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可以从他在这个国家的国民身份中充分享受到一切权利。
——1811年，《民法通则》（Allgemeine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玛丽亚·特利莎将一颗至关重要的改革种子亲手播种入土，然后它在她的儿子和孙子手上结出了累累硕果。这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人口，其身份从臣民到国民的概念重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在法律上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它们扎根于人们和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直接产生的关系中。这是一场彻底的变革，个人从过去等级社会架构中的一分子变成了一个国家公民，他/她与国家产生的法律关系是决定其法律地位的唯一因素。因此，这场变革对思考“何为人民”这个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少它在理论上暗示，这个国家的所有人，从卑贱的农奴到权势熏天的贵族，都享有同样的法律地位。按照玛丽亚·特利莎的儿子兼继任者约瑟夫二世（1780—1790年执政）的话来说，所有人“都应当凭借自己的财富、力量和有用的才干为大众福祉服务”。1
尽管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奥地利社会未曾像18世纪末的法国社会那样经历一场令社会动荡的大革命，但在法律层面上，它仍然迎来了彻底的改变。然而讽刺的是，将一个新兴奥地利国家的愿景变为现实的并不是约瑟夫二世本人。出乎所有人意料，倡导这一改变的是约瑟夫二世无趣又保守的侄子弗兰茨，他先是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弗兰茨二世，尔后在1804年，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成为奥地利帝国的皇帝弗兰茨一世。奥地利与法国20年来不间断（其间奥地利多有败绩）的战争令这个国家走到了经济和社会崩溃的边缘，但这也迫使奥地利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家。而这个国家于1811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在很大程度上将约瑟夫二世关于国民身份的激进设想变为了现实。
约瑟夫二世曾反复尝试，将自由人追求有作为的生活的能力与随之对国家和社会产生的益处结合起来。1782年，皇帝出台一份法律，规定下奥地利和维也纳的犹太人享有的法律地位，这份法律文本强有力地说明了约瑟夫二世的观点。
对于我们所有的臣民，无论民族和宗教信仰，我们着重关心的一点是……他们必须为我们所渴望促进的公共繁荣做出贡献，他们可以享受法律保障的自由；当他们以任何一种可敬的方式谋生时，将不会受到任何阻碍，而他们也将通过自己的勤勉，为大众的福祉做出贡献。2
为了国家利益解放个人能力的思想，在约瑟夫二世的执政方针中所起到的指导作用，要远远大过他的母亲玛丽亚·特利莎。约瑟夫执政的短短一段时间内，这种思路还导致了两个席卷全国的严重问题。
第一个是约瑟夫二世锐意进取的改革势头，为此他常常无视别人提出的建议。这样一来，皇帝的改革就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中有权有势者的利益产生冲突，这些人的特权来自他们从经济上剥削他人的传统权力。约瑟夫二世认为本地贵族对农民阶级拥有的特权违反了自然法的基本框架，因此他对贵族们的抗议置之不理：
如果有一个国家，在那儿的一小批人以国家的统治者自居，将剩下的大多数劳动者和生产者看作满足其经济需要和寻欢作乐的工具；如果这个地方的这一小批人制定所有的法律，或者出于保全他们自己不受损害和独立的目的来解读法律，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什么继续存续或者弥补其问题的希望了。因为人性被压制，人们自然的情感亦遭到违背。3
在约瑟夫看来，法律替代了传统等级社会中专制主义的各种习俗和规约。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仍然持续不断地形塑着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社会，而法律迅速地将它自己应用到了其他的方面。事实上，君主就是法律的制定者、保护者和执行者。
皇帝一门心思推行他认为的理性统治准则，但他的行为往往近乎冷酷无情。作为一个缺乏耐心的改革者，约瑟夫二世以极高的标准要求手下的官僚，一旦他们达不到他设下的严格标准，他就严厉责备他们的无能，因此导致大多数官员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才继续留任。在他短暂的统治期内，约瑟夫二世得到了他的支持者们狂热的崇拜，特别是那些正在扩张的官僚系统中的成员。当然，当这些崇拜者们与皇帝太过接近时，他们又会因为他充满控制欲的严厉秉性而疏远他。鉴于约瑟夫二世十分看重理性、中央集权和纪律，他尚武的脾气就完全不令人惊讶了。在思考内政政策的时候，约瑟夫二世时常会使用军事上的思路来解决问题。有目的性的劝诱和有技巧的妥协是玛丽亚·特利莎处事的特点，约瑟夫二世却和母亲的作风大相径庭，只要他决定采取行动，就会暴风骤雨般势不可当地推行计划，很少接受讨论和妥协。因此到了约瑟夫二世统治的后半段，他统治的问题就只有一个：在皇帝的反对者进行有效反击之前，皇帝能够将国内的改革进行到何种地步。
皇帝决心不计代价推行社会改革产生的第二个问题正是改革所需要花费的代价。约瑟夫二世在交代给地方政府无数待执行指令的同时，他也无情地削减了各个部门的开支。此外，正如他监管着帝国和地方上官僚体系的扩张，他也将更多责任压在官员们头上。责任增长的速度，要远远快过官僚系统的预算和所需资源增长的速度。而假如皇帝的改革激起叛乱，那么毫无疑问，国家各级公务员又得紧缩银根，并且接到更多的工作。
1772年的哈布斯堡疆域
就在约瑟夫二世英年早逝的1790年，就像在这个国度的其他地方一样，他的立法尝试在匈牙利和奥属尼德兰引发了叛乱。此时继承皇位的是约瑟夫二世的弟弟——年寿不永的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二世，他不得不收拾兄长留下的烂摊子，并且要在重建叛乱地区贵族对帝国的信心的同时，继续推行哈布斯堡家族的改革计划。但是利奥波德二世即位两年后就撒手人寰，他未完成的改革就留给了其长子弗兰茨（Francis，1768—1835）。就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弗兰茨一世无论在性格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不是一个改革者，但他仍然在1804年宣称哈布斯堡的众多领地已经融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且将这个国家称为奥地利帝国。1811年，也正是这位弗兰茨陛下宣布了《民法通则》，将他的臣民们转变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国民。而弗兰茨一世着手做这些事的时候，他的国家正经历着最具毁灭性的20年。此时处在大革命风潮之中的法国，在迅速发迹的皇帝拿破仑领导下，与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反法同盟之间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社会公仆
1780年之后，哈布斯堡王朝产生了一种新的紧迫感，促使它进行行政管理中央化的改革。约瑟夫二世亲自主持加速改革的行动，他是个与传统不同的“新型”统治者，因此他比当时其他地方的任何君主都更适用于这样一个严肃的绰号——“国家的第一公仆”。4约瑟夫二世是当时的人们以及后世历史学家们眼中“开明专制君主”的典型。他得到这样的名声，是因为他勤政不辍的工作态度，因为他马不停蹄地巡视自己国土的每个角落，因为他热衷于事无巨细地搜集社会现象信息，不断改革传统体制，以及习惯于无孔不入地用大量详细命令管控他手下的官员们。通过这样一份约瑟夫二世的性格与行为模式列表，我们可以很自然地理解，为何在他短暂的执政期内，这位皇帝几乎被所有与他打过交道的人疏远。
此外，在他过世很久之后，约瑟夫二世同时成为人们热烈崇拜或深度妖魔化的对象。举例来说，终约瑟夫二世一生，全国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到加利西亚的农民都将他视为人民英雄。约瑟夫二世甚至还亲自下田耕作，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1769年在摩拉维亚的斯拉维科维斯（Slavikovice）。农民们相信自此之后，皇帝下令“解放”了全国的农奴。在这位君主去世后的半个世纪中，每当农民们反抗本地贵族地主的命令、挑战贵族的权威，他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提到约瑟夫二世的名字。此后到了19世纪，主张改革的犹太人将约瑟夫二世捧上神坛，认为他在法律层面上解放了他们。此外，很多激进的教育者把约瑟夫看作自由思想原则的化身，同时民主主义者们则认为皇帝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平等主义者。与此相反的是，贵族和教会痛斥约瑟夫二世，哪怕他还在位时，他们都毫不掩饰地称其为冷血、顽固、短视的暴君，指责他践踏了他们的“传统”或者“传统自由”——当然，以国内其他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不如说是贵族与教会的“惯有特权”。
一幅19世纪画作，描绘了1769年8月19日，约瑟夫二世在摩拉维亚的斯拉维科维斯的田间扶犁转弯的场景。原画作者为Emil Pirchan（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在之后的时代中，约瑟夫二世本人还成为其他方面的一个强有力象征。他去世之后差不多过了一个世纪，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故意误读他将德语定为全国官方语言的行为，称这是约瑟夫二世民族主义倾向的表现，并且用无数的雕像来纪念他。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19世纪的捷克与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厌恶把整个国家德意志化的约瑟夫二世，声称他的语言政策掠夺了这个国家其他众多民族宝贵的语言文化遗产。
我们从以上所有这些富有创造性的传说中看到的更多是后世的政治冲突，而非约瑟夫二世本人的意图与目标。尽管他有很多解放政策成为之后社会上一些自由主义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约瑟夫二世只是一个19世纪的改革者。他在将国家德意志化的过程中摧毁地区或是地方本土语言文化的行为也绝没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意图。事实上，约瑟夫二世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改革反而鼓励在当地的学校、出版机构和行政管理上更广泛地使用地方语言，这在捷克体现得尤为明显。5总而言之，约瑟夫二世相信国民们生活得更好是增进国家整体幸福的最有效手段，因此他的改革目标就是给予臣民们更多改善生活的机会。不过同时，约瑟夫二世也坚持他是最能决定什么东西对国民有利的人。
约瑟夫二世在1780年掌权亲政。在此之前，他的母亲以及她的顾问们已经耗费了30多年的时间，尝试用各种改革挑战一系列社会与政治传统。在此期间，国家与社会福利达到的最佳效果逐渐成为哈布斯堡统治者及其顾问们衡量政策执行结果的新标准。他们再也不以增进王朝的荣耀为主要目的来制定政策了。如今一个王朝的声望，越来越多地依靠它带领人民走向繁荣的能力。统治者们的最高目标，就是令国家和他们所统治的社会兴旺发达。
1765年，24岁的约瑟夫二世在父亲弗兰茨·斯蒂芬去世后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过他的母亲玛丽亚·特利莎仍然享有“共治者”的地位。此时的玛丽亚·特利莎依然在决策方面保持着强大的控制力，她常常不让儿子接触到一些重要的情报，并且限制他参与重要决策。因此在与母亲共享权力的15年内，约瑟夫为他源源不断的精力找到了新的发泄渠道：他沉迷于游历自己的国土，接见不同阶层、地区和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并且向这些人询问无数关于当地情况的问题，还接受了臣民们，尤其是农民数之不尽的请愿书。当玛丽亚·特利莎于1780年去世时，约瑟夫二世自动进入了“国家的第一公仆”的角色。虽然玛丽亚·特利莎实际上也属于“公仆”这一类型的统治者，但她选择用更传统的仪式化和具象化的方式来将自己的地位合理化。
玛丽亚·特利莎在世时，人们刻画她的形象，或是集中于她众多的王室、皇室，以及宗教头衔（仿佛这样可以强调她正统的地位），或者是将她安置在一个大家庭居家场景的中心地位，营造出她即是人民之母的意象。6而显然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更倾向于另一种统治者的形象。在他官方与非官方的肖像中，约瑟夫二世展现出来的都是一个手握陆军元帅杖的戎装形象。画像中的约瑟夫二世往往不戴皇冠，也不穿礼服，并且经常与身份低微的人们交谈。7此外，膝下无子的约瑟夫二世从没留下与他任何一位配偶在一起的正式肖像。8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弟弟与继任者——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二世，利奥波德二世继承了母亲关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家庭意象。在他的肖像中，利奥波德二世总是被妻子和孩子们围绕。他有很多子女，其中13个活到了成年。
约瑟夫二世排斥传统的仪式和象征意象，以至他的传记作家德雷克·比尔斯（Derek Beales）用“全欧洲最寒酸、最男性化，也最不吸引人”的定语来描述他的宫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专制统治制度的信赖会逊色于他较近的先祖们。9在他看来，只有统治者和他的心腹顾问们才能充分理解全社会的福祉。不过虽然约瑟夫二世秉承了与玛丽亚·特利莎的改革一脉相承的治国逻辑，他却以此来构建自己系统性的改革项目，剪除帝国统治在文化、宗教和象征上的困境，代之以充满理性和逻辑的、实用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当然，在他思考的过程中，约瑟夫二世不必比其他人更加理性或者富有逻辑，不过在他执政期间，理智的抽象概念以及不属于宗教或帝国传统的自然法，共同形塑了所有的政策讨论，并且将所有的决定正当化。
玛丽亚·特利莎之子，此后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的托斯卡纳大公在佛罗伦萨被家人簇拥的场景。观者视线穿过画面中的窗户，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圆顶清晰可见。这幅铜版画原作者为乔瓦尼·切基（Giovanni Battista Cecchi），作于1785年（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奥地利不断膨胀的官僚系统是为约瑟夫二世执着的改革意志服务的工具之一，早在玛丽亚·特利莎执政的时代，对其的建构就已经开始了。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顾问们零敲碎打地建立起官僚体系的新观念，这个体系必须忠于国家，而非忠于一个王朝或者贵族朝廷。达官显贵是皇后手下的最高公务员，像1745年成立的特利莎学校，或是培养未来外交人才的领事学院这类专门服务贵族子弟的学校，它们的毕业生都将为国家的高级职位服务。而对于地位较低（但也没有低太多）的中产阶层与商人阶层子弟，加入这个不断膨胀的官僚体系的人数亦越来越多。除了贵族身份仍然是进入国家公务员体系必要条件的匈牙利之外，在帝国的其他地方，对那些拥有公务员职位所需教育背景的平民来说，进入官僚体系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
在18世纪70年代，大多数角逐政府决策职位的中产阶层人士都会在奥地利的某一所大学学习法律。10在这些学术机构深造花费并不高昂，对于那些本就居住在大学所在的城镇中的居民来说尤为如此。此外，大学还提供各类奖学金，尽管奖学金可能仅够支付生活费用11，但也给了那些相对家境窘迫的学生继续学业的可能。1780—1848年，政府官僚系统中担任高层职位的平民人数在比例上出现了绝对增长。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一名官员的成功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他本人的政绩，官员职位不再被认为是可以凭身份地位取得的东西，也不能再用金钱收买。一名候选人只有积极参与到新国家的建设中，才有可能得到心仪的职位。在这一层面上，正如瓦尔特劳德·海因德尔（Waltraud Heindl）所言，官僚体系的扩张，被用来执行国家政策，这些政策正是建基于启蒙主义的国民奉献精神之上的：“官僚们的工作是以公民的道德表现为前提条件的，根据启蒙主义的观点，成为国民，就意味着……积极参与民族国家的建设。一个官员既不依靠原本的身份地位，也不是依靠金钱收买得到他的职位，同样也不依靠君主反复无常的心意。”12而平民官员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官僚体系中飞速增加的人数，也使得职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风潮，到了19世纪，这种包括了新行为习惯、新社交礼仪以及新文化行为的精神风潮不单出现在职场，同时也深深植入这些人的家庭环境。13
中产阶层对官僚体系的征服是潜移默化的，同时也是意义深远的。中产阶层的工作模式、家庭生活，甚至工作空间布置渐渐在整体上取代了贵族阶级的标准。举例来说，在玛丽亚·特利莎执政的时期，在维也纳和州的各个首府涌现出一批专门用来容纳新官员每日办公的建筑。14尽管此时仍然有一些贵族继续在家中办公［直至拿破仑一世时代晚期，梅特涅（Metterich）还常常在家中穿着睡袍接待同僚］，但如今的新趋势却将工作场所与家庭严格区分开来。1787年，一位维也纳评论员描述他在每天早晨9点半看到的景象：“一支差不多有4 500人的官员大军在行进，在他们后面跟着300辆马车……他们都是政府各部门的长官，其中有国务总理、战争大臣、奥地利–波希米亚大臣、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大臣、尼德兰大臣，以及市政厅诸位官员等。”15到了18世纪70年代之后，官员们只在政府需要削减照明和供暖费用的紧急情况下才会在家中办公，例如拿破仑战争时期。
官僚政府的服务体制同样意味着固定的办公时间（在维也纳通常是上午9—12时，以及下午3—6时）和准时出勤的要求。尽管到了19世纪早期，守时才逐渐被看作一种资产阶级的优点，但在当时无论是贵族还是中产阶层的官员都必须遵守这一要求。而贵族与中产平民居于同一个办公空间也使他们面临调整自己外在行为的挑战。而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看待其他阶层的人们时，自然也抱有很大的猜疑。举例来说，中产阶层的官员们心怀忌妒地目睹贵族同事享受的种种不公平特权，而贵族们则抱怨资产阶级贪婪的社会观念。16这个时期，贵族和平民在办公室之外的家庭安排仍然因为社会地位而有所不同。在维也纳以及布拉格、利沃夫和格拉茨这样的州级首府尤其如此，位于社会“第一等级”的贵族，将他们自身与位于“第二等级”的官员、商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严格区分开来。即便是往往出自经济考虑缔结的跨阶层婚姻，也很难将男女双方地位不同的两个家庭结合起来。
约瑟夫二世痴迷于用官僚体制来解释他对国家行政激情洋溢的理想。1783年，他在一封所谓的牧函中这样写道：
任何赞同我观点的人，以及任何抛弃所有顾虑，全心全意将自己培养成一名真正国家公仆的人，都能够理解之前所提出的那些条款（即支配着一名官员日常生活的种种准则）。而对这些人来说，履行这些严格规章的负担就和我将它们付诸实施时所感到的那样小。不过至于那些为官目的是沽名钓誉、聚敛财富，将报效国家放在次要考虑的人，现在他们最好明白时势，让出他们不配且不适合占据的职位。掌管一个政府官员的职位需要一种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强烈热情，并且官员本身要完全放弃个人私利与享乐。17
这种为国家热情献身、放弃私人考虑的禁欲主义思想是令人兴奋的，对那些力图留名青史的中产阶层青年来说尤为如此。
约瑟夫二世通过国家官僚机构的诸多规章制度，试图建立一个可以推行全国的统一平等的标准，并且创造出一种听上去像是“世俗传教士”的概念。在他短暂的10年单独执政期，约瑟夫二世颁布了一系列管理一名官员职业生涯各方面的详尽规定，从他所受的教育开始，覆盖雇用、升职、薪酬标准、惩罚、休假，以及禁止收受礼物的各种条款。约瑟夫二世还率先建立了人事档案制度，举例来说，皇帝可以通过这一机制，要求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上报表现令他们不满的雇员。18此外，约瑟夫二世还坚持整个官僚体系上下必须秉持社会平等的原则。他为此设计了一套严格论资排辈的雇用与提拔规则。“无论候选人来自资产阶级、骑士阶层、乡绅贵族，甚至是高贵的王公贵族”，约瑟夫二世这样写道，这些人都必须服从这套规则。19这个讲求资历的原则以早前中产阶层进驻国家官僚体系为基础，成为打破之前贵族占国家公务机关主导地位的重要工具。这些中产阶层官员对提拔自己的国家非常忠诚，其程度要远远超过他们对地方利益或阶级特权的感情。
约瑟夫二世的官僚制度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是它对帝国的中心维也纳，以及整个奥地利不断增强的文化认同感。在理想的情况下，具有爱国热情的官员们（就像约瑟夫二世本人一样）会把他们的生命投入为国效力中去。但他们热爱的应该是哪一个国家呢？不会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匈牙利或者克罗地亚这些曾经的独立国家。1771年，玛丽亚·特利莎的顾问约瑟夫·冯·索南菲尔兹在他的专著《对祖国的爱》（这本书在本书第一章 的末尾部分提到过）中，认为祖国就是“一个人永久居留的土地”。他还在这个直白的描述上增添了不少祖国应有的特质，包括这片土地上的自然法、政府的形式，以及所有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索南菲尔兹认为，一个经过改良的国家应当建立在理性的原则之上，这些原则不需要有对传统父权制的忠诚，甚至是对一个王朝的忠诚。但是他强调这样一个革新后的国家需要爱国主义，它是将国民与国家联系起来的一种必要的情感纽带。索南菲尔兹对爱国主义的解释建立在当前现实的基础上，而且它强调国民与国家联系的纽带来自人们共同享有的法律，以及如今我们定义为宪法的事物。在他的解释中，爱国主义回避了国民共享过去的历史、共同文化或者语言的内容。索南菲尔兹式的爱国主义唤起了理性的选择，它能够解释引发爱国情感联系的感情特质，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情感联系（或者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爱国主义）放在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体系当中。
我们得到的幸福感，来自在这片土地上得到这样一批法律的保护，经由这样一个形式的政府领导，以及与这样一群国民同胞身处同一个社会。上述种种产生出一种情感上的联系，它奠定了我们爱祖国的基础……在此我们必须补充一个信念……即我们无法在其他任何地方，身处任何法律约束或任何形式的政府管理下，或是与其他的国民相处，都无法得到更多的幸福感……正所谓祖国之损失即我辈之损失，祖国之得利即我辈之得利。20
“因为害怕失去这些利益，”索南菲尔兹写道，“我们将积极斗争，保卫祖国。”不过事实真将如此吗？索南菲尔兹相信，教育终究会将对奥地利祖国的爱深植入它的人民心中。为了达到培养人民爱国主义思想的目的，无论是本地学校还是高等学府，都需要教授学生关于祖国的知识。举例来说，约瑟夫二世在位期间，一本初等学校的捷克语课本这样写道：
通过“祖国”（vlast）一词，我们了解到祖国不但是我们出生的地方，我们还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享受安全与保护。所有由一个皇帝、一个国王，或者是其他的最高统治者统治的土地都可以被看作一个祖国。因此，不仅仅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奥地利、匈牙利以及其他一切属于我们君主的土地都是我们的祖国。21
根据教科书的简单阐释，以及前文中索南菲尔兹提到的爱国主义的标准，一般意义上的祖国应当是人们享受安全、保护，拥有平等的法律权利的地方，而在人们的脑海中，它们正是一个王朝具象化的表达。
1788—1789年，约瑟夫二世的国家教育委员会（这个组织此后变成了国家审查委员会）主管戈特弗里德·范·史威坦（Gottfried van Swieten，1733—1803）在维也纳大学率先开设了一门被他称为“奥地利（Österreich / Austria）历史”的课程，而不是讲授神圣罗马帝国或者组成如今这个君主国家一部分的个别州的历史。虽然约瑟夫二世之后执意削减预算使得这门课程不得不草草结束，但是这些试图通过教育将奥地利国家合法化的尝试，或许引起了除公务员之外的其他某些国民少许情感上的差异。22不过，就像我们在之前关于农民们的例子中所读到的，在18世纪末，很多奥地利人仍然选择将他们自己看作更大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我们将看到，仅仅过了短暂的一代人的时间，随着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创伤，奥地利这个作为祖国和母国而存在的至高无上的整体，在1815年，对来自众多社会阶层和地区的人们来说具有了情感上的意义。
改革
在约瑟夫二世执政时期，相比玛丽亚·特利莎执政的最后10年，帝国的法令数目出现了指数级的迅猛增长。1780年，玛丽亚·特利莎签发了82份适用于国内非匈牙利地区的法令。但就在次年一年内，约瑟夫二世就针对同一地区发布了402份法令。这些法令中首当其冲的一份，内容是中止已经成为惯例的审查制度，并且为审查提供一份全新的指导准则。玛丽亚·特利莎在此之前已经解除了天主教会的审查职责，并且组建了一个政府委员会，用来裁定所有公开发行的作品是否合乎标准。约瑟夫二世虽然没有停止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但他大幅度改变了它的职能。在此之后，所有的严肃学术作品可以不经审查自由出版。此外，审查委员会不再需要审查批准每一部作品是否可以发行，而是裁定少数看上去不符合新审查标准的作品是否合宜。教会人员不再被允许以书面形式公开批评政令，但其他撰著者却被邀请批评约瑟夫二世的政策。
约瑟夫二世似乎相信禁止一切有害书籍，但在无意中也将一些好书排除在发行范围之外的审查政策“阻碍了一个重要的商业方面”，并且对社会有害。但是他依旧采用严格的规定来约束那些批评其他国家统治者的印刷品，反基督教的作品也仍然属于违法。此外，约瑟夫二世还控制在剧场上演的作品，其小心谨慎的程度要远远超过控制书籍和社会上流通的小册子。这是因为他担心这些作品对广大未受教育的大众产生的强烈影响，要大过对受过教育的国民产生的。约瑟夫二世这样写道：
一个人必须反对那些有着放纵下流内容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找不到任何可以学习或者教化人民的东西。而我们倒可以对那些具有知识和逻辑上连贯性的作品更宽容一些……因为前者往往被大多数民众以及那些孱弱的灵魂接触，而后者只能送到那些有着训练有素的头脑和极有原则的人手里。23
审查规定的变化立竿见影地将禁书数目从5 000种减少到了900种。新规定的实施还导致了一大批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作品涌现，仅在约瑟夫二世执政时期开始的最初18个月，就有超过1 000种小册子面世。这些小册子开篇往往伴随着对约瑟夫二世热情洋溢（哪怕有些并不准确）的歌功颂德，其中一份这样写道：“这位最明智、最出众的君主给予我们撰写所思所想的自由。”24但约瑟夫二世的新审查制度引起了罗马教廷大使和其他天主教会显贵人士的不满，很多贵族观察员也对此冷嘲热讽。约瑟夫二世的友人埃勒诺勒·列支敦士登（Eleonore Liechtenstein）公主就曾经在给姐妹的信中写道：“我们如今确实处在一个新的世界了。莫非我们容忍这一切还不够，必须要将它们付梓发行吗？”和一些约瑟夫二世的批评者一样，埃勒诺勒公主认为他的政策是对传统等级社会和天主教信仰的不敬。“在这一个方面，从皇帝的灵魂中，从他对新奇事物的爱好中，从他刚愎自用的性格、他煽动下属对抗他们上司的行为、他逐渐冷硬的心，以及最后对上帝的背弃中产生出来的一切都是可畏的。”25
约瑟夫二世执政伊始，他就试图以母亲的政策为基础，进一步推动大众教育。此时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足够的学校来实现玛丽亚·特利莎的教育理念：让所有适龄的奥地利儿童不分性别，义务入学。当然，此时也没有迫使国内无数家庭将孩子们送去学校的有效手段。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君主雄心勃勃的教育计划，因此约瑟夫二世无孔不入的管理癖好督促他着手削减现有各个机构的预算，用来节省出他准备不断提供给初等学校的资金。皇帝强调要提高社会最低阶层的文化水平，因此次级和高等学府的资金就被挪用。为达到这个目的，约瑟夫二世几度尝试将一些大学降级，并且砍掉这些学校中一些他认为价值不大的科目。但约瑟夫二世的教育委员会反对皇帝的行为，开始与他抗争。
最终皇帝做出让步。他表示不会再削减大学的预算用以贴补初等义务教育体系，以便让初等教育发展起来。他转而在1785年颁布了一部法律，要求地方上每个教区都应当建立一所学校。26学校教师们将被视为公务员，但鉴于他们的工作描述是当地教堂的司事，因此教师的薪酬由教会支付。当地的地主和教会还将分担建造校舍和教师住房的费用。对那些没有得到教会支付的薪水的倒霉教师来说，他们得保证所有的本地儿童都在学校接受6年教育，并交付最低限度的费用。假如有些家庭无力支付子女的学费，他们可以得到豁免。最后，大学需要缴纳一笔特别的税款，来资助初等学校的运作。27
1812年，政府颁布了一批规章条例。它们的内容是自1785年以来累积的结果，涉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皇室世袭领地上关于学校的所有能够想象到的方面。它规定学校必须选址在特定的位置（它需要建在一块干燥的土地上，绝不能是沼泽地），设定了教室的最佳布局，以及教师的理想特质。每位教师都会得到一间采光良好（窗户的安装位置也有讲究）的教室，并且冬天室内有炉子可以取暖。教室的每一边都会有两排长椅，这样学生就有足够就座与书写的位置（其距离都有精确的标准）。教师需要坐在教室前方小平台上的桌子边，紧邻着一块大黑板，“这样所有的学生都可以看见他”。学校的一切都必须安排得井井有条，这样“教师妻子与孩子，还有仆人们的家务事就不会打扰到学生，而教室也只供教学使用”。此外，学校里将看不到一切与教学课程无关的事物，比如“纺车、线轴，或者是床铺的一部分”。学校内还会设置一个特别的橱柜，用来存放那些无力置办课本的穷学生需要的书籍，以及视察员和来访者到校时供他们使用的坐凳。根据1788年的法律，新式校舍还包含了一个单独的房间，供年长有病的教师或者是年轻的教学助理使用，这间房间内还会存放一些供学生在教学时间外学习纺线与编织的工具。28
就在传统的审查模式寿终正寝的同一年，约瑟夫二世签署了对非天主教基督徒的《宽容法令》，稍后又对犹太人颁布了类似的法令。在此之前，玛丽亚·特利莎的顾问们，举例来说，考尼茨就曾向她呼吁，请求她发布宗教宽容的法令。但是玛丽亚·特利莎身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担心对其他教派乃至宗教的宽容会损害一般大众的道德伦理。然而，约瑟夫二世对宗教的看法则与母亲完全不同。他并不反对天主教会，但认为宗教活动是一种个人行为，不应影响国民政策。而且他认为受到宗教宽容令优待的新群体，会格外表现出对国家的忠诚。约瑟夫二世在一份发布于1781年的命令中宣称：“除非考虑到公共宗教崇拜的问题，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不会有任何区别。”29在过去，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新教徒、东正教徒或希腊礼天主教徒受到许多法律限制的影响，他们在就业时受到歧视，拥有土地和令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亦受到损害，如今这一切都画上了句号。举例来说，清教徒家庭的孩子从此可以就读天主教学校。在清教徒儿童数目超过500人的乡镇，清教徒社区有权自行开设学校。这些学校和国内的天主教学校一样，都需要服从政府的规定，虽然非天主教信仰的基督徒在公开进行宗教崇拜活动上仍然有所限制：他们的教堂不能建造有钟的塔楼，也不能公开召唤信徒前往礼拜地点。但是《宽容法令》在扭转哈布斯堡王朝内部清教徒、东正教徒、希腊礼天主教徒和唯一神派教徒的状况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教徒在法律保护下，可以加入行会、入读大学，或者在政府机关就业。与同时期处于新教区域的英格兰相比，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非天主教信徒获得的权利甚至更多，更别提与其他天主教国家内的同胞进行比较了。30
约瑟夫二世对待国内犹太臣民的政策完全证明了他的改革政策要远比顾问们建议的更加激进。1772年之前，哈布斯堡世袭领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犹太人约15万人，而随着这一年加利西亚被吞并，这个国家的犹太人人口顿时翻了一番。到了1780年，犹太人的数量上升到约35万人。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禁止犹太人在上、下奥地利，施蒂利亚，卡林西亚和卡尼奥拉定居。但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 中所见，即便是有着强烈反犹主义倾向的玛丽亚·特利莎，也鼓励犹太商人在的里雅斯特港口安顿下来。事实上，玛丽亚·特利莎在位期间，政府甚至鼓励犹太人作为殖民者，前往人烟稀少的匈牙利地区，如巴纳特或者特兰西瓦尼亚定居。在维也纳，总计有600名犹太人获得居留权，其中包括重要的银行家家族——阿尔恩斯泰因家族、厄斯克斯家族和维德摩尔家族，他们通常担任政府的代理人或者放款人。1780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犹太人总计达到6万之多。作为允许他们居留此处的代价，政府对这些犹太人课以惩罚性的重税，同时对他们的迁移、婚姻、就业和多种蓄产方式设置严格的限制条件。同时期匈牙利差不多有7.5万名犹太人，特兰西瓦尼亚则有约1 000人。31
随后在1781—1785年，拥有较多犹太人人口的哈布斯堡领地（波希米亚、加利西亚、匈牙利和摩拉维亚）都公布诏令，撤销犹太人生活中的所有限制，允许犹太人从事商贸行业、手工艺行业，以及成为政府公务人员，但诏令也要求犹太人接受以德语为媒介的世俗教育。32（在匈牙利，犹太人的教育可以使用德语、匈牙利语或者当地的斯拉夫语。）这些诏令还要求，自此之后犹太人的法律与商业文件必须使用德语作为书写语言（在匈牙利还可以使用匈牙利语和拉丁语）。33尽管诏令的内容没有提及犹太人是否可以从军，但很快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就爆发了一场以小册子印刷品为舞台的辩论，探讨犹太人服兵役的问题。很多“异教的有识之士”，如马斯基尔（Makilim）[1]，或者说“犹太启蒙主义者”纷纷参与到这场辩论中，他们认为服兵役的义务是犹太人可能获得国民身份的主要阻碍，争议走向两个极端。34
1787年，加利西亚总督在他管辖的州起草宽容诏令时，他同样建议将犹太人征召入运输部队。但战争委员会否决了这个提议，委员们援引论据，称犹太人无法在安息日工作，更别提他们在饮食上的清规戒律可能对军队造成的麻烦。不过约瑟夫二世将这些反对意见置之不理，下令征召加利西亚犹太人进入运输和火炮部队。354个月后，约瑟夫二世把这道命令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他的整个帝国。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小区强烈反对皇帝的诏令，他们向约瑟夫二世请愿，宁可出钱，也不入伍。犹太人如此争辩：入伍的犹太人向来在军队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和异教的战友不同，无论犹太人的表现有多么优异，都无法得到擢升。而一些现役军官则从其他的角度反对犹太人入伍，他们认为在平民生活中，犹太人尚且不能从事某些职业，如果他们在军队中担任指挥官，领导基督徒士兵，这是对军队的侮辱。
迈克·西尔伯（Michael Silber）对上述的论战进行了分析，做出了这样的解释：至少对约瑟夫二世来说，早前针对非天主教基督徒的《宽容法令》发挥了作用，解决了这一问题。法令强调军职的擢升只取决于个人能力。国家总理利奥波德（Leopold Count Kollowrat，1727—1809）强调这一点可以直接驳斥加利西亚犹太人请愿反对服役的理由：“鉴于陛下已经慷慨地给予犹太人与基督徒同等的权利，令他们有资质担任各种国家公职，那么犹太人也可以参军，他们可努力获取其他信仰者也认为值得赞赏的提拔。”36
这些决定造就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1788—1815年，在欧洲战事连绵的这25年内，只有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国家，以及大革命和拿破仑称帝时期的法国招募了大量犹太人入伍。哈布斯堡王朝动员了数以千计的犹太士兵，先是在1788—1791年与奥斯曼帝国作战，此后又在1792—1815年和法国对抗。举个例子，拿破仑战争末期，在1814年征募的50万士兵中，有1.5万—1.9万名犹太人。在哈布斯堡与法国交战的25年中，总计约有3.5万名犹太人在军中效力。37
不过除去约瑟夫二世的法令中解放犹太人的那些部分，犹太人在公民与社会领域仍然受制于诸多限制。这个时期的犹太人不能像其他公民可以自由地在国内迁移和定居，特别是不能定居在下奥地利之外的大多数哈布斯堡皇室世袭领地。而全国的犹太人家庭中，只有长子被允许结婚，在结婚之前，他们还需要付出一大笔税金，这条规定引起了很多负面的社会影响。很多州的特定地区或城镇，例如摩拉维亚的布尔诺，都要求犹太人取得特别许可之后才能定居。38最后，正如我们已经读到的，在服兵役方面，犹太人对约瑟夫二世的法律产生了矛盾的抵触情绪，因为这些法令将犹太人的解放等同于一种同化行为（特别是法令中关于教育的语言要求，以及法律与商业文件书面语言的要求）。
与此同时，约瑟夫二世也从官方层面对其他宗教表示了宽容，并且试图将天主教置于更强的政府管控下，实际上将天主教会国有化。同时，他还继续母亲的政策，关闭不直接具有教育或医疗工作建立目的的修道院团体，用它们的财产来支付扩大基础教育的开销。皇帝的行为引起了天主教会主教们的抗议，作为响应，约瑟夫二世决定加强国家对神职人员教育的控制。1784年，约瑟夫二世在每一个州的首府都建立了国立神学院，并在现有的大学中增设神学专业。39有赖于这些工作，奥地利的天主教主教们不必与教皇或其他国际性的天主教机构产生太多接触。而由于他事必躬亲的管理冲动，约瑟夫二世要求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做出一些特定的变化，削减一些需要庆祝的宗教节日，废除宗教兄弟会，规管从宗教游行队列、朝圣到葬礼仪式的种种天主教礼仪。约瑟夫二世采取这些措施，既是出于实际或者经济的考虑（工人们不能在宗教节日工作，宗教游行和教堂装饰耗费大笔钱财，以及葬礼和公共卫生等），也是出于神学意义上的考虑（约瑟夫二世认为凡是出于迷信的宗教活动都要被禁止）。这些法令中最为激进的一项出现在1784年，约瑟夫二世规定婚姻等同于民事合约，并且他从天主教会手中夺走决定婚姻是否合宜（例如结婚双方是亲属或其中有人是离异人士）的权力，将其交给世俗法庭。虽然基督徒夫妇仍然由神父或牧师主持婚礼，进行宗教宣誓，但是如今国家开始介入国民的婚姻并通过机构进行控制，而这在过去只是教会的专利。40这项立法没有创造一个世俗婚礼的模式，但是至少正引导人们和社会向这个方向前进。
1781—1784年，约瑟夫还签发了一些限制贵族们对领地上农奴进行人身控制权力的法令。这项干预意义重大，以废除农奴制闻名后世。从此以后，农民可以不必经过领主同意自由结婚、自由迁移，还可以不必经领主允许任意选择职业。41法令同时还限制领主体罚农民或向农民罚款的权力。不过直到1848年革命之前，仍然有一些属于农奴制的经济要素存在于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这个国家，其中尤为令人厌恶的劳役也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