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曾经的革命者被最近的一位历史学家称为“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他坚称帝国渐进式的经济发展在19世纪50年代福泽奥地利，并且从中总结出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教训。47在政治方面，由于统一的国家改革计划，所有的奥地利人都在这个时期享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福利。1848年的革命没能为奥地利人带来进步和幸福，因此在策略上遭到了失败。而令人惊讶的是，通过其他手段，也可以创造出同样的进步，以及带来同样的幸福结局。“那些心怀不满的反抗者和乌托邦幻想家一度尝试用政治和社会革命达成的真正目标，如今在政府的协助下，通过法律和经济改革变成了现实。”48施瓦泽认为，与任意数量的政治活动所取得的成果相比，国家能动性可以实现更多1848年革命设下的改革目标。
施瓦泽的论点不但与帝国文明教化的使命有关，也与帝国的经济利益相关。革命的惨痛教训让许多帝国的理论家了解到一点，就是帝国子民在意料之中的多元化和多样性，部分是由于1848年的民族主义运动，部分是源于在彼此迥异的各个地区终结封建制度的复杂性。像施瓦泽这样的作者不仅简单地从奥地利人的语言多元化角度来理解国民的多样性，而且还相信各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塑造了奥地利截然不同的民族。施瓦泽主要将这些差异解读为现代化的相对水平，转而又将它们塑造为文明的不同水平。这是一种广义上对塑造了帝国各民族特点的不同文明水平的发现，也是一种长期成为帝国政策思想基础的发现。以加利西亚为例，在19世纪中叶，当地仍继续约瑟夫二世风格的激进官僚主义集权制，一个重要的正当理由就是这一发现。此外，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传播，施瓦泽告诉我们：“东方的特殊情况正在匈牙利走向终结。”
关于上述观点，施瓦泽以及同类的作者们走过了一条颇具挑战性的道路。而另一方面，他们在帝国内的合法地位，逐渐依赖于他们用来描绘帝国各民族特性的各种相异性描述。确实，在许多欧洲观察家眼中，正是民族之间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使奥地利成为一个帝国，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对于奥地利人来说，“再没有哪一个欧洲国家的国民像他们一样，分别属于文明的各个层面，属于欧洲主要的四大种族：罗马人、日耳曼人、芬兰人、斯拉夫人”49。当然，当时的旅行者如果来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或英国的乡村，观察当地的文明水平，以及他们遇到的偏离正轨和惯例的所谓野蛮人拥有的语言实践活动时，也会做出类似的结论。仅在法国一地，根据尤金·韦伯（Eugen Weber）的经典研究，在1863年，至少有1/4的人不说法语，更多人只是粗通皮毛。50不过尽管如此，19世纪的观察家们仍然越来越倾向于将国民之间存在高度语言差异的奥地利看作欧洲的一个异数。
但另一方面，当以施瓦泽为代表的作者们转而讨论奥地利的地理、贸易路线和气候等特点时，这些人之前强调的种族与文明差异就使他们更难维护这个帝国的有机凝聚力。自18世纪80年代以来，帝国把消除差异当作它要达成的一项结构性目标，这就使得达成这一目标的新方式产生了更多问题。在约瑟夫二世的时代，国家建构的挑战是统一一度彼此独立或独立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地区中“不同的法律条款与制度实践”。现如今，哈布斯堡王朝逐渐被看作一个“不同种族的人民”的集合，而这些人据说也处在不同的“文明水平”上（例如种族层面上的匈牙利人、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如今存在的帝国，再也不是一个由不同国家以及它们的不同制度（如匈牙利、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组成的集合体。事实上，就像我们将在之后的第六章 中所读到的，在这个时期，很多民族主义者已经开始主张各民族来源于种族或语言差异的独特制度差异。
在19世纪中叶，施瓦泽提到的不同文明水平同样也和奥地利与欧洲其他帝国产生的比较联系在一起。1853年，在奥地利科学院成立五周年举办的一场演讲中，奥斯曼帝国学者兼东方学家约瑟夫·哈默–普尔格施塔尔（Joseph Hammer-Purgstall）赞扬了奥地利的法律制度，他积极地将它与英国以及沙俄的体制进行对比，称后两者为“压迫性”的制度。哈默–普尔格施塔尔认为，英国与沙俄这两个帝国是通过暴力征服建立起它们的基业的。而作为对比，奥地利则是通过一系列和平友好的协议和皇室联姻获得的帝国。协议和联姻或许可以将不同的地区纳入由一个王朝统治的帝国范围之内，不过哈默–普尔格施塔尔的观点更多地关注因国家建构的过程而产生的法律制度。在奥地利一律将国人看作平等公民的同时，哈默–普尔格施塔尔对它考虑其人民语言多样性的方式特别感兴趣。他宣称，以北亚和南亚为例，沙俄和英国的殖民者们强迫当地人放弃他们的语言，转而使用新统治者使用的语言。而另一方面，奥地利的多语言主义却是这个国家促进统一的一种独特方式，它在所有国民中不存在从属性质，或是等级区别。由于哈默–普尔格施塔尔坚定地相信全球化，或者说欧洲化将很快要求所有欧洲人面对增强的多语主义，因而奥地利的这一政策就具有一定的意义。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奥地利将远远领先于其他欧洲国家。51
在进行奥地利、沙俄和英国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对比，以及赞颂奥地利的多语主义时，哈默–普尔格施塔尔从未质疑过德语在奥地利跨地域的公务系统和军队中地位超然的情况。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一种理性效用，而不是一种刻意要让一个民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的政策。而且，即便奥地利的公务员要求通晓德语，哈默–普尔格施塔尔仍然相信他们需要学习所供职地区的语言。同理，在德语成为军队指挥语言时，所有的军官也必须学习他的新兵们所使用的地区性语言，以便于更有效地服役，并得到擢升。在把多语种实践的理念和一种新兴的身份认同模式结合起来时，哈默–普尔格施塔尔声称：“一个人学习越多这个君主国内通行的语言，他就越像一个真正的奥地利人。”
哈默–普尔格施塔尔关于奥地利多语主义的论证同样还构成了一种帝国式的爱国主义论点。尽管他们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奥地利人却共同拥有对“祖国”的爱，这种热情不禁让人联想到18世纪80年代约瑟夫·冯·索南菲尔兹提出的那种（非文化层面的）理性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之情扎根于帝国公民身份的统一模式。哈默–普尔格施塔尔说：“在奥地利，公民权的实质就是保障所有人拥有同等的权利。”在他对大英帝国进行最后一次攻击时，哈默–普尔格施塔尔补充道：“在奥地利的法律面前，人们没有婆罗门与贱民之分。”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奥地利各民族使用不同语言，这些语言之间有拥有平等关系这一点更能抓住奥地利的独特本质了。语言使用的平等性象征着一种人民的团结，它扎根在公民基本可互换性之中。52
这段时期，帝国另一位重要的理论家是卡尔·冯·佐尼格（Karl von Czörnig，1804—1889），他是一位公务员、统计学家、早期的人种学学者，并且曾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在他早期的职业生涯中，佐尼格积极促进多瑙河船运以及奥地利铁路的扩张发展。1848—1849年，他作为一名代表参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就德意志政治共同体的问题进行谈判。19世纪50年代，佐尼格在各种职位上，为商务部管理着行政统计办公室。在任上，佐尼格承担起了两项艰巨的研究任务，它们有力地影响了大众对一个新的、统一的奥地利帝国的理解。其中一项是在1855—1857年面世的三卷本《奥地利君主国民族志》（Ethnographie der österreichischen Monarchie），它事无巨细地从语言和宗教角度描述了生活在帝国各州的居民情况。另一项研究是1858年面世的《奥地利的新体制》（Österreichs Neugestaltung），这是一份关于奥地利自1848年以来改革转型的数据调查，其内容类似于施瓦泽的成果。这两种著作旨在维护帝国的新目标及其存在的理由，并且都强调了帝国国民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
《奥地利的新体制》以一个悖论开篇：作为欧洲最古老的王朝，哈布斯堡王朝正在统治一个理论上是欧洲最年轻的国家之一。数个世纪以来，哈布斯堡王朝聚敛土地，开疆拓土，而这些领地各自有着不同的法律、传统和民族。通过18世纪早期的《国本诏书》，查理六世规定了这些领土的不可分割性，但佐尼格认为这部法律并没有创造出一个统一的国家。一个统一的奥地利国家，直到1804年奥地利帝国出现才正式宣告成立，而直到19世纪50年代，一个真正统一的奥地利才完全成型，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是克罗梅日什的宪法草案和1849年强行推行的宪法，都不适用于匈牙利。
佐尼格的人种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比施瓦泽更为复杂的论点，来阐述奥地利各民族的相对特质，以及他们作为帝国的一部分得到的文化效益。佐尼格没有像施瓦泽那样，设想出一个天生落后的、需要西方进行文明开化的东方。他指明纯粹的地区政治关系使得一个群体（如波兰人）会设法阻止另一群体（如鲁塞尼亚人）得到充分发展，而这种情况需要帝国体制的介入，并保证这些群体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
佐尼格将帝国的特点落在它拥有的众多自然、文化以及社会的多样性表现上，这并不令人惊讶。从气候到农业，从工业到语言运用，奥地利因为它显著的多元性而独树一帜。佐尼格对设想整个帝国最大的贡献（无论是否有意），就是他伴随艰辛的奥地利人种学研究制作出来，通过在地理上表现各个语言与种族群体的彩色地图。这些地图并不着重于奥地利各州（波希米亚、达尔马提亚、匈牙利、加利西亚等）历史上的边界，而是根据某地使用的特定语言或者信仰的宗教进行绘制。佐尼格的研究覆盖了帝国的所有州，在事实上表现出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这种情况和过去移民迁徙和人口再安置的历史进程有很大的关系。根据他的观点，没有一个孤立的语言群体可以在某个州提出排他性主张。而且他的语言地图生动地表现出一个事实，任何通过语言边界在地理上分开奥地利不同民族的尝试都是不现实的。通过他的研究成果，佐尼格帮助形成了一种体现在早期奥地利人种学上的反民族主义方法，这和西欧，特别是德意志更民族主义化的相应对象形成了鲜明对比。53
至于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关系，佐尼格认为总的说来，帝国国内主要的民族群体彼此“从数量和内在力量，以及不同的文明水平上”达成了一种平衡。更重要的是，关于帝国本身，佐尼格和哈默–普尔格施塔尔注意到相似的内容，他发现“在它们（奥地利许多民族）的团结，而不是从属关系中，它们构成了国家的基础”。54然而就像我们将在下文中读到的，到了19世纪80年代，民族主义者们将开始使用这样的语言地图，来支持一个与佐尼格的看法完全不同的观点，换句话说，就是在帝国内部出现以民族为基础，彼此分离的领地的可能性。
19世纪50年代的帝国与人民
大众对奥地利新政体的反应，事实上要比佐尼格、施瓦泽或哈默–普尔格施塔尔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理论上设想的更加复杂和实际。以加利西亚的农民为例，与地方士绅关于劳役制度的传统斗争很快就被公共地使用权方面已经白热化的冲突取代。在这些冲突中，加利西亚农民一直将帝国官员看作仲裁者，但他们没有全盘接受这些人。农民们并不单纯地相信皇帝的权威，而是用请愿，甚至有时诉诸暴力行动的方式主动谋求对他们有利的结果。从事大型或小规模制造业与贸易的奥地利人，纷纷欢迎1849年之后逐渐恢复稳定的形势，以及革命时期通货膨胀的结束。军队镇压布拉格和维也纳起义之后不到一年，许多企业主就公开赞同布拉格纺织品商人海因里希·富格纳［Heinrich Fügner，之后改名为金德里奇（Jindřich）·富格纳］对新政体的评论：“从事任何实业的人都感到满意。”55巴赫与布鲁克都希望用惠及全奥地利人民的经济发展的承诺，消除他们集权化计划中，由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上的激进主义引起的双重危险。1851年12月，巴赫满怀自信地向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汇报“人民大众”对政治事务普遍缺乏兴趣，因为“他们更倾向于为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而忙碌”。56 1850年，维也纳的一份报纸这样报道：
物质利益被证明是一种可以将不同州的民族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更强大力量……国族特性是值得注意的，但它不是大众民生福祉的主导因素……在最糟的情况下，民众会代替政府来控制民族主义者，在加利西亚发生的那些事，也可能在波希米亚发生。人们需要改善物质生活，因此他们需要和平。57
同样，1846年叛乱期间曾担任利沃夫警察总长，如今驻扎在布拉格的利奥波德·冯·萨赫·马索赫（Leopold von Sacher Masoch）在1852年观察道：“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渴望和平。”58就在一年前，一位皮尔森（Pilsen / Plzeň）当地官员向波希米亚总督汇报许多官员都希望知道的情况：
至少根据我所听到的，目前为止人们看上去并不为失去宪法规定的公民权而苦恼。特别是有产阶层，他们认为帝国权力的成功复兴会在思想上改善这个国家的状况，同时增加他们的个人财富。59
许多未经历流放或牢狱之灾（或是曾经经历过如今已经恢复自由）的前革命者，在19世纪50年代都致力于赚取金钱，他们加入不断发展的经济部门（比如铁路）时，暂时搁置了他们的政治信仰。60比如布拉格法学教授利奥波德·冯·汉泽尔（Leopold von Hasner），他在19世纪50年代这样写道：“我已经完全投身于教学和研究工作，两耳不闻窗外事。”像他一样，许多前革命者宣称放弃了他们的公共活动。61中产阶层的活动家们则清楚地意识到，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将给他们所在的群体带来极大的潜在增长。他们通常用“进步”和“现代化”这些被佐尼格和施瓦泽这类帝国的理论家鼓吹的自由主义术语，来描述通信、交通或贸易方面的发展特点。其中一些人游说政府在他们所在地区增加新的铁路线时，就模仿了政府关于帝国统一和中欧领导权的论调。比如因斯布鲁克的副市长就力争连接蒂罗尔首府和慕尼黑的铁路可能带来的潜在利益，他宣称“（如果）奥地利希望确立国家的统一和君主国的力量，一条位于蒂罗尔境内的铁路将是强化国家统一最重要的物质手段”62。地方上的自由主义报纸也明确地赋予这条铁路“在商业上和政治上统一大德意志之手段”的特性。63
当然，不是所有的前革命者（哪怕是他们之中的温和派）都能如此轻易地接受政治上的变化。身为温和派自由主义者的布拉格商人理查德·多曹尔（Richard Dotzauer）日后回想这段时间时这样说：“废除宪法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大病一场，不能理解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冷漠地对待这项重要事件。”64至于其他因为在1848年自己所参与的活动，而被迫流亡或者被禁止从事自己所选择的职业的人，回想起自己的遭遇，满心苦涩，然而这些人并没有因此失去建立一个立宪奥地利的热情。摩拉维亚法学生卡尔·格斯科拉（Carl Giskra）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代表，他在奥地利维也纳求学，还旁观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依靠前同事给他的零星文书工作勉强度日。65而许多像汉泽尔这样的人，在1848年之后没有承受什么革命带来的后果，并且爽快地放弃政治活动来取得职业生涯的提升，而当形势在1861年变得安全之后，他们又迅速见风使舵，再度加入自由立宪主义。
19世纪50年代末，一小部分中产阶层的自由主义者共享了施瓦泽或佐尼格对奥地利当下政体表达出来的无限热情。他们或许会欣赏这个政体自圆其说的一些要点，这些人在物质上受益于经济发展，而重新焕发生机的官僚体系也主要从他们这个阶层招募雇员。不过随着这10年渐渐过去，政府废除他们政治权利的行为，以及往往十分严苛的媒体审查制度开始令这些人心怀不满。事实上，他们在经济方面取得越多成功，他们就越相信经济上的成功可以使他们在制定公共政策上拥有话语权的权利正当化。许多人或许会开始赞同之前革命时期阿道夫·菲施霍夫的观点，即这个国家建立在一支常备军的士兵、一群卑躬屈膝的崇拜者和一群伺机而动的告密者的支持上。66
前自由主义者们同样欢迎商会的出现、行会的终结以及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但到了1860年，他们并不对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改革抱以信任。同时不同派系的保守者各有抵制帝国专制政权的理由，只有少数保守的社会政策，譬如与罗马教廷的协议除外。地方贵族和绅士憎恨帝国坚定的中央集权主义，它使他们不能在地方政策甚至地方社会关系上施加惯有的影响力。而在匈牙利，反对专制政权的浪潮持续广泛扩散，匈牙利人的反对情绪主要建立在帝国否认匈牙利的国家地位，以及它对所谓的匈牙利叛乱分子实施的报复上。帝国政府对匈牙利的彻底重构，以及它严厉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政策导致了意外的后果，即便是匈牙利的保守贵族，也和地方绅士、城市自由主义者一道，在表现为1848年4月法律的自由民族主义计划之下联合起来。
地方对中央政权的不满，在1850年第一次市镇议会选举中显露端倪，这比政府撤销1849年3月推行于全国的宪法还要早得多。这部所谓的“强加宪法”（Oktroyierte Verfassung）和克罗梅日什的宪法草案类似，认为人们在地方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是所有负责任的政治参与行为，以及有成果的公民行动的重要基础。67不过在许多地方社区，首次选举的情况对奥地利政府和官员来说并不如意。比如在1848年革命期间，许多区选举当地的公务员，作为出席市议会、州级议会和奥地利国会的代表。可到了1850年的选举，有产阶层的选民们断然拒绝让政府官员代表公众意愿的提议。以相对保守的因斯布鲁克为例，一份当地的自由主义报纸高兴地表示，如果不是选举规定给予官员们巨大的优势，城市中拥有投票权的三级选民，不会在1850年选举中选出任何国家公务员，而这场选举的选民参与度非常高，它吸引到了差不多75%—100%的选民！68
某种程度上，这样的选举结果预示着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自由主义政治的重大转变将变得更加清晰明确。工匠、制造业者以及在经济上属于中产阶层的其他成员再也不把他们的政治命运寄托在受过法律教育的国家官员身上，而是选择另一类具有法律教育素养的白领专业人士——律师。托马斯·戈茨（Thomas Götz）声称：“律师与他人不同，是典型的受过教育的公民。国家赋予新建立的公民基层政权新的法律职能，而律师的法律素养与辩才，令这种专业人员在这一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在用途。”69虽然官员和律师之间有不少共同点，特别是他们具有共同的教育背景，他们各自的职业与公众产生的联系却不相同。1850年，因斯布鲁克的选举对律师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作为一个职业群体，他们取代了同样具有法律教育背景的政府官员，成为中产阶层承认的政治发言人。等到19世纪60年代宪政生活得到恢复，律师成为从城镇议会到帝国国会各个层面的民选机构的中坚力量。
帝国政权此时不但受到大众的反对，它本身也常常推翻自己的政治计划。它保留了市议会的选举，却在19世纪50年代无限期拖延新选举的举办。而同时，通过建立为政府提供经济政策咨询服务的地方商会，政府将选举和大众政治参与的议题持续曝光在大众视野之中。就这样，奥地利的中产阶层，尤其是其中的知识分子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开途径来表达对政治上专制主义的不满。在50年代的这10年间，不依附于宗教团体或慈善活动的志愿者社团不断涌现。奥地利人聚集在各类非正式的产业协会、步枪俱乐部、歌咏团体以及体育协会，讨论和谴责公共政策。
1859年，许多奥地利人还通过参与地方组织的诗人兼剧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向专制政体表达公众的不满。在布拉格，这类纪念活动让过去捷克和德意志民族主义政治的倡导者聚集在一起，他们纪念的这位诗人，其作品对欧洲知识分子来说象征着自由和解放，胜过其他任何文章与诗篇。作家弗利兹·毛特纳（Fritz Mauthner）回忆布拉格的纪念活动时这样说：“如果一个人并不知道……这活动来自一种渴求自由的政治情绪，他或许会猜测它是一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参与的活动。”10月，在布达佩斯，纪念一位坚持使用和改革匈牙利语的作家费伦茨·卡钦斯基（Ferenc Kacinzcy，1759—1831）的百年诞辰活动，最终演变为匈牙利民族主义的公共示威游行。70这些纪念活动结束之后，曾经效力于活动组委会的男男女女仍保持活跃，纷纷建立起以体育社团和学生俱乐部为代表的各种新社团。席勒诞辰年同时还加强了奥地利不同地区活动家之间的联系，通信和铁路网络又给予人们更多机会，参与日渐高涨的跨区域节庆文化。71
帝国的欧陆雄心
虽然公众活动日益高涨，但最终是帝国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措施导致了专制政权的垮台。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最初贯彻经济和社会改革进程的决定，来源于他挑战普鲁士在德意志诸国中逐渐凸显的经济霸权的希望。但奥地利国内引人注目的发展没能对它的国际地位做出同等的改善。拙劣的外交政策抵消了奥地利从经济发展政策中得到的政治之本，而这个事实最终赋予宪政支持者们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新手段。
奥地利外交政策导致的经济后果主要源于1848年动荡期间国家对资金的渴求。当时奥地利发行纸币的决定打破了它的货币在国际上的稳定价值。1850—1867年，每一任奥地利财政大臣都致力于财政稳定，但因为基础设施项目和军队建设，帝国的预算支出始终居高不下。72与此同时，财政大臣们还试图刺激经济增长，以此来增加收入。举个可以解释这种双重经济目标的例子，政府在决定铁路私有化时，同时又决定用过分有利的特许条件来促进铁路的扩张。此外，官员们创造财政稳定的长期努力因为1853年、1859年、1862年和1866年的数次军事动员而不断受挫。
从玛丽亚·特利莎对抗腓特烈大帝的时代起，以及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可耻的崩溃之后，普鲁士为了获得德意志联邦中的领导地位，越来越频繁地向奥地利发起挑战。19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鲁士通过组建德意志关税同盟逐步提升自己在中欧的影响力，这个联盟并不包括奥地利，而是渐渐吸纳了几乎所有的中等规模的德意志国家。1848年，许多奥地利制造商回避统一的德意志国家这个想法，因为这需要他们加入德意志关税同盟，把自己的商品置于危险的竞争之下。然而近来的历史教训显示，如果奥地利希望在将来成功赢得与普鲁士的竞争，它就必须表现出可以与之匹敌的经济实力。
就在奥地利与普鲁士的竞争支撑起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时，其他更为紧迫的外交政策也在耗费帝国的财政预算。从东部到南部，曾在1849年帮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叛乱的沙俄，如今通过支持，或者说煽动巴尔干人叛乱，从正在削弱的奥斯曼帝国身上获利，有时它甚至亲自上阵掠夺领土。1853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中立的奥地利于战争期间发起了一场耗资巨大的动员，向沙俄清楚地表示它将置身事外，不参与巴尔干事务。但奥地利的行动激怒了沙皇，后者认为这是不知感恩甚至背叛的表示。同时在西方，撒丁王国（皮埃蒙特）正筹谋秘密向法国求援，以便像它曾经在1848年做过的那样，控制意大利半岛上更广阔的范围。1859年，奥地利与法国和皮埃蒙特联军进行了一场阻止事态如此发展的必败之战。接着在1862年，为了帮助德意志联盟从丹麦的主张下保住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并且不让普鲁士在独自战胜丹麦之后获取公共关系上的利益，奥地利选择和普鲁士联手，动员它的部队与丹麦对抗。最终，在1866年，普鲁士通过一场闪电战向奥地利发起了直接挑战，断绝了奥地利在自己的保护下统一德意志的梦想。上述每一次战争动员，都将奥地利拉进削弱其货币并增加其债务的经济危机之中，到了1859年，奥地利政府在国内取得的成就已经完全被极大范围的货币与财政危机所抹杀。
“没有宪法，就没有金钱”
1859年的维拉弗兰卡（Villafranca）和议要求奥地利割让富庶的北意大利伦巴第省份给法国和皮埃蒙特，在这之后，受挫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认识到，如果要重新确认他的合法地位并重塑国家信用，他就需要向一些分权的安排妥协。如今他依然认为，表面上的改革足够延续帝国在人民中的声望，1860年，他写信给自己的母亲：“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小小的议会政府，不过权力仍然掌握在我的手里。”73然而事实证明了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他的顾问们是多么不了解这个帝国。最开始，一切都只是在政府控制下“粉饰门面”的行为，但随后事态就如同滚雪球一般，无论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贵族乡绅还是资本主义企业家都插手其中，企图从官僚集权主义失败的制度余烬中抓住实现他们自己政治愿景的机会。
专制体制的总设计师——不受人欢迎的亚历山大·巴赫引咎辞职，皇帝也公开宣布撤销自己的专制计划。不过事到如今，谁会与皇帝分享权力？皇帝渴望从地方贵族和逐渐具有影响力的资本主义中产阶层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那里获得政治上的支持，但这两个群体在19世纪50年代都因为自身缺乏政治影响力而愤怒不已。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小议会政府”在塑造替代50年代专制主义体系的新体制时，释放出这些社会群体（之后还有其他群体的加入）之间激烈的竞争。关于权力分享的竞争延续了8年，直到帝国在1866年再次输掉一场损失惨重的战役为止，问题都没有彻底得到解决。即便如此，我们也将看到，在进入19世纪80年代之前，奥地利都在政治和文化上保持着割裂的状态，直到各方至少都默许了新的宪政体系为止。
1860年，地方上的贵族要求终止官僚中央集权体系，建立一个联邦制度，并且把控制地方事务和区域政治的权力交回他们手上。在种种要求中，贵族们特别提出要把立法权交给（用他们的话说是“返还”）地方上州一级的议会，这是他们期望能够主宰的权力。事实上地方贵族并没有反对一个奥地利中央国会概念的必要，他们只是想让它的职权限制在某些特定方面（比如帝国预算）。与此同时，资本家与中产阶层知识分子则呼吁要建立一个民选且强势的帝国中央国会。与贵族们不同，许多中产阶层自由主义者们并不乐见一个强势的集权化国家，而是希望根据他们自身的情况使其系统化。因此，中产阶层支持约瑟夫二世中央集权主义的遗产，并且认为如果要在奥地利社会任何现存的封建模式和宗教特权面前推行法治，国家力量是最强大有效的手段。不过与此同时，这些人又要求出台一部具有人权法案的宪法，提出奥地利与罗马所签协议的评价，将司法体系和行政体系分离，以及要求官僚系统服从于一个民选国会的管理和监督。
等到投票选举新的奥地利国家机构，无论是地方议会还是中央国会时，贵族联邦主义者和自由集权主义者都不希望1848年大众热情失去控制的情况重演。于是他们同意选民必须限定在负责人的有产阶层之中（当然，也就是他们自己）。这两方在选举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的，主要是如何权衡贵族地主和与其立场相反的城市资本家在选举中所施加的影响。
1860年，皇帝的态度第一次倾向于联邦主义的贵族们。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任命加利西亚贵族阿格诺尔·戈武霍夫斯基伯爵（Count Agenor Gołuchowski）领导内阁，同时批准了“不可撤销”的《十月文告》（October Diploma）。这份文件承诺恢复各州议会，接着这些议会可以选举奥地利国会代表，这些代表的唯一职责就是审核年度预算。74这个解决方案把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中很大的一部分权力移交给了地方议会，地方贵族因此自信地认为他们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不过且不论这些联邦制倾向的承诺，《十月文告》本身无法令绝大多数匈牙利政治家满意，因为该文告把匈牙利看作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拒绝承认匈牙利1848年“四月法令”的地位。《十月文告》同样令许多匈牙利之外的自由主义者们失望，他们认为这部宪法的内容倒退回了1848—1849年他们曾短暂建立的国会制度。同时在匈牙利之外，以捷克民族主义者为唯一真正代表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者们发现，《十月文告》带给他们的是一个本质上的两难选择。一方面，它的联邦制条款对他们实现波希米亚更大程度自治的目标大有帮助；另一方面，这部文件在民权和司法实践上对社会产生的自由化影响几近于无。
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自由主义媒体都已经酝酿了许多针对这个计划的批评，而此时仍然在艰难寻求信贷支持的皇帝很快不得不修改这份“不可撤销”的文件。在当年12月抛弃了贵族中联邦制的拥护者后，皇帝指派了一位曾参加过1848年革命的集权主义官员安东·里特尔·冯·施默林（Anton Ritter von Schmerling）领导内阁。借助小圈子中同僚的帮助，施默林在1861年设计了所谓的“二月特许状”（February Patent），创造出一个中央国会，不只是预算，还有其他一些门类的立法都需要得到其同意。虽然这个国会的代表由各个议会以及选民间接选出，它却可以在国内事务上行使比地方议会更大的权力。75
新的选举体系把有权投票的国民划分为4个不平等的等级：大地产主、商会、城市选区选民和乡村选民。针对最后两类选民，政府还规定了相对高昂的最低缴税额度。76施默林把国会划分为两个潜在机构，作为对匈牙利表现出的一种姿态，其一是针对匈牙利以外的州发挥立法职能的所谓“小国会”，另一个则是包括了匈牙利代表，处理适用于全帝国范围议题的国会。77
1848年，奥地利国会只有一批自定规则，并且立法实施众多议题的众议院代表们。他们享有司法豁免权，而且当内阁失去国会中大多数人支持时，它就会倒台。但是“二月特许状”增加了一个“上议院”，用来协调众议院的行动。上议院的成员不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亲王们，就是皇帝任命的社会贤达。如此一来，一项立法如果要成功，就要得到上众两院和皇帝的支持。这个国会以及复兴的地方议会代表们不再享有法律上的检控豁免权，他们也不再对组阁拥有正式的影响力。此外，宪法也并不保证官员们有执行立法的责任。于是在这些令人生畏的前提下，代表们能否坚持自己的主张，与帝国政权的力量对抗就很值得怀疑了。
1861年春，在10年前第一次选举之后，重组的议会再度召开会议，匈牙利和克罗地亚议会的当选代表带着人们的期待前往维也纳的中央国会。4月，当新当选的国会代表们聚集在靠近维也纳斯卓腾托尔（Schottentor）匆忙完工的国会大厦时，他们和政府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拉锯战，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宣告终结。代表和他们在报纸媒体上的盟友故意无视皇帝和施默林在新议会机构上设下的限制。他们用知性和法律上的论据支撑他们的主张，坚持从1848年革命的意义上把新的机制称为“宪政式的”，而不是皇帝期望中的“咨询式”。内阁持续不断地忍受着代表们在重要质询和不受欢迎的立法方面提出的令人窘迫的要求。内阁反过来以一种防御性的姿态进行回应，努力减少因国会更激进要求而造成的影响。78而皇帝早先“所有权力都在我手中”的自信，最终在这个全新且难以预测的大众政治世界中被证明是一种可悲的天真。
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们（在1861年，这两类人的立场通常被定义为集权主义和联邦主义）决心开创一个真正的宪政时代（如果不能称之为民主时代）。他们分别从集权主义和联邦主义的角度，攻击他们眼中的宪政体系缺陷。他们还试着通过立法得到如今国会相较于其1848年的前身所缺乏的权力，这一点在阁员责任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过，这两方主要的默契在于，双方都必须表现出已经在行使它们希望得到的权力。因此在日报劲头十足的报道中，数位代表在议会早期的会议上把自己描述为“人民的代表”，尽管事实上无论是《十月文告》还是“二月特许状”，都没有提到“人民”，甚至“代表”这个词。
律师主导了早期的回忆辩论，他们运用法律论据和专业术语，使他们谋求权力的深远主张正当化。在第二场会议上，来自下奥地利的律师爱德华·慕尔菲德（Eduard Mühlfeld）提议众议院应从政府设定的规则中解脱出来，制定它自己的会议议事程序。79同一场会上，摩拉维亚律师卡尔·格斯科拉（Carl Giskra）宣称国会应当起草一份对皇帝宣布会议开始的致辞的正式回复。80在这份回复中，就如何塑造关于如今最重要议题的公众认知，代表们可提出日程表。许多代表都利用这场关于回复皇帝致辞的讨论，来宣传他们和其他人之间的差异。81举例来说，联邦主义者和集权主义者就国会相对于个别地方议会的职权问题发生激烈冲突，从而帮助建立了早期政党跨地域联盟的基础。
代表们通过对皇帝的回复提出自己的事件日程表，对新体制发动了一次正面攻击。82 1861年5月15日，格斯科拉引入了一项令内阁在执行立法方面对国会直接负责的法律。当一项法律通过上众两院，获得皇帝批准时，负责的大臣都需要对它进行联署保证。如果大臣不执行这项新法，国会就有权采取行动。这项措施削减了帝国官僚体系在历史上作为皇权工具独立运作的地位。如今这些自由主义者们试图让官僚系统对立法机构负责，以此重塑整个帝国。83
为了让自己的提案合理化，格斯科拉把奥地利人民放在议会合法性的基础地位，声称是人民，而不是与会代表要求这次宪政程序的改革。他说：“公众舆论……显然已经意识到宪法的缺陷的错误，这迫切需要他们进行修正。”84格斯科拉还试图调和立宪帝国在哈布斯堡皇室的专职本质与宪政治国秩序之间产生的矛盾。他宣称，不仅仅是奥地利，19世纪欧洲的宪政理论家都面临着这个矛盾，“理论和实践长期以来都认可这样一条公理：国王不可能犯错”。格斯科拉认为，在一个宪政体制的君主国内，“这是一项能够让君主宝座的拥有者不受任何攻击的必要法律虚拟”。此外他还补充：“在这些国家中，种种理论和实践，加上一个第二机构，都补充了这项法律虚拟。”他所说的第二机构，就是大臣负责制，即要求服务于王权的大臣维护议会立法。85它可以调和君主的专制特权与民众立法的权利。
尽管沮丧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否决了格斯科拉激进的假设，社会上大多数报纸读者们却接受了格斯科拉的主张，当然，这部分是因为不受审查的纸媒不断津津有味地报道这些主张。经过12年的专制主义统治，奥地利的报纸读者们开始追随议会的发言，同时以高度兴趣讨论相关话题。不少议会代表中的头面人物，与记者和报纸编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试图塑造公众的认知。据《早间邮报》（Morgenpost）的记者海因里希·波拉克（Heinrich Pollak）回忆，议会代表和记者们混迹于国会大楼的冷餐区，他们常常把即将发表的演说样本透露给记者。身为摩拉维亚人的格斯科拉和波希米亚法律教授爱德华·赫布斯特（Eduard Herbst）与波拉克的关系尤为亲密，而波希米亚人伊格纳茨·冯·普莱纳（Ignaz von Plener）则与维也纳《新闻》（Die Presse）的编辑奥古斯特·赞格（August Zang）保持着密切联系。86施默林在其回忆录中猛烈抨击这类议员和媒体人之间的关系，指责他们暗中破坏自己的计划，离间他与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关系。施默林把议会代表与记者建立联系的行为归结为他们对有利报道的迷恋。他认为，这种常见的性格缺陷促使代表们把机密信息透露给媒体，这样一来，“晚上在委员会讨论的机密决定还未公布，所有人就可以从次日早报上读到它的内容”。施默林观察到，“当委员会的会议结束时，那些潜伏在大门附近的记者们就会从不同的委员会成员那里得到便条和笔记，他们以此撰写新闻报道”。当然，施默林不属于上述那些利用宣传人员在媒体上公布政府立场的人，但他抨击对手与媒体的关系，这样的行为不但有失体面，也失之轻率。随着时间流逝，帝国决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公开，皇帝对事件的直接影响逐渐削弱，议会代表与他们的记者盟友在媒体上发布的观点也逐渐走向规范化。87
随着施默林日渐失去他对自己一手打造的弗兰肯斯坦式产物的控制，他和皇帝的关系也走向崩溃。88不过他们关系的恶化并非因为自由宪政主义的威胁，而是缘于施默林无法劝服匈牙利人和克罗地亚人参与维也纳国会。89这两个地方的代表坚持，在他们参与任何帝国机构前，必须恢复1848年的“四月法令”，因此皇帝关闭了匈牙利地方议会，又在匈牙利重新推行戒严令。与此同时，联邦制拥护者对新制度的抵制亦与日俱增，波希米亚的捷克民族主义者、加利西亚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以及蒂罗尔的天主教保守派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从奥地利的角度看，施默林的宪政制度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出乎其创造者意料之外的反效果。
19世纪60年代的民族主义
随着1861年宪政生活的复兴，一场主要围绕联邦形式的民族主义展开的、充满活力的（尽管从社会的角度看范围仍然有限）政治活动出现在帝国的若干州，进而发展到维也纳国会。1860—1880年，这个时期大多数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哪怕不是完全如此）政治现象，是从公共层面对政治生活的检验，本书第七章 中将确认这一点。我们并不意外地看到，19世纪60年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具体计划上回归到了1848年的理念和经验上。来自1848年的民族主义元素，有奥地利–斯拉夫理念的复兴、恢复独立波兰国家的目标以及逐渐高涨的各州地方民族主义，它们支撑起了60年代绝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诉求。这时民族主义的计划（如果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仍然大多是特定几个州政治现状的产物，而非基于帝国范围的政治状况。换句话说，当19世纪70年代的德语使用者们以一个民族一分子的身份谈论他们自己时，这些人更倾向于将这个民族以及民族的利益限定在他们所在的个别州，而不是全帝国范围的民族共同体或者民族利益。举例来说，人们很少会提到整个奥地利帝国范围的捷克、德意志、意大利或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运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他会发现波希米亚的捷克民族主义和摩拉维亚的捷克民族主义大不相同，而卡尼奥拉的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又不同于施蒂利亚的同伴，当然，蒂罗尔、伊斯特里亚、的里雅斯特或达尔马提亚的意大利民族主义亦各有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