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多民族身份以及对普选改革的认同，使其实际上成为一个支持帝国民主模式的政党。这种特质在该党1899年于布尔诺召开的党大会上得到了强化。在大会上，它第一次接受了一个联邦主义改革方案，该方案鼓吹把奥地利转化为一个民族平等、政治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们制订这样一个方案，部分是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指控他们的社会大同主义对民族利益漠不关心的回应。101正如雅各布·拜内什（Jakub Benes）所言，在回应这类指控的运动中，捷克语、德语、意大利语和波兰语的使用者们都强调，他们对政治的民主方式会比资产阶级的方式更有效地服务于所属的民族共同体。102
在此重要的是，这些人构建了他们自己处理民族主义政治的途径，奥地利工人们不是受害者，也不是“一战”前最后10年中，资产阶级四处蔓延，主导了政治讨论的民族主义的被动接受对象。他们强调自己产生了更加民主的变化，并且对国族身份有了更对立化的概念。另外值得指出的一点是，通过第一次给予奥地利社会主义者一个关于帝国各文化群体平等共存的政府纲领性文件，布尔诺方案同样明确展示出这一党派对帝国存在的承认，尽管这是以一种更民主化的形式达成的。
关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问题并不只是个策略问题。在一些例如奥托·鲍尔（Otto Bauer）和卡尔·伦纳（Karl Renner）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这还是一个关于建立一个真正公平社会可能性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问题。正如关于文化差异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对特定奥地利与匈牙利法律和宪法承诺的响应，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与帝国产生的重要接触也塑造了它本身。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一个理念，认为民族认同感纯粹属于上层建筑。到了1900年，他们相信这些差异已经深深扎根于奥匈帝国日常生活的物质层面。然而与此同时，他们拒绝接受民族主义者认为帝国各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观点。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相信民族身份具有一种自发的所谓“个人准则”，而不是基于地域、历史或是先天赋予的，因此他们提出文化自治以及各民族平等的思想。与此同时，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实现工人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公平正义。他们还拒绝接受像摩拉维亚妥协方案这样的非民主解决方式，在这类方案中，捷克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同意在纳税人中实施有限制的普选权，并且在每个民族中继续保留具有特权色彩的分层投票制。与这两类民族主义者不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文化事务联邦化，同时在一个超国家的层面将经济和政治政策中央集权化。他们同时还主张在奥匈帝国各民族之间公平分配文化机构（以及赞助它们的资金）。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赞同上述提议，尤其是来自波希米亚的捷克语使用者。103
1897年，通过一项新的选举改革，帝国在已有的4个国会选举投票层级（大地主、商会、城市、乡村）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层级。在这一次改革中，不论人们收入多少，只要年满24周岁，并且在所居住的区域居住满至少半年，就可以获得当地的投票权，这个新的选举分层，在总计425人的国会代表中选出了72人。104正因为有了这次改革，社会民主党人得到了在选举中竞争的机会，当年3月，该党得到了国会中的14个席位。但在各州和各市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却因为更狭隘的投票限制、分层级投票，以及不公平的重新划分选区行为，存在和表现普遍被削弱了。为此，参政权就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未来的一个重要象征，在1896年的党大会上，阿尔德宣布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要成为一个“参政的党”。在这些情况和宣言作用下，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11月的投票参政权示威游行得到了全帝国群众的大规模支持。
这些示威游行在11月28日，即国会将受理男性全民投票权相关法律的当天达到了最高峰。社会民主党人在当天策划了一次大罢工（这次罢工事先得到了一些雇主和政府的同意），这样成百上千的男女就可以在有组织的静默下列队行进，经过国会，并且在全帝国的城镇举行类似的示威活动。同样支持投票权改革的地方资产阶级进步分子，也加入社会主义者们的示威活动中，这使工人们产生了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选择的道路会不可阻挡地走向成功，帝国也会迎来社会主义的未来。
争取男性公民普选权获得的成果，以及分层级投票制度的终结在这次改革中得到了体现（并且在1907年1月26日由皇帝亲笔签署成为法律），它给予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一种极大的成就感，并且支撑起了他们对未来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是属于他们的改革，不属于民族主义者，也不属于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人单枪匹马地破坏了体现为分层级投票制度的贵族封建特权，推翻了阻碍他们获得权力的壁垒。1907年5月14日和23日，在投票权改革之后举办的第一届议会选举中，由于选民极高的参与度（超过80%），令社会主义者所属的党派一跃成为国会中的最大党。社会民主党人在百余万选民之中，获得了23%的大众选票，并得到了516个代表席位中的87个。奥地利的这次选举，是通过一个个单一选区进行的选举，而不是在比例代表制下进行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何社会民主党人没能获得更多代表席位。尽管如此，在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日渐增强的情况下，选举获得的巨大胜利看起来已经确认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最乐观蓬勃的发展局面。这个结果同样向社会主义者们显示出一个事实，这个帝国属于他们。相比较德意志、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类似的工人运动，这场胜利造就了一个关于国家所有权的独特叙述角度。105
这场选举同样令政府，乃至皇帝的希望得到了确认。他们希望改革可以授予那些致力于让帝国强大的跨地域政党权力，让它们与民族主义的地区力量相抗衡。在1900年前后，社会主义理论家对此一致认同。比如卡尔·伦纳就反复强调，男性全民投票权将直接把选民们的注意力从充满派系色彩的民族主义问题，转向需要具有全国性视野的经济问题。106
投票权改革还在不同层面显著地对奥地利政治进行了重新配置，并通过这种方式，把帝国变成一个对选民和他们的党派更重要的整体。举例来说，1907年改革另一个主要的受益者，就是各个地区性的社会天主教政党，它们共同加入国会，形成了一个拥有96个席位的联盟。约翰·波伊尔中肯地指出，1907年之后的哈布斯堡王朝政治，产生出了令人民团体合法化的新标准和期望，同时也加重了在地区上有影响力的贵族们的失望，他们的权力正是建立在旧的分级体系赋予他们的特权之上。107此时这些贵族在各州议会和市政当局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他们的影响力正在迅速地减弱。
这些大众政党主要吸引的是工人或者天主教徒身份的潜在选民，而不是特定民族的成员，值得注意的是，这使得它们在特性和吸引力上都变得更加帝国化或具有帝国范围的广度。它们的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寻求的是通过把帝国和它的众多民族变成它们政治风潮煽动的对象，来胜过某一个民族共同体。社会主义组织相比绝大多数民族主义运动，在通过各式各样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组织网络维持大众支持方面，取得了更大程度的成功。社会民主党人与社会天主教徒相比，虽然对专制主义的体制更加容易不满，也更容易对帝国产生抗拒情绪，但他们双方都挑战了现有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并且设想了一个改革后的帝国的未来。
帝国还有未来吗
长期以来，哈布斯堡王朝的官员和政党政治家在商谈让帝国运作得更加有效，并且给予其更长期政治稳定的结构调整方面，表现出了灵活的创造力。在奥匈帝国的奥地利，缔造摩拉维亚（1905年）、布科维纳（1910年）、加利西亚（1914年）和布杰约维采（1914年）妥协方案的总设计师们，以及1907年投票权改革的推动者与官僚体系改革的发起者们，都制订出种种消弭与政治民族主义相关冲突的方案。他们的工作是政治化的，并且建立在环境造就的利害关系基础之上，而且显然，这些工作并不完美。这些解决之道大多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特点是由地方实际情况决定的。因此，一个地方的模式就很难适用于另一个州。比如摩拉维亚的选举中，属于大地主投票层的选民甚至不必选择民族身份。在布科维纳，妥协方案在非正式的情况下允许建立一个犹太民族选举团体，或者说投票分层级，即便从理论上说，犹太人都不被视为一个民族。108
一旦这些妥协方案付诸行动，它们经常会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以摩拉维亚妥协方案为例，当时和后世的分析人士都注意到，由于这个方案强制要求过去不关注民族认同的人们选择一个民族，反而无意识地强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109此外，一旦这些妥协方案生效，奥地利的高等法院就必须在认定法律责任时，考虑到这些新的前提条件与设想。在摩拉维亚，这就意味着个人渐渐失去了决定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孩子民族身份的权利。一旦民族分类被确定下来，人们如何在选举中行使投票权就决定了他们子女的学校教育。民族主义者要求国家强制推行民族归属的客观标准，防止人们从一个民族转变到另一个民族。
1914年之前的10年，奥地利见证了一股希望在地区性的各州，甚至是个别村镇（比如布杰约维采妥协方案的案例）的层面，商讨针对结构性冲突的特殊解决方案的风潮。尽管这类发展中没有一个达到了1867年奥地利与匈牙利签订的协议规模，但在某些方面，奥地利在帝国的最后数十年内变得更加离散，或者变得更联邦化，尽管在这段时间，帝国的公务员系统迎来了指数级增长，而最高法院也在不断推出全奥地利共同的法律和行政标准。
即便是在民族主义矛盾看上去最不可调和的波希米亚，为达成一个联邦化妥协方案的非正式谈判仍然持续进行着，哪怕它们往往秘密进行。民族主义政治家认为，如果没有受到其他更加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挑战，与民族敌人进行和解谈判几乎是不可能的。1913年7月，首相卡尔·施图尔克伯爵（Count Karl Stürgkh，1859—1916）在大众的批评下代表皇帝解散了陷入绝望僵局的波希米亚议会及其执行委员会，并把波希米亚事务交到一个行政委员会的手中。数月以来，波希米亚一直挣扎在财政危机的边缘，而来自民族主义政党的阻碍使得议会不能解决财政危机。许多针对施图尔克行为的批评，都认为他这么做是对宪法的违背（当然理论上的确如此），捷克民族主义者代表以阻挠议会立法进程作为响应，强令其中止。不过历史学家洛塔尔·赫贝尔特指出，德意志和捷克民族主义政客或许会在公开场合大加挞伐施图尔克，但私下里他们却因为他解决了波希米亚的财政困境而大大松了一口气。通过让行政委员会负责波希米亚事务，施图尔克保证了政府的公共服务不至于中断。这个特别的行政委员会反回来还雇用了不少已经被解散的执行委员会中的原雇员，让他们继续工作。110施图尔克承担了财政危机的责任，富有技巧地让捷克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如释重负。施图尔克的这种行为，会为另一个联邦制协议的出现铺平道路吗？或者说它将导致一个集权主义的奥地利国家的再度复兴？
另一个非常不同的帝国国家建构案例同样指出了几个可能的发展方向。1910年2月17日，就在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宣布将波黑并入奥匈帝国的决定之后16个月，波黑得到了一部宪法和一个民选议会。不过将这个地区并入奥匈帝国的过程，却涉及一些复杂的宪法层面的操作，这些操作需要制定一些法律条款，而且还要直接无视一些现有的宪法实际。直到被兼并之前，奥匈帝国共同的财政大臣管理着这个帝国唯一的殖民地（或者说保护地）。以帝国外交大臣阿洛伊斯·莱克萨·艾伦塔尔伯爵（Count AloisLexa von Aehrenthal，1854—1912）的话来说，在1908年，兼并是势在必行的，因为这样就可以扑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波黑进行领土扩张的希望，以及奥斯曼帝国希望将它归还给一个改革后的帝国的期待。不过从哈布斯堡王朝内部来看，要如何让这个地区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呢？
在帝国内部，波黑没有符合宪法的位置，除非奥地利或匈牙利直接将它变成一个国内领地，但双方都不同意这个方案。另一个多少有些乌托邦式的可能，是把波黑看作一个即将加入匈牙利和奥地利的新南斯拉夫哈布斯堡王朝的基础，这个新国家或许还能从奥地利和匈牙利得到一些额外的土地（比如奥地利的卡尼奥拉、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以及匈牙利的克罗地亚）。奥匈帝国的皇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或许更倾向于这种解决方案，因为他对哈布斯堡所属的南斯拉夫地区所拥有的抱负抱有同情，而且他反对匈牙利人的力量。但是匈牙利的领导人拒绝出让任何一块土地，更别提要让帝国从“二元”变成“三元”，从而导致他们的影响力遭到削弱。他们还反对匈牙利吸纳更多斯拉夫人，而如果匈牙利吞并了波黑，这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波黑的1910年宪法，或者说地方法令包括了人权法案、公民法、建立一个绝大部分经选举产生的国会或议会、一个司法系统以及一个公务员系统，某种程度上，波黑绕过并且考虑到了适用于帝国其他领土上的结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以奥地利和匈牙利统治者的身份管理这块新的领地，他在萨拉热窝拥有的权力并不来源于一个家族对波黑地区的所有权主张，也不来自波黑对《国本诏书》的承认，而是来自他本人作为奥匈帝国的皇帝与国王的身份。不过在新宪法下，波黑处在一种未受承认的法律边缘地位，在理论上它既不属于奥地利，也不属于匈牙利。虽然波黑人选举出一个议会与许多市议会决定他们的内部事务，从结构上看，他们无法在就影响整个帝国的议题（军事、外交、公共财政等）展开的讨论中拥有话语权。111
在萨拉热窝的波黑议会包含了若干投票层级，这和奥地利各州的议会很相似。不过，与如今以语言差异为基础的许多奥地利民选机构不同，波黑内部在宪法上的分歧通常从宗教层面理解和表述出来。1905年的妥协方案允许摩拉维亚在城市和乡村投票层级区分出捷克和德意志两个单独的投票部门。而在波黑，类似的划分则是把三个投票层级（大地主/最高纳税人、城市、乡村）中的人们按照信仰分为东正教教徒、穆斯林和天主教教徒三个部门。112位于后两个投票层级中的波黑选民，必须是年满24周岁并在波黑居住至少一整年的男性公民。不过与奥地利的情况不同的是，投票并不限制选民所在的地区，超过24岁、在波黑当地的公务行政体系中工作，或者受雇在铁路工作的奥地利和匈牙利男性公民，也有权在当地投票。
波黑宪法的制定者们，几乎是将奥地利1867年宪法中列举公民权利的语言逐字逐句照搬到波黑宪法中来，不过根据帝国新领土的特殊情况，宪法中又加入了一些适用于当地的特例。这部法律给予波黑人一种从属性，或者说公民身份，因为在当地不存在适用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帝国公民身份。法令承诺保障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及人身、财产和迁移的自由。它同时还保障，所有在领土上受到官方承认的宗教都可以进行公开宗教活动。在这里，宗教上的特殊情况尤为重要，因为在波黑的这部宪法中，承认了沙里亚法适用于裁决穆斯林的民事案件。这份法律文件还确保了不同的民族主义者可以捍卫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以及保护民族特色的权利，不过其中的第19条，依然强有力地保障了个人在学校和公共生活中使用自己母语的权利。113
在详细分析这部法律及它起草时的周边环境的一部作品中，切尔诺夫策大学法律教授卡尔·兰普（Karl Lamp，1866—1962）警告这份法律文件将对奥匈帝国的未来产生难以预测的影响。他认为波黑地方法令并未明确波黑的宪法地位，特别是奥地利和匈牙利都无意为1908年吞并当地的行动修改自己的宪法（甚至一般法律）。兰普如此发问：波黑的地位究竟是什么？114它的地位将如何影响奥匈帝国其他地区未来的宪政发展？
我们或许会把波黑宪法和帝国中其他权力离散化和联邦化的发展放在一起。但兰普坚信这部法律是帝国“在新领地上的文化工作”的一个开端，而不是一个终结，他坚持“把波黑宪法的影响放在未来非集权化的发展方向上是一个错误”。反之，他相信从长期来看，奥匈帝国在殖民地政策上的初步尝试会让帝国进一步集权化（哪怕是无意识的），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削弱奥地利和匈牙利作为国家的独立存在感。115帝国对殖民地政策的执着追求，造就了日后与奥地利和匈牙利产生更紧密联系的共同新利益，尤其是波黑宪法已经预见到的共同部门的能力会得到加强。116
兰普的分析重点并不在民族群体的问题和它们存在潜在问题的相互关系。它们不会成为影响他的重要问题。反之，兰普主张奥地利和匈牙利将最终在宪法权利和通过兼并以及1910年法令悬而未决的问题产生的权力基础上，形成一个更加紧密的宪政联合体。此外兰普在分析中，并不把奥匈帝国看作欧洲标准下的一个异数，或者是某种落后于时代的国家结构形式。他把帝国分析为与德国阿尔萨斯–洛林相似的一种宪法特殊情况，或者是拥有海外殖民地的欧洲国家所要面临的长期挑战。
像兰普这样的法律评论家和学者对波黑宪法做出的分析，表现出1900年之后，无数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关于帝国未来究竟该往何处去，以及帝国的结构形式可能进行的改革已经到了怎样的深度。117这些讨论来源于当时人们相信，他们所处的这个繁荣发展的社会需要新的规则、结构形式以及机制来改善它的运作。诚然，当下不可能在帝国实行任何的全面改革，因为各个国家的宪法能力会阻碍改革在另一个国家进行，匈牙利和奥地利政治家之间对帝国的未来无法达成统一的意见，而不断增长的利益集团也在保卫它们享有的特权。
即便如此，围绕着改革项目所表现出来的兴奋和创造力，都令我们无法将奥匈帝国简单地描述为一个注定落后于时代的欧洲国家。奥匈帝国的政治活动中存在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冲突，并没有对这个国家造成致命的削弱作用，而它们也并不是奥匈帝国在1918年崩溃的元凶。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运动塑造了它们围绕着帝国创建的体制和期望产生的诉求。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见，从学校到军队营房，再到跨地域商贸和科学学术，帝国的各项体制形成了人们对政治活动的关注以及在情感上对帝国的忠诚。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帝国和民族主义的推动力之间产生的紧张关系引发了在想象政治方面更大的创造力。这在奥地利和匈牙利花费大量政治和行政资源（它们往往以截然相反的方式来做这些事），用来处理、吸纳以及标准化民族主义政治的行动中表现得十分明确。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另一种国家试图控制民族主义政治的尝试，它在各个方面都遭遇了彻头彻尾的失败。在马克·康沃尔（Mark Cornwall）最近关于重大叛国罪审判（尤其是发生在“一战”之前数十年的案例）的研究中，阐述了国家内部的其他一些因素，严重地误导了处理帝国和民族主义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行为，相应的处理手段亦十分不妥当。118如果说地区性的妥协方案所许诺的更强大的联邦主义是对帝国结构问题的回应，那么偶尔出现的伪造的叛国审判就不但违背了法治国家的种种限制约束，还使得国家不能做出它所希望的判决，这就造成了另一种回应。然而，即便是这些对欧洲最著名的叛国案——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的拙劣模仿，也不能解释帝国最终的崩溃。它们反而暗示了在一个更高层的官僚体系中，一场关于民主化的斗争正在上演。这并不是说帝国官僚系统的大多数倾向于接受人民管辖，正如我们所见，1900年之后，官僚已经无法简单地和民选机构以及政党划清界限，因为他们职位的任命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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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们不但创造出一个早在“一战”之前就已经注定被时代淘汰的落后帝国理念，而且人们一般认为，这或许是因为帝国内部体制本身的弱点，或者是这些体制无力面对现代性挑战。在1914年之前的数十年间，一个由来自军队、官僚系统以及贵族阶级精英的局内观察者组成的，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团体也在国内传播帝国将难以生存的悲观预测。这些人的回忆录和通信的内容，都泄露出他们对帝国不久的将来所持有的晦暗悲观的评价。特别是在1907年达到高潮的投票权改革，以牺牲有地贵族阶级为代价，赋予大众运动权力，这就滋长了人们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或宗派性质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战胜帝国的爱国主义的潜在能力的畏惧。1898年，卡尔·施瓦岑贝格亲王曾做出如下发言：“必须削减所谓的个人自由。那些认为车轮不会调头的人不适合（执行这项干预任务）。以我的观点，奥地利除了采用现代化的专制主义，否则决不能团结一体。”5年之后，他又抱怨“处处都是堕落的景象，你无处寻找当下亟须的坚定意志和雷厉风行的强硬态度”。奥斯瓦德·图恩–萨尔姆（Count Oswald ThunSalm）伯爵则更加直言不讳：“在我们的国家，乐观主义者应当自杀。”119
1902年，一度担任波希米亚行政长官和奥地利首相的弗兰茨·图恩–霍亨施泰因伯爵（Count Francis Thun-Hohenstein），向外交大臣阿洛伊斯·莱克萨·艾伦塔尔伯爵抱怨两方的激进分子（指德意志和捷克民族主义者）的公众影响力太强，乃至当下已经没有可供“理智的人”活动的政治空间。这些对帝国在20世纪继续存在的可能性持悲观主义态度的政治家们数不胜数，在那些传统上掌握权力并治理国家的人——如今仍占据着公务员系统和军队最高层的贵族当中尤其多。图恩的观点是正确的，时至1900年，许多人都通过表达激进的民族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立场而从中得利。
但这是让帝国万劫不复的原因吗？在1900年，事实上有好几个不同的帝国处在危机边缘。由于19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改革导致了20世纪以大众为基础的改革，那个最适合艾伦塔尔、施瓦岑贝格、图恩–霍亨施泰因或图恩–萨尔姆这类人的帝国已经死了。从大众政治的兴起到官僚系统的政治化，19世纪最后数十年间奥匈帝国社会产生的变革，这些精英人士了如指掌，而这些变化严重削弱了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许多人同样担心，这些变革也会有损奥匈帝国的大国地位。
1914年，精英们对帝国存续持有的悲观态度是促使帝国的总参谋部和外交使团决定冒险让奥匈帝国参战的原因之一。他们寄希望于一场战争这样的巨变能够给予他们平复国内政治冲突，并且预先阻止帝国的大国地位在海外被进一步破坏的最后机会，于是这些人欣然投入战火之中。作为最应当为战争负责的个人，帝国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1852—1925）给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写信时，提到了他关于社会等级制度和社会地位的恐惧，他写道：“要和平地改善帝国的内部情况是非常困难的。”120
而我等历史学家，可以无视这些精英们不重要的看待问题的角度，他们已日渐被时代抛弃，我们不必认为那是最适合甚至是唯一能够理解这个时代的方法，从而批判性地审视这个国家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