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1851年的新年前夕，年轻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cis Joseph I）向他的人民宣布：
经过各方面审慎的考虑，在此宣布，我们将一同承担起统治者的责任，并且宣告……1849年3月4日的宪法文件宣告无效。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至于有偿废除所有农民农奴身份的法律，仍然强制生效。1
通过以上宣言，皇帝撤销了他在1849年3月批准生效的宪法，同时，他也有意识地承诺自己将保留这部宪法最得人心的进展，即解放农民。这条法令同样试图提醒奥地利人，哈布斯堡王朝保证他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早在1849年之前就已经承诺，以此来让人民放心。而在另外两份附加法律中，皇帝取消了他曾在1849年宪法中保证过的一系列公民权利，同时承诺会保证受到奥地利承认的宗教所享有的法律地位，并且宣布了帝国新的司法与行政结构。最重要的是，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口头上强调了他治下的帝国有机统一体，要比过去任何哈布斯堡君主的都更加强大，他宣称“所有在旧的、历史上的，还是全新头衔下的土地，都将与奥地利联合起来，成为奥地利世袭君主国（帝国）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
奥地利的新统治者通过发表这些法令，开始了一个雄心勃勃，以多种方法展开的前瞻性的经济、社会、文化革新计划。这个计划意图通过在国内加强帝国的力量，同时提高帝国在中欧的国际地位，来克服革命带来的不稳定性。1850年的计划以先前革命取得的一些经济、社会和法律成果为基础，却是以一种专制主义的方式得到执行，这不禁让人回想起约瑟夫二世最为激进的集权目标。通过这种赤裸裸的官僚专制主义，哈布斯堡王朝抛弃了它最后一点旧式政治功能的残余——调停不同地区贵族之间的需求。此后皇帝将使用他的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从维也纳把自己的计划推及全帝国。而皇帝强行把帝国变成一个绝对权力国家，就是实行这种改革方式所要付出的代价。3
在这些年中，缔造了自由主义帝国的人们在充满活力的改革和独裁控制之间保持着平衡。后世的史学家主要从控制方面来解读这个时期——这段时间，帝国严厉禁止一切形式的政治活动，在匈牙利尤其如此；审查制度亦卷土重来——一些学者甚至将这段时间看作反自由主义的保守梅特涅体系再度回归。因此，把这个绝对权力国家称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帝国是违反常理的。然而事实上，就像法国、普鲁士等欧洲国家曾做过的那样，19世纪50年代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现代化计划实现了很多自由主义改革者在1848年设定的目标。新的帝国政权废除了封建制度的残余，在乡村地区确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终建立。它调控本地贸易，终止了行会的额外特权；并且确认产权、迁移和择业方面的自由，强调在一个统一的法律制度下所有公民的平等待遇。此外帝国政权还推行改良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全面改革；它还努力使贸易政策与奥地利的商业需要相接轨，在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巨资。至于奥地利帝国背离自由主义标准的地方，应该是它与罗马教廷谈判后签署的新协议。通过协议，奥地利天主教会的权力和影响力得到提升，而同时，帝国国内少数派群体，特别是奥地利犹太人在1848年得到的权利被相对削弱。
这个由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政权打造的官僚主义乌托邦仅仅存在了差不多10年。1859年，这个政权的一次豪赌导致了短期内的灾难。战败与经济崩溃的双重打击，断送了帝国通过彻底集权化手段进行改革的尝试。此外帝国政权的独裁措施，在匈牙利人的反抗面前（尤其是缴税问题上）没有起到作用。而它的法律、经济和教育改革也没有得到多少预想中的受益者，即受过教育的以商业为本的中产阶层的赞扬。由此看来，至少农民们（除加利西亚外）的反对因为废除封建制度而得到了抵消。4不过维也纳方面原本想要让经济上得到加强的奥地利在欧洲扮演更具影响力的角色，现在这个希望却成为泡影。最开始，1853—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耗资巨大，而且这场战争不但没有为奥地利赢得盟友，反而使它与昔日的盟友沙俄疏远。此后，奥地利和皮埃蒙特与法国在1859年发动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导致帝国失去了最富庶的伦巴第领地。有史以来第一次，连哈布斯堡王朝的正面形象都受到了损害，年轻的皇帝决定亲自指挥北意大利的军队，也就在此时，他输掉了发生在苏法利诺（Solferino）的决定性战役。5当逊位隐退在布拉格的前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神经错乱的叔父斐迪南听闻意大利惨败的消息，他评论道：“即便是我也能做得比这更好。”6
1860年，帝国已经濒临财政崩溃的边缘，为了承担其冒险的对外政策，帝国推行了毁灭性货币政策实践，结果抹杀了它在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在没有对帝国预算进行某种负责任的监管的情况下，资本市场拒绝再发放更多贷款。据说联合信贷银行的创办人安塞姆·所罗门·罗斯柴尔德（Anselm Salomon Rothschild）这样告诉皇帝：“没有宪法，就没有金钱。”7
1867年，帝国再次遭遇军事上的失败，并面临更大的经济危机，这迫使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与匈牙利进行独立谈判，来安定整个国家。奥匈帝国就此产生。同年，皇帝批准了在帝国除匈牙利之外的土地上实行自由主义的宪法。此后就是一段经过微调的自由主义帝国时期。19世纪50年代的独裁主义，为60年代的宪政制度奠定了一部分重要的基础。而19世纪5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则推动了一些经济、教育和科学方面的革命性变革，直到1867年之后，它们仍然是通行于新的二元君主国内任意一方的主导政策。在这个时期，自由主义的政策持续不断地为经济飞速扩张（即1867—1873年所谓的“首创期”）提供动力，同时它们还创设了新的公立学校体系和独立的司法系统。除此之外，时政地方自治也在全国推广开来，帝国实现了通信和交通基础设施的迅猛发展。在奥地利和匈牙利，人们还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城市、港口、乡镇与村落发展计划，奥地利的匈牙利官员们则继续扮演着协调国家和政治社会的重要角色，虽然他们的工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和过去有所不同。即便在1873年，维也纳股票市场遭遇重挫，导致了之后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不景气，并损害了奥匈帝国在奥地利一方执政的自由主义政党在政治上的信用，也没能阻止帝国发展的步伐。此外，就像法国、英国或者新生的德国那样，出于对社会动乱挥之不去的恐惧，奥匈帝国议会中的自由主义者们也开始制定非常狭隘的社会与治安政策，并且把一些50年代的高压官僚作风保留了下来。
在19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者们发展出了一种必胜主义的历史叙事角度。他们将自己塑造成胜利者，在一场史诗般的、具有摩尼教善恶二元对立风格的斗争中，击败了以贵族和50年代毫无约束的官僚主义为代表的无知反动势力。由于自由主义者相信属于他们的时代最终到来了，这个人群亦有着近乎自大的自信，他们便把“自己的”诸多成就（普遍大众教育、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看作让奥匈帝国走向未来辉煌的钥匙。此后正如我们所见，他们将给这一长串成就加上一个奥匈帝国面向东南欧的自由主义帝国新文化使命。议会和国会代表通过主流自由主义媒体向人们传达对帝国的主导性理解，而在地方市镇议会和学校，则依赖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解来解读世界。无论是1848—1849年失败的立宪尝试，还是19世纪50年代发展的官僚主义政体都共同塑造了这种对世界的理解。这是一种让人们热情拥抱经济发展、赋权给有产者、缔造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即便它限制了公众参与公共生活的程度，依然可以使所有的公民都投身其中。
奠定自由主义帝国的基础
围绕在年轻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周围的朝廷，其主要目标就是重新确立哈布斯堡王朝在帝国内部的权威，以及帝国在中欧的超然地位。皇帝和他最亲密的盟友们意识到经济与科技进步对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性，于是试图让一个政治威权主义的框架采纳自由主义最有用处的部分。帝国19世纪50年代的专制主义政体有别于19世纪40年代梅特涅体制的最显著的一点，是它得以免于服务贵族阶层。新任首相菲利克斯·施瓦岑贝格亲王（他本人就是一名贵族）曾宣称他不认为自己所属的阶层中有足够一打的人“具有可以托付重要权力所需的政治视野和才学，而不必担心他将很快沦为平庸”。作为回应，波希米亚的理查德·贝尔克雷迪伯爵（Count Richard Belcredi）激烈地抗议如今所有事都被“毫无保障地交到官员们手里”，另外他还认为在新的秩序中“自下而上的革命让保守机构完好无损，自上而下的革命却在不断摧毁它”。8
约瑟夫二世激进官僚主义的时代建立了新秩序，另有一种截然不同的精英从中获得了灵感。许多新人在1848—1849年革命的早期阶段投身其中，尽管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并不相信街头社会革命的影响。如今这些人相信一个经过改良的官僚体系可以达成大众政治未能达成的目标，彻底完成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他们决定，公民有组织的参与行为，必须被限制在他们认为最低程度的政治平台——地方市政议会中。负责起草了1849年3月所推行宪法的内政大臣弗兰茨·施塔迪翁伯爵，亦负责制定了地方自治市议会的理念，以及政府与它们之间的咨询关系。
1849年，施塔迪翁的职位被一个人，亚历山大·巴赫（Alexander Bach，1813—1893）取代，日后人们将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段所谓的新专制主义时期。巴赫是一位律师，他曾经在1848年服务于维也纳的公共安全革命委员会，之后成为司法大臣。919世纪50年代，巴赫在成为内政大臣之后，制订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计划，意在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理性、高效，而同时又相对人道的行政体系。在1848年之前，许多观察者将官僚体系当作攻击的目标，认为它是奥地利的问题，而不是解决国家问题之道。特别是当它无法将自己服务社会的职业责任与社会本身联系起来时，这个士气低落的机构就失去了所有的目标意识。巴赫希望一个面对飞速发展的工业化社会的官僚体系，可以有效地处理各种因社会而生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18世纪的官僚体系面对世袭社会时所遇到的远远不同。巴赫希望国家可以积极且尽可能高效快速地干涉帝国的各个角落。他精简了帝国官僚体系的指令结构，他从地方（社区）开始，进而向上到达区的范围，接着是州，乃至中央个别内阁部门的层面。10至于各州的长官则成为皇帝的直属臣僚，而不是半独立代理人，不再向帝国中央提出由地方议会定义的本地利益。11
巴赫格外关注匈牙利在帝国体系内完全的行政管理一体化。他常将匈牙利称为“前匈牙利王国”，而且他非常自信，只要行政改革试验有25年的时间来扎牢根基，“我们一定会成为赢家”。12为了促进这个急进的整合过程，帝国政府废除了匈牙利所有的传统行政单位和自治的郡级行政机构，代之以奥地利式的行政区划分，各区的边界也重新划分。这既让匈牙利的各个行政区在规模和人口上可以与奥地利其他地方的行政单位相比，还让政府有机会用维也纳指派的官员代替长期以来管辖地方的当地贵族精英。这些说德语的政府官员，往往是具有捷克语、德语或斯洛文尼亚语背景的奥地利人。他们被匈牙利民族主义者轻蔑地称为“巴赫的骠骑兵”，这个词一方面意味着许多匈牙利人将当局与惩罚性的军事力量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则是指这批官员的古怪制服，它们意图在服装上体现想象中的“匈牙利元素”。13在此顺带一提，衣着不是巴赫要求官员们做到内外一致的唯一领域，相关规定还要求帝国各地的公务员都要剃须，因为大胡子往往与革命性的男子气概联系在一起。14
司法与内政大臣亚历山大·冯·巴赫。1851年，在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手下，他从一个革命者转变为一个集权主义政权的总设计师（Private Collection / Bridgeman Images）
这些所谓的“巴赫的骠骑兵”最明确的一项任务，是从结构上令匈牙利和帝国余下的区域协调一致。他们使用德语作为语言工具，因此，约瑟夫二世早先关于帝国行政系统的单一语言模式再次得到运用。15官员们使用德语的方式和场合，显示出这项语言政策只是帝国系统化集权行动的产物，而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意图德意志化当地人的计划。德语是帝国“内部行政体系”的官方用语，这就意味着它是地方官员用来和其他州的同僚以及维也纳方面沟通的语言。与此同时，帝国的“外部行政体系”仍然使用众多地方语言，公务员使用当地通行的各种语言，和请愿者、原告以及社会大众沟通。在匈牙利，外部行政系统使用的语言除了匈牙利语之外，还有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斯洛伐克语，以及德语。考虑到许多参与1848年革命的人把官方用语变成了一个潜在的政治议题，如今德语在行政系统和军队中的地位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哪怕是想象中的），而不只是一群使用同种语言、受过一定教育的人的特权。不止在匈牙利一地，行政语言背后的帝国逻辑往往引起对所谓“德意志化”的不满。事实上，许多被派往加利西亚的哈布斯堡官员都被认为是“德意志人”，即便从个人身份上，他们往往拥有捷克语背景，这表明1848年之后，民族主义者们会将个人的语言能力看作政府层面所谓民族化政策的一部分。16这反映出在19世纪中叶，民族主义者的主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帝国的政策，来达到他们的政治一致性。
就在同时，继1851年将一个日渐专制主义集权化的政体付诸实行之后，巴赫又试图让他的官员们变得更受欢迎。他希望，通过有效回应地方社会的需要，官员们可以获得大众的信赖。新获得维也纳大学教授职位的洛伦茨·冯·施泰恩（Lorenz von Stein）结合历史，将行政实践上升至理论高度，他相信，巴赫的行政体系是帝国行政实践的最高峰。他宣称，最初的两种行政模式，分别应用于过去的两个历史阶段：社团主义/封建阶段，以及治安/社会公共安全阶段。不过近来奥地利正处在一个官僚体系促进“人民独立活动发展”的阶段，施泰恩认为这些发展意味着人们在经济上更谨慎，工业产能以及他们的可征税收入也有大幅增长。17按照某州长官的指示，地方当局应当“注意居民们的需求”，并关注“各阶层人民的福利”。18人们相信，一个强大高效，有着勤勉、睿智以及年富力强、忠于国家且敏于体察民情的官员的官僚体系，会把奥地利这个拥有多元文化的社会结合成一体。政府还采取其他一些手段来提升公众的信任，比如在每个区设立新的地方法庭。这项行动同时还意味着，在人们心目中，地方法庭获得了相当大的独立性，不再为地方权贵所把持，于是这些法庭就成为大众平反冤屈的场所，而非贵族的工具。
至少在匈牙利之外，帝国政权并不准备对国内文化与社会多元化的现状装聋作哑。这在波希米亚贵族利奥·图恩伯爵（Count Leo Thun，1811—1888）的思想与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负责重组奥地利教育体系和大学课程，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严厉抨击约瑟夫主义者所喜爱的启蒙运动的自然法理论，同时也与政治自由主义无缘。图恩相信，提高奥地利的学术水平需要更大的学术研究自由度。他坚称，奥地利的大学应当成为促进知识发展的研究机构，而不仅仅是专业人才训练学校。图恩还与19世纪70年代担任内阁大臣的法律教授约瑟夫·昂格尔（Joseph Unger，1828—1913），以及类似的自由主义者们过从甚密，商讨改进官员训练的内容，他认为，官员们需要获得一些实用科目的教育，譬如历史和罗马法。19正如我们在第二章 中读到的，约瑟夫·冯·索南菲尔兹这样的18世纪思想家们支持对奥地利抱有一种抽象的、功利性的爱国主义。在其发表于1771年的著作《对祖国的爱》中，索南菲尔兹回避了建立在文化共同点上的爱国主义，因为奥地利各个州中，人民的构成、文化、语言与传统都非常多元化。而在自然法传统方面，索南菲尔兹认为，当前的国家与它的法律必须激起理智的国民对它们的敬爱，让他们了解到它们对自己的利益最有利。但图恩认为用自然法传统回应奥地利的需求未免有失抽象狭隘，在教育方面尤为如此。
许多新兴的民族主义者也同意他的观点。图恩是一名贵族，他本人从根本上偏向于一个更关注地方各州传统的联邦制体系。他观点中最重要的部分（特别是针对自然法训练优越性的部分），可以顺利地被民族主义者们转变为政府需要对地区性传统、语言使用甚至民族性的区别产生更强行政工作意识的观点。20至于其他内阁大臣，则对语言多元化可能造成的潜在危险十分敏感。他们认为，这些议题的政治化，毫无必要地激化了1848—1849年的矛盾。帝国内阁希望在不与唯一公务用语产生矛盾的情况下，通过维持“内部语言平等”的总方针，来淡化民族情感的政治色彩。因此，帝国政府保留了在初等学校使用地方语言教学的传统，同时要求全国高一级的中等学校学习德语。从理论上说，所有语言的使用者都可以在非政治的环境下追求自身的文化发展，但实际上这很难办到。即便是双语的中等学校，不同语言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待遇，在学习阶段最后的几年，德语往往成为唯一的教学用语。21
当图恩努力让奥地利的教育水平在欧洲更具竞争力（尤其是在与普鲁士竞争）时，他还试图进一步改善公共道德，培养人们对天主教更高的崇敬之情，以此来维护社会稳定。在现代读者的眼中，图恩的行动似乎颇为矛盾，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自由以及逐渐增强的制度性力量，很难与天主教紧密相连。确实，正如加里·科恩所言，图恩的行为无异于走钢丝，“他试图找到一个在自由学术研究和尊重保守政治、宗教教义之间可行的折中方案”22。对他来说，大学的目的在于“培养一种由真正的宗教信仰驱动，尽可能全面的学者风度”23。图恩的教育改革最终导致了中等学校和大学架构与课程的全面改革，进一步促进了学术自由。当然，这项政策也在无意中促进了自由主义思想和价值观在教育机构内的迅速传播。与此同时，这项改革也与先前约瑟夫主义者在国家控制上的传统背道而驰，它重新给予天主教会控制神职人员任免、婚姻以及教育的权力。
当下的帝国政权与19世纪40年代的不同，它主动采取了一些改善农业、工业、基础设施和贸易的政策。农民们终于可以拥有先前在封建约定安排下持有的土地，各种苛捐杂税也一应取消。政府同时着手补偿失去劳动力的地主，它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估算地主20年内因失去劳动力蒙受的经济损失，以此进行补偿。在匈牙利之外，国家将地主流失的农民劳动力价值折算为原本免费劳动力价值的1/3，捐税的价值也参考了当时货物在本地税单上的价值。然后，政府把这笔补偿的价值下压了1/3，宣布地方领主将不再负责司法和行政职能的开销，这些方面的花费改由国家承担。于是，在匈牙利之外，补偿金额总计达到2.9亿盾。而在匈牙利，政府按照农民占有土地的1/3地价进行补偿，其金额差不多是3.04亿盾。在匈牙利、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政府支付了所有的赔偿金，而在奥地利其他地区，农民和政府需要共同承担这笔钱。这就意味着信贷将在乡村中得到惊人的发展。仅在波希米亚一地，农民就需要支付补偿总额中的5 600万弗罗林；在构成如今奥地利领土的区域内，这一数额是4 150万弗罗林。为了偿还他们支付补偿金额借下的贷款，农民们越来越倾向于以现金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至于政府方面，它以发放40年期附息债券的方式向地主支付补偿金。24
在加利西亚，封建生产关系严密地控制了当地人口，而所谓的解放行动也并未使农民和领主之间尖锐的关系有所缓和。解放农民的行动还催生了传统上农民们使用的公共地的冲突，在1848年之前，它已经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地方叛乱，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农民运动遥相呼应。地主们越来越坚持自己拥有那些传统上农民视为公共地的土地全部产权，而这些土地是农民用来蓄养牲畜、搜集木柴，以及在冬季搜寻生活资源的土地。在失去农民的劳役之后，不少地主主张自己拥有这些土地，就可借口给村子一小部分原公共地的使用权，以迫使农民为他们有偿工作这样一来，农民们就陷入了新型的劳役关系之中。
1853年，一部法律允许地主从村子或农民个人手中收买公共地。这些交易可以通过金钱实现，地主也可以分配给农民村社一小块过去的公共地或森林，作为取走剩下部分的补偿，后者是更为普遍的交易方式。1855年，政府成立了一个裁定类似个案的委员会，而直到1895年，它才完成在加利西亚的全部工作。这个委员会通常会分配给农民至少一小部分存在争议的土地（一般是8%），作为农民放弃对这块土地传统使用权的补偿。25但是绝大多数加利西亚农民拒绝放弃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牧场和森林，许多人仍然非法地使用这些土地。于是，军队和警察就不可避免地站在地主们这一边插手事态发展，不过这看起来至少没有损害哈布斯堡王朝在加利西亚农民心目中的声望。26农民们往往派代表前往维也纳觐见皇帝，以此来争取他们所期望的政策。上述这些不断发生的冲突显示出一点，农民解放和法律地位的平等并不能消除农民对地主的疑虑，他们怀疑地主可能正在谋划恢复其封建特权，27在1867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疑虑塑造了加利西亚农民的政治能动性，并导致了早期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出现。
与加利西亚相比，波希米亚的改革促进了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发展，惠及更多小康农民。废除劳役后，农民有更多时间扩大作物种植面积，此外，谷物价格在1850—1870年这段时间内显著上涨，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可以在10年之内还清补偿给地主的款项。虽然1849年的公共投票法倾向于拥有大量财产的公民，这些农民还是得到了管理一些村社财产，例如公共地的权力。他们通常利用这些权力将管理的财产私人化，比如把土地倒卖到自己手里。较为贫穷的波希米亚农民渐渐脱离土地而投身工厂，他们既无力支付必要的花销，也不能和较为富裕的农民竞争。世袭社会中的生产关系被废除，同样意味着传统的非正式福利救济政策——这些政策从向农民提供种子到荒年的社会支持，五花八门，多种多样——也成为过去式。同时波希米亚的贵族大地主或许失去了他们独有的集体身份，以及对地方社区的统治权，但波希米亚的情况和加利西亚不同，在新体系下，经济成功的基础已经奠定完毕。28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告诉我们：“在革命之后，波希米亚的贵族找到了很多途径，可以把自己的行为与资产阶级产权原则和利益最大化概念结合起来（它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而重建他们早期的政治影响力。”29
帝国充满才干（虽然有些狡诈善变）的财政大臣卡尔·路德维希·冯·布鲁克（Karl Ludwig von Bruck，1798—1860）还设计了一些经济政策，用来更高效地整合帝国内的各个市场。布鲁克创设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并且减少了关税，来促进奥地利与邻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在过去，关税壁垒曾经长期将匈牙利和帝国的其他区域分离开来，虽然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曾希望把整个帝国改造成一个自由贸易区域，但这两位君主和他们的后继者还是留下了关税这个障碍，作为匈牙利贵族免于直接征税的补偿。由于关税政策并不在贵族主导的匈牙利议会控制范围之内，它就能帮助维也纳方面从匈牙利得到必要的收入。不过在1849年帝国镇压了匈牙利人的起义之后，奥地利政府取消了匈牙利贵族的免税待遇，强制推行了收入税。1851年，帝国政府正式废除了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关税壁垒，这也使得政府可颁布若干降低或取消关税的政策，对外贸易更自由化。1853年，经过谈判，奥地利和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成员国签订了一份贸易协议。这些举动表现出布鲁克让奥地利的工业投入欧洲竞争的意愿，这是他那些不太激进的前辈，以及许多奥地利实业家所害怕的。30然而这些政策，和施瓦岑贝格首相雄心勃勃的政治计划不谋而合，后者试图让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范围内挑战普鲁士的经济影响力，成为领导德意志的大国。
至于19世纪5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政策，应该还是关于飞速扩张的奥地利铁路，以及创造出用来资助这些大规模事业的制度手段的那一些。截至1845年，奥地利政府拥有和管理着全国70%的铁路。31帝国已经充分意识到，铁路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从不支持新铁路建设的陆军元帅拉德茨基，在1848—1849年的北意大利战争中体验到了铁路的高效性，而就像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直到19世纪40年代，军事上的考虑在铁路政策中所起到的影响还十分有限。在新政权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帝国的商务部充满雄心地筹划出一张未来的铁路网，并提议投入惊人的巨额资金。不过鉴于年度预算和考虑，以及一些更紧迫的优先事项，例如更新现有的车站和铁轨等，使政府不得不一再推迟新建设计划。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选择中立的奥地利政府忙于耗资巨大的动员行动，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因此抱怨现有的铁路系统无法满足军队的期望。于是经济危机加上人们认为现有的铁路已经不足以使用的认知，促使帝国政府不情愿地决定将铁路系统私有化。
随着新的铁路特许法于1854年公布，奥地利开始把铁路线卖给私人公司，并给予这些公司的股东们诱人的保证回报率。以新的奥地利皇家帝国国家铁路公司的股东为例，他们每年最少可以从投资中获得5.2%的利息回报，而且在投资建设奥地利到匈牙利东部的铁路线时，投资人还能获得大量的税收补贴。32鉴于这些优惠措施，到了1859年，帝国差不多卖掉了所有的铁路股份。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购买了现有铁路线的公司从优惠措施中得利，从而取得了建设新铁路的特许权。
19世纪60年代，连接维也纳到的里雅斯特的南方铁路向北扩展至蒂罗尔，又向东进入匈牙利地界。1854年，一个新成立的公司利用德意志和奥地利的资本，建造了从维也纳到林兹、萨尔茨堡、帕绍和慕尼黑的伊丽莎白皇后西部铁路。仅在19世纪50年代这10年间，帝国的铁路里程就增加了近2 000英里。
如果没有同时期奥地利银行系统的全面改革，帝国铁路的扩张就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信贷动员。自1816年奥地利国家银行成立以来，帝国就垄断银行资源为自身的借贷需要服务，因此银行除了服务极少数富裕私人客户的需要以外，很难满足其他国民的信贷需求。在这段时期，一些国际银行家家族（比如罗斯柴尔德、西纳，以及安尔斯坦–埃斯克勒斯）为奥地利大众提供信贷服务。不过到了19世纪50年代，奥地利财政大臣提议用创立新银行的方式解决帝国的资金短缺问题，建立更多银行，就可以向私人借贷者提供更多贷款。人们相信，这些新的金融机构可以在资助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起到主导作用（法国的动产信贷银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33 1855年，政府同意建立独立的工商联合信贷银行，这家银行由一个财团法人进行运作，其成员包括了若干富有的贵族，以及安塞姆·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由于联合信贷银行是合资股份公司，它的1亿盾资本轻松超过国家银行控股的1/3，而它的规模也使得联合信贷银行可以发起大规模的发展计划。联合信贷银行的成立，或许对一般奥地利大众来说意义有限，但仅在20年内，它就已经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奥地利的铁路基建方面，铁路将过去闭塞孤立的各州地方经济体联系起来，而联合信贷银行在铁路的飞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铁路，人们可以把易腐坏的商品送到更远的地方，铁路创造的新商机是之前无法想象的。与此同时，银行发起的大规模项目的兴起，催生出更多由越来越多的小投资者参与的合资公司，在1867—1873年，即奥地利所谓的经济扩张时期，这个情况表现得尤为显著。
1850年3月，商务大臣布鲁克建立了地区商会，旨在促进大众对地区经济利益问题的讨论。34这56个商会（其中包括一个面向各州首府城市的商会）定期向商务大臣提交报告，汇报本地经济状况，谈论地区交通，进行政策评估，以及对未来政策提出建议。商会同时还担任公司之间，或者劳资双方争议的调停人。商会的成员经选举而生，他们是具备至少5年拥有或经营一项生意的经验，并且年纪在30岁及以上的奥地利公民，而且还是商会所服务地区的合法居民。当选之后，这些人将拥有一个长达3年（之后变为4年）的无薪任期。商会所在地区任意一位独立的企业主或经理人都有权在商会选举中投票。35自从1850年仅举办了一次的市议会公投选举之后，这些商会成为19世纪50年代唯一一批定期举办选举的国家机构。此外，在1861年立宪主义再度复苏之际，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商会得到了向州议会、帝国国会和一些市议会选送代表的权利。因此在同年，当一个更自由主义的国会体系取代了官僚专制政体时，商会作为咨询机构，组成了官方的利益集团。由于具有重要的合法地位，商会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团体投票的权利。
纪念1857年从卢比安纳到的里雅斯特南方铁路落成的照片，它来自一本相簿，摄制者为Johann Bosch。照片中展示出距离卢比安纳西南12英里处博罗夫尼察（Franzdorf / Borovnica）地区一座高架桥的建设情况，这座高架桥在1856年落成，耗资200万盾（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笼络民心的王朝
就在政府内的专家建立新制度时，哈布斯堡王朝也在寻求新的方法，提升在近来越发难以管制的民众中的声望。1849年，只有匈牙利和意大利北部的反叛者在实际上完全断绝了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关系。许多奥地利人，特别是农民，仍然忠于皇室，或者尝试让哈布斯堡王朝为他们的帝国愿景服务。早在1850年，新即位的皇帝就命令采取一系列改革与人事变动，令宫廷和它的各种公开仪式重新焕发生机。之后在19世纪50年代，哈布斯堡朝廷进行了有意识的复兴、重组，并创建出一系列公共仪式，意在更积极地调动大众拥护帝国的情绪。作为新公关活动的一部分，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御驾出巡游历全国，其范围要比自约瑟夫二世以来的任何一位君主踏足过的国土都大。19世纪50年代，皇帝对加利西亚、布科维纳、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伦巴第、威尼斯、的里雅斯特和蒂罗尔进行了所谓的考察旅行，并且两度造访匈牙利。36
尽管在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执政初期，不久前举起叛旗的匈牙利、加利西亚与伦巴第精英对他十分冷淡，1851年，地方官员却报告了加利西亚农民对皇帝来访表现出的热情。当时通往加利西亚的铁路线还未竣工，皇帝和他的随从们只能乘坐马车由西向东缓慢穿越这一地区。这就给了沿途各地的农民近距离一睹皇帝风采的机会。在每一个村镇，欢迎皇帝车驾的居民摩肩接踵，他们蜂拥而上，递交呈给皇帝的请愿书。据巴赫的密探报告，皇帝来访“引发了当地人极大的满足”，加利西亚地方官员也注意到，皇帝“受到农夫们兴高采烈的欢迎”。37
正如历史学家丹尼尔·乌诺斯基（Daniel Unowsky）所告诉我们的，皇帝的加利西亚之行表现出帝国朝廷在处理地方贵族、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宗教和民族主义主张等方面产生的冲突时，是如何小心谨慎地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加利西亚的绝大多数行为，都涉及视察军事设施。不过他偶尔也访问一些对波兰民族主义者来说具有神话意义的旅游名胜，例如位于克拉科夫瓦维尔城堡中历代波兰国王的陵墓。但与此同时，在加利西亚首府利沃夫，皇帝为一座鲁塞尼亚（乌克兰）的民族学校奠基，这一行动明确挑战了当地波兰民族主义者的主导地位，令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们狂喜不已。这些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通常是东仪天主教徒或希腊礼天主教徒）有一个绰号——东边的蒂罗尔人，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他们在1848年毋庸置疑地忠诚于哈布斯堡王朝，和他们在加利西亚掀起叛乱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同胞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这些人被允许向皇帝呈献请愿书，要求他把加利西亚按照波兰和鲁塞尼亚两个民族一分为二。38
皇帝的加利西亚访问之旅，还表明了另一些因为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有意重塑君主政体的象征意义所导致的潜在矛盾。其中有一项就是帝国和罗马教廷之间达成的协议，延续了哈布斯堡王朝作为罗马天主教会守护者的传统象征性角色。就在与罗马方面就协议进行谈判时，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还复兴或创造了一些特定的天主教公开仪式，譬如在每年一度的基督圣体节游行中，用皇帝公开为10个乞丐洗脚的表现，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这些仪式，将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塑造成一个帝国天主教徒们可以效仿的虔诚榜样。不过与此同时，帝国要求它的子民们把皇帝看作“所有人的皇帝”，因此这个国家统治者也将成为所有合法宗教信仰的保护人。从1851年加利西亚的视察开始，皇帝的足迹逐渐遍及整个帝国，旅行途中，他在拜访一些常规的罗马天主教礼拜场所的同时，也到访了犹太教、希腊礼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宗教场所。等到时间进入20世纪，这位皇帝甚至还成为波黑穆斯林信仰的保护者，从他家族的历史来看，这实在颇具讽刺意义。这些天主教之外的宗教信徒们逐渐把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称为他们的保护者，并且向他游说，谋求皇帝以个人身份提供的赞助。在此举一个加利西亚的例子，克拉科夫的犹太人社区为皇帝的造访建造了一座表达敬意的凯旋门，上面写着“心怀感激的以色列人向皇帝致意”。当皇帝经过时，人群中的拉比们高举教典，全加利西亚城镇村落中的犹太人高声喧哗着欢迎他。他们中的很多人相信，这位皇帝的统治可以给他们带来完全的解放。尽管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把犹太人在法律层面上的完全解放推迟了近20年（事实上完全改变了1848年革命的成果），他在犹太人社区内得到的声望最终还是发展成一个神话。随着犹太教徒、东正教徒、希腊礼天主教徒，甚至奥地利的新教徒都将这位让天主教势力在奥地利复兴的皇帝看作自己宗教的特别保护者，哈布斯堡王朝保护少数宗教群体的承诺，在这里自下而上地得到了巩固。39 1853年，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还通过自己的婚姻改善了哈布斯堡王朝业已败坏的声望。皇帝的年轻妻子是他的表亲——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1837—1898），这桩婚姻创造了无数歌颂哈布斯堡王朝的机会。围绕着这位新皇室成员——之后以“茜茜”的名字为人所知的16岁皇后，人们创造出许多广受欢迎的传说故事。暂且将伊丽莎白与维也纳宫廷之间困扰她一生的矛盾放在一边，这位皇后偶尔也有力地帮助哈布斯堡朝廷，让哈布斯堡王朝和帝国与大众更贴近。对很多匈牙利爱国者来说，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手上沾满了民族烈士的鲜血，但伊丽莎白和她的丈夫不同，她很快就在匈牙利多地获得了广泛的欢迎。这或许部分是因为她学习匈牙利语，并且坚持聘用匈牙利贵族作为随从的表率行为，以及1867年，她站在匈牙利民族事业的立场上，以个人身份向丈夫求情的缘故。在她之后的人生中，伊丽莎白在匈牙利一直颇具魅力，同时也是匈牙利民族主义情感的投射。到了1894年，甚至有传言宣称她曾秘密在不久前下葬的路易斯·科苏特坟墓上敬献了一个月桂花环。40
1857年5月，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带着伊丽莎白首次访问匈牙利。当皇帝夫妇一走下停泊在布达的蒸汽轮船，伊丽莎白就立刻引起了轰动。当时的观察者们注意到，皇后将匈牙利的民族色彩（红、白、绿）作为其服饰的重点。在皇帝夫妇访问期间，这些观察家反复提及年轻皇后在其时尚选择上的亲匈牙利象征意义。41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旅行途中，皇帝与皇后年幼的女儿索菲公主死于麻疹。作为19世纪50年代复兴的天主教仪式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公主的葬礼后，皇帝夫妇公开前往施蒂利亚，到圣母圣殿所在的玛利亚采尔（Mariazell）朝圣。3万匈牙利人表达了他们对这对夫妇的同情，或者他们对伊丽莎白的欣赏，于是他们同样启程前往玛利亚采尔。显然，这次皇室访问及其后续至少成功地缓和了匈牙利大众对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反感。42
马背上的奥地利帝国皇后伊丽莎白，骑马是她最喜爱的活动之一。原画作者为John Charlton，随后这幅画在1882年被Thomas Lewis Atkinson制成雕版画（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哈布斯堡朝廷通过在遍布全帝国的报纸网络上报告皇室情况的手段，影响皇帝及其家族在公众中的形象。这些报纸反过来也热衷于披露皇室生活的所有细节供大众消费。在19世纪60年代，严厉的政府审查制度走向终结之际，这种现象却不一定有所改变。哈布斯堡宫廷仍继续严密控制着皇室家族的形象，甚至偶尔还修改官方照片，塑造出一种田园诗一般欢乐幸福的家庭氛围，皇室家庭亦始终是大众感兴趣的对象。出于这个原因，各种天主教、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报纸，都开始报道皇室家族的情况，因此他们至少间接地参与了促进皇室声望和大众性的事业之中。43
1860年的皇室家庭。宫廷摄影师路德维希·安格雷尔（Ludwig Angerer）认为这可能是唯一一张伊丽莎白皇后（前排左）与她的丈夫、孩子共同拍摄的照片。一般情况下，皇帝夫妇会单独分别前往摄影师的摄影棚。这张照片中还有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父母和兄弟（Adoc-photos / Art Resource, NY）
将一个自由主义的帝国可见化
1857年，曾经参与1848年革命的报纸总编恩斯特·冯·施瓦泽（Ernst von Schwarzer，1808—1860）发表了一篇致当时奥地利专制政体的颂歌，题为“新奥地利的财产与财富”（Geldund Gut in Neuösterreich）。在这篇作品中，施瓦泽不但颂扬了皇室家庭的诸多美德，还歌颂了在新专制体系下帝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显著发展。44他通过对土地、人口和生产力水平的数据研究，赞颂了帝国在地理、文化以及经济方面的诸多建树，并将这些帝国新取得的进展置于19世纪中叶欧洲普遍的发展背景下。施瓦泽的报告大力鼓吹自由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奥地利的帝国主义目标所带来的益处。他坚称，正因为奥地利人“在其特性、习俗和需求上的多重性”，令他们不同于其他的欧洲人。此外，施瓦泽还大力强调奥地利帝国这样一个强势的集权国家，在7年之内给予奥地利人民的正面效应。45不过虽然奥地利人民在法律上一概平等，他们在文化层面上却并非如此。施瓦泽主张，只有一个像奥地利这样统一的政权，才可以帮助“奥地利东部的民众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跨越漫长的发展期。至于匈牙利的发展案例，还要归功于铁路的引进”。施瓦泽还称：“如今人们可以在帝国的每个角落找到商人、船运代理、制造商以及商贸巨子。而哪怕是在最偏远的角落，都有投机生意见缝插针，占据隐匿的矿藏财富，然后将它们转向全球市场。”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