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每2 089人有一所学校，相对于奥地利其他地方的人口与学校比例，在同等数目的居民中，加利西亚拥有的学校是其他地区的1/2：波希米亚，每1 136人有一所学校；而在蒂罗尔，相对的人数是565人。此外，只有49.1%的加利西亚学龄儿童真正入学，而奥地利其他地方的比例已经高达95%。上述这些指标在加利西亚东部地区甚至更糟糕，那里的常住居民主要是说乌克兰语、信仰希腊礼天主教的鲁塞尼亚农民。由波兰保守主义者把持的加利西亚地方政府并没有足够的动机来提升这部分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而且当它确实采取一些促进教育进步的措施时，这些措施也是为达到他们的波兰化目标服务的。尽管这些说乌克兰语的加利西亚农民和奥地利其他地方，乃至欧洲很多地区的农民一样，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一个学年的关键时候成为田地里的劳动力，但东加利西亚的父母们却并不一定排斥教育。毕竟农民们和当地领主长达一个世纪关于共有地使用权的斗争教会了一些农民教育和阅读文件能力的价值。
此外，鲁塞尼亚民族主义者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即使当地农民子弟有机会接受教育，并且完成法律要求的6年学习之后，他们往往很快就把学到的知识忘得一干二净。于是民族主义者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建造更多鲁塞尼亚语或者乌克兰语学校，还要在毕业离校的男女学生中巩固他们所学到的读写知识。1867年，鲁塞尼亚活动家设立了一个鲁塞尼亚民族主义阅读社团Prosvita，这个组织的目的在于鼓励学生在学校的正式学习阶段结束之后，继续读写练习。在19世纪70年代，这个社团的成员增长非常缓慢，但到了八九十年代，社团人数迎来了飞跃性的增长。到了1914年，当地类似的俱乐部或社团已经超过3 000个。77
在Prosvita的出版物内，乡间活动家们反复讲述他们和怀疑他们行为的当地人之间的遭遇，特别是一些年长的农民，他们拒绝活动家的种种作为，声称“我们的父辈不阅读也不听人读报纸，他们照样活得好好的”或者“我又不能从中得到面包吃”，以及“如果我是领主老爷，是不是就该读报纸”。阅读社团的支持者们为了回应这些言论，在他们的出版物内为人们描绘了一幅逐步发展的美好图景。19世纪80年代中期，这些人宣布“现在在我们的土地上，有越来越多人开始读书读报。就在不久前，他们还被那些不看书的人嘲笑”。许多活动家还把他们的工作与一种飞速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新生活自觉联系起来，有人这样说：
无知的先生们呀，多丢脸！你们举出父亲和祖父们的例子，说他们不读报纸也能生活。但在那个时代既没有学校，也没有电报和铁路……而现在一切都变了，这个世界不再原地踏步，而是迅速向前迈进，那些不愿前进的人，将被时代抛弃。
这些加利西亚活动家将他们对农民状况的了解，以及关于帝国其他地区农民的活动的信息作为他们诉求的一个明确部分，他们问“为什么捷克和德意志的农民要比我们的农民更加富裕”，因为“他们都具有文化素养，而且更开明进步。每一个德意志和捷克农民，或者靠自己，或者和别人一起阅读报纸，而且我们也很少在当地找到一户没有报刊架或者书架的人家”。78
帝国、民族和人口普查
19世纪80年代，匈牙利和奥地利不同的国家机构对语言运用的关注给予民族主义者们思考民族身份的新方式。79从1880年开始，奥地利和匈牙利都在它们的10年期人口普查中加入了询问国民语言习惯的重要问题。
在匈牙利，人口普查成为估量和评价匈牙利化政策进程的重要手段。鉴于匈牙利语的使用者仅占全国不到50%的人口（在1880年的人口普查中，匈牙利语使用者占全国人口的46.6%），因此要从语言运用角度定义匈牙利民族身份显然是一个艰巨的远大目标。事实上在1867年协议之后匈牙利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中，政府“出于政治审慎的角度”，完全回避了语言相关的问题。80在1880年的人口普查中，调查表格要求受访者列出他们的母语。但在这里“母语”并不必然意味着是受访人母亲所说的语言，甚至像阿戈斯东·拜赖茨（Ágoston Berecz）指出的那样，所谓的母语可能都不是一个人使用的第一语言。在1900年和1910年，统计局对关于母语的问题进行了描述，它把母语定义为“受访者认为自己运用得最为自如、表达最为流畅的语言”。1910年人口普查之后，决策者宣布匈牙利化政策正在取得成功，因为差不多有55%的匈牙利人将匈牙利语作为自己的母语。但是，人们不可能知道这种转变受到不同人群生育率或人口迁移进出等因素的影响有多深。而且决策者和政客们看重教育，把教育看作人口关键因素的程度，可以从人口普查反映出来，与奥地利不同，匈牙利的普查还询问受访者对其他语言的掌握程度。这成为记录匈牙利化相对进程的又一种方式。81
在奥地利，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越来越要求国家对地方语言运用的情况有更精确的了解。通过让民族主义者们测算和在地理上规划他们想象中民族群体的增长与削弱，人口普查数据塑造了民族主义者将民族身份及其地域划分概念化的方式。奥地利的人口普查同时还给予民族主义者无可争议的统计证据，来支持他们建立少数民族语言学校的要求。奥地利最高行政法院在1884年判决，如果在从居住地到校舍的两小时步行距离之内，有40个或更多的学龄儿童使用一种语言，那么这些儿童所在的社区就必须为他们提供一所以这种语言教授课程的学校。82
对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是奥地利政府估算民众语言运用情况的一种手段。纵然民族主义者有所要求，匈牙利也对此有不同的措施，奥地利政府却没有在人口普查表格中询问受访者的“母语”和“民族”。此外，奥地利政府为人口普查发明出一个可以代替母语的词汇：“日常使用语言”。这个词淡化了语言运动决定民族认同感的概念，转而强调语言作为沟通工具的作用。这就削弱了许多作为国家基本构成单元的民族中，民族主义者们提出的主张。国家同样把上报哪种语言的决定权留给了个人，或者说是男性的一家之主。事实上，按照上述这条准则，做丈夫的可能会在普查表格中上报与他们的妻子所用的截然不同的语言，而这种情况绝不鲜见，人们在这一次和另一次人口普查中，也可能因为日常使用语言的变化而修改他们的填报内容。83
民族主义者要规劝人们在普查时，在关于语言运用的问题上填写民族主义者认为正确的答案是非常困难的。这往往是因为民族主义者们关于社会生活的推测与地方实际是矛盾的。对地方上的一些家庭来说，从单一语言的层面对他们进行定义并没有实际意义。不少人每天在不同的场合（家庭与商务场合）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还有一些人希望通过掌握多种语言促进他们子女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还有一些人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工作，于是他们就不得不学习新的语言，以便在新居住地生存。在文策尔·霍莱克（Wenzel Holek）著名的回忆录中，这位可以说捷克语和德语的奥地利流动工厂工人描述了他在1904年到达一座玻璃工厂时的情况：“我下了自行车，因为跨越边境的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这时我听到周边的人说着波兰语、俄语、捷克语，还有德语。”84文策尔·霍莱克的经历，在全欧洲的工厂工人中都不是稀罕事。霍莱克使用“民族”这个词来指代那些说不同语言的人们，还记录下这种多语种的常态塑造这些工人，哪怕是他们之间最亲密的生活安排的多种方式。他注意到，“工厂的国家化特色意味着在一间工人宿舍内，三个来自不同民族的工人同居一室是很平常的事”。而霍莱克的姐妹操持的家庭，也使用捷克语和德语两种不同的语言。85
不过奥地利的民族主义者却尽其所能描述另一种世界，它基于互相排斥的各民族，并属于这些民族的成员与他人不同的自我身份认知和文化差异，这都可以从语言运用中反映出。政治活动家为了把10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变成民主主义忠诚性的公开展示而积极奋斗。在全帝国的城镇中，每过10年，民族主义的煽动者们就故伎重施，在当地每个角落搜罗那些有可能上报正确的民族语言日常用途的人。他们召开公众大会，分发普查问卷填写样本，还印刷宣传小册子，这都是为了获得地方公众最大程度的支持。他们的活动甚至还扩展到了地方市政府，希望普查程序能越来越倾向于他们本民族的利益。86一旦普查结果公布，民族主义组织就会专心致志地审查它们：在过去10年中，他们的成员在哪里增长了？在哪里减少了？他们投入资源增加成员数目，效果最显著的地方在哪里？这些问题的答案塑造了民主主义者，尤其是在那些语言混杂的边境地区民族主义者们的政治政策。87
这些问题的答案还产生出更多社会学性质的问题。譬如要如何解释一种语言的运用在某个特定地区的增长与缩减？这有可能是因为当地劳动力的迁移，当文策尔·霍莱克这样的劳动移民迁移到一个不使用他们原本语言的新地区时，他们会最终放弃使用原有的语言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了防止这种放弃民族语言的行为发生，应当采取哪些政治和社会性措施呢？相反，在语言混杂区的人们，使用不止一种语言沟通时，这种沟通能够达到何种程度呢？他们可能被另一个民族吸纳吗？为了防止这样的人们转换立场，即改变语言和民族，应当采取什么政策呢？
奥地利的民族主义者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我们必须注意如何选择接受他们对人们行为的理解。在研究这段时期的民族主义时，这种额外的注意会帮助我们避免像当时的民族主义者那样，把人们一贯如一地归入这个或者那个已定义的民族。反之，我们可以从驱使人们认同这个或另一个民族群体的多种情况与事件中，得到更有益的思考。即便这些认同感并不能持续很长时间亦是如此。举例来说，在艰难的选战中，或者当人口普查开始时，人们或许会受到刺激，支持一个特定的民族主义立场。但在其他时候，民族主义问题对他们的生活却影响甚小。除了上述同样的原因，这种认知也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从表达忠诚情绪或认同的举动，而不是人们固定的身份来思考，从而探讨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
“奥地利的动荡时刻”
对历史学家来说，民族主义者们偶尔能够为了某些特定议题组织起大量民众的事实会导致一个问题，因为这会让他们轻易做出这些民族主义者确实代表某些当时存在的民族发声的结论。88这使得我们更关注人数，而不是影响民主主义者认同感的情境和背景因素。1897年4月5日，帝国首相卡西米尔·巴德尼伯爵（Count Casimir Badeni，1846—1909）颁布了适用于波希米亚的语言条例，要求捷克语和德语成为内部公务系统所使用的两种平等语言。但帝国范围内的民族主义者则坚持这个决定影响到了国内各地德语使用者的生活机会，而不仅仅在波希米亚一地产生影响。于是在包括布拉格、格拉茨、萨尔茨堡和维也纳在内的一些城市，群众接连举行游行示威，发动骚乱，抗议这部法律的实行，从而导致了令人震惊的政治危机。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阿尔卑斯山区使用德语的各地市政府也强烈抵制这部条例。代表各个德语区，被报纸煽动的政党也不甘落后，争先恐后地向他们的投票者做出不可动摇的民族主义承诺。政府顿时无法控制局面，巴德尼在6月2日关闭国会，但仍然无法阻止汹涌的反对浪潮。89
卡西米尔·巴德尼伯爵，前加利西亚总督及奥地利首相。巴德尼的语言条例引起了国会内外一致抗议。由于他无力控制政局，在1897年辞去了首相职务。1895年，这张肖像照片由J. Henner制成英文雕版画（Private Collection / © Look and Learn / Illustrated Papers Collection / Bridgeman Images）
报纸争相报道这场大争论。其中的一个高潮（或低谷）来自登载在《德意志》（Deutsche Volkszeitung für den Neutitscheiner Kreis）上的一篇报道。5月12日，这份报纸头版头条登载了一篇题为“语言条例的第一个牺牲者”的报道，叙述了23岁的卡尔·布克曼在他父母的公寓内用猎枪自杀的惨剧。根据报道，这个年轻人只懂得德语而不通晓捷克语，他在自杀前正试图谋求一个公务员职位，但因为担心新法推行后无法被录取而寻短见。90在高层政治层面，事态的发展也同样糟糕。当新一个国会会议期于9月开幕时，激进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卡尔·赫尔曼·沃尔夫（Karl Hermann Wolff，1862—1941）当场侮辱巴德尼，两人甚至付诸决斗。91
此时政府还面临着来自皇帝的压力，皇帝要求他们在年底前完成与匈牙利之前约定的10年期协议。但是那些反对巴德尼的语言条例的人们用尽各种手段阻碍一切立法进程。于是政府采取了具有很大争议性的手段，通过了一部被称为“Lex Falkenhayn”的法律，改变了国会的议事程序。这部法律允许政府以强制手段迫使绝大多数有效的干扰措施无效化，政府确实这么做了。然而这部法律在奥地利城镇中引起了更激烈的街头抗议。1897年的国会会议期内，奥地利政府未能成功与匈牙利续订协议。巴德尼引咎辞职，按照宪法第14条规定，他的继任者则由皇帝敕令决定。
巴德尼危机在奥地利国会史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节点，但它并不意味着奥地利的制度遭遇了失败。反之，它表现出有更多人动员起来加入奥地利政治进程。人们进行抗议甚至发起骚乱，是因为他们认为当前的事件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在城镇中示威，尽管新语言法并不会动摇这些城镇的制度。这些人和1848年试图推翻国家政权的革命者不同，他们是议会程序的参与者。他们相信，巴德尼的所作所为或他的反对者的反应将威胁整个国家制度，因此才采取行动。因此，如今政治家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号召民众的支持。就在格拉茨或萨尔茨堡的示威者抗议将用于波希米亚的法律时，在波希米亚内部，事态的发展也令维也纳对捷克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们来说具有了相对的重要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波希米亚变得全国瞩目。92
因为语言或语言条例而不断上演的国会危机，以及所有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的阻挠行为、议事障碍以及喧哗吵闹……是不是奥地利议会制政府根本失败的表现？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在这样一场危机过后，人们在公共视线之外进行了许多幕后的谈判工作。洛塔尔·赫贝尔特（Lothar Höbelt）坚称，尽管民族主义者急于维护一个给予他们权利和影响力的体系，他们也最好不要公之于众。93在波希米亚公共生活的良好运作方面，或许巴德尼的语言条例是必要的，但它们可能不会就这样通过立法，而是会受到基于一个民族权利的不公平攻击干扰。因此，这些条例只可能经过政党之间的谈判才能通过，而不是越过它们直接立法。
在1897—1898年的一系列动乱之后，人们产生了一个共识。皇帝和他的高级官僚顾问们都亲身体验到在公众生活中产生的政治运动（这一次是民族主义的运动）会带来怎样可怕的社会不稳定。于是他们开始商讨如何分散政治民族主义强大的动员力。之后10年，他们支持和鼓励地方政治人物做出结构性妥协的尝试，希望此举能够将民族主义议题从政治舞台中移去。1905年，最先一批三项妥协决定在摩拉维亚出现。摩拉维亚的妥协方案将摩拉维亚议会分割为捷克、德意志和大地主三个投票群，这就意味着这三类人将各自独立投票（大地主群体看上去不存在民族身份的问题）。而摩拉维亚的学校体系分割为捷克和德意志两块，其他的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立法也同样如此。94之后在1910年和1914年，尽管地方的实际情况和人们实际考虑的问题塑造了彼此之间独特的形式，布科维纳和加利西亚也相继实行了类似的妥协方案。95
巴德尼危机同时还使皇帝对某些提议采取更开放的态度，包括声称全男性公民投票权可以分散民族主义，将权力授予基督教社会党甚至社会民主党等跨区域政党。而这些政党所关注的是更广范围内、适用于全奥地利的社会和经济议题。最后让我们回到本节开头，巴德尼危机为我们提供了由事件驱动或情势所迫产生的民族主义经典案例。在短短几个月中，这场危机就刺激了数千民众主动支持一个民族主义的立场，并且在街头示威表达他们的态度。但这次民众动员主要依赖的是特殊的时间节点，在很短的几年中，与民族主义问题相关的利益（比如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数目）被显著削弱。民族主义者们持续面对但始终无法完全解决的挑战就是，如何让民众保持在对民族身份问题不断感到兴奋的状态。
就在前文所述的妥协方案有将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关联性移出日常生活的可能时，它们也给予政治活动家们强迫人们变得民族主义化的法律和行政手段。比如摩拉维亚的公民就需要登记为捷克或德意志民族。他们没有将自己定义为奥地利人、天主教教徒或者哈布斯堡效忠者这类身份的选择（这其中有一些人试图这么做过），而当他们选择了一个民族群体之后，也不能再进行改变。在摩拉维亚，妥协方案不但将人们分成两种民族群体，同时也把政府职能和服务（包括投票）分成了德意志和捷克两大类，相关的工作也自然倍增。摩拉维亚的民族主义者还增加了一部试图阻止人们把孩子送到教授与他们民族语言不符的“错误”学校，但这项法律并不总是能成功执行。96而当人们发现自己受到强迫，他们就往往将争端诉诸法律。不过在进行民族主义和解谈判的几个州，法庭也越来越支持民族主义群体的主张而非个人的诉求。自由主义宪法所保障的个人语言权利在此逐渐被转换为民族主义共同体对它们的成员们的权利。这种逐步进行的法制转变是长久以来存在的文化争端达到高潮的表现：首先，个人会拥有一个基本且真实的民族主义认同感；其次，民族共同体之间的文化鸿沟是不可跨越的。97
帝国的多元一体
在公众对文化多样性的讨论和它们的民族主义政治寓意日渐增加之时，哈布斯堡王朝还在试图通过鼓吹帝国统一给各民族带来的好处，继续其统治的合法性。政府以我们之前读到的卡尔·佐尼格的三卷本《奥地利君主国民族志》为基础，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从政府自身的层面赞颂民族多样性，并把它看作有益于全体公民的一股力量。无论是从大众地理和科学出版物、人类学展览、民间艺术，还是公共建筑等方面，政府都描绘出一个帝国的愿景，用来在其文化各异的国民中强化大众的统一意识。
1866年，当奥地利失去它在德意志的传统霸权时，这个自由主义的帝国就开始在欧洲寻求一种新的使命感。因此19世纪70年代对文化多样性的探索就为哈布斯堡王朝对欧洲，特别是直接面向东欧、南欧以及巴尔干的一种新的文化使命感奠定了基础。在这种使命感发展的早期阶段，它的重点落在在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等地区推动文明开化的力量。1873年的维也纳世博会和1875年切尔诺夫策大学的建立是这期间的两个标志性事件，它们对奥匈帝国对东欧的新文化使命，以及多元合一的意识形态做出了详细明确的阐述。
1873年5月1日，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维也纳主持了19世纪最盛大的世界博览会的开幕。规模宏大的博览馆坐落于维也纳普拉特公园，而为了此次盛事，公园特别进行了扩建和重修。维也纳世博会场馆占地面积约600英亩，是1867年巴黎世博会场馆面积的5倍，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那幢高262英尺、直径354英尺的高耸钢结构罗马式圆顶大厅。这座建筑就其本身大小来说就已经是现代技术达到的一个奇迹，不过它也成为心怀疑虑的维也纳人怀疑的对象：有人曾预言，这座建筑沉重的结构将使它倒塌，或至少沉陷到地里。在这座建筑内部，25个国家向观众展示它们的科技和文化奇观，而在外面的194座大帐篷（它们中很多都由私人公司搭建）中，还有更多的展览供人观赏。
在出席博览会的皇室成员和地方显贵面前，皇帝的兄弟卡尔·路德维希大公在盛大的开幕式上强调，这次博览会将“确保人们对我们的祖国通过实际工作和指导，参与促进全人类福祉的认可”98。他的演讲把这个时代的独特价值观——人类的繁荣是通过工作与教育达到的——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自由主义者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将他们的价值观体系与贵族以及他们在宗教和民族主义方面的竞争对手区别开来。
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展览宫罗纳托达圆顶大厅的宏伟入口。该图原载于1873年5月31日的《伦敦新闻》，随后被做成雕版画（Private Collection / © Look and Learn / Illustrated Papers Collection /Bridgeman Images）
不过奥地利在这一次世博会上扮演的独特角色，要比卡尔·路德维希大公对文化和技术成就的证言所表现出来的更多。世博会上的展品体现的技术奇迹，往往被理解为个别参展国的文化造诣。通过展示这些彼此相邻的文化成果，博览会的组织者邀请观众对参与博览会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比较。当奥匈帝国走向技术进步时，它和当时的其他国家相比又如何呢？此外，世博会的组织者还积极地把奥匈帝国表现为一个联系东西方的文化桥梁，这从展会的空间布置和个别展示的内容中可见一斑。奥地利和匈牙利各自独立的展区处在展馆中心的圆顶正下方，与德意志的各个展位在一起，沙俄、奥斯曼帝国、波斯、中国和日本的展位位于展馆东翼，而西边的位置则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和巴西的展区。这种安排在来访记者和政治阶级之中强化了一种不断增长的意识，即奥匈帝国在“后1866”时代的新角色，就是协调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当在自己的监护下统一德意志的努力失败后，帝国转而向东方寻求自己的正统地位。当然，在观展的西方人眼中，中国、日本和波斯的纺织品无疑代表着东方文明的极高水准，而市场对这些纺织品和其他东方收藏品的需求更强化了这一点。不过，当时的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在指南针所指示的四个方向，有着不同的文明开化程度，世博会展位的安排秩序暗示了一种更文明的西方和北方可以把有用的知识与文化传播到较为落后的东方与南方的思想。报纸解读西方的展品时，认为它们在技术上更加先进，因此它们在文化上也更具有文化先进性，更有价值。99
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展出的加利西亚农产品（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对参观世博会的奥匈帝国国民来说（尤其是那些城市居民），他们很难把这个广义的文明模式从全球的角度转换到帝国的地理层面。就在20年前，以佐尼格为代表的奥地利民族学家就已经强调，帝国范围内各地的教育与文化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主要源自不同的社会实际状况，而不是与生俱来的种族或民族差异。但是在1873年，就像马修·兰普利（Matthew Rampley）所提出的，博览会展示了中欧与东欧不同种类的农舍，就是考虑到文化差异的意义可能存在的其他效果。而另一方面，导览手册的解释又延续了佐尼格的传统，将农民文化的差异归结于地方经济情况以及农民对其的顺应。然而许多参观者还是给出了其他关于文化差异的可能解释，这在文明水平较高的西方德意志农民房屋与东边的摩拉维亚以及加利西亚农舍进行对比时尤为明显，在场记者往往用落后、不卫生以及全然中世纪化的评语描述后者。而一些加利西亚与罗马尼亚报纸的记者看到这些对他们的农民文化的描述深感受到冒犯，他们争辩道，这把加利西亚和它的人民从一个相对于西方而言文化上较为落后的惨淡角度展示在人们面前。
由世博会展品激发的复杂可能性同时破坏和加强了社会中一系列层次差异的信条。如果西方国家可以向东方国家提供它们希望学习的文明有益之处，那么东方国家（按照佐尼格的推测）就会从本质上消除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区别。信奉自由主义的德意志和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把他们自己视作一个国家中的优等民族，声称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他们的语言，分享他们高度发达的文化（即接受文明的教化）成为民族中的一员。因此，关于文明差异的论述同样在博览会上强化了一种相反的印象，即东方需要文明教化，东方的各民族从根本上与西方的民族不同，因此他们终究不可能成为和西方民族类似的群体。
就像最后所证明的那样，维也纳世博会并不是奥匈帝国在国际上的一次胜利，不过这更多是因为商业上的因素，而不是因为帝国和其人民展示在国际视野中的面貌。差不多就在博览会开幕式之后一周，一场19世纪最可怕的股灾就将奥匈帝国以及绝大部分的欧洲拖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到了7月，在维也纳爆发的霍乱夺走了3 000条性命，也令更多游客避而远之。原本帝国预计世博会将带来2 000万游客，但等到博览会结束，实际参观人次不过只有700万。100尽管如此，维也纳世博会还是向人们表达了帝国将西方式文明输送到落后东方的深层愿望，不管这些人来自加利西亚、布科维纳，还是在国境之外更远的巴尔干地区，以及特别是5年之后奥匈帝国将占据的奥斯曼帝国的波黑，一概如此。
“半亚洲”的文明与自由主义的危机
19世纪70年代的奥地利和匈牙利自由主义者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坚信不同民族的可完善性能够通过教育以及文化科技进步的应用得到发展。尽管它们的法律、制度和行政实践彼此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在奥地利的政策致力于促进不同语言和民族之间平等的时候，匈牙利的政策正在推行让其他民族同化为匈牙利民族的进程——但是无论是奥地利还是匈牙利，都没有在它们的法律和行政规定中提到民族之间的差异。
在奥地利，由于自由主义者对教育促进人类完善的认可，以及对德意志文化具有无可争议的工具性优越地位（哪怕是过于傲慢而产生的优越感）深信不疑，帝国50年来第一所新大学在1875年建立。那么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政府决定将这座以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命名的新大学安置在哪里呢？他们最后选择了布科维纳的首府切尔诺夫策，一座差不多拥有25 000人的城市。布科维纳是全帝国经济上最贫困、识字率最低的省份，而切尔诺夫策则是全帝国各州首府中最东边的一个。这个时期，捷克民族主义者不断游说政府在布拉格或奥洛穆克设置一所以捷克语授课的大学，而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则希望为的里雅斯特的大学开设一个新的意大利语法律专业，此外，这两拨人都不断强调本“民族”高水平的识字率和拥有的文明水平，以合理化自己的要求。尽管如此，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政府和皇帝还是一致同意先在奥地利最东边的州建立一所德语授课的大学，这个州拥有庞大的文盲人口，而且语言成分非常复杂，鲁塞尼亚语、罗马尼亚语、意第绪语、德语和波兰语都是当地人会使用的语言。101
这所新大学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一位来自布科维纳的自由主义派国会代表——贵族地主康斯坦丁·托马斯丘克（Constantin Tomaszcuk / Tomasciuc）孜孜不倦的游说。他坚称，在东边设立一所新大学将对帝国起到强大的整合作用：
奥地利的统一建立在面向大众的教育之上，通过接受教育，人们可以出人头地。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大众教育以及这种思想上的一致就可以产生出奥地利的政治民族性。
托马斯丘克还为新大学使用德语作为教学语言的选择辩护，强调在帝国范围内，只有“设立可以广泛申请的德语奖学金，才能对布科维纳的非德语族裔学生产生普遍的意义，促使他们申请德语大学”。针对那些抗拒这一选择的民族主义者，托马斯丘克还补充道：“愿那些害怕外来文化影响的民族遭殃吧！它们已经给自己判了死刑。”102而同时，这所新大学还设立了全奥地利第一个罗马尼亚语和乌克兰语的语言与文学教授职位。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大学于1875年10月正式开学招生，这时恰逢布科维纳并入奥地利的百年庆典，以及皇帝在1873年的登基25周年纪念。在一篇题为“一场文化节日”（Ein Culturfest）的文章中，自由主义记者兼随笔作家卡尔·埃米尔·弗兰佐斯（Karl Emil Franzos，1848—1904）热情洋溢地描述了新大学的开幕仪式，将其比拟为一个团结的节日：“所有在布科维纳互相争斗的因素，只有在一个特别要素不断起到作用时才能彼此和平相处，而这个要素就是德意志化。”弗兰佐斯还补充说，“德意志化”并不是“压迫其他民族主义者，而是给予他们一个统一的协调点”103。
绘有切尔诺夫策大学主建筑的明信片（AKON /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弗兰佐斯在当时撰写了一系列展现了东欧犹太人生活而广受好评的故事与评论，由此声名鹊起。作为一个曾在德意志求学的犹太医生之子，弗兰佐斯在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长大，并且在1867年毕业于切尔诺夫策的一所由德语授课的预科学校。在维也纳和格拉茨接受了法律学习之后，他加入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联谊会Teutonia，并且为《新自由报》和《Pester Lloyd报》供稿。1876年，弗兰佐斯在帝国东部发表了他的第一部 短篇故事集，这部作品有个生动的题目：“来自半亚洲”（Aus Halbasien）。弗兰佐斯给予了“半亚洲”这个词文化上的定义，他把它在地理上描述为位于“西里西亚边境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一片荒原，在那里“欧洲式的教育遭遇了亚洲式的野蛮，欧洲迈向进步的努力遭遇了亚洲式的懒散，欧洲的人道在民族性和宗教上都与残酷的亚洲产生了冲突”。104弗兰佐斯对德意志文化表现出认可的态度，他认为它是一种文明和统一的原动力，这一点在他的故事《席勒在巴尔诺》（Schiller in Barnow）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故事讲述了在一座加利西亚小镇上，通过阅读席勒的诗歌《欢乐颂》（Ode to Joy），让镇上的一个波兰人、一个鲁塞尼亚人以及一个犹太人产生了友谊，并认识到他们共同的人性。
在他的另一篇随笔《从维也纳到切尔诺夫策》（From Vienna to Czernowitz）中，弗兰佐斯描述了他前往布科维纳参加新大学开幕式的旅程，以及他穿越加利西亚茫茫无尽、凄凉孤寂荒原的那一场令人筋疲力尽的火车之旅。但当他乘坐的火车进入布科维纳境内，到达切尔诺夫策时，弗兰佐斯的情绪瞬间为之一变。弗兰佐斯对这次探访的记录包括了自然描写和道德上的观察。在作家的慧眼下，文明对当地景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荒原已经逐渐被我们抛在脑后，而前方喀尔巴阡山脉的丘陵地带则逐渐从地平线升起，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越过白浪翻滚的普鲁特河，进入布科维纳这片受到祝福的土地。我们可以看到，比起加利西亚，当地的土地得到更好的耕耘培育，农舍看上去也更加舒适清洁。一个小时后，火车抵达切尔诺夫策火车站。这是一座高海拔的美丽城镇。
在弗兰佐斯的记录中，来到帝国最东边的州首府城市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体验。作家感官体验到的证据与帝国的自然地理产生了矛盾，他这样写道：“任何来到切尔诺夫策的人，都会奇怪地乐观起来：他仿佛突然回到了西部，他可以在这里发现教育、文化以及雪白的台布。”要怎么解释这个“难解之谜”呢？弗兰佐斯继续说：
如果这个人想知道究竟是谁创造了这个契机，他就必须注意到当地居民所说的语言，他们说的是德语……德意志精神，就是日光下最强大也是最佳的魔术师，正是这个魔术师——也只有这个魔术师——在这个半亚洲的文化沙漠中心种下了这朵盛开的欧洲文明之花！105
弗兰佐斯得以乘坐火车完成这次布科维纳之旅，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利沃夫–切尔诺夫策–雅西铁路公司的努力。这家公司在1864年从奥地利的自由主义政府处得到了一份有利可图的特许，用来建造连接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首府的铁路。一旦这条铁路在1866年通车，人们就可以一路从维也纳乘坐火车到达切尔诺夫策。
利沃夫火车站主广场，建筑为新艺术风格的车站开放于1904年，设计师为Władysław Sadłowski。这座新车站替代了1861—1862年兴建的哥特式风格的老火车站（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然而在1871年，就在弗兰佐斯陶醉地描述穿越普鲁特河之旅的几年后，河上的铁路大桥坍塌了。针对此次事故的调查迅速展开，对利沃夫–切尔诺夫策–雅西铁路公司的投诉也渐次出现，揭露出这家公司在建造铁路时偷工减料的行为。于是国家在调查期间扣押了据说有道德败坏行为的董事会主席维克托·冯·奥芬海姆男爵（Baron Viktor von Ofenheim）。1875年1月，内阁以腐败的罪名对奥芬海姆提出指控。控方声称，从公司建立起，奥芬海姆就挪占了大量资金，并且欺骗公司股东。政府还指控奥芬海姆建立了一个傀儡董事会，其成员完全没有起到监管责任，而是沦为执行奥芬海姆每一个决定的“橡皮图章”。而为了换取他们的服务或者说合作，每位董事都得到了超过10万盾的报酬。
庭审的结果造成了耸人听闻的丑闻，它显示出19世纪70年代，在奥地利的自由主义统治阶级中，腐败行为已经迅速成为一种常态。在诉讼过程中，控方召唤前内政大臣卡尔·格斯科拉作为证人。事实最终证明格斯科拉名列董事会成员，他收受了10万盾的贿赂，也没有为公司股东负起监管的义务。这位前内政大臣兼1848年革命的英雄辩称自己无罪，但是在严密的盘问下开始变得慌乱，以至脱口而出庭审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话：他提到那10万盾，称在奥地利，“接受奖金是一种习俗”106。
横跨普鲁特河的铁路桥，这条河流从亚列姆切（Jaremcze / Yaremche）附近奔流而过。这一画作由（Karl Jeczmieniowskihui）于1893年绘制，收录于1898年加利西亚“皇储的项目”（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最后法庭判奥芬海姆无罪，这个判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男爵成功地将指控和审问转化为商务大臣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然而这次事件对政府公信力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特别是庭审紧接着1873年的股灾，其影响就更加恶劣。在70年代早期，无数小投资者被很大程度上不受监管的股票市场产生的巨额利润推动，将自己的养老金和毕生积蓄都投入了各式各样已经膨胀泡沫化，甚至有一些只存在于纸面的投机贸易之中，随后到来的股灾摧毁了这些人的一切。而内阁面对股灾受害者却无能为力，因此许多受害者愤怒地将一切归咎于自由主义。于是在股灾导致的经济衰退和一年之后受到公众高度关注的奥芬海姆一案之中，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在公众中已声名狼藉。107
有人或许会争辩，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自由主义文明带来的有益之处，也被暴露在帝国中心的公众怀疑之下。不过从象征的方面，肮脏的奥芬海姆一案也给自由主义在奥地利东部——据说在自由主义文化的传播中收益最多的地区——取得的成果带来了怀疑。这样看来，似乎文明已经不是西方带给东方的唯一“礼物”。自由主义者们同样把东方变成了一个腐败横行之所、施行傲慢欺诈的地方，以及更糟的是，他们让它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产物。弗兰佐斯和其他观察家后来也确认了这个事实，为切尔诺夫策的新大学的教育情况撰写了许多失望的批评。最终，自由主义显示出它也不过是一个宗派性更强的政党，或者只是一套以社会中一部分为代价，有利于其他部分奥匈帝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从此再也无法为自己的文化主张唤起大众的热情了。
不过自由主义用来包装自己，并且希望可以覆盖东方的文明外衣并不会就此无人继承。如果说它和之前有什么区别的话，针对东方和南方的文明使命变成了民族主义者、宗教活动家、精英自由主义者以及哈布斯堡王朝本身都宣称对其拥有所有权的，帝国使命中一个更强、更广义，也更受大众欢迎的部分。
“皇储的项目”
1885—1907年，奥匈帝国政府资助了一部24卷百科全书的出版（其中21卷用匈牙利语撰写）。这部百科全书的名称是“奥匈帝国图文实录”（Die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 Monarchie in Wort und Bild），但它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皇储的项目”。这是因为这项大工程在1883年受到了皇储鲁道夫的启发，后者在其去世之前，还在1889年为这部系列丛书撰写了引言。帝国邀请了432位专家就各州的植物、动物、地质学和人种学的特征撰写文章，交给两个不同的编委会——一个负责奥地利版本，而另一个负责匈牙利版本。“皇储的项目”意在为广大订阅读者记录帝国各州地理文化多样性的科学常识。不过这种多样性也为哈布斯堡王朝推行教化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合理性，在这套丛书的关于人类学与经济部门的几卷中，这种情况体现得特别明显。差不多10年前，维也纳世博会上的展品就承担着这种隐性而又矛盾的工作，如今它被撰写百科全书的作者们继承了下来。在书中，帝国各民族毫无疑问在文化上互不相同，而且它们之间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外部的服饰与装饰品上。当时的艺术家们为百科全书中的帝国各民族绘制了画像，人类学家也对这些民族进行了分析，它们都显示出民族差异来自种族的特性，罗姆人的案例，以及一些巴尔干和东方民族例子特别确定了这一点。108在这里读者们不免要产生疑问，究竟帝国有没有培育文明、促进经济发展和鼓励教育的能力，令这些民族最终能与其他民族处在同等的位置，就像我们之前读到的佐尼格的民族学著作中所描写的一样；还是说，这些民族文化上的差异是不能克服的，他们的能力也逊于其他民族。
“皇储的项目”同时还表现出奥匈帝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若干分支中的科学家们试图展现出适用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广大且多样化领土的潜在逻辑，正如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特性促使他们的研究成型。就像专研科学史的历史学家德博拉·科恩（Deborah Coen）富有独创性的精彩著作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科学家所在的领域将它们的存在归因于思考空间、气候和天气模式的帝国方式。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