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期的民族主义政治计划倾向于以历史上的各行政单位，例如匈牙利、加利西亚和波希米亚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式联邦制帝国模式。然而加利西亚波兰人的国族身份目标本身由保守士绅所主导，因此它反对农民或鲁塞尼亚民族主义者参与相关的政治活动，并且坚持要求重建一个独立的波兰。直到昔日的波兰–鲁塞尼亚联邦重新成立，波兰民族主义者们都还在谋求奥地利帝国范围内的自治联邦州待遇。而当1861年农民们选出数位代表参加首届加利西亚议会之后，他们直到1889年，都未能再重新选出任何农民代表。在这段时间内，保守派的波兰民族主义者用尽各种手段，阻止农民代表进入议会。90
波希米亚的捷克民族主义者同样为了本地的自治游说维也纳方面。1861年，在宪政复兴之始，捷克民族主义领袖巴拉茨基与里格尔和海因里希·克拉姆–马丁尼茨亲王（Prince Heinrich Clam-Martinic）领导下的波希米亚联邦制贵族谈判建立了一个政治联盟。他们的共同计划是“恢复”波希米亚历史上的国家权利。要达成这个目标，他们就要承认地方议会的首要地位，然后将维也纳国会看作一个各州在一起讨论对它们有共同重要意义事务的集体议会。与联邦主义贵族结盟，令巴拉茨基和里格尔不得不缓和他们自己和追随者们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们曾在1848年为捷克民族自决的天然权利辩护，现在也只能与建立在本地历史传统上的民族主义依据进行交换。随着时间流逝，联盟内部资产阶级活动家和联邦主义贵族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内讧，这是因为捷克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在社会和政治议题上持有的立场往往更倾向他们中央集权主义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而不是贵族盟友。1863年，波希米亚的捷克民族主义者效仿匈牙利，决定抵制维也纳国会。次年，摩拉维亚的捷克民族主义者加入他们的行列，不过由于这些人主张摩拉维亚应当和波希米亚属于一个联合王国，因此疏离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派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感情。91
解决之道
到了1865年，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意识到他需要跳出当前制度，才能和匈牙利达成合理的一致，于是他改变策略，将中央集权主义的施默林替换为保守派的联邦主义贵族——摩拉维亚的理查德·贝尔克雷迪伯爵。贝尔克雷迪旋即中止维也纳国会，进行新的选举，他希望此举可以让联邦主义者占据国会的大多数，从而通过联邦主义式的体制改革。与此同时，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这个宪政框架之外，开始与匈牙利领袖进行谈判。
然而此时，奥地利在1866年的战争中再一次败在普鲁士手下，这迫使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他原本预想的基础上，向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和奥地利自由集权主义者做出更大的让步。这场失败彻底断绝了一些联邦主义者让德意志在奥地利的保护下统一的梦想。奥地利自此被正式排除出德意志联邦，同时被迫把威尼斯割让给法国，而法国又将其转交给意大利。皇帝唯一可以感到欣慰的是，在战争期间，匈牙利社会仍然对他忠诚，匈牙利也没有趁此机会激化事态，选择完全独立。1867年春，皇帝与费伦茨·迪克（Ferenc Deák，1803—1876）领导的温和自由派匈牙利活动家达成了协议，它几乎将全面恢复1848年匈牙利的“四月法令”。
中年的费伦茨·迪克。他和尤里乌斯·安德雷西代表匈牙利民族主义势力，促成了1867年和平协议的谈判。他的这幅肖像画是19世纪法国的一幅雕版画（Private Collection / Bridgeman Images）
在这份解决方案下，匈牙利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彻底从奥地利帝国中独立出来。来自匈牙利和奥地利国会的代表团将定期进行谈判，商讨国债分割、关税及其他共同面对的问题。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同意在6月8日举行他和伊丽莎白的加冕典礼。于是当天，在作为加冕地的布达马加什教堂，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接受了象征着“古匈牙利国家”的圣斯蒂芬王冠。之后，他像玛丽亚·特利莎（她在普莱斯堡这么做），以及伯父斐迪南之前做过的那样横刀跃马，朝着指南针的四个方面宣誓。
1867年6月8日，在匈牙利的马加什教堂，尤里乌斯·安德雷西伯爵（1823—1890）领导匈牙利显贵们，向匈牙利国王与王后加冕礼之后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伊丽莎白致敬。原画完成于1871年，作者为Eduard Engerth，随后Jenö (Eugen) Doby在1877年将其转制为铜版画（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同时在奥地利，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于5月15日再次召集了国会，这一次的代表以自由集权主义者占大多数。皇帝不情愿地任命爱自吹自擂但广受欢迎的摩拉维亚律师兼前1848年革命者卡尔·格斯科拉主持议会，作为与自由主义者和解的表示。此外，作为与匈牙利达成的解决方案最终获得通过的回报，皇帝允许主导这次会议的自由主义代表们起草一系列可以用作宪法内容的基本法，这些法律的内容，包括了主要建立于1849年在克罗梅日什投票表决草案之上的人权法案。许多集权主义者不情愿地向匈牙利人提出的，亦是之前他们大力反对的让步。很多集权主义者并不喜欢这种将统一的帝国分裂开的解决之道，有一些人提出抗议但徒劳无功，即便没有他们的参与，奥地利对匈牙利的妥协也已经不可避免。
1867年12月21日，当皇帝宣布新宪法时，1804年形成的奥地利帝国已经被三个在官方意义上（哪怕实际并非如此）的实体所取代：存在于某些情况，譬如外交、军事和财政下的奥匈帝国，但在其他方面，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事务互相分开；一个匈牙利王国；直到1916年都作为“由国会代表的王国与领地”为人所知的帝制国家，不过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此称它为“奥地利”。92从此开始，匈牙利和奥地利拥有同一个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他是匈牙利的国王，也是奥地利帝国的皇帝，同时它们还拥有共同的军事、外交政策，以及有限的财政安排。匈牙利和奥地利都将成为立宪君主国，虽然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宪法、不同的行政和司法体系，甚至不同的公民权资格。93来自双方国会的代表团将每年会面，设定共同事务的预算，每过10年，双方还会重新探讨构成奥匈帝国的财政协议条款。任意一方如果不经对方同意，无权修改协议内容。
同意新制度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得以保留他自行决定军事和外交政策的特权，但即便是在这两个方面，这位皇帝／国王也不能随心所欲。1867年之后，国家的预算限制不断令他束手缚脚，要求他在绝大多数的军事和政治议题上形成范围更广的政治共识。由于他本人的个性类似于一个讲求完美（有些人说这是学究式的迂腐）的官僚，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最终熟习了奥地利和匈牙利双方宪政制度中所有复杂的规则，他甚至做得远比绝大多数的内阁大臣们还要好。从长期来看，通过严格遵守这些规则，以及要求其他人遵照它们行事，皇帝的行为加强了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宪政实践，而不是将它们削弱。一个以关闭克罗梅日什议会、废除“四月法令”、严酷处决匈牙利反叛者作为其执政期开端的君主，如今成为匈牙利人宪政遗产最可靠的执行人，这不能不说有些讽刺。
1859—1867年，奥地利帝国疆域
在奥地利，这项解决方案逐渐被广泛认为是德意志/匈牙利为导向的国家集权主义暂时胜过地方联邦主义的表现。许多联邦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指责1867年的方案将匈牙利和德意志民族推上神坛，让它们主宰帝国国内其他的民族主义者们。之后成为第一位用斯洛文尼亚语在卡尼奥拉议会发表演说的卢卡·斯韦泰兹（Luka Svetec）在辩论中警告他的同僚们，这个方案不但不能解决民族问题，还会起到反效果。卢卡宣称，该方案在事实上把奥地利分成了两个阵营，即“无功之民族进行统治，无过之民族沦为臣仆”94。确实，奥地利与匈牙利的这个方案成功通过，促使其他地方上势力要求本地的联邦主义者做出让步。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波希米亚与加利西亚联邦主义者强烈反对在牺牲布拉格、利沃夫、札格雷布、卢比安纳，甚至因斯布鲁克的情况下，通过一个二元君主国的方案，给予布达佩斯和维也纳方面至高的权力。与此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把1867年方案看作一个可以被效仿的案例。这个方案助长了这些人的希望（虽然最后证明它们并不合理），认为在不久的将来，或许他们也可以和哈布斯堡王朝签订类似的协议。尽管加利西亚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和波希米亚的捷克民族主义者从未得到二元君主国中独立的匈牙利所享有的正式地位，他们还是在地方公务员系统的语言运用问题，以及对教育和福利政策的控制等问题上获得了相当高的地区自治程度。
独立的匈牙利
全新的匈牙利内阁所要面临的最初挑战之一，就是与克罗地亚（如今的克罗地亚包括了许多先前的“军事前线”地区）制订一个类似的和解方案。1868年，在首相安德拉什（Andrássy）领导下的新匈牙利政府和由大多数亲匈牙利党派组成的克罗地亚议会（那些更具民族主义倾向的克罗地亚党派纷纷抵制它的选举）进行谈判，商讨协议内容。这次谈判达成的协议承认了克罗地亚历史上附属于匈牙利的独立王国地位，给予克罗地亚在文化和行政上有限的自治权，此外，协议还保留了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并且在匈牙利国会处理双方共同议题时，允许克罗地亚派遣独立代表出席国会。从此克罗地亚在布达佩斯国会的442名代表中占据了40个席位，在议会讨论时，这40名代表有权使用克罗地亚语发言。同时在匈牙利内阁，亦有一位担任不管部大臣的克罗地亚大臣，代表克罗地亚的利益。匈牙利首相可以向国王推荐克罗地亚总督人选，这位总督在理论上对克罗地亚议会负责，而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他服从于匈牙利的利益。此外在税收方面，克罗地亚有权保留45%的税收收入，用来支付单纯运用在克罗地亚的开支。95
匈牙利与克罗地亚协议的各项细节，总体上代表了1867年协议中匈牙利政治阶级的处事方式。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协议承认了匈牙利政治阶级主张的本国在历史上的独立地位，在法律上它往往和被哈布斯堡君主统治的其他领地分离开。而匈牙利与克罗地亚的协议只是将克罗地亚与匈牙利两国之间历史上的宪法关系成文化。不过在这两个案例中，关于现代民族身份的政治要求很快就压制了关于国家主权的传统观点，并对其进行重组。宪法问题也逐渐和民族文化关怀产生密切联系，选择从民族角度进行表达的宪法问题越来越多，亦使得它们更具有说服力。
1867年的协议创造出的两个国家中，没有一种语言可以占据绝对多数，也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宣称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流民族。我们可预见到，很快这两个国家就会因为如何处理多语主义和民族身份认同的问题而分道扬镳。在之后的30年中，宪法的管制（哪怕并没有经过立法）不断强调奥地利多民族的根本性国家状态。然而在匈牙利，民族主义者们将传统的爱国主义和逐渐兴起的种族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试图创造一个特别的匈牙利民族，逐渐将其中非匈牙利的种族同化，使他们产生匈牙利的民族认同感。我们将在第六章 中具体阐述这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发展路线，不过目前的重点是，我们需要知道1867年协议中有哪些特别的细节，给予这两种截然不同又互相对照的发展轨迹在结构上的参照。
1867年的协议在匈牙利创造出一个持久的政治局势。其中的宪法问题更多的是关于匈牙利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系，而非社会、经济或政治政策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匈牙利政党的意识形态基础，以及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国王的关系。直到“一战”结束，鼓动匈牙利政治活动的核心问题正是1867年协议的立场所在。匈牙利政党或是支持协议方案的纲要（因此它们认为国王有能力组建一个议会内阁），或是因为“四月法令”的回归激动不已，这样一来，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联系就会限制在单纯的共主邦联关系，并且通过它们共同的哈布斯堡统治者表现出来。根据后一类党派遵循的所谓1848年方案（当然他们也因此和国王关系疏远），匈牙利应当拥有自己的军队（更不必提将匈牙利语作为指挥用语），以及拥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匈牙利不再有和奥地利的国会代表开会的需要，也不会再有10年一度续订协议经济条款的安排。支持1848年方案的人们更多出身地方各郡的政治家，而国家公务员和官员们更倾向于支持政府一方。
在这里，关于匈牙利政党对宪法的痴迷，有几点非常重要，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在1867年之后，匈牙利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社会以及人口剧变，导致了一些紧迫的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匈牙利党派在意识形态或政策上分裂的原因。党派之间的正式划分，往往是基于它们解决民族主义问题途径上的差异，而不是解决社会问题方式方法上的差异。因此，所有的匈牙利政党都自诩继承了1848年革命路线，或者1867年路线传统的“自由主义”。其次，匈牙利政党中并没有正式意义上的保守党，因为保守主义通常会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96再次，宪法问题不间断的重要性，使得国族身份和它的含义始终成为匈牙利政治活动的中心。这反过来缩小了政府对待匈牙利国民（通常是那些爱国主义者）可以选择的行动范围，而这些人使用的往往是其他语言，例如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斯洛伐克语、鲁塞尼亚语、德语和意第绪语。这导致之后的几届政府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语言上的匈牙利语化政策。关于1867年方案持续不断的争执，迫使内阁通过偏向某种日渐种族化的匈牙利民族定义来占取先机，避免批评者的指责。这使得匈牙利的众多社会部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不过且不论19世纪60年代匈牙利民族沙文主义的明显抬头，考虑到具有自由主义特征的匈牙利语言和民族身份相关的法律在1868年通过立法，这类政策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可以完全预测的。
匈牙利关于民族身份的法律主要出自宗教和教育大臣约瑟夫·厄特沃什男爵（Baron Joseph Eötvös，1813—1871）之手，他在1848年担任相似职务时，已经是广为人知的改革进步分子。他制定的法律为匈牙利境内非匈牙利语裔的国民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由化（哪怕广义）的框架，用来保护他们的语言权利。不过它并未预见到与民族或类似的群体挂钩的集体权利。97至于这部法律的细节则非常含糊，在之后的几十年内，它们在法律和行政的不同领域得到执行。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起，之后出现的法律以及更加精确的法律应用，从政府和公共生活的各个层面抛弃了厄特沃什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自由主义设计。因此，举例来说，这部法律的第20条就赋予了各基层社区政府选择自己行政语言的权利，而第22条则保证基层行政单位与郡一级行政单位沟通时，可以选择使用匈牙利语或者他们自己的语言。但事实上，监管着基层行政单位预算的郡政府强迫它们的下属单位只能用匈牙利语交流，并且所有文件只能提供匈牙利语的版本。许多基层社区为了避免重复劳动，只能向这些要求让步。98结果，即便是非匈牙利语使用者聚居的社区，都倾向于雇用说匈牙利语的文员和官员。于是国家越发期待低级的文员可以发挥“匈牙利国家理念在地方的代表”作用。至于在许多加利西亚村镇，或者说法语村镇的本地议会就常常发现它们要签署一些自己完全看不懂的文件。早在1872年，征兆早露端倪：不久之前还接受罗马尼亚语诉状的特兰西瓦尼亚郡法庭，在当时就已经拒绝接收类似的文件。99
最后，这些宪法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它最终陷入日渐发展但不完全的匈牙利民族沙文主义政策的状况意味着一点：匈牙利政府与奥地利政府不同，它尽了最大努力来避免改革用于基层社区及郡一级的机构，或适用于匈牙利国会的投票参政权利。1907年，奥地利国会引入男性全民公投的选举制度，从比例上意味着由少数语种群体选出的代表数量上升，以及匈牙利绅士阶层影响力令人难以容忍地被削弱。在1861年，匈牙利贵族地主占国会代表的比例是64%，这个比例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是十分典型的；到了1914年，这一社会群体仍占有41%的代表比例，这使得匈牙利国会成为欧洲的边缘人，并且和它的奥地利同伴产生了天壤之别。100接任的几届匈牙利政府，在公投改革这个问题上毫不妥协（事实上匈牙利政府还在19世纪80年代增加了更多公投限制），因此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激化了匈牙利城乡居民的抗议，并且加剧了大众的反犹主义情绪。101这也给了匈牙利国王一个可能分化其臣民们的问题，他利用这个问题，在关于宪法问题的冲突中威胁顽固的匈牙利内阁，这和他在1906年关于军事指挥用语的辩论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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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1851年，一个帝国专制政权自信洋溢的宣告开篇，终结于近20年后，对全新二元君主国的奥匈两方中执政党生气勃勃的政治活动的考察。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各种自由主义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们成功维护了他们自由主义帝国的目标，抵挡住了哈布斯堡皇帝激进的专制主义政治纲领，原本皇帝一度在他们的计划中吸纳了部分自由主义信条。在这段时间内，决策的中心发生了转变，但是绝大多数政治决议的内容很少改变。那些主张以道德之上的价值观对抗19世纪50年代政府体系的各类自由主义者们，他们激进的言论并没有产生出与之前他们猛烈抨击的制度的相异的政策。他们依赖于主张他们创立的制度价值观上的优越性，并且期待新的政治主张和论述可以主导匈牙利与奥地利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的政治活动。而作为一个经历过日渐提升的区域工业化、城市化、人民识字率提高、官僚专业化、内部人口迁移，以及公民政治参与等种种现象的社会，奥匈帝国在19世纪的欧洲可谓典型。不过它的政治家们所发表的特定论点，以及他们主张的特定文化价值观却显得十分独特，即便他们面对着欧洲普遍面临的挑战——处理日渐高涨的社会运动以及逐渐激化的社会冲突时——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