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还希望让那些获得解放的农民拥有土地。随着他在波希米亚立法结束农奴制，他提到：“如果在废除农奴制度的同时，波希米亚的农民可以在奥地利的模式下得到自己的土地，那么国家的这场变革将带来更大的益处。”42不过这需要改革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关系，约瑟夫二世也遇到了很强大的阻力。匈牙利是反对浪潮最高涨的地方，约瑟夫二世改善农民地位和向贵族地主收税的尝试在那里受到了暴风骤雨一般的猛烈阻挠。
帝国、整合与定居者
统一的奥地利国家的建立过程，其中包括了这个帝国的对外扩张。尤其在它向东与波兰和奥斯曼帝国作战时新开拓为殖民地的土地上，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相信，中央集权和行政上的改革有助于它们变成最纯粹优秀的形式。1772年，哈布斯堡王朝与沙俄和普鲁士瓜分波兰之后，将自己得到的一大块土地命名为加利西亚王国。不过在占有这一地区的同时，哈布斯堡的统治者发现要达成把这块地区与原有的帝国整合成一体的目标，还有重重行政与体制上的挑战阻挡在前方。特别是在加利西亚，在当地强制设立新的边境，需要彻底调整这一地区的通信、贸易和旅行服务网络，是使它们向奥地利靠拢，有别于波兰，以及被沙俄和普鲁士占据的波兰领地。
约瑟夫二世和他的继任者们往往视新诞生的加利西亚王国为一张白纸，认为他们可更轻松地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开明的政府体制。先前为瓜分波兰的行为正名的波兰人叛乱纯属子虚乌有，它不承认原先波兰法律制度的合法性，甚至无视这一制度的存在。因此，哈布斯堡的统治者以及他们锐意改革的官僚们认为他们在加利西亚的使命是为这个据说原始野蛮、毫无法纪、统治者昏庸无道的社会提供秩序、法律、有利的社会机构以及教育。正如约瑟夫二世在1773年年初出访波兰时写给母亲的信中所说：“我先前已经预见到这里的任务会非常艰巨。除了诸事混乱以外，这里还盛行可怕的派系斗争。”43
在加利西亚的奥地利人希望在此地集中展示各项制度，这些制度都是他们在王国的其他地方难以推行的。但问题在于，加利西亚绝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张可以任由发挥的白纸。加利西亚的贵族地主阶级长久以来都对本地与地区社会行使着巨大的权力，他们是一个高度分散的国家——波兰与立陶宛联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地区，没有任何所谓的开明法律和机构可以扭转这一基本事实。由于当地传统权力关系根深蒂固的存在，使得如果奥地利人不在加利西亚倾注极多的资源，在当地创造一个新社会就会极其困难，而这正是哈布斯堡的统治者，特别是不断削减预算的约瑟夫二世所难以负担的。随后，虽然奥地利人试图把加利西亚奥地利化（或者照某些官员的说法“文明化”），但他们推行的所谓开明政策被证明彻底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被认为是加利西亚社会严重落后、混乱无序和骚乱不宁。而人们既然做出如此断言，就意味着需要在加利西亚推行新的、更强硬的集权统治；如果新的尝试也宣告失败，那么加利西亚王国的落后又会再一次成为圆场的借口。44
加利西亚不是哈布斯堡吞并的唯一一块被施以“开明新制”的领土。1774年，奥地利军队占据了奥斯曼帝国所属的摩尔达维亚公国北方的一小片土地，试图在特兰西瓦尼亚和新兼并的加利西亚王国之间架起一条地理上的连接通道。奥地利占据的这块土地是近来几次战争发生的战场，它根据覆盖着这一地区的繁茂山毛榉林，将其命名为布科维纳（Bukovina），意为“山毛榉之地”。布科维纳和加利西亚一样，成为奥地利的一个新地域单元。但与加利西亚不同的是，布科维纳没有那么多的人口，也没有阻挠哈布斯堡王朝推行其计划的本地贵族地主阶级。因此在布科维纳推行新的法律和统治机制就要轻松得多，不过这一地区稀少的人口造成了另一个问题，假如没有纳税人，布科维纳就很难支付维持新体制运作的费用。于是一得到这片土地，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就尝试招募移民到布科维纳居住，并且鼓励当地经济发展，而当地居民则负责提供奥地利人在当地维持治安的开销。不过尽管两位君主设下了开发布科维纳的种种目标，它们却不见得产生出了明确一致的政策。
当哈布斯堡的管理机构于18世纪70年代在布科维纳开始运作时，沙俄、奥斯曼帝国、波兰和奥地利已经在这一地区不断交战了一个多世纪。在最近的几次战争中，很多农民群体逃往摩尔达维亚寻求庇护。当各个国家的军队你来我往，横扫这一地区时，这些农民常常需要迁移，这就影响了他们在布科维纳的农业选择。这一地区的农民倾向于养殖可供贸易的绵羊，然后种植一些短期即可收获的作物供自己果腹。因此，布科维纳的农民就很少有用于交易和缴税的富余农产品。45当然，以布科维纳地区的地理条件，从事农垦也并不容易，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山脚下，以及海拔更高一些的区域更是如此。
驻守地方的军队需要建立固定的农业聚落，来为他们供应食物，以及满足其他物质上的需要，因此奥地利人一在摩尔达维亚建立起统治秩序，就急迫地鼓励农民社群返回当地。不过约瑟夫二世和他在维也纳的官僚们，对布科维纳有着更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们希望王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农民与手工业者迁移到布科维纳，在增加当地人口的同时加速推进它的经济发展。而这些移民或者说殖民者，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些土地、定期的税款减免以及家畜和种子，这些优惠与财产刺激着他们背井离乡，前往广阔未知的土地。约瑟夫二世在位期间，移民中的非天主教基督徒们还得到了宗教宽容的官方保证。由于布科维纳没有像加利西亚那样被贵族地主阶级，或者有势力的教会主宰，因此人们会更自然地设想殖民者涌入布科维纳后，这些自由、丰产、拥有土地、按时缴税、充满爱国热情的农民阶级能够创造出一个约瑟夫二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46
生活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活动家，往往将以神圣罗马帝国（包括波希米亚）为源地向外迁移，或者把从特兰西瓦尼亚到布科维纳与加利西亚的移民活动视为从西到东的文化迁移的一部分。按照他们的理论，随着移民转移的不只是农业知识，或者更大众化的传统与习惯的迁移，更是德意志文明本身的由西向东的转移（这些活动家乐此不疲地将德意志文明的丰饶与相对贫瘠的东部文化进行对比）。持有这种倾向的一些作家宣称，移民们可能会令东部地区更加尊重那些能够缔造更先进文化的事物，例如秩序、教育和卫生。就这样，在19—20世纪，奥地利在布科维纳和加利西亚的人口政策被视作德意志或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尝试教化东欧与巴尔干地区的一项古老使命。在这样的解读指导下，民族主义者们自觉地被唤起了西方优越论的帝国主义立场，全球殖民主义的支持者们将在本书第六章 中明确地指出这一点。
很多后来的观察者们相信，包括约瑟夫二世在内的当时很多人，在东部地区的民族主义叙事上，使用“殖民者”这个词来塑造前往布科维纳和加利西亚的移民。此外，这个政权自有一套文化论调，用来为自己参与瓜分波兰的行为正名（换句话说，奥地利进入波兰，是为了给这个社会带来秩序、稳定与经济繁荣，原本这个社会常常被描述为被人忽视、混乱落后以及统治者昏庸无道），这一论调被认为与之后关于文明水平的论调是相一致的。不过在此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明确地把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使命感与之后民族主义者所宣称的种族甚至人种的优越感区别开来。我们也必须质疑那些民族主义的撰史者，举个例子，他们宣称，为治理属下的加利西亚，哈布斯堡王朝采用一种撷取了帝国主义之精华的统治方式，堪比英国与法国对待它们美洲殖民地的方式。哈布斯堡政府内部关于向东部输送移民的政策探讨，事实上并不集中在关于西方文化或种族优越性的争论上；哈布斯堡政府向布科维纳输送来自西边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行为，也并不是为这一地区的德意志化。但很久之后，当民族主义者们把哈布斯堡的移民政策与约瑟夫二世的德语政策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往往倾向于从上述角度来描述哈布斯堡政府的行为。
在18世纪，有关殖民者们的讨论主要囊括的是一些实际议题，它们的主要内容是各种不同类型移民的相对效用。譬如说，人们会讨论这样的问题：如果从波希米亚引进农民会对接受移民的地方更有帮助吗？还是说应当从特兰西瓦尼亚引进塞凯伊（Szekler）农民？或者让附近奥斯曼帝国属下的摩尔达维亚农民来到东部的布科维纳是更好的方式？约瑟夫二世在维也纳的官僚集团比较偏好前一种方案，但军队支持后一种。但是无论哪一种移民方式，它们都没有以文明相关的概念为中心。这些争论的中心落在是否能够满足在布科维纳占据主导地位的安全与经济需要，因此从相对效用的层面来看，布科维纳地区必须引进不同类型、拥有不同技术的移民。同时，哈布斯堡政权还需要从早先的错误中学会应对各种情况的方法。比如玛丽亚·特利莎出于布科维纳和加利西亚可能缺乏手工业的忧虑，曾经尝试在这两个地区引入手工业者。但很快事实证明单纯引进工匠不能促成这些地区经济的自我转型。于是之后约瑟夫二世通过他自己对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实地情况的观察，制订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也更细致的移民方案。这个方案把预备迁入上述地区的农民准确迁移到特定的地区，甚至细化到某些特定的村镇。而按照他一贯的统治作风，我们也毫不奇怪地看到，他还对移民在迁入地应当建造的住屋模式大加置喙，从移民们该在什么时候建造房屋到具体的建筑材料，林林总总，无所不包。为了满足军队的需求，约瑟夫二世设立了全新的村镇，这些小镇唯一的功能，就是服务当地驻军的各种需要。
臣民到公民？
1823年，伊丽莎白·豪斯纳（Elizabeth Hausner）从巴伐利亚来到维也纳，成为一名仆人。之后在维也纳的10年，她不但以仆人的身份工作，还成为一名成功的珠宝制作匠人。47豪斯纳终身未婚（这在她的故事中是很重要的），但因为她的珠宝生意十分成功，使得她积攒下一大笔用于开店的钱。不过由于豪斯纳是居留维也纳的外乡人，本地法律不允许她开设商店，因此豪斯纳在1833年1月申请获得帝国的公民权。政府受理了她的申请，并从警察处得到了关于豪斯纳品行的担保。4周之后，豪斯纳就已经站在维也纳市政大厅的台阶上接受公民权利和责任的宣讲，然后跟着两名见证人宣誓，这一切手续完成后，伊丽莎白·豪斯纳得到了一份官方正式认定她为奥地利公民的证明书。48
对于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奥地利移民来说，伊丽莎白·豪斯纳的故事是一个典型，它展示出哈布斯堡政权对欧洲各地迁入其领土的移民所持有的开放态度。哈布斯堡政府不但试图令匈牙利、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这些被战火蹂躏的地区人口再度充盈，同时还吸纳具有专业知识的农民以及掌握了新型产业技术的手工艺者，通过他们来提升生产力水平。
按照帝国获得合法公民权的要求，哈布斯堡政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授予外国男性和单身女性国家公民的身份。举例来说，在1784年，一份哈布斯堡政府的法令如此通告：“在本地居留满10年的外国人将获得本国人（Inländer）的待遇。”两年后，约瑟夫二世发布的《修订版民法通则》第一卷 这样规定：“所有和睦生活在世袭领地，受到王权管辖的人，都将被视为本地居民和国家的公民。”49而1811年最完善的《民法通则》版本则确认了外国人相对容易获取公民身份的规则。就像伊丽莎白·豪斯纳的故事所展现给我们的那样，假如一位外国女工未婚，那么她在申请公民身份时和男性移民就没有区别。这种带有性别特点的准则并不是建立在妇女解放的基础上的，而是假定女人普遍都是男人的妻女，不是独立的未婚人士。豪斯纳能够顺利取得公民身份，正是因为她是个不符合这一假定标准的“异类”女性。50
伴随着约瑟夫在位期间颁发的数千份法令，《民法通则》彻底地改变了帝国臣民之间，以及他们与新生的奥地利之间的法律和社会地位。51《民法通则》的第16段宣布，所有奥地利的公民都享受自然法所规定的与生俱来的权利。
从理性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也因此被看作一个真正的人。在这些地方52，奴隶制和农奴制，以及使用权力来达成这两种制度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
《民法通则》接着列举和解释了臣民们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其中每一个案例都在试图达成平等。同时，这部法典结束了贵族和教会机构享受的团体性特权。尽管当贵族与天主教会惯于享受的特权变成一种文化心态时，它们得以被保留下来，同时还有很多加利西亚人和匈牙利人进行申诉，宣称农奴制不能被废除，但是国家公民（Staatsbürger）这个新词越来越为大众接受，暗示着在中央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53
新版的《民法通则》提及国民身份时，同样非常强调如今个别的人归属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而不是过去人们归属于他们所在的区域，或是某些特定区域（如波希米亚或加利西亚）。这样一种界定了普遍公民身份的概念取代了由各个地区和它们的议会推行的各种关于“臣民身份”的不同规定。54它强调了全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并潜移默化地削弱了地方或区域内权贵行使的权利。譬如法典第11条规定：除非获得君主特别批准，所有州级和地区的法律，在《民法通则》公布后一律作废。于是至少从帝国法律的角度来说，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哈布斯堡王朝的臣民们已经逐渐变成了公民，并且为欧洲树立了一个国家公民的模板。
像伊丽莎白·豪斯纳一般具备条件的外国人或许可以轻松获得帝国的公民身份，但即便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后，地方法律仍然从其他方面继续影响着一个人在帝国内所享有的法律地位。18世纪和19世纪中叶，帝国的公民与外国居留者共同面对着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它间接挑战了关于帝国公民身份与权利的新概念。这个问题即是每一个国民，都要求有一个故乡/原籍。所谓的原籍就是一个人的家庭所在地，亦是他/她接受官方正式注册登记的所在地和有资格接受公共与教会援助的地方。一般说来，一个人在他的原籍的本地人身份，是通过教区的出生记录来确定的。但此时的问题就在于随着农奴制的衰亡和更多手工业及工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频繁迁移流动，特别是从乡村到城市，出现了滚滚移民大潮。然而当这些人流动到不断扩张的城镇，他们在当地居留的身份不能使他们享受福利，甚至接受慈善救助。当工人们落入困境时，如果他们想要获得公共救助，就面临着返回符合救助条件的原籍的现实需要。至于那些不愿回乡，或者自出生起就再没见过原籍的救助申请者，就只能根据官方政策被强制驱逐。
在19世纪，哈布斯堡王朝内部迅速扩展的城镇掩藏在原籍要求下，以此来逃避向人口逐渐增加的城市工人阶级发放福利或进行慈善救助。当地官员也很快出台法律，把乞丐、罪行轻微的犯人以及那些依赖公共救助生存的人驱逐回他们的法定原籍。显然，这个问题和一个人的国籍关系不大，却与他/她的财产状况息息相关，因为只有申请救助，才会使驱逐的法律程序生效。因此在18世纪，对四处漂泊的工人阶级来说，地方的边界和法律相对来说更重要，毕竟穿越国家的边界更加容易，帝国的法律也更加友善。与此同时，本地官员行动迅速地把贫民和他们的家庭赶回原籍，但正如哈拉尔德·文德林（Harald Wendelin）在19世纪前半叶对维也纳的驱逐贫民行动开展了颇具启发性的研究，该研究表明，地区性的和帝国的官员经常会要求在法律程序执行时踩一脚刹车，以便他们可以进行调查。55尽管这些官员最后往往还是站在本地官员一边，但是他们眼见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被迫回到遥远的家乡时仍然心怀同情，在家乡，这些移民或许已经举目无亲，也没有任何社会联系，也很可能无法在当地找到一展其才的合适工作。文德林的研究还提供了大量证据，展现19世纪的前50年中，众多奥地利最穷困的国民，为了找到一份可以支撑生计的工作而不断寻觅，他们为此跋涉的旅程长度，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56
原籍制度在19世纪的最后一个重要法律意义，以及地方当局维护驱逐贫民行动的意愿催生出一个问题：哈布斯堡政权在文化意识层面和法律层面明确表达出全民共享的公民权覆盖的范围，它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国内各阶层的人们，确实将他们自己视为一个国民整体的一部分吗？如果是这样，全民共享的公民权有什么特点？人们如何对他们自己与其他人，以及国民整体的关系产生概念？在回答上述的这些疑问之前，我们需要审视哈布斯堡的帝国范围内，全民共享公民权与忠诚心实行得最糟糕的地区——匈牙利。
从反对到公开叛乱
玛丽亚·特利莎去世后，约瑟夫二世回避了在任何一片领地上举办加冕或者就职典礼，以此避免与当地议会的合作承诺。57举例来说，一个匈牙利的加冕议会，会强迫约瑟夫二世听取补偿匈牙利人不满的要求。鉴于玛丽亚·特利莎自1764年起就没有再召集这个议会，到了1780年，匈牙利人压抑已久的潜在不满显然令人望而生畏，于是不召开议会会议是最明智的。而由于约瑟夫二世从未召开议会会议，匈牙利的63个郡慢慢自行集结起来，以非正式的方式取代了原有的议会，它们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并且组织反对国王。因此，约瑟夫二世在1785—1786年下令取消这些郡不经皇帝明确同意便可自行集会的权利，同时要求郡政府对他新任命的一批皇家特派员负责。
约瑟夫二世的后一项政策所引起的反对，是中央集权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换句话说，皇帝正试图将一套全新的行政语言应用到匈牙利的土地上。1780年，哈布斯堡王朝共有4种通用的官方语言，在世袭领地、波希米亚和加利西亚使用的是德语，匈牙利（包括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使用拉丁语，伦巴第地区使用意大利语，奥属尼德兰地区则使用法语。而在地方层面的初等学校，教授课程的语言可能是其他语言，譬如波希米亚地区的学校使用捷克语，加利西亚使用波兰语，匈牙利使用匈牙利语或斯洛伐克语。但在1784年，约瑟夫二世出于政治目的，下令德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匈牙利行政机构通用的官方语言。不通德语的本地官员有三年时间学习，否则就会被撤职。
约瑟夫二世的行为实际上与民族国家意识无关，他甚至都未曾想要通过推行单一的政府公务语言来造就更大范围的社会统一。他考虑的只有效率问题。在皇帝看来，陈旧的拉丁语无法跟上18世纪科学技术与制度上的创新，因此它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国家的沟通需要。然而替换拉丁文的官方语言选择范围非常有限，在18世纪，法语和意大利语是通行于贵族上流社会和宫廷的语言，即便是玛丽亚·特利莎本人，在写信时也会常常不自觉地在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之间转换。德语作为一种通用语，看上去是替代拉丁语成为匈牙利公务语言更实际的选择，因为它在全国的学校中都有开课教授，并且已经成为欧洲文学与科技领域的通用语言之一。
通常来说，大多数匈牙利贵族精英对匈牙利语所知甚少。匈牙利语主要是农民阶级使用的语言，不过约瑟夫二世在位期间，它却得到了贵族精英和乡绅阶层的支持。然而1784年匈牙利改换公务语言时，匈牙利语并没有成为取代拉丁语的现实选择。匈牙利的贵族们，即便是其中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都浸淫在一个被多种语言环绕的环境中，拥有日常使用多种语言的传统。一名贵族可能从他讲斯洛伐克语、克罗地亚语或塞尔维亚语的仆人和保姆那里学会各种斯拉夫语系的语言；地位较高的贵族还会在宫廷内得到法语和意大利语的教育，或者亲身体验这两种语言的语言环境；同时，各地的议会和郡政府官员还会学习拉丁语，有时德语也在学习的课程之列。因此，以一位克罗地亚贵族为例，相较于匈牙利语，他就更有可能使用斯拉夫语系的语言、拉丁语或德语。这个时期匈牙利城市中的大多数人都使用德语，尤其是来自普莱斯堡、布达和佩斯，在政治上弱势的商人和手工艺人。最后，作为一种跨区域的行政语言，德语在哈布斯堡帝国的其他地方和军队中都已经被广泛使用。故而约瑟夫二世改变匈牙利行政语言的行为将是帮助这个地区进一步与帝国其他部分融合的手段。
上述所有的考量对一位像约瑟夫二世这样理智、致力于改革的君主来说是说得通的。但是这项新语言政策在匈牙利贵族，尤其是地方层面的贵族那里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无论贫富，匈牙利的贵族们，以及那些从收入上看与普通农民差异不大的乡绅家族，具有两项将他们与其他匈牙利人区分开的特权。首先，他们可以独享成为本地和皇家行政官员的权利。与哈布斯堡帝国其他地方不同，匈牙利只有贵族可以担任这类职务。其次，这些人不必缴税，尽管在玛丽亚·特利莎执政期间，哈布斯堡帝国其他地方的贵族失去了这项权利，但匈牙利的精英们仍然享受着它带来的好处。约瑟夫二世在语言上的改革威胁到了这些绅士贵族的第一项特权。如果身为官员的地方绅士不在三年内学习德语，他们就会失去行政职务，从而丢掉这份工作带来的收益，对于他们中很多人来说，这笔钱是生存的保障。
另一方面，约瑟夫二世决定选择德语成为帝国行政机构通用语并加以推行，这一行为的具体历史时间仍然存在疑问，而且他并不只在匈牙利这么做。约瑟夫二世偏爱德语，是出于它在18世纪成为一种文学和科学语言的新地位。但与此同时，在18世纪的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地区范围内的爱国者的活动开始促进捷克语和匈牙利语的复苏、现代化与推广。18世纪80年代，就在官员开始鼓励农业发展，并用当地语言印刷小册子进行宣传的时候，一些匈牙利语和捷克语的新报刊也应运而生。那些赞同政府计划的人，比如匈牙利人拜塞涅伊·久尔吉（Györgi Bessenyei）曾这样争辩：“民族语言是文化的一把钥匙……而培养语言发展是一个民族的首要责任。”德语在文学和科学领域新崛起的力量，并没有令同一时期存在的其他语言走向衰退，就像R. J. W.埃文斯曾注意到的，德语成为其他本地语言的一个楷模，它的崛起令它们学会了如何跟上时代，以及提高人们的使用率。这种发展情况让约瑟夫语言改革计划中的一些中立派感到失望，他们要在德语化进程开始时面对本地语言的推广行动，因此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抵制。58
接着，约瑟夫二世采取的一项行动威胁到了匈牙利贵族们的第二项特权，即免税权。当约瑟夫在匈牙利推行人口普查，来协调匈牙利本地与国家其他地方的征兵状况时，他的行为引来了当地人的疑虑，他们认为国王此举的深层目的，是要效仿其母玛丽亚·特利莎30年前在波希米亚和世袭领地上的改革，向匈牙利的贵族阶级征税。59甚至约瑟夫二世于1785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核查（土地清册）的计划，也遭到全国各地贵族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皇帝征收新税的序幕。60事实上，这项新调查是为将来简化地税奠定基础，1789年2月，一份新出台的《税收与农业条例》把全国贵族们最害怕的事变成了现实。这部法律将几十年前玛丽亚·特利莎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私人领地上使用的体系对外推广了出去。从此以后，所有世世代代作为佃农的国民（即所谓的乡下农民），只需支付一笔单一税，税额为他们每年出产的30%。61这笔单一税金被分为两块，占据农民全年收入12.2%的一部分由中央政府收走，剩下占农民年收入17.8%的税金归本地地主所有。这部法律终结了农民所要负担的其他义务，其中就包括为人们所痛恨的，大多数佃农仍然要向领主支付的强制劳役。因为从理论上，劳役的价值被计入了单一税的征收金额内，故而农民不必再另行服役。
大多数贵族害怕这项改革会大幅度削减他们的收入，这项顾虑是有充分理由的。以哈布斯堡世袭领地为例，过去领主们可以获得佃农年收入的25%—42%，远远高于新法所规定的比例。加利西亚地主们因为新法受到的潜在损失或许更甚。62对过去享受完全免税待遇的匈牙利贵族们来说，情况甚至更糟。农奴劳役制度的终结，将给那些拥有庞大地产，多年来依靠这种近似于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经营产业的贵族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适用新法的只是那些世世代代都是佃户身份的农民，但是贵族地主们害怕一旦其他农民（即那些直接为地主工作，而非租用土地的农民，俗称“主日农民”）了解到这些改革，他们也会提出相似的要求。63无论如何，考虑到约瑟夫二世在公民权上的态度和独立生产的重要性，他将新法的安排适用范围扩大到主日农民身上显然只是时间问题。那些拥有地产的贵族们害怕的就是这个，认为这会彻底摧毁他们经济生存的必要条件。64事实确实如此，假如这部法律生效，许多匈牙利和加利西亚的贵族就不得不出售他们的庄园地产。如果没有农民阶级贡献强制劳役，贵族们就没有足够的人手来耕种他们的土地。这个结果将造就一个哈布斯堡的改革者们从18世纪40年代起就致力于创造的更高效的小地主社会，但同时它也给很多贵族带来了灾难。65
新法颁布造成的冲击，加上人们对约瑟夫二世其他多项改革产生的愤怒，把帝国带到了岌岌可危的境地，上一次这个国家面对类似的局面，还要回溯到1741年普鲁士的腓特烈入侵西里西亚的时候。皇帝本人的几位顾问激烈抗议1789年颁布的新法，约瑟夫二世不得不推迟新法生效时间，直到1790年土地清查工作完成。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农民们拒绝像新法计划的那样一并缴齐所有税款。在奥属尼德兰（今比利时），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引起民众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当地的反对派领袖则开始组织一场武装叛乱。匈牙利的税制改革恰逢行政中央集权化和公务系统中德语的推行运动，几项因素结合起来，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反对风暴。雪上加霜的是，当1787年奥斯曼帝国对沙俄宣战时，由于与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结成了同盟，约瑟夫二世不得不违心地投入战局。而就在20万奥地利军队在巴尔干泥足深陷之际，约瑟夫二世在另一方面遭遇了危机。66普鲁士新君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1744—1797）于1790年，和奥斯曼帝国通过谈判达成了一个进攻性的同盟。普鲁士察觉到当下哈布斯堡政权的虚弱，于是向奥属尼德兰和匈牙利派遣代理人，并表现出准备侵略波希米亚的迹象。67此时在匈牙利，许多郡内反对哈布斯堡统治的贵族要求召开议会，取代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他们声称，由于约瑟夫二世从未加冕为匈牙利国王，那么他颁布的一切法令都是无效的，而鉴于议会拥有选举国王的传统权力，那么它自然可以为匈牙利选择另一个王朝的新国王。
本书到此，是时候提及约瑟夫二世在其执政的最后几年中设立的一个机构：秘密警察。在曾任加利西亚首任总督的约翰·安东·冯·柏尔根伯爵（Count Johann Anton von Pergen，1725—1814）指导下，约瑟夫二世建立了一支国家秘密警察。这支部队具体的建立目的，我们至今不得而知。隶属秘密警察部队的特工由国家供养，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也并不是奥地利人的专利。据说约瑟夫二世希望这支部队可以监察公共意见，留意可疑的国内外人员，同时监督官员们的言行举止。然而据约瑟夫二世的传记作者德雷克·比尔斯的说法，约瑟夫二世对间谍的评价很低，声称“他们（间谍）唯利是图，并不真正办事……而且往往弄得一团糟”。皇帝给予柏尔根伯爵那点可怜巴巴的财政预算同样反映出他对间谍之道缺乏兴趣，伯爵得到的金钱只够他雇用两名助手。68
这支规模极小的部队都做些什么呢？他们可以干预人们的信件往来，不过约瑟夫二世认为，这种行为不能“损害邮政事业的声誉和国民的自由”。此外他还不断强调，应当允许人民在无害于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批评政府。事实上，比尔斯反复提醒读者，这一支秘密警察部队，其组建目的更像是满足约瑟夫二世尽知天下事的不懈渴望，而非维护社会治安。尽管如此，在约瑟夫二世执政的最后一年，当匈牙利和尼德兰地区酝酿叛乱之时，这支部队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皇帝还重拾了过去的一些审查形式。基本上，他从柏尔根所领导的秘密警察那里得到的，都是关于1789年以来，精英贵族们政治上的不满已经开始显现燎原之势的消息。69
不只是柏尔根的间谍们，许多约瑟夫的心腹顾问都害怕农业改革在贵族阶级中引发的政治后果。不久前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在奥属尼德兰激发起民众极大的热情，贵族中也出现了小规模的叛乱。因此约瑟夫二世派驻当地的大臣在报告中写道：“我们的处境日益危险。”70面对整个王朝岌岌可危的形势，重病的约瑟夫二世不得不选择让步。此时已经来不及挽救奥属尼德兰的情况，但皇帝承诺将召开匈牙利的议会。当这一举动也无法平息反对浪潮时，约瑟夫二世不得不撤销他在10年执政期间推行于匈牙利的大多数政策，并且承诺会把存放在维也纳的圣斯蒂芬王冠送回布达的城堡。71“这是我的意愿，”约瑟夫这样写道，“为了平息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庄园中那些可以想象的，大致上说得通的怨言，所有从我即位以来普遍推行的适用法令，如今将一并撤销。一切都会回到先女王陛下去世时的状态。”72不过约瑟夫仍然保留了一些改革的成果。对非天主教基督徒和犹太人实行《宽容法令》，以及废除农奴人身奴役的法令得到保全。约瑟夫在之前的同一份文件中继续写道：“我衷心地希望，匈牙利可以通过这份法令，得到我时时刻刻渴望通过立法让它享受到的幸福快乐和良好秩序。”
不过当约瑟夫二世私下写信给他的兄弟兼继承者——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时，他用“诸事不幸”来描述他之前从事的工作。他还在信中颇具个人特色地补充道：“无论是我精心的安排还是我本身，都遭到忘恩负义的可怕评价和对待。”这令约瑟夫二世困惑不已。“我甚至不敢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也没有力量推行我支持的事物。”73写就这封信还不到三周，约瑟夫二世就去世了，这时距离他49岁生日只剩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接下来，就轮到利奥波德收拾兄长遗留下的残局了。
反对派与民族主义
当利奥波德离开佛罗伦萨，来到维也纳即位后，他尝试与反叛的臣民重建和平，并试图保护整个国家脆弱的统一状态，忙得不可开交。为了从兄长混乱的统治所造成的一系列冲突事件中挽救国家，利奥波德二世采取了一些战略性让步。他客气地聆听人们连篇累牍的抱怨，并勉强自己表现出对贵族们以及他们偏狭顾虑的同情。为了取信于人，利奥波德二世即位后当即同意加冕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国王，在此之前，他的兄长约瑟夫二世始终拒绝这么做。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国王的加冕给了当地议会机会，当利奥波德二世宣誓捍卫地方传统时，议会成员们向他提出了主权要求。新皇帝不厌其烦地邀请地方议会（或者用他们称呼自己的名称“公民议会”）向他申诉不满。于是全国地方议会贵族们掌握的庄园抓住了新朝给予的机会，试着强调或重新夺回一些他们特权地位中失去的东西。
过去匈牙利的领导者们主张本地精英拥有影响最为深远的权利，以此和约瑟夫二世的侵入相抗衡。如今帝国其他地方已经几十年未召开的议会，也利用了这种民族主义修辞，让动摇不定的权力平衡倾向于有利自己的一方。而他们的利用方式，则使我们看到人们对“国家”（nation）这个词的理解产生了一些相对新鲜而细微的变化。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见识过两种对它截然不同的政治理解。在匈牙利和波兰的传统情况下，它指代的是那些拥有政治特权的人（noble nation）；而另一种被索南菲尔兹等人推崇的解释，则认为它仅指代所有国民的祖国。不过这个词还有第三种解释，统治者和行政官员们有时会把各州看作个别的国家，比如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或匈牙利。玛丽亚·特利莎在1750—1751年颁布的政治遗嘱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这份文件中，她特别批评了手下的行政官员过于频繁地为自己“国家”谋取利益的行事方式，这意味着官员们所属的各州（波希米亚或匈牙利）触犯了整个祖国的整体利益。但谈到行政改革时，玛丽亚·特利莎又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看作她继承的一部分领地，这与她把匈牙利看作个别“国家”的举动又是矛盾的。在玛丽亚·特利莎心中，匈牙利的地位始终是特殊的，毕竟这个国家在1741年是决定新即位的她生死存亡的关键。但另一方面，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却不这么看待匈牙利，也拒绝加冕为匈牙利国王。
现在，“国家”又有了第四种解读。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都曾经非正式地提及，众多的“国族”组成了他们庞大的国家。在这个例子中，“国族”的划分事实上依据的是人们所使用的不同语言。玛丽亚·特利莎在1747年的诏令中曾提到所谓的“波希米亚地区语言”，即现在我们所知的捷克语。1784年，当匈牙利人抗议在当地强制推行德语为行政语言的政策时，约瑟夫二世这样写道：“德语是我的帝国中使用的通用语言，为什么我非得在个别州使用一种民族语言来处理法律和公共事务？”74约瑟夫二世在这里，将匈牙利语界定为一种特定的“民族语言”，强调了它的地方性特征。这样一来，在约瑟夫二世心目中具有帝国通用语地位的德语就和匈牙利语产生了鲜明的对比。不过当这种解读涉及哈布斯堡王朝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地位时，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约瑟夫二世究竟把德语看作神圣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还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通用语？在当时，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明确（对我们来说也可能如此），因此哈布斯堡家族在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拥有的名义地位与他们作为正在形成的新奥地利国家统治者的身份，常为许多作者弄混淆。在某些场合，约瑟夫二世甚至称德语为真正的母语和全国的国语。
正如法国的革命者们用强调法兰西民族身份的方式团结他们的国家，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也试图用一种普遍的国家公民身份，让内部差异明显的国家团结一致。而他们的反对者采用“国族”这个词，致力于用一种保留了各地不同的权利与特权的联邦主义来对抗帝国的中央集权化。约瑟夫二世去世后，继位的利奥波德二世为恢复稳定局势，同意地方议会召开会议，于是上述的这个逻辑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一些议会强调他们的“国族权利”，希望以此恢复议会的特权。但一旦其中一个地方议会强调属于它的“国族权利”，就很可能会遭到对此有不同定义的另一个议会的反对。1790年，当利奥波德二世同意在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举行加冕仪式时，波希米亚议会宣称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应是波希米亚国王统治的领土的一部分，它们应共同归属于那顶著名的圣瓦茨拉夫王冠之下。75但是摩拉维亚议会的成员在布拉格的国王加冕典礼上拒绝认同波希米亚方面的结论。他们坚持摩拉维亚是波希米亚或捷克范围内独立的一个“国家”，并且请愿要求在摩拉维亚再举办一场地位相当的仪式，作为布拉格加冕仪式的补充。摩拉维亚人的请愿，体现出当时的许多人只是单纯从政治、历史（历史概念上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或地域（摩拉维亚在地域上是不同于波希米亚的另一个国家，尽管在这两个彼此相邻的行政区域，居民们所使用的语言彼此非常相似）的方面来理解国家的概念，而不是从民族或者人们所使用语言的角度进行理解。76
此时波希米亚议会试图与哈布斯堡政府重新谈判，讨论它与王权之间的关系，而“国族”这个词的第五种理解，就来自议会向利奥波德二世提交的观点。议会试图游说新皇与波希米亚贵族拟订一份新协议，他们使用“nation”这个词来特指代表议会的精英政治集团，这群人通常包括贵族、教会，偶尔还有一部分市民。在波希米亚议会指代的这种情况下，这个特权政治团体中的一些成员视他们自己为所有波希米亚居民的代表，在与国王面对面时，这些人自诩为人民之声。为了加强自己的主张，波希米亚议会在利奥波德二世和他的儿子弗兰茨的国王加冕典礼（利奥波德二世加冕于1791年，弗兰茨则在次年继位）仪式的部分环节上使用了捷克语。斯拉夫语言学者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Joseph Dobrovský，1753—1829）量身准备了波希米亚国王加冕演说上使用的捷克语，它采用的是极其正式和古雅的风格，与当时绝大多数波希米亚农民或城市居民所使用的捷克语大相径庭。77
这一语言包容性层面上的象征性行为，表示出波希米亚贵族并不真的希望在日常对话中使用捷克语。根据一位波希米亚贵族家庭教师弗朗蒂舍克·马丁·佩尔茨尔（František Martin Pelcl，1734—1801）的总结，波希米亚的神职人员一般使用拉丁语，贵族阶级说法语，商人、中产市民和公务员日常用德语交流，而只有“一部分市民阶层与农民群体”才使用捷克语。多布罗夫斯基同样在1791年声称捷克语是“庶民大众采用的语言，但也是这个国家最具道德教化意义和启发意义的部分”。事实上，对那些偏爱用法语交流的贵族来说，德语差不多和捷克语一样原始且粗鲁。此时距离教育家约瑟夫·荣格曼（Joseph Jungmann）说服波希米亚社会还有10年，荣格曼想要让波希米亚的社会大众了解到捷克语与法语、意大利语或德语等级相仿，也能成为地区性语言，因此它的作用不能被限制在满足最低阶层人士交流需要上。因而在加冕典礼这样一个场合使用捷克语，包含了波希米亚与古老的中世纪波希米亚王国之间的自觉联系，并且暗示议会是代表全波希米亚人发声，而不仅仅代表传统政治集团的利益。
在18世纪晚期维也纳的中央集权政策中，无论有没有被使用，捷克语都渐渐被看作波希米亚自治的一个象征，并且代表了宣称代表当地人民的精英集团在政治上的建国意识。维也纳一方面以德语作为帝国官方行政用语，另一方面又鼓励在地方习惯和教育上使用本地语言，这项双重政策使人们越来越关注一个正在无意中形成的语言等级结构，和随之产生的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划分。78鉴于这种情况，哈布斯堡政权致力达成的国民平等和人民的民族观念两个目标，产生了政府平等对待帝国范围内所有语言的需要。
那么各地议会希望从利奥波德二世那里得到什么呢？总的说来，他们想要恢复到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改革之前的社会状况。波希米亚议会甚至希望能够复活选帝侯制度，让国王和年度议会分享立法权，同时废除向贵族征税和免除农民对领主各项义务的措施。皇室的世袭领地提出了差不多的要求，希望恢复贵族的权力，并重开农奴制度。虽然利奥波德二世废除了约瑟夫二世最激进的一些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替代了劳役和实物税的新现金税收制度），但是总的来说，利奥波德二世还是试图保存他母亲和兄长共同打造的更加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