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诉求
就像我们在本章开头读到的那样，过去一直以来，国家依赖地方上教区牧师提交的不定期报告，来了解当地人口生、老、病、死、婚的状况。由于奥地利继承战争爆发，玛丽亚·特利莎选择应战，健康新兵需求量随之增加，导致了新的人口普查技术的发展，新技术被用于测定当地人口的规模，以及他们的特性。18世纪中叶的军事领导阶层，成为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强大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支持力量。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它和统治者一样，不止对增加新募士兵数量感兴趣。新募士兵的身体素质和他们的数量同等重要。出于这个原因，一些军事领袖和玛丽亚·特利莎一样，怀疑传统土地关系造成了经济低效和生产力低下，于是他们支持她从法理上解放农民，使他们在经济上也达到自由。
1770年，当人口普查开始测定哈布斯堡世袭领地和波希米亚范围内人口的规模、健康和受教育情况，以及当哈布斯堡的领土开始进行地图测绘时（它们往往都是首开先河），正是军队开发出了最新的相关技术，也只有军队可以调集足够人手来执行这项任务。毕竟在这个时候，后世覆盖整个中欧大地的平民官僚与公务员大军还不存在。幸而有军队积极参与到地方募兵与数据搜集的工作中，军队领导层以及很多普通士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感同身受，对奥地利全国农民身处的困境深表同情。奥地利御前军事委员会在1770年宣布军队承担起人口普查任务的更广泛目标是帮助“受压迫的人民变得更理智、更冷静、更清洁，生活更加丰裕幸福”40。
同时，城镇的房屋门牌编号制度也作为一项革新在1770年付诸实施。国家可以借此长期掌握城镇居民更准确的资料。军队的顾问入城下乡，不仅仅是计算人口，并以性别和年龄来进行分类；他们也不仅是简单地经过一座城市，沿路不加思考地给最狭小的茅屋和最宽敞的城市豪宅依次编号。军队顾问此行更重要的任务是作为中央政府的耳目，从各地搜集14个与国家潜在利益相关的不同主题信息，例如当地卫生与健康状况、居民受教育水平、宗教虔诚程度、富裕程度和当地风气。
那些在1770—1771年执行人口普查任务的官兵们，事先被明令不得鼓励农民直抒怨愤。但即便如此，正如前文中我们所读到的，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这类抱怨他们听到了太多太多。身在施蒂利亚的顾问官如此报告：“人们普遍对农民的服役制度抱有怨言，这项制度令农民无法耕种自己的土地，还得同时向政府和地主交税。”施蒂利亚南部城镇采列（Cilli / Celje）周边的情况十分糟糕，以至有报告称当地“田地多荒，十室九空”。这一地区的农民们被迫“放弃他们的住房和田地，举家逃亡到邻近的克罗地亚，靠做农场工人为生”41。而就在它西边的卡尼奥拉，随着人口普查慢慢推进，当地人逐渐主动进行合作，“他们希望以此来减轻劳役，以及以货代款的税务负担”42。至于波希米亚，帕尔姆伯爵名下的佃户对劳役制度的严苛抱怨尤其强烈。报告称：“即使是在寒冬他们也需要每周工作三日，在夏季则要牵着牛每天劳作，此外还得有一两人负责一些体力劳动。”来自利托梅日采（Leitmeritz / Litoměřice）的消息则指出：“农民们只在私下悄悄向我们抱怨。”派往此处的顾问官暗示，如果进行有目的的调查，就可以发现当地地主的许多不法之处。43
地方上的权贵自然不会在农民的抱怨下坐以待毙，他们很快为自己辩护，指责农民小题大做，而且这么做是有意为之。举例来说，在波希米亚南部的克拉托维镇（Klattau / Klatovy），一名士官报告当地突然下达了一条命令，要求农民“不许向任何军队官员抱怨”。这位军官称，如果没有这道命令，显然当地农民会准备申诉更多不平之事。前往施蒂利亚某地的军官则反映当地的领主试图阻挠他们向农民们提问。事实上，在18世纪70年代，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爆发了农民起义，当地议会的成员埋怨军队，认为正是他们的人口普查工作和房屋门牌号码的编录进程助长了农民危险的自由思想和从本地权贵那里获得解放的意愿。
在1770年，很多农民似乎将中央政府或者帝国的力量当作一种与本地贵族的权威相抗衡的便利力量。尽管从制度层面看，国家的力量还未在地方基层确立起来，但显然它在农民心目中具有很强的象征性意义。因此，农民们积极地向军队代表畅所欲言。很多地区的农民，哪怕只是环境影响使然，都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它的中央机构寄予厚望，认为它们是保护和扩展自己社会利益的一个手段。因此，随着帝国的特派员来到地方，身处在当地贵族和农民之间，纵然哈布斯堡王朝的很多领地相距甚远、差距甚大，都对中央政府产生了一种新的奇异的归属感。
要让农民摆脱本地贵族的直接影响，还需要在地方上建立教育机构。农民需要在两方面接受训练：其一是最新的农业技术；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令他们懂得道德约束，从而在变革之后的环境中可以遵守秩序，尊重权威，勤勉地履行自己的职责。1770—1771年的军队调查也反复强调，农民的文盲率正是贫困和社会不幸的原因之一。而高文盲率的产生则要归咎于地方当局对学校教育的忽视、师资的缺失，以及教师们肩负的不可想象的重担。1771年，施蒂利亚南部的调查者发现：
每一个教区都资助并聘请一名学校教师，但鉴于教区范围太过广大，区内的住宅彼此间又相距甚远，且受雇于教区和教会的教师本人也会被安排做一些其他工作，使得他教导孩子们学习必需课程的时间少之又少。因此，只有很少的农民有阅读能力，事实上不知道自己名字和年纪的农民也为数不少。
在波希米亚执行任务的调查者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们颇不赞同地写道：“当地对学校教育的关注太少，他们并不优先雇用有资质的教师，由于父母们的漠不关心，孩子们往往以各种方式误入歧途。”44
1774年（匈牙利则是在1777年），玛丽亚·特利莎提出了不论性别发展儿童通识教育的要求。从此以后，所有国内6—12岁的适龄儿童都将在学校接受教育。哪怕这个强制公共教育系统只是停留在文件层面而未付诸实施，它也令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这个国家一举飞跃至欧洲教育发展前列。不过这项法律更多地着眼于奥地利的基本启蒙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机构。玛丽亚·特利莎想要的并不是建立高等学府或是扩大现存的大学科系。在大市镇和各州中心城市，政府增加了教师培训项目。玛丽亚·特利莎还在乡间开办了一些新的拉丁语高级中学，以及训练采矿、冶金等科目的技术学校，这些学校和在维也纳教授学生语言技能和培养译员的东方学校一样，主要目的在于为不断扩张的国家官僚机构培养日后的官员和专业人才。45不过总的来说，玛丽亚·特利莎的教育政策针对的是国家最低下的阶级。她希望可以通过给予农民必不可少的道德与经济教育，使他们成为富有生产力和遵章有序的社会一分子。不过，她也不希望让农民受到太多教育，以至令他们对宗教信条和国家秩序产生怀疑。总而言之，这部教育法令主要的成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若干以本地语言授课的一级或二级制初等学校，这些学校使用当地语言授课是非常合适且必要的，因为那些本地孩子中很少有人懂得其他语言。
在18世纪，当上述这些学校建立起来时，它雇用的教师通常是当地的神职人员。这在欧洲其他地方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当地神父，尤其在一些偏远的乡村，通常是些只受过粗浅教育的人。但即便如此，国家对神职人员从事儿童基础教育的依赖迫使我们去思考教会在确定教育内容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哈布斯堡政府在18世纪与教会之间更广泛的制度关系。我们不禁要思考，国家已经让地方神职人员负责保管当地人口出生、死亡、婚姻和征兵官方记录，在已承担了如此繁重任务的情况下，这些神职人员会怎样理解这项额外增加的职责呢？
在一个世纪之前，保守天主教曾大行其道，其深奥难解且反对宗教改革，让本地神父成为国家教育改革的工具并不意味着哈布斯堡政府的义务基础教育将受限于此。早在16世纪，奥地利的天主教会就已经引入高度情绪化、视觉化和仪式化的崇拜表现形式，来作为与国内受到越来越多人欢迎的新教相抗衡的工具。然而两个世纪之后，很多天主教徒开始排斥这种公然的宗教狂热。他们转而寻求一种形式更简单、更专注于个人内心虔诚和善举的宗教信仰模式，而不是徒具外表的仪式性崇拜模式。玛丽亚·特利莎个人的宗教信仰活动，与这种在18世纪遍及匈牙利和奥地利的简化天主教模式多有相似。这个模式着重每日生活中的简朴、谦卑和虔诚的美德，同时避免那些奢华繁复、极具仪式性的宗教活动带来公开且无节制的情绪外露。在玛丽亚·特利莎执政时期，许多天主教思想家、官员和社团都支持政府在教会政策上加强干预。因此，教会对公共基础教育影响的实际性质，很大程度上仰赖当地神父们的态度。总体上说，他们在此时候已经涉猎过较粗浅的人文主义、自然科学、法律知识等方面的发展成果，或者使用启蒙思想来指导教育。
玛丽亚·特利莎手下更加激进的顾问们，逐渐说服她采用国家监管所有教会事务的方式。从神父们在国立神学院受到的教育到主教的任命，政府通过种种干预来拯救纯洁的灵魂。通过此举，政府打击了耶稣会在大学中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1752年从教会手中接过了审查的任务。因此，政府的禁书目录很快和教会的禁书目录内容大相径庭。46政府彻底削减了宗教节日数目，还解散了一些冥想性质的宗教团体，因为它们的成员并未投身于社区的慈善服务，或是使用他们的财产资助本地教育和福利机构。总的来说，政府削减了天主教会的很多（当然不是全部）特权，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将它看作受到国家管制的诸多合法私人组织之一。不过与此同时，玛丽亚·特利莎对经过改革的天主教产生的个人同情情绪，阻止了她与许多顾问和两个儿子提出的激进世俗道德产生共鸣。举例来说，在她执政期间，她强烈反对针对新教和东正教的宗教宽容原则，更别提犹太人和他们的宗教。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不认为对其他宗教宽容会对臣民的道德品质起到改善作用。相对于其他宗教信徒，天主教会的成员仍然保留着许多特权，比如公开进行崇拜活动的权利、可以建造具有塔楼的教堂，以及可以敲响教堂的钟。
当特定的政治目标符合玛丽亚·特利莎的个人偏好时，她就不会让两者产生矛盾，比如鼓励的里雅斯特这一自由港市的商业贸易。她在那儿鼓励商业聚落移民，其中特别包括犹太人、希腊东正教徒、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东仪天主教会信徒。玛丽亚去世后，她的儿子约瑟夫将这一政策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新教徒。47自1746年的犹太人群体开始，这些宗教少数派人士被允许在这座城市中组建法人团体、组织宗教崇拜活动以及设立面向该群体成员的学校，同时他们还可以享受与本地天主教徒商人一样的民事与经济权利。48
无论玛丽亚·特利莎在18世纪40年代的改革意图多有限，到了70年代，她的改革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重塑了公共生活和政策上各个可能的方面，从宗教活动到教育以及行政司法，从农业技术到新型制造业的创举，从更有效的道路与河网建设到鼓励发展海洋和陆路的贸易。
匈牙利与哈布斯堡
200余年来，哈布斯堡王朝动用了大量资源，试图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匈牙利，以此来抵御后者的进攻。而在最终击败土耳其人后，哈布斯堡的统治者又试图对匈牙利、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进行更强的政治控制。49哈布斯堡王朝征服匈牙利，最终给予自己一个重塑的机会，得以与强势的匈牙利贵族在宪法上重构权力平衡。1687年，匈牙利议会承认哈布斯堡家族拥有继承匈牙利王位的世袭权力，以此承认后者为解放匈牙利所做出的努力。哈布斯堡政府还在奥斯曼帝国与匈牙利南部、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交界的长条地带设立了一个直接行政控制区，称为“军事前线”。它在这个区域内安置了不少人口，其中大部分是逃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东正教难民，他们接受了哈布斯堡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特权，承诺为它抵御来自南边土耳其人的威胁。50然而在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缺乏足够的财力来建立覆盖匈牙利全境的行政控制。这项弱点的一个明显迹象就是它们无法将众多加尔文教教徒、路德宗教徒和东仪天主教徒占据区（以及支持他们的贵族）连根拔除，那些人正在特兰西瓦尼亚和上匈牙利地区蓬勃发展。这就使得匈牙利能够保持比哈布斯堡王朝其他领地更显著的宗教多样性。直到1715年，匈牙利境内还时不时发动叛乱，而反抗奥斯曼帝国的零星战争则一直持续到1739年，哈布斯堡王朝依靠匈牙利存留下来的贵族进行地方行政管理，这就意味着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众多领地中，匈牙利仍然保留着一种独特的地位。
在匈牙利，并非只有议会不时坚持它们之于哈布斯堡政府的独立性，由贵族选出的郡级地方政府来运作的本地行政机构亦是如此。在奥斯曼帝国占领匈牙利期间，由于匈牙利已经不存在一个可以管制其大部分地区的中央政府，郡政府就承担起了地方行政管理、司法，甚至军事防御的重担。哈布斯堡王朝征服匈牙利之后，对其进行了行政管理上的重组，在此期间，无论是奥地利的朝廷还是天主教会都缺乏必要的资源，将新的政治和宗教架构彻底施用于这个国家。只有它们在匈牙利中部进行的财产再分配和鼓励定居计划，以及南部建立的军事前线地区还算略有建树。事实上，在整个18世纪，匈牙利的郡政府成为反对哈布斯堡统治的重要堡垒，它们甚至还互相请教，琢磨出对抗国王的共同战略。51
那么这些匈牙利的管理机构，对于对抗国王推动中央集权尝试的行为，它们依据什么意识形态将之正当化呢？总体来看，18世纪的匈牙利议会和地方郡政府更倾向于一个“匈牙利人的国家”，即“natio Hungarica”（这是传统的公务语言——拉丁文的拼法）。它们坚持匈牙利历史上的“国家地位”使匈牙利有权享受一些特定的共有权利。在每一个匈牙利国王的加冕典礼上，国王必须宣誓尊重这个匈牙利“民族”的集体权利。但“国族”这个词对一个18世纪的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在匈牙利，这个词表示的是真正作为国王臣民的小部分人，即所谓的“国民”。而“匈牙利人的国家”由匈牙利议会上下两院的贵族们组成，这些人有权选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显然可以豁免一切税务。但是大多数匈牙利国王的臣民，即大多数居住在国境之内的人们，却并不被认为是“匈牙利人”的一员。
在这种对抗国王的理论支持下，贵族们坚持这样一种状态：匈牙利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它的统治者只是恰好统治着其他几个地区。他们坚称，匈牙利绝不是一个大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不像波希米亚那样，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同时，这批人也不认为匈牙利需要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所统治的其他地区那样，成为这个王朝统治架构中的一部分。1748年，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造访匈牙利之后，在他的著作《论法的精神》（Spirits of the Laws）中特别详细地记录了当地的情况。某种程度上多亏有他，我们可以知道匈牙利贵族开始强调，匈牙利传统上的“国家权利”组成了一部古老的不成文宪法，而议会正是援引这部可敬、古老的虚构宪法，反对哈布斯堡完全吞并匈牙利。52而另一方面，哈布斯堡的匈牙利国王们却在试图调和匈牙利的管理机构与王国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国王们援引匈牙利其他宪政传统来支持他们更广泛地行使行政司法权，以及为保卫国家而招募军队的无可置疑的权力。当国王与匈牙利的敌人作战时，他的军队是一支协调作战的混合部队，其中不分奥地利人、波希米亚人或匈牙利人。而匈牙利议会在传统上接受国王拥有他宣称的这种权利。
当涉及匈牙利教育改革方面的异议时，玛丽亚·特利莎考虑到了统治层面上几乎所有的差异。在她最孤立无援的绝望时刻，正是匈牙利议会给予了重要的帮助，因此，玛丽亚·特利莎对匈牙利的感激之情显然成为她个人与这个国家关系之间的主基调。玛丽亚·特利莎毫不吝于表达她对自己拥有匈牙利国王这个头衔的骄傲之情。这是拥有其他的头衔（比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后）所不能比拟的，她甚至都没有将其与自己的丈夫弗兰茨·斯蒂芬或者儿子约瑟夫分享。出于个人情感的考虑，玛丽亚·特利莎在匈牙利实行中央集权化的手段难免温和不少。她情愿看到匈牙利在某种程度上与王国的其他部分略显疏离，并且在这种个人的考虑下，玛丽亚·特利莎试图寻求一个协商解决的方案，而非强制在匈牙利推行她的目标。至少从结构上看，在哈布斯堡王朝长达50年彻底的改革过程中，就在这个哈布斯堡王朝其他地方统一进行着的制度变革而言，匈牙利始终保持着略显边缘化的状态。
不过有一点需要明确，在这半个世纪中，匈牙利内部也同样进行着重要的国家建构活动。玛丽亚·特利莎一视同仁地在匈牙利和她的其他国土上扩展国家服务，将行政管理机构中央化、专业化。不过在匈牙利，行政官员的职位仍然只对贵族开放。中央官僚体系扩大，并授权给平民官僚骨干队伍的手段也没有削弱地方贵族的权力。而在维也纳，匈牙利贵族们也同样占据着政府中管理匈牙利事务的行政官员职位，除了军事方面——这是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匈牙利行政改革倾向于强化了这个社会与哈布斯堡帝国其他部分的分离。
玛丽亚·特利莎持续需要资金来支付她的改革和战争开销。然而在她为王的40年间，只召开了三次议会，由此回避了她可能与匈牙利精英贵族产生的潜在冲突。但在1767年，玛丽亚·特利莎采用了激进彻底的封地登记法来管控匈牙利地主对农民的待遇。她不寻常地选择首先在匈牙利，而不是其他地方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这或许部分是因为18世纪60年代初，在匈牙利西部爆发了严重的农民起义；也有可能是玛丽亚·特利莎希望通过这一手段，在桀骜不驯的议会推行自己的意志。英勇的匈牙利人在1741年拯救了玛丽亚·特利莎，但她不会被这种情绪蒙蔽，令其左右她对这个国家农民待遇的判断。至于农民起义，玛丽亚·特利莎则指出：“只有领主们残酷的迫害，才会令这些可怜人铤而走险。”53
玛丽亚·特利莎选择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挑起农民问题，其实还有基于其他策略方面的考虑。1764年，经过了七年战争，玛丽亚·特利莎的政府已经面临破产，因此她需要寻求匈牙利议会主动提供财政支持。同时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顾问们也尝试着减轻那些匈牙利真正纳税人的负担，当然，纳税人中没有一个是贵族！而这些人同样也是军队征募普通士兵的来源。但是出于对维也纳政府日渐专制主义化倾向的疑虑，匈牙利议会拒绝了财政支持，进而向女王提交了己方多达128项的投诉报告。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公然的冒犯，使得玛丽亚·特利莎决定将农民物质生活条件的议题强行纳入议会的议事日程。
1767年的封地登记法是个固定独立的纳税与义务体系，用于调节当地农民与地主情况。玛丽亚·特利莎在她位于匈牙利境内的王家领地上采取的措施甚至更进一步。她将所有农民的劳役和粮食实物税捐全部转为以现金支付的地租。但除了推行这些意义深远的改革措施之外，玛丽亚·特利莎的贵族阶级普遍征税政策在匈牙利失败了，这一政策曾经在波希米亚和哈布斯堡世袭领地上实行。在军费支出方面，就其国土面积来看，匈牙利不定期支付的军费实在很少，因此为军队预算贡献出最大份额的波希米亚人颇有些怨言。不过，当碰到征兵、军需供应和部队指挥等方面的问题，匈牙利的分离倾向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早在《国本诏书》发布之前，一部颁发于1715年的法律就授权哈布斯堡政府可以在匈牙利境内征兵，并且将当地士兵纳入哈布斯堡政府的联合军队之中。
从此以后，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中就时常可以见到匈牙利兵团。到了18世纪中叶，匈牙利士兵活跃的身影不是只出现在匈牙利与特兰西瓦尼亚战区（就像在对奥斯曼帝国战争时那样），而是整个欧洲。54通过将匈牙利军人融合到哈布斯堡军队中，玛丽亚·特利莎将军界变成了匈牙利平民突破阶级壁垒，进行有效社会流动的少数几个舞台之一。55不过哈布斯堡对匈牙利的军事改革在无意中助长了本地郡政府的权力，它们可以通过负责募兵和供应军队的任务来攫取权力。56在哈布斯堡的专制统治不断扩张和增长的时候，匈牙利抵制哈布斯堡专制主义的支柱就来自此。
国家地位、国民身份和爱国主义
对匈牙利和她统治的帝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玛丽亚·特利莎的矛盾态度凸显了哈布斯堡王朝在这个时期进行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关于国家性质的更重要问题。匈牙利贵族精英之所以能够坚持他们的特殊身份，主要依靠的是宣称他们在匈牙利国族历史上的地位和虚构的宪法。贵族们通过坚持这种国族身份，将他们反对哈布斯堡统治者专制主义主张的行为合法化。尽管这关于匈牙利国家地位的宣言事实上将玛丽亚·特利莎接近95%的匈牙利臣民排除在外，它还是成为小部分贵族精英口头上的有力工具。他们声称这么做完全且只是为了所有匈牙利人的福祉。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正在形成的国家，是个人或大众身份认同的一个对象。当时其他地方的思想家，对这一点究竟认识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而这个新出现的国家，在文学与非文学的公共领域中变成真实存在之物的程度有多深呢？令国民产生认同感的新哈布斯堡王朝，是否与传统上能产生认同感的对象，比如村镇或地区，或者罗马天主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那样具有普遍意义的对象等同呢？而地域意义上的哈布斯堡王朝，也和哈布斯堡家族在象征意义上宣称他们是广义的神圣罗马帝国继承者一事相矛盾。在早前的几个世纪中，哈布斯堡王朝取得任何一块土地的控制权，不但意味着扩张了王朝拥有的资源，同时还为它在欧洲和世界舞台上增光添彩。哈布斯堡王朝拥有的领地也强化了这个家族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衔主张的所有权。根据这样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不能够建基于一个地域意义上的哈布斯堡王朝之上。因为为了获得政治利益，土地可以被任意交易。因此，也没有必要让国内各个地区服从于一套统一的行政管理模式。
在18世纪，哈布斯堡家族仍然保护着家族成员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普遍象征性地位。玛丽亚·特利莎的丈夫在1745年当选皇帝，称弗兰茨一世。他们的两个儿子，约瑟夫二世于1765年当选皇帝，利奥波德二世当选于1790年。尽管如此，出于一些现实的考虑，哈布斯堡家族的注意力开始从一个象征性的大一统帝国，被迫更多地转向稳定并强化它们自己的哈布斯堡王朝国家。奥地利这个国家的名称也逐渐为人所知。1741年，哈布斯堡王朝生死存亡之际，需要的就是它。
鉴于在玛丽亚·特利莎执政时期，神圣罗马帝国对哈布斯堡王朝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开始用“国家”或“祖国”等词语来描述新的哈布斯堡王朝，并且将它视为倾注爱国热情的对象。我们已经见到过，在匈牙利，“国族”这个词被定义为拥有政治权利的少数精英阶层，但到了18世纪晚期，这个词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在一个国家中拥有同种平等国民身份的大部分人。
这个关于国民身份的较新概念来源于它本身的意义，它指的是一个国家共同体中的成员资格，而国家的边界、对习惯法的服从、公共政府以及一个王朝的统治界定了他们的身份。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国民身份界定方式既不同于流行于19世纪欧洲的以语言或民族进行划分的概念，亦不同于承袭于过去的精英国民思想。在这种思想下，对国家共同体的界定结合了国家边界，并打破了过去建基在世袭特权与权力之上，对政治共同体的陈旧认知的组织机构。这种对国民身份的新界定概念某种程度上来源于一种正在成形的需要，即国民需要服从于全民平等适用的法律，而不是只适用于一部分人的那种。
虽然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顾问们没有特别明确提出全民平等的目标，但他们的很多政策已经明确无误地指示出这个倾向。尽管女王只是进行了一些暗示，但很多思想家、政治家，甚至玛丽亚·特利莎的长子，都对此得出了激进的结论。假如农民们最终得以从受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且从道德上和经济上都被视为有能力的个人，那么贵族们拥有的法律特权就很难继续正当化了。而如果为国服务需要教育和实际功绩，那么贵族与生俱来的特权就会失去大部分的社会意义。正如历史学家R.J.W.伊文斯（R. J. W. Evans）对这个时期的中央集权政策所下的结论，“所有这些在玛丽亚·特利莎与其子约瑟夫二世等‘开明专制君主’指示下，对特权、对各种社团组织，以及对区域地位的冲击，都强调了国家公民身份的存在”。反过来，他又发现“特别是各种各样关于行政法规的政府言论，充满了诸如公民与资产阶级这样的词语，或是提到人民大众，将他们看作政策指向的对象”57。
1771年，约瑟夫·冯·索南菲尔兹在他的著作《对祖国的爱》中呼吁社会所有阶层都要承担起公民责任，提升对“祖国”的爱国热情。这样一种爱国主义的理念为哈布斯堡王朝推出的新国民身份概念提供了文化上的正当性。同时在哈布斯堡王朝推行各项改革措施，形成它的新国家的过程中，这项理念为其提供了一种界定社会上大部分人身份的有力方法。58人民大众会认为他们的利益来自推动改革的君主们推行的帝国改革计划，从而拒绝地方领主们提出的各地各自为政的思想。
但是这种针对一个幅员广大的“祖国”新产生出来的爱国主义情感，又是如何与人们当下对特定地区的忠诚，或者被奥地利贵族精英所支持的身份认同方式联系起来的呢？对玛丽亚·特利莎的后继者来说，从文化和情感方面来表达社会与新生国家之间关系的挑战，鼓励将个人身份认同通过爱国主义（当然这是一种王朝式的爱国主义）与国家联系起来而产生的问题，以及要让匈牙利或波兰这样的贵族主导的国家成为一个大一统国家的一部分所面临的困难……要解决以上种种，仍然需要哈布斯堡的君主们不断地进行探讨和试验。
在这一点上，这个哈布斯堡王朝缔造的国家要更相似于它在欧洲的同伴。在18世纪70年代，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可以被视为统一且联系紧密的中央集权共同体。大多数国家也都统治着语言多种多样的不同人群。如果类比现代的英国，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想到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各有一套不同的法律系统，而爱尔兰则有一个独立的议会。而比较普鲁士，则让我们看到不同的社会地位将统治不同的区域。法国的例子则展示出国家人口的语言多样化。如果说奥地利在制度机构上的多样性和官方语言的数目上的情况要比前面的各个例子更加极端，那么它与这些国家的区别应当是在数目上而非本质上。59
玛丽亚·特利莎在1780年去世，她遗留给儿子约瑟夫二世一个在行政管理上比半个世纪前更加统一协调的哈布斯堡王朝。这个国家的社会建立在许许多多的群体上，从1770年的农民们到新兴的官僚阶层，每一类群体都提出自己的愿景和期望。玛丽亚·特利莎取得的成就，源于她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推动改革，并且在可以妥协的地方妥协，推动改革的进程变为现实。60如果玛丽亚·特利莎的后继者们想要继续国家中央集权和改革的进程，使它们达到最合理的结果，那么还需要再做出多少妥协呢？而那些口头上或者实际掌握着权力的帝国支持者们，又能容忍帝国的各项改革到什么程度呢？
[1] 原文为鲁道夫四世，应为鲁道夫一世。——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