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是我们唯一的政治策略”
1895年，奥匈帝国财政大臣兼波黑行政长官本杰明·冯·卡洛伊（Ben ja min von Ká l la y，1839—1903）在一份英国报纸的访谈中，用这样的语言总结他在当地负有的国家使命：“保持当地古老传统的活力，同时用现代的理念净化它。”110他还补充道：“奥匈帝国是一个伟大的西方帝国，它肩负着将文明传递给东方民族的使命。”111
19世纪70年代末，由于邻近的奥斯曼帝国内部叛乱，奥匈帝国占据了一部分奥斯曼帝国领地，成为一个殖民大国。奥匈帝国对原属奥斯曼帝国的波黑长达30年的占领，给予官员、理论家、地图绘制者、各类技术人员、教师和神父（他们尤其如此）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实现帝国在欧洲的新教化使命。与此同时，奥匈帝国统治波黑的经历，在自由主义运动陷入政治泥潭很长一段时间后，造就了围绕着自由主义文化理念的一种一致意见。许多人把波黑当作一个实现自身抱负的机会，而对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的政治活动家来说，这也是实现他们民族运动目标的机会。
1878年，当奥匈帝国军队侵入邻国奥斯曼帝国领土，镇压波黑当地的叛乱，并抢先一步阻止沙俄干涉的时候，这支部队最终的结果是驻扎在了这片土地上。随后的《柏林协议》确认了奥匈帝国占据奥斯曼帝国这两个省份的合法权利。之后的30年间，奥匈帝国的联合财政大臣就承担起一项新的任务：统治波黑被殖民的原居民。就像前文中那位最著名也最活跃的总督所说的那一番话所表达出的，占领波黑正是19世纪后半叶欧洲自由主义殖民帝国各种准则的缩影。
奥地利帝国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在一则面向波黑人的公告中这样解释，“在他的强权庇护下，各民族生活在一起，所有人都得以自由信奉宗教”，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还宣布“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子民在法律面前一概平等”。112他这么做，向波黑人传达了100多年前约瑟夫二世希望向加利西亚与布科维纳人传递的信息。和早先的帝国殖民尝试相仿，这次的殖民计划试图稳定并改造波黑社会，在引入现代革新的同时强化波黑传统社会，使当地保持稳定与平静。波黑的殖民计划，从一开始就得到自由主义者、天主教活动家以及斯拉夫民族主义政治家的通力支持，这几方人士都认为占领这两个地区，无论对波黑还是帝国都有益处，当然，他们得出这个结论，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根据一位天主教政治家的说法，帝国的这次入侵通过创造一个“颇具成效的和平”，“促进了人道和文明的事业”。另一位天主教活动家发表了一篇题为“欧洲文化要如何植入波黑”的作品。而一位来自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民族主义者代表坚持，只有教化的使命，才能令这次占领行动合情合理。113
从法律地位平等到教育和技术现代化，在付出不太高昂的代价之后，所有这些文明开化带来的好处以一个理想的速度授予处在帝国保护下的人们。同时，奥地利被证明对待所有语言和宗教群体一视同仁，将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哈布斯堡王朝多民族的理念超过种族民族主义，成为取得社会进步的最佳工具。114一个从经济、社会、法律和文化层面理解的文明教化使命向欧洲东部的有效传输，正代表了一种经过改革的奥匈帝国理念达到了它的高潮，而这种理念所正式把传播理念到国境之外列为了自己的工作任务。虽然传统的哈布斯堡王朝理念针对的是中欧地区，但它的主张是可以通用的。在19世纪70年代，正如我们所见，它成为一种将欧洲价值观传播到东方的观点。波黑尽管实际上位于奥匈帝国的南部，但从精神地图上，它正位于人们观念中的东方。
就在奥匈帝国军队穿过萨瓦河进入奥斯曼帝国境内时，一批行政官员也跟随着军队的脚步，向帝国的新臣民宣传诸如社会现代化和文化平等之类的自由主义殖民讯息，接着他们立刻着手通过一种由自由主义准则和猜想形成的“镜片”来解读波黑社会的需求。波黑的新管理者们面临的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处理他们在当地面对的语言和宗教多样性。从宗教角度来说，本地人有40%信仰东正教，35%是穆斯林，剩下25%是罗马天主教教徒；而从语言层面，所有这些宗教徒群体都使用一种语言。在社会层面，当地主要为农业人口，大多数的土地掌握在穆斯林地主手中。哈布斯堡的管理者试图在波黑建立一个模范殖民地，它在基础设施、教育和经济方面的发展可以展示出哈布斯堡的文明教化使命正在成功发挥作用。同时，殖民地政权希望避免政治民族主义带来的危险，它在19世纪晚期越演越烈，困扰着奥匈帝国社会。
不断增长的统一动力而产生的困难和差异导致了帝国国内的这些问题。帝国和民族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在殖民地尤其如此。教育在让特定的文化差异逐渐政治化的同时，也在更大范围的帝国秩序下产生出一种本土意识。譬如引进波黑的教育工作者往往是能够说当地语言的教士，这通常意味着这些教师很可能也是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或者他们是试图为波黑穆斯林创造一个无民族倾向的波黑认同感的政府官员。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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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就在民族主义的文化差异观点盛行于公共机构并主导了政治时，民族主义者的影响力却仍然限制在几个特定的场合。即便在民族主义者自己看来，他们缔造民族的努力最多只多成功了一部分。此外，很多激发起民族主义认同感的场合，民族主义活动同时也能够激起人们对帝国的爱国主义情绪和忠诚之心。
到了20世纪初，民族主义和帝国的理论家为了保持一致，越来越依赖彼此。“民族身份”和“帝国”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互相对立，或者是一组具有二元性的概念和政治目标，它们因为一种可解释的一致性而彼此依赖。这二者利用了相似的语言和相似的理念。帝国的宣传人员越来越多地在他们的展览和出版物中使用民族主义的概念，这同样给予我们一个信号，民族主义政治语言已经变成一个广大（如果不用空洞或不确定来形容）的容器，用来容纳一系列理念、计划和目标，而它们有很多也在为帝国的计划服务。设立文化和民俗博物馆的帝国行政官员鼓励能够有力地模拟出早期民族主义世代的人类学和考古学项目，不过他们的目的不是鼓励民族主义的宗派思想，而是把地方民族主义和对帝国的忠诚联系起来。
因此，我们很难判断民族主义政治冲突在事实上是削弱了帝国的组织架构，还是正相反。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它确实改变了这个帝国。到了1900年，这个国家往往把民族主义看作潜在的威胁，但即使当时许多观察家这么认为，这个威胁却并不针对君主国的存在本身。民族主义者所做的，是强迫国家在帝国的政治结构和改革上对他们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