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序言中，1911年选举期间，在加利西亚产油城镇德罗霍贝奇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使这座城市的副市长——一位支持强势的波兰保守主义者的犹太人雅各布·福伊尔施泰因（Jacob Feuerstein）与犹太民族主义者势不两立。这些犹太民族主义者和一些鲁塞尼亚民族主义者联合成一股力量，共同选出了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候选人。凭借加利西亚政府的支持，福伊尔施泰因动用了来自附近普热梅希尔要塞的军队，阻止要与他中意的候选人竞争的犹太和鲁塞尼亚民族主义对手当选。当一群犹太人和说鲁塞尼亚语的人在当地选区的一个投票站要求行使他们的投票权时，据说福伊尔施泰因当即下令军队朝人群开火。这导致26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一位来自维也纳《新自由报》的通讯记者确认了这个数字，他还同时注意到在军队射击人群之前，他们面对人群的挑衅，表现得极其克制。46这次事件中被杀的26人，表现出当权的集团以及挑战者们所共同面对的高政治风险。
这样一场艰难的选战的终结最终也让市议会内部激烈的仇视情绪画上了句号。奥匈帝国的历史学家们往往将这些地方民选机构中激烈的冲突（有时这些冲突还表现在物理层面）归结于民族主义对其的侵蚀力。然而这类通常与1897年之后颠覆了奥地利国会的民族主义行动（通过阻挠会议、侮辱议员、投掷物品等行为）联系起来的冲突，事实上却体现出了许多并不存在民族主义争议的市政议会所具有的行为特征。以乌赫尔布罗德为例，这座城市的市议会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捷克化，也不再有不断向摩拉维亚政府抗议市议会选举结果（三次选举分别发生在1900年、1906年和1911年）的政党，但它在1913年却宣布1911年选举中，第一和第三投票层级的结果无效。市议会开会时，气氛可谓是“狂风骤雨”，十分激烈紧张，还有一些议员“习惯性”地指控对手们诽谤（这些指控往往都不成功）。47在捷克语使用者占绝大多数的贝龙，当1888年，波希米亚政府已经宣布当年选举结果无效（当时市政府宣布了两个不同的选举日期）后，这座城市的政治生活仍然骚动不安。一位本地历史学家总结19世纪90年代的议会会议特征，称其“被一种不宽容、完全不尊重反对意见的气氛，以及包括人身攻击在内，违背了最基本礼节的行为”48所困扰。
上面来自乌赫尔布罗德市议会的例子表现出帝国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被绝大多数的奥匈帝国地方社会所理解和体验。政治暴力不仅仅是民族主义冲突的一个特点，许多人相信可以在一个较大的帝国体系背景下，为自己所在城市建立一套政治体系，以此塑造光明未来时，政治暴力也是他们所要面对的风险。奥地利的政治改革新赋予数千人投票的权利，在这个不和谐的过渡期，当人们在帝国中的切身利益在某些场合与某些时间变得尤为关键时，冲突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而这些场合与时间所指的，就是选举。
趋向现代化，趋向欧洲化（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
处在这些麻烦且难以驾驭的市政府中的所有人，都越来越倾向于认同一件事：他们所在的城市需要变得“现代化”，他们的城市需要享有当时人认为的欧洲技术发展和文化进步成果。管理一座城市的政府需要时时准备好推动改革，并且要大胆设想可能的发展。为了在19世纪最后的30余年中充分利用正在飞速进行的技术与经济变革，城市们必须行动起来，否则可能拱手把市场和现代化带来的司空见惯的好处交给地区内的竞争对手。铁路网或一支驻军，都有可能造就或毁灭一座城市的经济未来。
现在当然不只意味着一个繁荣的经济未来，它还意味着把代表一个共同的欧洲现代性的各种因素融入城市本地的环境和景观。就他管理的地区是否会合并入邻近大都市的问题，一位克拉科夫郊区地带的市长在与市政府谈判时，这位市长坚称：“当然，我们期待着城市照明，铺设平整的道路、供水管线，拥有合适警力，以及一切可以在大城市见到的东西。”另一位也在处理相似谈判的地方市长则要求煤气灯照明、铺设整修路面、在当地建造一所学校，以及作为合并的代价，为他所在的郊外地区提供更好的交通设施。内森·伍德（Nathan Wood）在他关于1900年前后克拉科夫的研究中，描述了地方上有影响力的人们（他们往往使用本地报纸作为工具）自觉创造出一种城市现代性的理论。这种理论与他们对自己所在城市的定位——欧洲大城市——十分吻合，而正是因为他们对其“大都会”和“现代化”特点的主张，以及维持这个宝贵地位所做出的长期不懈的努力，这个理论得以发展起来。49这些行为包括为城市在国际媒体上取得正面宣传效果的长期努力以及创立旅游部门，这往往是与私人倡议联系在一起的。
绝大多数现代化在本质上也具有帝国性。1891年，一些属于文化社团Kosmos的顺佩尔克市议员在俱乐部内聆听了一场关于某件新发明好处的讲座，这一新发明就是电话。讲座结束后，这些议员立刻开始游说商务大臣，要求把他们的城市连接入早期电话通信网。到了1892年年底，在大臣的首肯下，这个市议会建立了一个电话局。50顺佩尔克的这间电话局建立之后，乌赫尔布罗德也紧随其后。到了1905年，这座城市已经宣称拥有31个电话号码，所有这些号码都与一个更大的跨地域电话网络连接在一起。51在这个案例中，两座城市都积极地把自己和帝国中心联系起来，认为这一新型网络遍及全国，它们的利益与在其中的地位密切相关。
基础设施的发展同样意味着冒险，建造军营来吸引让当地人有利可图的军队驻扎就是一个例子。当顺佩尔克议会这么做之后，这座城市并没有吸引到它所希望的驻军。这种行为在布达佩斯、布拉格、维也纳或的里雅斯特等帝国最大的城市中广为人知。不过在此更重要的是，在1895—1914年这20年间，由中等规模和小型城镇实施的帝国项目。这些项目的内容五花八门，从建造新校舍、医院、图书馆、剧院，到电力照明、公共游泳池、新火车站和轨道电车系统。
为了跟上自己日渐增加的责任和职能，地方公共管理机构进行了扩张和多样化，并且雇用了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雇员。1896年，乌斯季已经雇用了100位这样的职员。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到了1900年，这座城市必须雇用一个监管不断增长的人员的主管；1911年，乌斯季新建了一座市政办公大楼，因为旧市政厅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新增设的办公室。
如今奥地利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支付所有这些现代必需品所需的费用，另一个问题则是国家如何为市政府和州政府各个方面的扩张发展埋单。在奥地利，中央政府仍然控制着税收政策，但根据19世纪60年代联邦主义者们在财政上做出的一个聪明让步，国家还需要负责维持各州与市政当局一切社会福利、文化机构、农业发展、教育、交通基础设施、公共建筑所需的费用以及附加支出。52各州确实已经往上述的一些领域投入了资金，国家亦允许它们在帝国税款上增加专项附加费，但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这些钱已经完全不敷使用。市政当局有权按照市民所希望的道路发展，这种自由事实上是一把双刃剑，市议会的议员们最终急切地渴望筹措实实在在的资金，来支付城市发展所需的费用。
各个城镇通过让自己变得现代化以站到帝国发展前列，当需要为此支付金钱时，这些城市有什么可以采用的应对选择呢？城市可以通过垄断部门或者提高收费来筹集资金。但是村镇不具备这一选择。此外，1900年很多州本身也负债累累，而它们也面对着增收直接与间接附加费的法律限制。1905年，各州增收的帝国税收附加费平均已经占到了奥地利直接税额的55%。53各州的债务中，有很大一部分可以归结于多语言州必须在当地建设不止一种语言的教育文化机构的义务。财政专家恩斯特·米施勒（Ernst Mischler）认为，摩拉维亚和布科维纳重复建设语言机构与服务的“元凶”，就是按照语言群体自治选民、学校系统和文化政策的民族主义妥协方案：
每一个政党，在处于其民族主义霸权的时期，尽其所能满足自身民族主义的需求，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譬如在摩拉维亚的一些地区）。而这些“需求”从民族角度来看，每个民族都要得到相似的或加倍的满足，这就往往导致过度的消耗。54
就像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帝国的中央政府增扩了不少职能，还大幅增加其人员规模。1867—1907年奥地利议会普选权范围扩展，也增加了以大众为基础的政党的影响力。这些政党为自己的成员们通过了一系列大范围的新服务，还试图影响官员的任命。地方辖区也倾向于雇用更多受过训练的官员，服务于农业监察、工程建设和卫生保健等诸多领域。这种扩展的出现，就不只是一种党派活动或者政治赞助的需求。就在扳倒了巴德尼政府的分裂性立法阻碍之后，首相恩斯特·冯·克贝尔（Ernest von Koerber，1850—1919）试图将政治的关注重点从民族转向地方。55克贝尔希望迅速增加地区长官的职位，以及培养具有专业素养的雇员队伍，拉近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距离，但是直到1904年克贝尔失势，他也没能完成自己最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即便如此，在1890—1911年，由于政府希望扩大它在乡村的存在与影响，各个政党也在要求新的选民服务，奥地利的年行政支出从400万克朗增至1 800万克朗。56
发布上述数据的是一个存在于1911—1914年，名为“促进行政改革委员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旨在重新建构奥地利的行政体系，给予其更稳定的财政支持。这个委员会举办公共听证会、公开征求建议，还发布关于奥地利官僚系统各个方面以及职员的报告。57它提出了若干简化不断扩张的公务系统的建议，其中包括减少雇用受过高等教育训练的官员，多招募接受过高中教育的文员等。58其重点不是为了削减奥地利的官僚体系规模，改革者们希望能让这个体系更有效率地为大众服务，同时稳定自身的财政预算。不过由于当前制度授予地方利益的方式，任何对制度的大规模改革都很难获得众多各类群体支持。59
在匈牙利，执政党内部的民族主义活动家为了能够利用最新的技术发明，表现匈牙利在欧洲俱乐部中所谓的“现代国家”地位，在独立的匈牙利国家能力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政府在铁路基础设施发展上投入了巨额资金，迅速构建出一个所有铁路线都通向或者穿过布达佩斯的高度集中化系统。地方上同样如此，布达佩斯市政府将城市包装为东方的“多瑙河上的巴黎”，以此来吸引游客。1902年，市政府在匈牙利商务大臣的支持下创立了一家旅游与观光公司，它很快就制订出一个将布达佩斯牢牢嵌入现有的欧洲乃至世界旅行网络的市场计划。亚历山大·瓦里（Alexander Vari）指出，像布达佩斯这样相对较新的城市，它产生的市场需求使城市的掌权者面临一些两难困境。布达佩斯没有像维也纳、巴黎或伦敦等城市中，可以吸引游人的历史纪念物和博物馆，于是它只能推销自己的现代化，同时展现出紧跟时代的面貌。一位本地活动家这样写道：“人们（在布达佩斯）找不到金字塔、斯芬克斯，城内没有像梵蒂冈一样的圣地，也没有艺术杰作与美丽的自然风光，不过在这里的外国游客会欣赏人造景点，从而发现这座城市的有趣之处。”布达佩斯当局开发了多种多样的游览项目，比如1903年，这座城市的“冰宫”（Jégpalota）对外开放，人们可以在一间暖房观赏热带的棕榈树，同时在暖房中的室内溜冰场享受滑冰的乐趣；此外还有包括电灯照明和晚间焰火表演的多瑙河庆典活动，以及汽车大赛、自行车大赛，甚至斗牛表演。通过上述这些活动，布达佩斯的执政者们试图把他们的城市变成能够激发游客好奇心的对象。60
1896年，布达佩斯千年庆典的开幕活动。这次活动是为了庆祝匈牙利人在喀尔巴阡盆地定居1 000年（Alinari / Art Resource, NY）
1880年之后，匈牙利政府投入巨资建设城市和国家基础设施，于是回过头来看之前这股建设的风潮，就更像是民族主义者残余的忧虑产物，而非人们对公共生活越来越高的参与度的响应。与奥地利相比，匈牙利地方和国会的选民规模在1867—1919年缩小了，市政权力比以往更紧地掌握在小部分地方绅士、大资产阶级和贵族精英手里。61在发展基础设施与市政服务、汇集更多居民的方面，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匈牙利市议会所面对的压力要远远小于奥地利的同侪。匈牙利实施的现代化项目通常适用在城市传统意义上的中心，更倾向于服务精英资产阶级的聚居区，同时，这些项目还用宏伟的建筑和新技术发明满足了对国家荣耀的渴望。如果大众政治的表现出现在匈牙利，那么展示它们的地点往往在街头，或者本地社团生活内，而不会出现在特定的政治背景，比如市议会、郡议会或匈牙利国会之中。这也意味着匈牙利政治社会就不会遇到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意识形态激进化压倒性地主宰奥地利政治生活的遭遇。
1900年前后的数十年间，现代化的诱惑以及在欧洲范围内表现出“进步”的目标同样体现在设立新基础设施之外的表现与行动上。对此，工人组织、拥有各种各样的政治信念的女权主义群体，以及教育和生活方式改革者们——他们试图改革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令其与他们宣称的欧洲进步步伐保持一致——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从动物保护、医学上的优生疗法到素食主义（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在1913年共有10家素食者餐厅，维也纳有6家，布达佩斯有1家），社会活动家们提出了现代生活的全新视角。62此外，以各种试图扩大女性在各种职业就业机会的妇女团体为例，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转变也成为社会开放进步的一个普遍衡量标准。63
在奥地利，民族主义组织中的妇女组织十分引人注目，它们也光荣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数千名女性活动家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了她们在组织活动、筹集资金以及为了民族主义事业制定动员地方社会支持的新方法等方面的高效。64与此同时，从事白领职业的女性组织也要求改善从津贴到工作环境各方面的现状。譬如在1900年前后的数十年，奥地利的女性公务员人数接近9 000人，她们就为了消除严重的薪酬歧视和获得足够的退休金而不懈奋斗。65
1896年，为了匈牙利的千禧庆祝活动，人们撰写了一部校园剧《女性的赞礼》（A nök Hódolata），并在全匈牙利的女子学校中上演，它从给予女性机会方面赞颂了匈牙利的现代化。在剧中，一个名叫“诽谤”的角色试图让代表罗马尼亚、德意志和斯拉夫女性的三个角色针对“匈牙利亚”，然而“匈牙利亚”获得了胜利，她的法宝就是用匈牙利社会为所有民族的女性准备的众多机会。就像这部戏剧表现的那样，当下的现代女性，有的做了教师，有的成为邮政工作人员和电报发报员，她们都为匈牙利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66
1900年之后，只有很少的几个主要政党支持女性拥有普选权，这其中最有分量的当属奥地利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以及捷克民族社会主义党人。后者联合了捷克进步党和捷克青年党，在1912年波希米亚议会选举中的一个布拉格选区，帮助民族主义作家博任娜·维特科娃–库内蒂卡（Božena Vitková-Kunětická，1862—1934）作为“抗议候选人”成功当选。她的胜利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尽管政府并不允许她就职。67
如果说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城镇中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即所谓的现代化）给女性带来了新的就业方式，以及参与民族主义公共活动或者加入司法机构的机会，它们同样在性别层面产生出了新的文化利益，譬如卖淫和性变态。在欧洲其他角落，19世纪90年代廉价的娱乐图文小报的寻租刺激了报纸业内的竞争，它们试图把一个新的城市社会中令人惊奇的元素带给读者，通过吸引眼球增加销量。这种情况，在那些意图吸引游客或想要寻求军队驻扎的地方表现得尤其明显，娱乐小报热衷于报道所谓现代化中更加阴暗的一些内容，其中包括广泛的卖淫现象、越来越显而易见的同性恋圈子，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众多性犯罪。68斯考特·斯派克特（Scott Spector）有一项颇具启迪意义的分析，它针对的是1907年一份维也纳报纸丑闻，揭示出当时的新闻报纸为了扩大读者群，往往会详尽描述一些特别耸人听闻的危险，因此这些报纸宣称，一个可敬的大众阅读群体实际上所知甚少。69在给予有关现代城市危险的“情绪化内容”之后，像维也纳的《奥地利犯罪画报》（Illustrierte Österreichische Kriminal- Zeitung）这类报纸就宣布，告知迅速增加的读者群在他们之中存在着“不受控制的妓女”“妓女们的皮条客”以及“越发自信的鸡奸者”是一种义务。70安妮塔·库里毛伊（Anita Kurimay）分析了一年之后的1908年，在当时的匈牙利出现的一份警方公报，这份公报的内容更加深入，它向读者对比了针对女性和男性卖淫者不同的惩罚措施：
在领有执照的妓女和私娼中，有不少人因为自己放荡难抑的天性和对男性的渴求，把她们自己放在了受人谴责的立场上。但在男妓中，这种事却几乎不可能发生。他们都是生意人，这些人为了金钱，甚至会抛弃为人的最后一丝尊严，与野兽交媾。因而他们在道德上的悖乱导致犯罪，就可以让人理解了。71
当然，我们也毫不意外地看到，匈牙利作家们往往把盛行于布达佩斯的性变态现象与都市发展和这座城市迅速的转型变革联系在一起，称其为“东方巴黎”：
这就是我们美妙的布达佩斯成为一座大城市的原因。数量庞大的夜总会和咖啡厅进一步发展和塑造了已经苏醒的欲望。反过来，在这座城市中可以体验人性的所有欲望，包括“天性的野蛮衍生物”。它们是狡猾多端、名声在外的种种邪恶行为，它们在各种恋爱场所迅速增加，就像它们在许多家庭内部所做的那样。72
在内森·伍德的研究中，发行于克拉科夫的类似报纸不断试图把自己的城市与欧洲其他“现代”城市相提并论，其中往往会涉及对随着现代化产生的令人震惊的不道德行为事无巨细的描述。在这些报纸上，暴力犯罪和堕落性欲的描写已经让人难以启齿，更不必提抢劫、杀婴和少年犯罪等罪行，在它们看来，这些都是一座城市要成为东方的巴黎或伦敦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有一份报纸这样解释：“克拉科夫并不真正会成为伦敦或者巴黎，但是在这座小小的克拉科夫城中，极度贫困就像它在人口众多的中心城市那样，制造了大批狭小阴暗的贫民窟。”1910年，克拉科夫有了自己的娱乐画报：《每日导游画报》（Ilustrowany Kuryer Codzienny）。在一篇曝光城市儿童卖淫现象的报道中，这份报纸扬扬自得地警告读者：
想一想我们对故乡完全的爱，想一想我们为那些极具价值的历史古迹保留的完全虔诚……我们不能忘记，随着时间流转，克拉科夫正在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城市，同时伴随着它发展的脚步，伟大城市所有的腐败堕落也随之而来，或许到来的脚步会更快……73
如果说奥匈帝国的城镇自觉成为现代化的化身，那么会有很多人担忧现代化是否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等到媒体巧妙操纵舆论之后，他们的忧虑就发生了转变，反而认为这是现代性中必须接受的一部分。
从兵役到爱国主义
1868年的征兵法是自由主义时代一个与众不同的重要改革，它同样造就了大众与帝国产生联系的方式，在数百万男性公民中缔造了一种重要的共同经历，哪怕这些人的服役期结束，这种经历和情感也不一定会断绝。如同当时其他的欧洲社会一样，这部新法动员了帝国全境所有阶层的青年男子，共同经历长达三年的军事化训练和兵役。历史学家们在国家建构的背景下，把19世纪的征兵法看作一种强大的工具，它鼓励年轻人看到自己家乡所在地区和更大范围的国家之间的联系，塑造一种民族共同体的共同情感。74而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才开始探讨关于奥匈帝国大众兵役制度在国家建构和塑造国民身份上所扮演的角色。75被征募入伍服役的经历所给予来自不同地区和社会背景的男青年们的，是一种对他们服务的国家产生的广泛认同感，这种认同感究竟可以深入到什么程度呢？
在19世纪的前50年，奥地利兵役制度在每个地区的兵役特点、征兵规模和服役期限都不相同，而且常常会产生变动。比如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匈牙利士兵有时需要毕生服役，而在帝国其他地方，服役年限被限制在14年。服役的年轻人，通常由抽签选出。但是鉴于帝国内部有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逃避兵役方法（包括可以豁免服役的特殊职业、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还有可能通过交钱免除服役），通常都是来自乡村地区的穷人入伍当兵。1840年，为了让全帝国的兵役标准化，政府把匈牙利的服役年限降低到10年，又在1845年在全帝国推行了8年兵役制度。76
1868年12月，新的兵役法决定性地缩短了服役年限，并使其适用于奥地利和匈牙利所有的男性公民，从而代替了哈布斯堡君主国传统的有选择性的征兵政策。77新法规定全帝国的男性公民都平等接受抽签征兵，但每一年中，不是所有对应候选者的号码都会被抽中。事实上比起其他欧洲大国，奥匈帝国每年征召的符合入伍条件的人，占比很低。那些没有获得征召的人需要加入后备军，或者独立的地区民兵队伍，在奥地利，这样的民兵组织叫作警卫队（Landwehr），匈牙利的则叫作国民军（Honvé d）。78至于符合大学入学标准的中产阶层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后备军军官的身份，志愿接受一年的军事训练。79这就保证了国家可拥有大量的后备役军官，并且使奥匈帝国的后备军有着比邻近的德意志与沙俄更高的社会和宗教多样性（奥匈帝国后备军的军官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犹太人），后两者的军官群体，至今还维持着以贵族为基础的社会排他性。
这项改革造就了一支有着普遍性特征的军队。全帝国年满18周岁的男性从军入伍，成为一种普遍的仪式。一支流行于19世纪70年代的斯洛文尼亚民歌解释了帝国新兵役制度的平等性，它这样唱：“无论是贵族少爷还是农民之子，所有人都会被征召。”80此外，伴随着全新的普及初等教育学校体系，入伍服役成了哈布斯堡王朝和它各个阶层的男性公民之间最具影响力的连接点。这种联系或许并不总是积极正面的，但尽管如此，兵役制度仍然起到了向全国各地的男性公民灌输一套既定的惯例与帝国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
在过去，兵役被看作一项要尽可能摆脱的负担。但是在现代军队服役，却对潜在的农民与工人阶级的受征召者有益。在这三年中，他们可以得到定期发放的军饷、医疗卫生护理、食宿安排以及对退伍之后的平民生活大有用处的技术培训，这些士兵还能接触学习帝国中的其他语言，并且有在帝国其他地区服役，体验不同生活的机会。81
对1868年的改革者们来说，兵役不再单纯变得普遍，它还会变得更加人性化和理性化。过去一些常常用来无故体罚士兵的残忍手段都被禁止，政府还立法限制了使用体罚手段的形式。这项改革部分是来自一个自由主义信条（不过不是所有的军队指挥官都一定接受它），即帝国公民士兵的地位，值得获得新一个层次的尊严并受到尊重。虽然如此，克里斯塔·海穆勒（Christa Hämmerle）的研究指出，许多成为营房生活特色的旧惯例仍然沿用到了20世纪，来自普通士兵的回忆录与信件中，也往往抱怨无端受到不合理的过度体罚。82
1867年之后，军队遇到了帝国在地方、州和帝国官僚体系中遇到的相似问题，特别是由于奥地利和匈牙利在宪法上的承诺和要求，它不得不制定相关的语言政策。对一般的奥匈帝国常规军队来说，为了军队的效率和帝国的统一性，它们采用的指挥语言仍然是德语。但是匈牙利的民兵组织就使用匈牙利语来指挥（克罗地亚的地方民兵队伍也是如此），而奥地利的民兵组织使用的语言则是德语。83每一位被招募进常规军的士兵，都必须学习80个左右的德语命令，作为常规训练的一部分内容。此外，军队还使用德语作为联系军中各个机构之间的服务语言。
不过在1868年，入伍服役的士兵拥有了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接受训练的权利，他们还可以在所在的团内部使用自己的语言交流，还可以用母语和最高至上尉军衔的军官对话。这项权利来自奥地利宪法所做出的语言运用承诺，但它适用于整个奥匈帝国的军队，而不仅仅是来自奥地利一边的士兵。而且，如果在一个团内有超过20%的士兵使用帝国内部的一种官方语言，那么这种语言就会成为这个团的官方语言。军队接受检阅时，士兵们也可以用自己团的语言高唱军歌。政府也鼓励每个团的军官学习他手下士兵们所用的语言。而自从军队不断输送军官去新的驻地，而且一般不会（至少不会长期）让他们在家乡服役，因此这项语言要求就变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而军官们的训练课程中，几乎不包括语言课。84到1900年，这些法律和传统的交汇产生出一种功能结构性的多语主义情况，这在全欧洲的军队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军队通过普遍使用德语、穿着统一制服、参与同样的传统来使官兵一致化的同时，军队团级别的语言实践，就像诸如初等教育等帝国实验一样，将士兵们民族主义化。
不过军队中的团级语言系统以及作为指挥语言的德语，不断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国会，以及各州议会中引发争议。民族主义政治家往往引用那些军官无法熟练使用所指挥兵团语言的特定案例，来给军队贴上推广公平使用语言政策迟缓的标签，或者指控军官想要德意志化或者匈牙利化手下的士兵。匈牙利政治家则不时要求匈牙利语在军队中的平等地位，以及要求德语不再是唯一的指挥和服务语言。19世纪八九十年代，激进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利用指挥语言问题动员了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对抗主导了匈牙利国会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还指控后者是民族主义令人羞耻的现状的奴隶。他们的这些行为造就了1903—1906年的重大宪政危机，当时民族主义反对派剥夺了匈牙利执政党在国会中的席位，但他们没能组建一个让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接受的政府。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决定在军中继续使用单一的指挥语言。他以威胁要在匈牙利引入男性公民全民公投的方式迫使匈牙利新政府妥协，放弃让匈牙利语成为新指挥语言的要求。匈牙利民族主义者们有多么想要从各方面增强匈牙利之于奥地利的独立性，他们对男性全民公投的恐惧就有多深（这会令大批非匈牙利语群体得到投票权，同样对他们抱有敌意的社会阶层也会获得投票权），这迫使他们最终让步。
当然，让匈牙利政治家们怒火中烧的还不只是德语在军队中作为指挥与服务语言的特权地位。政治家们还声称基于奥地利宪法条款的军队团级语言实践政策，确立了斯洛伐克语、罗马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在公共运用方面的合法地位，他们认为这直接破坏了匈牙利的语言同化政策。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同样设法加强匈牙利语作为驻扎在匈牙利境内部队所用兵团语言的地位，同时阻止其他语言在这些部队中的运用。当然，这项尝试也宣告失败。
当官兵们驻扎在帝国各地时，毫无疑问当地的情况也加强了军队兵团的多语种实践。我们已经见到帝国的城镇如何相互竞争，吸引可以为它们带来经济利益的驻军。这种情况和地方政客致力于民族主义运动的情况并存，而有时前者甚至会压过后者的重要性。1882年，卢比安纳的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取代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者在市议会的地位，他们很快就把德语标识改为斯洛文尼亚语，当地的行政语言也从德语变为斯洛文尼亚语。但是这座城市内同一群民族主义政客与当地驻军军官联系时，还是继续使用德语，而且他们还同意在军队营房中使用德语和斯洛文尼亚语的双语标识。政治家们这种实用主义的表现来自感激之情，他们认为自己的城市位于一个更广阔的帝国环境之中，帝国体制同时给城市带来经济利益，在帝国其他市议会中这也是公认的事实。85不过，政治家们对军队在当地的存在持有的积极态度（暂且不论军队使用德语的情况）同样是源于一种强烈和大众化的地方爱国主义。对许多卡尼奥拉人来说，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和奥地利爱国主义都是并行不悖的，即便时至巴尔干战争阶段（1912—1913年），还有不少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同时支持塞尔维亚的战事。86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往往自诩为帝国最忠诚的臣民，而同时说斯洛文尼亚语的退伍老兵又表现出对自己民族极大的忠诚。
在帝国城市的社会生活中，军队同样扮演了一些重要角色。来自当地营房的驻军军官经常参与所在城市的地方社团组织庆典文化，他们参加舞会，也在筹款活动中露面。军乐队也常常在当地举办公开演出，并且参与到地方宗教节日和帝国假期庆祝活动之中。此外，不少军人还会让自己适应因本地情况而产生的文化诉求。87比如在卢比安纳，为了表现民族平等，军官试着参加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的庆典活动，偶尔还在公开场合用斯洛文尼亚语发言，军乐队也会经常演奏斯洛文尼亚语的进行曲。88
在此我们很难评估军队多语种的语言实践，以及其他军队常见的服务方面对广大帝国人群的影响。那些主要从二元制的角度总结帝国机构特性的历史学家（他们既没有通过大众民族主义的方式弱化哈布斯堡君主国，也没有从大众爱国主义的方面强化它）例来把军队看作帝国的重要支柱。但是军团的语言运用情况和在兵团内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自觉，却很难适用于军队的传统定义或者它单纯作为帝国的一种向心力的角色。塔玛拉·舍尔（Tamara Scheer）在她的研究中无疑对这种观点提出了修正，她主张体制化的多语主义具有同时强化民族主义的和帝国的爱国主义倾向的作用。89这一点在1900年前后，从不断增长的退伍军人团体中，老兵们的活动和态度上表现得格外明显。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当退伍老兵开始用创建爱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方式来缅怀他们的从军经历时，兵役经历就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他们产生对帝国的认同感的方式和程度。退伍军人协会积极参与老兵们的家乡中与爱国事业有关的社会活动和慈善工作。这些参与地方活动的表现并非展示出一种军事化的态度，而是退伍军人们想要通过社区服务和一种仪式化的庆典文化，保持他们的爱国主义能动性的渴望。90从基层兴起的退伍军人组织的发展引起了政府层面的注意，很快引起了它们的兴趣。帝国与皇室政府中有不少人正在寻求巩固人们对帝国忠诚心的新方式，于是他们把退伍军人的组织视为一种值得他们投入物质和精神支持的事业。91
劳伦斯·科尔（Laurence Cole）关于退伍军人社团的研究指出，它们在19世纪最后10年的增长情况（1890年，内莱塔尼亚的这类组织有1 700个；到1913年，这个数字增长到2 750个），可被看作一种理解人们回过头来把个人意义归结于投身军旅的方式。92这些老兵的例子反过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帝国最后的10年岁月中，爱国主义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怎样一个复杂的角色，以及爱国主义和以地方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自豪感之间复杂和难解难分的关系。一个退伍军人组织的特点、成员情况以及在地方的作用都是由特定的环境和地方因素决定的。与其他种类的社团（其中包括民族主义社团）不同，退伍军人团体动员吸纳的成员们，社会背景的差异更大。在一些地方，退伍军人组织的成员有着中产阶层下层、农民或工人阶级的面貌，这意味着在地方自由主义显贵把持的社团之外，退伍军人组织为老兵们提供了一个社交的替代选择。科尔就曾举例，在奥地利沿海地区和蒂罗尔，退伍军人组织常常和民粹主义的社会天主教党派结盟，削弱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在这个案例中这些人往往是意大利裔）对公共空间传统的主宰地位。正如科尔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的社会维度意味着在上述地区，退伍军人的爱国文化同时也“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一些重要领域（沿海地区和蒂罗尔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以及绝大多数的里雅斯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一成不变”。93
政治家和官员们开始越来越关注这种不断增长的大众现象，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大众政治以及民族主义风潮盛行的时代，退伍军人在奥匈帝国的公共生活中起到了一种蓄积积极爱国主义情感的作用。94在克贝尔政权执政期间（1900—1904年），正如我们前文中所见，政府试图在巴德尼语言法令造成的混乱和冲突之后重建奥地利政党系统的政治生命力。克贝尔内阁甚至探讨过在帝国的奥地利这一边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退伍军人资助，作为强化帝国国家意识的一个手段。与此同时，国防部建议把这样的一个组织置于国家的掌控之下，这样就可以在战争情况下动员该组织的成员为政府承担起治安任务。不过因为退伍军人决定保护他们的地方自治性，因此这个创造一个统一的覆盖全帝国的退伍军人组织计划最终宣告失败。地区自豪感和民族认同感是老兵自我认同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更不必提他们的帝国爱国主义在其中的重要性。许多本地和州级别的组织并不希望它们组织的独特性在一个覆盖范围更大的联盟组织中被抹杀。95
大众社会与政治文化
1905年11月5日，来自帝国各个城镇的数千名奥地利人举行了要求男性全民公投的和平示威。从西边的因斯布鲁克、的里雅斯特、林兹，到东方的克拉科夫和利沃夫，各州首府城市都目睹了主要由工厂工人组成的前所未有的人潮涌上街头，要求获得参与帝国法治进程的权利。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地方上的一些城市，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上奥地利和施蒂利亚等州尤其如此。就在另一场示威活动演变为流血事件的前数日，维也纳的警察还允许游行者们进入靠近霍夫堡宫的环形大道，向国会大厦行进，然后在国会大厦前，示威工人们在警察的旁观下举起了黑金两色旗杆上的红旗。96只有在布拉格，示威活动变成了暴力事件。抗议者们筑起街垒，和警察们对峙几乎两天。波希米亚行政长官查理·库登霍韦伯爵（Charles Coudenhove，1855—1913）请求维也纳方面增援，以及授予他颁布戒严令的权限。维也纳政府的内政大臣批准他后一个请求时，也建议库登霍韦伯爵保持克制，警告他这次事件有可能激起内战。当天稍晚，首相保罗·高奇（Paul Gautsch，1851—1918）发布了一则准备登载在布拉格报纸上的消息，消息正式批准了所有的和平示威行动，但同时也警告任何暴力行为都会使政府中止人们行使公民权利。97
这些事件表现出这个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容忍，甚至回应自下而上的政治表达，并同时试图回避暴力。1869年的自由主义者们对待工人普选的要求时还表现出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但如今经过30年不同派系之间的民族主义政治冲突，一些政治家认为工人阶级选民会成为沟通议会政治和整个帝国关心的社会经济议题之间的可能桥梁。也就在同一时期，国际形势也让政府无法继续忽视工人的诉求。
帝国11月的示威行动（伴随着偶然发生的暴力事件），是在1905年沙俄的革命影响下展开的。当年10月，经过长达数月的社会动荡，沙皇不得不让步于宪法和一个具有立法权的国会，但是奥地利工人没有简单地对沙俄的剧变做出反应。奥地利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从1869年开始就公开表示要求得到普选权，在那个时候，他们遭到曾经的1848年革命参与者、内政大臣卡尔·格斯科拉冰冷的蔑视。19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因为严厉的法律转入地下活动，而这些法律的起草正是政府对无政府主义的暴力感到恐惧的回应。当这部法律失效后，1889年1月1日，活动家们在一场召开于海恩菲尔德（Hainfeld）的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名叫“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党，这个政党的规章信条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主要由维克多·阿尔德博士（Dr. Viktor Adler，1852—1918）制定。1889年7月，这个新政党在巴黎参与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第二国际”。
就像帝国本身，这个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发展的社会主义政党受到中央集权主义化和联邦化两种不同的动力驱动。掌管政治结社的法律限制了一个包括许多地区和地方分支机构的中央集权式组织的成立。因此，许多政党的领导人懊恼地发现，这使得一些更独立的地区性或地方政党分支获得了很强的影响力。因此，绝大多数社会主义组织都以文化和社交组织的形象出现，比如阅读俱乐部、体育俱乐部、歌咏俱乐部以及系列讲座等。与正式的政治组织不同（它们更像是民族主义社团），这些群体可以更轻松合法地组织起覆盖范围更大的联盟组织。而社会民主党的一些活动与仪式，特别是每年精心安排的5月庆典，成为党内的一项重要事务。这些庆典是更多一般人可通过参与大众集体活动的方式接触这些党派的仅有机会。奥地利的领导人，比如阿尔德也把每年的5月庆典看作强调工人成熟性、可敬和尊严的机会，这些活动选在一些通常不被工人们占据的场所，比如维也纳的环形大道。98
19世纪90年代，工会化在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一侧迅速展开，这同样增长了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信条，即社会主义胜利一定会在奥地利发生。当时的一份记录为读者们提供了奥地利公会成员的数据：1892年，其成员人数为46 606人；到了1902年增长为135 178人；至于在为了争取普选权改革而引发民众大规模示威游行的1906年，这个数字为448 270人。这样高的数字，已经超过了英国和德意志，接近同一时期公会成员数已达数百万的法国所拥有的工会化比例。然而同时期的匈牙利，在1905年只有71 173名隶属工会的工人，他们绝大多数都身在布达佩斯。99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以及工会成员的力量，在帝国的工业区，如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施蒂利亚、上下奥地利以及的里雅斯特。在1897年，这个党采用了语言/民族路线的联邦主义结构，以便更有效地（在选举期尤其如此）利用自身资源。自此之后，这些经过重组的民族主义群体就开始独立召开各自的大会，并且每隔一年集中召开全党会议。这情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个奥地利政党处在民粹主义的政党竞争压力下，正式分裂为几个不同的民族主义政党。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