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诞生于偶然的帝国 第二章 ｜臣仆与公民，帝国和祖国（1780—1815） 第三章 ｜矛盾的帝国（1815—1848） 第四章 ｜帝国谁属：1848—1849年革命 第五章 ｜世纪中的现代化：一个自由帝国的出现 第六章 ｜文化之战与为文化而战 第七章 ｜寻常的帝国，我们的帝国（1880—1914） 第八章 ｜战争与彻底的国家建构（1914—1925）
尾声 新的帝国
注释
关于地名和人名
致谢
献给查理
引言
1911年6月13日星期二，以及6月19日星期一，全奥匈帝国的乡镇城市中有超过450万人参与投票，选举新一届国会。1各个单独功能组别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各党派的造势者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努力召集支持者。从福拉尔贝格到布科维纳，从布拉格到杜布罗夫尼克，在选举进行的那几周，整个国家的公共空间被集聚的政党、夸夸其谈的各类政纲、堆积如山的小册子，还有精妙的讽刺占据了。2
各种党报都在敦促自己的读者尽快行动，带着官方身份证明文件前往当地政府。人们可以在那里得到投票人身份确认卡（德语称之为legitimation），投票结束后他们需要把身份确认卡留在身边备用，以防自己所在地区的选举时间延长。直到最后一刻，各个党派都还在警告自己的选民不要相信敌对党派的巧言诡辩。基督教社会联盟的报纸还恳求格拉茨和林兹的选员们在选举结束前，都持续不断地在所有选区的街道和街坊之间造势。在切尔诺夫策，资产阶级的各个民族主义党派，它们的成员是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乌克兰人以及波兰人，这些党派将它们所代表的社群集中起来，试图推翻当前执政的社会党。佩尔图的斯洛文尼亚语报刊Štajerc向读者们呼吁：“农民们！工人们！还有手工艺人们！去投票吧！”同时要求他们团结一致，支持它在南施蒂利亚支持的候选人。3
选情预测人和候选人往往喜欢夸大选举中的政治风险。回顾过去，1911年选举所冒的风险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地区报纸的报道所表现出的兴奋程度，以及选举日的高投票率反映出选民们参与投票活动的重要性。一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抓住了这个重要性的本质：“当你把属于自己的一票放进投票箱时，你就决定了自己未来的命运。”4
就在奥匈帝国人蜂拥前往投票地点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时，这些人也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同时还决定了这个帝国的命运。投票结束后次日，全国的报纸读者们震惊地发现，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为了前往投票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就在投票当天，加利西亚的产油重镇德罗霍贝奇发生了大屠杀。5一批犹太人和说鲁塞尼亚语（或者乌克兰语）的人聚集在城镇广场上，决心在激烈的议会竞选即将结束时行使他们的投票权。他们中很多人有充分的理由担忧地方当局会试图操纵选举，偏袒目前在职的内森·洛文斯坦（Nathan Löwenstein），并阻止他们投票给自己中意的候选人——犹太复国主义者葛森·齐珀（Gershon Zipper）。洛文斯坦是这座城镇中犹太裔政治掮客和波兰人结社中的保守派精英看中的候选人，而这些精英就是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州的实际统治者。
为了这一次选举，镇上的实权派大人物们只设立了一个投票站，供全镇将近8 000名潜在选民使用。投票日这一天，本地警察封锁了投票站，只允许洛文斯坦的支持者们入内投票。这一来，当地的店主们就遭了殃，他们原本期待着群聚欢庆的投票者们带来好生意，结果越来越愤怒的暴民砸碎了店铺的窗户，造成了连带破坏。于是在下午，当权者们招来普热梅希尔要塞附近的热舒夫驻防部队，鼓动他们向人群开火。总共有26人当场死亡，其中包括老弱妇孺。之后该事件的调查员们发现大多数死者都是背部中弹，他们推测这些人是在逃离军队追击的时候被枪击身亡。
这个令人不安的可怕故事不仅仅说明了在一个全民动员起来投票的年代，地方上的政治权威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势有多么不遗余力。同时，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故事中读出一些其他的东西，在这样一座远离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工业城镇，居民们在政治上和情感上都和他们的帝国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而这只不过是1907年奥匈帝国承认男性公民普选权以来的第二次选举，亦是自1897年开始授予无产的男性公民选举权之后的第三次选举。正因为上述的这些原因，人们将这艰难奋斗得来的投票权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在这个时期，加利西亚的选举因其腐败而臭名昭著。因此德罗霍贝奇的居民很清楚，掌控城镇的权贵们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操控选举的结果。6然而即便如此，镇上属于不同民族、拥有不同宗教信仰、说着不同语言的工人阶层依然决定投票给他们一致同意的候选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鲁塞尼亚农民看上去似乎不可能成为同盟，尤其在奥匈帝国内，这两个群体因为民族和宗教上的冲突常常争斗不休。然而这两群人都十分关心在遥远的维也纳举行的国会选举，哪怕维也纳的国会对他们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还不如位于利沃夫的加利西亚政府，以及政府在德罗霍贝奇当地的代理人。那么为什么德罗霍贝奇的居民们愿意从象征性和实际的角度冒这么大的风险？关于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它的机制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这场悲剧又能告诉我们什么？
对很多奥匈帝国人来说，帝国是一个象征性权力与实权的替代性来源，它的权力或许不能超越地方贵族精英，但至少可以削弱、缓和他们的权势。举例来说，当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鲁塞尼亚的政治领袖向维也纳的内政大臣投诉地方在选举活动的腐败行为时，即便维也纳方面不能完全整顿地方政治现状中本质性的不公，投诉者仍然得到了一些法律上的救济。而在6月19日，德罗霍贝奇的居民们正是使用了帝国赋予他们的投票权利，把它作为一个小小的支点，去“撬动”、去对抗被认为是本地的压迫者的那些人。
国会选举对全帝国的人们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文化与社会意义。德罗霍贝奇年满23岁的男性居民，是唯一一群得到帝国官方授权的选民，但在屠杀中死伤的妇孺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当时帝国影响其国民的程度，受它影响的不仅仅是那些拥有投票权的公民，也不只是那些有权势者，而是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不能获得投票权的限制无法阻止妇女、未达法定年龄的青年，甚至是儿童参与这场具有政治性、文化性、公民性，而且往往具有公开仪式性的活动，奥匈帝国的选举将成千上万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将这些人所属的社群与帝国的其他部分联系在一起。
1911年6月间，整个奥匈帝国境内还有不少村镇发生了类似民情高涨的事件。一份相关调查表明，在这些事件中，社会上、宗教上以及往往在语言上也不同的人群结成意料之外的联盟，表达出建设他们帝国未来的声音。纵然在奥匈帝国属于匈牙利的那一半，选民受到严格的投票权限制，情况也往往如此。19世纪90年代，尽管匈牙利众多没有投票权的人们无法投票，但仍然在选举日动员起来，支持某个特定阶层或者候选人。投票日当天，整个帝国成为一张公众投射他们的信仰、价值观、愿望、失望，以及最重要的对未来愿景的银幕。这天也成为帝国所有社会阶层人士共享的一场仪式。人们对选举过程同样抱有共同的期待，他们期待官员们能够保证处事公平合法，但这些期待悲惨地被德罗霍贝奇的当权者们用极其恶劣的手段破坏了。
本书讲述了从18世纪至“一战”，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一个统一的、一体化的帝国的种种努力，以及欧洲中部数不胜数的群体与这些行为产生的联系。本书探讨了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的最初10年，帝国机构、行政手段以及文化事业如何塑造哈布斯堡王朝各个不同区域内的地方社会。同时，本书还研究了帝国国民如何与政府的诸多措施和机构互动。他们经常会为了自己的目的，或者按照自身的利益来重新解读它们。总而言之，建构这个帝国的复杂过程使得生活在他国境内各个角落的人们得到了超越语言、信仰和地域之别的集体性经历。
1911年德罗霍贝奇的暴力惨剧只是无数相似案例中的一个，它们从人们共同面对的社会体制、风俗习惯、文化挑战以及重写国家为基础的叙事角度等方面，展现出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是通过何种方式逐渐成为帝国的学生如今习以为常的面貌的。本书将整个帝国放在讨论研究的中心，而不是把各个用不同语系或民族群体界定的国家看作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本书还把一种截然不同的中欧与东欧历史叙述方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社会中地域、语言、宗教或民族（在1900年前后，当时的人通常用“国族”这个词来指代它）的分歧并不能以可轻易预见的方式影响哈布斯堡的中欧政策。举例来说，士兵们朝德罗霍贝奇的人们开火时，他们瞄准的人群事实上是多种信仰与多种民族的混合体。当人们团结一致捍卫自己投票的权利（至少在当天是这样）时，这些人没有把他们的政治分歧从常见的民族纷争角度——譬如犹太人对抗波兰人——进行解读。6月19日的抗争只是一次平民主义的事件：人们集合起来，反抗当地权贵，那些人试图通过不公平手段剥夺人们作为帝国公民的合法权利。在其他情况下，我们还能看到其他类型的联盟。
诚然，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政治家、官员、军事顾问以及科技专家在确保一个哈布斯堡王朝建立并兴旺发达的事业上居功甚伟。但这也同样是一个不断进行的工程，需要社会各个阶层的众多国民付出他们的才智、心力以及精力。本书着重分析一个哈布斯堡王朝在多个方向的互相建构，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国家建构，从而引出国家和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此，我意识到，国家不止是一个政治上的定义，或是一系列把社会分隔开来的官方机构。我在本书中所讨论的“国家”，适用于形形色色的不同文化、宗教与社会方面的实践，而社会也为政治发挥功用提供了同等重要的场所。
18世纪的哈布斯堡统治者们，试图将一整套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体制应用到他们统治的一些地区。在此之前，这些地区大多都依靠当地的法律、机制以及行政传统进行运作。新帝国的中央集权化与统一化是大国地位的具象化表达，并且能够有效地抵抗帝国敌人的军事打击。但与此同时，正如其他正在发展的欧洲国家一样，这个哈布斯堡王朝需要鼓励国民将他们的个人或群体利益与帝国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促使人民建立与帝国的情感纽带。
本书开篇讲述和分析了这个国家活跃于18世纪的几位统治者——玛丽亚·特利莎（Maria Theresa，1717—1780）及其儿子约瑟夫二世（Joseph II，1741—1790）和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1747—1792）——开展的多种行政与体制实验。它们包括取消农民以税收的形式向贵族提供劳役服务，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以上措施自然获得了各地农民对帝国的支持。在之后的章节中，介绍了帝国统治者们随后采取的国家建构措施，比如19世纪50年代的开明专制主义政策，1848年和19世纪60年代的宪政尝试，1867年奥匈帝国（二元帝国）的建立，1900年之后所谓的“国家殖民定居运动”，1907年奥地利的男性普选制，1918年10月帝国的联邦化，以及之后在1919年与1920年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在其废墟上建立起的国家如何继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些法律与风俗习惯。
上述哈布斯堡王朝历史的每一个里程碑都广为人知，而其中只有一处采用了传统的历史时代分期。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我分析这些里程碑式时刻的方式。我寻找它们产生的原因，以及最重要的，它们如何与社会的各种活动和支持发生关系（而这也常常是它们产生的原因）。在每一段读者所熟悉的历史时期，哈布斯堡的统治者都在为了一个统一的目的不断努力，那就是创造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他们在实践中采取了十分灵活和具有创造性的方式，使得帝国的国家力量在理论上坚不可摧、不可动摇。帝国的建构是在地方发生剧烈变革，以及整个帝国和欧洲当时的特定情况下进行的，而反过来它也是这些情况的必然反应。建构一个帝国，需要灵活的政策，还取决于社会上各色各样的盟友的支持。
帝国政权的视野、政策、策略性收缩或战略性妥协本身，并不能让我们了解很多关于帝国在地方社会的意义。不过哈布斯堡的国家建构政策从一开始，就向社会群体和各种社会角色或含蓄或坦率地寻求广泛支持。举例来说，18世纪的农民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都认为他们是哈布斯堡改革的间接受益者。对封建农业制度的终结与帝国新官僚制度的建立，他们经常主动且见缝插针地在帝国政策制造出的公共生活空间中响应发声，以此积极地谋求自身阶层的利益。同时，农民和中产阶层也通过他们的行动，对帝国和帝国的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支持。
由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在法律、经济和教育等方面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改革发展，哈布斯堡政权发展出了一个含蓄地承诺全体臣民法律与义务平等的帝国普通公民权利模式（很快，“臣民”也会演变为“公民”）。公民权的概念，某种程度上是无心插柳的结果，源自哈布斯堡政权想要从被地方贵族统治奴役的农民之中创造一个独立的纳税人阶层。一个自由的、有能力缴纳税赋的农民阶级，将成为一个雄心勃勃但财政捉襟见肘的国家极其重要的资源。不过解放农民的同时，也意味着地方贵族势力的削弱，令很多贵族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经营他们的土地。因此无论是农民还是贵族地主，都意识到了哈布斯堡改革举动中的风险。
19世纪初，通过颁布各种法令，哈布斯堡政权最终经由1811年的《民法通则》，将法律上各个阶层的男女国民全民平等的保证应用到大部分的国土上。当然，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并不等于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平等。人们的身份地位仍然建立在微妙复杂的等级教育之上，而公共生活中，阶层亦无处不在。这一点表现在公务员体系复杂的等级制度中，这一制度逐渐向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开放，通过不同等级公务员制服的区别得到具体体现。18世纪的哈布斯堡统治者还制定了一批社会政策，推动人们的爱国热情和对社会秩序的尊敬，巩固了公民权利平等的意识。此外，使用本地语言的大众初等教育，主要从受教育的中产阶层中产生出来的新型帝国官僚体系，司法独立制度的建立，以及促进帝国内自由贸易等种种改革措施，都削弱了地方贵族的权力，提升了奥地利的大国地位。而且，奥地利社会中受益于这些改革政策的人们，开始更加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个帝国。到了拿破仑战争末期，从西方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 / Trst）到东部的布罗迪，从无地农民到参与跨区域贸易的商人，从本地神父到地区官僚，有充分证据证明许多社会群体都对他们的帝国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帝国的爱国主义已然成为1804年建立的奥地利帝国一股不断增长的力量，即便是地方上的爱国主义者，也按照他们地区的利益来定义这个帝国。
到了19世纪中叶，包括不少民族主义者在内的人们以帝国共同框架下拥有的利益名义，来定义他们的经济愿景与政治计划。宪政改革促使当地人动员起来直接加入帝国体制，并把他们生气勃勃的行动主义引导到全帝国相似的政治、公民以及文化机构中去。19世纪中叶公民自主进行市议会选举的实现，以及地区议会和帝国国会的定期选举，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由帝国体制决定其特点的公共生活中去。
至于19世纪50—60年代，全帝国范围内进行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巩固了一个统一的帝国能够带给部分人群的潜在利益。对19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钻研者和业余爱好者来说，一个正规化和统一的帝国空间形塑了他们的研究问题与方法论。正如近来研究科学史的历史学家所证明的，从自然角度来为哈布斯堡王朝的空间维度和人口多样化正名的尝试，在当时影响了从气象学、地震学到人类学等多个科学领域的发展。7 1883年，在奥匈帝国皇太子鲁道夫的资助下，帝国政府发起了一个展现帝国幅员与多样性的项目。这个项目的目标是收集关于帝国范围内高度多样化的地质状况、植物群、动物群和人口的研究，然后将它们收录在一套有插图的丛书中向公众出售。这套百科全书的俗称就是“皇储的项目”（Kronprinzenwerk）。该项成果不仅仅反映了帝国风貌，还有效地展示了哈布斯堡王朝一个明确的愿景：统合国内不同的文化，并促进它们各自自主发展。8
何谈民族
19世纪的最后三年间，哈布斯堡王朝越来越强调自身从文化各异的国民中创造出富有生产性的统一体的独特能力。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难道哈布斯堡王朝从根本上要比同时代的其他欧洲国家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上更具多样性吗？19世纪后半叶，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风潮在欧洲兴起，并席卷这片土地。民族主义者们越来越多地以他们各自不同的语言和宗教习俗为象征，从文化方面解释其民族特殊性，他们的这些理论，大多来自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所著的普及版本。到了1900年，许多民族主义者主张民族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逾越的，民族共同体应当拥有自我培养的自主权，而政治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开始老调重弹，回想起关于天赋人权的自由讨论。
在哈布斯堡王朝，民族主义者的论战通常会与一些特定的公共机构空间产生联系，譬如帝国创设的议会与学校。举例来说，19世纪晚期，很多民族主义的政治论战都集中在公共生活中的语言运用和语言权利方面。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立法机关在19世纪60年代通过宪法之后，就在其中寄托了对语言运用的传统期望。这就为基于实现平等运用语言的承诺所发展出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场所。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中欧地区所产生的政治民族主义，在本书中被认为是帝国组织架构与地方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而不是19世纪的社会活动家所宣称的跨历史族群的独特表达方式。历史学家们很早之前就否定了活动家们对政治民族主义的这种解释，但他们没能成功地发展出能够有效联系帝国的概念与民族主义的解释。民族主义的概念和帝国的理念具有相互依赖的一致性，作为紧密相连的两个议题，它们彼此对话交流，而不是针锋相对的二元对立关系。到了1900年，帝国的许多思想家都怀有民族主义的思想，而民族主义者常常在帝国的法律框架内寻求政治上的解决问题之道。文化差异在帝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民族主义运动也正是围绕着这类观念被组织起来的。然而它们在高端政治上的出众表现，没能必然反映出它们在日常生活问题中的中心地位。只有在人们的根本文化权利受到威胁的时候（这威胁往往来自另一个民族），民族对他们来说才至关重要。但就在它们能够变得重要之前，民族主义者必须向人们解释这些权利，把它们和本地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并在它们受到威胁时警示众人。
民族主义可以在群体情境下激发人们的热情，然而一旦一项事件结束，它的中心地位就马上黯然失色，被其他更平凡日常的问题取代。民族主义运动不能长久影响人们日常生活所关心的问题和节奏，它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行为方式。9任何试图说服人们用民族主义路线来指导他们的经济行为和教育目标的尝试都因不能引起大众的关注而宣告失败。而帝国国民之间存在的语言、宗教和地域上的差异本身不能够决定帝国历史的轨迹，当然它们也不能产生出世界是在各个主张平等政治权力的民族国家之间进行分配的观念。在20世纪的曙光到来之际，所有人都属于各自族群的坚定主张将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为民族主义活动家所达成的政治工作产物。然而，它同样也是帝国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形形色色的国民，通过代理人对人们进行分类的结果。10
帝国经验的思考
过去30年来，孜孜不倦研究中欧与东欧历史的学者们修正了（往往有些是很彻底地修正）许多最受公众欢迎的关于哈布斯堡历史的推测。他们不再视帝国为一个在19世纪落后于诸国的产物，也不再从简单和一成不变的层面去审视民族主义冲突。这些学者通过研究，提出了一些对地方和地区现象令人兴奋的解读，他们尤为关注的是奥匈帝国生气勃勃的政治文化。帝国多元语言的特性促使研究哈布斯堡君主政体的历史学家们使用跨国界和跨学科的创新研究方法来审视这个帝国，这使得他们成为欧洲史领域的创新先锋。同时这些学者的研究也让那些研究所谓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学者们开始更具创造性地思考潜藏在民族同一性表面下的文化差异。与此同时，却很少有作者使用这些修正性的作品来重塑我们对整个帝国的广义叙述角度。11
即便在欧洲的学者圈子中，哈布斯堡史已经被公认是一个历史研究创新的实验室，学术圈内外并非专精于这个领域的人士还是不能迅速接触到它的新发现。欧洲通识研究和现代史研究认为哈布斯堡王朝所在的地区是欧洲一个特殊的角落，它的特殊性往往来自地区社会众多的民族与宗教群体，以及它问题多多，常常被定义为“迟缓”的经济发展。12即便是具有洞察力的历史学家，譬如最近的托尼·朱特（Tony Judt），也曾在1996年这样写道：
诚然，经济中心和文化重心转移得非常迅速……但它们很少会朝东边移动得太远，并且从来不会越过维也纳。无论布拉格和维尔纽斯昔日逝去的文明多么灿烂辉煌，它们再也不会像不同时期的佛罗伦萨、马德里、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或维也纳那样，以某种可定义的方式成为欧洲的中心城市。13
就像彼得·伯格（Peter Bugge）指出的那样，朱特犯了一个历史学家常见的地理错误，在他的精神欧洲地图中将布拉格放在维也纳的东方，同时他还假定读者们可以完全理解为什么布拉格（或者同理维尔纽斯）事实上从它们的历史角度不能被定义为欧洲城市。14
欧洲历史学家表达他们对地区差异的看法时，会用更加客观的语言描述经济发展的状况，或者将差异部分归结为冷战造成的影响。此外，一些学者清楚地表示，中欧与东欧地区和西欧设想中的差异往往用来确认欧洲其他地区令人欣慰的常态。15这个倾向在之前10年内接二连三出版的“一战”题材书籍（其中一些是为了纪念“一战”爆发100周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几乎所有这些书都延续了一个与哈布斯堡王朝相关的传统，当这个帝国因为民族主义冲突徘徊在崩溃边缘时，这些书籍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它病态化。16
在此，我们不必走向另一个极端，坚称中欧与东欧和欧洲其他地方有着全然的相似性。反之，我们需要在一个相对广阔的欧洲语境下了解这个地区的历史，了解它的制度，以及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本书强调了当哈布斯堡王朝关于国族身份的新观念和全新的管理实践首开先河的时刻被凸显出来时，它与欧洲其他国家有多么相似。不过，就像所有的欧洲国家那样，哈布斯堡王朝也发展出了独特的制度与习俗，这使它的历史变得独一无二。
总而言之，本书探讨了一个覆盖中欧、东欧的帝国的特性、发展以及它对后世意义深远的遗产。本书并未宣称向读者呈现哈布斯堡君主国全面彻底的历史，一些读者或许不能从他们特别感兴趣的重要地区或者事件上找到大量材料，而另一些读者则希望能够找到更多涉及对外政策和大国政治的内容——它们也确实是哈布斯堡历史重要的议题。鉴于本书受到学界修正性论据的影响，试图探讨为什么这样一个帝国和它的机制会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对如此多的人具有重要意义，而不是在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冲动驱使下事无巨细、追古溯今地描述哈布斯堡王朝的整段历史，这种内容上的缺失就不可避免。即便如此，身为作者，我还是能敏锐地感受到文本中存在的众多时间断层、被省略的事件——它们有些很重要，有些或许可以修正书中的某些论据——以及撰写一份综合性作品时将其精简的趋势。本书受惠于其他历史学者撰写的杰出作品，其中有一些作品写作的基础，来自将这个区域历史写作的重点从国族身份的问题上转移开的尝试，对本书来说它们的价值尤为重要。不过这种重点的转移仅限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事件。
自从哈布斯堡王朝在1918年随着“一战”终结而崩溃，国族身份的叙事角度就在它的历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17学者们很少将帝国本身作为他们解读分析的重点。在此有一种经常被人提及的尝试，它促使学者们在研究这个地区时，选择一种民族性不那么明显、更加面向社会的方法。历史学家伊斯特万·迪亚克（István Deák）在1967年曾经宣称：“在奥匈帝国中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只有占据主导地位的阶级、制度、利益群体和职业。”18 20世纪80年代，在这一区域的研究上，几位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也赞成这一观点。1980年，加里·科恩（Gary Cohen）和约翰·W.博耶（John Boyer）出版了与布拉格和维也纳的政治与社会相关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份研究抛弃了国族意识在当地占据首要地位的传统推测。19科恩分析，国家归属感是一种偶发的社会性因素，它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也不由血统决定。特别当他研究19世纪布拉格的工人阶级时，发现这些人的国家认同感往往取决于提升这种意识的社会制度是否存在。博耶则分析基督教社会主义在维也纳是依照基层选区的政治活动与利益而兴起的，并且测试了从特定社区问题和环境促成的联盟中意识形态建设和政治文化的产生方式。
同时，奥地利学者格拉德·斯托茨（Gerald Stourzh）以及他的几位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有埃米尔·布里克斯（Emil Brix）、汉内洛蕾·布格尔（Hannelore Burger）和玛利亚·库尔茨（Maria Kurz）］仔细审查了学校或司法审判系统等哈布斯堡王朝的公共机构，以及奥地利的人口普查在多种语言环境的情况下解决实践问题的方式。20这些学者在地方案例和帝国政策之间的研究推翻了语言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地区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发展的假设。他们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制度和行政实践如何形塑民主主义的尝试。到了冷战末期，人类学、经济学、政治科学和文学研究方面的学者也开始用更具批判性和生产性的眼光进行审视，当时人们认为中欧、东欧经济落后，并存在不可逾越的文化差异，据说人们相信正是这些推测，使中欧和东欧有别于欧洲其他部分。21
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学家们常常处在欧洲历史学家的前列，开发出各种文化的、跨国界的或者比较的方法，挑战传统上构建了东西欧对抗这一最根深蒂固的二元概念，例如公民国族意识和民族国族意识、发达和落后、民主和专制、民族同一性和民族多元化。当使用从地方社会中得到的证据来验证这些假定的对立时，它们大多数是不成立的。22如今，哈布斯堡史的研究领域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创造与革新之地。
研究哈布斯堡君主政体的历史学家们事实上教给研究欧洲其他领域的同僚们很多，包括如何思考民族主义、多语言政策、对国家的漠视以及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对帝国和国家的分类方式。不过奇怪的是，仍然有一些历史学家或者编辑群体还在关注帝国本身，而不是在地区发展轨道中作为推动力量的各个民族，并且撰写这方面有着更广阔叙事角度的历史作品。在引人注目的《哈布斯堡王朝：1848—1918》皇皇巨著中，有几卷来自奥地利科学院的作品，通过民族分类组织并建构它们的议题。他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坚持这样一个计划。直到最近，欧美的历史研究与训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民族学派组织，使得要为一个大型集体项目设想一个有效率的替代模型变得十分困难。23
本书要求历史学家们通过将帝国的共同经历放在显著的位置，把哈布斯堡王朝看作历史调查的一个主题。它调查了从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的最初10年，帝国共享的制度、行政实践和文化计划协助塑造帝国各个区域内的地方社会的方式。它审视了这些集体性的因素是怎样跨越语言、信仰和地域的差别与时间界限，给全帝国的国民们带来共同的经历与体验。即便是哈布斯堡王朝于1918年11月不复存在之后，帝国习俗中的大众元素仍然塑造了人们对福利制度、征兵制或者政治生活应当如何运作的问题等诸多方面的想象。哈布斯堡王朝之后的国家中，杰出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们也都曾作为帝国政策重要参与者，受到他们成长时期的经历的深远影响，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1850—1937）、意大利的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1881—1954）到南斯拉夫的安东·科罗舍茨（Anton Korošec，1872—1940），无一例外。他们往往将熟悉的法律、习惯和制度应用到他们新创立的国家中，而与此同时，这些政治家严正拒绝帝国的遗产，认为它与民主制度和民族自决格格不入。
当我们将观察的镜头从今日占据了中欧和东欧地图的众多民族国家转向远方作为本书主题的哈布斯堡王朝时，我们急需一种新的大众叙事角度，以其为中心来组织我们的研究发现。我们不需要单一的叙述视角，而是需要大量可供选择的故事，作为我们整理集结过去几十年杰出研究作品时的辅助部分。假如我们回过头去寻求那些与新的作品相抵触的基本叙事，我们就不能继续要求读者阅读并从中获益。我希望通过本书，能够为读者提供一系列可以选择的叙事角度，可以围绕着它们来整理我们不断变化更新的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