。他风趣地形容自己的生活说： “我像书虫一样，整日在堆积如 山的数万页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 有的律师在法庭上说，日本关东军首脑、 “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土 肥原贤二 “深得中国民众的信赖”。然而被盟军缴获的土肥原打回国内的电 报上却有他的自吹自擂：凡中国男女老幼听到我的名字，无不谈虎色变。 日本华中派遣司令松井石根应该对南京大屠杀负直接责任，他却在法庭 上声称曾派出10余名宪兵维持全城秩序。然而盟军缴获的德国驻南京大使馆 打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却在概述了日军在南京城内杀人如麻的情景之后下了 这样的结论：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 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事实，不容抵赖也无法抵赖。对盟军缴获的这些密电、档案，梅汝璈法 官给予了高度重视。判决书起草至一半，他又在法官会议上慷慨陈词： “由 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 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 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 象得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施用了。南京的许多妇女被强奸后又被杀掉，日 军还将她们的尸体斩断。对此种人类文明史上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判决 书中应该单设一章予以说明。” 梅汝璈说完这番话，便坐了下来。他刚刚落座，忽然又站起来，压低嗓 音补充道： “我的这个请求，务请各位同仁能够予以理解、赞同。” 韦伯庭长同意了。法官同仁们也同意了。 秘密评议 （量刑）阶段开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诉讼程序是由法庭 宪章规定好了的，被告的罪名也是经国际检察处提交的起诉书和法庭宣布的 判决书明确了的。然而，对于被认定犯有罪行的被告应该适用何种刑罚？有 无合理、统一的量刑标准？这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尽管11位法官经过两 年多的共事私交不错，尽管在11位法官中来自英美法系国家的比较多，但是 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比较重大的分歧就是要不要适用死刑。 法官们各有各的主张。来自已废除或部分废除了死刑且没有遭受日本侵 略者过多荼毒的国家的法官，当然不可能轻易赞成适用死刑；韦伯庭长主张 将战争罪犯们流放到荒岛上 （如拿破仑战败后那样）；印度法官巴尔则干脆 完全不同意判决书的内容，主张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事报复，无罪开释 全体日本战犯；美国法官倒是同意适用死刑，但仅仅坚持对发动太平洋战争 和虐待美军俘虏的那些日本战犯判处死刑。总之，力主死刑的人是少数。 “我不是复仇上义者”。多年以后，梅汝璈法官在一篇论述南京人屠杀 事件的文章中作如是说。他之所以坚决主张对日本战争元凶适用死刑，不是 出于狭隘的复仇心理，而是为了伸张正义，对饱受日本侵略者欺凌的亿万同 胞——包括生者与死者——有所交待，否则，他将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有 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最后的量刑争议，使梅汝璈如同伍子胥过文昭关，把头发都急得花白了。 是的，个人之颜面、生死还是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整整一个 星期，梅汝璈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日夜与各国法官磋商。花了许多心血， 费了无数口舌，经历了多少次面红耳赤的争论，最后的投票表决日到了。 6票对5票！以1票之微弱多数，远东国际军事法官通过了对东条英机、 土肥原贤二、板垣征田郎、松井石根、户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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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首恶分子处以绞刑的严正判决。 然而，梅汝璈法官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土肥原、广田二人却通过律 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 “上诉”，重复所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组织不合 法”的论调，要求重新审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竟然以5票 对4票通过决定， “同意受理”。这无疑是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管辖权乃至 整个盟国地位的蔑视。经过数次辩论和投票表决，美国最高法院于 1948年 12月20日宣布不干涉东京法庭原判，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遂告平息。东条 英机等7名死刑犯却因此至少多活了半个月。 美国最高法院的 “同意受理”之举，既招致了世界舆论的广泛批评，也 加剧了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梅汝璈、向哲璈和荷兰法官罗林，以及各盟国驻 日代表团的部分官员纷纷表示，美国最高法院无权受理这个“上诉”，更无 权审查东京法庭的判决；美国记者史东也撰文抨击美国最高法院不是美国自 由的保护人，而是日本军阀的庇荫。梅汝璈对美国记者说：“‘同意受理’ 的决定犯有极大错误。若一国可单独变更或撤销国际决定，势必开创国际间 合作之危险前例。”对于尚未完全摆脱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思想束搏的一部 分日本人民来说，美国最高法院的 “同意受理”客观上刺激了他们对盟国的 不满情绪，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有人说，既然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是美国 人，那么他的下属及有关机构就都得受美国最高法院管辖，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也不例外；有人说，美国最高法院 “同意受理”日本战犯的上诉表明美国 政府想让这几个“战略家”活下去，日后对苏作战能派上用场……千奇百怪， 不一而足。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完毕， 28名甲级战犯理应 遵照判决书开始服刑。尽管外界对于判决结果有着这样那样的议论 （有人说 判得轻，有人说判得重），它的法律效力是不容怀疑的。除了上述7人被判 处死刑以外，28名甲级战犯中尚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判处有期徒 刑，2人已于庭审过程中病死，l人 （即前面提到过的大川周明）因患精神病 而免于起诉。判决结束的当天，梅汝璈法官在报纸上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 他说： “经此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之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 今日国际法庭之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 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 历史的发展，证实了梅汝璈说过的这些话。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规模之大、历时之久，不但超过了纽伦堡国际 军事法庭在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司法史上也属罕见。它的贡献是巨大的。东京 法庭，与纽伦堡法庭一起，通过艰巨、复杂的审判实践，在传统国际法关于 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的普通战争罪以外，确立了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 发展了战争罪行和战争罪犯的新概念，而这正标志着国际法——特别是战争 法——的新飞跃。 由于受英美法系诉讼程序的影响过深，加上案情复杂和国际形势发生变 化等原因，东京法庭的审判进程较为缓慢，其政治意义随之下降，但其历史 意义和法律意义是不容低估的。由于麦克阿瑟的操纵，国际检察处根据美国 全球战略的需要，释放了大批在押的日本甲级战犯导致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的无案可审和无疾而终。在首批受到起诉的28名甲级战犯里，竟然没有一名 财阀，这也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美国操纵起诉工作 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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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3日的《新闻报》刊登了梅汝璈法官的谈话。梅汝璈说：“余 确已觉察，鉴于过去二年来世界情势之急剧变化，东京之审判，已失去其政 治上大部意义，但余深望其不致失去其在法律及历史上之意义，余相信其不 致如此也。”正是东京审判——这场历史上最大的审判，大幅度地体现了人 类的正义和理性，而正义和理性对于人类来说，是如布帛菽粟般不可须臾丧 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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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向祖国 1949年 12月1日深夜，香港岛外海面上冷风飓飕。一艘小划子在夜色 掩护下，向停泊在深海的英籍货轮 “大中山”号划去。小艇靠上货轮，一名 携带着 “验货员”护照的中年男子，笨手笨脚地爬上大船。“大中山”号从 香港出发，终点是青岛。 船过舟山群岛，一艘国民党炮艇突然出现在视野里。船上一位 “朋友” 走过来，把 “验货员”的行李箱迅速塞进煤堆。炮艇追上来，船舷贴船舷， 一名军官领着几名士兵登上货轮。 “你们要驶往匪区？不行！船我们扣下了！” 船长递上香烟，满脸陪笑地说： “是的，做做生意，这条船是英国公司 的。” 那位 “朋友”也迎了上去，“长官，请多关照，买卖人唯利是图，不管 别的。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收下。”说着，他递上整整500美元。 “不行！公事公办，有什么话回基地再说。” “朋友”一听这话，伸手要取回桌上的钱。 “慢着！”军官见状有点着急。他掏出一幅海图压在500元钱上，指着 图说：“你们从这里经过，一看就知道通匪。下次小心点，别再让我撞上。” 说完，他卷起海图，也卷起了海图下面的500美元。 “大中山”号继续北上。如果那位军官知道，货轮上那个戴着墨镜一言 不发的 “验货员”就是拒不就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的梅汝璈，他一定 会后悔失去了一次领赏的大好机会。 拒绝就任司法部长而走向北京的抉择，始于东京。 作为战胜国派出的法官，下榻于东京帝国饭店，住三室一套的大客房。 出门有专车，车前方还漆有派出国的国徽。餐厅里有法官专席，随到随吃。 对法官，日本侍女的微笑也格外妩媚。 物质待遇的存在，并不能使梅汝璈减轻对祖国命运的牵挂。他每天早晨 翻阅侍者送来的英文报纸。“饥饿的中国人在吃树皮、鼠肉和泥土”；“300 万中国人在湖南奄奄待毙”； “满洲大规模内战爆发，中国殷切期待马歇尔 特使返华调停”。1946年的圣诞节，餐厅里摆满鲜花，布置一新，可当天早 上报纸的通栏标题是“寒流袭击上海市，路旁横陈冻死者”。就连宣判那天， 头版全是关于审判战犯的消息，后面却刊载着关于上海市民抢兑黄金，数人 被活活挤死的消息。 谁无自尊？谁无颜面？梅汝璈因此而不愿到餐厅去吃早饭，他只有按铃 请侍者把早饭送到房间里来。其实，各国法官也天天看报，关于中国的坏消 息是人人都知道的。梅汝璈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 （外国法官）修养很好，……决不谈中国政局问题，也决不谈任何 足以引起不快之感的国际时事。……我想，在别的地方，修养差的人们一定 不少，真是问长问短，倒是要使我们这“五强之一”的中国人难以为情了。…… 美军某下级军官……便毫不客气地说： “报上不是说几百万中国人在吃草根 树叶吗？华侨又何必要比日本人好的配给呢？”…… “止傍莫如自修”，中 国还得争气才行。不争气，人家口里不说，还不是 “心照不宣”吗？ 的确，在法官圈子之外，盛气凌人之徒并不少见。一天，一位美国青年 记者来访，竟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报上说几百万中国人在吃草根、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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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这数字您以为可靠否？” “中国人刚刚打完日本，为什么自己又大打出 手？请问国共两党争的是什么？”梅汝璈啼笑皆非，只能答以“无可奉告”。 那天晚上，他打完太极拳上床，辗转反侧，直到3点钟才合眼。在梅汝璈的 日记里，经常出现下列字样： 处身外国的人，对自己国家不争气最感痛苦。 八年的惨重牺牲，刚刚换取到一点国际地位。假使我们不能团结一致努 力建设，眼见这点地位就会没落了去。想到这里，真是令人不寒而粟。身处 异国的人这种感觉最是灵敏，这类体会也最是真切。想到这些事，我几乎有 两三个钟头不能闭眼。 反观战败国日本，其经济状况颇为复杂。按照官方文件（包括统计数字） 和传媒报道的说法，战后日本的经济困窘、民生凋蔽似乎是不争的事实。然 而，梅汝璈却在日记中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见闻，并表现出对麦克阿瑟所推 行的对日政策的怀疑和否定。须知，日本今后的发展事关中国命运，它不能 不引起梅汝璈的格外关注。 日本虽然口口声声宣传地瘠人多，人口过剩，以为侵略他国的借口，但 是看看他们的千万农村，便可知道他们农民的生活比我们中国农民舒服多 了。……这还是经过多年战事的情形，倘使国家不从事侵略，安分守己，军 阀不拚命榨取他们，我想，日本农民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反观我国，那倒 真是问题严重呢！ 今天我觉着奇怪的是日本男女的体格依然很强健，尤其年轻女子，一个 个都是矮矮壮壮而且红光满面。这与外国报纸所载，日人生活如何困苦，粮 食如何不足，每日配粮如何微少，领款限制如何严格……，似乎有点不尽相 符。……这是我脑筋里的疑团，我得研究。我想其中必有什么毛病。他们或 许又在作伪宣传吧！ 我真奇怪为什么麦帅总部还天天替日人叫粮食恐慌，为他们无微不至地 打算，这样的战败国也可算是 “天之骄子”式的战败国了。比起我们多劫多 难的战胜国，我们真不能不自叹弗如！ 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善良老百姓不会忘记日本侵 略者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但是美国出于一己之需，在战后迅速改变了对日本 的态度，由势不两立转而大力扶待，这对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是极大的 伤害。当梅汝璈从报纸上读到著名政论家欧文·拉铁摩尔论战后日本问题的 文章时，便立即剪下寄往国内，并在日记中概述了原文的观，点。 警告美国：管制若不得法，日本不出几年在工业上经济上又可东山再起， 操纵或独霸远东，而使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工业幼稚的国家没有兴起和竞争的 可能。他 （拉铁摩尔）相信，日本是在装穷装苦，实际他们并不匮乏，否则 何以国民营养得那样壮健，体格依然比上海北平或朝鲜一般人民好得多呢？ 这点与我最近一周的所见所感完全一样。他说，以日本工业技术根底之深固， 倘使能够获得原料，它不但可以死灰复燃，而且可以独霸远东，使中国处于 极不利的地位。他说，对付日本不能纯以美国的立场或眼光去看，而应该为 远东经济落后的利益去打算。他主张盟军应禁止工业原料输日，同时应鼓励 日本的土地改革 （使佃户渐能成为自耕农），使日本农业生产增加，自给自 足。这是一针见血之论，深获我心。我们应该大声疾呼，使盟国管制方法不 要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又铸成一个历史上的重大错误。 麦帅统治日本是功是罪，对我有利有害，我现在还不能解答。……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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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那种不记旧仇的宽大态度，麦帅备加赞许。他说：“中 国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它最理智。他们知道无论如何终久是要和日本相处 的。”诚然，站在麦帅的立场，中国的宽大态度是最合脾胃，最切需要的。 然而宽大之外，我们应该警惕！……我最关切的是他统治日本的政策是否有 损于我祖国的利益或妨碍我祖国的发展——这个问题今天一直盘旋着在我脑 筋里。 宽大固是美德，但是姑息、畏惧，却是懦怯。 实际上，梅汝璈研习国际公法多年，对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奥秘 是十分了解的，他深知 “利益原则”的作用与分量，故有所谓“合脾胃”、 “切需要”之说。中国前途未卜，苏俄咄咄逼人，山姆大叔的全球战略决定 了它一定会扶植日本，至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民族情感， 则很自然地被搁置起来了。作为 “五强之一”，作为与东南亚各国很不一样 的文明古国，不但其日后的发展不能受到关照，而且连她在刚刚结束的战争 中所作出的惨痛牺牲和决定性贡献都面临着被遗忘的危险，这怎能不令人扼 腕叹息！” 梅汝璈决心为祖国争口气。他又拿出了当年在清华学校读书时的劲头， 敬业慎行，勇谋兼备，以自己出色的工作向全世界展示炎黄子孙的气度和才 华，为维护国际正义和民族尊严殚精竭虑。他不喝酒，不打高尔夫，却每天 坚持练“国粹”——太极掌。有一次法官们出席某个宴会，女主人轮流给11 位法官敬酒，转到梅汝璈面前时被婉言谢绝了。女主人笑着向大家说： “我 发现，东京的国际法庭总算有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法官，他，就是中国的梅 法官。” 梅汝璈常常在日记中自我鞭策： “各国派来的同事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 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慎重将事，决不马马虎虎。” “这些人（战犯）都是 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手中，所以 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 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祖国，同胞，梅汝璈永远念念不忘。 1948年 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梅汝璈为司法部长、政务院委员。梅汝 璈在东京公开声明：拒绝到任。 1949年6月，梅汝璈离开东京到达香港，不久便设法与当时中共驻香港 代表乔冠华取得了联系。由乔安排，梅汝璈在香港举行了4次记者招待会， 向新闻界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之情。12月1 日，他怀着愉快、兴奋的心情，乘“大中山”号北上，经青岛抵达北京。 到北京后的第三天，一封请柬送到住在北京饭店的梅汝璈手中。他应邀 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总理到会讲话，他特别说道： “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大家知道，他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了将近 3年，对侵略我国的大战犯给予了严正的判 决。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感激他。” 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梅汝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50年，梅汝璈出任新中国的外交部顾问，并被推选为外交学会常务理 事和法学会理事；1954年，梅汝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法案委员 会委员。在这几年当中，他作为法律界和外交界的代表，经常出席各种国际 会议。1957年，在整风期间，他在外交部的老专家座谈会上坦率而真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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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是不容置疑的，这几年的工作成绩也是显著的。但是，党领导一切 并不等于党包办一切，党的领导应该和行政的管理分开。把苏联专家的话当 作金科玉律，是严重的教条主义。 正是这些言论，使梅汝璈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然而，他没有被报纸点 名批判，没有调出外交部下放劳动，甚至连全国人大代表也一直担任到1959 年期满为止。 “反右”以后的两三年内，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还以不同 方式对梅汝璈表示了关心。 正因为如此，梅汝璈的一片爱国热情丝毫没有减退。他撰写了多篇批评 日本某些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文章，并开始写作《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计划于1968年完成，约60万字。 “文革”风暴骤 起，梅汝璈受到冲击，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于是未能完成。1973年4 月23日，梅汝璈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 1988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的未完成稿。这 半部著作被有关专家称为 “一本很有份量的有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战犯审 判的专著。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青年朋友都不知道梅汝璈这个名字，不知 道我们国家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在国际法庭上叱咤风云的法律工作者，这倒没 有什么奇怪。然而，如果青年朋友们连南京大屠杀、连 “七·七”事变甚或 “九·一八”事变都不知道的话，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1962年，梅汝璈为 全国政协编印的 《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谷寿夫、 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长文，文中有几个发人深省的段落，今天读 来仍然能够感受到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7名战犯的尸体在火焚成灰后，是用美国军舰运到海上撤掉的。目的在 使无迹可寻，避免日后法西斯的残渣余孽抓到一点骨灰之类的东西便大事铺 张，再给战犯们隆重安葬，立墓立碑，把战犯打扮成 “殉国烈士”或“民族 英雄”。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 人民的帐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出来的灾祸。因为不 仅战犯们走上绞架时高呼了 “大本营万岁”，而且去年 （1961年）有人出资 1500万日元，在名古屋为东条英机等7人建立一大碑，主持者即当年东条英 机的辩护律师清濑一郎。 日本最近出版一部《原子弹白皮书》，全书50万字。对美军在广岛和长 崎投掷两颗原子弹的暴行，从各方面作了最全面的描述和最科学的分析，并 且精确地肯定了过去一直未能肯定的两地受到杀害的人数，即广岛20万，长 崎12万，共32万。日本学术界的这种调研精神是值得称道的。这部书的教 育意义将是深远的。 所遗憾者，帝国主义侵害我国的暴行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久，就是像 南京大屠杀这样骇人听闻、轰动全球而被杀人数比广岛、长崎的总和还多的 暴行，迄今在我国出版界还全无记载，完全是一个空白点。 梅汝璈去世10余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宣告落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史料》之类的书籍也出版了一些，我们可以以此来告慰这位优秀的法律工 作者。与此同时，我们也听到了来自东瀛的一阵阵翻案叫嚣。正因为如此， 梅汝璈先生生前的告诫才显得那样意味深长。 一切爱我中华、护我中华的朋友们，要警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