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著作

宋应星一生才大学博，自幼博览群书，因而有广泛知识。其族侄宋士元（1649—1716）于康熙初年执笔的《长庚公传》中，称应星上自十三经传、二十二史，下至诸子百家，莫不淹贯，既能深入钻研，又不受其局限①。加以应星有过目不忘之惊人记忆，平素所读尽在脑中，随用随出。就中他对科学技术和哲学尤有浓厚兴趣。多次北上会试途中及平时外出旅行，足踏大半中国，沿途都留心南北各地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除作笔记外，还能将所见各地实际操作中的各种生产情景以素描形式绘入纸上。又由于他具有科学精神，随带算盘、卷尺及罗盘针等，所到之处对生产过程中涉及的数量关系及设备尺寸均能及时记录，对水路中的行船方位、航向偏离均能了如指掌。这使他除书本知识外，又掌握许多极其珍贵的来自实践的生产技术知识。有史册记载以来，封建社会里还很少有象他那样纵横奔走于工农业广阔的生产领域，从事如此大规模的现场技术考察，这就注定他会完成前无古人的大业。

象长兄应昇一样，应星也自幼喜欢赋诗，而且“数岁能韵语”，他也确实写了不少诗，有其传世诗集为证。但他不想象应昇那样单纯成为一位诗人。

在诗文方面他可能没有应昇那样专深，然而要论科学技术，则应星应当是位专家。宋应星留给我们的数目有限的著作（他的不少著作及手稿都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散佚）表明，他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历史、语言文字学、经济学和哲学等等，都有研究，还爱好音乐、书法、围棋，骑马、游泳，是个多面手。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方面勤于著述，每有所得，必命笔成篇，而且成书速度极快，一日可成万言。他的著作有鲜明的特点，多是基于社会调查和自己的亲自见闻而写成，拒绝作烦琐的文献铺陈，多用作者自己的语言。他的著作另外一个特点是面向实际，有明确的目的性，不以儒家经典之是非为是非，多以阐述己见为主，很少“诗云、子曰”之类，如果有“子曰”，则是“宋子曰”。第三个特点是，在继承先贤优秀思想的同时，“又能排宕渊邃以出之”，学古而不泥古，善于集百家之长而成一家之言，故多有新的建树。他的著作的第四个特点是，能放眼世界，而不将视野局限于中土。《天工开物》虽主要论述中国技术，但亦提及西洋与东洋各国，进行比较。比《齐民要术》等视野要广，这是明人著作的特点，虽然宋应星对外国事务的了解不及徐光启强。以《天工开物》及《谈天》而言，还有个特色是图文并茂。

宋应星的著作是明末和明清之际社会的产物，这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的极其动荡的社会。用他的话说，就是兵火延燎中原、破残遍天下的乱世。也正因为如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有识之上，皆有乱极思治之念。

面对明末社会现实，宋应星内心中一个潜在愿望是希望通过他在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来唤起读者的共鸣，以期获得更多同道来共同改变当时社会每况愈下的局面。如果作不到这一点，他也想表达自己的思想志趣，将著述留给后世去研究、评说，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明末社会各种弊政业已积重难返，社会危机难以摆脱；鄙视技术与劳动群众、迷信鬼神的社会陋习难以消除；轻实践而空谈“性理”的学风不易端正。宋应星个人力量毕竟有限，无法呼风唤雨、扭转乾坤。但他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①宋士元：长庚公传，载《新吴雅宋氏宗谱》，卷22，第71 页（奉新敦睦还是尽一切努力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并传授有用的科技知识。应当说，当士大夫仍埋首于四书五经、宋明理学和八股制艺的时候，应星以众人皆醉我独醒之姿态，积极写出“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天工开物》；当一些文武官吏依附于阉党和权奸胡作非为而祸国殃民的时候，他能用《野议》等书予以揭露和批判；当一些朝廷元老、省府州县当道者降清变节的时候，他草成《春秋戎狄解》，伸张民族大义，制造抗清舆论。他在这样做时是需要有足够的魄力和勇气的，因为在封建社会里他这类言论常常要受到非难。

根据我们作的调查，宋应星的著作可分为以下几种：（1）自然科学与技术：《天工开物》、《观象》、《乐律》；（2）诗作：《思怜诗》；（3）政论集：《野议》；（4）历史学：《春秋戎狄解》；（5）文学创作：《美利笺》；（6）杂文集：《杂色文》、《原耗》。《卮言十种》可能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总共10 余种。这些著作大部分是在崇祯四至十一年（1634—1638）间他在江西袁州府分宜县担任教谕时写成并刊行于世的，少部分是在以后写的。这些著作在明末崇祯年间至少已在师友中间流传，有的已传布到社会上，例如《天工开物》。由于清初统治者刚在中原站稳脚跟，主要精力集中于南方未及地区并对付各地的抗清武装，还来不及实施全面的文化控制，所以宋应星的一些著作在顺治至康熙初年还得以流传于世间。象《天工开物》这样的科学书，甚至在康熙以后至乾隆年间还在社会流通，被人们引用。1780 年前后，在乾隆皇帝下令焚毁一切具有反清思想的著作以后，宋应星的作品便逐步散佚，或愈来愈少，主要原因是其中有鲜明的反清思想，不为清统治者所容。雍正时期到乾隆中后期，更强化了思想统治，文字狱盛行。宋应星的著作受到压制而不得广传，使我们至今无法窥其全豹，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定困难。

在上述宋应星著述中，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大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五种，后两种可能是《卮言十种》的残留部分。

这就是说，宋应星的大约三分之二的著作因明清改朝换代的政治原因而散佚。在这一章里，重点介绍宋应星的传世著作，对其余佚著内容亦就所知尽力叙说。从学术史角度看，不管如何我们得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自从宋应星在清康熙初年逝世后直到本世纪20 年代，在这段时间里虽然他的著作屡被转引，而且在国际上发生反响，但他的名字及其学术地位还较少为国人所重视并提到应有的高度。《明史》中竟无其传，也多少反映这个事实。在那段时间里，在科学领域内人们谈论得更多的是明代的李时珍、徐光启，还没有把本应与李、徐并列的宋氏摆在显要地位。因而可以说应星被委屈了一段时间，主要原因是他的所有著作都有反清思想，故传世不多，难以被专家学者所获见。就应星本人而言，不过是举人出身，又没有任高官，在封建社会里知名度不大。民国以前的清代，科学并未被重视，仍奉行科举制，读书人取得功名，无须参考《天工开物》，因而其读者面是有限的。总之，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宋氏著作没有引起广泛注意。

直到清末至民国初年，宋应星的著作，首先是他的科学著作《天工开物》，才被中国学者所关注，但他们是通过东邻日本国才看到原著。已故地质学家丁文江（字在君，1888—1936）先生回顾他这一代学者接触《天工开物》的最初经过时写道：“民国三年（1914），余奉使赴滇，读《云南通志。矿政》篇，其所引宋应星著《天工开物》，言冶铜法颇详晰，因思读其全书。

次年（1915）回京（北京），遍索之厂肆无所得。询之藏书者，均谢不知。

惟余友章君鸿钊（字演存，1878—1951）云，曾于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中一见之。乃辗转托人就抄，年余未得报，已稍稍忘之矣。十一年（1922）迁居天津，偶于罗叔韫（名振玉，1866—1940）先生座中言及其事。先生曰：‘是书也，余求之三十年不能得。后乃偶遇之日本古钱肆主人青森君斋中，遂以古钱若干枚易之归。君既好此，当以相假。’于是始得慰十年向往之心焉。书为日本营生堂以木[村] 氏兼葭堂所藏，江田益英校订者。锓本有明和辛卯（1771）年大江都[贺]庭钟序，是年为乾隆三十六年。盖据崇祯十年（1637）本翻刻，而中国今无此书，殆未尝再版也。乃另抄副本，加以句读。？十五年（1926），友人章君鸿钊始从日本得其书，亦菅生堂所刻，因以校订罗藏之残缺。未几，罗先生亟索原书去，云武进陶君涉园（名湘，字兰泉，1870—l940）将付印于天津。今春（1928）过津，谒朱公桂辛（名启铃，1871—1964），则新书已刻案上？"①从以上所述，我们得知，早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二十七岁的文史学者罗振玉读书时发现转引《天工开物》，欲求此原著而不可得。1914 年丁文江也开始访求此书，亦一时未见。但清末留学日本的地质学家章鸿铡则先此于东京帝国图书馆（今国立国会图书馆前身）看到1771 年日本版《天工开物》，1926 年又从日本购得此书带回。同时罗振玉也以古钱从在津日商青森氏那里换得一本，文江再借抄成副本。因此二十年代时，至少罗振玉、章鸿钊和丁文江三位学者已各有一本。这部书也引起热心于出版古籍的朱启铃、陶湘和张元济（字菊生，1867—1959）等先生的兴趣，都想再版。终于陶湘在刊行《喜咏轩丛书》时首先将《天工开物》收入其中，这是1927年的事。顺便指出，当罗振玉、丁文江在国内访求《天工开物》而不可得见时，另一位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学日本的山东日照人许衍灼，也于辛亥年（1911）在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中看到《天工开物》，并作了笔记，1917年他出版《中国工艺沿革史略》时引用了该书。因而在二十年代以前，至少章鸿钊、许衍灼二位学者已先在日本同一图书馆中得以获读宋应星的原著。

我们还想补充说，任何人只要在东京和京都旧书店中留意，便不难买到古本《天工开物》。我甚至在八十年代还能在上述两地旧书店中看到，不过索价较高而已。与章鸿钊差不多同时在日本留学的黎世蘅（字子鹤，1896—1964？），更在京都买回一部杨素卿刊本《天工开物》。而北京琉璃厂经营古书的孙殿起（1894—1958），甚至经手过此书。与章鸿钊同辈的江西教育家蔡敬襄（字蔚挺，1877—1953），还在分宜得到《野议》、《思怜诗》、《论气》及《谈天》四种明刊本。这样一来，从清末至本世纪二十年代陶本问世前，学术界中至少已有章鸿钊、许衍灼、黎世蘅、罗振玉、丁文江、朱启铃、陶湘、张元济、梁启超和蔡敬襄等人接触到宋应星的原著。

1927 年陶本问世前，有幸得见宋氏原著者毕竟屈指可数。

陶本刊行时，请丁文江为《天工开物》写跋，对该书作全面介绍，又撰成《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均附于书未。从此以后，《天工开物》及其作者宋应星才成为国内学者研讨和注意的对象。

在这方面，丁文江和陶湘二先生是有首功的。然而对宋应星①丁文江：重印天工开物卷跋，载陶湘刊本《天工开物》及世界书局本《天工开物》之书尾，第1 页（1936）

著述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探讨是从50 年代全面展开的。①在这以前，人们一度认为《天工开物》原版似乎已在国内失传，其实此书明刻本一直安然收藏于浙江鄞东（宁波）蔡氏（琴荪）的墨海楼，而少被问津而已。清末，蔡氏藏书尽归同郡李植本，其后人李庆城先生于1951 年夏将包括崇祯十年刊《天工开物》在内的藏书捐赠给国家，后转北京图书馆。①1952 年在北京举办中国印书本展览，第一次将此书公之于众。我们在书展目录中见有下列说明：“564.《天工开物》，明崇祯间（约1637）刻本，李庆城先生捐赠。”②我曾有机会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数次亲见此刻本《天工开物》。此书分上中下三册，印以江西竹纸，书名作《天工开物卷》，但版口仍作《大工开物》。序文与正文均为印刷体，序尾有：“崇祯丁丑孟夏月，奉新宋应星书於家食之问堂”（图26），这是1637 年七月（农历，以下同此）由宋应星友人涂绍煃（字伯聚，1582？—1645）在南昌府初次刊刻的。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影印，从而使国内外更多的读者得以看到此著之原貌。此原本经多次调查，迄今在中国其他地方未有收藏者，故目前仍是海内孤本。1959 年影印本在传播此朽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后来其余中外版本均以此本为底本，影印本也印以竹纸，分二册装订，一切均同原刊本，见此本如同见原刊本。《天工开物》早期刊本过去已知有两种，除前述涂绍煃刊崇祯十年本（亦称涂本）外，还有先前不知其确切刊刻年代的书林杨素卿的坊刻本，简称杨本。杨本在国内收藏情况，过去长期间不知其下落。1974年4 月，我在北京图书馆检验明清印本书用纸时，意外地见到此本。经了解，此本原由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于1965 年购入，同年12 月转北京图书馆。1966年以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封存近十年，故读者鲜知有此本。此本后经装背、修复，作六册，书名为《天工开物》，序文为手书体，无年欸，序尾仅作“宋应星题”（图26B），印以竹纸。今北图既有涂本，更有杨本，珠联璧合。

先前学者多将杨本定为明刊，黄彰健先生及笔者研究后，认为是明板清修本。

①涂本《大工开物）。上册有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6 章，中册有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7 章，下册有五金、佳兵、丹青、蘖、珠玉5 章，共二册18 章，更有123 幅插图，涉及农业工业各生产领域，堪称技术百科全书。全书以与农业有关的《乃粒》章开头，而以《珠①燕羽：宋应星——明代卓越的科学工作者，载《中国历史上的科技人物》，第108—111 页（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赖家度：天工开物及著者宋应星，《历史教学》，2 卷3 期（1951 年9 月），又载《中国科技发明及人物论集》。第338—349 页（北京：三联书店，1955）；刘仙洲：介绍天工开物，《读书月报》，1956 年2 月及《新华半月刊》，84 期，第107—108 页（1956 年5 月）；张资拱：关于天工开物，《历史研究》，1956 年11 月，第11 页：黄彰健：跋史语所入藏明刊清修本天工开物，《大陆杂志》，14 卷4 期，第8—9页（1957 年2 月）；蔡国南：天工开物在中国技术史上之价值，《政论周刊》，177期，第22—24 页（台北；1958 年5 月27 日）：温庭宽：天工开物简介《文物），1959 年3 月，第24 页；章熊：宋应星传，载《中国古代科学家》，第187 —197 页（科学出版社，1959）

①胡道静：天工开物及其作者宋应星，《辞书研究》，1982 年5 期，173 页②北京图书馆编：《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第80 页（文化部文化事业①黄彰健：前揭文；潘吉星：北京图书馆藏杨本天工开物，《文献》，1982，玉》章殿后，体现作者“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

第一章《乃粒》主要叙述稻、麦及其他杂粮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及各种农具与水利机械。因作者认为“今天下育民者，稻居十八”，所以水稻部分占本章一半篇幅。下分稻种、稻宜（施肥及土壤改良）、稻工（田间管理）、稻灾及水利五段。水利节介绍各种提水、排溉水机械，如筒车、牛车、龙骨车、拔车等，动力有人力、兽力、水力及风力。麦主要为北方粮食作物，这一节包括麦种（种类与产地）、麦工（田间管理及农具）、麦灾三段。此外，还论及黍、稷、粱、粟、菽（豆类）等，都是传统谷物。但对当时从外国引种的玉蜀黍（玉米）、甘薯等则未提及。

《乃服第二》章主要与衣着材料丝、麻、棉、毛有关。重点叙述养蚕及丝的纺织，占全章三分之二篇幅，以介绍浙江嘉兴、湖州地区的技术为主。

这一部分有蚕种、蚕浴（蚕种预处理）、种忌（保存蚕种注意点）、种类、抱养及养忌（幼蚕饲养）、叶料与食忌（关于桑叶）、病症、老足（捕捉成熟的蚕）、结茧、取茧、物害、择茧等段，涉及养蚕全过程。接下是造绵、治丝（缫丝）、调丝（绞丝）、纬络（卷纬）、经具（牵经）、过糊（上浆）、边维（边经），属织丝前丝的预处理及纺丝，再往下则叙述织丝技术及织花、提花机构造。此外，本章还谈及棉纺、麻纺及毛纺。《彰施第三》主要论植物染料种植、提取及染色技术，着重于靛蓝、红花这两种蓝、红染料。在诸色质料节叙述用植物染料染成的色调达26 种，在染色方面介绍用金属媒染法以及套染法。《粹精第四》叙述谷物收获及加工技术，主要是水稻收割、脱粒、去糠秕、过筛、碾米工序及有关农具，其次是小麦收割、脱粒、去秕、入磨、过筛、制面粉的全套工序及农具。除此，谈及黍、稷、粟、粱、豆类的加工。

《作咸第五》专讲食盐，包括海盐、池盐、井盐、土盐及崖盐，重点是海盐制法及煮盐设备，而以淮盐及长芦盐场的技术为代表，还描述了盐的性质及贮存。在谈到池盐产地及制法后，着重叙述了四川井盐制法及所用工具，包括用大然气煮盐及凿盐井技术。《甘嗜第六》讨论甘蔗种植、制糖及养蜂技术。在种蔗、制蔗糖（白糖、冰糖、兽糖）方面，以福建、广东技术为代表，谈甘蔗留种、育苗、移秧等栽培技术及压榨、熬糖、脱色、结晶、造型等工序，对有关设备作了详细介绍。还叙述了养蜂、酿蜜技术，包括家蜂及野蜂。此外还简单涉及始糖即麦芽糖与糖浆。以上6 章属农业及农副业，主要与饮食有关，都在上册。所涉及的地区为南方的长江、粤江、闽江流域和北方黄河流域及华北、东北、西北，包括大半中国。对每一生产部门都选择技术最发达的地区为典型加以重点介绍，再旁及其余地区。如养蚕及丝织以杭嘉湖地区为代表，蔗糖重点介绍闽粤，井盐主要讲蜀盐，池盐讲山西，种稻以江西为代表，但毛纺则首推西北兰州。

中册起进入工业领域。《陶埏第七》有论烧制瓦、砖、陶瓶、陶瓷及白瓷、青瓷、窑变等节。砖、瓦是建筑材料，本章对从和泥、制坯、烧窑到浇水转釉各工序都作了介绍。但更详细地叙述了陶瓷烧造，这是重点。包括陶瓷产地、原料选择、制坯、挂釉、烧造等过程及工序，以景德镇技术为代表。

《冶铸第八》有鼎、钟、釜、像、炮、镜、钱等节，重点是钟、釜（锅）及铜钱的铸造技术及工具，包括失蜡铸造、分金合铸、泥模及砂型铸造。这是有关铸造技术的稀有的宝贵记录，插图尤为可贵。《舟车第九》叙述水陆交通工具船与车。有舟（船的分类）、漕舫、海舟、杂舟及车等节。对漕船作了详细介绍，是本章重点。包括船用材料、船体结构、各部件名称及尺寸，对造船、航运都加以记载。杂船有课船、三吴浪船、黄河秦船等客船及货船。

有关车的节中，详于北方四轮大马车，对车的构造、部件、性能都予叙述。

宋应星写本章目的是，考虑到“生于南方者不见大车，老于北方者不见巨舰，故粗载之。”

《锤锻第十》叙述从万斤大铁锚到轻小绣花针各种铜铁器的锻造技术。

有11 节，9 节与铁器有关，主要是工农业生产工具（斧、锄、针、锚、锥、锯等）的制造，从原材料及性能、热处理（淬火）到加工的整个工序都作了介绍。有关铜器锻造的节中，重点是打击乐器钲的锻造技术。这也是古代最少记载的技术，插图同样重要。《燔石第十一》讲采煤及非金属矿石烧炼，包括采煤、烧石灰、各种矾石、硫黄及砒石等节。对采煤井下排除瓦斯及设巷道支护有精彩记载。这一节所述产品在工农业及日常生活中有广泛用途。

《膏液第十二》论述各种食用及工业或日用植物油，有油品、法具（榨法及工具）和皮油三节，油品节中列举了胡麻（芝麻）、菜服子（罗卜子）、黄豆等16 种植物油料，对之作了品位评定并详述各种油料的出油率。法具节介绍压榨法及水代法两种提油技术及设备，皮油节讲用乌柏仁制取蜡烛的操作方法。《杀青第十三》讲造竹纸与皮纸的技术及工具、设备，并附插图。对竹纸技术特别予以详述，是本章重点，以福建竹纸为代表，从砍竹、沤竹、浆灰、蒸煮、舂捣、加纸药到抄纸、压榨、烘干，所有过程无遗漏地加以叙述。皮纸谈到楮皮纸、桑皮纸、芙蓉皮纸，还谈到竹浆与草浆混合抄纸及再生纸（图27）。

下册一开始是《五金第十四》。分别叙述金、银、铜、倭铅（锌）、铁、锡、铅等金属的性质、产地、种类和冶炼过程以及冶炼设备。对采矿石、选矿及井下作业亦有所涉及，除金属外，还提到黄铜、白铜、响铜等合金的制备和金属分离技术以及分金炉的构造。铁、钢的冶炼是本章重点，而锌的冶炼以本章为最早的可靠记载。本章构成中国传统采矿、冶金技术的最重要的文献。（佳兵第十五）讲武器制造，涉及弓箭、弩、干戈等冷武器和火药、火器，包括火炮、炸弹、水雷、火枪（鸟铳）等。冷武器中以弓箭制造为重点，火器中以鸟铣、万人敌为重点。但火器中没提火箭，有的火器只给出图而无说明。《丹青第十六》主要详朱砂（硫化汞）和墨的制造。二者为文房用品。本章有两节，第一节叙述天然朱砂产地、开采、研磨及澄清过程，还介绍用水银与硫人工烧炼成银朱（人造硫化汞）的方法及设备。第二节列举制墨用的桐油、松烟等原料和制油烟墨、松烟墨的方法，但以松烟墨为重点，详述整个过程。

《蘖第十七》讲制酒母、神及丹（红）。酒母由麦、米、面不同原料酿成。神供作药酒，以面为原料，加入青蒿、马蓼、苍耳等药，但本章特别介绍丹，它涂在鱼肉上“能固其质于炎暑之中”，本章详述从原料加工到发酵制成的全过程，对发酵过程的逐步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但没有提由酒酿酒及酒的蒸馏，因为作者认为饮酒过度造成祸害。最后一章《珠玉第十八》讲珍珠、宝石、玉，各占一节。叙述了雷州、廉州近海采珠的两种方法即潜水与托网采珠，又述井下采宝石的方法。对水下采珠及井下采宝的安全措施作了有趣的介绍，对珠、宝种类、品位及鉴别亦有论述。关于玉，主要叙述今新疆和阗河玉的采集及其雕琢技术。此外，还有一节谈及玛瑙、水晶、琉璃（玻璃）的种类、产地及开采或烧炼。由于作者认为珠宝、玉石不切民生日用，他本人也未对此作深入调查，有些得自传闻，故本章有精采见解，亦有错误说法，是全书中较薄弱的一章。

以上是《天工开物》18 章的内容梗概。宋应星还写出《观象》与《乐律》二卷，原想与上述18 章同时出版，但认为“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否则，本书将是20 章。他这样作，除上述原因外，恐怕还有个重要考虑，即他认为这两章放进后，显得与其余各章内容很不协调。为了保持《天工开物》在体例上的一致性，这样处理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删去的部分后来便散佚了。作者按“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把五谷章放在上册第一章，将金玉章放在下一册，而《珠玉》章在最后。这一作法是可贵的。但因付梓及成书匆忙，对其余各章排列顺序上，没有照顾其内在联系，有时显得不顺。比如《乃粒》之后，应紧接《粹精》，使谷物种植与加工二章相连，才能一气呵成，形成完整认识。但《乃粒》之后却是《乃服》及《彰施》，而较好的安排应当是《粹精》紧接《乃粒》。从工艺系统来看，应当是首先出现金属冶炼章，接下是金属铸造与锻造，这三章还应放同一册内，依次出现。换言之，讲金工的三章中顺序应是《五金》、《冶铸》、《锤锻》。而实际上《五金》在下册，其后是《佳兵》。《冶铸》与《锤锻》虽同在中册，但中间被《舟车》隔开。宋应星将《五金》放下册，可能因其中有黄金，按“贱金玉”原则必须如此。但他忘记，五金中还有贱金属铁、铜、锡、铅，尤其铁最为重要。因而铁只好与金处于被贬的地位。

其次，从编书体例来看，与民食有关的农业章放在同册（上册）中。宋应星也大体作到这一点，但他却把《膏液》放在中册，夹在《燔石》与《杀青》之间。《杀青》与《丹青》均讲文房用具，纸与墨不应分开，但实际上它们分处不同册中，被隔开了。之所以造成上述情况，料想作者当时十分繁忙，1636—1637 年间他除在县学教书外，要同时忙于6 部书的出版，加上时局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他没顾及理顺各章顺序，甚至也顾不过文字修辞润色，申明请读者鉴谅。而《天工开物》与其余书不同，有大量插图。他要边写稿、边准备插图，再交付刻板、校订。我们想，这样大的工作量压在应星身上，必逼得他“炊灯具草”，成天开夜车。因而我们看到涂本《天工开物》正文中错别字、颠倒字较多，插图位置也有放错，都是在过度疲劳下未及仔细校出者。但只要想到应星在两年间一下子有6 部书出来，这些小的欠缺就可以谅解了。

通过对《天工开物》18 章内容系统研究后，我想按业务相关性将其分为下列八组：第一组有《乃粒》、《粹精》二章，讲粮食种植及加工。第二组为《作咸》、《甘嗜》与《膏液》3 章，论盐、糖、油副食品。这两组与民食有关，应置全书之首，体现“贵五谷”之意。如应星所云，人只吃粮而无盐、糖、油，也难以生活，其重要性仅次于五谷。第三组有《乃服》与《彰施》二章，论衣料与染色，与穿衣有关，也同样重要。以上三组均属农业，应放在上册之中。第四组包括《五金》、《冶铸》及《锤锻》三章，均属金工工艺，其制品（除金银外）多为农工业生产工具及人民日用品，重要性仅次于前三组。第五组有《陶埏》、《燔石》二章，讲陶瓷、煤炭与烧矿，均属烧炼技术，离不开火，与金工工艺相近。故第四、五组应同放在中册。第六组为《杀青》、《丹青》，论纸与墨，与文教事业有关。第七组有《舟车》、《佳兵》，讲车船及武器。第八组含《蘖》与《珠玉》，应置于全书之尾。第六、七、八组可放入下册。因而我建议对此书各章顺序作下列调整。

序卷上（上册，共7 章）-农业卷一、乃粒二、粹精三、作咸四、甘嗜五、膏液六、乃服七、彰施卷中（中册，共5 章）-工业卷（火工工艺）

八、五金九、冶铸十、锤锻十一、陶埏十二、燔石卷下（下册，共6 章）-工业卷十三、杀青十四、丹青十五、舟车十六、佳兵十七、蘖十八、珠玉这种新的排列次序丝毫不改变各章内容，只将原有次序作了调整，使各章间内在联系更为紧密、其相互衔接显得顺畅，尤其使全书体例、结构及工农业布局更为系统与严谨，同时仍坚持“贵五谷而贱金玉”之原则。唯一难处理的是无法把包括黄金在内的《五金》章放在下册，但宋应星也没有将其与《珠玉》章紧放在一起。在我所提供的新版本《天工开物》①中，便按此调整后的顺序排列各章。顺便说，《天工开物》在“卷”名上也有某种“混乱”。

全书叫《天工开物卷》，每一册也叫上、中、下卷，每卷下又有《乃粒第一卷》共十八卷，形成“卷中有卷”现象。“卷”字实在太多。我们建议除沿过去惯例将书称《大工开物》外，上中下三册仍可称卷，但卷下称章，章下称节，节下称段，段下称句，就是说该书由三卷18 章构成，由“卷、章、节、段、句”构成一个体系，原《乃粒第一卷》，称《乃粒第一章》，或者简称《乃粒第一》或（乃粒》。这里的卷与册同义，上卷即上册。以上处理是否得当，还要靠实践检验，也提请读者示正。我们在提供的新版中，插图均取自明崇祯十年原刻本，但将原图中不清楚的线条加以勾描，将木板图的中线去掉，形成完整而清晰的图画。这是我们思索多年后想要做的事。现在能得以实现，是感到欣慰的。

前面介绍了《天工开物》的内容以及它经过一段压抑后，从清末至本世纪初以来国人对其学术价值再发现的过程。这里稍补充说一下，当此书于乾隆年后在国内一度冷落时，却在东洋（日本国、朝鲜）与西洋各国成为走俏的读物，形成“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局面。这是发人深省的。我们现在想再从总的方面分析一下这部书的特点。除了本章开头时陈述宋应星作品总的特点外，就这部书而言，还另具以下四个突出之处。

第一，书中记述了许多为从前著作较少道及的一些先进的科技成果。如通过人工选择而培育抗旱性优良稻种、用砒霜作农药拌种（《乃粒》），用人工杂交法育出新的蚕种和通过蚕浴排除病蚕的人工淘汰法（《乃服》），将炒铁炉与炼铁炉串现并实现连续生产（《五金》），都值得称道。所述竖井采煤在井下排除瓦斯并设井巷支护（《燔石》），从炉甘石（碳酸锌）炼锌（《五金》）等，都是当时先进工艺。

①潘吉星：《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第64 页（成都：巴蜀书社，1989）：《天工开物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待出版）

第二，此书是在先进科学思想指导下写成的，到处灌输着科学实验精神。首先表现在“天工开物”思想方面，它强调人与自然界、人力与自然力相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界开发有用之物，从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至于重实践轻空谈、提倡观察试验、穷究物理而反对主观臆断，注意实用技术而批判求仙方术，都是此书中优秀科学思想与精神的体现。读此书不但可获科学知识，还可从中吸取科学思想养料。

第三，《天工开物》书中不但对各生产过程给以尽可能详尽的叙述，而且特别对物料、能源及设备等方面给出具体数字和工艺操作图。对各技术过程的定量描述，是本书突出之点，凡生产过程中涉及的数量关系都不厌其烦地加以介绍，例如各种油料的出油率、金属的相对比重、合金的原料配比、漕船和榨糖车各部件的尺寸等等都一一载入。插图中设备部件清晰、比例适中、操作人物逼真，联接起来犹如长卷画面。

第四，书中不但含有丰富科技内容，还有不少社会经济史料和技术经济思想，是了解明代社会经济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此书对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技术角度作了描述。例如关于国内贸易及交通工具、手工业中心的形成及其内部劳动分工、官税情况和谷物分布及手工业作坊的生产规模等等，书中都有所反映。所述技术多是作者亲自见闻，能真实反映现状。除此，书中还展现一系列技术哲学与技术经济学思想，对技术发展规律作了探讨。在这方面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技术思想遗产，如第十章所述。无怪乎三枝博音称此书是“中国科技史中的代表作”。它是东方的科学明珠，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古典科学名著。

传世的宋应星著作还有《野议》、《思怜诗》和《谈天》、《论气》四种的明刊孤本。它们是除《天工开物》外幸存下来的宋氏原著，现藏于江西省图书馆。这四种著作均印以同样的竹纸，由原收藏者合订为一册，版框高20.4 厘米、阔12.7 厘米，半叶9行，行21 字，四种所用纸张、字体、墨色及版式均同。

书内铃有“江西蔚挺图书馆珍藏”之隶体阳文正方朱印。封面有毛笔手书：“明宋应星《野议》、《论气》、《谈天》、《思怜》四种著作。蔚挺图书馆珍藏”等23 字，（图79）当出于馆主之手。此蔚挺图书馆主人为蔡敬襄（1877—1952），字蔚挺，新建人，清末从事教育事业，民国初任江西省教育厅视学十多年，至各县视学时注意收藏江西地方文献。《野议》等四种是蔡氏得自于分宜县。1952 年蔡氏卒后，其蔚挺图书馆藏书遂归省馆。

1933—1934 年周宪民等编纂《江西乡贤事略。宋应星事略》时，曾从蔡氏借得四种，将其内容写入《宋应星事略》之中。《事略》于1935 年由江西省教育厅铅印成册。可见五十多年前，《野议》等四种早已引起江西学者的注意。1976 年该四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行铅印出版，从此广为流传。1982 年我在英国工作时，伦敦的友人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博士有意将其转为英文，迄未卒业。①①古克礼博士新近给我寄来他1990 年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院报》第8 卷发表的研究宋应星论气及五行学说的长篇论文，表明他并未放弃这项工作。据我了解，他是西方学者中第一个专门研究《野议》等四种著作的学者。

《野议》序尾题：“崇祯丙子暮春下弦日，分宜教谕宋应星书于学署”，时当1636 年三月廿二日（公历1636 年5 月8 日），宋应星写于县学官署之中，在《天工开物》刊行前一年出版的。

毫无疑问，这是明末赣版，因为在纸张、字体、版式等各方面均与我们所见明末其余江西书版类似，而在版式上又与《天工开物》尽同。全书万言，分十二议，计有《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和《乱萌》等议，可以说几乎谈到了明末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部书还告诉我们，宋应星在留心工农业生产技术、写作《天工开物》的同时，也还特别关注时事政治，尽管他并未身居高位。作为在野的知识分子，他时刻关注国家命运，而且积极出谋献策，借以唤起社会之共鸣。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政论集，反映宋应星所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观点。象《天工开物》一样，此书也是作者在南北各地作实际的社会调查之后写的，因而其内容翔实可信，有史有论。此书又不同于科举时举{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252_1.bmp}子们写的经史时务策之类的八股文章，而完全是用作者自己的语言写成，具有鲜明的特色。

写作此书的直接动因是，崇祯九年春，宋应星及其友人、当时任分宜知县的广西全州人曹国祺在钤山郊游，畅谈天下事并饮酒赋诗，值县卒送来邸报，内载有人因一篇奏议而立得美官。他们便谈论起此事，从而促使宋应星写了《野议》。因此有必要谈谈邸报奏议内容及其作者。所谓邸报，是政府发行的刊载诏令、奏章及重大事件的新闻简报。曹国祺与宋应星看到的这期是崇祯九年丙子（1636）二月刊行的，内载陈启新于正月上奏给皇帝的《论天下三大病根》的上疏。陈启新写道：“今天下有三大病，曰科目取人、资格用人、推知行取科道。惟皇上请停科目以诎虚文，举孝廉（举人）以崇实行，罢推官行取以除积横之习。？？庶几民怨平而寇氛靖。”①帝异其言，特授吏科给事中，命遇事直陈勿隐。吏科给事中乃监督吏部违失，出入内廷帮助皇帝处理吏部奏章的重要职务，吏部奏章均经此人上达，是皇帝身边的顾问及谏官。陈启新上述疏文详细内容还见于《明史》卷258.②此人时为淮安武举，本庸人，既无才亦无德，仅凭一纸空洞奏文被昏庸的崇祯帝看中，未经考核即授要职。其所谓“天下三大病”，完全是为个人向上爬制造借口。第一条“科目取人”指科举考试按作文授予功名；第二、三条指只有进士可当高官，而且还要考选。他认为象他这样没有文行与进士功名的武举人，不必经考选，也应授高官。皇帝于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因为在这以前崇祯帝曾要求吏部荐举在野的人当官，不必经考选，想以此作出“举贤”的姿态。因而政府揣摩上意“必有辟门特达之典”，于是陈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册，第1187 页（中华书局，1977）

②《明史》卷258，列传146，二十五史本，第10 册，第8496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启新通过贿赂，想充当此典型，政府乃令其捧疏跪于京师正阳门达三天，内监奏之于内，遂封此官，又进为兵科给事中。陈启新事件乃朝廷政治丑闻，内阁哗然。1636 年三月当邸报刊出后，工部右侍郎刘宗周（1578—1645）上奏：“武生新授吏科给事中陈启新，一言投契，立置清华？？臣愚谓宜先令以冠带办事黄门（在宫年办事，暂不授官），稍如试御史例。俟数月后，果有忠言奇计，实授未晚”。①疏人，不报。四月，内阁大学士钱士升上言：“皇上悯生民之憔悴，惩吏治之贪残，擢陈启新置省闼（内府）。岂真谓其言遂为确论哉？？？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疏人，受斥，士升乞休，许之。同月，御史詹尔选再奏，帝怒，欲下之狱。崇祯帝为顾全自己面子，宁可失去大臣，也要保陈启新这个宝贝。1637 年四月，新安（今安徽）所千户杨光先奏劾吏科给事中陈启新徇私纳贿并劾首辅温体仁，抬棺自随。帝怒，廷杖戍辽西。1639 年二月贵州道监察御史王聚奎言刑科给事中陈启新所条奏率无关大计，劾其溺职，帝怒，谪聚奎。1642 年八月，陈启新母丧，匿丧恋官，又被劾“不忠不孝”。廷狱按讯，陈启新遂逃之夭夭。这个政治骗子居然在内廷任各科给事中要职达6 年之久，先后几名大臣因弹劾他而被降职、入狱。他的潜逃使崇祯帝这次“举贤”成为笑柄。

显而易见，陈启新因言天下病根那篇空洞奏议而走官运。当宋应星取其奏议一再读后，认为尽是肤浅虚论，曹国祺愿听应星关于天下病根的见解，并建议他写出来，也许想通过官方渠道上报朝廷。应星“散归冷署，炊灯具草，继以诘朝（次日早晨），胡成万言，名之曰《野议》。”可见他是在内心激动的情况下用一、两天时间突击写成的。当然如果不是平日胸有成竹，是很难这样快就写出万言。由于疾笔成书，便无暇顾及文字修辞润色，作者在序中有言曰：“今时事孔棘（时局紧急），岂暇计文章工拙之候哉，故有议而无文，罪我者其原之。”与陈启新不同，宋应星写此议并非想在官场当美差，只是借以叙发自己治天下的观点。现有此书，有助于我们对其政治经济思想有更全面了解，详细内容见第七章。所谓野议，是在野者之所议，既然如此，便可畅所欲言，不怕丢官。宋应星效法东汉政论家仲长统（179—219）

的《昌言》和崔寔（？—170）的《政论》体例，敢于直陈自己对国家命运前途的看法及治国安民之策，同时对当时社会各种腐败现象及官场弊病、朝廷弊政作了深刻揭露与批判，更进而提出他改革现状的各种对策，这体现了他作为政论家的本色。试将《野议》与《昌言》、《政论》加以对照，我们的确会发现其中前后连贯的思想脉络。如应星所言，“东汉仲、崔两君子所为《昌言》、《政论》，亦野议也。然诵读之余，法脉宛见毫端”。①他的《野议》因而构成中国思想史，尤其政治、经济思想史中不灭之鸿篇，但仍有待于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与探讨。

传世的宋应星诗集有《思怜诗》一卷，很可惜，该书序中署年款的那最后一页正好脱落，因而其成书及刊刻年代便需要考定。作者在序中写道：“夙因结习，束发即事沈郎。幸而僻心违俗，不愿谀尊贵，并不谄名山。刻羽引商，造成自嬉。玩货三十余年，握之盈把。今秋吐残鸡肋，归隐东皋，携箧搜寻积年零杂铺陈，短律长排。仟悔口业，则见半类闲情靖节，半邻感慨子安。据悟而思，非志淫而露少年狂，却怨天而呈小人态，付之一炬，此物奚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册，第1188—1189 页（中华书局，1977）

①宋应星：《野议。序》，第2B 页（明崇祯九年原刻本，1636）

宜住世哉？！“①（图29）对上述叙述需作若干解释。古时男子成童时束发为髻，故”束发“表示已到成童年令，而以十五岁以上为成童。”靖节“指东晋诗人陶潜（372—427），田园诗人，人称靖节先生。”子安“为唐代文学家王勃（648—675）。”沈郎“指南朝诗人沈约（441—513），”即事沈郎“指作诗。”东皋“可能指古分宜县东的地区，”皋“为沼泽水边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