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希腊或罗马的父亲不仅将他这个家族的儿子培养成人，他还缔造了一个共和国的公民。这个年轻人会迅速意识到它所带来的优势，觉察到它具有其他国家梦寐以求的完美性，自然而然地被它打动。
——约瑟夫·冯·索南菲尔兹（Joseph von Sonnenfels，1732—1817），《对祖国的爱》（Über die Liebe des Vaterlands），1771年
缔造一个国家
177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玛丽亚·特利莎治下的政府试图精确统计西部国土上的人口，并试图将一个新的门牌编号制度推广到“所有城镇、集市、乡村，甚至是最分散偏僻的居民点”1。准确了解人口状况，在军事层面上对征召士兵入伍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对玛丽亚·特利莎达成其统治的主要目标——建立更有效率的统治机制来缔造一个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之前在18世纪60年代进行的几次人口普查的尝试（它们通常由教区神父和地方官员主持），都因数据极其分散无用而不得不放弃，以至皇后的一位私人顾问曾沮丧地大声抱怨，怀疑“靠这些表格数据，如何能缔造一个国家”2。然而即便如此，出于我们将在下文更深入了解到的紧迫原因，玛丽亚·特利莎必须创造出一个国家。
哈布斯堡政府决定使用军队来进行人口统计和推广门牌编号制度的工作，以此来补救自身在信息上的不足，但这么做需要冒一定的风险。当军队进驻乡间，他们常常会直面当地人公开的敌对情绪，当地人不顾一切地保护他们的年轻男子免于可能长达20年的兵役。一些乡村家庭会将男丁藏匿起来，或者送进森林。而在另一些案例中，年轻男人则会以自残的方式——通常是弄断一条腿或胳膊——来逃避被强制征召入伍的命运。此外，还有一些以讹传讹的情况，一些地方的人们误认为已婚男子可以免除兵役，于是在当地掀起了一阵突如其来的结婚潮。预料到这种情况的政府在1770年下令，要求地方上的神父们尽其所能地平息人们的恐慌。虽然神父们一再向当地人保证这次人口普查与征兵并无关联，但政府仍然对这一措施的有效性心存疑虑。
不过令所有人大为惊讶的是，这一年各地方百姓的表现完全出人意料。当军队出现在城镇时，当地居民通常将之视为一件好事，往往热情欢迎到来的士兵们。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除去统计人口和给房屋编号，政府还委派给军队第三项重要任务：让他们调查地方上百姓的“情况”，即本地人的健康状况、文化水平以及当地生活条件（例如房屋类型、卫生条件、教师们的教育成效和当地经济状况等）。而一旦人们了解到军队会把他们的状况和不平汇报给帝国的皇后玛丽亚·特利莎，他们便热情欢迎士兵到来，并且将军人们当作统治者的代表，想要向他们表达特定方面的不满。3就像一位来自卡尼奥拉的官员所报告的那样，当地人“表现得平和自愿，这不是因为他们喜爱军旅生涯，而是希望可以减轻他们的强制劳役和实物捐税”4。
这些乡下农民和一个正在成长的奥地利国家之间令人惊奇的积极接触正好捕捉住了本书三个重要的主题。首先，这是个典型例子，展示了18世纪的帝国政体试图通过绘制当地地形地貌图像、统计人口、使用门牌编号制度等方式，巩固自己对多个迥然不同的地区的控制。借助这些手段，政府第一次能够更深入、更好地了解到那些地区人民的生活现状。这不仅仅是在进行统计，这些建构国家的举措最终谋求的是用一种将个人与中央国家联系起来的新的效忠模式来取代传统地方性的权力关系。不过这么做就意味着中央政府要打破地方政治掮客，即本地贵族传统的政治支配地位。举例来说，在1770年的调查中，中央政府有意识地避免将人口普查和描述当地状况的任务指派给当地的贵族，甚至是本地神职人员，而是选择派遣忠诚于它的国家机器——军队，来查明真相。就这样，中央政府绕过了本地贵族，强化了地方百姓与帝国之间初步的密切联系。5
其次，玛丽亚·特利莎的统计计划反映出哈布斯堡王朝与它的顾问们关于一个政府与它的臣民间适当关系的全新思路：贵族与平民一视同仁。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新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彼此相当并且可互换的关系，而不像传统等级社会特权阶层和拥有较少特权阶层之间的关系那样，不同阶层拥有不同的权利。6
最后，另一个我们将不断碰上的主题来源于农民们与前来统计人口并描述当地风土人情的人们交流的方式。在这个君主制国家的城镇，农民们常常要求与来访的军队代表接触，向他们倾诉当地的情况。这其中有一点很重要，农民们并非抱怨具体的事务——甚至有些军方代表在执行1770年的任务时，怀疑他们听到的内容是否完全真实——事实上，当地人更像是在表达一种个人可以向国家官员，而不是本地贵族倾诉不平来申冤的普遍观点。农民们并不天真地相信一位千里之外的统治者天生的德行，能够使她在注意到地方上发生的不公时拨乱反正。向军人们发牢骚的农民们似乎能够察觉到帝国的皇后与他们当地领主之间紧张的关系，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情况，选择满腔热情地与中央政府同进退，并且对中央政府为他们伸张正义的能力乐观地抱有信心。因而，在此我们就有了一个早期的例证，来展现地方上的百姓如何通过利用新兴的帝国结构来支持自己的目的。
从边缘到全球化
18世纪后半叶，一个中央集权的哈布斯堡王朝，正从13世纪以来哈布斯堡王朝获取的众多土地上产生。这个国家确切的位置在哪里？在18世纪，这个国家又包含了多少种不同的族群？时值18世纪80年代，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范围西至今日的因斯布鲁克，东达乌克兰的利沃夫；纵向可从意大利半岛的米兰与佛罗伦萨，延伸至北海的安特卫普与喀尔巴阡山脉的克卢日。同时，这个国家还覆盖了从波希米亚的布拉格到武科瓦尔，再南至贝尔格莱德的广袤区域。哈布斯堡的领地横跨了如今12个欧洲国家的疆域。在18世纪晚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使用着多种不同的语言，我们现在所知的就有克罗地亚语、捷克语、弗莱芒语、法语、德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拉汀方言、波兰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斯洛伐克语、斯洛文尼亚语、乌克兰语和意第绪语。7这个国家的多样性还表现在宗教领域。尽管罗马天主教会在哈布斯堡治下的国度内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个国家的臣民还包括了东正教徒、希腊礼天主教徒（或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徒）、新教加尔文教派教徒、新教路德派教徒、犹太教徒、亚美尼亚基督教徒和唯一神教派教徒。
从西方的西班牙和法兰西帝国，到东方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和正在形成崛起的俄罗斯帝国，宗教和语言上的多样化是近代早期欧洲大国的典型特征。这些国家通过战争、王室联姻，或者谈判交易获得或失去土地，因此它们的各块领土之间不必有历史或文化上的联系，甚至这些领土在地理上都不必接壤。欧洲的王朝国家，同样也不依赖于统一的管理机构或者大一统的文化习俗（例如使用同样的语言），或者是臣民们共有的身份认同。这些国家将自己的领土单位视为家族财产，或是可以任意交易的军事征服战利品。不过在大部分的土地上，有权势的贵族家族逐渐控制了税收、当地的行政司法以及征募军队的权力。同时，这些家族的代表会不定期地召开会议，或者在地方议会聚首，讨论事务，而哈布斯堡的统治者们则依靠在会议上谈判来取得税收收入或者征募士兵。
哈布斯堡家族兴起于一个在今日的瑞士阿尔高州拥有土地与城堡，相对不甚显赫的贵族家族。8从这片小小的领地上，哈布斯堡家族第一个取得政治名望的成员——鲁道夫一世伯爵[1]（Count Rudolf I，1218—1291）当选为德意志国王，并在1273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9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直至1806年最终崩溃，是一个由大大小小的主权国家组成的松散联邦。它幅员辽阔，南至意大利半岛，北抵日德兰，西边与现今的法国接壤，东边则与波兰为邻。这个联邦名义上的首领、终身任职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由帝国最有权势的几个王公贵族，或称选帝侯，选举产生。一旦当选，皇帝就可享有与他的头衔相符的国际声望、社会地位以及文化影响力。10不过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主要是礼仪性的，所以皇帝本人对帝国范围内300余个政体的统治力可以说相当微弱。事实上，选帝侯们在1273年放弃其他给人印象更深刻的竞争者，推选低调谦逊的鲁道夫一世为皇帝，就是为了避免有更强大的对象谋求皇位，从而对中欧的权力平衡产生威胁。
不过，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一世的执政末期，哈布斯堡家族已经成功成为欧洲中部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家族领地面积显著增加，还从巴本堡家族手中赢得包括维也纳在内的上、下奥地利公国，施蒂利亚，卡林西亚和卡尼奥拉的侯爵领地，成功将家族领地的地理中心向东转移。之后，哈布斯堡家族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将蒂罗尔公国收入囊中。但哈布斯堡家族在瑞士的领地却不在它的掌控之中了。由于这个家族在这些成为它新权力根基的土地上确立了长期继承的权利，于是这些疆域被统称为哈布斯堡的世袭领地。世袭领地的面积约等于今天的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两国，从此之后，人们取上、下奥地利公国的名称，用“奥地利”这个词来为它命名。
瑞士阿尔高州，哈布斯堡家族城堡的废墟。这是一幅1903年的彩色相片，作者为J. Lange（HIP / Art Resource, NY）
鲁道夫一世于1291年去世。在那之后，直到1452年，才有另一位哈布斯堡家族成员——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1415—1493）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当其在世时，腓特烈三世成功令儿子当选为他的皇位继承人，史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59—1519）。此举也首开先河，使得这个家族从此以后得以保持帝位的传承（除了18世纪时一段短暂时期），直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国祚终结为止。腓特烈三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一世通过精心安排的一系列手段高妙的王室联姻，大大增加了家族的财富。举例来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与勃艮第的玛丽之间的婚姻，就为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全欧洲最富庶的领地之一。他的两个孩子——菲利普与玛格丽特的婚姻也同样根据类似的策略进行安排，从而使得哈布斯堡家族与新统一的西班牙王国，以及西班牙的海外帝国联系在一起。等到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孙子——菲利普之子查理五世（Charles V，1500—1558）继承皇位时，他得到的是一个全球化的大帝国，它从西班牙和西班牙在美洲的领地到勃艮第，还包括了奥地利与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在另一桩政治婚姻中，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将查理五世的两个兄弟姐妹，玛丽（1505—1558）和斐迪南（1503—1564）分别与匈牙利兼波希米亚国王拉约什二世（Louis II）和他的姊妹安妮订婚。当1526年，年轻的拉约什二世在对抗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战斗中阵亡时，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贵族政治集团，或称贵族议会，选举他的妹夫——哈布斯堡的斐迪南为新一任国王。这样一顶匈牙利王冠，给了哈布斯堡家族充分的理据，宣称对历史上和匈牙利有关联的两个地区拥有主权，即西南方的克罗地亚王国和东方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不过哈布斯堡王朝对匈牙利的统治也仅限于对其宣称主权，因为此时匈牙利大部分地区和特兰西瓦尼亚仍然处在奥斯曼帝国或其盟友的统治之下，而它们的统治还将持续175年。
1556年，在其统治将终之际，查理五世将这个庞大笨重的帝国分割为东西两半。西边的，或者说是西班牙一系的哈布斯堡王朝，由他的儿子菲力二世（Philip II，1527—1598）的家族进行统治；而东边的奥地利系哈布斯堡王朝则由他的兄弟——皇帝斐迪南一世统治。12在之后的150年内，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与奥地利分支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通过频繁的家族内通婚来加强相互间的特殊关系。1700年，当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因缺乏男性后代而绝嗣之际，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声称有权继承西班牙王位，因此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便和盟友们陷入了与法国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战争到1714年才宣告结束，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分支与西班牙王冠失之交臂，由法国王室的一个小分支成员坐上了国王的宝座。13失去西班牙领地这件事，促进了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一个区域性的哈布斯堡王朝国家在中欧地区的建设。
性别与帝国
一个位于中欧的统一的哈布斯堡王朝，以王朝的核心领地名称非正式地命名为“奥地利”。它的起源，还要追溯到18世纪早期国家颁布的一系列特定法律，它们被统称为“国本诏书”。从表面上看，这些法律处理并解决的是王朝统治者们最私密的家事：对家族缺乏男性继承人的担忧。欧洲很多大陆国家与英国的情况不同，举例来说，在英国，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女性可以继承王位。但在这些因袭了所谓萨利克法的欧洲大陆国家，就只限男性继承王位/皇位。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表示女性不能统治哈布斯堡家族直接持有的土地，但是女人不能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从正式的官方角度来看，哈布斯堡家族持有的奥地利核心领地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采邑。因此假如这块土地通过传承离开了这个家族，是否会有另一个皇帝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挑战他们的统治权威呢？14
鉴于两个儿子约瑟夫一世（Joseph I，1678—1711）和查理六世（Charles VI，1685—1740）长期以来只有女儿或没有孩子的情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1640—1705）担忧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的分支亦会步在1701年绝嗣的西班牙分支后尘。于是他在1703年发布了一份相互继承协议，禁止将王国分裂开来，同时又规定在缺乏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哈布斯堡家族的女性后裔可以统治家族的核心领地。1713年，查理六世修改了利奥波德一世的协议，将自己两个女儿的继承权放在了已逝兄长的女儿前面。通过一系列会议，这项修改后的协议很快得到批准通过。与会者担忧一旦哈布斯堡王朝终结，可能引发战争及地区动荡，因此这份《国本诏书》对他们来说更具吸引力，否则它很可能因为侵犯了他们的特权而遭到否决。与会者一致同意，除非之后奇迹般地诞生男性继承人，否则当查理六世去世之后，他们会承认查理的大女儿玛丽亚·特利莎为统治者。此后查理六世动用了极大的政治与经济资本来说服欧洲各国接受这一安排，但与之矛盾的是，他却没有为女儿玛丽亚·特利莎做任何准备，让她得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皇室责任。15
这些法律不但与哈布斯堡王朝的繁衍存续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久之后它们还展现出另一个更为重要方面的内容。《国本诏书》是第一份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广大区域（包括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国）构成的复合君主制国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整体”，即一个单独政治单位16的法律文件。此时此刻，尽管哈布斯堡王朝在尼德兰和意大利半岛上仍然拥有一些飞地，但总的来说，它的领地在地理层面上已经比一个世纪前更加稳固统一。1700年之后，当时的地图绘制师开始更频繁地使用一个更广泛的“奥地利”概念（这就意味着奥地利不再仅指代上、下奥地利两个公国），同时将哈布斯堡家族视为“奥地利皇室”。而作为对查理六世和玛丽亚·特利莎国家建构行为的真实反映，当时的中欧地图开始越来越多地将它们的描述集中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而非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法兰克福，尽管后者在此时仍然是哈布斯堡家族拥有的最辉煌头衔的来源。
尽管当时的人开始逐渐视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奥地利，奥地利的国家地位却很难在当时制度的现实中扎根发展。今天的我们已经习惯于一个地区的民族国家在制度和管理上宣称保持统一的情况，因此很容易将1700年前后地图上标绘出来的哈布斯堡王朝领地设想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样的猜想是错误的。哈布斯堡王朝对各块领地实行的统治，在程度和特点上迥然相异。
哈布斯堡家族通过一位身在维也纳的奥地利大臣直接控制世袭领地（上、下奥地利，施蒂利亚，卡林西亚，卡尼奥拉和蒂罗尔）的财政、行政和司法机构。到了1700年，这个王朝又将其控制权扩展到波希米亚的王室领地，其中包括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17不过哈布斯堡的统治者无意将这样一套系统化的控制手段运用到他们位于意大利半岛的领地。他们在匈牙利实施的控制也停留在最低的水平，自从匈牙利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匈牙利的贵族们就一直在抵制哈布斯堡王朝试图将它并入，形成一个更大的联合王国的行为。
尽管从长远来看，《国本诏书》成为统一的哈布斯堡王朝国家的法律基础，但从短期看来，查理六世试图让机会主义的欧洲各国接受它的尝试遭遇了极大的失败。当他于1740年去世，23岁的玛丽亚·特利莎继位伊始，便发现自己身处贪婪邻国环伺的境地之中。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 of Prussia，1712—1786，亦称腓特烈大帝）认为女王继位是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于是出兵侵占了人口稠密且富庶的西里西亚。与此同时，在法国、萨克森以及部分国会中的波希米亚贵族支持下，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阿尔伯特（Elector Charles Albert of Bavaria，1697—1745）自封为波希米亚国王，并且在皇位竞争中战胜了玛丽亚·特利莎的丈夫——洛林的弗兰茨·斯蒂芬（Francis Stephen of Lorraine，1708—1765）18，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史称查理七世（Charles VII）。
无计可施之下，四面楚歌的玛丽亚·特利莎只得向匈牙利贵族们做出让步。她需要资金和军队，立刻就要。1741年，她成为匈牙利国王，然后在普莱斯堡（Pressburg / Poszony）召开的一次匈牙利国会会议上寻求经济和军事支援。19出席会议时，玛丽亚·特利莎身穿当时代表匈牙利的白、金二色衣裙。与后世的描述不同的是，她没有带上自己6个月大的儿子约瑟夫赴会（9天之后她才让婴儿在会上露面）。玛丽亚·特利莎在会上的请求极具感染力，她同时还宣誓维护议会的权力20，她的演讲如下：
匈牙利王国，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的王冠如今岌岌可危了。而如今我们被所有人抛弃，我们唯一的力量来源只有忠诚、武器和长久以来匈牙利人民所拥有的勇气。关于我们自己（作者注：原文如此），忠实的匈牙利臣民们将得到我们全心全意的合作。21
1776年，玛丽亚·特利莎与她的子女们。原画作者为海因里希·菲格尔（Gianni Dagli Orti / The Art Archive at Art Resource, NY）
玛丽亚·特利莎的恳求得到了与会贵族们“将生命与鲜血交付给玛丽亚·特利莎国王”的回应，尽管比起这一人们耳熟能详的结果，知道在此之前要让这些人付出忠诚，经过了何等艰难谈判的人要少得多。22因为有了匈牙利人的支持，玛丽亚·特利莎得以迅速扭转战局。她手下的军队在1741年年底攻克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从而反败为胜。随后奥地利军队又夺回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小部分西里西亚。在巴伐利亚人和法国人吃了败仗的同时，这两股势力在当地严酷的占领政策也使得他们与可能成为其盟友的波希米亚渐行渐远。最后，1745年，查理七世去世，玛丽亚·特利莎的丈夫弗兰茨·斯蒂芬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史称弗兰茨一世，奥地利继承战争也随着1748年签署的《亚琛和约》而正式终结。玛丽亚·特利莎成功抵挡住了所有威胁她权力的挑战，不过她治下最富庶的西里西亚的大部分领土还是落入了普鲁士之手。
1748年，奥地利继承战争结束时的哈布斯堡领地范围
经过战争，暴露出奥地利先前在经济和军事上备战极不充分，这一教训令玛丽亚·特利莎意识到，如果奥地利想要在18世纪的欧洲继续保持住大国的地位，她必须迅速进行改革，重整国家。同时，她还需要一批新盟友来帮助她从普鲁士那儿夺回西里西亚。玛丽亚·特利莎需要建立一支常备军，用来和普鲁士改革后的新军有效竞争；同时她还需要将自己的国土整合成一个更有效、更统一的国家。终其一生，玛丽亚·特利莎没能夺回西里西亚，但她始终不乏尝试。18世纪50年代，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外交大臣文策尔·安东·考尼茨伯爵（Wenzel Anton Kaunitz，1711—1794，后来成为亲王），在中欧精心策划了一场外交革命。23奥地利抛弃了英国，通过玛丽亚·特利莎最小的女儿玛利亚·安托尼亚（即玛丽·安托瓦内特）与未来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之间的联姻，转而与它的老对头法国缔结了数个世纪以来第一个最终成立的盟友关系。外交政策的这一转变，其目的就在于扼制普鲁士。只有收复西里西亚的执着愿望，才能克服玛丽亚·特利莎强烈的反法倾向。然而在1756—1763年爆发的七年战争中，奥地利收复西里西亚的尝试再次失败，而法国这个盟友形同虚设。不过此时奥地利在东方有更需要关注的事务：沙俄正在损害奥斯曼帝国、瑞典和波兰–立陶宛联邦等邻国的基础上积极扩张版图。24事实上，正是在东方边境，玛丽亚·特利莎得以弥补失去西里西亚带来的损失。1772年，她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虽然不甚情愿），以及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亦称凯瑟琳二世、叶卡捷琳娜大帝）第一次瓜分了波兰–立陶宛联邦。
波兰–立陶宛联邦周边的三个国家，以所谓的内部动乱为借口，各自分得了该联邦30%左右的土地。虽然玛丽亚·特利莎一开始严厉谴责沙俄与普鲁士对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企图（她声称“‘分割’这个词令我厌恶”），但考尼茨参与瓜分行动，确保玛丽亚·特利莎得到了属于她的那一份战利品。奥地利新获得的领土以拉丁语命名为“加利西亚及洛多梅里亚王国”，这个名字来源于中世纪罗斯诸公国中，匈牙利王国曾在12世纪宣称拥有统治权的哈利奇与弗拉基米尔公国。25玛丽亚·特利莎一门心思要建立国家，为此她深知为自己的家族塑造富有神话色彩的虚构历史，对打消因占有新领地而产生的非议具有多大的价值。
国家的建立与改革
1748年，奥地利继承战争甫一结束，玛丽亚·特利莎就实施了一系列行政改革，来强化奥地利的军事实力，并且建立一个更有效、更中央集权的国家。在筹建一支约有10.08万人的常规军时，她的国务总理弗雷德里希·威廉·冯·霍格维茨伯爵（Friedrich Wilhelm von Haugwitz）强迫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的议会提高上缴用于军事预算的税收份额。除此之外，霍格维茨伯爵还强制这些地方的议会在拨款时，要一次性缴足10年的资金份额，而非一年一收。这样一来，当政府需要军备资金时，地方议会与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就被大大削弱了。
随着奥地利在制度方面，不断推动将过去治下的自治王国变成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各州，地方和州级的行政官员越来越多地直接向维也纳而非本地议会负责。1749年，霍格维茨伯爵将波希米亚大臣和管理世袭领地的大臣合并为一个职位。26 1751年，玛丽亚·特利莎在维也纳设立了一个最高法庭，用来管理波希米亚和奥地利领地上的事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政府通过集中国家行政权力的各类制度，不断尝试。在此期间，玛丽亚·特利莎不断遇到地方上强烈的反对，从而不得不修改或暂缓推行她的计划。但是她的政府始终在顽强地继续工作，时不时提出一系列新的改良制度。
为了实现区域一体化和中央集权的目标，18世纪的哈布斯堡统治者和他们的顾问们智计百出，以多种多样的模式来建构国家。在这个世纪，针对如何有效地使领土团结统一的问题，三位了不起的统治者——玛丽亚·特利莎女王以及她的两个儿子——约瑟夫二世与利奥波德二世——发展出了一种特别的理念。他们共同拥有一些基本的长期目标：通过向贵族征税来稳定国家财政；通过放松或结束封建生产关系来解放农民的生产力；鼓励国内工业、商贸、旅游以及交通网络的增长和发展；消除地区加工制造业行会的诸多限制；在国民中推动道德教育和实用教育；通过国家控制宗教活动的方式，对天主教会进行改革。
这三位雄心勃勃的君主与一些同时代的欧洲人一样，经常被后人称作“开明专制君主”。这个词的来源，或许有一部分来自他们在改革国家与改造社会时主张以绝对中央集权作为手段。他们的专制主义，或者说独裁政治倾向特别体现在这些君主拒绝与贵族们分享权力上。而造就“开明专制”这个词另一部分的“启蒙运动”则指的是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遍及欧洲的一个松散知识分子网络以及相关的文化运动。这些人和运动歌颂知识的发展进步，同时鼓励将知识系统地、明确地应用到社会制度和政治架构中去，以此来改善人道状况。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土地上，18世纪是一个文学、科学、历史、宗教、哲学等多种学科、多个领域出版作品激增的时代。18世纪的欧洲，人们的识字率同样迎来幅度极大的增长，而且在公共社交场合（并非仅仅在那些属于精英阶层的地方），启蒙运动的理念被公开朗读、探讨和辩论。此外，启蒙运动对科学和人文主义研究的兴趣使得在这样一个宗教制度和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中，人们探讨用更加世俗化的方式统治国家成为可能。然而同时，宗教和道德问题仍然萦绕在启蒙运动关注者的心里。当玛丽亚·特利莎与她的儿子们及诸位顾问讨论政策时，他们使用的措辞比过去任何一位君主采用的都更具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而在他们向一些博学的世俗专家求教的同时，仍然承认宗教基本价值对社会的作用。
识字率的上升以及科学与人文主义研究的区际网络，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在公开或私人场合评价与讨论君主们正在进行的范围更广的改革进程。尽管贵族主导的议会，以及贵族身份的评论者早已能将他们这一阶层的各种意见广为传播，但在18世纪，从事商业、行政管理和各种实业的人们，也开始对国家政策直抒己见，为自己的利益发声。18世纪后半叶，在维也纳、布拉格、布尔诺（Brünn / Brno）、科希策（Kaschau / Kassa）和普莱斯堡（今布拉迪斯拉发）等城镇，当地社会产生出了新的公共讨论场所，它们从街头的咖啡馆到半公开的沙龙，再到博物馆，多种多样。城镇的中产阶层市民在这些地方聚集，偶尔还会与贵族并肩而坐，讨论当代的宗教、哲学和艺术问题。举例来说，当科希策市政府在1781年建立了一座市立剧院后不久，市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就在这座建筑的北侧进行特别改建，建造了一座新的咖啡馆。27到了18世纪90年代，像咖啡馆这样的社交场所，或是城里的科学学会与乡间的农业俱乐部，它们的成员已经能够讨论和阐发出新颖独到的政策理念。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这些社会场所成为19世纪早期城市内大规模涌现出的自治组织参照的模板。28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正当启蒙运动的思想转化成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或文化计划时，在哈布斯堡的领地上，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涌现出许多共济会的自治组织。玛丽亚·特利莎的丈夫弗兰茨·斯蒂芬是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他是一名共济会成员，在这段时期，他不顾教皇国的强烈反对，收容了几千名共济会人士，让他们在国内站稳脚跟。29这些共济会会社并不是一些促进社会平等的机构，它们在实质上也并不是世俗的。在18世纪70年代，奥地利的共济会成员有很多都是神职人员，他们希望用名为“老式”和“不宽容”的态度来净化天主教会。30而当成员们想要讨论和测试各种改革理念时，共济会会社也会为他们提供环境。而在匈牙利，新教徒背景的思想家、作家和贵族们承担起了大部分将启蒙思想用于发展和推动改革项目的任务。因此，我们不能说仅有以城市为基础的共济会成员会为同侪提供社交和辩论场所。譬如波希米亚的当地要人，他们组织了一些农业学会，这些学会不仅向普通农民传播现代农业技术知识，而且也在学会较为富裕的会员之间起到了传递新技术和最新良种作物资讯的作用。31
现代政治经济理论的精髓，就这样在印刷品小册子、沙龙、农业学会和共济会会社等处不断得到讨论，而哈布斯堡的统治者也借此得到了很多可供参考的改革模式。以这个国家的重农主义者为例，他们认为农业兴旺重点在于农业人口的繁荣兴旺。另外，重商主义者则希望通过关税保护政策促进本地工业和在管控下的国际贸易的发展。财经金融专家和官员谋求重组政府，试图在其中特别为他们分割或者设立一席之地（譬如内阁阁僚），好让他们更有效率、影响力更加强大。还有中欧的詹森主义者，鼓吹在国内传播经过改良、充满活力、詹森主义色彩较淡的天主教思想，来提升公共道德。这就是关键所在：新的社会活动者们参与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相关议题的激烈讨论中，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出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来服务于具有革新思想的君主们。
假如哈布斯堡的统治者计划的改革项目在规模上对管理这样一个大帝国是种挑战，至少他们会寻求那些自诩为科学家的人的帮助，将特定的项目实际运用到现实状况中，令其概念化并正当化。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见到的，18世纪不仅仅属于哲学和科学，它同样是一个信息搜集、地图测绘以及各种数据统计研究的时代。所有这些实用技术知识的终极功能，就像这些开明专制君主发挥的作用一样，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的福祉。
18世纪不断扩大和持续中央化的官僚体系，在地方议会渐渐将更多地区划入维也纳的行政范围时，不断将很多失去政治影响力的地方贵族吸纳进来。以波希米亚为例，玛丽亚·特利莎甚至保留了几位在1741年短暂抛弃她而投降巴伐利亚的贵族的职位，将他们安插到州级地方和中央的官僚机构中去。32各项雄心勃勃的改良项目导致了公务行政人员深入社会的情况激增，同时国家也需要更多的新公务人员，来分担迅速增加的工作负担。在玛丽亚·特利莎执政期内，仅在匈牙利，国家议会的工作量就已经翻了4番，而单是处理函件的职员人数，就增加了50%—120%！显而易见，行政层面上的变化，需要更多和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国家公务人员。尽管贵族阶层往往占据着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梯队系统的最高处，中产阶层接受过教育的子弟们越来越多地投身于政府的中低阶层职位。此外，玛丽亚·特利莎还向那些为政府做出了卓越服务的平民发放了更多的贵族资格特许。在她执政期间，获得贵族身份的人中，有40%来自不断扩张的官僚机构。33
与此同时，出于维持一支扩容后的军队的需要，玛丽亚·特利莎不得不在1748年取消贵族阶级和她名下的波希米亚与奥地利领地教会的免税特权。尽管贵族和教会领地的征税税率要比农民的土地低，但这项重要措施破坏了长期以来贵族所享受的传统社会特权。玛丽亚·特利莎还运用经济政策，促进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她维持了亚得里亚海上的的里雅斯特（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渔村）和阜姆/里耶卡（Fiume / Rijeka）等城镇在课税上的特别优待，这一优待是在1719年由其父授予的。这么一来，商人可以免缴经过这些小镇进出口的关税，从而促使他们将自己的生意转移到这里。1741年，随着西里西亚大部分地区落入普鲁士手中，玛丽亚·特利莎的政府同样希望将更多的商路从经过哈布斯堡的北方路线尽可能地转移到通过上述小镇的南方路线。于是在18世纪，这两个镇子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城市，而且到了60年代，它们在地中海贸易上已经可以与威尼斯争锋。34在18世纪末，仅的里雅斯特一城，就承担了国家1/3的出口总量，它的人口也超过了3万人。的里雅斯特成为奥地利的第四大城市，以及欧洲最繁忙的商业港口之一。
18世纪的的里雅斯特，繁忙港口的一瞥。原画作者为路易斯·卡萨（Louis Cassas），之后由德迈松（Desmaisons）制作成雕版画（©Tallandier / Bridgeman Images）
此时在1779年，玛丽亚·特利莎授予位于她领地最东边的一个贸易中心——加利西亚的布罗迪镇相当于的里雅斯特和阜姆的自由贸易特权。布罗迪作为新的加利西亚王国的一部分被吞并，这个城镇原本是从莱比锡到敖德萨和克里米亚这一重要的东西贸易网络上一个富裕的贸易点，但被吞并之初，它的这一地位受到了威胁。由于它成为奥地利的一部分，布罗迪的商人（他们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就要穿过许多新的边境线来维持贸易路线。而每过一重边境，都需要缴纳进出口税。哈布斯堡政府不希望看到布罗迪在经济上的相对优势减弱，于是便授予布罗迪和它周边的城镇自由贸易区的地位，以便让当地商人不必支付关税。而在做此决定时，维也纳的官员们直白地就是否将布罗迪当作一个与的里雅斯特和阜姆等奥地利现有的亚得里亚海自由港相似的“自由海港”一事进行了辩论。35他们在考虑这个问题时，立足的基础是整个帝国范围内经济发展的大命题，而非加利西亚狭小的一隅之地。维也纳方面担心，如果没有税收优惠地位，布罗迪的商人们会将他们的生意越过边境，转移到附近仍属于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城镇。但新的加利西亚地方政府却激烈反对给予布罗迪税收优待，因为它们想自己对布罗迪课税，从它活跃的贸易活动中获利。
维也纳方面做出的经济政策，有很多是出于巩固奥地利政权的政治目的，将哈布斯堡王朝广大的疆土更有效率地整合成一个大的整体。举个例子，1775年，经过一年的计划、谈判和争辩，奥地利政府将哈布斯堡世袭领地与波希米亚的土地整合在了同一个关税制度下，使得这一区域范围内完全实现了自由贸易。加利西亚是下一个享受这项普遍关税制度的地方，但是维也纳方面对它相对较弱的经济实力心怀忧虑。而加利西亚在并入奥地利之后，重整地区贸易网和商贸关系的需要，使得它在加入一个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区时表现得相当脆弱。
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直接依靠国家的经济繁荣，这是18世纪的政治思想家频频鼓吹的信条。因此如果我们只将玛丽亚·特利莎建设国家的各项政策看作经济和行政层面上的改革，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充分理解她全盘的改革计划。同时，玛丽亚·特利莎还试图改善农业生产力，引入新型工业来打击传统的行会势力，增强奥地利在国际贸易中占有的份额。鉴于18世纪的欧洲大陆经济在根本上依赖于农业生产力及其创造出来的财富，又因为农民阶级承担着最沉重的税务负担，国家便开始逐渐加强关注，投入精力改善他们的状况。当时已经有不计其数的观察家诟病哈布斯堡王朝政府在经济上的不稳定，特别是在现有的乡村社会架构中经济的疲沓低效。
在玛丽亚·特利莎统治的大部分领土上，农民们从法理和实际上都被束缚在本地的大地主手中。地主们不但从租借土地的农民那里得到现金与农产，还可以每周要求农民为他服役数日，这项令人憎恨的制度以“劳役”这个名称为人所知。农民为地主服役的具体天数各地各有不同，这就造成了被时人记录下来的一种情况：“农无躬耕之暇，田无照拂之人”。36玛丽亚·特利莎的儿子约瑟夫二世亦在1773年首次访问加利西亚时，进行了无人可比的重要观察。在他眼中，“人们忙于服役，以至田里的庄稼无人收割，它们被完全忽略，以致农民的一年收成尽付东流”37。在其他一些地区，法律还禁止农民迁移，甚至要求他们必须得到地主的同意后才能结婚。此外，如果一个农民想要挑战地主对待他的方式，他只能发现后者还兼任地方法官，于是无论怎样心怀不满，农民都求告无门。综上所述，人们可以认为（玛丽亚·特利莎的很多顾问也抱有同样的态度），农民缺乏对他们自身基本的掌控力。而这位具有一定宗教倾向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后同样忧虑这个情况会扭曲农民的道德，以及限制人生的机遇。我们可以将在这片土地上对农民自由和生产力的限制，与当时背景下更广范围的非自由劳动力形式进行比较，比如沙俄的农奴制度，以及在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欧洲殖民地上的种植园奴隶制度。
当然，促使维也纳当局在其统治的土地上采取改善农业生产力措施的动力，首先亦是最重要的还是经济需要而非道德义愤。经济考量或许还导致了玛丽亚·特利莎改革工作中最无意识的激进改革，这部分直到她去世后，才被她的儿子们——约瑟夫二世和利奥波德二世所完全领悟。玛丽亚·特利莎所修正（哪怕不能称之为彻底废除）的，即是将大多数农民和有地贵族紧紧联系起来的制度。她相信，将农民解放为更具生产力且更独立的个体，会使贵族、农民和国家三方受益。于是她将农民需要交付给领主的劳力和作物转化为同时上缴给地主和国家的固定数额现金。独立的农民因此在法律和经济上实现自主掌控，在道义上也成为自由民。最终，他们可以在任何适当的时候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而贵族如有动用农民劳力耕种自己地产的需要，也可以支付工资的方式雇用无地农民。贵族地主必须放弃很多特权，比如他们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享受农民无偿劳动的权利、管理地方司法的权力，以及免税待遇。
玛丽亚·特利莎不能就这样把如此激进的一套革新措施在奥地利全社会推行，她也无意如此极端，而更倾向于谈判和妥协并存、循序渐进的改革进程。但她仍然尽力执行此类改革，尤其是在她和她的家族直接拥有的土地上。尽管事实上她限制了贵族要求农民无偿劳动的量，逐步开始破坏传统社会等级结构背后的潜在逻辑，玛丽亚·特利莎却没能将全盘改革应用于所有的国土。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刷小册子和公共辩论越来越多地涉及未来一个获得自由的农民将有怎样的权利与义务，从而促成了想法成真。政府也开始编纂一套新的民法法典，全力解决将农民视为自由人的观念。38到了18世纪90年代，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改革的思想逻辑推行全国，人们也逐渐接受了国内所有人不分阶层，在法律上拥有平等积极的公民资格。1799年，当三位锐意改革的君主——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两个儿子都已去世之时，加利西亚的一部法律草案如此写道：“所有公民，无论阶级、财富或性别，都有谨遵法律来推进大众福祉之义务。”39这一条规定体现出社会的两种不同理念。一种是从社会和文化层面以财产和特权阶层进行分隔；另一种则是将社会看作一个公民世界，人们对国家负有义务，也会从国家那里得到同等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