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5月，在卢比安纳的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协会举办的一次演讲中，协会的理事海因里希·马丁亚克（Heinrich Martinak）重复了他从施蒂利亚和卡尼奥拉的同志那儿听到的抱怨，那里的民族主义者称农民一点不关注自己的民族，而且经常受物质利益驱动。约阿希姆·霍斯勒这样总结：“知识分子和神父们只是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民族政治方案并不能为农民的社会关注焦点和问题提供真正的答案。”136我们同样要否定许多城市民族主义者做出的结论，他们认为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只是源于农民们无可救药的无知。就像我们在前文的加利西亚的案例中所见到的那样，许多农民拒绝民族身份的概念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没有发现自己的切身利益，和那些由民族主义者们向他们描述的民族共同体之间有什么明显的联系。
不过与此同时，在真心信奉这类民族理论的人当中，它可以激起他们的热情，令他们产生奉献牺牲的动力。如果哈布斯堡王朝的绝大多数人对民族的抽象概念不甚了解并少一点关注，民族主义的优越性就不会被贬低为一种正在兴起的政治语言。以独立的匈牙利国家为例，它很快就在城市中建立起一种热烈的民族主义文化，从而在匈牙利脱离奥地利的独立战争中，给予新政权有力的支持。此后，从1848年秋至1849年，奥地利军队攻击匈牙利的行为更进一步引发了匈牙利城市居民的爱国情绪以及相关的民族主义热情，不少人表达了他们愿意为民族和国家牺牲一切，甚至生命的意愿。
卷土重来
1848年夏，自由主义革命者和王朝之间的权力平衡开始产生变化，这些变化在当时看来细不可察，但事后人们回顾，它们都至关重要。到了这年年底，王朝夺回了地位，并且将革命者们取得的一些成就打回原形。早在6月，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茨亲王举兵攻打布拉格，成功镇压了一场激进学生的起义。8月初，陆军元帅约翰·约瑟夫·拉德茨基伯爵在库斯托扎（Custozza）击败了皮埃蒙特的卡洛·阿尔贝托国王，从反叛者手中重新夺回米兰。上述胜利得到了维也纳革命者，尤其是其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狂热的支持，他们将其视为对抗外国人的爱国主义大捷。事实上，约翰·施特劳斯正是为了庆祝库斯托扎胜利，向欢呼的维也纳人举办了他的《拉德茨基进行曲》的首场公演。1371848年9月，克罗地亚的约西普·耶拉契奇（Josip Jelačić）率领一支帝国军队攻打与克罗地亚有兄弟般情谊的匈牙利。10月，6月成功征服布拉格的温迪施格雷茨亲王再次披挂上阵，对维也纳发动攻击，维也纳当时已被宫廷、国会和绝大多数政治温和派抛弃良久，掌握在革命者手中。作为哈布斯堡王朝巩固自身的最后一个表现，12月2日，哈布斯堡朝廷换下了软弱无能的皇帝斐迪南（人们暗指他本人对革命做出了太多妥协），让其精力充沛的18岁侄子弗兰茨取而代之，后者即是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cis Joseph I）。弗兰茨·约瑟夫既获得了皇帝头衔给予他的令人难以抗拒的领导力，也不必肩负履行叔叔斐迪南承诺的义务。于是他果断决定对付即位时继承于斐迪南皇帝的革命秩序之中的某些方面。1849年3月，随着对意大利战争的最后胜利近在眼前，新皇帝相信他的地位已经足够稳固，于是命令他的首相菲利克斯·施瓦岑贝格亲王（Felix Schwarzenberg，1800—1852）解散位于克罗梅日什的民选国会，并且强制推行一部皇帝自己制定的奥地利宪法。如果将时间倒回1847年，绝大多数奥地利人或许热情欢迎这部宪法，但如今是1849年，许多人对其满怀疑虑。
1849年4月，哈布斯堡王朝分裂征服匈牙利的政策，尤其是任命克罗地亚人班·耶拉契奇为当地帝国军指挥官一事，激起了匈牙利宣布全面独立于奥地利的革命。随着哈布斯堡军队与起义者作战，它有目的地利用了起义军与克罗地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地方精英的疏远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地方精英或许同情匈牙利的新宪政政权，但是匈牙利的民族同化政策彻底地离间了他们与匈牙利之间的关系。数月后，匈牙利独立军屡屡败于帝国军的计策，加之帝国方面又得到了一支沙俄大军的帮助，奥地利终于在1849年成功击败了匈牙利起义者。当1848—1849年的一系列革命事件终于落下帷幕时，这期间无数次围城战、起义，以及尤为血腥的意大利和匈牙利战争差不多夺去了10余万奥地利人的生命。138
接下来，这个帝国和它年轻的新皇帝将走向何方，当时的人们还茫然未知。奥地利人是否要接受毁灭一些革命成果也悬而未决。不过在1849年，绝大多数人事实上并不相信帝国军队的胜利意味着奥地利将抛弃立宪制度。他们反而认为新皇帝更有可能在帝国推行他自己制定的、较为保守的宪法，用来替代先前奥地利和匈牙利民选议会代表们撰写的版本。而许多迹象都表明事态将朝这个方向发展：当帝国政权秋风扫落叶般无情镇压了匈牙利的起义者，关押并处决了不少人时，当匈牙利和奥地利其他区域宣布颁布戒严法时，当严格的审查制度又恢复了昔日的影响力时，以及帝国政权在1850年秋天没有举办选举新一届市政议会时，都证明了这一点。
且不论许多在牢狱和流放途中度过余生的革命者们所感受到的绝望，1848年3月颠覆梅特涅政府的起义，试图建立一个宪政帝国的种种尝试，以及之后匈牙利起兵反叛等种种事件，都永久地改变了奥地利社会。革命永远终结了所谓的庄园制度，同时它确定了一次政治价值观角度的革新。这次革新的成果，已经深深扎根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增加，且受过教育的跨区域大众中。虽然许多奥地利军队的高层人士或贵族还在迫切要求实施反革命的社会计划，作为对革命的必要回应，但在1848年之后，社会已经感知到它参与管理自身的权利，要否认这一点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帝国的存续需要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大众合法性。从1848年的废墟上重新站起来的帝国政权支持了不少连温和的革命者都严厉谴责的事，但是它有策略地从当年革命人士主张的价值观角度接受了这场革命。就像当时的法国和普鲁士一样，经历了革命的奥地利仍然面临问题：这个国家的自治机构，要在怎样有限的条件、狭义的环境下才能被允许建立起来？它又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哈布斯堡王朝如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社会的参与和互动，它已经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的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