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历史地位.2

③鉴于西方没有这种独特的炼钢技术，李约瑟特为“灌钢”创译一个新词“Co-fusion”（“合炼钢”）。他还指出，他的英国同事于1954—1955 年对宋应星所述灌钢法作了模拟实验：“在900℃的温度中继续加热8 小时，一种均匀的共折混合结构的钢就产生了。这种钢强度大，和优质工具钢差不多，有时表面还有雪花状花纹”。当然，如将温度升至1100—1200℃，则所需冶炼时间还可缩短。李约瑟由此引出结论说，灌钢法“从理论上来说是开膛式平炉法和其他类似方法的祖先”。换言之，宋应星所述炼钢炉，是法国冶金学家马丁（Pierre Emi1e Martin，1824—1915）于1865 年发明的平炉或马丁炉的祖先，只不过顶部呈半密封状态而已。

在造纸技术领域内也有借组合法改良纸张性能的事例。竹纸纤维较短，成纸后拉力不大，但生产成本很低。皮纸纤维长，强度大，但成本较高。如果将竹纤维与韧皮纤维二者混合制浆造纸，则产品必介于竹纸与皮纸之间，具有二者的优点。这就成了竹一皮纤维混合制浆造纸的思想基础，正如同钢具有生铁与熟铁二者的特性一样。混合浆纸的制造，至迟在唐代已发展，至明代仍盛行。①宋应星对此给以定量描述，他写道：“凡皮纸，楮皮六十斤，仍入绝嫩竹麻（竹纤维）四十斤，同塘（同样在塘内）漂浸，同用石灰浆涂，①杨宽：《中国土法冶铁炼钢技术发展简史》，第200—20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宋应星：《天工开物。五金》②同上③潘吉星主编：《李约瑟文集》，第897—899 页（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①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183 页（文物出版社，1979）

入釜煮糜。近法省啬者（近有更经济方法），皮、竹十七而外，或人宿田稻稿十三，用药得法，仍成洁白。“②这样，宋应星提出两类混浆纸，一是皮一竹混料纸，皮与竹以6：4 重量比配合；二是皮-竹草-稻草混料纸，皮-竹与稻草以7：3 之比配合。他指出后一种纸在生产制造上更为经济合算，因为稻草比竹料更便宜。根据这一思想，纸坊可以事先有计划地通过改变造纸各种原料的配比，来生产具有不同性能、用途及价格的纸，供用户选择。通过改变原料配比而有目的地生产具有不同性能的产品，一直是中国传统技术中的支配思想。

《粹精。攻稻》节又写道：“凡水碓，山国之人居河滨者之所为也。攻稻之法省人力十倍，人乐为之。？设臼多寡不一，值流水少而地窄者，或二三臼。流水洪而地室宽者，即并列十臼无忧也。”这里宋应星使用“并列”

（即并联）的术语。这种水难以水力为动力，通过传动装置带动并联的2—10 个石臼同时脱去稻壳，是将一个单项工序中的几个设备并联组合起来，工效立即提高数倍，又节省人力。在古代这是一种半自动化装置了。宋应星又继续说：“江南信郡（江西广信府，今上饶地区）水碓之法巧绝。？又有一举而三用者，激水转轮头，一节转磨成面，二节运碓成米，三节引水灌于稻田，此心计无遗者之所为也。”①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多层式机械装置，仍以水力为动力。由水轮借一系列转动机件先带动第一节的水磨磨面，并带动第二节的水难使稻米脱壳，同时还将水提起，流入水槽用以灌田，“一举而三用。”这是将三种机械功能组合在一起，通过一个机械发挥多功能作用。而将这些功能联系在一起的，是水轮立式主轴。用组合法建成的这种装置，不但在中国其他农书中少见，就是在明代机械学家王徵（1591—1644）《远西奇器图说》（1621）内介绍的当时西洋机械中也属少见，自然也不会从徐光启译《泰西水法》（1612）中看到了。若是帮助王、徐二位翻译机械书的西洋耶稣会士看到《天工开物》，也交口称赞。

技术方法论中的分解法，此处指将一个难以处理的工序或设备分解成若干部分、再分别加以处理的一种思维方法。

与军事战略家所用的分合术相当。敌众我寡时，将敌分为小部、合我之多数兵力各个歼之。宋应星论大型铸件的铸造技术时，便使用这种方法。他在《冶铸。钟》节谈千斤钟、万斤钟用失蜡法铸造时说，铸重2 万斤的北极阁朝钟须将铸模在深一丈多的地坑中作成，再将4.7 万斤铜熔成铜水准备浇铸。

“凡火铜［熔］至万钧，非手足所能驱使”。于是宋应星提出将笨重而难以驱使的大熔炉分解成若干易于驱动的小熔炉（行炉），再把小熔炉流出的铜水居高临下地导入泥槽内使之汇合起来，“一齐如水横流，从槽道中视注而下，钟鼎成矣”①（图46）。现传世的北京大钟寺内永乐（1403—1424）大钟，重46.5 吨，有23 万字铭文，堪称庞然大物，也是用同样方法铸成的。应星谈分别浇铸要点时写道：“甲炉既倾，乙炉疾继之，丙炉又疾继之，其中自然粘合。若相承迂缓，则②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造皮纸》，中册，第73A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本，1959）

①宋应星：《天工开物。粹精。攻稻》，第55A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本，1959）

①宋应星：《天工开物。冶铸。钟》，中册，第18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本，1959）

先入之质欲冻，后［人］者不粘，衅（缝隙）所由生也。“②这要求浇铸时各司炉工象接力赛那样，动作迅速、准确而协调。

从图46 中我们也可看到这幅紧张劳动的场面。以“众小攻一大”的铸术，基于先进的技术思维与熟练操作工人的协调而得以实现，“盖人巧造成异物也”。

上述的分解法实际上是分解一组合法，因为铸大件时各小型熔铜炉最后要将铜水合流，进入铸模，实现一个大型熔炉的功能。运用这种思想方法也可锻造大型部件。例如以熟铁制成千斤锚、万斤锚，要用锻造方法。但将千万斤的大铁块整块地锤打成锚，也是困难的。于是宋应星告诉我们，可以将锚分为若干小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地处理，再将各部分组合起来。比如先将铁烧红，锤成四个锚爪，同时再用另一块铁锤成锚身。然后将锚爪逐个接在锚身上。为此，要搭个棚，众人站在棚上用铁链将锚吊起，令其转动。接口处烧红后撒上细墙泥粉，再由站在地上的众人合力挥锤锻打{ewc MVIMAGE，MVIMAGE， ！13800300_0483_1.bmp}（图47），分进合击，巨锚因而作成。《天工开物》各插图中以锤锚图人数最多，共15 人。其中7 人操纵铁链、转动锚坯，3 人挥锤，4 人提长杆控制并稳固砧台上锚坯，1 人撒细土于接口处。每人各就其位，分工明确，画得淋漓尽至。但还要至少有2 人拉拽风箱，另一工长任总指挥，这样就需要18 人参加巨型锻件制造了。不过要减少人数也是可以的，那就是用王徵《奇器图说》中介绍的滑轴起重机，“能以小力胜大重”、“能使重者升高”。如将起重机代替手拉铁链，就能减少拉链人数大半。可见宋应星描述的锤锚技术在当时也不无改进的余地。

将上述各种思想方法加以综合运用，便形成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中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伟大的技术哲学思想，值得在此处特别强调出来。因为当工农业生产实践中运用此思想时，创造出了人定胜天的各种奇迹。这种思想可表述为：La 与Lb 是属于相近范畴或类别L 的两种技术对象，各具X 与y的不同优良性能及a 与β的不同劣性；当将La 与Lb 用人工方式结合起来后，便转化成兼具二者优良性能X 与y 的第二代技术产物Lab，淘汰了上一代的a 与β的劣性。以式表之如下：X y XY La 十Lb→Lab这个技术思想或定律既可适用于生物（农业技术），也适用于无生物（工业技术），因而具有普遍意义。它是将农业和工业生产技术经验总结后形成的，再反过来用于指导实践。在中国技术史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运用这种技术哲学思想所取得的显著成果。它似乎象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头脑，令人生智，是打开技术智慧宝库的钥匙。如果我们概括地用诗的形式表述，则这种思想实质是：两物同类非同种，品质优劣各相当。

人工交合施以巧，嗣代兼收二者长。也可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二物交合，嗣取其长”。“嗣”指的是第二代技术产物Lab.从方法论上看，可称之为“综合优选法”，因为它同时动用了移植法、置换法、组合法等各种方法，而目的在于除劣选优。按综合优选法所发展起来的技术，在农业方面②同上有果树嫁接、驴马杂交、家蚕杂交、复合肥料和良种作物的培育等，在工业方面有肥料与农药合剂、灌钢、混料制浆造纸、混纺、琉璃瓦、毒气弹、特种合金等。同时在共同思想指导下，工农业之间的上述各项技术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所有这些在《天工开物》中都有反映，可见宋应星运用这一伟大思想已得心应手。

关于蚕种杂交，第九章已述及，这里谈谈宋应星论嫁接技术。所谓嫁接，是借人工使植物无性繁殖的方法之一。即选取某一植株上的枝或芽，接于另一植株的适当部位，使两者接合成新植株。嫁接能保持所接枝芽的母株的优良性状，利用砧木的有利特性，达到改善原株植物性能的目的，即“两物交合，嗣取其长”。《乃服。叶料》节称，浙江嘉兴、湖州地区一般用桑叶饲蚕。但“又有花桑，叶薄不堪用者，其树接过，亦生厚叶也。”这是说，花桑叶薄不能饲蚕用，但将生叶多面厚的良种桑枝芽嫁接到花桑上，则亦生厚叶也。通过嫁接，花桑的性能得到改善。《乃粒。稻》又写道：“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至。幻出旱稻一种，粳而不粘者，即高山可插，又一异也。”

水稻虽失水十日就快死，却仍有少数生存下来。将其选择出来，通过种间杂交，便可变幻出一种抗旱性的旱稻，属不粘的粳稻。这种稻既使将秧插在高山上也可生长，真是具有奇异的特性。如果说植物嫁接通过无性杂交而实现，那么《乃服》章所述蚕种培育则是通过有性杂交而实现的。而宋应星所述从生铁与熟铁合炼成钢的技术，相当于生物界的杂交技术。还有《杀青》中所述皮竹混料造纸及《乃服》所述以早蚕丝为经线、以晚蚕丝为纬线实行混纺的技术，也是出于同样的构思。工农业所有技术领域内这些独特方法，都是基于“两物交合、嗣取其长”的普遍技术哲学思想而引申出来的。宋应星在发展这一思想方面有不可泯灭的功绩。

宋应星关于安全作业及劳动保护方面的思想，也是值得称道的。自古以来在生产过程尤其工业生产中恶性事故不时出现，结果造成人身伤亡及经济上的损失。如何防止事故发生，使劳动者在较为安全的条件下生产，是宋应星关注的一个问题。因而在他的技术思想中安全作业思想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为此，他在《天工开物）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而他所论述的内容成了现代的系统安全工程学的研究对象。让我们先从采煤谈起。宋应星写道：“

凡取煤经历（经验）久者，从土面能辨有无之色，然后掘坑。深至五丈许，方始得煤。初见煤端时，毒气的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透上。其下施钁拾取［煤］者，或一井而下。炭纵横广有，则随其左右阔取。其上支板，以防压崩耳。“①此处所说煤井中的”毒气“，现在俗称瓦斯，是煤炭形成过程中伴生的气体混合物，主要成分为甲烷CH4 或沼气，还有硫化氢H2S、一氧化碳及二氧化碳等，虽无色，但易燃，对人体有害。为防止瓦斯爆炸及中毒事故发生，宋应星提出将中空巨竹筒插入井下，将瓦斯导至井上。此法简便易行，是矿井通风技术的早期形态。欧洲至18世纪还未妥善解决井下瓦斯问题，事故不断。其次，宋应星还提出在井下架设支板以防塌方，保证矿工安全掘进。在《珠玉。宝》节又写道：”凡产宝之井？其中宝气如雾，氖氢井中，人久食其气多致死。？下并人以长绳系腰，腰带叉口袋两条。及泉近宝石，随手疾拾人袋。腰带一巨铃，空气逼不得过，则急摇其铃，井上人引縆（绳）提上。“由于宝石井内氧气含量低，且有害①宋应星：《天工开物。燔石。煤炭》，中册，第55A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本，1959）

气体多。采宝人“久食其气多致死”。宋应星提出让下井人以长绳系腰，带一巨铃。当呼吸窒息时“则急摇其铃”，井上人便可用辘轳将其提至井上。这可说是瓦斯报警器的早期形态。

《珠玉。珠》节则反映宋应星水下安全作业思想：“舟中以长绳系没人（潜水人）腰，携篮投水。凡没人以锡造弯环空管，其本缺处对掩没人口鼻，令舒透呼吸于中，别以熟皮包络耳项之际。极深至四、五百尺，拾蚌篮中。

气逼则撼绳，其上急提引上。“这是说在海中采珠的人，先在船上用长绳系腰，再提篮下水。用锡制弯环空管罩住口鼻，另用软皮条将空管系于耳项之间，这样便于呼吸。呼吸困难时便摇绳，船上人急忙将潜水者拉上来。《五金。银》节又谈到高温作业的劳动保护问题。在高五尺的炼银炉贴近处”砌砖墙一朵，高阔皆丈余。风箱安置墙背，合两三人人力带拽透管通风。用墙以抵炎热，鼓鞴之人方克安身。炭尽之时，以长铁叉添人。“这里用高墙将炼银炉与风箱隔开，是为了让鼓风工人有安身之处，避免高温作业。又提出司炉工以长铁叉添炭，也是防止接近高温炉体。《冶铸。钱》节谈到用黄铜水铸钱时，由两个工人以铁制”鹰嘴钳“夹住柑埚，向铸模浇铜水，也是劳动保护措施。

而《燔石。砒石》节谈到烧制作为农药的砒霜时写道：“凡烧砒时，立者必于上风十余丈外。下风所近，草木皆死。烧砒之人，经两载即改徙，否则须发尽落。此物生人食过分厘立死。”提醒烧砒之人必须站在上风十余丈远的地方，下风所及之处草木皆死。宋应星主张烧砒工人两年后必须改业，否则头发和胡须就会脱落。宋应星的安全作业思想体现了他技术思想中人道主义的一面。他认为世间财富都是身外之物，而最可宝贵的是人。有了人，就可以通过技术创造一切。因此这位技术思想家把保护生产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列为头等大事。

当宋应星把他的经济学思想运用到研究技术问题时，就形成了他所特有的技术经济思想。技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如果以为古人在这方面毫无作为，那就错了。其实，凡是懂得经济学原理，而又精通科学技术的学者，都可在这个领域内有用武之地。宋应星恰好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应当说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家中，象他这样精通科学技术的学者，的确是凤毛麟角。而将经济学原理具体地与技术密切结合起来的，就更加微乎其微了。宋应星的可贵之处正在这里。经济学是研究“利”即经济效益的学科，不讲“利”而只言“义”，就谈不上经济学思想。宋应星写《天工开物》这部科技作品有经济学方面的着眼点。本书第七章已指出，他写作的目的之一是想使国家工农业生产振作起来，以便增加社会财富，挽救当时面临的经济危机。同时也想激发工农群众和工商业主的生产积极性，因为他告诉他们，如果安心生产、运用智慧，是有利可图的。作为维护封建制的有眼光的思想家，他不希望把农工商都推向封建政权的对立面，放弃生产而投入农民军队伍中“犯上作乱”。因而可以认为，《天工开物》从经济学角度看，还是一部帮助人们如何在工农业生产中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的作品。这从该书第二版即杨素卿刊本的扉页上一段广告式的文字中表露得最为明显。其中说本书“内载耕织造作炼采金宝，一切生财备用秘传要诀”。这位书商使用的语言虽然较为粗俗，但倒是大实话，一语道出了宋应星写《天工开物》的部分经济学上的动机。

宋应星的技术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下列四方面：（1）对工农业生产中的各种技术经济效果的评价；（2）对各种技术经济指标的研究：（3）对原材料和资源的综合利用及（4）技术与经济的关系。在《天工开物》中几乎到处可以看到对工农业各种技术生产的经济效益的估评。例如《乃粒。麻》节谈到胡麻（芝麻）时指出，尽管其单位面积产量不高，但芝麻粒可充饥，用在糖果糕点上则“味高而品贵”。芝麻榨油每石得油40 斤，枯滓可肥田，又在荒年可充腹。油可烧菜、膏发、治病。因而宋应星从经济学角度认为芝麻“味美而功高，即以冠百谷不为过。？农家能广种，厚实可胜言哉。”在谈到荞麦时他指出，这是一种秋作物，南方在割稻、北方在割大豆、谷子后才播种。

他较早地注意到“其性稍吸肥腴，能使上瘐。然计其所入，业偿半谷有余。

勤农之家，何妨再粪也。“虽然养麦吸肥性强，能使土瘦，但算计一下收获量及经济收入。足抵得上原来谷物的一半，”勤劳的农家何妨再施些肥呢“。

鉴于明代这两种经济作物没有引起重视，人们的兴趣多集中于大田作物，宋应星才大力提倡种植，认为农家可由此获大利。他又指出，用牛力耕稻田虽在原则上胜于人力，但也应视具体情况而言。他说：“吴郡力田者以锄（齿耙）代耜（犁耙），不借牛力。愚见贫农之家，会计（经济核算）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者用锄而勤者半之（五亩）。既已无牛，则秋获之后，田中无复刍牧（种饲草放牧）

之患，而菽、麦、麻、蔬诸种，纷纷可种。以再获偿半荒之田，似亦相当也。“

①宋应星以其在苏州一带见闻为例说明，如果有牛的人家能耕种10 亩稻田，无牛者用人拉齿耙代替牛犁可耕种5 亩。表面看，后者收入是少的。但“贫农之家，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后，以为还不如用人力便当。

此处他用了“会计”这个经济学术语，相当现在我们所说的经济核算。既然无牛者已省去牛资及饲牧之劳费，就可以广种豆、麦、芝麻及蔬菜等晚秋作物，以此补偿少种的5 亩稻，其收入与有牛者“似亦相当也”。如果有牛，当然更好，无牛的贫苦农家亦自有生财之路，不必犯愁。

《五金。锡》节指出广西的锡产量居全国之冠，有山锡与水锡两种。宋应星作了比较：山锡产量大，但山中缺水，不便就地淘洗；水锡虽易于淘洗，但得量小。“一日功劳，淘取煎炼，不过一斤。会计炉炭资本，所获不多也。”

此处，他又用了“会计”与“资本”两个经济学术语。他认为，水锡产量少，对所耗炭资作经济核算后，获利不多，不若山锡为便。他于是提出用竹管从山南坡导水流入产锡的北坡淘洗，然后就地入炉。看来这是最佳的技术经济方案。关于榨油，他列举压榨法及水代法两种方法。前者设备投资大，但出油率高；后者设备及操作简便，“然得油之数毕竟减杀”。至决定使用何法，①宋应星：《天工开物。乃粒。稻工》，上册，第4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本，1959）

都要“会计资本”，然后定夺。宋应星在《粹精。攻麦》节对南方与北方的磨作了精确的技术经济分析。他指出：北磨“石性冷腻”，寿命180 天，每石得面80 斤；南磨“石怀沙滓”，相磨发烧，寿命20 天，但每石得面120斤。因南磨之面麸皮碎，故得面多，但面内有黑渣；北磨之面麸皮碎度小，故得面量少，但面内无滓。北面麸皮筛出后，还可制面筋及小粉（淀粉），“则衡数已足，得值更多焉”。①经过他综合核算后，显而易见北磨胜于南磨。

欲制精白上等面粉，必用北磨。他尤其推荐用“产于池郡之九华山（今安徽青阳）者，美更甚。以此石制磨，石不发烧，其麸压至扁秕之极[而]不破，则黑疵一毫不入，而面成至白也”。

由于重视工农业各项生产的经济效益，导致宋应星对一系列技术经济指标的研究。可以说他的技术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经济效益观，即如何通过技术与经济学的综合分析方法，使工农业生产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为此，他认为掌握好各项生产中的技术经济指标，建立一套技术操作规范，实行质量检查和技术监督，是很必要的。技术经济指标应当是先进的，而又是可行的，能够用数据表达出来的。这就必须引人定量的概念，否则指标就失去意义。

这些技术经济指标包括：（1）生产中原材料和燃料的消耗量，（2）产品产率及质量标准，（3）设备利用率和（4）劳动生产率等。宋应星比明代及明以前的任何其他学者都更注意研究工农业产品生产中的技术经济指标，并为后人提供了许多了解古代技术实际发展水平的数据。对他的同时代人来说，这些指标是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保证。由于他研究工农业某项技术时，有目的地选择该项技术最发达的地区作为调查对象，因此可以说他所提供的指标是先进的标准指标，其他地区的人便可依此为准，找出差距，制订改进技术的方案。反之，如果某个地区发现其指标比《天工开物》还要先进，那就可以发挥当地优势，提高产品竞争力，把产品运销到别的地区，从中获利。这就是宋应星研究技术经济指标体系在当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书还可看成是有关工农业生产技术的标准著作。

《膏液。油品》节给出15 种油料作物的出油率：“凡胡麻（芝麻）与蓖麻子、樟树子，每石得油四十斤。莱服子每石得油二十七斤？芸苔子每石得三十斤？亚麻、大麻仁每石得油二十余斤。”他在中国最早系统研究了油料作物的出油率，而且按出油率及油质将油料作物分为上、中、下、次各个等级。他提倡广种芝麻，也因其出油率最高，抵消了产量低的缺点。《甘嗜。蜂蜜》称：“凡蜜脾一斤，炼取［蜜］十二两。”《五金》章称以炉甘石炼锌，“每十耗去其二”，即炉甘石失重20％，换算后产率为26％。《丹青》称每一斤（16 两）水银可炼得上等朱砂（硫化汞；Hgs）14 两、次朱3.5 两。以上谈的都是产品产率。关于原材料及燃料耗量，《冶铸》指出：铸北极阁朝钟重2 万斤、高11.5 尺、口径8 尺，所需铜4.7 万斤、锡0.4 万斤，另用金50 两、银120 两。此钟由失蜡法铸成，蜡与牛油之比为2∶8，1 斤蜡化后空出的虚位可填铜10 斤。每用去油蜡10 斤，需备铜100 斤。所需油、蜡量自然不难算出。《陶埏》称“大抵陶器一百三十斤，费薪［柴]百斤”。《五金》讲炼银时说，每炼2 石矿石需用木炭200 斤。《甘嗜》称每石糖汁需用5 合石灰处理。关于设备利用率，《治铸。钱》节指出熔铜合金的坩锅高8 寸、口径2.5 寸，载铜、锌共10 斤。《杀青。造竹纸》称，蒸煮锅的下锅口径4①宋应星：《天工开物。粹精。攻麦》，上册；第56B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本，1959）

尺，上筒围15 尺、径4 尺，“中可载水十余石”。《舟车。漕舫》介绍运粮船底长52 尺、宽9.5 尺，载重2000 石。又炼银炉高5 尺，可炼矿砂2 石。

关于劳动生产率，《乃粒》章指出用二人扛犁耕稻田一日只敌一牛之力，但耕后，二人以齿耙耕田，则可敌三牛之力。用牛转龙骨水车灌稻田，一天可灌十亩；用人踏龙骨车一天可灌5 亩，而用手转龙骨车只灌2 亩。《粹精》又指出以一牛磨面一天可收麦2 石，驴半之。用人力磨面，一人体强者攻麦3 斗，弱者半之。但水磨攻麦则三倍于牛，而水牛之力又两倍于黄牛。对产品质量指标和技术检查标准，宋应星也有所论述。《作咸。海水盐》写道：“凡盐，淮扬场者质重而黑，其他质轻而白。以量较之，淮场者一升重十两，则广、浙、长芦者只重六、七两”这里实际上是用密度的大小来判断食盐的质量。《佳兵。弧矢》论弓力以定弓之质量，上力120 斤、中力90—l00 斤、下力50 斤。试弓力时以脚踏弦，将秤钩勾住弓的中点向上拉，弦满后推移秤锤秤平，即可定弓力了。除此，宋应星还提出用颜色和声音测试法决定产品质量。如铁锅铸成后，“以轻杖敲之，响声如木者佳，声有差响则铁质未熟之故，他日易为损坏”（《治铸。斧》）。测试黄金成色“分七青、八黄、九紫、十赤，登试金石上，立见分明”（《五金。黄金》）。为了通过相应工艺和设备使生产达到预定的技术经济指标，宋应星还提出一系列技术规范定额及操作要点。例如他对船体、提花机、榨糖车、陶车等设备各部件尺寸都作了规定，不得有差。他对产品质量也提出要求，如铁锅厚度为二分（6. 2毫米），绫绢经丝为60 升（2. 2 寸幅内有4800 根），黄铜钱内含铜量不得少于60％。四轮大车中毅长1.5 尺，有幅30 片，载重50 石。用擦渗法制的熟铁锄，锄口含生铁量应为熟铁量的1.7％（每锄重一斤者，淋生铁三钱为率“），等等。看来，按《天工开物》中所述工艺技术操作规程、工具设备、产品要求及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从事生产，就会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发挥人和物的潜力，并因而达到作者宋应星所预期的经济效益。

为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使物尽其用，宋应星还提出了对资源综合利用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散见于《天工开物》各章之中。为了有效地利用土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他提倡早晚稻连作制（双季稻栽培）、稻一豆及麦一豆复种制。这样，“勤农作苦，明赐无不及也”（只要农人勤苦，自然界就会给予报偿）。

他还建议在大田作物收割后，接着广种经济作物。他更向人们介绍浙江的桑一豆间作技术，在桑树下遍种蚕豆。他观察到当桑叶茂盛蔽住日照时，豆荚早已结实。决窍在于没等桑叶蔽天前，就及早点种蚕豆，而这是一些“博物者”所忽视的。他还介绍浙江的经验，当养蚕的季节过后，可以继续用桑叶养羊，使其不停顿地发挥作用。他还指出，芝麻既可作食品，也可榨油，而榨油的副产品油饼是上等的肥料，荒年时人亦可食。绿豆作成粉条后，可用其浆水肥田。至于棉花，其花可以织布，其子可以榨油，其杆可作燃料。《乃服》章还告诉我们，蚕结茧时，茧壳外的浮丝也不可弃去，“湖郡老妇贱价买去（每斤百文），用铜钱坠打成线，织成湖绸”。上好的茧用于纺丝，不合格的茧可作丝绵。如“用此绵坠打线织湖绸者，价颇高。以绵线登［提］花机者名曰花绵，价尤重”。《彰施》章说，由红花制成燕脂时，所副产的滓子，“染家则糟粕弃也”，可是到了画家手里就立刻派上用场。《杀青》章更提出以废纸回槽，重新抄造，“全省从前煮浸之力，依然成纸，耗亦不多”。《陶埏》章提到，烧次的砖虽不适于砌墙，但“巧用者以之埋藏土内为墙脚，则亦有砖之用也。”所有这一切，都是宋应星化无用为有用、变废为利的技术经济思想的体现。

宋应星关于技术与经济之间相互关系的思想，前已述及某些内容，这里拟再补述一些没谈到的地方。他认为技术的进步导致社会财富的增殖，因而最后引起经济的繁荣。他在《舟车》章一开始就说：“四海之内，南资舟而北资车，梯航万国，能使帝京元气充然。何其始造舟车者不食尸祝之报也？”

就是说：通过陆上和水上的国内外物资交流使首都北京繁荣起来。但这种交流在南方要靠船、北方要靠大车，因此为什么不应该追念最初发明制造车船技术的人呢？他进而又从全国范围讨论这个问题：由于车船制造技术的进步，使滇南车马得以纵横辽阳，使广东官商得以漫游河北，这样才造成他宋应星所面临的商品经济繁荣的“圣明极盛之世”（《天工开物序》）。当然，他想必认识到除车船制造技术外，还有工农业其他技术所提供的丰富产品，是造成经济繁荣的原因，因为车船只是运输工具，只有装满货物才能发挥其作用。由于他认识到技术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因，所以他总是以崇敬的心情怀念发明或改进各种技术的先人。如果将他的这一认识与前述他认为社会经济需要是技术发展动力的观点结合起来，就会看到，他认为在技术与经济之间相互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二者互为因果。

宋应星还指出，某一地区由于某项技术特别发达和资源特别丰富，因而该地区就有可能成为生产并集中交换某项技术产品的经济中心。反之，生产某项产品的经济中心便成了某种技术中心。这是他总结出的另一条规律。他在陈述这一规律时写道：“一种矞艻羊（羖羖羊）唐末始自西域（今新疆）

传来，外毛不甚蓑长，内毳细软，取织绒褐（毛布），秦人（陕西人）名曰山羊，以别于绵羊。此种先自西域传人临洮（今甘肃境内），今兰州独盛，故褐（毛布）之细者皆出兰州，一曰兰绒？凡织绒褐机大于布机，用综八扇穿经度缕，下施四踏轮，踏起经隔二抛纬，故织出文成斜现（斜纹）。“①这是说由于兰州地区羊毛质量好，毛纺技术发达，因而兰州成为中国毛纺品生产中心，兰绒行销各地，从明代以来这种情况一直如此。谈到瓷器时，宋应星列举了几个地区后写道：”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中国各地）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此镇自古及今为烧器地。“的确，江西景德镇既是中国生产瓷器的经济中心，又是技术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瓷器基地，产品行销各国，至今仍是中国的瓷都。还可从《天工开物》中举出其他例子，这些事例说明宋应星的论述持之有据、言之有理。

在结束本章时需要说明，宋应星技术思想中虽有许多精辟之处，但也仍有不足。例如他在作物分类系统的处理上比徐光启高明，但谷物中不载玉蜀黍、甘薯，油料中漏提落花生，其实这些作物早在万历年已从美洲及南洋引进中国并已落地生根。在具体品种陈述范围上应星不及光启。论火器的部分没有写出应有水平，谈到火药配方的技术经济指标时。只提硝、硫，而漏记木炭含量，因而所述配方便失去意义。在这方面不及茅元仪于天启元年（1621）刊行的《武备志》详确。总的说《天工开物》所述技术是先进的，但个别地方还要具体分析。比如《陶埏》只提日用陶瓷，认为高级瓷器是皇家贵族玩物，不屑介绍，但反映明代技术水平的还是高级瓷器。说明应星技①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褐毡》，上册，第47 页（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十年本，1959）

术思想中经济学味道很浓。这也使他对技术结构大体系的处理上出现了少许不完善的地方。如果再把他与同时代其他学者如徐光启、王徵及方以智来比，则宋应星论技术革新时眼光侧重国内，对外国成就则就不甚了了。这使得他论巨锚锻造时采取了先进的技术构思，却使用了笨重的提锚方法。他论劳动者在技术发明创造中的作用时，总的观点是正确的。但由于技术史钻研不深，有时举出的例证反而不利于他的观点。例如他怀疑古时以竹简写字的可能性，认为先秦时已有纸，便属不妥。但世上难有无瑕的大块美玉。要求一位思想家没有任何闪失，等于要他无所作为，而最终也就不再成为思想家了。

这个道理古今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