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君主国——与其说是我们的祖国，不如说是我们的帝国，要比一个祖国更伟大、更广阔、更包罗万象。
——约瑟夫·罗斯（Joseph Roth），《皇帝的陵墓》（The Emperor’s Tomb），1938年
从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奥匈帝国的国民的日常生活，与帝国产生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紧密强烈的联系。从入学到地方投票，再到例行参与征兵程序，以及每年一度全帝国庆祝统治者生日等活动，无论是波黑乡下的穆斯林农民、波希米亚说捷克语的商人，还是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知识分子，都因它们成为帝国之中的一分子，而这个帝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再也不是看客和旁观者，他们更加明确地将自己的命运和帝国的命运联系起来。如果说可以用帝国的黄昏，甚至是它最后漫长的回光返照来总结“一战”之前的岁月，绝大多数的国民此时显然还未意识到这个趋势。
从结构上看，“一战”爆发前的10年见证了1900年前后民族主义冲突造成的政治危机——首先是奥地利的巴德尼危机，数年后是匈牙利的统治僵局。这些危机在一些精英产生了制定帝国范围内更灵活的权力分享机制的愿望。不过大多数这类进行妥协的愿望，都在远离公众视线的地方暗中实现。
为新型社会产生的新型国家
在1880年前后，整个世界迎来了剧变。全欧洲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发展的速度得到了提升，载货与载客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人们如今也可以超越他们在肉体和精神上熟悉的边界，到更远的地方旅行。越来越多人离开位于帝国某地的农田或作坊，向位于帝国其他城镇，甚至是世界其他角落的目的地迁移。1因此，在1890—1910年的20年间，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利沃夫、切尔诺夫策、札格雷布、因斯布鲁克、阜姆、克卢日以及波拉等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都超过了60%；的里雅斯特、德布勒森（Debreczen）、蒂米什瓦拉（Temesvar / Timosoara），以及摩拉维亚北部与西里西亚工业区的人口增长紧随其后，其增长比例也有50%。来自本地农村和帝国其他地区的移民们涌进这些制造业、贸易和行政中心，使它们的人口迅速膨胀。2到了1900年，差不多近40%的奥匈帝国国民离开了他们的原籍，迁移到位于这个君主国其他角落的现居地。3
由于运输和票价的改革，对帝国内数百万人来说，铁路旅行已经是家常便饭。匈牙利在1889年的铁路系统国有化大大降低了客车票价，短短几年内，就将铁路年载客量从几乎没有提升到惊人的700万人次。4就在世纪之交前不久，加利西亚人也可以在首府利沃夫搭乘有规律的列车，只要14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维也纳——如今走完这段500英里的旅程，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许多人还穿越国境，从哈布斯堡王朝前往德国，然后在那里乘船前往南美或北美。事实上，在1876—1919年，差不多有400万男女漂洋过海，移民到加拿大、美国和拉丁美洲。这些移民中有数十万人在几年之内回到了奥匈帝国，他们带回新技术与资金，也带来了一个更广阔世界的经历。5
交通和通信的革新让上述的迁移成为可能，也同样改变了留守者的生活。1900年，绝大多数的小市镇和偏远乡村都能够接触到本地和地区报纸，有时还能享受到电话服务。10年后，在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一方，已经拥有22 386所学校，匈牙利一方则有16 455所。增长的人口，特别是农村青少年，使得他们通过接受初等学校以外的教育，积极寻求和取得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6这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要在高级中学或者大学中深造，这些年轻人会参加一些提供基本文秘技能培训的短期预备课程，这些技能包括打字、文件归档以及速记。它们令求职者可以获得一批新的低级白领工作。
1900年之后，在帝国农业化最高的地区（特别是加利西亚、布科维纳、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特兰西瓦尼亚和波黑）多年来棘手的低识字率开始显而易见地攀升，逐渐追上相对城市化水平更高的波希米亚、奥地利或者匈牙利的大都市区。71910年，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部分11岁以上的国民平均识字率达到了83.5%，已经可以与法国85%的识字率相媲美。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的识字率达到了58%，达尔马提亚与伊斯特里亚则是67%，而奥地利其他区域的识字率已经高达90%。同一时期，匈牙利对6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的调查统计数据要略低于奥地利。从语言群体这方面来看，匈牙利使用德语和匈牙利语的人群拥有最高的识字率（约为70%），而罗马尼亚语或鲁塞尼亚语（从1900年以来，它越来越多地以乌克兰语的名称为人所知）使用者的平均数据只有近30%。
因为识字率和接近全民征兵的制度，许多人通过对迅速增长的纸质媒体的消费，了解到一个更广阔世界的科学、政治、经济内容与最新时事。此外，更多人开始从更广阔的跨地区利益角度来审视他们的未来，或者他们家乡的未来。在达尔马提亚、弗拉尔贝格（Vorarlberg）与巴纳特地区的乡间居民第一次开始关注遥远的布达佩斯、维也纳、布拉格或札格雷布做出的政治决定。许多人积极采取行动，试图影响政府政策，从而塑造他们自己与家乡的未来。
当国民的需要和希望发生改变，国家的职能和意义也同样产生了变化。从学校教育到兵役制度，再从福利到邮政服务，国家要担负的责任不断增大，其中的一些还被认为是人们应得的正当权利。譬如奥地利和匈牙利政府在20年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强制性的初等教育系统（尽管双方的制度差异颇大）；奥地利政府还分别在1887年和1889年，为工人和商业、工业和贸易方面的公司管理人员设立了强制性的意外保险和健康保险制度。当我们再把铁路、电报和邮政系统依靠国家投资的大规模发展（1848年，奥地利有10座电报站，到了1913年就迅速增长到7 282座）考虑进来，就可以看到国家是如何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更加直接和处在当前的角色。8
不断扩张的基础设施和逐渐增加的新公共福利迫使奥地利和匈牙利政府增加政府中的官员层级，以便履行新出现的职能，同时它们也增加了更多新层级，监管第一层级的工作效率。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无论对地方市政府还是帝国的大臣们来说，都是维持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如今国会、各省议会和市政厅都在忙于规模尚且未知的建档工作，同时严格执行从劳动场所安全、公共卫生、交通运输到移民情况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法律标准。9就在大众的期待推动国家进一步深入国民的日常生活之际，也滋生出更多的官僚主义。
与帝国过去几次重大的发展期，比如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18世纪80年代、新专制政权统治下的19世纪50年代不同，19世纪晚期的这一次发展的推动力更多来自帝国边缘地带的活动。这些活动由地方上民选产生的官员和越来越频繁地收到前者咨询的行政管理专家制定，其范围包括公共卫生项目，设立医院、公园和公共游泳池，它们促进了官僚职能在乡村、市政和各省政府的扩张，同时也伴随着相关人员的增加。无论是国家指派的，还是地方“自治”的官僚机构，都竭尽所能，为不断增加的服务对象履行越来越大的责任。10它们招募更多有着更多样社会背景的人，填补新出现的职位空缺（到了19世纪末，女性也成为被招募的对象），这些职位从电报发报员到食品监察员、邮政员工、学校教师以及铁路售票员，种类五花八门。以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地方邮政储蓄银行的发展为例，这些银行为乡下和小城镇中财产不多的客户提供了银行服务，除了邮政储蓄银行之外，这些客户没有别的方式接触到类似的服务。而邮政工人和地方小学教师则成为普通大众眼中帝国的象征，因为他们代表了帝国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即便是在最偏僻的农村地区也不例外。就像一位历史学家对匈牙利邮政系统的描述，“（它）无疑是普通大众最熟悉的国家机构”1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邮政和电报工作人员以及学校教师这些广受认可的专业部门，还扩大了19世纪末单身女性就业的场所。1870年，匈牙利雇用了第一位从事这几类职业的女性。12到了1911年，奥地利已经雇用了超过1.5万名职业女性，她们绝大多数都在邮政、电报和电话等公共事业部门就职；两年后，差不多有1.9万名奥地利女性获得了在小学任教的教师资格。13
当然，国家发展也要付出高昂的代价。1900年，奥匈帝国中奥地利部分的地方基础设施增长导致了国内严重的财政危机。14那么谁来给这些新的公共事业部门和雇员付钱呢？国家和各省的政治家如今都面对着严格的宪法限制，这些限制约束了他们独立于帝国之外提高税收额度的能力。随着一些省份和城市的政府债台高筑，政府的委员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和行政管理专家也提出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改革理念，希望找到长期的解决措施。专家、慈善家和许多政治家们无不警告，奥地利正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危机。政府需要设立委员会研究相关问题，推荐可能重构帝国机构的更富有效率的计划。
19世纪匈牙利的一场选举演说，原画作者为Sandor Bihari（De Agostini Picture Library / A. Dagli Orti /Bridgeman Images）
政府职能的扩张同样激发国民认同特定职业的利益，以及围绕着它为政治目的组织起来，并且寻求在市议会、校董会或商会等公共机构中的有效代理。这反过来促进了各种专业利益群体的出现，它们的组成人员从种植甜菜的农民、电报发报员到乡村保险销售员和帝国官员本身，所有这些群体都在游说地方和帝国政府，请求它们召开特定的会议。至于无权在绝大多数选举中投票的工人，他们大批加入建立于1889年的社会民主党，让本地、区域和帝国政府面临强大且紧迫的挑战。工人不断扩张的联系网已经覆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体育活动、教育以及歌咏等社会活动，工人们广泛阅读所属党派的报纸，而具有高度纪律性的公共示威游行使这批人成为有力的政治角色，并帮助工人阶级在1907年的奥地利国会选举中赢得选票。
政府和政党开始越来越重视营造和控制舆论来获得公众对它们计划更高层次的支持。与过去相比，之后的政治活动中的个人协商、专家管理或者精英关系的成分减少，更多的是动员大众力量的惯例。就像民族主义者们在第六章 中所讨论的，1800年之后的政治家越来越多地利用大众媒体渠道，从群体利益的角度表达个体的利益，无论他们是基于阶级、宗教、地域、职业或民族。在此我们借用历史学家玛格丽特·安德森（Margaret Anderson）对同一时期德国的特点描述，即使他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完全民主化，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已经学会“实践民主”15。
人民识字率的上升、自由纸质媒体以及人员与商品的转移……这些刺激国家发展的动力同样也增强了大众要求帝国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压力。那些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依照更精英化的政治传统发迹的政客们，对19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改变既困惑又厌恶。一些政治家无法适应大众政治的模式，认为这是粗鄙且投机主义的。而其他人则发展出具有创新性的民粹主义政治实践，卡尔·休斯克（Carl Shorske）将其称为“政治的新关键”16。以卡尔·鲁伊格（Karl Lueger，1844—1910）为例，他从1897年到去世，一直以基督教社会党人的身份担任维也纳市市长，并广受人们欢迎，而像他这样的人，往往一开始是以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开始公共事业生涯的。这些人不甘于继续在自由主义体系内做一个被动的后座议员，于是着手组织那些过去没有投票权的群体（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通过以民粹主义的大众为基础的政治活动，和在位的自由主义寡头们对抗。这些政治家中有不少人使用反犹主义以及激进民族主义（有时他们双管齐下，同时使用上述的两种），作为耦合原本互不相关的利益集团，比如传统行业的手工业者以及受雇于不断发展的新型实业的低阶白领阶层的意识形态黏合剂。17
这些政治家成功地重塑了大众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他们破坏了自由主义成为改革或进步动力的传统主张，转而将其粉饰为一种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意识形态。这项策略一方面意味着把帝国的犹太人描述为受目前占据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者们，当然也是承担犹太解放责任的人所欢迎的被庇护者。而与此同时，新民粹主义的拥护者们既批评自由主义的现存社会权力结构，同时又大力维护小资产者体系，坚持与在奥地利和匈牙利逐渐增强的社会民主威胁抗衡，他们小心地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新政客把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分割开来，交给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和新的民粹主义者，就像1891年波希米亚议会选举时，所谓的“青年捷克运动”压倒了曾经是他们盟友的“老捷克人”那样。数年后，民粹主义的天主教斯洛文尼亚人民党调动农民选民，在卡尼奥拉和施蒂利亚南部打败了更精英化的斯洛文尼亚城市自由主义者。不过到了1900年，这些“年轻捷克人”已经从意识形态和组织上被捷克民族社会主义者、重农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出的更加激进的民粹主义要求所打败。18 19世纪90年代，在加利西亚占据统治地位的保守精英（他们对任何大众化的事物都十分反感，其中包括更基于种族的民族主义形式）发现他们自己正日渐受到由斯坦尼斯劳·斯托亚洛夫斯基神父领导，面向农民的政治运动挑战。
尽管这些变化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世界，但它们不止集中在这个方面。从乡下小村庄到不断扩张的大都市中新出现的居民区，日常生活的节奏和其中原本毫无疑问的事都在迅速地发生变化。19一份发布于1908年，来自施蒂利亚南部角落的乡间区域布雷日采（Rann / Brežice）的新闻通讯中，提出了10年前人们闻所未闻的公共关怀问题。其中一篇文章提倡学校应当成为提高学生低营养水平的场所，它提醒读者，那些从家里长途跋涉来上学的孩子们需要一顿优质的午餐，来保障他们的身心发展。另一篇文章则建议学校要成为改善儿童口腔卫生的场所。而第三篇文章则建议人们（包括孩子与成人）停止向新出现在乡村道路上的汽车投掷石头的错误做法，因为这样司机会失去控制，撞上路人！第四篇文章警醒人们注意移民至加拿大、阿根廷、智利和美国的诈骗。最后，这份通讯完美地向人们下达指示，指导学校如何准备庆祝即将到来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登基60周年庆典。20
在地方上促进或达成变革的行动，更多出自本地活动家之手，而非地区政府行政部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加利西亚和特兰西瓦尼亚见证了大众力量的缓慢崛起，它们往往是基于宗教背景的农民自助组织，其目的是促进当地农民阅读、农业发展和经济独立。在加利西亚，这些目的往往就意味着建立合作商店，和犹太人经营的店铺和犹太小贩竞争。21自助不仅意味着达成社会阶层流动与促进本地繁荣，同样也意味着帮助农民有效地参与到帝国体制中去。
在社会和技术的惊人变革之中，对一个大众帝国的信仰在稳定和协调几百万奥匈帝国国民多种多样的欲望、需求和行为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在地方层面，仍然有许多活动家把他们的未来愿景寄托在帝国身上，特别是对那些希望通过想象组织帝国新方式来传播民族主义政治冲突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在这个充满令人无所适从的变革的年代，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从理念上成为一种令人安心的稳定象征。因此，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人们忘记了他镇压1848年革命的残暴举动、长达10年的专制主义统治、推迟了犹太人的解放脚步、输掉的战争以及在改革上首鼠两端的表现。如今坐在皇帝宝座上的，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祖父一般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他看管着这个不断变革发展的社会，并在必要的时候调节政治家们的社会激进主义。由于在其漫长的执政期内发生的诸多个人不幸，皇帝越来越表现得像一个殉道者。22而在帝国概念下王朝义务与大众忠诚之间传统的相互关系，同样塑造了大众对国家创造和承担的全新职能的态度。帝国的象征性语言，往往用人们熟悉的词汇掩盖了新形式的统治方式和政府义务。
市政自治
这个国家革命性的发展，常常来自乡村或市政当局，而不是二元帝国的两个首都——维也纳和布达佩斯。1875年，一份关于加利西亚城镇的调查表现出在短短数年内，帝国的自由主义基层自治法律已经从地方政治关系的层面催生出了某种意义上的一场社会革命。如今加利西亚乡村地区差不多所有的市长（占全体市长人数的99.2%）和村镇议会议员（占总体的99.65%）都是农民出身。但是在这一年，这些农民市长中有近80%不会读写。23这样一来，我们就毫不奇怪地看到19世纪70年代，当农民们从可恨的绅士地主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开始自治时，加利西亚村镇行政体系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和新型腐败之中。不过与此同时，加利西亚的自治基层架构给当地农民（事实上是从弗拉尔贝格到布科维纳一带的所有奥地利人）上了关于政治的重要一课。这迫使加利西亚的农民们熟悉一般的行政手续、了解成文法以及政治动员的手段。最终，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加利西亚农民取得的这些经验帮助他们在州议会取得了政治代表位置，在70年代领主们曾经成功将农民排除在外。
至于1862年自由主义的公共法（经由1867年的宪法确认，随后由各州议会推行），给予当选地方议员的地方有产者型塑本地社区发展的权利。1910年，差不多在通过公共法后50年，奥地利法官约瑟夫·雷德利希（Josef Redlich）就强调地方基层政权已经“发展成为大众自由参与政治活动最重要且无与伦比的机构”24。人们利用这些遍布全帝国的机构，对它们效忠，从而建立起一种遍及中欧东部人民的长期而普遍的纽带，这种纽带超越了语言、宗教和地区的差异，直到“一战”之后帝国被取代，它仍然存在于许多地方机构之中。
这部法律缔造了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一方基层政权的两种重要自治形式，它把贵族的地产与邻近的村庄分开，然后给予后者全权管理公共预算、市政发展和推行教育政策的权力。不过在加利西亚，这却不能算是毫无代价的好处，这项政策意味着贵族地主不用再向地方基层纳税，这就导致了许多自治村镇陷入了严重的债务问题。25作为一个从行政体系中分离出来的司法体系的一部分，帝国的自由主义政权还在奥匈帝国的奥地利这一边建立了遍及全国的地方法庭，过去在这些地方，只有封建领主可以提供司法仲裁。这些地方法庭可以处理民众们彼此之间，或者对国家的诉讼案件。此外，这部法律同样把对地方选民负责的基层公共政府和对维也纳政府负责的国家行政体系分开，后者过去自上而下地控制着市政发展。在这样一个双轨制的行政体系下，帝国政府会任命一位地区特派员在一定距离之外监管民选地方公共政府。这些官员还得到政府分配的一些职能，比如负责执行10年一度的自治基层公共社区人口普查。同时，这些社区还会自行雇用属于行政系统第二条轨迹上的公务员，负责承担它们不断扩展的职责。不过，上述这部法律没有对国家和地方自治两条轨迹上的职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区分，因此这偶尔会导致国家派遣的官员和地方自治系统自雇的官员处在一个尴尬的共生状态。但总的来说，地方基层政权和官员在很大程度上自行管理着所属地方，并且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
选举奥地利市议会的本地选民包括了分为两个层级或三个层级的男性纳税人，或者是依赖于他们所支付的一定量税金的投票团体。每一个投票层级通常都选举出同样数目的议员，这样一来，那些缴税最多的选民层级就能和人数较多但缴税额度较少的其他层级选举出同样多的议员。一个城市或村镇中，能够获得投票权的最低缴税额度和财产标准取决于一个社区总体的税收贡献。这就导致获得投票权的缴税额在维也纳和其他州首府相对高得多，而在加利西亚或伊斯特里亚的贫穷村镇就要低不少。总体来看，这个体系不但给予社区内的富裕群体特权，而且还严格限制了地方选举中的投票权。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奥地利，这些法律给予地方总人口10%—20%的成员投票权。而就在年满23周岁以上的奥地利男性得以参与国会投票之后7年，1914年的地方公共选举中，只有占总人口10%—25%的人可以投票，这个比例甚至比州议会选举的投票人数比更小。26于是就像在德意志，有权为国会选举投票的人要多于为本地市议会选举的投票人数，这和在英国的情况就不一样。
如果说一个中央集权的奥地利体系，正在越来越倾向于把权力移交给地方基层政权和州政府，那么在匈牙利情况则正相反。在匈牙利，过去传统上地方行政权力掌握在郡政府手里，而这些政府则由地方贵族绅士把持。从18世纪起，正是这些人不断催生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要求的不满，在那段议会没有召开会议的漫长时间里尤其如此。不过1867年协议通过放权给布达佩斯的国民政府，决定性地改变了这些冲突带来的风险，并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了匈牙利对帝国架构的支持（或者说至少是接受）。如今一个反中央集权的郡政府，已经对那些运作着新的国民政府的人们毫无意义。
1867年之后，定都于布达佩斯的匈牙利中央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对各郡及地方政府施以强大的控制力。许多布达佩斯的政治家（他们代表着制定1867年协议的民族主义精英）担心，如果让郡政府自行其是，那么郡政府就会由激进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或少数民族（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德意志人）把持，与其他人作对，而民族主义者拒绝接受1867年协议，少数民族则想在国会拥有更多代表并得到政府更多对其文化计划的支持。在1870年和1886年先后颁布的两部法律中，匈牙利政府削弱了郡政府的权力，但仍然继续依赖其发挥行政职能。从1870年起，布达佩斯方面任命了管理各郡和有限的几个拥有自治权利城镇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Föispán）。27这位行政长官在一位由地方议会选举出的副手或副市长（Alispán）的辅助下主持市议会。市议会的职责范围，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征税以及公共卫生与福利。市议会类似于奥地利的基层公共自治政权，但是它们实施自治行动的能力却受到体制结构的限制。28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由选民投票层级的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选出的地方精英主导了奥地利，尤其是奥地利大城市的政治。从市议会的决策到行政程序，都被他们垄断了。在这20年间，只有少数情况下，较为自由的报纸媒体的联合、政治组织的合法化和议会政治家哗众取宠的行为能够成功借某些名义聚集民意。29这里有一个突出的例子，1871年，捷克民族主义者动员了多达4万名波希米亚人参与露天抗议集会，要求所在州获得自治，并且要求语言平等，直到1871年基本条例失败为止。不过这样的大规模群众集会示威，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绝大部分的帝国土地上，仍然是个特例。30
由有限的少数人决定市政政策的趋势，在匈牙利表现得更加夸张，因为匈牙利的普选投票权规定相较于奥地利，在公共投票权上的限制更多。1870年一开始，匈牙利市政法规同样也在其他方面对选民进行了限制。在一开始，有权投票的选民只能选举市议会的一半成员。选民包括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男性公民，而他们缴税的额度也会纳入决定投票资格的考虑。剩下一半不经选举的市议会由城中最富有的纳税人组成，他们直接拥有议会席位，并且倾向于支持布达佩斯的执政党。举例来说，1867—1914年，位于匈牙利东北部的科希策，决定城市大多数政策的选民人数从最初的1 200—1 800人，增长到1870年的2.2万人和1910年的4.5万人。31不过很少有人会将这与“大众民主混淆起来”。
即便在投票权上留下了诸多限制，公共自治法还是为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本地面貌带来了很大改变。大大小小的公共社区都发起了返修基础设施的计划，吸引和促进更多商业发展，增加贸易，并推行新学校法。有维也纳辉煌灿烂的环形大道先例在前，许多市议会都使用自治法来进行彻底的城市更新改造项目。
1890年前后，维也纳环形大道即将竣工。在视野中，朝着国会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左侧，市政厅位于中央，维也纳大学和更远一些的城堡剧院位于右侧（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他们急不可耐地推倒束缚城市发展的中世纪城墙，填平容易导致疾病的沼泽，把这些回收来的空间改造成有着花圃和林荫人行步道的公园，此外，在一些较大型的城市，这些空间还被用于建造宽广的林荫大道。基层公共政权如今及时疏浚城内的下水系统，保障地方的饮用水供应，还铺平了城内道路。它们建造了庞大的历史主义风格公共建筑，用于反映市民的伟大以及它们所在城市独特的辉煌成就。然而某种程度上讽刺的是，这些建筑同样造成了它们试图达到效果的反作用：它们产生了一个全奥匈帝国的共性，甚至统一性的强大的直观感受，直到今天都十分引人注目。从格拉茨到布拉格，再从札格雷布到布达佩斯、克卢日和切尔诺夫策，市政当局渐渐在公共建筑上采用一种新巴洛克风格——建筑表面也往往涂为一种“帝国黄”的颜色。新建的剧院和音乐厅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就像菲利普·特尔（Phillip Ther）告诉我们的，“任何一个居民人数超过5万人的城市的地方精英都渴望拥有它们”。著名的费尔纳与海默建筑公司在全帝国范围内建造了将近50座风格相同的剧院和音乐厅（当然还有宫殿、宾馆和公寓建筑），这些建筑的特征和功能将在第一时间被来访者们安心地辨认出来。32
1905年前后，描绘布尔诺市立剧场的明信片。这间市立剧场由费尔纳与海默建筑公司设计，于1882年正式开门迎客。剧院中的点灯照明系统出自托马斯·爱迪生本人的手笔（AKON /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帝国城市建筑在风格上的相似同样也服从于这个国家强烈的文学怀旧情怀，它建立在许多已经失去的帝国的景象和遍及全国每个角落的生活方式上。如果每个大城市都夸耀自己拥有一座豪华的剧场（不管规模如何），或者一座恢宏雄伟的新市政厅，那么小村镇就至少要有一间咖啡厅、一家有着“漆成明亮的黄色与黑色相间条纹大门”的烟草店，以及还可能是一座涂成黄色的火车站，建筑上装饰着帝国的双头鹰。33“直到很久以后我们才意识到，”约瑟夫·罗斯在1938年回忆帝国的视觉效力时这样写道，“即便是各种大相径庭的城市景象、田野、民族、种族、农舍和咖啡厅，都一定会服从于一种将遥远的东西拉近，将陌生的东西变熟悉，将分散的东西集合在一起的强大力量的自然主宰。我谈到的旧帝国被人误解的力量，在我的家乡兹拉托格勒（Zlotograd），以及在斯希普霍尔（Sipolje）和维也纳的运作方式都是相同的。”34
古老的城市中心的林荫大道和豪华雄伟的公共建筑都为其增添了光彩，同时也与城市不断扩展的郊区地带中，工人阶级聚居地那拥挤肮脏的房屋（它们往往由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资助）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维也纳、布拉格、格拉茨以及布尔诺，新的工业教区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较为富裕的内城区周围，纵观全帝国，这些区域的共同风格也十分明显。1859—1917年，维也纳建造了46万座新公寓，不过这个数字还是很难跟上城市人口增长的步伐：1870—1900年，维也纳的人口翻了两番，在1910年达到了200万人。1890—1910年，布拉格的郊区人口也增长到了20万人之多。这种城市与郊区的环形模式具有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共同象征功能，还提供了相似的城市外观。正如沃尔夫冈·马德坦纳（Wolfgang Maderthaner）和鲁茨·穆斯那（Lutz Musner）所主张的，围绕维也纳内城周边的环形大道和绿化隔离带不只是展示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成就的舞台，它们同样成为真实的物质与社会屏障，标志出“城市中心的奢华住宅与暗藏危险的工人阶级聚居区”35之间的社会等级差异。而在工人阶级聚居的郊区，在工厂周边出现的功利主义的新型棋盘式街道布局和新巴洛克风格的出租公寓也起到了重要的监管的功能。正如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所设计的巴黎（这是个与维也纳不同类型的城市设计方案，巴黎的林荫大道直接穿过市中心），在1848年，居住在环形道路之外的新郊区的工人们，面对在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心狭窄且不规整的街道上轻易搭建起来的壁垒，无法轻易穿行。
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862年开始，到1880年前后终止，在这个时期，把持绝大多数市议会的精英商人试图在不产生他们认为不必要的债务的情况下，发展他们所在的公共小区。这种态度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波希米亚北部工业城市乌斯季（Aussig / Ústí，在1880年拥有36 364名居民）的市长安东·施特罗施耐德（Anton Strohschneider），他曾坚称：“只要我还是市长，就绝不能产生公共债务！”和许多19世纪70年代的帝国市长一样，施特罗施耐德强硬地拒绝为任何公共投资提供资金，除非他和他的盟友认为这是城市所必需的。这些必须解决的投资项目包括为古老的城市中心铺设道路、建设一座政府托管的校舍，或者解决最为恶劣的卫生问题。36在位于布拉格西南方向差不多20英里的工业城市贝龙（Beraun /Beroun，1880年人口约为6 000人），该市的市议会这样表述它的目标：“维护、稳定与保护城市的金融资产”37。19世纪70年代，这座城市的市议会除了修缮一些道路，以及对某几条城市道路实施照明以外，拒绝进行任何大型的城市整修项目。至于摩拉维亚南部城市乌赫尔堡（Ungarisch Hradisch / Uherské Hradiště，1880年有3 600位居民），当地市议会的工作重心在管理一家啤酒厂、出租公有农业用地和森林，以及向政府出租城市建筑，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赢利的目的。整个70年代，除了建造了一些小学与中学，市议会在基础设施方面做出的改变十分有限。38
描绘费尔纳与海默建筑公司设计的扎格勒布克罗地亚国立剧院的明信片。1895年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访问期间，这座剧院正式揭牌（AKON /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费尔纳与海默建筑公司设计的格拉茨城中剧院的明信片，这座剧院于1899年开张（AKON /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当匈牙利和奥地利的本地资产阶级精英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工作时，他们往往与慈善家和慈善集团分担费用，并将这种联盟看作改善市政的最适宜之道。1831—1832年，摩拉维亚西北部工业城市顺佩尔克（Märisch-Schönberg / Šumperk，1880年人口为8 500人）在经历了严重的霍乱疫情之后，紧跟着该市医生补救措施的脚步，一位本地商人出钱填平了老城区的沼泽，还建立了本市第一条有覆盖的下水管线。20年后，同为商人出身的顺佩尔克市市长把剩下的沼泽地变成了人行步道。1857年，另一位本地商人捐资成立了当地第一家医院。1871年，这座城市极大地受惠于一家联合控股公司出资设立的将当地连入铁路网络的铁路线，而这家公司则是由80位当地最富裕的实业家、商人和地主创立的。与此同时，顺佩尔克的市议会成员建立了一个城市美化志愿者组织，致力于建造一座公园、一个公墓、一个公共游泳池，以及一座席勒纪念碑。39那些法律赋予他们控制地方公共小区权力的自由主义精英，依靠他们自身对公共责任和大众福祉的理解来改造这些小区。这个阶段的公共发展骤然终止于19世纪70年代，因为更多的人开始聚集起来，要求在地方政府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改变防守策略
那些曾经在19世纪中叶主导政策，关于自由主义目标、理念和实践力量的政治招数开始逐渐在80年代分崩离析，至少这个结果，不完全是因为一个日渐面向大众的社会的崛起。城市化、消费、通信和社会组织的大众模式，开始挑战自由主义针对社会问题和行使政治权利方面的高度受限的个人主义的和不加干涉的方式。19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帝国国会选举的普选改革让更多人直接参与帝国的公共生活。如今选举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与文化事件，它让小区内所有的成员（哪怕是那些没有投票权的人）都卷入了公共仪式与活动，不管那是集会，还是骚乱。
大众社会的崛起还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都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自由主义一方完全没有应对准备的。来自中产阶层下层和工人阶级，在自由主义学校体系中接受了教育的男女，恐怕是把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学得太好，他们想要成为公民中的积极分子以及对帝国有贡献的人。那么基层的公共政府难道不是属于他们的吗？难道政府不应当响应他们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需求吗？难道他们不该在帝国决定未来方向时，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吗？1873年，当经济危机导致了长期经济衰退，而自由主义无力应对经济衰退造成的社会影响（失业和破产等）时，我们就目睹了这样一场人民造成的“地震”。经济萧条破坏了资产阶级政治虚构的团结统一，这曾是自由主义精英正当化自己牢牢把持许多奥地利市议会的行为的借口。自由主义者们把地方政治的特性描述为一种扎根于一个团结一致的生产者阶层（所谓的地方公民）反抗外来者（比如国家官员、各州政府或者近来迁移到城市的社会主义工人）入侵的斗争。这种虚构的团结一致并不能粉饰地方中产阶层内部关于理想的经济发展的本质，和那些拥有较少财产者所享受的城市服务范围之间逐渐滋生的分歧。40等到掌权者在选举中，公开用本地公有土地的合同或租约作为政治赞助的形式时，他们的行为无异于火上浇油。
当处于中产阶层下层的手工艺人、小零售商以及白领工人挑战银行家、实业家以及大商人的权势时，资产阶级虚构的团结终于崩溃。1873年之后，小生产者们开始组织起他们自己的社团组织，意在与本地商业、贸易和制造业的精英统治对抗，表达自身的政治利益诉求。41以波希米亚北部工业城市乌斯季为例，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在选举期组织了自己的经济社团，挑战市政厅内占据主宰地位的自由主义者们，他们举办公开集会（这是自由主义者们敬而远之的），还动员自由媒体发表他们的抗议。
这些积极的挑战者从公平和本地真实性的角度来塑造选举。究竟谁能最终从城市的发展中得利呢？谁可以代表那些真正的城市居民呢？挑战者们富有技巧地抓住了可以导致文化分裂的楔子议题，譬如反犹主义、宗教差异或民族认同感，以此来指控他们势力根深蒂固的对手采用了一些阴暗的外部势力，从而驱逐对方的力量。作为回应，本地精英动用了一切可能的政治赞助手段来巩固他们的政治霸权。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市长们在个人关系和彼此的资助与庇护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政治机器，用来重新帮助他们自己或者盟友们当选。当贝龙的选举到来时，在位的市议会成员突然把城市土地租赁给潜在的支持者们，又在希望获得选民善意的街区增设人行道，他们还向潜在支持者们派发特许证，允许他们销售社区公有的木材，于是他们的对手指控这一切为贿赂舞弊。1887年，议员们甚至宣布了两个不同的选举时间，这个花招招来了州政府的详细审查，最终宣布选举无效。42
正当收入较低的公民们在第三投票层级，甚至有时在第二投票层级成功赢得大多数选票，使他们的候选人当选时，地方上的权力开始了转移。在贝龙，一个主要由手工业者组成的反对党指控精英们对选民们的经济利益关注甚少。手工业者们抱怨议会不断把建筑合同授予邻近城市的竞争对手公司，而不照顾本地企业。早至1878年起，这些人开始偿还选举得到的胜利，他们的成功主要来自在选战中对大众志愿者团体的动员，这些团体有地方体操协会、歌咏协会和一个本地老兵协会，这些挑战者们胜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支持他们的地方报纸的创立和发行传播。43在所有这些明显冲突的例子中，市民社会不断发展，动员新的政治积极阶层参与到政治进程之中，并设法把他们在本地的要求和帝国结构连接起来，加深了地方和帝国之间的联系。
对于已经发生改变的选民，市政当局大幅度扩展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它们组织小型借贷银行，向农民和本地小商人提供贷款；它们还建立更多的学校、法院、医院、救济院、屠宰场、砖厂以及军队营房；它们在街道设立了照明系统，点亮了城市道路（开始以煤气灯，之后采用电力），而很多较大的城镇铺设了从工人阶级所聚居的郊区到市中心的电车轨道。44这份不完全的列表甚至暗示在很短的时间内，基层公共政权的职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它们从19世纪60年代受到限制的社区财产管理机构，成为80年代为它们的选民们提供大量服务的角色。
动员新的一批人参与帝国的日常事务，是一个常常会引起暴力行为的、具有不可预测性的过程，新的利益相关者为了制定地方政策的权力向传统精英发起挑战。因此在选举中也屡屡出现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他们正在选择帝国将要走上的发展方向。这也造就了人们反抗势力根深蒂固的地方精英权势的新方式——通常这种方式是暴力的，就像18世纪农民寻求国家的帮助，来对抗地方贵族压倒性的力量。只不过，如今的精英往往是一开始创造了新体制的自由主义者。1897年3月13日，来自加利西亚达维季夫（Dawidów，拥有1 300名居民）的一批主要说波兰语、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村民攻击了一个据说在选举中大肆舞弊的选举官员斯坦尼斯拉夫·波佩尔（Stanislav Popel）。波佩尔朝其中一名袭击他的农民开枪射击，这激怒了那群袭击者，将波佩尔活活打死。45而这两个村子的宪兵警察无力控制人群。农民们怀疑地方官员制造了一个虚假的符合资格投票人名单，从而让人民的声音变得无效，然后操纵一场欺诈性的选举，把胜利交给本地的大地主。让帝国制度能够顺利运作的规定使人们期待公平，而在本地农民的眼中，大地主们不公平地违反了这些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