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目前为止，我提及的各类组织，其成员都限定在地方城市精英中，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以支付会费，以及进行慈善捐助。不过从它们的诉求来看，这些组织本身却不怎么民主。例如卡萨［即今天的科希策（Košice）］于1828年在市立剧院、演讲厅和咖啡厅附近成立的社会对话（Társalgásiegylet / Geselligkeitsverein）组织或者大俱乐部要求它的成员缴纳12盾的高额会费，这就使得这个俱乐部成为一个具有少数人社交排他性的地方。76甚至有些类似的俱乐部在向本地中产阶层公开吸纳会员之前，只不过是一小撮贵族友人之间形成的非正式团体。不过这些社团具有赋予社群新定义的价值。譬如在普莱斯堡的俱乐部，就会为成员们提供食物、雪茄、藏书，以及绝大多数适合非正式谈话的环境。77
再次，这些组织在诉求和成员资格方面并不民主化的同时，它们还在早前有贵族、神职人员和地方士绅的传统社会公共等级制度之外，提出了一套新的模式。在这个正在形成的新精英社会中，贵族与平民并肩而行，在逐渐增强的社会平等环境下互相交流，即便中产阶层与他们的贵族同伴仍有不同，但这也不再是大问题。78这些社团或者参与讨论的小圈子成员以民主的参与模式为基础，培养出一种社交方式，他们选举管理社团的董事会，并且运行对全体成员一视同仁的规则。而社会上不成文的等级规则会影响到什么人将被选入董事会，以及谁将在一个本地俱乐部内实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些组织的正式规定反映出人们对社会的全新展望。罗伯特·内梅什在研究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佩斯与布达时，注意到社交俱乐部是如何第一次让匈牙利贵族们“和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进行接触”的，他还引用了一位奥地利记者对佩斯的俱乐部饶有兴致的观察记录：“一个人被承认为俱乐部的一员，与他的社会地位、宗教或是民族背景无关。”79安娜·米罗（Anna Millo）指出，的里雅斯特的社交俱乐部会员资格，是根据参与者所达到的商业成就而非社会地位或所用语言决定的，而即便是当地所谓的德意志俱乐部，也在1831年使用意大利语撰写其修订后的章程。80在这些组织中，社会上层与中产阶层人士混居一堂的情况，有助于产生一个范围更广的精英阶层概念，这个阶层包括了商人、知识分子和贵族。在匈牙利，这个情况表现得尤为明显。19世纪40年代中期，这种各阶层混杂的状况还有助于产生一种在政治上普遍反对当前政权的共同使命感。
上述社会融合的现象也成为成立于1841年的维也纳著名社团——法政阅读协会的特点。1847年，这个阅读协会共有超过200名支付会费的会员，其中大部分都是出身中产阶层的律师、公务员、教授和商人（其中还包括一些犹太人），另有一部分则是有名望的贵族。至于大学生（包括其中相对出身贫寒的那些人），就只能以较低廉的价格购买一个准会员资格。在格拉茨，内奥地利实业家协会拥有2 391名社会背景不一的会员，其中包括一些来自克拉根福（Klagenfurt / Celovec）和卢比安纳/莱巴赫（Ljubljana / Laibach）分支机构的成员。1828年，布拉格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实业家协会。81此外，在匈牙利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保护协会，力求保障实业在匈牙利国内的独立发展。譬如它的成员们（他们并非全是贵族）就承诺，只购买国内（协会成员在此指出的国内是匈牙利边境内的范围）生产的制造业产品。这个组织在匈牙利总共成立了140个分支机构。82到了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境内已经有了200个俱乐部/讨论俱乐部，它们同样将国内不同社会背景、宗教信仰和语言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加入一个新的、更具自我意识的匈牙利民族精英阶层中去。
最后，虽然这种新型的社交模式从性别层面上看，被认为是将上层和中等阶层妇女强硬地排挤到家庭中的典型模式，但偶尔女性也会参与或出现在这些组织的边缘，尤其是那些具有慈善目的的社会组织。举例来说，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妇女慈善协会建立于1842年，在当时，这是维也纳城内唯一一个只招收女性会员的组织。83不过早在1814年，一个名为贵族女性善行益事促进会的组织就已经宣称在上、下奥地利各个分支机构中拥有超过2 000名成员，并且还有许多地方分支机构“贡献出的来自各个阶层（此处指中产阶层人士）的成员”84。另外，在内梅什的人物生平记录中，克拉拉·勒韦伊（Klara Lövei）这样兼任教师和匈牙利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家在于1843年抵达普莱斯堡（匈牙利议会的集会地点）时表达了自己沮丧的情绪：“很少有女性关心祖国的事务，很多人都无法抓住当前的时事要点。”85
奥地利中产阶层与贵族女性设法使自己参与公共生活合理化的举动，导致她们逐步进入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公民情境，同时她们的公共与公民角色也得到了缓慢的发展。暂且不论勒韦伊的失望，上述的这种情况在19世纪40年代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运动和1848—1849年席卷整个帝国的革命中表现得十分明显。86在这里，维也纳斯蒂芬广场一家咖啡厅的行为可以反映出公众对越来越多的妇女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的矛盾情绪，这家咖啡厅开全城先河，为女性顾客提供专区服务（而且女性专区禁止吸烟），不过这个专区设在咖啡厅二楼，这样人们就无法从大街上看见光顾店铺的女性，从而使女性未出现在公共场所的假象得以维持下去。87
上述的这些情况使我们面临一个问题：这些处在萌芽期的社会组织，它们的计划纲领与结构体现出了什么价值？它们在阶级要求上并不民主，不过人们认为它们产生了新的社群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诞生出了新的价值观，这种观念紧随于更明显地以出身和社会地位为基础的旧式价值观之后，甚至有时还与它分庭抗礼。不过这些新的价值观在赞美所有男性国民在理论上的平等之余，又建立了属于它们自己的等级制度。加入这些组织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他们的行动看作个人对社会在经济、文化或社会方面做出的贡献的公共反映。依照这种逐步形成的世界观，如果人们可以感知到一个人为社区福祉做出有意义贡献的能力，那么他们就会赋予他某种程度的社会地位，使其有权利公开发声。社会组织赋予那些视自己为社会“生产力”阶级，也因此认为他们是社会中最优秀一分子的人们一个发展中的平台，他们的意见可以从中影响，或至少间接影响公共政策。尤其是在的里雅斯特或布罗迪这种城市经济完全仰赖商业成功的城镇，人们在商业领域具有的专业素质，使他们在最具影响力的社团中获得一席之地，同时获得参与引导社会舆论的权利。88
国家的语言与民族语言
在这种价值观不断变化的环境下，一个新形成的国族概念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举例来说，佩斯的活动家将知识、科技和教育方面的进步与国家的进步联系起来。一座在波希米亚建立的国家博物馆则试图将其从展览品上搜集到的知识服务于国家。19世纪40年代，国家的概念主要指代（但不是完全指代）匈牙利、波希米亚、波兰或奥属西里西亚这样历史上定义的实体89（而哈布斯堡王朝通常被称为祖国）。然而我们观察到，公共社交联合了社会不同阶层，由此导致的改变通过原先从历史角度出发的国族定义表现出来（至少在理论上如此）。所谓的民族，已经不再意味着参与议会的那些特权精英，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它包括了所有阶层的所有人。按照丽塔·克鲁格（Rita Krueger）的说法，像爱国经济社这样的农业组织，其建立的目的是“农村人口的社会化，以及从农村人口中创造出真正的公民（Bürger）”。“无论是人民还是土地，”克鲁格补充道，“都需要被改造。”在实际操作上，这意味着向农村分发年历，不仅是向农民们强调三种作物轮作的重要性，同时还培养了农民子女的良好习惯，使他们将来能为社会所用。农民的生活水平和他们的教育道德品质，关乎整个国家的福祉。90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识字率的迅速上升，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报纸杂志增多，更多的人参与到政策讨论中来。虽然国家政权的审查制度极其严格，这些出版物还是引起了许多关于经济社会议题的跨区域讨论。匈牙利的第一份报纸（使用拉丁文）在1705年面世；第一份德语报纸在1764年出现；首份匈牙利语报纸面世于1780年；最后在1783年，第一份斯洛伐克语报纸也与匈牙利的读者见面了。所有这些报纸都在奥斯曼帝国占领期间及之后的匈牙利首府，位于西方的城市普莱斯堡（今布拉迪斯拉法）出版。到了19世纪40年代，随着报纸读者的增加，记者也首次成为一种收入丰厚的职业，报纸也就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大众公共论坛，人们用它们进行宣传工作，或者用于精英们互相交换意见。而自从匈牙利的审查制度变得比帝国其他地方的更加宽松以来，许多奥地利其他地方的作者选择将自己的作品刊登在匈牙利的报刊上。
这些出版物包括科学和学术期刊、文学评论、从医学到农学等各个领域的专业刊物、年历以及时尚杂志。其中一些报刊每月或每周面世，有一些出版的次数则多达每周4次，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出现在飞速扩张的佩斯城内。1847年，全匈牙利出版的191种报纸、期刊和杂志，有103种只出现在佩斯，其余还有18种出现在多瑙河对岸的布达。这些出版物数据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城镇中与讨论和辩论有关的、生机勃勃的城市公共文化，而蓬勃的出版业反过来又推动了这种公共文化的发展。除去两个最主要的城市，其他位于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Banat）和克罗地亚的匈牙利城镇，也出版了不少各种语言（克罗地亚语、德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等）撰写的杂志。
1841年，当路易斯·科苏特（Louis Kossuth，1802—1894）作为创始主编开办《佩斯新闻》（Pesti Hirlap）时，这份报纸只有60个订阅者。但仅仅过了半年，它的发行量就增加至4 000份。到了1845年，《佩斯新闻》每份的固定印刷量多达5 200份，拥有约10万读者（他们来自匈牙利13.6万名有投票权的贵族，以及大约100万知识分子）。《佩斯新闻》的迅速成功还有一点值得瞩目：在当时大多数报刊都以德语面世的情况下，它是一份独特的匈牙利语报纸。91显然，公众不断发展的阅读与讨论文化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一种语言范围内，而且在同一个公共阅读讨论的场所，会出现不同语言混杂的情况。这或许部分是因为这个时期大多数的匈牙利城市居民使用德语，但同时不少人也出于爱国的原因学习使用匈牙利语。92就像罗伯特·内梅什指出的，佩斯的读者中可能有很多人既订阅德语报纸，也订阅匈牙利语报纸。
在帝国的其他中心城市情况也很相似，报纸获得越来越多的潜在读者，出版发行的报刊选择使用多种语言。在世袭领地和波希米亚，德语报纸在逐步发展的城市中心占据了主导地位，不过在波希米亚，人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捷克语和德语的双语期刊，或者由德语直接翻译为捷克语的出版物。第一份捷克语报纸面世于1719年，随后在18世纪80年代，更多的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20年代，还有不少德语杂志被翻译成捷克语出版发行。1824年，布拉格一家名为戈特利布·哈泽之子（Gottlieb Haase’s Söhne）的公司得到政府授权许可，同时发行德语和捷克语的报纸。它的《布拉格新闻》（Pražské noviny）在19世纪40年代招募了一批最具分量的捷克语文学大师，其中就包括诗人卡雷尔·哈夫利切克·波罗弗斯基（Karel Havlíček）。此外，我们在本书第二章 中已经读到，一些重要的文化组织，比如波希米亚博物馆，越来越倾向于用捷克语来发表它们的科技和学术期刊文章。93
至于在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出版的少数几份出版物通常使用意大利语，并选择在威尼斯或者其他亚得里亚海沿海城镇出版。在这些地区，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人民大众主要使用意大利语，只有杜布罗夫尼克是个例外。奥属达尔马提亚第一份定期出版的报纸是1832年在扎达尔/扎拉出版的意大利语报纸《扎拉报》（Gazetta di Zara）。而就在这段时间前后，当历史学家伊万·卡塔利尼奇（Ivan Katalinic）想为他的三卷本《达尔马提亚历史》（Storia della Dalmazia）出版一卷以“斯拉夫语”撰写的总结时，因为征订人数太少，他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但仅仅过了10年，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语出版物市场就已经成型，1844年，《扎拉报》增加了一份所谓的伊利里亚语周刊，名为“Zora Dalmatinska”。这份周刊的出版地，同样是扎达尔。94
1845年前后，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扎拉港（Zadar/Zara）。该幅石版画原作者为Johann Högelmüller和Matthias Trentsensky（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期刊使用地方语言，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同意所有的奥地利儿童可以以多种多样的地方语言为媒介接受初等教育，同时还要感谢很多人试图整理地方语言，并且将它们的语法和词汇系统化。这些杂志的成功，以及它们的读者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城市化程度、识字率或者将小型城镇联系起来的贸易或行政网络等因素。那么这些地方报刊想要招揽的读者究竟有着怎样的社会形象呢？举例来说，捷克语等语种的出版物，在波希米亚的知识分子中颇有市场，这些知识分子社会背景不一，从贵族到学术界人士，还有商人、公务员、工匠和小店主。匈牙利语出版物得到布达佩斯以及普莱斯堡逐步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支持，这些人有着爱国者的自我定义，把订阅匈牙利报纸看作他们忠心的一种公开确认（哪怕在日常交流中，这些人仍然使用德语）。而至于那些以新兴的语言和方言为媒介，即所谓的伊利里亚语/阿尔卑斯斯拉夫语，或南部斯拉夫语出版物的吸引力却较为有限。或许是因为这些语言大多用于社团的农产品简介，使得以这些语言创立成功的报纸或期刊的目标更具挑战性，因为出版商无法获取现有的城市读者群体支持。但另一方面，随着使用本地语言的学校在当地开展的教育工作，以及受过训练的教师和神职人员使用这些语言读写的人数逐渐增加，使用这些语言的出版物在乡间村镇就有了潜在的读者群。所以这些刊物自然需要吸引农村的注意力，为农村的利益发声。95
关于地方语言面临的以上挑战，以及报纸读者群的现象是如何与社团生活联系起来这件事，在这里有一个颇具启发性的案例，这就是第一份阿尔卑斯斯拉夫语、卡尼奥拉语或斯洛文尼亚语的报纸《初学者》（Novice）的面世。这份报纸在卢比安纳出版，首次面世于1843年，只在差不多500名订阅者中低调发行。这500人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卡尼奥拉和下施蒂利亚。这份报纸能够面世，主要依靠的是卡尼奥拉农业协会的努力。这个协会成立的目的，是希望能在卡尼奥拉当地农民中传播新农业技术。而之前支持帝国铁路建设的约翰大公，即弗兰茨一世极富进取心的兄弟则是这个协会的赞助者。1838年的社团年会上，大公责备与会的协会成员，认为作为一个农业社团，他们需要更有效地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我们的成员中缺乏那些社团成立时将他们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人，我们的成员中缺乏农民。”协会的领袖将这种缺失归结于绝大多数卡尼奥拉农民不能理解作为社团公务用语的德语。鉴于财政原因，哈布斯堡政府长期以来倾向于用当地的语言为农民提供教育，而不是支持一个更昂贵的双语教学系统（以及双语教学用书），因此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用所谓的卡尼奥拉语和农民沟通。于是通过这种方式，《初学者》在一年内赢得了1 000份的发行量，到了1848年，发行量超过了1 500份。由于这份报纸具有的家长式作风融合了对帝国的忠诚和乡村生活日常实际议题的务实取向，它在审查方面可谓一路绿灯。96
不过这份报纸实际上真的对农民们有吸引力吗？根据《初学者》在1847年的分析报告，大多数订阅者实际上在农村环境中十分容易被辨认出来，他们常常与农民交流互动，但这些人本身不是农民。近一半的报纸订户（48.7%）是本地神父，剩下的订阅者中，9%是工匠或者商人，8.7%是庄园主，教师与学生占了8%，还有6%的读者是公务员，农民订阅者只占5%。97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农民们被排除在《初学者》的读者群之外。历史学家约阿希姆·霍斯勒（Joachim Hösler）将这份报纸称为“一份为朗读者准备的报纸，它的任务就是向其他人报告报纸报道的事”。霍斯勒的说法在地方上的神职人员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他们的社会背景和语言能力接近农民，而且还能获得农民们相对的敬重。1815—1848年，有很大一批卡尼奥拉的神职人员着手编辑了当地第一批阿尔卑斯斯拉夫语或卡尼奥拉语的语法书籍、字典、教材和歌谣集。神父们并不是在进行一个民族化的计划，他们甚至并不把自己看作斯洛文尼亚民族的一部分，但这确实是一个地区性的扫盲项目。这些神职人员同时还是乡村地区学校委员会的座上客，或者成为帝国在当地的审查员，他们不仅成为上帝的旨意与人类之间沟通的桥梁，同时还通过其他的职能建构并传达了一种规范的社会意识形态。于是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结论：《初学者》表达的观点毫无疑问地传达到了作为倾听者的农民们耳中，而这些农民并不属于这份报纸的订阅者所构建的社交网络或者想象中的社群的一员。
起初，《初学者》的出版方将其称为一份用卡尼奥拉语出版的报纸，卡尼奥拉语这种语言的名字来自其所在的州，不过很快出版人就将它称为斯洛文尼亚语。通过这样的行为，人们重新从跨区域的角度定义潜在的报纸阅读者。卡尼奥拉人这个名词，对施蒂利亚、伊斯特里亚、戈里齐亚（Görz / Gorica / Gorizia）和的里雅斯特等地说阿尔卑斯斯拉夫语中与卡尼奥拉语相似方言的人来说没有吸引力，但斯洛文尼亚人这个词指代的就是一个使用同样语言的跨地区群体，这个群体的定义不受行政、制度或是历史边界的限制。斯洛文尼亚语将所有相关的方言组成一种语言，就像捷克语的支持者们将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方言统合到捷克语这一个大类中，而德语的支持者们所做的，也和他们别无二致。
国家与政治活动
19世纪40年代，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似乎已经侵入了哈布斯堡帝国城镇的各类社会与民间机构与情境，这要归功于各种社团活动的兴起与报纸的扩展，虽然国家的审查极为严格，但也无济于事。那个时期城市居民的日记与观察都提到政治讨论增加的情况。“虽然我们并未听说过太多关于自由的事，”当时布拉格城内富有学识的利奥波德·冯·哈斯纳（Leopold von Hasner）先生说，“但有一种自由的精神扎根在我们心中。”981842年，爱德华·冯·鲍恩菲尔德（Eduard von Bauernfeld）通过众多出版于奥地利之外的作品之一让维也纳的同胞们注意到，“几乎所有重大的事态发展趋向，都能见到维也纳的中产阶层参与其中。最近几年，在维也纳可以读到更多的出版物。这些被首都居民消费的大批书籍和小册子，尤其是内容涉及政治和纯文学的作品，读来让人震惊不已”。相较于维也纳大众只醉心于美食和娱乐的普遍刻板印象，鲍恩菲尔德声称“一群创造了产业协会又建造铁路的人，是不会对烤鸡、歌舞表演和施特劳斯有多大兴趣的”99。
19世纪40年代中期，在匈牙利的普莱斯堡和佩斯的城市大众中，各类政党初见雏形。当1848年初革命突然发生并迅速扩展之际，先前的这些政党制订出了更为清晰一致、富有效率的政治计划，成为奥地利其他地方的革命者具有指导意义的范例。
在政治层面上，匈牙利在1815—1848年走上了一条与帝国其他地方不同的发展道路。在隶属于帝国的众多领地中，匈牙利是唯一发展出具有自我意识和广泛群众基础的政治反对党的地方，匈牙利的反对党扎根于匈牙利的各大城市，在自治的郡中也不乏势力。虽然在帝国的其他地方也有众多对政府的中央集权化措施，或者专横跋扈的帝国官僚产生的政治不满，但只有在匈牙利，这些抱怨变得清晰明确，在公民社会中或是在议会中形成了组织缜密的反对计划。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匈牙利的贵族以及地位相对次要的绅士们害怕社会革命和法军入侵，大多选择与哈布斯堡政权合作。而战争期间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长，同时在拿破仑的大陆经济封锁体系下没有英国商品的竞争，他们在经济上的表现也可圈可点。然而1815年之后的几十年中，维也纳集权化程度不断加强的统治引起了匈牙利在政治上的抵触。匈牙利境内相对自治的郡并没有上缴税款和负责军队募兵的必要，它们的不妥协态度迫使维也纳的帝国政府召开议会，处理或者说打压反对的声音。从1825年起，国王不情愿地定期召开议会，直到1847年。这些所谓的改革议会逐渐成为匈牙利各种意图从维也纳方面得到更大自治权利的政治希望的目标，不同领域的匈牙利社会精英都在议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在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议会成为一个高效的即时演讲场地，政治人物可以在此演说，鼓动受过教育的大众。与此同时，人们对这些议会的指望时常会落空，这部分是因为它成为派系争斗与维也纳方面有效操控的舞台。
这个时期的政治议题，要远比匈牙利爱国反对派与哈布斯堡集权化进程分庭抗礼复杂。举例来说，匈牙利的绅士与贵族们希望获得哈布斯堡政权的保护，使他们免于农民起义或外国入侵的危害。维也纳政府意识到这一点，便时常对匈牙利反对派釜底抽薪，仿效18世纪玛丽亚·特利莎与其子约瑟夫二世，提出各项改变农民当下饱受压迫现状的立法。匈牙利贵族声称他们组成了“国族”，但一旦有人用法国大革命或波希米亚议会在1792年公开表达的更广阔定义来指代这个概念，即议会需要代表其利益的一批人时，匈牙利贵族们就不得不从更民主的角度使他们的权势合法化。当改革议会宣称要维护历史上匈牙利民族的权利时，它们所指的权利并不包括农民或那些没有代表出席议会的城镇。于是匈牙利贵族每一次要求自治时，哈布斯堡政权就威胁要进行社会改革。
匈牙利贵族的对立状态，在他们试图在19世纪40年代重新定义国家概念时招致了新的危险。贵族们通过主张所谓的“爱国热情”，来抵抗哈布斯堡王朝所谓“外国的”入侵。在18世纪80年代，议会和行政机关使用的官方语言看上去还是个非常专门的议题（见第二章 ），但它如今引起了一系列潜藏的新问题。约瑟夫二世强制用德语替代过时的拉丁语这一行动引发了政治上强烈的反对浪潮，地方上的各个郡内尤其如此。此后行政语言的使用，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改革议会中，成为一个主张国族权利的议题。不过使用匈牙利语，就意味着要让农民阶级也成为匈牙利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在18世纪，农民阶级是主要的匈牙利语使用群体。因此，匈牙利在语言上的民族身份定义——即便是象征性的——又该怎样影响那些说其他语言的大多数匈牙利人呢？
在此可以从两种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首先，从贵族精英的角度来说，在拉丁语作为整个王国官方语言的时候，匈牙利政界的所有人都会面对同样的不便，在语言交流上也是如此。拉丁语不是他们中任何一种人的“第一语言”。然而一旦越来越多的人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主张让匈牙利语成为官方语言，克罗地亚贵族就会坚持在议会使用拉丁语的权利，同样不讲匈牙利语的特兰西瓦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也会随即效仿。因此选择匈牙利语来定义整个国家，就会在匈牙利精英中制造严重的分裂。其次，如果选择匈牙利语为官方语言，意味着在精英主张的民族权利背后统一起一个更广泛的民族社会，将语言作为定义国家的一种特质，就意味着国家不再仅仅是由精英组成的，还包括了剩下使用匈牙利语的匈牙利居民。这就再次引起了如何代表非精英团体利益的问题，这是匈牙利贵族不愿意讨论的，也是哈布斯堡政权只要有可能就加以利用的问题。就像在帝国的其他区域一样，哈布斯堡政权支持地方语言在匈牙利教育和公共生活方面的运用。当议会越来越坚持用匈牙利语代替拉丁语成为地方行政语言时，这种支持使得哈布斯堡政权越发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短期来看，通过语言实践来主张爱国的独立，似乎可以在匈牙利得到更大支持，用来反抗维也纳的帝国政权。但从长期来看，这种主张逐渐破坏了许多不说匈牙利语的匈牙利居民的自我认同，匈牙利因此将面临分裂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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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帝国的概念开始更充分地表现在社会方面，而与国家本身的联系越来越少。为了达成缔造一个统一繁荣国家的目标，经过半个世纪彻底的体制结构改革，哈布斯堡政权放弃了许多目标，以便撤销其中央集权实践中一些有意义的改革内容。1815年之后，上述的国家建构往往演变成保留还可以拯救的部分，而不是去实现一个理想的目标。一个沮丧泄气的帝国官僚体系发现，它的目标已经失去了更深层的意义，它存在的目的只是维护现状，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社会。
不过哈布斯堡王朝的目标在社会的一些方面仍然具有活力。在农民，特别是加利西亚的农民中，哈布斯堡王朝仍然是帮助他们从庄园主和行政官员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的象征性希望。对逐渐建立起来的中产阶层社会而言，帝国往往成为某些可能性的象征。譬如社会阶层流动，以及他们的祖国从一个只有贵族获利的社会，向着为所有人的福祉服务的社会变化。对各州的贵族们，尤其是匈牙利的贵族而言，从帝国部分的退让中得到了好处，于是他们重新开始主张自己的传统权利。他们经常使用一种新的民族权利理论，来为他们在人民大众中的事业正名。当然，在整个奥地利社会迅速变革的时候，任何试图开倒车的行为，其实现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