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奥地利国会花费了几近整个夏天的时间来争论废除封建结构的措施以及补偿地主的问题。在当时，汉斯·库德利希（Hans Kudlich）代表，一位来自西里西亚的年轻农民之子建议，废除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封建生产关系时，不需要再对地主进行补偿。尽管国会最终以177∶144票的结果最终决定补偿地主失去免费农民劳动力的损失，但国会也在9月9日投票宣布终止劳役制度。这无疑是国会最重要的一项成就，这也是之后卷土重来的反革命势力未能抹杀掉的一项功绩。99
除此之外，国会还选举出一个宪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两个重要的下属委员会，用于起草一份国民权利法案，以及勾勒帝国未来的宪政架构。100那么第一个下属委员会的代表会怎样理解未来帝国公民的权利呢？当年8月，波希米亚的捷克民族主义代表弗朗蒂舍克·里格尔（František Rieger，1818—1903）呈上了一份强有力的民主派草案，它主要建立在1789年和1791年法国革命宪法的基础上，这份草案得到了委员会中德意志民族主义自由派的强力支持。101这份得到委员会成员欢呼通过的草案，在1849年1月4日交由国会审阅。草案强调了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新颖观点，这个主张立即招致了帝国政府的反对，强迫委员会将其删除。102不过这也是帝国政府唯一一次对声明草案加以干涉，而国会完全没有抗争就全盘接受了修订意见。剩下的草案内容概述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奥地利公民个人权利，其中许多都与约瑟夫二世时代的国家传统相一致。
这份权利法案保障了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且明确废除了所有传统的社会特权。从此之后，帝国不再授予和承认贵族头衔，所有的政府职位也将唯才德是举。103草案还保障了个人的各种自由，其中包括个人隐私、宗教信仰、言论、结社与集会以及迁移的自由。举例来说，在这份提案规定下，所有的教会都不能享受任何非国家授予的特权，而受法律约束的民事婚姻将优先于任何宗教结婚仪式。104这份草案同样承诺创建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并废除死刑。它规定除了战争期间，军队亦要服从民法和司法程序。这份法案同时承诺推行国家资助的公共教育体系。此外，这份法案的第19条提到了奥地利社会语言多样化的现状，并保证：
帝国的所有人民都拥有平等的权利。所有人的居住权和培养自身民族性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特别是他们在语言方面的权利。国家保障在每个州中，所有的语言都可以在学校、政府机关和公共生活中得到平等运用。
奥地利国会中政治上的温和派人士和民主人士（更不必提斯拉夫和日耳曼民族主义者）都抱着同一个目标，即1811年，哈布斯堡王朝特别在《民法通则》中明确提出的，公民权利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理念能够得到确认。草案的这一部分确认了约瑟夫二世使国家结构合理化，从而能够统治彼此权利平等的国民的目标。而尽管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儿子们未能把他们在理论上保证的全民教育付诸实践，但教育一直都是这几位君主非常关注的议题，地方教育需要更多地使用本地语言而非单一国语的提议亦是如此。不过，草案中保证教会得以自治，不受国家控制的条款，远远背离了约瑟夫主义者试图让国家完全控制教会的目标。105此外，草案保证学术机构教学和科学探索的自由，在程度上也已经超过了约瑟夫二世的改革。
在之前的夏天与秋天，政治温和派与国家的约瑟夫主义者们与难以驾驭的维也纳激进分子打了交道，受此经历的刺激，他们所担忧的问题就悄然蔓延了，延伸到阻碍权利法案草案推行结社权利和审查自由。在承诺审查不会限制言论自由的抽象权利的同时，草案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款，规定滥用此项权利会招致法律的惩罚，此外，政府将来还会出台一部出版法，来处理精确定义权力滥用的问题。尽管这部草案给了奥地利人“和平非武装集会的权利”，但它还是额外补充了一点：这样的公共集会必须事先经过政府公务人员批准，而一旦此类集会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原先的许可就可能被撤销，至于界定标准则掌握在国家手中。公民们也可以组织社团，当然，警察也要进行评判，以确定这些社团不会给国家带来危险。
在此让我们回顾一下革命的最初几个月，许多奥地利人要求在管理市镇或地区议会，以及决定地区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和福利政策机构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而当重新组建的议会和市议会召开会议，人们又开始就地方公民权利的诸多参考因素进行辩论，不过相较于奥地利国会所讨论的内容，他们在地方的辩论问题要更加实际。在这个治理层面上，参与度的问题通常被解读为日常面对面的关系。较为温和的革命者使用这些平台，通过重新定义投票资格，阻止他们在地方上更加激进的反对者积极参与地方事务。而虽然革命者们一开始激情澎湃地对法律上的全体国民鼓吹解放，但在涉及地方普选资格的问题上，他们又设立起很高的壁垒。举例来说，维也纳市议会一开始规定所有在1848年缴税的公民都拥有投票权，然而经过9月的骚乱和10月的武装暴动之后，议会改变了主意，设立了获得投票资格的最低年缴税标准，即5弗罗林。这个标准剥夺了数百名小资产者的投票权利。106
市议会和各级议会同时还利用投票系统，将投票者分为2—3个等级，每一个等级可以投票选举同样数目的代表。人数较少的富裕选民在第一等级进行选举，而其他缴税较少，凭借受教育程度获得投票资格的众多选民（他们往往是教师或公务员）则聚集在第二或第三等级投票。从表面上看，这些制度效仿了传统议会选举时依靠财产身份或社会地位投票的旧制度（分为贵族、乡绅、神职人员三级）。不过实际上新的选民分级方式是基于经济（税收要求）和文化（受教育程度要求）的角度，这是因为自由主义者越来越害怕最低下阶层存在的潜在危险。1850年春，地方上关于投票权的讨论反复争辩一件事，那就是个人的“独立”程度究竟要达到什么层面才有资格投票。温和派人士仍然宣称个人独立是能够实现大众福祉的关键前提条件。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相信由贫穷、依赖救济，甚至因犯罪造成的非独立状态，会导致人们在政治上支持短视的派系目标。像上奥地利的代表所强调的，“我们必须阻止那些依靠计日工资，或者享受慈善机构提供的捐助为生的人投票……简而言之，我们必须拒绝那些不独立的人”107。
然而城市民主主义者或激进分子在任何可能的场合反对这类主张，亦不让它们毫不被质疑地得到通过，一份出版于蒂罗尔的民主派报纸就嘲笑温和派对独立原则的偏执，变成这个原则只不过是限制了人们在选举中参与度的愤世嫉俗。归根结底，高级公务员也受雇于政府，为什么他们就被视为独立的人群？《因斯布鲁克报》（Innsbrucker Zeitung）亦发文质问，当“即便不论他们对上峰，乃至内阁大臣们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官僚们在选举代议机构时也不能被认为有足够的独立性”时，为何不许那些所谓“不独立”的无产工人，甚至妇女获得投票权或者行使表决权？108确实，为什么呢？这份报纸不是唯一提到女性或者投票权的出版物。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1811年发布的《民法通则》除了规定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的不同角色之外，并没有明确区分两性在公民权利上的差别。而宪法草案也没有类似的内容，尽管在国会选举中投票被定义为一种男性特权。如今，对投票权的讨论已经下达至更基层的村镇或者地方层面，性别的问题也越来越公开地出现在地方上关于参政权的讨论中。假如说投票权只是建立在财产、收入或教育背景上，那么为什么满足了这些资格要求的女性不能在她所在的选区得到投票权？1848年，当时的施蒂利亚议会给予公共纳税人相当广泛的权力，一位代表就此发问：
既然我们决定所谓的个人是拥有地产或者一座房屋、一份事业，以及同等事物的人，那么为什么拥有这些资格的女性，哪怕是通过男性代理人，都无权投票呢？既然拥有可征税的财产是成为社区内一位完全（投票）资格成员的要求，我相信按照这条法律，我们也可以赋予女性投票权。109
1848—1849年，女性在地方选举中是否应当得到投票权的问题，在帝国的若干州中始终暧昧不清。而当19世纪60年代代议机构复兴，一些女性通过男性代理人进行投票，这个问题才得到了永久解决。
民族之春？
1848年，革命者口中所谓的“民族”变戏法似的得到了许多觉醒的、复兴的或是神化的政治修辞。当时的人以及之后的活动家（其中还有不少历史学者），以他们的观点来看，都对革命的这一年所产生的大量民族主义运动欣喜不已。对这些人来说，1848年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在这个时候，许多在帝国统治下蛰伏了数个世纪的民族纷纷觉醒，主张它们在欧洲舞台上正当的一席之地。此时奥地利的许多政治运动，通过宣扬所谓的民族权力，将它们的计划正当化。但是这些人所谓的“民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1848年的奥地利帝国，真的存在这样的民族吗？
将民族作为政治正当性的来源，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现象，在匈牙利和加利西亚尤其如此。数十年来，反对帝国的贵族们宣称要代表一个蒙冤受屈、饱受压迫的匈牙利民族或波兰民族发声，对抗奥地利的中央集权化举措。不过在1848年，公众讨论中所谓的“民族”，它的意义和本质正逐渐被彻底改变，最初是一个促进统治精英权利的社会政治单位，之后转变为一个拥有广泛大众基础，由广泛的文化层面、赫尔德式的术语来定义的现象。“民族”不再是出席议会的贵族，而是由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甚至有时据说可以根据共同的血统联系在一起的人们。110
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们长期以来与不断进逼的哈布斯堡王朝对抗，拥有主张民族权利的悠久传统，正因为如此，在上述民族意义的转变中，匈牙利为我们提供了特别有趣的案例。“四月法令”坚持根据匈牙利民族国家意识来定义一个统一的国民身份，它还坚持要求增加匈牙利语在公务场合的使用，这令使用其他语言的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精英（更不用说当地的其他人）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匈牙利新宪法。在1848年，匈牙利使用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德语和斯洛伐克语的人群正承受着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难以习惯的匈牙利民族同化压力，但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就要面对更多在政治上遭到边缘化的危险。1848年之前，人们尚有可能想象一个独立的匈牙利国家，这个国家拥有说不同语言的政治宗教精英，他们在政治层面上都将自己视为匈牙利人。但是民族主义者们强调语言因素，这就令使用其他语言的人很难认为自己是忠诚的匈牙利人。同时，由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匈牙利语是独有排他性的法律语言，只有满足法律条款规定的人才具有当选的资格”，因此非匈牙利语使用者就不可能成为议会代表。111
这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的城市出现了反对“外来的维也纳”的爱国潮流，其中人们提出了一些象征性的文化需求，譬如在议会中用匈牙利语代替拉丁语。民族主义活动家们认定使用匈牙利语才是爱国，就在无心中为匈牙利的国民身份创造出了一个具有排他性的语言或文化定义。在拉丁语作为议会和郡政府的行政语言时，使用不同语言的人都会面临相似的语言不便，因为他们中没有人以此为母语。
而如今，不仅仅是具有行政自治传统的地区，如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的精英会感到不便，匈牙利本地使用斯洛伐克语、塞尔维亚语和德语的社区成员也处在了不利的地位。当然，这些语言和特兰西瓦尼亚或克罗地亚的统治精英无关，出于他们和匈牙利之间的关系，这些人在传统上享受一些历史性权利。但是议会选择将匈牙利公民身份与匈牙利语在正式场合的运用联系起来，这就骤然引发了过去未曾被人深究的“匈牙利公民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匈牙利大部分实际上并不说匈牙利语的人来说尤为重要。正如我们所见，佩斯或普莱斯堡不以匈牙利语为母语的市民们，会用订阅匈牙利语报纸或使用匈牙利语姓名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革命热情，但身处这些爱国主义情结酝酿发酵的城市中心以外的匈牙利人又该如何呢？
讽刺的是，那些使用其他语言（克罗地亚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斯洛伐克语）的匈牙利知识分子，很快就有了类似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政治与文化需求。1848年，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和巴奇卡地区的罗马尼亚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们要求让匈牙利境内使用本族语言的人得到语言和行政上的自治。这些独立权利是匈牙利民族主义者们不久前刚从维也纳方面得到的，但如今他们却不情愿向其他的民族主义者退让。很快，匈牙利原本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局面就被打破，它们彼此成为新的敌人，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们也很快起兵反抗位于佩斯的政府。
但是民族身份的问题，并不能被简单定义为一种语言对抗另一种语言。这只是潜在的忠诚和认可所组成的复杂网络中的一环。基本上在1848年，城市民族主义者们对即便是解读民族身份的文化–语言模型，各自得出的结论也是大相径庭。一个民族，它可能意味着从某个人的故乡或所在地域，到分散在世界各地，使用一种相似语言的人们。当中欧的人们开始在1848年系统整理民族主义者们做出的承诺时，发现它们并不是可以互相比较的统一的事物。与此同时，无论“nation”这个词在具体情况下表达何种意思，人们在1848年通常对它拥有的合法力量抱有普遍信心。受到削弱的哈布斯堡王朝及其顾问们期待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一个观念：每个民族都将成为一个效忠的主体和重组国家结构的重要角色。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帝国中央集权措施的推动，致使建立在共同语言运用基础上的民族身份概念出现。因为帝国的核心国家不断扩展的行政范围，决策、语言运动和语言公平等地区性议题在1848年的绝大多数政治计划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活动家们越来越多地表达出他们在地方利益上的诉求，比如官员和教育者所使用的语言，特别是像斯洛文尼亚语和斯洛伐克语这类，随着大众识字率的提高，逐步编纂系统化的地方语言。难道使用这些语言的人们就无权以自己的母语向国家反映需求，代表他们自身的利益，以及行使合法权利吗？在此，不仅仅是地方神职人员、教育工作者、商人或记者要求官方政策更好地考虑地方语言实践问题，公务人员同样满腹怨言，为了向帝国体系的效率妥协，他们往往不能用地方语言和他们管理的人们交流。这些人坚称，出于功能性的理由，国家必须用当地居民的语言和他们沟通。正如一名驻达尔马提亚的公务员沮丧地建议：“我们最终放弃了在没人懂得意大利语的村镇或地区强制推行意大利语学校的念头。”112
在卡尼奥拉、卡林西亚、伊斯特里亚或施蒂利亚，活动家以及他们运营的报纸曾一度主张一个统一于同一种语言之下的斯洛文尼亚民族的存在。1848年，克拉根福教堂的教士，在19世纪40年代偶尔为斯洛文尼亚语报刊《初学者》撰文的马蒂亚·马亚尔–齐尔贾斯基（Matija MajarZiljski），他在被其称为“斯洛文尼亚爱国者”的同僚中传递一份典型的请愿书草稿。这份文件中，明确地把一个正在发展的斯洛文尼亚民族身份概念与语言运用结合起来。马亚尔在请愿书中提出了8项要求，其中整整5项特别涉及斯洛文尼亚语地区内行政语言的使用问题。其中一个要求提到“只有真正热爱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以及我们的语言的人才能够被任命”，同时另一条建议认为斯洛文尼亚语需要在其使用区得到德语在德语区所享有的同等权利。113
至于波希米亚的捷克民族主义者，他们把语言运用的议题与波希米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远早于1848年，波希米亚爱国者就试图让他们这片土地从奥地利手中获得自治，他们将如今的波希米亚和中世纪的波希米亚国家，用一个由语言定义的捷克民族联系起来。他们宣称，捷克语文化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繁荣已经被人渐渐遗忘，而这正是1620年之后，奥地利实行的反改革政策，以及它试图让德语成为波希米亚唯一行政语言的行动所致。而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以及偶尔在卡尼奥拉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为所谓的“伊利里亚”民族做出的模糊主张则更加复杂。至于这个伊利里亚民族，它在领土、语言或文字拼写上的定义都和在札格雷布（Agram / Zagreb）和扎达尔的民族主义活动家群体所声称的截然不同。因此，官方对一种语言更明确正式的承认事关重大，因为它可以使活动家们在教育、司法、行政和政治制度方面谋求更多地方或地区权力的要求合理化。
1848年，一个文化层面或语言层面上被定义的民族需要一个自治政治存在的理念导致了本地与地区层面上始料未及的困境。在这一年，地方上特定的情况对民族主义者们尤为重要。一些来自农村地区的人并不想成为以城市为基础的民族主义运动所宣称的一部分，而文化层面的民族主义者们亦可能回避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诉求，因为他们相信行政上的自治可能会对地区经济或传统文化产生不利影响。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的活动家曾试图让克罗地亚与奥属达尔马提亚一同成为一个更大的克罗地亚（或伊利里亚）国家，并且宣称根据这两地人民共同的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他们事实上属于同一个民族。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们甚至进一步希望这个扩张后的克罗地亚国家可以得到自治，甚至完全从匈牙利独立出去，就像历史上的克罗地亚一样。然而根据一份来自扎达尔的警察报告，本地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并不愿意采取这一步行动。报告称：“在这最后的几日中，达尔马提亚是否应当与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合并的问题被人们广泛讨论，许多人对此大声抱怨，认为如果这件事成真，会使本地（达尔马提亚），特别是扎达尔蒙受巨大损失。”不只是达尔马提亚各城市中使用意大利语的人士反对克罗地亚的主张，扎达尔本地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也害怕一旦达尔马提亚并入克罗地亚，会使他们的城市失去政治上的重要性，因为这样一来，扎达尔再也不会被看作一个州的首府。“这座城市的公务员（公务员也是这座城市的主要资源）将因此有大大缩减的可能性……令整个扎拉（扎达尔）的人们情绪消沉。”114
类似的情况亦发生在帝国北方那些活跃在卡尼奥拉、卡林西亚、伊斯特里亚和施蒂利亚的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以及来自这些地区的求学于维也纳的人身上。在革命过后的最初几周内，这些学生目睹了各地代表团向皇帝请愿，要求得到更多语言上的权力和行政自治的场面。于是学生们感到困惑不已，他们那些说斯洛文尼亚语的同胞现在在哪儿呢？115在《初学者》报刊登的一封信件中，学生们呼吁自己的兄弟同胞向皇帝呈送一份大众请愿书，因为“卡尼奥拉人、施蒂利亚人、卡林西亚人和伊斯特里亚人，他们的血管中都流着同样的血”。学生们这样写道：
我们是兄弟，我们要请求温和的皇帝、我们的君父斐迪南将长期以来在行政上彼此分离的我们结合成一体，置于同一个统治者管理之下。此时所有人都是一个希望统一，也终将统一的民族中的一分子。将那些在血统上、心灵上和语言上都归属一体的人们强行分开，是多么可怕。116
这些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们希望皇帝设立一个全新的行政州，将所有斯洛文尼亚语使用者划归到它的范围之内。当然，这意味着将现有的行政区拆得七零八落，并将其他语言群体吸纳到他们想象中的新整体中。因此另一些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激烈地反对这个提议，认为这会破坏与他们有着强烈情感纽带的传统行政区块。
第一批从布拉格送呈皇帝的请愿书中，有一份要求让一个新的行政产物得到政治自治权，这个新创的区域将根据历史上波希米亚王国的领地，把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合为一体。117这三个地区也正好是奥地利帝国国内的捷克语区。这个提案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由捷克语使用者和德语使用者组成的政治民族，当然，这其中使用捷克语的人占据了绝大多数。这份请愿书把历史依据（历史上波希米亚王国的边界）和语言依据（捷克语占据的主导地位）结合起来，加强了此后捷克民族主义者对捷克语用户的语言权利和历史上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联合体的地区性自治要求。然而在邻近的摩拉维亚，那儿的捷克民族主义者却对波希米亚邻居的行为心怀疑虑与抵触，他们认为波希米亚人的行为是在尝试废除摩拉维亚作为一个独立行政州的历史地位。于是当1848年摩拉维亚议会派出觐见皇帝的代表时，它使用了一种传统的、以议会为本的理论来反对摩拉维亚与波希米亚合并的尝试。“摩拉维亚是独立于波希米亚之外的一片土地，它只属于奥地利君主国的一体联盟。”摩拉维亚代表坚称，尽管与波希米亚联系十分紧密，但摩拉维亚仍然是一个具有历史权利的独立国家。（代表称：“这两片土地因为共同的民族和拥有同一位君主而始终紧密结合。”）最后，摩拉维亚代表以“在这部（皇帝已承诺修订）的宪法保护下，摩拉维亚全体人民得以保全其民族特性与个人特性”的希望作为总结。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在1848年，即便是在一个计划中，都可能存在并运行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身份概念，以这个案例来说明的话，一种是历史上的摩拉维亚国家，而另一种是指捷克语使用者组成的社群或民族。118
于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不同的民族主义者们要如何想象帝国必须经历的重构，以此来更有效地保障他们民族在未来的发展？旧政权在革命风潮下退却后的最初几周，绝大多数民族主义活动家欢欣鼓舞，他们仿佛看到一个民族大团结的共同体出现在中欧的土地上，并且将要塑造出一个新的欧洲。当布拉格的活动家们纪念3月在维也纳爆发的革命时，他们强调了不同民族所共同采取的行动。“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为了更高的共同事业，倒在维也纳的土地上，”一份捷克语的小册子这样宣称，“让我们跟随着先烈的步伐，让他们的鲜血成为我等手足情的纽带。”119三月革命过后的最初几周，来自帝国各地的民族主义者们纷纷向皇帝表达他们对政治自治与越来越高涨的语言权利的要求，在这股潮流开始的时候，各民族提出的要求还没有和其他民族的产生冲突。120许多身在维也纳的人（他们往往是学生），或者作为代表团一员来到维也纳的民族主义者把革命最初的几周看作一个团结全民族的全新黄金时代。一份维也纳刊物这样建议读者：“告诉你的孩子们，他们不只是匈牙利人、德意志人、斯拉夫人或者意大利人，他们还是一个奥地利宪政国家的公民。”不过在同一篇文章中，作者又暗示一个普遍的奥地利民族将用统一的形式取代各民族的差异。文章称：“到了那一天（3月31日），我们将属于同一个民族……因此，让我们只拥有同一个民族身份，忘掉各民族所有的区别！”121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民族团结的黄金时代很快分崩离析。
从革命开始的第一天起，就有一系列的民族计划与国家建构计划互相竞争冲突，它们之间的纠葛往往令人们宣布民族统一的欢庆活动也黯然失色。甚至其中极少数民族主义者的计划一旦实现，就会让整个民族脱离帝国。以部分伦巴第地区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为例，位于附近皮埃蒙特的卡洛·阿尔贝托国王（King Charles Albert of Piedmont）成为他们心目中统一意大利半岛上如同一盘散沙的土地，让它们形成一个意大利联盟的不二人选。与此同时，匈牙利的“四月法令”确立了一个从奥地利帝国中彻底分离出来的独立匈牙利国家，如今的匈牙利和帝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只剩下一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共主。至于其他民族主义者，尤其是他们中的斯拉夫人，制定了许多“零和博弈政策”，他们谋求的是偏向己方的国家资源再分配，而不是脱离帝国。同时，那些支持创立一个统一德意志国家的奥地利人则更不容易分类，因为他们谋求建立的统一德意志还包括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一部分的哈布斯堡领地。如果所有这些民族主义建国计划成功（无论是建立在分裂或者是重构的基础上），就会轻易摧毁绝大多数在1848年革命时期奥地利民族主义政治活动家所坚持的帝国统一理念。
向帝国效忠的同时建立新的民族国家，这显而易见的矛盾部分建立在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仍然拥有民望的事实基础上。许多活动家并不认为在帝国的政治范畴内建构自己民族的行为是矛盾的。那些民族因为文化、历史和语言运用等因素而联合起来的主张，具体表现为一种建立独立国家的集体意志，在当下这一意志还不多见。1848年，除匈牙利之外，大多数民族主义者支持一个雄心勃勃的跨地域民族联合计划，他们普遍期望未来众多的民族国家可以组成一个各成员地区拥有相当自治权（行政和语言方面）的松散联盟。回想起这个事实对我们非常有益，因为这是理解早期奥地利范围内支持想象中统一的德意志或意大利国家行为的唯一途径。
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围绕着制订一个统一德意志目标的计划公开之后，得到了民族主义者们的消极回应，他们希望为哈布斯堡王朝谋求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未来。在请愿书和报纸文章中，许多原神圣罗马帝国领域的斯拉夫民族主主义者断然反对成为德意志联盟的成员，并且号召同胞抵制将于1848年4月召开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选举。既然波希米亚人、卡尼奥拉人或伊斯特里亚人已经是奥地利皇帝的忠实臣民，为什么他们还要服从于一个什么新的德意志呢？舆论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关注，促使一些斯拉夫民族主义者走得更远，并发展出一个关于奥地利在欧洲地位的新观念：奥地利–斯拉夫主义。1848年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筹划委员会邀请波希米亚著名史学家弗兰蒂谢克·巴拉茨基加入（波希米亚过去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遭到后者拒绝。巴拉茨基强调，他的主张属于一个捷克斯拉夫民族，而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是和德意志民族分开的。巴拉茨基声称：
捷克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交往是平等的，千余年来，它们二者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而现在捷克民族要保卫自己的民族性。无论它在精神上吸纳和经历了多少德意志的产物，它是个斯拉夫民族的事实也不会改变。122
巴拉茨基表现出的立场，正是许多波希米亚人很难决定加入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原因。他坚称一个人们公认的“波希米亚民族”，实际上是两个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其中捷克民族占大多数，德意志民族占少数。巴拉茨基宣称，捷克人和德意志人在历史上的差异，要比任何双语的统一波希米亚国家的主张更加重要。与此同时，巴拉茨基不仅强调捷克和德意志民族在中欧的共存，还主张奥地利应当承认斯拉夫人的民族身份，并且采取更多以斯拉夫人为本的政策。在他的预想中，奥地利对所有较小规模民族的存亡至关重要，“它们中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能成功反抗东边强大的邻居”，或是西边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巴拉茨基认为：“只有在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仿佛一个整体后，才能达成目标。”123
弗兰蒂谢克·巴拉茨基，波希米亚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领袖，在19世纪中叶领导了捷克民族主义运动。1848年，在他著名的《告法兰克福书》中，他坚持奥地利帝国内部的斯拉夫民族特性（Private Collection / © Look and Learn / Elgar Collection/ Bridgeman Images）
巴拉茨基将爱国主义与捷克种族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前者在传统上以议会为本，要求波希米亚从封建的奥地利中获得自治，而后者在波希米亚的行政机构中寻求语种平等或支配权。如果奥地利众多的斯拉夫“民族”提出类似的诉求，那么帝国将会使它自己适应这些民族的共同计划。为了发展和传播这种奥地利–斯拉夫主义的目标，巴拉茨基和其他一些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在1848年6月的布拉格组织了一次斯拉夫人代表大会。124在某种意义上，这次短命的大会（因为温迪施格雷茨亲王对布拉格发动了围城战，这场会议过早地结束了）提出了一个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应的颇具影响力的象征性议题。尽管许多与会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并没有分享一个特定的奥地利—斯拉夫目标（尤其是参加会议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巴拉茨基和他的同盟者还是提出了一个用来重构整个帝国的逻辑，这一逻辑极具说服力地挑战了一个假设，那就是奥地利天然具有成为一个统一德意志领导的地位。
不过许多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将斯拉夫民族主义者的计划解读为他们通过一种零和挑战，在以波希米亚为代表的双语地区，谋求自身民族权利的行为。如此一来，这两方中的一方得到了更多的承认与权利，而另一方则必须放弃力量。不仅如此，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把斯拉夫人对德意志支配地位的反对理解为拒绝革命目标的政治反动行为——的确，这是一种反革命的政见。在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看来，他们的民族代表着人道、进步、教育和经济发展等诸多自由主义的美德，那些拒绝这些美德的人就是拒绝革命带来的馈赠。125不少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不加鉴别地认为，斯拉夫人大多缺乏教育，并缺乏接触高雅文化的潜力，被斯拉夫民族拒绝德意志文化的熏陶所困。为什么有教养的斯拉夫人不愿意学习德语（很多已经这么做的人群，取得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小进步），并成为德意志人呢？为什么斯拉夫人不愿意加入一个拥有世界一流级别的高校，拥有位居世界前列的文学和科学造诣的高素养民族群体呢？有一些斯拉夫人，比如巴拉茨基这样的学者，都曾使用德语撰写其波希米亚史的最初几卷，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眼中的一个谜团。
在此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民族主义者们对我们所谓的民族转变的态度相对来说较为开放。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主要以文化上的优越性来定义自己的民族，并且他们为那些意图向上流动，加入德意志民族的民族/人群大开方便之门。当一群维也纳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组织起一个奥地利德意志人政治协会时，他们规定协会的会员资格面向“所有同情德意志的奥地利人”，而不仅限于德意志人。126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概念，虽然它和其他的民族观念一样，在民族凝聚性方面倚重语言的运用。
出于上述种种原因，路线更为激进的维也纳民主派在奥地利国会中强烈抨击捷克民族主义代表，斥其为不切实际的反动派。捷克人反对德意志主导权的行为亦被认为背叛了自由主义的理念。不过实际上，德意志和捷克的民族主义者们在政治上拥有远比任何一方愿意承认的更多共同点。彼得·博格认为，在19世纪中叶，波希米亚的这两派民族主义者们基本上都通晓德语和捷克语，拥有共同的社会背景和教育经历，也支持相似的改革目标。就像我们即将见到的那样，等到撰写奥地利宪法时，这些未被公开承认的共同点就会变得格外重要。不过我们仍需要思考，这些在哈布斯堡王朝内部不断发展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究竟能如何平衡对一个自由主义的统一德意志的热情和对一个自由主义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忠诚。
出于他们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文化理解，绝大多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的奥地利代表并不从纯粹的种族角度来理解未来的德意志公民权。德意志公民指的是那些居住在那个新国度中的居民。在法兰克福制宪委员会讨论宪法第一次草案时，代表们通过投票，用“所有公民（jeder Staatsangehörige）都享有一般意义上的德意志公民权”代替了原稿中“所有德意志人都享有一般意义上的德意志公民权”。代表们相信，这么做可以朝非德语人士发出一个信号，即他们可以在未来的德意志国家中和其他国民享有平等的待遇。127绝大多数代表们拥有共同的自由主义立场，这就意味着他们认可在未来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内，使用德语之外的语言的公民个人的文化权利。而另一方面，代表们并不习惯把这些非德语人士看作特定的群体，他们更乐意将这些人看作恰好使用其他语言的孤立个体。即便是热烈支持普鲁士领导德意志，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那群人，也都认为未来的德意志应该是一个联邦制国家。128但问题在于，联邦制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包容当前存在的文化和语言差异呢？
随着1848年慢慢过去，许多奥地利人并不希望以放弃奥地利独特文化认同，或者说以在德意志联盟之外奥地利领地之间的历史纽带为代价，成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国民，在他们眼中，统一的德意志正逐渐失去它的诱惑力。如果这个国家只包括属于德意志联盟的土地（尤其是除了匈牙利、加利西亚和达尔马提亚以外的地区），那么它们和奥地利其他地区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又该是什么样的？另一方面，许多身在法兰克福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回避了把整个奥地利帝国纳入新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中的方案（即所谓的七千万方案）。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帝国中众多非德语人群会降低新德意志的日耳曼文化特质。许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还降低了原本对统一德意志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热情。奥地利制造商们担忧一旦进入一个开放市场，它们将难以与德意志产品展开竞争。因此，布拉格手工工人协会在一份请愿书中这样宣称：
英格兰和法国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所谓的工商自由、无限制的机械化，以及大宗资本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只会击垮中小企业，并催生出可怕的无产阶级。129
最重要的是，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意识到他们对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热情，只会损害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归根结底，在未来的奥地利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架构，比起参与一个质疑声日渐高涨的统一德意志建立计划，前者要更紧迫。1848年秋，随着帝国官方镇压了维也纳的10月暴动，帝国保守力量的复苏使得这个紧迫计划越发势在必行。等到皇帝和国会移驾至摩拉维亚［先是到奥洛穆克（Olmütz / Olomouc），之后是克罗梅日什（Kremsier / Kroměříž）］，德意志民族主义一方的国会议员们意识到，他们必须更加紧密地与其他人合作，来尽可能地挽救他们的自由主义革命。
奥地利国会的制宪委员会如今正倾尽全力应付为奥地利制定一个连贯的行政政治结构的挑战，而且这个结构必须让国会和哈布斯堡皇室都愿意接受。委员会的成员要怎么做，才能协调族裔民族主义者、地方爱国主义者、民权自由主义者和官僚主义的集权主义者所提出的不同要求（有时候单个人会拥有上述的多种立场）？委员会中的波希米亚代表巴拉茨基与他的律师女婿里格尔为帝国提出了一个高度联邦制的解决草案。它可以给予个别行政州高度自治权，赋予它们几近小型国家的待遇。他们坚称宪法将首先规定奥地利中央政府未来（有限）的权力，接着将其他权力交给议会。照这种情况，权力的天平倾向于个别议会时，以捷克民族主义者为例，他们就能解决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方生活中的绝大多数问题。波兰民族主义者也同意这一立场，因为这可以让他们对加利西亚的政策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不过绝大多数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更倾向于一个更加集权化的解决方案，它可以先列举出地方议会可以享有的职权，然后将剩下的权力归于中央政府。130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更偏向给予中央更多权力，部分是因为德语使用者在许多行政州内都属于少数语言群体。不过他们同样害怕在联邦体制下给予地方议会权力，会阻碍全帝国的渐进式改革，因为一些州可能会接受自由主义的改革，但另一些地方改革就可能遭到失败。131
之后，巴拉茨基在1月提出了一个修改后的草案。这次它纯粹按照语言标准，将帝国分为8个自治体：德意志区、捷克区（包括斯洛伐克）、波兰区、斯洛文尼亚区、意大利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区、匈牙利区以及罗马尼亚区。就这样，以德意志区为例，巴拉茨基将波希米亚的德语区和捷克语区分离开来。这份秉承着更接近于20世纪民族身份概念的草案，自然难以被1848年的人们所接受。不但是中央集权主义者，以议会为基础的保守联邦主义者也否决了这一提案，巴拉茨基遂选择从委员会辞职。132大多数委员会成员接受了西里西亚人卡耶坦·迈尔（Cajetan Mayer）更中央集权化的方案，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迈尔的草案除了具有中央集权的趋向，还对联邦制的支持者们做出了若干妥协。至于匈牙利在重组的新帝国中扮演的角色，迈尔的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暧昧不清。而在这些进展中，或许最重要的是奥地利国会各方都继续信守为帝国制定一部宪法的承诺。
大众民族主义？
当阅读当时的演讲或改革计划时，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设想整个中欧大众情绪都弥漫着民族主义的论调。从记者、政客、政府官员以及其他公众评论家的言论来看，似乎民族身份是奥地利公民表达忠诚与认同的基本形式。事实上，民族主义者的忠诚心和思维方式，只能在范围相对狭窄的，通常是有文化的城市大众中才会出现。1848—1849年，这批群众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每一个角落讨论着国民身份的议题，并且使用民族主义者的术语来表达自身的诉求和成就。不过在此我们需要牢记来自卡尼奥拉的预科学校学生约瑟普·沃什尼亚克发人深省的话。在他的回忆中，沃什尼亚克谈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奥地利，“从民族主义的意义上，1848年对大多数人民，即农民群体来说完全没有意义”133。
与他们的主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民族主义者们在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建立民族共同体。他们充满感染力地谈论自己的民族，但若是要说在1848年，广大群众相信他们可以通过种族或语言来确定自己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这种观点是令人怀疑的。这类民族主义理念的政治承诺，在1848年始终是一种城市现象，它主要局限在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社会活动家和传统精英的圈子中。如果社会学家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的观点正确，那么基于种族或语言因素的民族不是“世界上的某种事物”，而是一种“对世界的看法”。而且平心而论，在1848年，抱有同样看法的人相当稀少，而且这个看法只在有限的情况下出现。134对民族主义者们来说，一个他们宣称可以代表其利益的民族还有待他们着手创造。当然，民族主义者们不用在这些方面表现他们的能动性，而是宣称自己是已经存在的民族的代表。他们的任务是让这些民族的数百万成员觉醒，成为一个成熟的民族共同体。不过，民族主义者为如今存在着的民族代言的主张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些充满希望的言论，这些言论在帝国的数百万居民中，并未引起什么反响。
民族主义者们的理念并不能打动拥有土地的人们，也几乎不能触动小城镇，甚至城市的居民。农民们的认同取决于结束那些封建义务，或者确保他们能够直接拥有土地。1848年，社会活动家们试图通过在大会上向农民们反复灌输民族主义精神的方式，来唤醒（他们这样自诩的）农民真正的民族主义认同感。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记者兼诗人卢多维特·什图尔（L’udovit Štúr，1815–1856）这样写道：“今时今日，在沉睡了数个世纪之后，斯拉夫民族在一位大天使的号角召唤声中觉醒，开始认识到他们的精神生活。斯洛伐克人也同样觉醒，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民族。”135这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令人兴奋的时刻，但我们必须记得这一点，通常来说，民族主义者们扮演的觉醒者角色都明显地失败了。实际上，他们常常遭到农民听众们公开的敌意。在此我们举一个来自卡尼奥拉的例子，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在波特夏赫（Pöltschach / Poljčane）出资举办了一场公开集会，吸引了500—700名农民参加。当出身中产阶层的演讲者们开始讨论所谓斯洛文尼亚民族受到的压迫，而不是未来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时，听众们变得越来越焦躁和不耐烦。当其中一位演讲者告诉农民们，他们需要和平地等待土地分配的立法结果时，农民们大声叫嚷，压过了他的气势，并且指责演讲者是农民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