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OK和KÜA看来，数千名从苏俄回乡的战俘们同样也会造成潜在的安全问题。1918年5月，位于利沃夫北方的城镇祖克瓦（Żółkiew / Zhovka）宪兵部向奥地利内政和国防部报告：“大多数从苏俄返回的战俘们都经历了革命，而且被渗透了革命倾向。”112这份报告和其他许多类似报告一样，确认了AOK下属情报局局长马克斯·荣格（Max Ronge）将军早先的怀疑，他曾警告，归国战俘可能已经在苏俄染上了“布尔什维克病毒”。因此“等待着归国战俘的不再是喜气洋洋的欢迎，而是从心灵到意识的彻底审查”。在获准离开之前，这些前战俘被安置在所谓的归国军人营中接受医疗检查，以及长达10天的“纪律再教育”。113祖克瓦的宪兵撰写报告，主要是为了抱怨归国军人营中的前战俘们事实上享有太多权利，他们可以在营地里漫步，并且在邻近的城镇抱怨他们如何后悔回到奥匈帝国。到了1918年5月，经过审查的120 272名归国战俘中，只有517人有不忠行为的嫌疑（但这也没有得到证实），而在调查定案之前，只有603人选择逃跑（他们的逃跑亦可以出于很多可能的原因）。114
罢工、哗变以及逃亡投敌的行为令帝国政府十分忧虑，但如今帝国存续的最大挑战还是它无力提供足够的食品供养国内人口。随着战事不断胶着，决定食物供应的基本因素却没有变化。事实上，情况只会变得更糟。1918年，帝国和新独立的乌克兰以及被帝国打败的罗马尼亚和苏俄之间签订的协议，在城市中零星燃起了食物供应即将增加的希望。1918年3月签订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甚至被许多人认为是“面包和平条约”，尽管实际上它并未起到什么效果。115 10月初，施蒂利亚无法保证州内食物供应已经超过一周，维也纳政府选择放弃自己的权力，直接输送资金到州内，命令当地官员分发剩下所有的食物储备。116
即便无力改善食物供应问题，卡尔一世仍然不断试着从其他可以重建公众信任的方式来减轻人们的痛苦。1917年8月，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内阁社会福利大臣职位。这位新大臣将在中央政府监控下，组织管理帝国国内所有的福利事务，特别是针对儿童和孤儿的社会机构，同时处理分发给孤儿与寡妇资助基金的大笔资金。117在一开始，国家预备使用现有的私人福利组织培养出的科学专业素养和群众基础，但是这类组织大多数都掌握在民族主义组织的手里。私人性质且属于平行关系的捷克与德意志民族主义青少年福利地方委员会就已经在波希米亚建立起了错综复杂的地方福利组织网络，特别是拉拢了一些保护儿童并使他们民族化的组织。118
奥匈帝国以及它在战时占领的波兰与巴尔干地区
社会福利部新就任的大臣是经济学家维克托·马塔亚（Viktor Mataja，1857—1934），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新的部门如果想要有效运作，只能动员上述私人组织的专业力量。在一场国会演说中，他向代表们保证，“新的社会福利部……将特别致力于吸引私人团体和自治组织的热情合作”。当这个新部门组织起一个负责发展覆盖全帝国的年轻人福利政策的议会时，它的管理层将主要由捷克、德意志、意大利、克罗地亚、波兰和犹太民族主义组织的代表组成。119一位身在其中的捷克民族主义者为该组织谋求影响力的行为辩护，他写道：“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理解使我们深信（捷克地方委员会）……我们只能希望一部基于民族主义精神的法律成功出台，只有它才可以指望最广大群众最深的赞同和热情的参与。”120换句话说，只有给予地方民族主义者权力的机构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
于是私人组织的民族主义活动家加入了新成立的社会福利部的各个层面，在波希米亚，拨给社会福利部的数百万克朗资金基本上都分配给了捷克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福利社团。但是如果国家希望驾驭这些彼此分离的民族主义儿童福利系统并为其所用，那么它就犯了一个错误：福利系统的服务对象在收到救助时，逐渐倾向于认同民族主义者的组织是这些救助的源头，而不是帝国中央政府。121一份德意志民族主义报纸认为，民族主义势力介入国家，是因为后者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取得前者的专业素养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民族主义社团就成为国家：
有人常常会遇到这样的观点：照顾战争寡妇和孤儿并不是私人慈善团体的责任，而是只属于国家的任务……但在最终的分析中，究竟谁才是国家？事实上国家就只是我们自己，无论直接或间接，我们必须向政府提供能让它履行职责的工具。122
新的福利行为试图从任何可能的地方帮助那些数量日渐增多、易受伤害的奥地利人。而通过允许民族主义势力管理救助的分配以及将功劳据为己有，国家的行为反而增强了地方民族主义势力的影响力和群众基础。不到一年后，这一点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到了那时，这些地方民族主义势力就宣布它们自己将成立新的国家。
最后的两次旅行
在帝国所处的宿命性情况下，1918年夏末，两次由独立观察者承担的情报搜集之旅就此展开。其中一次是维也纳社会党人兼教育改革家罗伯特·朔伊（Robert Scheu）在7—9月以个人身份游历波希米亚，目的在于获取当地捷克–德意志民族关系的清晰图景；另一次则是匈牙利前首相伊斯特万·蒂萨伯爵在当年9月前往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波黑，调查食物供应情况。蒂萨的调查之旅是在皇帝的要求下进行的，卡尔一世显然还在希望这一趟旅行的经历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扭转蒂萨的想法，不再坚持反对在帝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亦是第三个行政单位的立场。而蒂萨对这次旅行目的的暗示也是心知肚明，他写道：“我真正的任务是了解当下的政治情况（南斯拉夫的动荡状况等），并且上报。”123
在波希米亚北部，朔伊访问了当地商人、公务员、神父、教士以及以卡雷尔·克拉马日为代表的地方和州一级的民族主义政治家，还有众多的普通农民。正当政治家们给予他一个正在逼近的激进政治改革的前景时，朔伊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关于不久将来的面貌却比较模糊。朔伊随后叙述，他从捷克农民那里很少听到对本地德意志人的憎恶，不过他们对说德语的傲慢公务员和军官却颇有怨言。一位来自布杰约维采周边地区的家境较为富裕的农民向朔伊强调，波希米亚王国如今已经更接近于匈牙利王国，处于一个自治的阶段，而到了这一步，捷克人就将获得自由。这个观点显示出，许多人已经更多地在考虑一个经过改革的未来，而不认为未来会继续局限于近来的框架之中。战争的结束将造就一个独立的捷克民族国家，但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会与一个继续存在的哈布斯堡王朝整体存在着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朔伊的报告记录了预见到帝国终结的政治家们，以及想象未来的普通人存在的巨大思想鸿沟。
与此同时，蒂萨的旅途在他结束对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与黑塞哥维那的访问后抵达萨拉热窝时达到高潮。在这座波黑的首府城市内，他会见了波黑议会的代表们。代表们向蒂萨提出了申诉，抗议战争时期当地人遭到的无情对待，并向这位前首相请愿要求获得大赦令、对战争损失进行补偿，以及重新恢复本地的自治。然而，据说蒂萨用一种傲慢的口气向议会代表们致辞，好像“一位封建领主接见他的农奴们”。于是就如波希米亚当时的行政长官斯捷潘·萨尔科蒂奇（Stjepan Sarkotić，1858—1939）所叙述的，“代表团拂袖而去，离开了蒂萨伯爵”。在萨尔科蒂奇本人上交给维也纳方面的报告中，他补充了蒂萨对波黑领导者们的话，称对方的言辞“实在无礼之极，我必须要克制自己不将它们用电报机传输过来”。而在蒂萨本人的当天记录中，他反复提及帝国的二元结构以及匈牙利与克罗地亚之间联邦主义性质的关系是“横亘在波黑必须进行的计划和努力之间不可移动的壁垒”。在此绝不可能有南斯拉夫，也不会有帝国的三元模式（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因为这会令1867年的和平协议变为一纸空文。萨尔科蒂奇将蒂萨描述为一个“突然意识到脚下有万丈深渊，于是在晕头转向之际进退不能”的人。面对着深渊，蒂萨仍然坚持他对未来狭隘且保守的选择，而这个选择来自他对不久之前的那段时期极其有限的理解。124
“仿佛从未有过革命”
随着漫长的4年战争之后，资源逐渐告罄，帝国最终无力激起大众期望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更不必提保障当下的物质生存需要）。125随着战线的崩溃（保加利亚在9月底撤出了战局，10月底意大利突破了帝国的防线，此时距离它们在科巴里德受到的屈辱差不多正好一年），维系国家和国民之间强大的互惠关系感也随之瓦解。由于帝国无力为国民提供食物和照顾，而且往往用严苛的战时措施对待他们，它在与国民彼此的奉献和回馈上，无疑是失败的。这个失败转而导致人们对帝国命运无动于衷，从而在10月底，各地区民族主义的权威人物夺取了当地的权力（在克拉科夫、利沃夫、布拉格、札格雷布和维也纳），在某一些地方（布达佩斯）还爆发了社会革命。
毫无疑问，这些地区性的分裂强化了英国、法国以及最终的美国等国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在1918年夏，奥匈帝国已经分崩离析，转而产生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等国家，虽然这些国家的具体边界仍然有待决定。不过到了10月，正像民族主义者们一直以来不断摸索着（往往还伴随着失误）建立新国家的方法，行动的机会到来了。126
10月2日，卡尔一世的新首相意识到前景不妙，于是他公开向奥地利国会许诺，对帝国进行联邦制性质的重组。但是很少有人对此加以关注，捷克、波兰以及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政党的领袖纷纷否认了维也纳方面决定他们未来的权力。而早在10月5日，一个包括了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国民议会在札格雷布组建起来，并正式宣告它是南斯拉夫人民在制度上的代表。两周之后，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拒绝参加匈牙利国会，并且组建了一个行使政府职能（至少在克罗地亚如此）的执行委员会。10月11日，波兰民族主义国会代表在克拉科夫建立了一个国民议会，走上了与加利西亚联合建立一个定都于华沙的新波兰共和国的第一步。10月17日，来自布科维纳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代表在维也纳组建了一个罗马尼亚国民议会。127
各地人们力保他们所在地区拥有一个更好未来，但国民议会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在施蒂利亚，商人与工人代表开始秘密谈判，试图从当局手中接管该州的行政管理体系。他们计划用直接以物易物的方式，拿施蒂利亚的铁、煤以及用于电线和造纸的镁等工业产品与邻近的州交换谷物、油脂以及肉类，从而保证本地的食物供应。谈判者们选举出一个公共福利委员会，由一名社会主义者和一名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后来又加入一位基督教社会党人士）共同主持。10月20日，当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公开他们的计划时，得到了大众的广泛支持。《格拉茨日报》（Grazer Tagblatt）对它的中产阶层读者这样写道：“鉴于维也纳没有组建起一个中央办公室，我们就不能继续等待了。我们必须放弃那个不能保护我们免于饥饿的政权。”128于是在一周之内，中央政府和州政府都同意给予埃斯勒（Eisler）和克兰兹（Kranz）“经济特派员”的全部权限。显然，一种联邦制形式的帝国权力下放不仅仅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现象。民族主义者往往（但并不总是）不只是政治上让独立观点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最适合角色。不过，随着帝国分崩离析，单独的区域开始以一种“人人为己”的方式，试着把它们自己和邻近的区域隔绝开来，从而紧紧掌握住它们拥有的资源。129
在维也纳，卡尔一世徒劳地试图延缓他的国家逐渐解体的步伐，为此他在10月16日宣布奥匈帝国奥地利的这一半联邦化，他如此宣告：
奥地利遵从人民的意见，从此将成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在它内部，每一个民族组成部分（Volksstamm）都可以在其民族聚居区成立国家组织……这一次改组，不会触及匈牙利神圣王冠所统治的土地的整体性，并且保证每一个单独的民族国家的独立性。但当每个独立国家个体面临共同的存亡危机时，整体的联邦国家就必须有效保护它们的共同利益。它还特别需要付出所有可能的力量，来公平合法地解决所有因战争的后果导致的严峻挑战。130
然而皇帝试图说服民族主义者的宣言并没有多大作用，民族主义者们已经纷纷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要让他们团结一致，还需要其他东西。通过修正1848年弗兰蒂谢克·巴拉茨基做出的一个对奥地利有利且具有很强说服力的著名观点，卡尔一世强调，一个共同的组织对个体民族的存续来说是很重要的。他还重复提及帝国的支持者在一个半世纪前提出的另一个观点，即只有帝国（有人或者可以说帝国扮演了一个仲裁者的角色）可以保证在日后争执中的合法、公平以及不偏不倚。皇帝提出的最后一个观点，对人们来说有点滑稽，毕竟他们刚从4年军事化独裁政权的统治和不断对法治国家概念的践踏中生存下来。在他短暂的执政期内，卡尔一世做了不少事来重建法治国家，但他始终无力更进一步。
从直接的实际角度来看，皇帝的宣言预计到（在某些方面是从当前的基础上进行回溯）由国会代表创立的各种国民议会。这些委员会组成了联邦制国家的各个组成单位，决定了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从属于一个中央政府的关系。最终这种预见变成了现实，但这个现实缺乏一个中央政府的监管，也没有卡尔一世在他充满希望的敕令末尾所提到的各族人民宝贵的团结。
10月28日，捷克国民议会取得了位于布拉格中心的粮食办公室的控制权。按照理查德·雷恩和克莱尔·莫勒隆的研究，这次的行动究竟是国民议会进行政权更迭的一次革命性主张，还是它事实上得到了当天不在城内的行政长官库登霍韦的首肯，事实真相并不明确。而当时粮食办公室的雇员们是否能够理解他们已经不再为中央政府效命这件事，也没有明确的答案。131那一天，人们聚集在粮食办公室所在的温塞斯拉斯广场，但他们的行动与上述的接管行动关系不大，仅是因为许多人见到了误报停战的通知。这个充满误导性的消息（事实上奥匈帝国只是要求停战）令大众激动不已，而当人们得到消息，称奥匈帝国将接受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涉及给予斯拉夫民族自决的条件时，他们的表现展示出了更明确的民族主义特征。
根据报纸和回忆录的内容，只在此时，象征波希米亚的红白二色旗帜开始飘扬在全城上空。捷克民族主义的歌曲响彻大街小巷，议会代表们也纷纷发表演说。而捷克国民议会则承担了政府的职责。地方公务员对此表示合作，而帝国行政官员相对较为被动消极，这些在某种意义上是回应了皇帝在10月16日的国家联邦化宣言所导致的地方当局的混乱。难道维也纳不会授权国民议会重组整个帝国吗？由于波希米亚行政长官库登霍韦10月28日已经身处维也纳，向国民议会转交权力的是他本人的代表，因此没人清楚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想法。此外，雷恩认为，当时发生的事件令帝国军队的指挥官太过惊讶，以至他没能及时反应，有所动作。
捷克国民议会颁布的第一部 一般法强调：“所有之前的地方及帝国法律规定从此依然生效。”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成员阿洛伊斯·拉欣之后这样回忆道：“这部法律的基本目的是防止任何无政府主义的情况发展蔓延，这样我们整个国家的行政系统在10月29日就能保持并继续运作，好像革命从未发生。”132关于他的这番言论，后来的分析通常关注于拉欣在这第一部法律中表达出的维持社会秩序的承诺（即“防止任何无政府主义的情况发展蔓延”）。这个新国家的缔造者们显然不是社会革命家，而波希米亚也正处在一个脆弱的政治环境之中。不过在此我更希望把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拉欣的另半句话上，特别是其中的“我们”这个词。拉欣提到“我们整个国家的行政系统”，对此盖瑞·科恩曾颇具洞见性地提出，这句话充分显示出，捷克民族主义政治家们仿佛深信波希米亚的行政系统是他们自己的创造产物，而不是由一股外国势力强制推行，服务于一个外国人帝国的系统。他们的祖辈帮助帝国将这些体制建立起来，他们自己的政党成员在其中供职，而正是通过这些体制，捷克民族主义政治家们才能早于战争开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创立了捷克民族主义的文官行政部门。133在之后的几个月乃至几年，这些政治家或许会把奥地利看作一个外国人的帝国，同时仍然坚持建立自己的国家。捷克民族主义者或许创造了最有效、意义也最深远的“帝国中的帝国”，克罗地亚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往往表达出相似的情感，而他们的地方行政官员也在新国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之后的数周到数月内，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北匈牙利（如今的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和人民在接管帝国的行政体系时，也纷纷参与到与奥匈帝国脱离关系的狂欢之中（尽管大多数只是象征性的）。从10月28日的布拉格到其他城镇，人们将帝国鹰徽等令人厌恶的帝国象征从政府大楼、学校、医院甚至个人的制服上移去，如今，这些标志已经和战争的痛苦紧密联系在一起。11月13日，布拉格的国民议会就设立了一个专门为街道和广场更名的委员会。134布拉格的拉德茨基陆军元帅雕像也被黑布覆盖，随后不久被移走。其他与哈布斯堡王朝有联系的纪念性建筑，譬如普莱斯堡［很快这座城市得到了一个新名字——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的玛丽亚·特利莎雕像都遭到了被捣毁的命运。135在布拉格的老城广场，一群人拖倒了一根奉献给童贞圣母玛利亚的17世纪纪念柱。对那些将它推倒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根纪念柱象征着1621年哈布斯堡军队在布拉格城外打败波希米亚军的反革命战役——白山战役，这场战役的纪念日是11月7日，就在当年国民议会接管权力之后不久。许多民族主义者相信，推倒纪念柱标志着他们最终对哈布斯堡王朝在1621年血腥野蛮的胜利进行了复仇。不过象征物和象征性行动的意义存在的时间总是很短暂，布拉格市民对玛利亚纪念柱象征性的民族主义复仇最终被证明存在很大争议。世俗化的新国家领导者们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哈布斯堡的压迫联系起来，导致了新诞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虔诚的天主教农民对共和国的强烈愤慨与不信任，这些情绪在斯洛伐克东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它并非孤例。136
不过，随着帝国的象征被抹去和推倒，帝国的行政官员、警官，甚至许多军官仍然维持原职不变。内政部、警察队伍和军队的调查研究都表明，在帝国转向共和国的过程中，这些机构的人事情况保持了高度的延续性。137新诞生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和政府官员甚至并不情愿执行1919年颁布的法律，有限雇用曾经在沙俄、意大利和法国作战过的老兵。当权者们就像过去的帝国那样害怕从苏俄归来的战俘可能受到布尔什维克的熏陶，而刚刚发动革命的捷克民族主义者并不希望他们建立的新秩序被任何进一步的革命所颠覆。138
同样，许多不受欢迎的战时法律，比如审查法、食物配给法以及针对集会自由的法规，还有“元首法”（这是对侮辱国家元首的行为进行惩罚的法律）都依然生效。许多难民仍然合法或非法滞留在布拉格，归来的士兵们又只是激化了住房和就业的危机。不只如此，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战争还未结束，只不过要对付的是不同的敌人，就像他们在1914年做过的那样，在1919年招募入伍的士兵们离开了改以威尔逊命名的火车站，前往东方。在那里，捷克斯洛伐克为了保障它的新边界，正在与匈牙利和波兰交战。捷克斯洛伐克还收容了从一座前战时集中营逃入斯洛伐克境内的许多难民。这一切都使得许多国民开始产生疑问，这个国家事实上究竟有没有发生过革命？或者从更不吉利的层面来看，1920年，一位本地人目睹妇女购买牛奶的长队时发出的感叹可以说明更多的问题，他这样叹息道：“这就是我们5年奋战所求得的东西吗？”139
在布拉格，对新旧政权相似性的指责并不局限在捷克民族主义者的范围内。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同样批评当前的现状——特别是不断发展的食物与住房短缺以及普遍目无法纪的情况，并轻蔑地称这些情况太过“奥地利式”。“奥地利式”这个形容词此时广受大众欢迎，人们用它归纳从独裁主义到黑市等种种表现的特征，并要求远离旧政权，同时明确坚持新秩序。事实上，在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战时状态仍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从绝大多数人抱怨的根源中表现出来的，也并非革命的意识形态。差不多进入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无论是近来苏俄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苏俄返回的那些引起混乱与分裂的战俘，还是粗暴的捷克本地人的归来，都没有激起潜在革命剧变的威胁。反之，人们的生存危机一直不间断，直到战争结束之后还存在着破坏社会稳定的威胁。从不断再度出现的食物骚乱到罢工（在1919年和1920年发生的罢工，要比1918年来得更多），再到针对犹太人的街头暴力（当时有这样的口号：“让食品管控机构滚开，让犹太人滚开，给我们食品杂货，我们要土豆果腹”），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叶，整个社会才稳定下来。140
“我们正站在火山口上”
在维也纳，使用德语的国会代表就像他们的波兰、捷克、乌克兰与南斯拉夫同事一样，在1918年10月21日建立了自己的国民议会，称为德意志奥地利临时国民大会。141 10月30日，这个组织采纳了一部德意志奥地利的临时宪法。11月3日，维也纳方面的代表签署了和意大利之间的停战协议，并在次日下午三点正式生效。一周后，战争正式结束。142 11月11日，就在西线战争结束当天，卡尔一世签署了一份声明，谨慎宣布他将不再主动参与国家事务。次日，临时国民大会宣布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成立，社会民主党人卡尔·伦纳成为首任总理，而共和国政府则是一个有广泛基础的，由基督教社会党人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组成的联合政府。不过这个德意志奥地利的领土范围以及它的未来究竟如何，却比其他替代了奥匈帝国的国家更加模糊。这个新成立的共和国宣称它的领土拥有西边包括南蒂罗尔、一小部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以及整个奥属西里西亚这些德语区，它还在新宪法第二条内主张自己有与德国合并的权力。不过它的德国盟友不但拒绝合并，还把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属西里西亚的德语区交给了捷克斯洛伐克，而且还同意意大利的要求，把它新的边境线划定在布伦纳铁路线，而不是按照语言分界线，将其划在更往南边的地方。
不过，在中欧的其他地方，哈布斯堡王朝的终结是依靠更暴力和更偶然的社会革命方式。在某些地区，当地军队以及革命的现状很快就把国民议会温和的行动抛在后面，令它们不得不宣告国家独立（比如萨格勒布和布达佩斯），或者被迫采取不成熟的军事行动（利沃夫的情况是如此）。譬如在利沃夫，10月30日深夜至11月1日凌晨的几个小时内，忠于乌克兰国民议会的前哈布斯堡军队就占领了公共设施，拘禁了哈布斯堡王朝任命的加利西亚行政长官，随即宣布利沃夫为新成立的乌克兰国家的首都。11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新成立的国家为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紧接着，新成立的波兰与乌克兰共和国这两个国家几乎立刻在加利西亚爆发了战争。双方都宣称对利沃夫和东加利西亚的领土拥有主权，双方也都很清楚军队对地方的控制将决定新成立国家之间的边界。143经过两周在利沃夫城市内外的激烈交火后（在交战期间，波兰与乌克兰双方同意犹太人建立一个中立的民兵组织，来保护犹太人聚居区的财产安全），获胜的波兰军队在11月22日清晨进驻城内。由于波兰军队对城内犹太人在战时的中立地位感到恼怒，又怀疑他们秘密援助乌克兰一方，于是他们解除了犹太民兵组织的武器，还进行了一次长达三天的惩罚性屠杀，造成了73名犹太人死亡，另有443人受伤。144波兰–乌克兰战争在1919年7月，以乌克兰一方的失败而告终，但是在当地，直到1923年3月，战斗才正式停止。145
1918年11月，大屠杀期间利沃夫的犹太人居住区（Adoc-photos / Art Resource, NY）
10月23日在布达佩斯，急于抢先一步发动一场暴力社会革命的反对派和社会主义政党同样宣告成立了一个匈牙利国民议会，并自诩为“匈牙利民族的真正代表”，从而与他们描述的“贵族的国会”相抗衡。就在匈牙利国王卡尔一世和国会试图组建一个能被众人接受的内阁失败之际，国民议会向匈牙利人民宣布了一个12条计划，许下了种种承诺，包括给予人们民主投票的权利，允许妇女投票，废除国会的上议院，废除和德国的同盟关系，立刻结束战争，废除审查制度，进行授地于民的农业改革，以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考虑到其他民族的问题，国民议会希望在推行威尔逊的自决原则时，不会“让匈牙利的地区整体统一性陷入危机，而是将它放在一个更坚实的基础上”。而与此同时，一个由革命军官组成的士兵委员会很可能把战争引向一个更具革命性的结局。14610月28日，布达佩斯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人们要求把权力给予在反对派领袖卡罗伊·米哈伊伯爵（Mihály Károlyi，1875—1955）领导下的国民议会，10月30—31日，在罢工工人的支持下，革命群众建立了新政府。此时仍希望维持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合法统治地位的卡尔一世迅速批准米哈伊成为首相，但新政府随即否决了与奥地利签订的1867年和平协议。
目前为止，在匈牙利发生的事件令事态走向更多争战而非和平的方向。在匈牙利（此时是以独立国家的身份）与法国的巴尔干协约国军队指挥官路易·弗朗谢·德斯佩雷（Louis Franchet-d’Espèrey，1856—1942）在贝尔格莱德签订的第二次停火协议的基础上，匈牙利不得不放弃大片土地，将其交给邻近的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1919年3月，布达佩斯的卡罗伊·米哈伊政府在库恩·贝拉（Béla Kun，1886—1939）领导的一场共产主义政变中倒台，后者向人们许诺，将针对匈牙利邻国的土地要求，采取更有效的军事抵抗手段。不过虽然这场政变在一开始取得了成功，共产主义者们终究还是失败了。1919年7月30日，罗马尼亚军队冲破了匈牙利的防线，库恩随即逃亡，布达佩斯也被罗马尼亚人占领。此时在南部的法国势力保护下组织起来的一支反革命军队（其中包括国会的军队），对匈牙利社会施加了可怕的暴力行为和激烈的反革命、反犹恐怖活动。最终在11月，这些军队名义上的领导人——奥匈帝国将军霍尔蒂·米克洛什（Miklós Horthy，1868—1957）骑在一匹白马上进入了布达佩斯，并严词责难这座罪恶的首府背叛了国家、民族，投向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1920年3月，匈牙利王国经由一个国民大会被重新建立起来，但卡尔一世并没有重登王位，这是协约国所不允许的，于是国民大会转而任命霍尔蒂为摄政。147
即便在相对和平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一支新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还是占领了一些德语区。这些地区声称自己属于一个与捷克斯洛伐克相竞争的，叫作德意志波希米亚的国家，这个国家拥有两个首都：一个是北方的工业城市利贝雷茨（Reichenberg / Liberec），另一个则是西里西亚州首府奥帕瓦。148而尽管捷克军队没有使用太多暴力手段就占领了这些地区，它们的行为还是确认了一点：在战后地区的边界问题上，军事控制要比协约国和1919年的巴黎和会做出的专业或政治决定更重要。
在札格雷布，南斯拉夫国民议会在11月24—25日决定邀请塞尔维亚军队进驻克罗地亚，并建议和塞尔维亚组成一个新国家。但当地农民很快就对塞尔维亚军队的行政管理手段表示反对。农民党的领袖斯捷潘·拉迪奇（Stjepan Radić，1871—1928）敦促农民消极抵抗塞尔维亚军队和南斯拉夫新政权，并给后者贴上了军国主义和战时哈布斯堡王朝之延续的标签。历史学家约翰·保罗·纽曼（John Paul Newman）认为，农民们把他们战后对哈布斯堡当局的不合作态度转移到了新的南斯拉夫政权上。相比与其形成鲜明反差的达尔马提亚，当地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和农民都倾向于欢迎塞尔维亚军队的进驻，当然这是在意大利怀有控制这一地区野心的情况下导致的结果。出于上述原因，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在1919年不约而同地支持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军团在匈牙利组建。149
9月底在施蒂利亚南部，一个斯洛文尼亚国民议会在马里博尔（Marburg / Maribor）被组建起来（在卢比安纳也有一个相似的国民议会），数周之后，它就开始对所在地区下达命令。10月26日，科尼采（Gonobitz / Konjice）的当地县长向格拉茨的行政长官办公室写信，询问斯洛文尼亚国民议会是不是因为皇帝卡尔一世的宣言产生出来的新架构，以及是否要遵守它的命令，但行政长官没有回复。15011月1日，当一位哈布斯堡军队军官马约尔·鲁道夫·迈斯特（Major Rudolf Majster）占领了马里博尔的军事设施之后，南施蒂利亚的未来就已经被注定了。奥地利新任总理伦纳从维也纳下令，命令施蒂利亚政府保护马里博尔，但是施蒂利亚没有可以应对迈斯特的部队。尽管之后美国专家建议巴黎和会把奥地利的边界划到马里博尔之下，但驻扎在城内的斯洛文尼亚军队也使得南斯拉夫交出这座城市的想法变成了天方夜谭。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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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王朝终结的时间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日期，这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个帝国覆灭的环境和意义方面非常重要的事。战争通过天长日久地侵蚀人民与国家之间互相的责任感，最终破坏了哈布斯堡王朝；大众对王朝的爱国热情逐渐被磨灭，最终导致了对帝国存在理由的质疑。不过本章多种多样的简短记录已经明确地显示，帝国崩溃的过程是间歇性发生，并开始于不同地区的。此外，关于何种国家可以替代哈布斯堡王朝的问题，以及这些国家的边界当如何界定，在那个时候仍然完全不明确。这些正在形成的新国家主要依靠1918年年底支持它们的哈布斯堡军队的忠诚和驻地，来决定自己的领土主张要求。而这些部队中有许多曾被奥匈帝国军方有序遣散，如今又迅速被重新动员起来，成了新的国家军队。当然，来自1919年巴黎和会的协约国支持，以及路易·弗朗谢·德斯佩雷的巴尔干部队的干涉无疑在一些边界的设定问题上产生了影响。但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军队势力，而非民主、民族或其他因素决定了一切，而直到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地方仍然继续采取这样的行为方式。
尾声 新的帝国
为什么……瑞士的徽章标志和邮票上的文字没有用三种语言来表示？这么做不会冒犯任何人，反而会大有帮助。
——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民主的捍卫者》（Defender of Democracy），1963年
1921年11月3日，就在第二次试图夺回匈牙利王位失败后，卡尔一世及其怀孕的妻子齐塔在多瑙河港口包姚搭上一艘英国船，前往罗马尼亚的加拉茨。他们从那里起航驶向葡属马德拉群岛，开始了漫漫流亡生活，这对夫妇的7个年幼子女也从瑞士出发与他们会合。就在匈牙利的末代国王踏上流亡航程的同一天，匈牙利首相拜特伦·伊斯特万（István Bethlen）在国会通过立法，正式废除了《国本诏书》。三天后，匈牙利国会宣布这份两个世纪以来奠定了一个统一的哈布斯堡王朝法律基础的文件无效。匈牙利在官方层面上仍然是一个王国，但是它只有一位摄政，没有国王。6个月之后的1922年4月1日，卡尔一世染上肺炎，在潦倒之中去世，年仅34岁。
哈布斯堡家族从此再也不是中欧的统治者。他们的帝国是第一个从欧洲地图上消失的大陆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昔日的领土被3个新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4个已经存在的国家（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罗马尼亚）所分割，所有这7个国家都把它们自己视作民族国家。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话来说，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世的史学家，都把1918年之后的这段时间看作一个“民族主义的高潮”。霍布斯鲍姆这样写道：“如果说还有一个时期能让19世纪的‘民族原则’取得胜利，那无疑就是‘一战’结束之际。”这个时期确实是民族国家的时代。1这个时代也可以被称为民主的时代，尽管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民主制度还极其脆弱，最坏的情况下甚至弱到难以生存。2不过当我们思考哈布斯堡王朝留给中欧和东欧的直接遗产时，暂且保留上述这两个观点是值得的。
当然，从战后时期开始大部分欧洲地区民主实践的失败，在我们眼中要比当时的人看来更加明确，他们中有许多都沉浸在新国家建立的余晖或若干存在着的国家获得的土地回报中。如果要理解民主在前奥地利帝国的民族主义政治阵营中取得胜利的意义，就要以一个特定的民族主义方式去看。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民族身份的胜利构成了民族的胜利，因为他们相信，属于民族共同体的民主权利是和属于个人的民族权利相当的（如果没有超出）。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民族国家的存在就是这个民族的人们为了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民主抗争的结果，而这些抗争通常被认为发生在1918年之后的半个世纪中。
在“一战”期间，全世界的民族主义活动家都在促进一种民族自决的理念和该理念对民主价值观被广泛接受之间的假定关系。他们主要是把帝国当作一个充满暴力、压迫和缺乏民主价值的政治结构。举例来说，1918年12月，新建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就是这样来宣布他们在民族身份和民主上的双重胜利的。他说：“从总体上看，多民族的大帝国已经是属于过去的制度，它属于一个人们看重物质力量，而还没有认识到民族原则的时代，因为在那时民主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3这番话假设了一个观点，即大帝国只是通过压迫性的强制力才聚集在一起。照马萨里克看来，属于这样的帝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正是因为民主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断送了它们的存在。假如给人们机会选择，这些帝国的民众仍会想要组成民族国家。从这个层面上，民族国家的存在就代表了民主的胜利，以及对反民族主义的专制主义帝国的打击——尽管在1919年，欧洲以外殖民地的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事实上大多都没有得到理会。4
不过，假如民族国家的胜利造就了民主的胜利，至少在帝国的范围内是这样的话，那么哈布斯堡王朝就会在人们心目中以“人民的监狱”这个形象被牢牢记住。政治家、记者以及历史学家都争先恐后地宣传那些有关战前和“一战”时，他们的民族奋力摆脱一个不公且残暴的旧政权所加诸的枷锁的故事。而事实上，他们那些关于帝国压迫的记录或许给人的印象太过深刻了。当《凡尔赛条约》的缔造者们发明出一个委任统治制度，来保证帝国对曾经是奥斯曼土耳其领地的土地拥有的控制权时，有些观点认为这个制度可以同样良好地适用于东欧的人们。《凡尔赛条约》中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南非的扬·史末资（Jan Smuts）就认为委任托管制度可以在日后训练东欧人拥有国家的绝对主权。他曾经这样写道：“那些在沙俄、奥地利和土耳其分崩离析之后留下的人民，是最缺乏政治教育的，他们中许多人或者没有能力，或者缺乏运作自治政府的力量。”5
民族主义理论家专注于把民族国家和一个已经死亡的帝国进行对比，这让他们掩盖了民族国家的存亡很快也需要严厉地限制国民的公民权利，特别是那些不能融入国家主流民族的那些人的权利这个事实。新成立的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文化人群的问题，令和平的缔造者们非常头疼。要怎么做才能够让每个人都能享受民族自决，甚至连那些生活在一个与他们自身民族文化天差地别的国家里的人都不例外呢？
《凡尔赛条约》中的可选条款在理论上给予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国民选择权，让他们不受限于条约按照他们的“种族”或“民族”划入的新国家，自行选择成为另一个替代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家的公民。因此，差不多有18万个来自其他帝国州的德语裔家庭（总计约54万人），选择成为奥地利共和国的国民。不过事实证明，不是所有的前帝国公民都可以享受这项选择的权利。随着事态迅速变化，个人很快就不被允许自行决定他们的种族或民族归属。这是新国家和旧帝国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些新国家或许会继承哈布斯堡的体制机制、行政措施或法律条款，但是它们将自己定义为民族国家，并且决定客观地描述自己的民族特性，因而这些国家事实上改变了旧体制、惯例和法律运作的方式。以来自这些新国家的约7.5万名说德语的犹太人为例（他们主要来自波兰），由于奥地利最高法庭和内政部规定他们在“种族上”不能被认为是德意志人，这些犹太人的奥地利国民身份就被当局不名誉地否认了。6在帝国过去的加利西亚与波希米亚领地上，针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也在地方层面表现出同样的问题。犹太人往往受到恐吓胁迫以及人身攻击，他们的家园和事业也经常被摧毁，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犹太人明白他们并不被视为这个民族的一部分，或者这正证明了当地人长期以来对他们的猜疑，即不论犹太人说什么语言，他们都不可避免地成为颠覆国家的外来因素。
至于在凡尔赛体系下按照法律被认为是少数民族的群体，也被认为对民族国家的存续有害。不过鉴于国内外相关法律条款（帝国之后的国家受到相关法律约束，必须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在承续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家中，不少政治家以为少数族裔群体发声为业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同样使用关于民族身份和差异的观点，为他们所服务的群体要求赔偿，或者重新划定国家边界。而民族国家的政府（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甚至意大利）又反过来鼓励那些身处在邻近国家，被认为是少数民族的本民族族人不要移民，而是留在所谓的敌对国家（波兰、罗马尼亚、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以便未来它们可以对邻国提出有说服力的领土要求。7这种逻辑强迫使用某种语言（如德语）的人把他们自己的利益与相应民族国家的利益保持一致，即便历史上他们并没有在那个国家生活过，也没有得到过任何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