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局限
在这段时期，另一场正在发生的文化战争让新的自由主义统治精英与逐渐形成的工人阶级组织产生了冲突。他们的冲突表现出19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世界观中，一些与自由主义者慷慨语言不同的、显著的狭隘局限。属于工人阶级的奥地利人应当怎样为塑造这个帝国做出贡献？他们会怎样参与构建和阐述新的宪法秩序？当早期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提出上述这些问题时，公民内阁强硬地将这些问题搁置在一边，并且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把劳工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不确定的非法状态。自由主义者内部对工人阶级的活动本身就缺乏一定共识。19世纪60年代，一些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对初生的劳工运动产生了强烈兴趣，帮助工人阶级建立了一些自助和教育类的组织。然而当工人阶级的这些运动超过了他们恩主所设想的限定范围时，这些自由主义的导师就开始撤回他们的支持。
1868年，工人阶级在维也纳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得到男性公民的全员公投资格以及工会的合法地位。内阁随机出手干预示威活动，而这一次它得到了皇帝的鼎力支持。总之，警察严密监控和频繁关闭合法劳工结社的会议。内阁还采取了严厉的紧急措施来处理他们认为一个逐渐变强的工人阶级会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威胁，禁止示威游行，审查工人的报纸，还解散了一些工人组织。
一些自由主义者曾警告政府不要动用国家力量来解除工人的武装。一份维也纳报纸提醒读者，政府今天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迫害“明天就会变成对整个民主制度，乃至之后就是对自由主义的迫害”40。即便如此，自由主义政府还是对工人采取了迅速严酷的措施。或许是为了弥补皇帝对他政治可靠性持续的怀疑，内政大臣格斯科拉在镇压工人的活动中打了头阵。1868年5月，这位制革工人之子、曾经的1848年革命者前往访问一个争取男性全民普选的工人代表团时，这样警告他工人阶级的兄弟同胞：“不要认为我们应当在奥地利引入暴民统治……这只是因为，生而为人不意味着就有权利投票。只有在我们发现这种权利对你们有实际利益的时候，你们才能获得它，而这项权利是通过你们支付的收入税表现出来的。”41
政府对待工人的态度，意味着工人需要用参政议政来换取权利。但是国家除了对公共教育的资助以外，却没有相应的积极政策来促进工人的社会阶层流动，这或许可以被理解为自由主义的一种忧惧。无论如何，自由主义者需要在面对数方强大且充满敌意的保守势力攻击时巩固新的秩序，在那之后，他们才能考虑把新秩序扩大，使其覆盖到工人阶级。就像《新自由报》在工人与格斯科拉会面之后所主张的，许多人认为，男性公民公投权利同样也会有利于贵族领导的反动政党，它们可以轻松地诱骗缺乏教育的大众支持他们。42
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拿这样一个观点作为挡箭牌：他们的基础教育法已经给予工人们迈向政治成熟的最可靠路线，以及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奥地利经济》（Der österreichische Ökonomist）在1869年表示：“在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很少有人能够阅读，而能够书写的人更少的国家，所谓的‘工人问题’在奥地利就要比在那些第四等级的国家更危险，那些国家还自夸更具智慧。”自由主义者强调教育的重要性，部分挫伤了工人们要求直接参政权利的积极性。此外，《奥地利经济》还提问，当工人阶级“首要学习的就是为了能够在公开场合发言”时，他们怎么能在政治上活跃呢？43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却不等于一种可以轻松掌握的技巧，这同样需要工人阶级在文化上充分适应自由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像下面这些训勉之词所言：
在教会的教义问答书中，它关于虔诚和弃绝尘世的戒律不能为所有人提供幸福和福利。而资产阶级的“教理问答”充满了工作和劳动报酬的规则，它们可成为社会的基本原理。在解放人性的角度，这新教义所具有的文明力量，无论人们称它为经济科学或社会科学，都落在其应有之意上。44
工人们需要接受经济、节约和重视事前规划的教育。而自由主义的教育计划将最终产生出一批颇清醒的一家之主，了解工作价值以及金钱价值的民众。
此外，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自由主义政客对女性投票权的负面态度，使得自由主义惊人狭小的社会形态与极少意识到自身政治脆弱性的情况暴露得更加明显。无论如何，受过教育并拥有财产的女性可以成为男性有力的政治盟友，而且在这段时期，这类女性的数量在整个君主国范围内迅速增加。然而尽管如此，有计划地让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妇女获得选举权，要到这个世纪末才有可能变为现实。显然，这并不是发生于自由主义时期（1860—1890），从下奥地利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加利西亚的地区性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主要目标。45这些组织，包括成立于1893年，由女教师奥古斯特·菲克特（Auguste Fickert）领导的维也纳“全奥地利妇女团体”（Allgemeiner österreichischer Frauenverein），成员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女性就业、教育、职业化、养老金覆盖福利以及婚姻法改革等问题上。46直到1900年之后，一些较新的大众政党才开始较为正式地讨论女性投票权问题，而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捷克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些基督教社会运动活动家都开始考虑将女性作为扩大自身票仓的可能手段。
在19世纪80年代，一些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议会甚至有意取消了一些自1848年以来无意间允许一些有特权的女性（作为商业经营者，或是在地方基层或者议会选举中投票的地主）通过男性代理人进行投票的制度漏洞。47议会还在1889年声称，有身份的体面女性应当受到保护，远离选举地点，因为她们“会因为我们越来越艰难的选举遭到‘恐怖的影响’”。一位在其他议题上堪称最进步的奥地利自由主义者之一的下奥地利议会代表，约瑟夫·克普（Joseph Kopp）对女性投票的理念下了“完全不正常”的定义。48 1884年，卡尼奥拉和卡林西亚议会废除了女性的投票权，施蒂利亚在1904年，伊斯特里亚在1908年紧随其后。49
而就在这10年间，克普这样的代表一方面有意撤销享有特权的女性所保留的投票机会，一方面又兴致勃勃地鼓励自己的妻子和姊妹们为民族主义事业奋斗。自从民族主义组织在奥地利帝国成为法律分类上的非政治结社，19世纪80年代的女性终于被允许加入这个不断扩大的组织网络，成为其中积极的参与者，甚至可以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事实上，这些女性所做的工作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这点可以从她们为这些民族主义社团所做的演讲文本中充分展示出来。此外，女性还通过组织庆典、为民族主义社团义卖等活动，在筹集资金上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时，女性还在以各种原因动员小区街坊时做出了大量的贡献。然而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女性为民族主义事业所做出的各种动员，都被认为是她们为了自身性别利益所做的文化工作。50
从联邦主义到文化主义
麻烦缠身的公民内阁崩溃于1870年夏天，它倒台的原因是其成员疲于迎战，又和他们的对手彻底决裂，而后者最终联合起来抵制国会。公民内阁短暂且具有骤发性的统治给奥地利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另一些政治角色，特别是帝国的民族主义者和理论家使用了这些遗产，使其适用于他们自己的目的。19世纪70年代的文化战争没有削弱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最根本的合法性。当奥地利的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活动家在完全不匹配的价值观框架下展开辩论时（事实上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战争），他们也争相把帝国纳入自己的叙事角度中。天主教活动家指出哈布斯堡王朝和教会之间传统的关系，主张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式的帝国愿景。而自由主义者举出宪法和新议会政权的成功，作为帝国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促进他们更世俗的文明开化目标实现的表现。
现在我们要把眼光投向所有政治活动家中，最有效地把政治计划转变为文化战争的一群人——民族主义者。究竟是什么组成了一个民族；什么人属于一个民族，以及谁可以代表一个民族，这些问题在19世纪60年代仍然没有确切的答案。对某些人，尤其是贵族来说，民族仍然是指帝国的悠久本质，享受特权的精英定义它的存在，同时定期和国王讨价还价，要求分割和行使地方权力。但是在1848年前后，我们可以看到，有着共同文化特质——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一群人也可以组成一个民族。对帝国来说，语言运用同样也是一个令它担忧的传统问题。推行一种普遍使用、服务于中央集权目的的行政语言的需要，与地方居民用当地语言沟通和进行教育事业的需要，帝国必须时不时地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调节。一部出现于1867年的基本法这样保证：
国内所有的民族群体一律平等，每个民族维护和培养发展自身民族特质和语言的权利神圣不容侵犯……在那些有多个民族聚居的州，必须设立不必强迫学生学习第二语言的公共教育机构，这样可以让那些少数民族有足够的机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接受教育。51
这些符合哈布斯堡传统惯例的面向大众的承诺，无意间为围绕在语言差异周围的政治活动开辟了广阔的潜在空间。语言平等这个口号要变成现实，以及成为指导之后立法的宪法通用准则，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当下还有很多东西都模糊不清。举例来说，一种相对于方言的合法语言，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在特定州中，如果一个少数语言群体要获得相关的语言权利，这个群体的规模应当有多大？根据不同人的不同观点，“公共教育机构”的意义可以从初等学校到职业学校、高级中学，甚至大学。
国家试图达到语言运用平等这一点，意味着语言实践越来越成为公共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政治活动家也希望能为自己的民族群体辨识出潜在的投票者。如果民族主义者们让某种语言的使用者相信，他们属于一个更大的、跨地域的民族，他们就同样要说服国家，这个民族是帝国内部的一个合理成员。宪法的文本已经提到，“国内所有的民族群体一律平等，每个民族维护和培养发展自身民族特质和语言的权利神圣不容侵犯”，但是这既不能给这些群体下定义，也没有做好赋予任何人民族性的准备。帝国的法律不允许民族共同体在法律体系中扮演自己的角色。个人和群体一直在抱怨在官僚们手中遭到语言方面的不公对待，但民族本身不能提出类似的怨言。法律的自由主义意图赋予个人说不同语言的权利，这种意图和法庭对它的解读，以及民族主义活动家试图让民族共同体成为受法律承认的合法参与者而改变它意义的行为方式之间，产生了一种重要且持续的紧张关系。多年来，就像格拉德·斯托茨的著作，以及其他人建立在他的成果上产生出的创造性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宪法中语言平等的承诺，奥地利的法庭和官僚机构支持的是一种更广义的解读方式。52正是帝国的制度有效促进了民族主义事业的发展，它向民族主义政党双手奉上胜利，最终令这些民族成为合法的法律参与者。
民族主义者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假定人们对语言的运用意味着他们隶属特定的民族共同体。这个推测让制度和法律的实践偏离了原来的重心——个人对语言的使用权利——转向定义整个群体（民族）所享有的权利。按照这个逻辑来举例，一个人学习特定语言的权利就将被理解为一个民族学习其民族语言的权利。但民族共同体和所谓隶属于它们的个人，他们之间对彼此的需求并不总是能达成共识。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民族主义者关注群体的权利，而个人的选择则更加难以预测和善变。民族主义者尤其不愿意信任那些居住在使用不止一种语言地区的人们，他们不认为这些人会为他们自己和孩子们做出正确的语言运用和学习选择。在民族主义者希望孩子们就读于单一语言学校，并且不接触当地第二种或第三种语言时，父母们对孩子的期望则正相反，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得到有助于社会地位提升的多语种教育。于是民族主义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寻求法律的力量，迫使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53。
民族主义者强制控制人们选择的行为，是1867年之后政治实践演变的结果，也是政治家们面对日渐发展的大众政治活动所带来的越来越强烈的挑战衍生出的产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谓的自由主义年代和世纪之交之间，奥地利的政治环境产生了剧烈的变化。1867年之后，奥地利经历了4次议会选举改革（分别在1873年、1882年、1888年和1897年）。54 1907年，奥地利采取了男性全民公投的投票形式，并终结了议会选举的分层投票机制。奥地利政治活动不再像过去那样扮演上达天听，受到皇帝重视的传统角色，它开始越来越多地吸引投票者参与其中。这点特别重要，因为1867年协议的条款，各州要想使用旧策略得到较有力的联邦制度，或让自治获得更大的政治前途这些事，都变得不再可能。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例子中看出这一点。
1871年，一个短暂的联邦主义内阁代替了“公民内阁”，它的领导人是卡尔·霍亨瓦尔特伯爵（Count Karl Hohenwart，1824—1899）。这个内阁值得注意的原因，是它和捷克民族主义者通过谈判达成了一个协议，而它在波希米亚大地主中的联邦主义同盟也停止了对议会和国会的抵制，使波希米亚的政治局势恢复正常。根据这场谈判达成的共识，即我们所知的“基本条例”，波希米亚议会承认1867年协议以及奥地利国会在有限政策范围（防卫、商贸和外交）内的基本主权。条例同样给予波希米亚在内部事务上广泛的自治权，捷克语和德语成为平等的行政语言；并且从行政目的出发，把波希米亚划分为捷克语区和德语区。一旦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议会同意“基本条例”，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就会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奥匈二元君主国也会变成一个更大的联邦。
但这项议案失败了。摩拉维亚议会只同意有条件地接受其中部分条款，西里西亚议会则将其全盘否决。而更重要的是，帝国新的二元体系无法令“基本条例”的实施成为可能。按照1867年协议，匈牙利政府有权否决帝国任何进一步的结构改革。在获得他们认为的独立之后，匈牙利领导人就不愿与帝国范围内其他有可能出现的国家分享他们目前的地位。这个世界上不能有所谓的奥地利–波希米亚–加利西亚–匈牙利帝国。
就在捷克民族主义者在1871年争取波希米亚自治的行动失败时，已经牢固确立自己地位的波兰保守主义者——至今为止，他们在加利西亚的统治仍然没有遭受其他社会阶层或者其他民族主义者的有力反对——已经通过谈判让政府非正式地妥协，获得了对他们有利的局面。波兰保守主义者试图为加利西亚谋求匈牙利在接受1867年协议之后获得的自治地位——这可以看作对独立波兰国家的一次复兴。当然，这里必须再次指出，这些和维也纳方面谈判的波兰显贵对民族的理解，并不是一种流行的、以种族为基础的理解，而是过去那种保持传统统治阶级权力的理解。因此，加利西亚议会中失望的波兰政治家在1867年抱怨，认为新的二元制“并没有给予这片土地与过去的历史政治、民族特质和文化价值的水平与传播相符的法律与行政自治权”55。
在正式的加利西亚宪政解决方案还无法变成现实的情况下，维也纳政府允许议会将当地的行政体系全盘波兰语化，也把德语为主导的高等教育体系重新变回波兰语主导。56维也纳还设立了一个正式的内阁职务给“加利西亚大臣”，在之后的内阁中这个职位也沿袭了下来。总而言之，从19世纪70年代起，无论在维也纳掌权的是什么政府，波兰的保守主义者大都对其表示支持；作为回报，政府给了波兰保守主义者放手处理加利西亚事务的权利。在世纪之交，双方在压力下达成了这个共识，农民阶级的民粹主义者，以及一次重大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都对在加利西亚勉强站稳脚跟的政治家们所掌握的权威提出了挑战。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向帝国体制寻求帮助，利用帝国的组织架构占据了民族主义的优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们要求中央政府落实执行宪法中对教育和行政方面语言使用的保证，由于民族自治，30年来，波兰民族主义者一直无视这些保证的内容。
“基本条例”是为波希米亚打造的，却昙花一现，自由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者对此的反应，展现出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形势是如何催生出更多在种族和文化层面对国族身份的理解的。中央集权主义者（通常是说德语的自由主义者）坚持，提高任何一个州的自治程度都会严重损害奥地利宪法在全国范围内的应用。他们同样反对让捷克语和德语在波希米亚行政体系中获得同等地位，他们强调捷克语只是一种地方语言，而德语则具有跨地域的，甚至是国际化的地位。这些信奉中央集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1871年，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不希望自称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把他们放到和捷克民族主义者相等同的对立位置）各种明言暗示，宣称他们的民族文化比捷克民族主义者拥有的文化具有更深的内在价值。但他们尚未提出捷克人（事实上是捷克语使用者）能够成为德意志人，也没有提出捷克人在某种程度上和德意志人有本质上的不同。事实上，这些中央集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充满疑问（甚至感到窘迫难堪）的是，尽管捷克民族主义领袖们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不少人还接受过德语的高等教育，甚至还有人用德语发表重要著作，但到了这时，他们都认为捷克语和德语有着同等的文化价值！
在人们为“基本条例”短暂的争吵期间，以及争执过后，一种新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在波希米亚应运而生，它受到组织更优、经验更丰富的捷克民族主义者影响，反过来又向他们学习。这种新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涉及一种“成为德意志人”的自我认知，因为就在1871年，在奥匈帝国的西部和北部边境，一个强大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诞生了。德意志的统一，使奥匈帝国国内的德语圈中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反应。许多人称赞普鲁士和它的德意志盟友们战胜了法国，认为德意志帝国是哈布斯堡君主国内德语使用者们一个强大的榜样。这些人并不想要成为新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将它看作一个天然的盟友，它的诞生帮助他们克服了1866年军事失利带来的惨痛体验。
在19世纪60年代，奥地利以德语为母语的男女在从种族层面表达他们的民族主义倾向时，他们通常会认为自己是中央集权的拥护者或者自由主义者，而并不一定会认为自己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从那时起，他们宣称自己是德意志人，但不会走捷克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的老路，成为类似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宣称，德意志人所谋求的东西超越了其他民族主义者追求的自私、派系化的利益。德意志人据说是奥地利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民族，他们缴纳最多的税款，以及就像我们在之前所见，相信他们自己拥有全帝国最发达的文化传统。他们的德意志认同感与其组成享有特权的奥地利“国家主要民族”（Staatsvolk）的感觉是分不开的。不过享受成为“国家主要民族”的权利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使得他们要为整个国家的利益而奋斗，并且与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帝国内任何地区和民族的特定利益斗争。而且有不少这样的中央集权主义者无法理解以其他语言为母语的人不愿通过学习和使用德语，以“成为”德意志人的方式加入“国家主要民族”的行列中来。他们认为，其他语言的使用者可以通过学习德语得到一个看待帝国政策的更广阔视野，从而抛弃所属民族的狭隘民族主义追求。
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的波希米亚，捷克民族主义者与语言相关的政治活动动员了数千名波希米亚人，通过游行示威对抗政府。这些捷克民族主义者成功地将波希米亚说德语的政客推到了一个艰难的立场上，迫使他们从心态上为了从种族层面定义的民族主义而放弃具有特权的“国家主要民族”身份。正如波希米亚议会代表卡尔·皮克特（Karl Pickert）的解释，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国家心怀苦涩：
我们（德意志人）一直都是国家的拯救者……我们总是站在奥地利人的立场看问题，把本民族自身的利益放在背后。我们总是在不利情况下与那些将民族主义作为观点基础的人对抗……我们从未为本民族的利益发声，而是一直为整个国家的利益奋斗。57
这说明了在19世纪70年代，这样一种想象奥地利国内德意志民族的激进新方式仍然是充满争议的。要用自己的这个民族的特权换取一种公开的民族主义宗派政治，而且后者还会将他们与毫无价值的对手放在同一位置，这使得许多具有德意志认同感的自由主义活动家犹豫不决。1871年，公民内阁前财政大臣兼波希米亚出身的议会代表伊格纳茨·冯·普莱纳在一封给儿子恩斯特的信中，全面否决了皮克特的民族主义态度。普莱纳认为这种民族主义转变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特质……除了霍亨瓦尔特内阁之外，完全不会对任何事物产生威胁”），他担忧的是对种族民族主义的追求“将（在宫廷中）促成对我们的反感，以及许多针对自由主义政党的诽谤材料（这些材料由它宫中的政敌产生）”。58
自由主义者普莱纳担忧，如果他的党派继续向它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对手所倡导的派系化的民族主义屈服，可能会因此失去皇帝的信任。与此同时，民族主义者皮克特在警告自由主义者不要认为他们的选民来的理所当然之际，敦促人们对权力产生一种全新的认识。对他和他的盟友来说，人民（以及他们的数量）才是组成未来政治权力的关键，而不是皇帝对政党的态度。但在这里就有几个问题：谁才是真正属于他们的民众？他们真正的困境是什么？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问题可能的答案正迅速地发生着变化。
意识形态、民粹主义和民族身份
19世纪70年代，鉴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政治家都开始把意识形态斗争放置在文化斗争的框架中，到了80年代，许多政客发现他们正承受着把民族主义层面的文化凭证提升到他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天主教或世俗的、联邦主义或中央集权主义的政治信仰之上的巨大压力。他们更多地从文化价值观的方面发言，而更少提到意识形态的必要性。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这种转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发生的。
以斯洛文尼亚语使用者占压倒性多数的卡尼奥拉举例，议会代表、作家兼卡尼奥拉州立博物馆馆长德勒戈廷·德日曼（Dragotin Dežman）长期以来一直为促进卡尼奥拉的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和语言事业奔走奋斗。然而他却在19世纪60年代，和德意志自由主义党派结成了政治同盟。他对自由主义文化价值观深信不疑，并且认为德意志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之间有一种“兄弟般的团结情谊”。1873年，德日曼的思想和行为在他的圈子中并不是孤例。一位来自卢比安纳的当选代表就认为，“卡尼奥拉人当中的绝对多数，对宪法是非常忠诚的”。“忠于宪法”（Verfassungstreu）这个术语，德意志自由主义政党和媒体使用这个词来描述他们自己。就在同一年，一位代表下施蒂利亚城镇采列的德意志自由主义代表理查德·伏瑞格（Richard Forreger）以这样的话作为演讲的开场白：“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片包含有斯洛文尼亚人的土地上获选成为代表。”59不过，伏瑞格却要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奋斗，应对民粹主义的挑战者们对他投身德意志民族主义事业的质疑。当19世纪70年代，一些自封的“年轻斯洛文尼亚”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当选议会代表时，他们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立场却使他们无法加入霍亨瓦尔特的保守主义团体，而这个小集团在传统上是信奉天主教的保守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代表的大本营。到了80年代，这些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被政治孤立的状态，在文化民族主义之外，已经剩不下任何供自由主义群体自我定义的政治空间，当然，也没有进行政治妥协的余地。围绕着民族主义的政治活动已经变得越来越激进，于是在具有德意志或斯洛文尼亚身份认同的议会代表之间，已经不可能为所谓的“敌对民族”留出宽容的余地。
至于在80年代加入政局的新来者，凭借他们更激进的民族主义声望对目前当政的政治家发动了猛烈的挑战，在1891年的波希米亚，一个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捷克青年党派一夜之间取代了老捷克人在议会和国会选举中的地位，而不过10年之后，这个党派又受到来自重农派和激进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挑战。90年代，在加利西亚，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神父兼报纸出版人斯坦尼斯劳·斯托亚洛夫斯基（Stanisław Stojałowski）的农民追随者们开始在议会和国会选举中，向波兰保守主义集团的传统霸权发起猛烈挑战。60同样在这个10年内，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激进犹太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开始挑战当地保守犹太政治领袖的权威，这些领袖过去一直都受到强大的波兰集团的支持。61在帝国的各个角落，新选民阶层在国会选举中新增的选票给了民粹主义者机会，以自私自利、涉嫌贪腐以及对人们追求民族利益的事业显然不够坚定的罪名攻击传统的在任政客。
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者取得的胜利，往往缘于他们愿意公开对政敌使用反犹主义的指控。奥地利许多新选民把解放犹太人和将犹太人接纳为社会一分子看作一种社会和文化威胁，想对付这种威胁，需要通过立法限制移民或参与经济。对一小部分人［类似激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格奥尔格·冯·舍内勒（Georg von Schönerer）和他的追随者们］来说，犹太人对德意志民族造成了极大威胁。对其他自下奥地利到加利西亚的大部分人来说，犹太人把持某些贸易的指控加剧了反犹主义的民粹思想。至于那些在阿尔卑斯山区逐渐发展壮大的天主教社会运动中，要想找到证据表明，自由主义世俗化思想带来的广泛危险，以及不受控制，威胁地方传统手工业与文化价值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象征，犹太人是最为方便的。
在自由主义的根基在政治上比奥地利更加稳固，选票数量也更为有限的匈牙利，反犹主义成为一种政治语言；地方上未得到投票权的国民动员起来反对已经地位稳固的民族主义精英。1895年，匈牙利国会上众两院中占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议会立法通过宗教平等的决议，让犹太教成为合法宗教信仰，并且引入了义务民事婚姻制度。62作为回应，匈牙利天主教徒动员了许多没有获得投票权的天主教徒组成地方组织，致力于反对或推翻类似的自由主义立法。而1893年，在一座有着1.5万名居民的多瑙河城镇科马罗姆（Komárom），本地神父亚诺什·莫尔纳（János Molnár）搜集了超过1 000份签名，要求国会否决民事婚姻制度。科马罗姆天主教徒集会上的发言者同样大肆攻击犹太人，认为他们是用高利贷代替封建制度的非宗教现代性的化身。63
自由主义媒体谴责这些签名者，给他们安上无知大众的污名，然而这类请愿拥有的巨大群众基础，表现出帝国范围内没有投票权的民众也在政治方面逐渐活跃起来。自由主义媒体同样谴责天主教政治活动家们在国家面临来自少数民族的挑战时破坏匈牙利民族统一的行为。自由主义政客坚持宗教平等会鼓励“新血”经过同化融入匈牙利民族之中。但正如罗伯特·内梅什指出的，如果19世纪90年代的文化战争消灭了匈牙利–犹太共存互利关系面前的最后阻碍，它也同样让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的反犹主义死灰复燃。64
与此同时，反犹主义的政治运动发起者把一大批社会问题归咎于犹太人和近来的犹太人社会解放，这同样反映出人们在据说威胁到奥地利和匈牙利社会的犹太问题实质上缺乏共识。此外，对反犹主义活动发起者和对犹太人有着传统经济与宗教敌意的选民们来说，舍内勒的新种族主义理念毫无意义。65
校舍中的活动家们
不过在这里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政治民族主义是怎样如此彻底地扎根于地方社会的呢？民族主义是如何令这么多人走向政治化，又给予他们唯一的参政道路呢？它究竟是通过何种机制做到这一点的？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民族主义活动家们（他们所处的环境截然不同）选择学校作为他们最重要的活动场所。学校似乎可以无限供给民族主义者们向新一代灌输某种民族认同感，让他们对其产生长久承诺和认同的机会。学校同样给本地人发展社区、促进个人社会流动性的机会。不过这两种推动力并不总是互相契合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即如何赢得这个民族的下一代的机会，我们需要注意到很重要的一点：当民族主义者试图将他们的活动形式扩大，走出选举活动的范围时，他们的目标转向了围绕教育和学校而特别组织的活动。1880—1890年，奥地利的捷克、德意志、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就建立了学校协会，并在全国拥有数千个分支机构。他们最初的目的是筹集资金，为社区提供建校和维持学校运作的支持，这些社区因为使用第二语言或少数语言的学童不足，而无法获批建立该种语言的公立学校。66但随着人们阻止所谓的“本民族儿童流失”的工作，这些协会也开始试着通过学校问题，组织尽可能多的当地人加入民族共同体。随着这些群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其他的民族主义组织也加入进来，意在加强少数民族群体在多语言地区的经济基础，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为人们提供职业培训和福利。不过所有这些活动主要的重心还是落在学校。
在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和学校问题之间的关系在其职能运作上与奥地利大不相同。这部分是因为匈牙利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另有一部分是双方学校体系结构和目标之间的差异。匈牙利在1868年出台的学校法要求学生在全日制学校接受6年时间的学习，而奥地利学校法最初的要求则是8年。67相较奥地利方面，匈牙利的1868年学校法没有重新建立一个公立学校制度，而是在已有的宗教学校和宗教教师培训机构（尽管基层要为学校支付一定费用）制度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同时，匈牙利的学校制度预见到公立学校只在宗教学校不存在的地方建立的可能性。奥地利的宪法保证，在地方上使用本地人惯用的语言进行学校教学，而不会强迫学生学习第二种地方语言。但匈牙利的政策截然不同，它的语言政策服务于国家的匈牙利化，于是学校就迅速成为推行这些政策的主要场所。同时，匈牙利的学校还成为匈牙利和少数族裔（德意志、罗马尼亚、鲁塞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政治活动家们民族主义焦虑的投射对象。因此，与学校制度相关的民族主义政策（实际上是国族身份的概念）在匈牙利的发展就和奥地利不同。
当奥地利民族主义者设计出强调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以及民族共同体真实性的国族身份文化定义之际，匈牙利民族主义则在寻求让各民族更轻松且更有可能接受匈牙利民族同化的方式。对那些在匈牙利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学习匈牙利语知识是认可匈牙利民族的一个标志，国家归属感定义了这个民族，而语言能力则从实际上反映出它的存在。匈牙利学校政策试图通过向少数民族教授匈牙利民族语言，达到民族同化的目的，不过，这不一定会改变学生的文化背景。因此，正如约阿希姆·冯·普特卡默（Joachim von Puttkamer）所指出的，基于匈牙利对国族身份特殊的概念构建，它是欧洲第一个引入全面公民教育课程的国家。当然，这种做法偶尔会引起人们对国族身份的混乱或理解不清。1894年，一本罗马尼亚语版本的匈牙利公民教育教科书这样解释匈牙利国族身份的特点：“我们居住的这个国家叫作匈牙利，但是我们属于其中一分子的民族，则称作罗马尼亚民族。”不过5年之后，同一本课本的修订版就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问题，它回避了任何国家/民族的特殊性，将课文修改如下：“我们居住的这个国家叫作匈牙利。因此匈牙利是我们全心热爱的祖国。”68
匈牙利的这项政策使政府对使用其他语言的教育机构抱有一种暧昧不明的态度。有时政府会对这类学校的存在设置严格的限制。比如它在1874年，就关闭了19世纪60年代成立的斯洛伐克语中学，削弱了斯洛伐克语教育。次年，政府又关闭了位于马丁（Turčiansky Svätý Martin），建立于1863年的斯洛伐克国家文化与科学中心（Matica Slovenská）。1879年，一部新出台的法律规定匈牙利所有的初等学校都必须将匈牙利语列为必修课。同年，教育和宗教大臣这样说：“小学生学习语言读写的速度，要比他们离开学校的时候更快。”这之后过了23年，另一位大臣更明确详细地阐述了政府制定这部法律的目的：
在匈牙利初等学校教授匈牙利语唯一且最高的目的，是让那些不使用匈牙利语为母语的儿童可以达到使用匈牙利语清晰地表达自己思想的程度，从而让他们适应自己生活的环境。69
匈牙利语的学习取代了原本学校学时中用于学习“母语”和“读写”的时间，这样一来，母语并非匈牙利语的学生就几乎没有时间学习自己的母语。数学课上的计算也同样使用匈牙利语。而到了1902年，历史、地理和公民权利等课程都采用匈牙利语作为教学语言。早在1882年，政府就已经规定教师如果要取得职业资格，必须具有匈牙利语的知识；至于那些已经取得教师资格但不懂匈牙利语的老师，则有4年的时间去学习这门语言。1907年，当更激进的民族主义反对党掌权时，他们顺应选民的要求，通过了所谓的Apponyi法案，规定学校最初的4年教学阶段只能采用匈牙利语授课。70这部法律对那些仍然采用少数语种教学的匈牙利学校同样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不过即便是这部法律，它对民族主义政客要求的让步也要多过对教育政策进行的主动干预。一位社会主义教育专家注意到：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活跃的势力和那些在学校中活跃的势力产生冲突，对学校只会产生微乎其微的影响……只要各个家庭以及社会、宗教和基层小区机构还在说罗马尼亚语，那么在初等学校教授匈牙利语就不会获得比现在更好的结果。71
奥斯卡·贾西同样认为这部法律不能对农民社会产生效果，他坚持：
哪怕在每个村镇中，初等学校成为一个文化机构的模范（与之前那些由一两个薪水微薄，超负荷工作且教学准备不足的教师管理的拥挤教室不同），在其中强迫使用匈牙利语教学，也只能让学生学会几个匈牙利语句子，在之后的人生中，他们很快就会把它们忘到九霄云外。72
政府只是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设立一个经由学校实施的有效匈牙利同化计划，而就像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和左翼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4年初等学校的教学，对哪怕是具有匈牙利语语言背景知识的小学生来说，都不足以充分学习这门语言，更不用说那些非匈牙利语言背景的学生了。
19世纪末，来自匈牙利北部、东部和南部多语种地区的教师团体经常向政府施压，要求将更严格的法律应用于教育系统。1883年，上匈牙利马扎尔教育协会成立，这个团体旨在促进上匈牙利的教育匈牙利化，两年后，在特兰西瓦尼亚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73
总而言之，关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学校问题，操纵双方相关民族主义活动的是两股相反的力量。在奥地利，大众运动和更加民主化的政治体系，促使政客和组织者选择更激进的立场，去挫败与他们同在一个民族群体中的反对者。有越多人获得投票权，就有越多的政客使用民族主义，在社会的多元性之中营造统一和团结。奥地利政治活动的重心落在活动家们建立和维持少数民族学校，挽救那些可能从他们本民族流失的儿童，当然也是未来的投票者的能力上。政府在这期间始终采取中立的态度，只有在这些少数民族学校招收的学生人数达到规定标准，才会给予资金援助。然而匈牙利政府通过实施相关政策，表达出它们更进一步实现匈牙利化的承诺，来回应受到高度限制的投票选区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奥地利的民族主义组织需要动员数千民众，筹集数百万克朗的资金来保障他们的事业——建立少数民族学校所需的高昂花费。他们制定了一系列不断扩展的政策，来动员新的成员，募集更多资金。奥地利民族主义者们推销日常消费品，组织非正式的抵制活动；他们出版导游书籍，为同族人发展旅游事业提供渠道；他们还出版杂志，进行委托研究，而且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奥地利的民族主义者们利用了10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工具，为他们的事业服务。在匈牙利，许多民族主义社团致力于促进国家的匈牙利化，但他们能做的就只有游说政府，同时达成一些政府职能范围之外的目标。
民族主义的社会与文化社团在奥地利与匈牙利的增加，同样也发生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以及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等穷困的农业区。不过在这些区域，民族主义活动家们的目标则要和他们在较西边的同伴所致力的有所不同。加利西亚与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主义组织强调教育进步对民族的重要性（当然，这也与个人的阶层流动与提升息息相关），而不是把政策建立在害怕失去或者努力获取民族成员的基础上。一些旨在提高民众识字率的组织/俱乐部试图说服农民，让他们知道教育可以为他们自己的孩子带来真正的社会阶层流动，以及更高水平的繁荣。早在1861年，匈牙利就有一群说罗马尼亚语的神父（他们分别属于希腊礼天主教和东正教）、教师、公证员和律师建立了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语文学与罗马尼亚民族文化协会（Asociaţiunea Transilvană pentru Literatura Românăşi Cultura Poporului Român，简称ASTRA）。ASTRA主要目的是通过建立小型可借阅图书馆，或者组织地方教育讲座，支持罗马尼亚语教师等手段，提高以罗马尼亚语为母语的农民识字率。鉴于使用罗马尼亚语的知识分子活动家有限的社会基础，他们的财政资源十分有限，而且他们的活动还特别受到主流匈牙利语媒体和社会的限制，由于后者往往视他们为叛徒，ASTRA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得到了长足发展。74
在罗伯特·内梅什对匈牙利边境地区地方生活史细致入微的研究中，他关于ASTRA的活动记录非常稀少，这表现出在大城市传播的民族主义一般性理论极少符合地方实际现状。当ASTRA的中央委员会于1898年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比霍尔郡（Bihor）召开年会时，当地的匈牙利语报纸赞扬了它的组织工作。一份匈牙利语报纸不止称赞ASTRA的成员为“头脑清醒，以罗马尼亚语为母语的匈牙利公民”，它还继续解释ASTRA的活动是如何促进“我们匈牙利祖国的发展进步的”。而在布达佩斯，情况则相反，一份匈牙利语报纸攻击这次会议，称其为“一次罗马尼亚人的示威”，并且宣称与会者“往往将匈牙利的旗帜踩进污泥之中”。75事实上，在匈牙利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不少反对匈牙利民族主义者下意识反对少数民族活动家组织的文化活动反应的声音。比如1907年，激进的诗人埃德雷·奥迪（Endre Ady，1877—1919）就以一部最先由罗马尼亚作者创作，并翻译为匈牙利语剧本的戏剧为契机，坚持要给予罗马尼亚人的文化理想更大的尊重。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