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兄弟们负伤躺在街道上，他们无畏痛苦，只想着自己的祖国。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些人神圣的血将帝国的所有人彼此结合得更紧密，也把他们与皇座紧紧相连……
就让他们的血成为连接我们的纽带，在我们之中产生兄弟般的情谊。
——卡尔·希克尔（Karl Hickel），《1848年3月13日的受害者》（Die Opfer des 13. März 1848 ein Erinnerungsblatt）
1848年春，当欧洲大陆爆发一连串革命时，奥地利的活动家们亦冒着被迫害和流血的危险，努力实现他们复兴帝国的目标。在具有革命倾向的俱乐部、报纸、市镇议会以及国会中，人们讨论着正在施行的政治与社会政策，以及它们大胆的新试验，它们奠定了之后半个世纪帝国社会中政治斗争的基础。在过去，政治斗争主要集中在各州议会和地方贵族与帝国的对抗上，社会中的其他人只是旁观者。但是1848年的革命中，农民阶级和中产阶层的活动家闯入政坛，推动他们的计划，并详细阐述他们自身的政治语言。与此同时，过去占据奥地利政坛的人急忙迎头赶上，试图让他们自己的理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1848年的革命震动了整个奥地利帝国（事实上整个欧洲都在这一年震荡不已），我们在第三章 中已经读到，这个帝国建立在各种公共组织和公共交流之上，它们没有形成一股单一的力量，而是引发了许多次革命，其中一些较之其他尤为成功。举例来说，这其中的一次革命是贵族精英试图通过取得政治自治来扩张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力，从而与官僚化的帝国对抗，甚至从奥地利帝国中独立。而另一次发生在城市中的革命，则试图通过缔造一个用来监督国内官僚的宪政帝国，让帝国的官僚体系服从于社会意志。上述两次革命都为新的政治活动创造了空间，从而让革命者们得以与国家谈判，更有效地影响它的政策。不过之后的第三次，也是以最激烈手段产生的革命，则扫除了帝国乡间的农业封建残余。如果未能掀起民众参与的热潮，这三次革命无一能获得成功。
1848年，关于帝国理想角色的问题，或者说是帝国本身的理念落在了上述三项革命各自的核心之处。绝大多数革命者排斥奥地利帝国和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除了意大利半岛和匈牙利的某些地区）。与此相反，他们为了获得能够重塑现有帝国的目标与结构的权利而努力奋斗。波希米亚历史学家兼捷克民族主义活动家弗兰蒂谢克·巴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ý，1798—1876）曾言：“如果奥地利帝国没有存在这么长时间，它将对整个欧洲的利益有益，也会有助于尽快营造人道。”他因此句成名，而他并不是唯一抱有这种想法的人。1在1848年，这些人相信他们受益于帝国的存在，并且急于明确他们对这个国家将为谁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渴望。
鉴于以上原因，许多革命者自诩为哈布斯堡王朝真正理念的守护者，他们使用一种强调自身希望的语言，而他们的希望是恢复王朝据称在不久前已经被抛弃的合法性。这些投身革命的男女认为法律和既定的规则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定义了哈布斯堡王朝，但王朝的官僚政权已经远远偏离了尊重它们的道路，因此革命者用这个名义来为他们的反叛正名。不过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革命者们明显的亲帝国态度，并没有削弱他们各种要求所具有的激进性、分裂性和不受欢迎性。恢复对法律和正当程序的尊重，对不同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它们可以从加强行政自律到对中央的完全彻底拒绝。反之，这还可能意味着利用中央的力量来达到政治上的激进目的，譬如彻底解放农民阶级，或者给予议会中非贵族身份的公民投票权。
加利西亚：令人不安的序幕
1846年2月22日，起义的波兰民族主义者跨过维斯瓦河，从奥地利来到自由城市克拉科夫（Cracow），大胆宣告一个独立的波兰重获新生。为了煽动起义，这些人穿过河流，将民族主义的解放讯息传到了奥地利的加利西亚。不过在那儿，事情却并不按照计划发展。起义以惨败告终，但造就这个结果的并不是奥地利政府。波兰民族主义者叛乱令人惊讶地迅速失败，是因为加利西亚西部各个村落中的农民们揭竿而起屠杀反叛者，造成了多达700—1 000人的可怕伤亡。2这些血腥的屠杀事件阴森可怖地提醒人们注意农民的怒火。更重要的是，这表现出革命动荡期间，帝国在农民心目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性功能。
在起义之前，反叛者们决定不向加利西亚农民谋求对他们事业的支持。因为他们明白，只要给予农民任何结束封建生产关系的表示，他们就会自绝于自身所在的特权阶层，对反叛者中的绅士地主来说尤其如此。3而加利西亚农民在攻击反叛的领主们时，往往宣称他们效忠于斐迪南皇帝。以这种行为，农民们向帝国政权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因为他们相信，后者要比波兰的民族主义者们更能支持他们的利益。农民们在1846年屠杀他们的领主，充分表明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波兰人”，他们对这个词，以及曾经创造的波兰国家的历史记忆，都赋予了负面的意义。当波兰民族主义者们试图在一个村落说服农民，声称只要奥地利人被驱逐，他们的境遇会大大改善时，农民们回答：
不，尊敬的先生，事情不会是那样的。你们只是想要赶走这片土地上最仁慈的统治者（指哈布斯堡皇帝），然后让这个国家走向毁灭。我的祖父曾经告诉我，在波兰联邦还存在的时候，领主们可以肆意殴打农民，而农民们求告无门……如果你们把皇帝赶出这片土地，那么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想要尝尝称孤道寡的滋味，你们也会像过去波兰联邦存在时那样随意殴打这里的农民们。4
加利西亚的农民们不仅拒绝为反叛者提供支持，他们还主动袭击叛乱分子以及这些人的家眷与土地经纪人，之后将尸体和幸存者一并交给哈布斯堡当局。同时农民们还销毁一切他们能找到的封建文书，希望此举能摧毁构成他们肩上农奴制枷锁的基础。于是哈布斯堡当局的军队不得不插手阻止农民的暴力行为，从这些奥地利爱国农民的怒火中保护那些民族主义叛乱者，这实在是颇具讽刺意味。
1846年在加利西亚发生的可怕事件尽管十分极端，但给了我们农民对奥地利帝国态度的一个估计标准（虽然这种情况多半是形势使然）。波兰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的贵族们把自己的叛乱描绘成反抗奥地利政权压迫，为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加利西亚农民则更倾向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哈布斯堡的皇帝站在他们与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中地主残忍的皮鞭暴政之间，抵挡住了后者的威胁。因此这些农民并没有什么民族团结的博大情怀，来驱使他们跟随波兰贵族反抗哈布斯堡君主国。1864年革命的血腥结果既表现出19世纪中叶波兰民族主义在其要求上狭窄的社会基础，也表现出农民们如何回报对他们自身目的有利的哈布斯堡王朝理念。
作为起义失败的结果，波兰民族主义者和梅特涅政权都开始持续不懈地开展宣传工作，博取欧洲其他地区的同情。5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双方铺天盖地的宣传，这次事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即加利西亚农民主动保卫帝国的行为立即淡出了公众视线。波兰民族主义者宣称哈布斯堡政权用黑心钱收买了轻信的农民们，否则他们会理所当然地支持自己的民族领袖。同时，作为欧洲政治社会现状的维持者，梅特涅不能在任何场合承认农民们暴力行为的正当性，哪怕他们这么做是为帝国服务。6
叛乱结束之后，无论是帝国还是加利西亚的波兰民族主义者，都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去改善当地农民令人绝望的处境。直到下一个10年，波兰民族主义者改变了策略，邀请农民在他们的民族主义事业中分一杯羹为止。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所有存在封建农业生产关系问题的州，除非帝国政权制订出一个适用于全部州的可行解决方案，否则帝国什么也做不了。这个解决方案迫使财政上别无选择的国家面临一个不可能应付的挑战：补偿所有地主因为失去强制农民劳动力而造成的损失。但即便如此，加利西亚的叛乱还是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变革：它给予奥地利一个把克拉科夫自由市并入加利西亚的借口。
1846年的起义提醒我们注意一些即将在之后的两年内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重要革命模式。首先，尽管社会上的不幸十分严重，但是它们并没有在1846年的加利西亚产生出革命。反而是当地的特权集团，它们希望能够在决策方面，尤其是在所在州的决策上拥有更多话语权，因此一旦窥到机会，就会组织叛乱。1846年，波兰民族主义者试图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以此来恢复他们的权势。1848年，匈牙利贵族精英也在谋求同样的东西，试图将匈牙利从帝国中独立出来。但与此同时，地方城镇中的知识分子和实业家也希望能在处理公共事务上占据一席之地。1848年的革命中，他们纷纷在一开始组织起来，支持贵族与中央对抗，但很快他们就在公民权利、政治代表制度和地方权力运用等议题上与贵族分道扬镳。就像1846年加利西亚的情况，贵族希望借1848年的革命重建他们的权力，因此发动了革命，不料却把权力分给了其他社会群体。
如果说特权和不幸共同支撑起了1848年的叛乱与革命的话，它们在全帝国的范围内也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一旦反叛的特权群体在1848年3月颠覆了旧政权，社会不幸带来的影响——以及一股强大的体制不公感——往往会让农民和工人加入乱局，使得原本的革命变得更加激进。1848年，正是农民和工人阶级的骚动迫使帝国政权同意更具特权的反叛贵族群体提出的政治要求，并且让这些群体试着重建秩序。而农民与工人引发的骚乱，与一开始叛乱贵族们提出的政治问题并没有多少关系。农民们的目的是获取土地，以及抵制劳役制度；至于城市大众的愤怒则来自严重的食物短缺与飞涨的物价，或是产业工人因为工厂引进机械或者女工而产生的敌意。农工结合产生的效果令帝国政权惊恐不已，帝国的大部分军事力量此刻正忙于在意大利半岛各地征战，因此帝国政府吓得只能授权给贵族与中产阶层的革命者，让他们撰写宪法，推行新的统治形式。
上述提到的革命动力表现出思考反叛者与帝国政权之间关系的一个重点。社会中最低下的阶级积累了许多对贵族领主和雇用他们的实业家的不满，但这些人对哈布斯堡统治者却抱有一个相对积极的印象。因此，一些反叛的特权群体就采取权宜之计，把忠于皇帝的言论思想纳入自己的革命理论之中。反叛者们把自己的行为描述成让一个本质上良好，但如今陷入混乱的体制重新恢复平衡的举动。而他们描述的体制混乱通常受到一些倒霉的替罪羊影响——这个角色通常由梅特涅出演；或者，这个体制被围绕在神经错乱的皇帝周围的那些反动势力的阴谋所影响，这些反动势力通常被称为“朝廷中的奸党”。在此我们要引用一下匈牙利革命者对他们行动的描述，他们声称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合法的革命”。7
其次，加利西亚的事件还凸显出近来科技发展的重要性，科技的进步产生的影响要远远大于1848年表现出的几个结果。譬如在1846年，波兰叛乱者和帝国政府都积极通过运用各种宣传手段来取得民意支持，这些宣传手段中，最突出的就是正不断发展的平面媒体。同样，奥地利将领们在同一年惊讶地发现，近代化的铁路在运输部队和武器上极其高效。8大众传媒和铁路虽然都还在各自的起步阶段，但1848—1849年，从匈牙利革命家路易斯·科苏特到陆军元帅拉德茨基等著名人物，都成功地使用这些工具强大的潜力，改写了一些事件的结局。
最后，在所有产生于1846年，又在1848年革命中重现的种种因素中，伴随着加利西亚失败起义的那种民族主义理论怎么样了呢？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者用民族主义的理论来将他们与奥地利决裂的行为合法化。不过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其他地方，民族主义的要求却不像匈牙利那么清晰、急迫，具有群众基础。虽然这两年间有不少政治理论致力于达成“民族身份”或“民族解放”，甚至是“统一一个德意志/意大利国家”的目标，不过在提起国族概念时，不同的人都有截然不同的意义。所谓的“nation”，指代的只是传统意义上那些出席各州议会的特权阶级吗？或者这个概念像中产阶层主张的那样，包括在一个享有共同的语言与文化的大众社群中，不同阶级的所有人？绝大多数1848年的革命者们赞成更具社会包容性和影响力的后一种解释，而旧式精英观点的支持者们正加快推广应用他们的观点，将其加以修改，使其具有贵族为更平民化的大众发声的意义。
然而上述观点逐渐扩大化的趋势，并没能给民族身份这个概念背后长期以来的争端画下句号。我们至今还会遇见其中的一些争执。我们会遇见以下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奥地利人的国家吗？或者说它是一个包含了一个特定历史地域，比如波希米亚、施蒂利亚或匈牙利王国等土地上所有居民的国家？还是说人们会跨越传统行政区域的边界，以一群人共享的语言遗产来界定国族身份？波希米亚的捷克语使用者，可以和摩拉维亚与西里西亚说捷克语的居民共同形成一个民族吗？一个民族的成员是不是天生决定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真像很多民族主义者在革命蓬勃发展的最初几周内所宣扬的那样，天生就具有兄弟般的情感吗？还是说民族之间的关系，像另一些民族主义者在零和博弈的基础上所主张的那样，不可避免地因为获取国家资源或领土要求而彼此冲突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单个民族应当如何与奥地利、与哈布斯堡王朝这个祖国产生联系？
在1848年的民族主义者们提出众多计划的同时，农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它们抱有疑虑或者无视它们。这些计划通常只是谋求扩展那些具有一定权力的国民的政治影响力，农民们试图改变他们的经济处境，但这些有权势者却倾向于稳定和维持现状。此外，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很少有民族主义领袖将农民的需求看作他们计划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计划中所有的，只是一些终结封建制度的含糊承诺。
城市的骚动
1848年1月，意大利半岛上爆发了一系列叛乱，叛乱最初的爆发地点在西西里，之后向北蔓延。梅特涅政府随即派遣军队保卫帝国在意大利的伦巴第–威尼斯领地，以免它受到骚乱的影响。然而1848年2月，巴黎人民发动革命废黜了国王路易·菲利普的消息随即使得奥地利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大幅度上升，宛如箭在弦上。
事实上，早在前一年梅特涅和匈牙利议会的公开较量逐渐升级的时候，革命的导火索就已经点燃。当然毫不令人意外，事件的直接起因是由来已久的财政问题。应当如何改革匈牙利的财政制度，并稳定它与帝国其他地区的关系？事实上，从梅特涅到更谨慎的塞切尼，或是更激进的科苏特与实用主义的迪克（Deák），这些政客们一致同意，这些基本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而他们在具体解决措施上的分歧，要比讨论谁有权力解决这些问题时产生的异议小得多。理论上说，为了改革整个封建制度，分别从各种不同的方面弥合那些相对较小的政策分歧是有一定可行性的，譬如促进税制改革，以便让贵族最终负有缴税责任；改善通信和交通网络，加快匈牙利的经济现代化；修改匈牙利的法律，使其更贴近帝国其他地方的法律等。9但是改革权限的核心问题仍然存在：谁最终拥有决定这些改革议题的权力？是匈牙利议会，还是位于维也纳的中央政府？
19世纪40年代，针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匈牙利的咖啡厅、报纸与讨论圈子等初步形成的公共领域中反复出现。匈牙利活动家们越来越多地将冲突界定为国王与议会（或者国王的政府与拥有6 000名公职人员的自治州郡）之间，“维也纳局外人”与“爱国的匈牙利”两者的争斗。那些自诩爱国的媒体，经常极尽夸大地登载每一个政治人物援引匈牙利历史，使用匈牙利语言，甚至按照正时兴的“匈牙利民族风格”着装的决定。而每一次维也纳方面做出让步，比如1847年决定用匈牙利语取代惯用的拉丁语，成为议会用语的举动，都只会因民族象征与所谓民族受到藐视而产生新冲突。
19世纪40年代，梅特涅政府削弱匈牙利贵族与王权对立的策略，总有引发农民不满的危险。10梅特涅往往用单方面解放匈牙利农民的威胁手段，来回应议会中的反对派。通常来说，这足够迫使议会中更保守温和的大多数在短时间内勉强妥协。但自从1846年加利西亚叛乱后，即便是解放农民这一招屡试不爽，梅特涅也不得不改变策略。他不再威胁解放农民，而是试图引入可以实现绝大多数改革需求的相关立法，作为战胜反对派的王牌。
不过要召开议会会议，就意味着需要举行选举。即便只有很少一部分匈牙利人有权投票，1847年举办的选举还是前所未有地吸引了公众广泛的兴趣，引发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全民狂欢。匈牙利城市社会生活已经完全被热烈的政治讨论所主宰，在佩斯，选举活动比以往更受欢迎，虽然在这座城市中，有资格投票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小得微不足道：全城60万人中，只有1.4万人拥有投票权。11反对派的支持者们庆祝了好几次胜利，其中就包括激进的报纸主编科苏特以及较为温和的费伦茨·迪克和塞切尼成功当选。12不过选票的数据提醒我们，这场选举背后政治化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是多么有限。举例来说，虽然佩斯对选举活动极尽宣传之能事，科苏特只以2 948∶1 314票的结果战胜了对手，更多有资格的选民甚至从未现身投票。
当议会于1847年11月在普莱斯堡召开时，很难说究竟是政府的计划，还是反对派的提案在思想上更具革命性。13当然，在很多匈牙利人的想法中，反对派站在爱国且明确的匈牙利立场上，与“外国的”、以维也纳为中心的帝国立场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在议会会议期间，学生们蜂拥至旁听席，他们对反对派的支持不断水涨船高，政府还是很快成功回避了反对派的方案。为此议会威胁要像过去的几次议会会议那样，完全终止会议讨论。
正在此时，法国革命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给普莱斯堡的反对派注入了一针新的强心剂。3月3日，在一场议会代表间的非正式会议上，科苏特发表了一番令事件更趋激化的演说。他要求有一个独立的匈牙利内阁，来对选举出的国会（指匈牙利议会）负责；科苏特还要求向贵族征税，结束农民的劳役压迫，补偿地主，并给予城市中产阶层和较富裕农民投票权。此外，他还呼吁重组哈布斯堡军队，使其反映匈牙利人的利益，并且出台一部全帝国适用的宪法。
科苏特的演讲立刻就引起了轰动。演讲内容被翻译成德语，迅速印刷成小册子风行于维也纳，人们在主要的大学公共会堂，之后又在大街小巷的人群中阅读它。维也纳大众因此将注意力集中到即将在3月13日召开的下奥地利议会会议上。14本地的阅读和职业俱乐部成员们在采取一些政治行动和表达对社会底层潜在不稳定的恐惧之间犹豫不决。3月4日，属于社会精英的法政阅读协会要求彻底革新政府与行政系统，并且要武装市民维护城市治安。该协会还要求削减警察势力，终结审查制度，着手实施宗教、教育与司法方面的改革，以及在维也纳设立一个中央国会，承担整个帝国的立法工作。而与此同时，一个地位举足轻重的俱乐部成员警告同侪，假如煽动聚集在维也纳市郊的失业纺织工人与机械工人发动公开骚乱，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危险结果。15
当3月13日星期一到来时，人潮聚集在围绕着兰德豪斯（Landhaus）会场的狭窄街道上，公众对会议的热情可见一斑。这天一大清早，在害怕的政府考虑关闭城市大门之前，庆祝传统“蓝色星期一”16的工人们就已经进入了内城，准备加入一场计划妥当的学生游行示威中去。17就在吵吵嚷嚷的学生队伍从附近的大学来到兰德豪斯时，人群已经将附近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高声喊叫着“他们来了”，欢迎学生们的到来，还有一些从高处敞开的窗户（这是个异常温暖的3月）朝下望的人则向人群投掷花束、彩带、花环，甚至还有少许珠宝。18
正当人们等着代表们从兰德豪斯现身时，一个来自布达的年轻犹太医生阿道夫·菲斯霍夫（Adolf Fischhof，1816—1893）19发表了一番即兴演说。他的演说凝聚了在场所有人的愿望：要求结束审查制度，并且要求给予大学教学的自由。就在一些人大声宣读科苏特3月3日的演说后，要求梅特涅下台的呼声迅速扩散开来。一个由学生和医生匆匆组成的委员会将众人的要求传递给了议会。议会成员畏惧门外躁动不安的人群。于是派出一个代表团，带着改革的请愿前往霍夫堡皇宫，但就在同时，霍夫堡皇宫纠集了军队，终于关上了城市的大门。
在之后的骚乱中，军队试图清空兰德豪斯周边的街道，其间射杀了5人，射伤了更多人。当时的一些插画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众多资产阶级男女，以及体面可靠的市民突然发现他们处在军队的火力笼罩之下，惊恐万状。在这些人中最先倒下的是卡尔·海因里希·施皮策（Karl Heinrich Spitzer），一位来自摩拉维亚的工艺学校犹太学生，他此后被赞誉为革命最初的烈士。20在军队开火后造成的混乱中，一群工人攻击了士兵，维也纳市长也恳求政府让有财产的市民们武装起来（这些人不久前才被枪击），再代替不受欢迎的军队，代表政府安定城中局势。随着局面恶化，政府选择彻底投降，它撤出了军队，并允许市民持械。21政府同样允许学生们在菲斯霍夫的领导下，组建一个学术界武装团体。到了3月15日，有3万名男性加入了市民卫队或者学界武装团，得到了武器。22同时，一群绝望的大公们（他们是斐迪南皇帝的叔伯和堂兄弟们）朝梅特涅、不受欢迎的警察与审查主管谢德尔尼茨基伯爵，以及匈牙利大臣哲勒格·阿蓬伊伯爵（Count György Aponyi）开火（梅特涅本人在事发时立刻化装逃离了维也纳），这在某种意义上已是一场宫廷政变。
随着整个维也纳陷入革命风潮，身在普莱斯堡的科苏特和他的同盟者轻松说服匈牙利议会认可他在3月3日演说中明确提出的宪政要求，并且会把这些要求上呈给皇帝。23于是一个身着盛装的代表团立即出发，搭乘多瑙河上的蒸汽船前往维也纳，准备在御座前提交请愿内容。与此同时，领导佩斯游行示威的一群年轻学生与激进派作家（即所谓的“青年匈牙利运动”）也赞成科苏特3月3日演说中的要求。3月15日，著名的激进革命诗人裴多菲·山多尔（Sándor Petöfi）公开朗诵了他在佩斯的比尔瓦克斯咖啡馆完成的《民族之歌》。这首颂歌的副歌部分反复强调，“我们在上帝面前为匈牙利人宣誓/我们宣誓不再为奴”24。这天下午，裴多菲在佩斯国家博物馆向数千名示威者发表了演说，演说结束后人群前往市政大厅。示威领导人在那里要求组建一个革命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这是个取自法国大革命的象征性名词，这样的情况在1848年革命中非常常见），由这个委员会管理布达和佩斯。到了这天晚些时候，大约有两万人跨过多瑙河，迫使布达的总督议会（即皇帝在本地的代理人）废除审查制度，命令军队停火，以及释放所有匈牙利政治犯（实际上只有一位）。25
1848年3月15日，皇帝斐迪南的顾问们在承诺颁布宪法后，接受一群狂热的维也纳居民的欢呼。原画作者是Johann Nepomuk Höfel（bpk, Berlin / Deutsches Historiches Museum / Arne Psille / Art Resource, NY）
让我们回到维也纳，3月15日在这座城市爆发了更多的示威游行，迫使斐迪南皇帝的顾问们承诺修订宪法，这一举动立刻引出不少向皇帝表达感激与忠诚的反应。同一天，一个由50名维也纳市民组成的团体聚集在一起，为本市选择并组建一个处理市政事务的临时城市议会，直到维也纳市民们可以投票选举出正式的。被选中的议会成员代表了坚定的保守派经济和社会利益，分别是小商人、工厂主、教授以及一位来自犹太人社区的代表。26
也正是在3月15日这一天，匈牙利代表团抵达了维也纳，获得大众广泛好评。当时的记录显示，数千人以欢迎革命英雄的方式迎接匈牙利代表团。热情的支持者们卸下了科苏特马车的笼头，亲自拉着马匹穿过维也纳的大街小巷，在前往皇宫的路上，马车走走停停，以便科苏特向人们发表演说。之后的两天，政府火急火燎地与匈牙利代表团谈判，最终达成了一致。政府最终向匈牙利议会提出的所有要求让步，包括组建以拉约什·包贾尼伯爵（Count Lajos Batthyáni，1807—1849）为首的独立的匈牙利内阁。27对匈牙利人来说，革命意味着建立（或“重建”）一个由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统治的独立匈牙利国家，并且这个国家将独立于哈布斯堡王朝其他的领地。而在匈牙利之外的哈布斯堡王朝（包括维也纳）革命具有了别样的意义。
当许多城镇得到这些突发事件的消息时，随之而来的是支持改革后政权的公众游行示威，以及少许地方行政上的人事变动。但在米兰和威尼斯两个大城市，这些消息激起了反抗哈布斯堡统治的起义。28当地绝大多数奥地利中上层市民大肆庆祝中央允许修订宪法一事，以此来宣示权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让本地居民和国民自卫军镇压革命，并且阻止其他社会群体获得权力。事实上，我们震惊地发现，大半个帝国的奥地利人（还包括克罗地亚等隶属匈牙利的部分）回应维也纳发生的三月革命的方式，是公开将他们在地方机构获得话语权的诉求，和皇帝允许修宪的命令联系在一起，从而营造出更具参与性的帝国目标。本地市民创建地方自卫队的行为表现出他们希望对当地事务拥有话语权，而他们庆祝皇帝允许修宪的活动从帝国的层面上（从抽象意义上）将其表现了出来。
在上奥地利首府林兹这座拥有众多工人阶级人口的工业城市，市民领袖组织了游行，并在州立剧院举办了庆祝活动，当地的产业协会还资助了3月15日的火炬游行。林兹的中产阶层市民与学生们同样迫不及待地加入新建立的国民自卫军，维护城市治安。一位本地观察家满意地注意到林兹没有经历维也纳那样的工人阶级暴动，并强调革命并没有“扰乱本地工业的正常运作”29。
和维也纳同为大学城的施蒂利亚首府格拉茨，即将召开的议会会议使得人们注意力的焦点落在了和维也纳极其相似的请愿和游行上。3月14日，在一场席勒的《唐·卡洛》（Don Carlos）演出中，当剧情进行到波萨侯爵请求国王菲利普二世给予他的臣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时，在场的资产阶级观众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喝彩。次日，一个代表团带着600名市民联署的请愿书出席施蒂利亚议会会议，要求“让来自商业和产业社群的市民们”选举市政府成员。请愿书中还要求让同一批市民拥有制定税收和教育政策、任免公职人员的权利，还要求推行言论、思想和信仰自由；此外，人们还要求组建一支取代警察的市民民兵部队，终结审查制度，停止肉刑，以及消除教育方面“耶稣会士在本地的影响”，而早在半个世纪前，耶稣会士就已被禁止在当地活动。3月16日，格拉茨市政府向那些被认为“值得大众信赖”的市民分发了500支枪和300把佩剑。30之后数日内，资产阶级的观察者们自豪地描述了贵族们与普通市民、学生和为数不多的公务员在新民兵的队伍中并肩作战的情形。31
3月16日，皇帝允许修宪和梅特涅出逃的消息通过新落成的南部铁路从格拉茨来到了下施蒂利亚城镇采列。“人们无限欢喜。”一份当地报纸如此评论。伴随着军乐声和炮响，“所有阶层的”人聚集在火车站，车站被人们用代表施蒂利亚的绿白两色装饰一新。接着人群从车站前往本地教堂，随即来到地区政府，在那儿为斐迪南一世欢呼，高唱皇帝的颂歌。城市的治安官在他的办公室上方悬挂了一条横幅，公开宣告“斐迪南一世，出版自由和人民议会万岁”。32
在帝国的西边，卡林西亚首府克拉根福在3月16日收到通报革命消息的信件。据地方报纸报道，卡林西亚人以“一种普遍的喜悦情绪”接受了这些消息。人们聚集在中心广场周围的街道，其中大多数人佩戴白色帽徽，众人为皇帝欢呼，同时也给予维也纳市民不息的掌声。和林兹的情况一样，报纸自豪地表示，尽管人们因为革命消息激动不已，但当地没有发生不法事件，人们也没有破坏本地的平静。连续数夜，欢庆的克拉根福都灯火通明，一对对乐手被众人簇拥着，行经大街小巷，玛丽亚·特利莎的塑像也被人们用一面白色旗帜装点起来。3月19日，市民们组织了一支临时国民自卫军。当地男子合唱团体献上了一场庆祝演出，他们演唱了多首曲目，其中就有一首被认为受到大众欢迎的“日耳曼颂歌”。虽然在1848年之前，人们已经谱写了数首类似的“日耳曼颂歌”，但此番群众齐唱歌曲的行为折射出了奥地利人对席卷中欧的诸多动荡事件感同身受。本次革命的早期阶段产生了一个可预期的结果：无论是否能够付诸实施，至少在人们看来，它让创造一个“自由”的新德意志国家成为可能。33
在距离采列西南方差不多50英里的卡尼奥拉首府卢比安纳，人们通过一位来自维也纳的旅行者了解到革命的消息（因为此时连接该地与维也纳的南部铁路尚未落成通车）。数小时内，许多人就佩戴上了白色丝带加入游行，表达支持斐迪南皇帝宪政改革承诺的心情。到了夜里，经济较为宽裕的市民在匆忙装饰一新的市立剧院举办了一场庆典活动，参加活动的人们数次齐声欢呼皇帝万岁。根据本地报纸的报道，在剧场外的大街上，此时有一些学生、学徒与工人令人遗憾地做出了“混乱过分的行为”，他们捣毁收费站、打碎沿街窗户，还把梅特涅的画像撕成碎片丢进河里。至于被同一份报纸描述为“不受市民欢迎”的卢比安纳市市长，他逃到了距离城市西边差不多10英里的弗尔赫尼卡（Oberlaibach / Vrhnika）郊区，再也没有回来。34
3月20日晚，革命的消息搭乘船只，终于抵达达尔马提亚首府——亚得里亚海海滨城市扎达尔。一位还不知道自己的上司已经被解雇的地方官员向维也纳的安全大臣谢德尔尼茨基如此汇报：
城市的街道彻夜人声鼎沸，直到清晨5点。大批群众带来装满酒的瓶瓶罐罐以及所有类似的东西，在街头公然饮酒，还邀请熟人与他们一起开怀畅饮。因此到了深夜，许多醉汉四处游荡，人们可以听到他们呼喊“宪法万岁……达尔马提亚国民自卫军万岁……自由万岁！你，我，所有人万岁！”……许多听到醉汉呼喊的人互相询问宪法是什么，但没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35
之后，以扎达尔为源头，革命消息随着蒸汽船的航线向南沿着达尔马提亚海岸一路传播，直到门的内哥罗（Montenegrin）边境的科托尔，此时已经是3月27日。36
一幅描绘1848年3月18日威尼斯人起义的19世纪雕版画。在画面前景，市民们撬起铺设在路面上的石块，投向前进的奥地利军队，这幅画的背景是威尼斯著名的圣马可广场（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 / A. Dagli Orti / Bridgeman Images）
达尔马提亚城镇的地方官员同样鼓励人们建立国民自卫部队，毫无疑问，他们把这些部队看作维持秩序的工具。他们推动新市议会的选举，之后还有奥地利国会以及达尔马提亚新议会的选举。在所有这些地方，市民领袖和地方官员以忠于革新后的哈布斯堡王朝之名义定义整场革命。
不过此后不久，达尔马提亚人就知悉了，威尼斯在3月23日爆发了当地居民反抗哈布斯堡统治的起义。事实上，达尔马提亚籍的尼科洛·托马西奥（Niccolò Tommaseo，1802—1874）在叛乱中，领导脱离威尼斯共和国的行为，为达尔马提亚的城市大众以及使用意大利语的居民创造了巨大的利益。37一些年轻的达尔马提亚人和伊斯特里亚人出于对威尼斯人的同情，志愿加入威尼斯军队，不过与此同时，就像托马西奥一样，绝大多数说意大利语的达尔马提亚人和伊斯特里亚人却认为他们的家园应当继续成为帝国的一部分。
在的里雅斯特发生的事证明了当地人有着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居民相似的情感。维也纳革命的消息在3月17日到达，一周之后，附近的威尼斯发生叛乱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促使的里雅斯特的一些群体也试图效仿。不过他们的行动立即就被镇压了。造成这个结果，多半是缘于效忠哈布斯堡王朝的意大利语裔居民在城内组建了一支国民自卫军。38而正如多米尼克·赖尔（Dominique Reill）让我们看到的，的里雅斯特有影响力的市民相信他们城市赖以生存的繁荣是依赖于的里雅斯特和奥地利帝国其他地区重要的商业联系。的里雅斯特的许多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同时坚持认为，他们的城市在本质上是多民族、多元化的（即便意大利人居主导地位），而它的利益坚定地落在哈布斯堡的阵营内。一位意大利民族主义记者坚称“商业化的的里雅斯特”所有的地理位置，“将所有民族的人聚集于此”，他警告如果的里雅斯特加入威尼斯式的叛乱，“我们的繁荣将消逝，我们会倒退回和其他伊斯特里亚小型城市无异的状态，新建的建筑（palazzi）也将荒废”。39
位于的里雅斯特北部，有着大量意大利语人口的南蒂罗尔地区，以邮件的方式在3月17日和18日收到革命消息。此时在特伦蒂诺，恰逢附近农民前来参加一年一度的地区集市，革命的消息便引起了农民和一些贫穷阶层的城镇居民短暂的反消费税抗议。至于公务员、店主、大多数工匠与本地中等学校学生，他们则聚集起来，庆祝帝国宪法的诞生以及保护“合法自由的事业”。当地人很快就组建了一支民众自卫队，用来保护他们新建立的自由不受“来自无产阶级的”潜在骚乱侵扰。40
现在我们的眼光往更北的地方去，像维也纳、格拉茨和普莱斯堡一样，布拉格在3月初经历了数次本地政治事件，而事实上波希米亚议会在这段时间并没有召开会议的计划。很多地位最高的波希米亚贵族在某种程度上希望能在帝国范围内，为波希米亚传统领地（包括摩拉维亚和奥属西里西亚）争取到一个更独立的政治空间，这个政治空间可以与匈牙利的相对自治相提并论。这些贵族试图设立一个单独的大臣职位，用来管理维也纳方面的纯波希米亚事务，其性质类似于匈牙利大臣。此外，他们还希望中央可以任命一位哈布斯堡家族的大公来到布拉格担任总督。幸运的是，布拉格在议会基础上产生的政治活动，没有像匈牙利一样，酝酿出群众基础广泛的反对运动。波希米亚在工业、商业、金融方面，拥有比匈牙利多得多的中产阶层知识分子。波希米亚政治化的人民大众很少担忧所谓“波希米亚议会的传统权力”死灰复燃，他们更担心的是政府无力控制失业纺织工人引发的骚乱，以及飞涨的食物价格对社会稳定的威胁。41 3月8日，当一群社会背景各不相同的市民们起草了一份呈给皇帝的请愿书时，他们的行为迅速让议会贵族所谓的“幕后活动”黯然失色。在请愿书中，人们要求建立一支市民民兵部队，保护社会不会遭遇“无产阶级骚乱”的危险。此外，人们还要求增加学校中捷克语的使用率，加强市政自治，废除审查制度和强迫劳役。42 3月15日，皇帝修宪的承诺与终止审查制度的消息传到布拉格，当地的市民与学生们迅速组成了国民自卫队与学界武装团体。
3月8日，波希米亚人民签署了这份请愿书，他们同时使用德语和捷克语两种语言书写，从而将自己定义为捷克和德意志民族身份兼具的波希米亚人。对这些人来说，那些为了更多波希米亚人的权利而提出的主张，或者对“波希米亚民族”的保护，并没有必要单独应用在一个语言群体或者另一个上，虽然从捷克民族主义运动的层面上，很多活动家是这么认为的。1848年，布拉格最热衷政治的波希米亚市民往往来自正在增长的捷克语知识分子群体。因为在布拉格，中产阶层公民权利需求的形成，往往伴随着积极创造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捷克民族主义社群的过程。而1848年，在布拉格和其他波希米亚城镇中，捷克和德意志两种自我认同的活动家产生初步冲突之际，大部分波希米亚人却不认为他们自己是一个跨地域的、依靠语言定义的捷克或德意志民族的一分子。而对那些从上述层面确定自己忠诚的人来说，这种效忠并不总会阻止他们偶尔对波希米亚的其他民族产生认同感。事实上，不少政治活动家在1848年前期都鼓吹所谓的“波希米亚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指代的是一种地区性的认同感，因此地区边界就将单纯以语言来定义的民族忠诚心问题化了。
布拉格的学生与波希米亚其他地区的学生们一样，为那些在3月的维也纳暴动中丧生的人们举办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公开纪念活动。尽管布拉格在这类事件中没有伤亡者［而且直到6月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茨亲王（Alfred Windischgrätz）围攻城市之前，布拉格一直维持着不流血的情况］，它却将维也纳的丧生者赞誉为“为自由献身的烈士”，并于3月21日在老城广场的泰恩教堂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弥撒。在奥古斯丁·斯梅塔纳（Augustin Smetana）的演讲中，他强调死者们是“为了祖国与对自由的热爱而献身的兄弟们”43。一份署名为布拉格大学学生，以捷克语撰写的小册子号召人们团结友爱，并主张“你们的血将使奥地利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44。
当维也纳革命的消息在3月18日传到加利西亚首府利沃夫，它一方面释放出波兰民族主义者们层出不穷的类似行动，另一方面也令哈布斯堡王朝在当地的总督弗兰茨·施塔迪翁伯爵（Count Francis Stadion，1806—1853）绞尽脑汁，应付当前的状况。因为加利西亚有1846年的前车之鉴，上述双方都试图通过动员饱受苦难的农民阶级，争取他们的支持来战胜对方。同时，无论是波兰民族主义者还是哈布斯堡的官员，都害怕前一年降临在加利西亚的饥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一群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波兰民主人士立即起草了一份呈给皇帝的请愿书，要求获得宪法规定的自由，并且废除农民们的强制劳役。不到一日，这群活动家就在城中为请愿书收集到超过1.2万份签名。能够获得如此多的签名，主要是因为这个消息被公布在当地报纸上，因而广为人知。不过就在同时，施塔迪翁伯爵说服维也纳方面，让他成为第一个宣布废除当前封建生产关系的人，将这份皇帝新赠予农民的礼物带给加利西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