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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沸腾，决定与友人连夜回国要求政府不要妥协，甚至作好了参军的准备， 如果中日开战，他将立即投笔从戎。他愤然写下了一首七律：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蚊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但当他抵达上海时，获知袁世凯已经屈从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他独步在 上海街头，一时不知何去何从。他记起了曾子的一句话： “士不可不宏毅， 任重而道远。”决定还是重返日本求学，武装自己，以图将来。 由于用功过度，他渐渐感到精神不济，睡眠不好，吃饭愈来愈少，身体 急剧消瘦下去。他常常精神恍惚，夜间不断做恶梦，记忆力衰退，常常读了 后页忘了前页。他还出现了心悸，即使缓步慢行，也感到胸部震痛。他从医 学常识中知道，这是一种极度的神经衰弱症。他由恐惧感到悲观。心想，好 不容易争取到了官费，又好不容易通过了预科考试，却得了这种病。后面的 高中三年、大学五年又怎能坚持下去呢？即使勉强学下去，不是留级便是开 除，到那时又有何面目去见大哥，去见父母？去见祖国？与其将来受辱，还 不如干脆去死。自杀的念头，一次次涌上他的心头，但又总感到这样去死实 在太冤，还是等到最后留级或被开除时再去自杀。他这种消极悲观情绪，和 那种不甘轻生的念头，时时在他的头脑中打架。他愈是这样焦躁，神经衰弱 症愈是不能好转。他气恼、悲观，时时在无人处痛哭。 这年9月的一天，他无意间走进了东京一家旧书店，忽然他看到书架上 有一部 《王文成公全集》。他知道这是中国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的一部书。 他随手抽出了一册，一翻开，赫然一首 《泛海》诗跳进了他的眼帘：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他首先被前两句触动了。于是，他便迫不及待地看了下去。原来这是王 阳明36岁时写的一首诗。那一年，他因触犯了朝中阉宦刘瑾八虎的虎威，被 谪贬为龙场驿驿丞。就任途中，刘瑾命人追杀他。王阳明逃到海上，又遇上 了大风浪，桅摧橹折，船差一点被打沉，后来竟被风浪吹到了福建海岸，王 阳明才得以脱险。上面这首诗就是写他在海上遇到大风浪时的心境。 郭沫若想象着王阳明那时的情景：头上是明静的月夜，周围是险恶的波 涛，一叶孤舟在汹涌的波涛上和死神搏斗，而舟上的王阳明心性却异常平静， 他视凶险犹如浮云之于太空。这是何等沉毅的大勇！他由此联想到孔子在陈 绝粮，却倚树而歌的情景；耶稣在海船上遇飓风，而喝令风浪停歇的神情。 他想这都是仁者、智者在艰难险阻中，净化自己，扩大自己，征服自己，体 现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气魄。想到这里，他顿感自己非常渺小，遇到身上 这样一些小病，就消极悲观，痛不欲生，这比起他们来，真是惭愧无地自容。 在书中他看到王阳明30岁时患了肺结核病，他也曾萌生厌世的念头，后来他 在四明山的阳明洞中静坐，打破了名利关，与病魔搏斗，与死神搏斗。他做 到了内外不悖，出入自由，安身立命，实现了他的人生意义。沫若从王阳明 身上体会到，要达到那种境界，入手的工夫就是 “静坐以明知”，“磨炼以 求仁”，努力于自我的完成与发展。于是，他便学起了静坐，去除杂念，潜 心默坐，每次30分钟。 沫若坚持这种静坐方法，半月以后，他的睡眠逐渐加长了，梦也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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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跳过速也渐渐平和下来。 就在这时，他又认识了安娜，爱的雨露，更使他这株萎顿的禾苗获得了 复苏的生命。1916年冬天，安娜来到了冈山，他们同居了。 六、 “五四”风暴中的雄鹰 1919年， “五四运动”的风暴来了。风暴也吹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 郭沫若也受到了震荡。 过去，他对北洋军阀政府还认识不清，现在，他终于看清了它的面目了。 原来它是一个卖国政府，与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中国要独立、要富强，首 先不是什么振兴实业，而是首先要推倒这个腐败的卖国政府，赶走侵略中国 的列强，脱胎换骨地独立自主地重新创造。 他在想： “学医有什么用！我把有钱人的病医好了，只会使他们有更多 的时间去榨取穷人；我把穷人的病医好了，也只会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受富 人的剥削。学医有什么！有什么！像这样我宁肯饿死！”他决定放弃医学， 转向文学，用文学去拯世道、救人心。 印度诗人泰戈尔的 《新月集》，是使郭沫若走向新诗的第一步。1916年 泰戈尔访日，日本的泰戈尔热达到白热化。沫若又继续读了他的《吉檀迦利》、 《园丁集》、《暗室王》和《加皮尔百吟》等诗集，深深被他那种清新的诗 情所吸引，好像探得了生命的清泉一样。每天一下课，他便跑到幽暗的阅览 室里，捧书面壁默诵，感受着诗美的欢悦，涅槃的快乐。 但是，当他读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 《草叶集》后，又立即与这位美国诗 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惠特曼那种雄浑、豪放、不拘一格的诗风，震撼着郭 沫若的灵魂，这更合于郭沫若的性格。他个人的郁积，中华民族的郁积，在 这时找到了一个喷火口，也找到了一种喷火的方式。他心中的烈焰和溶岩， 立时化为斑斓、灼热的诗的篇章。他歌颂旧世界的叛逆者，歌颂革命领袖：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瘐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威克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这就是他的 《匪徒颂》。他诅咒旧世界，诅咒一切邪恶势力： 啊啊！ 生在这样个阴秽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钢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 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 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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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歌颂地球，歌颂这位伟大的母亲： 地球，我的母亲！ 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知你爱我还要劳我， 我要学着你劳动，永久不停！ 地球，我的母亲！ 今后我要报答你的深恩， 我要把自己的血液来 养我自己，养我兄弟姐妹们。 《地球，我的母亲》 他眷恋祖国，他要为祖国燃烧自己，发出自己的光和热：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唯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炉中煤》 他用文学的生命力去唤醒国人，以新诗的感召力为这个时代呐喊。他把 这些诗搜集成册，以 《女神》为名出版。在该书的《序诗》中他说：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女神》的问世，震动了当时的文坛，拨动了“五四”时代一代青年的 心弦，开创了中国的新诗时代。郭沫若也因此成名。 1920年4月，郭沫若决心休学和成仿吾一起回上海创办纯文学杂志。经 过3天海上航行，船进了黄浦江口，沫若那欢快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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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你的儿子回来了！” 他看着那晴朗的清晨，看着那淡黄色的黄浦江水，看着那海鸥一样的白 帆船，看着那两岸漾着青翠的柳波，他的诗潮澎湃了。几年来他所渴望的故 乡，所苦想的 “爱人”，终于见到了。他头脑中形成了这样一首诗： 和平之乡哟！ 我的父母之邦！ 岸草那么青翠！ 流水这般嫩黄！ 我倚着船栏远望， 平坦的大地就像海洋， 除了一些青翠的柳波， 全没有山崖阻障。 小舟在波上簸扬， 人们如在梦中一样。 和平之乡哟！ 我的父母之邦！ 可是，当他愈朝前进，他眼中那幅美丽的风景画，渐渐改变了模样。嫩 黄的水变得浑浊肮脏，煤烟、纸屑到处飞扬，香烟广告，接客先生，乞丐样 的码头苦力，黄包车夫，还有那耀武扬威的高鼻子洋人……成了一个大的垃 圾箱。在街上，满眼的长袖男、短袖女，一个个都呈现着营养不良的烟火色。 那些汽车、电车、黄包车，怎么看也好像似一些棺材。沫若的眼泪又不禁地 流了出来。他写道： 我从梦中惊醒了！ 幻灭的悲哀哟！ 游闲的尸 淫嚣的肉， 长的男袍， 短的女袖， 满目都是骷髅， 满街都是灵柩， 乱闯， 乱走。 我的眼儿泪流， 我的心儿作呕。 我从梦中惊醒了。 幻灭的悲哀哟！ 他带着一种失望的心情，进入了上海。 1921年6月，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田汉、郑伯奇、张资平等人发 起、组织了 “创造社”，出版了《创造季刊》。这是中国文艺园圃中的一朵 鲜花，是中国浪漫主义文艺的一面旗帜。 1923年，郭沫若出版了他第二本和第三本诗集 《星空》和《前茅》。由 于中国革命的深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他也逐渐摆脱消极影响， 克服那种低回的情绪和虚无的幻影，看到了光明。 1924年，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 《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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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这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说： “这书 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 我从歧路傍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了的是它。”他感到， 过去那种追求个性解放，追求个人自由，未免太狭隘了。他说： “在大多数 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主张个性，主 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他认识到现在是两个阶级血淋淋斗争着的时代， 只有推翻反动统治，推翻黑暗社会，才有大多数人的自由，大多数人的个性； 也才有自己的个性与自由。于是，他在文学上便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 他主张文艺应是 “被压迫者的呼号”，“是生命穷促的喊叫”，“是斗士的 咒文”， “是革命预期的欢喜”。 1925年5月 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郭沫若在上海南京路上， 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的凶横残暴，激起了他无比愤怒。他曾为 “四川旅沪学 界同志会”起草了一个 《五卅案宣言》，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面目，提出了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认为中国人若不想沦为亡国奴，非反对帝 国主义不可。 七、戎马书生与历史学者 1926年，由于瞿秋白的推荐，郭沫若被聘为广东大学文科学长 （即系主 任）。3月，他和郁达夫等人来到广州。这时的广州已是国民革命的根据地。 在这里，他先后结识了共产党人周恩来、毛泽东、林伯渠等人，使郭沫若的 思想实现了最大的转变。 7月，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 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革命征途上，他在汨罗 江畔露营，崇阳山中跋涉，咸宁道上奔波，武昌城下战斗，总是走在大家前 面。攻下武昌后，他日以继夜地开展政治宣传工作，扩大革命影响，查封反 动报馆，控制舆论导向。不久，他被委任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并晋升为中将。 11月初，他奉命前往江西主持政治宣传工作。 当时蒋介石出兵在江西。他一路收编军阀部队，积极扶植和扩大反动势 力，限制和破坏工农运动，排斥和打击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进入江西后， 他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大资产阶级加紧勾结，到处穿插亲信，搜罗流氓 势力。他曾拉拢郭沫若，秘密委任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要郭沫若跟 他走，并说： “我把浙江拿下以后，长江六省的政权就请你负责。”郭沫若 不为所动。他将蒋介石对他的秘密委任和谈话情况密电当时已迁至武汉的国 民党中央。中央指示郭沫若 “虚与委蛇”，密切注意蒋的动向。 1927年3月6日，蒋介石指示他的亲信倪弼，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 陈梦贤。郭沫若要求严办倪弼，蒋介石却包庇着他。接着蒋介石又指使段锡 朋捣毁了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市党部、九江市党部和安庆市党部，以 及总工会等一些革命机关团体。开始，郭沫若还未看出蒋介石的阴谋，以为 只是他下边的人干的。但到3月22、23日，蒋介石指使他手下杨虎等暴徒捣 毁安徽省党部和各种合法的民众团体，并捏造事实，污蔑共产党时，他已完 全看出并得知了蒋介石的阴谋，便三次派人向安徽省党部和各革命团体通报 消息，使很多重要人物幸免于难。事后，他又游说李宗仁，希望他在安庆举 事，反蒋和肃清反革命势力。他的游说未成，只好用金蝉脱壳计离开了安庆， 潜回南昌。 第二天，他在南昌朱德家里，奋笔疾书，用了将近一天时间写成了讨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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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文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第三天，他又写了一篇《请告革命战线上的武 装同志》，号召武装反蒋。这是他最早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阴谋，最早 举起了反蒋旗帜。 在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政变后，他又随同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东 征讨蒋。当他抵达九江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了。他拒绝了张 发奎的拉拢，赶赴南昌，参加了起义。 8月5日，他随南昌起义部队南征广东。就在这革命遭到失败之际，郭 沫若的意志却更加坚定，他要求参加共产党，愿为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贡献 一生。9月初，在江西南部瑞金河边的一所小学里，他和贺龙由周恩来、李 一氓介绍，一起参加了共产党。从此他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他担任了南征部队的政治部领导工作。沿途向群众宣传反蒋，宣传革命。 汤坑一战失利，许多壮士牺牲。革命军不得不放弃汕头，转战闽南、粤北。 总政治部在流沙战斗中被打散，他在当地革命群众的掩护下，秘密乘船去了 香港，11月初，回到上海，才与共产党中央取得联系。 这时，他想加强创造社，重新拿起笔来战斗，并邀请鲁迅合作。鲁迅也 早就有 “与创造社联合起来，是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的想法。他们 的愿望不谋而合。然而，终因创造社内部少壮派们的梗阻，使郭、鲁的合作 成了虚话，随后还引起了一场误会。 而这时，郭沫若正受着蒋介石三万元的悬赏通缉，国内难以存身。党安 排他去莫斯科。他已做好一切准备，却因一场斑疹伤寒住进了医院，误了去 苏联的船期。病中他表示： 我已准备下一杯鲜红的寿酒， 朋友，这是我的热血充满心头。 要酿出一片的腥风血雨在这夜间， 战取那新生的太阳，新生的宇宙！一个共产党人的坚毅战斗精神跃然纸 上。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全家东渡日本，开始了 他10年的流亡生活。 到日本后，郭沫若化名吴诚，潜居在日本东京千叶县市川。这年8月， 东京警视厅终于查清郭沫若的身份，并逮捕了他。他被囚禁在警察局的牢房 里，感到好像整个祖国都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污辱，他不断地提醒自己： “我是中国人！” 3天以后，他虽获保释，但从此郭沫若的行动便长期受着日本警察和宪 兵的双重监视。他暗暗地激励自己： 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你得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你 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子之计，便隐 没下去的。 他仍要工作，仍要战斗。他想到，在身处异国的环境里，已不可能像过 去那样投笔从戎，只有在思想文化战线上重新拿起自己的笔来战斗。他看到， 中国虽然经过了“五四”运动，经过了国民革命，但是旧的保守思想、反动 思想，仍象一道道绳索束缚着人们。一些人用 “国情不同”来排斥马克思主 义，而一些教条主义者、假马克思主义者又脱离或歪曲中国的国情，损害着 马克思主义的名声。这些都阻碍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阻碍着中国革 命。他认为，在思想文化上的当务之急，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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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感觉到：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外来异物，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已经有它的根 蒂，中国的历史发展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规律的。于是，他就用他 的全部精力以马克思主义做工具，研究中国历史，用历史来证明马克思主义 不是异己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 这期间，他集中精力阅读马克思的 《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列宁 的 《党对于宗教的态度》，还边读边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 马恩合著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和 古代文化的研究。 从1928年7月起，他在埋头钻研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系列文章，于 1930 年3月，集成了那部开创史学新纪元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古史的 浑沌，终于被他用马克思主义这把金刚钻凿开了，证明中国也经过了奴隶社 会。 他为了把古代史研究置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又用了更大的精力钻研中 国的古文字学。为了打开甲骨文、金文的宝库，他埋首于“东洋文库”，“读 完了库中所藏的一切甲骨文和金文的著作”， “也读完了王国维的《观堂集 林》”，对甲骨文进行了全面研究。不久，他即写出了 《甲骨文字研究》、 《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使这门学问别开生面，在研究方法和文字考 释上，都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上，他为殷周青铜器的分期断代，建立了一个 科学而明晰的系统，两周八百年的青铜器浑沌，也被他凿开了。他又写出了 《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 释之余》、 《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图录 考释》等著作。在甲骨文、金文、青铜器之外，郭沫若又在石鼓文研究上做 出了特出的贡献。商龟周鼎，白骨顽石，到了郭沫若的手里，才算由“骨董” 变成了最有价值的史料。他判定中国在殷商两周时期经过了奴隶社会，正是 建立在这种考古研究的基础上的。他一跃而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 家和考古学家。 10年间，郭沫若在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并没有忘情于祖国的社会现实， 他积极参加了促进国内进步文艺界的团结工作。他是“左联”的发起人之一。 他积极支持 “左联”东京分盟主办的 《东流》、《杂文》、《诗歌》三个刊 物，经常为这些刊物撰文。他写出了几篇历史小说，讽谕现实，抗日反蒋； 写出了5本自传体小说，有意识地想通过他个人经历反映当时的社会，从而 揭露它、批判它。这一时期，他还翻译了许多西方哲学、文学、美学、考古 学著作。他成了世界公认的伟大学者，中国文坛的又一面旗帜。 八、人民喉舌与民主斗士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占我东北，入侵华 北，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郭沫若忧心如焚，对祖国的思念更加强烈。他 反复吟咏鲁迅那首诗： 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心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 他每吟一次都要流泪。他曾写下这样一首诗： 信美非吾土，奋飞病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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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随梦渺，儿女逐年增。 五内皆冰炭，四方有谷陵。 何当挈鸡犬，共得一升腾。 1937年5月下旬，他接到郁达夫来信，称：“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 致书，谓委员长 （指蒋介石）有所借重，乞速归。”郭沫若心花怒放，归国 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不久， “七七”事变爆发，他在友人金祖同和钱瘦铁的帮助下，买好了 船票。 临走的那天清晨，郭沫若一夜没有合眼，4点半，他在几张白纸上给妻 子安娜和几个儿女写下了简短的留言。他决心趁他们还在熟睡中悄悄离开。 他踱进寝室，看到安娜已经醒了，正在倚枕看书，儿女们都纵横地睡得很安 稳，沫若禁不住流下泪来。他连忙擦干了眼泪，掀开蚊帐，在安娜的额头上 亲了一下，以作告别。安娜不知沫若的用意，微微笑了一下，眼睛也未离开 书。她听到沫若的木屐声走下了台阶，还以为他同往常一样去散步哩。 沫若走上大路，他一步一回头地望着妻儿们所在的家。眼泪禁不住泉涌 而出。他默诵着今夜枕上吟成的那首诗：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7月27日，郭沫若回到了上海，立即投入了抗日运动。在淞沪抗战中， 他奔波在前线与后方。领导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 《救亡日报》，组织 战地服务团。上海沦陷后，他转移到香港和广州，恢复 《救亡日报》。在此 期间，他写出了很多鼓动抗日救亡的文章和诗词，后来编为《羽书集》和《战 声集》。他还写出了 《甘愿做炮灰》和《棠棣之花》两个话剧，这些作品， 把人民抗战的火焰点得更加旺盛。 1938年1月，郭沫若到武汉，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担任了国民党军事 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以第三厅为根据地，团结了广大进步的文 化工作者，组成了一个抗日宣传中心，以各种形式号召人民起来抗日。 1938年 10月，武汉陷落，郭沫若率三厅人员转移重庆。蒋介石这时采 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压制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三厅的抗日宣传活 动不断遭到国民党的阻挠，被迫陷于停顿。蒋介石强迫三厅工作人员加入国 民党。郭沫若巧妙地予以拒绝。他说： 加入国民党本来不成问题，我自己以前也做过国民党的党员。不过，为 三民主义而奋斗，重在行动上实际上执行三民主义，形式上的加入不加入， 并不是重要的问题。这好比，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和尚的不一定都 是相信佛教的。 蒋介石见此计不成，便下令免去郭沫若三厅厅长职务，调任政治部部务 委员。这是一种明升暗降的办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三厅全体进步文化人， 来了个集体总辞职，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蒋介石怕文化人跑向延安，便又 组织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仍请郭沫若主持。他规定文化工作委员会只对文 化工作进行研究，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周恩来对郭沫若说： “蒋介石划 圈圈，圈不了我们，我们可以跳出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 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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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郭沫若便利用文工会这一合法组织，领导国统区的文化人，积极 开展了有利于抗战、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工作，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了一场反 专制、争民主的斗争。 “皖南事变”不久，郭沫若即着手整理和修改了他的历史剧《棠棣之花》， 突出了 “主张联合、反对分裂”的主题，借历史题材鞭鞑了蒋介石制造“皖 南事变”的罪行，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郭沫若以亢奋情绪，连续写出了 《屈原》、 《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五部历史剧。把历史和现 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收到讽喻现实、批判蒋介石的巨大政治效果，也为中 国现代话剧史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这些历史剧如一股强大的爱国主义湍 流，从历史长河中直向现代奔腾而下，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爱国与卖 国，都在这历史的浪涛中接受着时代的检验，引起了人们心灵的强烈共鸣。 屈原的精神，如姬的品格，夏完淳的形象，高渐离的坚贞，聂政、聂荌的气 节，段功和阿盖公主的人品，都在他的历史剧中得到了近一步的发扬。 这一时期，还形成了他第二个历史研究高潮。他写出了 《屈原研究》、 《甲申三百年祭》、《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历史著作，把中国的历 史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他的带动下，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运动蓬 勃地开展起来。这遭到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嫉恨，加紧了对进步文化人士的 迫害。 他在进行文化斗争的同时，又积极投身于反蒋的民主运动，向蒋介石统 治集团要求民主，取消专制，给人民自由权利。蒋介石暴跳如雷，解散了文 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在文工会解散的聚餐纪念晚会上说： “今天我们是被 解散了，我们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我们是更自由了。”中外进步人士闻讯后 纷纷登门或驰函驰电慰问。远在昆明的李公朴、闻一多、费孝通、吴晗、光 未然、沈从文等驰函郭沫若说： “雾重庆”时代已经过去，光明与黑暗的阵营渐渐分明了。请您和您的 朋友们坚持着我们文化界严肃工作的堡垒，紧拥着我们文化界庄严的大业， 来争取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线——民主政权。请相信我们是你们的声援，如 同你们广大的民众是你们的后盾一样，你们是不孤立的。 1945年 8月，日本投降了，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开始。毛泽东亲至重庆， 争取实现国内和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郭沫若更加不避艰险，为实现国内 和平、争取民主而奔走。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与各民主党派人士配合，逼 使国民党签署了政协决议。一时，民主的春风吹遍大地，人民欢欣鼓舞。1946 年2月10日，山城重庆人民为庆祝政协成功召开大会。郭沫若、李公朴、章 乃器、施复亮等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蒋介石派遣暴徒，大打出手。郭沫 若、李公朴等多人被打伤。蒋介石的反民主反革命面目更加暴露。 1946年，郭沫若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继续奔走呼号， 他愤怒谴责国民党特务欧打民主人士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和杀害民主战 士李公朴、闻一多。他写文章号召人们： “化悲愤为力量，把恐怖还给施行 恐怖政策者……扑灭法西斯瘟疫！” 黎明前的黑暗更加浓重，为了郭沫若的安全，中国共产党安排他去了香 港。在香港他联络在港民主人士，声援上海学生的抗暴斗争，拥护召开新政 协。还为 《华商报》撰写文章揭露蒋介石抗战中的丑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郭沫若结合现实、结合历史写下了大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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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面说到的以外，还有 《跨着东海》、《我是中国人》、《涂家埠》、《南 昌之一夜》、 《流沙》、《神泉》、《洪波曲》、《蒲剑集》、《蜩螗集》、 《历史人物》、《天地玄黄》和《迎接新中国》等文集、诗集。这些作品既 是历史的真实记载，也是中国文化的珍品。 九、一切为了新中国 1949年 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郭沫若也觉得新生了。他以无比 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工程中去。由于他的成就与声望，他 先后被推举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 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 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等职务，工作繁重，日 理万机，但他精力充沛，意气风发。 在60年代中期以前，他将主要精力用于国务活动、文化交流和世界和平 运动。 为了建立人民外交和促进文化交流，他不辞辛苦，多次率领代表团，跋 涉亚、非、欧、美，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发展文化交流。他多次 出席世界和平运动的重要会议，赢得了友谊，赢得了世界人民对我国的赞扬。 为此，他曾荣获 “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 他在领导科学文化教育工作中，又做出了突出成绩。他广泛团结科学家， 重建和调整了科研机构，开辟了各科科研活动，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国防现 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他建立了文物考古研究机构，促进了我国文物保护和 考古工作的重大进展。他积极提倡文字改革，进行汉字的整理和简化，推广 汉字横排，推动了出版事业的改革。他在领导学术研究和文化工作中，坚持 实事求是，主张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从不以势压人。他是 “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积极倡导者。 在繁忙的国务活动和社会活动中，郭沫若也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历史 学家和文学家。他一直忙里偷闲，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从事写作。 1950年至 1952年初，他写成了 《奴隶制时代》一书。1953年至 1954 年，他用业余时间校释了 《管子》。1956年至 1963年，他组织了 《中国史 稿》一书的编写工作。这期间，他又创作了历史剧 《蔡文姬》、《武则天》 和电影剧本 《郑成功》。他还写了很多诗，收集成册的就有《新华颂》、《百 花齐放》、 《长春集》、《东风集》等。推动了中国史学和文学的发展。 1963年底和 1964年6月，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问题作了两次批示，批 评文联和所属各协会 “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作为文联主席的郭沫若，有 如千钧压顶。接着，历史学界一批郭沫若的知交又遭到了无情的批判。这使 郭沫若疑虑交加。他停止了一切写作活动，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降临。他要 求辞去科学院院长和科技大学校长职务，未获允准。1966年4月，他又在会 上表示，几十年来他写的东西， “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 反映了他无所适从和矛盾痛苦的心态。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连串的冲锋号吹响了，郭沫若心里 充满了矛盾，也充满了疑问。他生平最厌恶虚伪造作，但他这时却承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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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他说：“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 多好啊。不要有那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 1967年5月，《人民日报》删去了早年毛泽东在信中赞扬过郭沫若的话， 使郭沫若感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一股凶猛的恶浪正向自己卷来。1968年 4月，他最喜欢的儿子郭世英被 “文革”风暴迫害致死。噩耗传来，他呆若 木鸡。他竭力克制悲痛，以反复抄写他儿子留下的日记来寄托心中的思念。 他诵读李白和杜甫的诗，最后写成不打算发表的 《李白与杜甫》一书。后来 被迫发表时，他只好做了大量修改。书中他赞扬李白，而贬抑杜甫，这遭到 文坛的不少非议。不过，此书中他对李白有这样一段评论： 诗友，酒友，道友，有的隐退，有的贬谪，有的受害，李白自己也有意 离开，只是时间有早迟罢了。 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终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明明知道朝廷不能用他；但 另一方面也却始终眷念着朝廷。这恐怕反映了郭沫若当时的心态。 1973年以后， “四人帮”逼他“批儒评法”，写“批宰相”的文章，他 洞察 “四人帮”的目的是要打倒周恩来，便拒绝写作。于是，江青在大会上 指名攻击了他，并秘密组织大批判班子，妄图发动对郭沫若的公开批判。会 后江青、张春桥又打上门去，逼他写检查，写批宰相的文章。郭沫若经受不 住这样的摧残，从此一病不起。 1976年 10月， “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病床上的郭沫若笑了。 他说： “我们又一次得到解放！”他神奇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粉碎 “四人帮”的庆祝大会，傲然挺立了两个小时。在不长的时间里他就集成了 《东风第一枝》一本诗集。这是他欢呼青春的恢复，欢呼文艺界、科学界春 天到来的颂歌。然而，他自己却健康难复，1978年6月12日他的心脏停止 了跳动，终年86岁。邓小平在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称赞他：“他是继鲁迅之 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