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新的奥地利国家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它越来越激进的进程很快就引起欧洲其他统治者的深深忧虑。利奥波德二世的妹妹是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因此他的忧虑要更甚于他人。法国的革命党政权在1792年春天向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同年9月，法军出人意料地在瓦尔密大败普奥军队。从此，身处革命狂飙浪潮中的法国将整个欧洲拖入了长达25年的战争中。1792年3月，就在即将成功化解兄长留下的危险局面之际，利奥波德二世猝然去世。利奥波德的长子弗兰茨（1768—1835）继位，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二世。随后他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国祚，成为新生的奥地利帝国首任皇帝弗兰茨一世。但与伯父和父亲不同，这位君主并没有继承他们开明革新的统治风格。弗兰茨的执政期很长，他在位的头20年，一直在避免与法军再次发生军事冲突，战端一旦再开，就会危及哈布斯堡王朝的遗产。在这样的前提下，哈布斯堡的国家建构就鲜有首创措施，再加上弗兰茨一世本人谨慎小心的性格，所有意料之外的需求都会导致他采取保守和防御性的措施，以维持现状。79不过，弗兰茨一世仍然把自己看作服务于国家和法律的忠实仆人，这一点和他的父亲与伯父如出一辙。此外，他也和前两位哈布斯堡的君主一样，继续国家中央集权化的重要进程。然而与其父不同，弗兰茨一世毫不赞同宪政改革。而在官僚体系上，弗兰茨一世也与其伯父的理念迥异，他的官僚机构并不致力改革社会，它们的目的是维持社会的秩序和法制。
弗兰茨皇帝心目中完美官员的典范同样也和约瑟夫二世的版本不同。他的官员们要达到约瑟夫二世所制定的严格标准，但他们在这个时期得到的报酬却因为可怕的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而缩水。此外，官员们的私生活也同样成为国家利益所关注的对象。在约瑟夫二世的时代，皇帝并不关心手下的私生活，他在意的是一个人能否良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时移世易，由于法国大革命导致的社会动荡被普遍认为是个人道德堕落的产物，故而弗兰茨一世在位期间，一名奥地利人如果想要谋求官职，遴选者会更加看重他的私生活情况，而不是他个人的才智与成就。可以说，如今一位奥地利官员（以及他的家人）的道德和宗教虔诚度比官员本人的教育程度和经历更加重要。80这种倾向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越了死亡与性别，如果一位官员的遗孀想要得到补助，她就要保持自己的道德“完美无瑕”；同样，这位去世官员的女儿如果希望获得奖学金，前往女子学校深造，她的品行也必须完美无缺。
漫长的战争紧急状态终结时，弗兰茨一世对国家公务体系服务宗旨的态度随即带来了相当多的问题。与哈布斯堡的前两位君主不同，他相信皇权和州贵族们的利益非常重要。因此，一位历史学家对弗兰茨一世治下的政府体制做出这样的评价：尽管弗兰茨一世在位期间，仍有不少支持约瑟夫二世施政方针的官员留任，但是整个体制“在机构设置上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官员们的行动却表现出贵族化和极端的保守”81。
战争最开始的几年，由于农业收成意外地好，食物价格尚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在这之后，漫长的战争导致了奥地利各地，特别是城镇中的通货膨胀与食物短缺。1795年，政府开始印刷纸币来支付战争的额外开销。1797年，人们对拿破仑可能攻占维也纳的恐惧引发了一场金融大恐慌，导致白银完全退出了国家流通体系，公务员和国家债权人也不得不接受纸币作为新的支付手段。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城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在战时急剧恶化。但与此同时，人们依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镇。82开战的第一年，维也纳纺织业的熟练工们公开抗议雇主越来越普遍地使用没有技能的女工和童工。83此时抗议的工人们只倾向于指责他们的雇主，而不是本地被雇用的妇女。20年后，当人们开始袭击面包店，从放钱的抽屉里取出纸币，将它们撕碎公开取乐时，这些纺织工业的绅士们在全国范围内都赚得盆满钵满。多亏战争带来的大量制服和军需订货合约，以及此后拿破仑对全欧洲大陆进行的英国货封锁禁运政策，全奥地利的纺织工人都获利良多。84
战争同样令哈布斯堡政权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国家可能会被颠覆的恐慌，而这种情绪随着战事的延长而与日俱增。从1800年开始，哈布斯堡的官员首次宣誓对国家忠诚，此后年年如此。哈布斯堡政权同时开始限制社会上那些可供颠覆行为乘虚而入的领域。政府首先关闭了共济会社团，并且严厉镇压了在维也纳、蒂罗尔、匈牙利、卡林西亚和卡尼奥拉秘密活动的所谓“雅各宾派阴谋分子”。这些所谓的“雅各宾派阴谋分子”因18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的激进政治团体得名，包括了曾经在约瑟夫二世与利奥波德二世在位期间领有公职的公务员和受过教育的人士，他们希望能给弗兰茨一世的统治注入更多改革的方向。这些改革者普遍支持的方案，相较于1790年的改革标准来说并不算太激进，但这些方案中确实包含了一些最激进的同谋者制订的计划，譬如在全帝国范围内召开人民国会。虽然这些人暗示他们并不质疑帝国本身的存在，只是质疑帝国的统治模式85，但是他们被警察抓捕后，都受到了极其严酷的惩罚，甚至有一些人被处以死刑。虽然有上述的例子，在18世纪的奥地利帝国城镇内，咖啡馆和其他社交集会场合受人欢迎的程度仍然没有因为战争而削弱。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只能说城镇里的咖啡馆在人们的社交活动中有了新的位置，成为人们交流和辩论战争最新消息的地方。
另一方面，在20多年的战争中，弗兰茨皇帝一直拒绝调动大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就在其他几位中欧国家的君主——尤其是普鲁士国王，正着手实施针对重建军事力量和培养大众对战争支持的改革计划之时，弗兰茨一世对此却百般不愿，做得极为勉强。任何促进社会改革或者调动民众热情（这可能更糟）的事物，一旦不受约束，就很难控制。因此，就轮到其他人来提振这个新兴的哈布斯堡王朝，乃至弗兰茨一世在1804年宣布成立的奥地利帝国的战时声望。早在1796年，当驻扎在北意大利的法军逼近奥地利边境时，下奥地利总督弗兰茨·约瑟夫·冯·沙劳伯爵（Count Francis Joseph von Saurau）委任诗人利奥波德·哈什卡（Leopold Haschka）撰写诗篇，激发人们为奥地利事业奋斗的爱国热情。之后沙劳伯爵又说服作曲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为诗谱曲，后者把这部作品命名为“大众之歌”。随后在1797年2月12日弗兰茨一世寿辰当天，这首已经更名为“皇帝颂”或“上帝保佑弗兰茨皇帝”的著名歌曲首次在全帝国的剧院中表演（皇帝本人在宫廷剧院中聆听了这首歌）。86到了19世纪，这首歌被翻译成帝国的各种方言四处传唱，最终成为奥地利帝国的国歌。
最后，在与法军三战三败（分别在1793年、1799年和1805年），又被外国势力占据了一些领地之后（巴伐利亚占据了蒂罗尔，法国则夺走了奥地利帝国亚得里亚海新领地的一部分），弗兰茨一世不得不批准一些谨慎改革奥地利的措施，来培养人们的战时爱国主义。这段短暂的改革和同时期普鲁士的改革截然不同，我们在审视这些改变时，必须十分清楚其中轻重缓急的区别。但无论如何，哈布斯堡政府采取的几项改革确实帮助皇帝的臣民们树立起了更强的使命感和认同感。皇帝的兄弟兼陆军元帅查理大公（1772—1847）负责进行了所有行政改革中意义最为深远的一项：他撤销了25名将军职位，采用更人性化的军规，推行最新的预备部队理念，并且推动创造一支广受欢迎的国民自卫军的计划。弗兰茨一世则宣布他要让整个社会享受更自由、更具理性的生活（其中包括他对文学的支持），同时要建立更多的学校。不过如果人们期待弗兰茨一世会废除审查制度，那他们或许就要失望了。自然，人们也不能期待他改革秘密警察的职能范围，弗兰茨一世不但利用秘密警察监视普通奥地利人，还监控自己两个广受欢迎的兄弟。87
就在1809年奥地利准备第五次反拿破仑同盟作战之际，皇帝受人爱戴（有些人甚至认为他比弗兰茨一世更有才干）的兄弟约翰大公（1782—1859）将奥地利男性组织成一支民兵警卫队，关于他本人的事迹，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第三章 中了解更多。约翰大公组织的民兵警卫队驻扎于哈布斯堡王室世袭领地的各州和波希米亚，全国18—45岁尚未入伍的男性都必须义务加入。与此同时，政府在匈牙利也建立了与此相似的组织，称为“义军”。然而在加利西亚，由于政府怀疑波兰民族主义精英可能对拿破仑心怀同情，拿破仑也许诺会重建一个独立的波兰，于是没有在当地设置民兵，而是用预备部队取而代之。88
民兵警卫队作为全奥地利范围内的跨区域爱国机制，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由于它象征性地动员了全奥地利的人民，民兵们还承诺将跨区域执行防御任务，这支民兵组织事实上表现出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为了遥不可及的统治者，而是不分阶级、不分老少世代，甚至有时不分性别地与每一个奥地利人有关，他们牺牲自我，保卫所有人的共同利益。1813年，就在警卫队成立4年后，第六次反拿破仑联合作战，亦被称作解放之战期间，画家约翰·彼得·克拉夫特（Johann Peter Krafft）描绘了一个下定决心的年轻人穿上民兵制服，握着步枪，在奔赴战场前与家人告别的景象。这幅广受欢迎的画作名叫“民兵出发”，它把民兵描绘成所有奥地利人的牺牲和为了共同的事业付出的热情的化身。89
《民兵出发》的绘画场景是在家庭内部。它描绘出一座朴实乡间小屋的内部景象，屋子里的家具和装饰陈设暗示了这一家人殷实的家境。画作描绘的场面也涉及一家几代人，其中展现了民兵的父母为儿子哭泣和祈祷，而民兵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正与他依依惜别的景象。在屋子里的画面上，还有另一位民兵处在从属性的地位。如果透过窗户往外看，我们可以发现还有许多士兵在屋外的丘陵上整装待发。从民兵的神态看，他没有受到任何强迫。士兵坚定的表情充分表现了他保卫祖国的意愿。而尽管正在送别他的家人很清楚战争将带来怎样可怕的结果，他们仍主动表现出自我牺牲精神：民兵的母亲掩住了哭泣的脸；他的妻子却紧握着丈夫的手，没有移开视线，也没有哭泣（他们的孩子也是如此）。民兵的妻子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位置，这或许是克拉夫特希望描绘出的一点：在大众共同的事业面前，妇女需要像男子一样做出牺牲。
《民兵出发》，约翰·彼得·克拉夫特绘于1813年（© Belvedere, Wien）
《民兵出发》这幅画没有赞助者，它的出现完全是作者克拉夫特个人灵感激荡所致。这幅画立即为克拉夫特带来了极高的赞誉，并且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成为其他艺术家效法的模板。弗兰茨一世皇帝在1815年购买了这幅画，在把画收藏入皇家画廊之前，他将它公开展出。两位著名的版画作者把这幅画制作成蚀刻版画销往整个帝国，使得《民兵出发》受到更多人的欢迎，也令克拉夫特享誉四海，被称为“祖国的杰出画家”。90这幅受到众人欢迎的画作主题还常常出现在当时其他的物质文化形式上，比如瓷器绘画、玻璃绘画和纪念章。91
民兵或许是帝国的一个大众形象，但是地区状况往往决定了他们作战的原因。与此同时，在帝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尤为重要，是因为在此时地区层面上的需要往往会以特别的方式与整个帝国的事业产生联系。蒂罗尔公国以及围绕着起义领袖安德烈亚斯·霍弗（Andreas Hofer）的流行传说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法军在1796年首次进犯时，当地国民自卫军不论阶级动员人民抵抗一支正规军的程度，可以从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起来，勇敢的蒂罗尔人！》中看出来，这首歌用本地方言勉励人们，并在结尾的时候宣告：“每个人的心中都燃烧着对祖国的爱”，“我们只拥护一位主君，那就是弗兰茨一世皇帝”。不过当时对蒂罗尔和奥地利帝国之间关系最普遍的理解，仍然是传统的互尽义务关系，两者并非有机整体。弗兰茨一世保护蒂罗尔的传统权利与作为政治国家的自由，反过来，蒂罗尔人也为他们的皇帝忠心耿耿地战斗。
然而签订于1805年，终结了奥地利在第三次反法同盟中作用的《普莱斯堡和约》，让蒂罗尔成为邻近的巴伐利亚的附庸。巴伐利亚试图将自己的那一套中央集权的宪法和新的宗教法施用于蒂罗尔地区，引起了当地人强烈的反抗。1809年4月，奥地利再次对法国宣战。此后诗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在其为查理大公谱写的军队声明中，特别将奥地利的事业解读为为全奥地利人的自由而奋斗，施莱格尔这样写道：“欧洲在你们的旗帜下寻求自由，你们的胜利将打碎她的枷锁。”这份宣言意在提醒处于巴伐利亚统治下的蒂罗尔人，奥地利即将前来解放他们。拿破仑自然以牙还牙，通过针锋相对的宣言来破坏帝国的统一团结，拿破仑宣言针对的目标是匈牙利，他邀请匈牙利人起来反抗奥地利，不过就像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拿破仑的邀请“几乎无人响应”92。
就在此时，安德烈亚斯·霍弗在与维也纳方面就军费与武器问题展开秘密谈判之后，已经成功领导蒂罗尔人起兵反抗巴伐利亚在当地的统治。霍弗能说德语和意大利语两种语言，他曾在波尔扎诺（Bozen /Bolzano）以北经营一家旅店，又曾当选蒂罗尔地区的议会代表。在霍弗的领导下，蒂罗尔民兵和狙击手们迅速驱逐了巴伐利亚人，重建了因斯布鲁克地区的奥地利统治（以及更加重要的蒂罗尔本地传统）。皇帝也在5月承诺，他将重建蒂罗尔本地议会，并且绝不会签署任何阻止蒂罗尔和奥地利再度结合的和平协议。然而尽管6月在阿斯佩恩被查理大公击败，一个月后法军在距离维也纳不远的瓦格拉姆大胜奥地利人。于是当双方在10月签订《维也纳协议》时，奥地利不得不向法国人付出巨额补偿，并缩减了军队规模，把包括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和卡尔尼奥拉的亚得里亚海领地尽数割让给法国，最后，奥地利也被迫同意将蒂罗尔交给巴伐利亚人。
在放弃蒂罗尔的时候，弗兰茨依照昔日的传统，仅仅把这块州当作马匹交易的场所（这点已在第一章 中提到），但在蒂罗尔人心目中，皇帝却远不止是一位君主，而且他们如今十分明确地把奥地利看作自己的国家或祖国。在这种情况下，蒂罗尔人对奥地利帝国剩余领土的忠诚与利害关系，超过了来自维也纳方面冷酷无情的国家建构考虑。因此在蒂罗尔被维也纳放弃之后，当地人还在继续进行反抗法军的零星游击战，直到1810年1月霍弗最终被逮捕，被押解往拿破仑所在的曼图亚要塞。尽管梅特涅试图从中调解，拿破仑还是审讯了霍弗，并在当年2月将其枪决。93霍弗顽强抵抗法国人和巴伐利亚人的战斗或许在1810年被证明是不起作用的，但他的死很快在天主教氛围极其浓厚的蒂罗尔被塑造成崇高的烈士殉难，从而成为蒂罗尔人反抗暴政和为奥地利极尽忠诚的强大神话。在奥地利帝国处于低谷的黑暗日子里，这类神话对奥地利人的爱国热情和国家荣耀贡献良多。
随着时间流逝，霍弗的传奇开始为两种互相关联却截然不同的主张服务。一个是它通过神化蒂罗尔民族独特的勇敢和独立精神，加强了蒂罗尔地区特殊主义的概念。而另一个相关的主张，则是从整个帝国的各个领地表现出的勇气、虔诚与爱国主义入手，把几种美德兼备的蒂罗尔放在众多地区的首位。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许多人认为蒂罗尔地区的特殊性主要落在它对待哈布斯堡王朝和帝国秩序特别出众的忠诚。94蒂罗尔的情况同样表明了一点：尽管索南菲尔兹强调爱国主义精神应当由人们对法律的忠诚决定，但事实上哈布斯堡王朝仍然在一般大众的帝国神话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享受和平的大众帝国
1814年6月，随着拿破仑被放逐到厄尔巴岛，弗兰茨一世从巴黎班师回到维也纳。在奥地利皇帝的归途中，中欧地区沿路欢庆，在各个城镇中，庆祝活动更是屡见不鲜，这些城镇过去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一度受到或至少象征性地受到皇帝的管辖。在这些地方的街道和房屋上，随处可见庆祝胜利的旗帜，人们还匆匆树立起许多凯旋门，轮番赞颂皇帝为和平的统治者、光荣的征服者、教皇的解放者、人民之父或德意志的皇帝。6月15日，皇帝抵达位于郊外的美泉宫，次日启程前往维也纳城。皇帝在卡林迪亚门受到了维也纳市长和547名男女儿童的欢迎，这些孩子们穿着象征维也纳的红白两色服饰，女孩们戴着花环，男孩们戴着月桂冠。95随后皇帝从城门口沿着鲜花点缀的狭窄街道迂回穿过老城，抵达圣斯蒂芬大教堂聆听感恩颂。到了晚上，维也纳所有居民的住宅都灯火通明，民众使用来自经典传说的图画、各种比喻和标语，庆贺弗兰茨一世拥有胜利者与传递和平者的诸多美德。
当天夜里，戏迷们聚集在卡林西亚剧院，欣赏约瑟夫·冯·松莱特纳（Joseph von Sonnleithner）的寓言剧。在这部戏剧中，和平女神击败了战争恶魔，并决定永久停留在“最公正的皇帝”统治下的奥地利。随即有50对穿着各式各样民族服饰的夫妇代表全奥地利的人民（他们按照各个州的历史身份来界定是否属于奥地利人）在女神身边围成一个半圆，庆贺她的这一决定。女神教育人们要团结一心，于是匈牙利人，波希米亚人，蒂罗尔人以及上、下奥地利的人民都宣誓以所有奥地利人的名义向她效忠。这个寓言取代了过去20多年在奥地利占据主导地位的军事性爱国主义训诫，转而展现大众承诺和平带来的统一新面貌。但同时正如布莱恩·维克（Brian Vick）教授所指出的，在寓言中，组织者们同样提及自由，并联想出了一个更为活跃主动的市民概念。96
约翰·彼得·克拉夫特笔下的皇帝弗兰茨一世于1814年6月16日班师回维也纳的场景。这幅画原本是1828—1832年，霍夫堡宫的一组画作之一（Erich Lessing / Art Resource）
如今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庆祝活动的具体细节，还要归功于一位维也纳公务员约瑟夫·罗西（Joseph Rossi）兢兢业业的工作。他将所有的庆祝活动整理归档，总结为两卷书籍。97在罗西的第一卷 作品中，包括了维也纳以及城郊男女居民点起灯火照亮房屋的描写与绘画。从中我们了解到，维也纳的犹太人如何以“节俭但聪明有品位的方式”庆祝皇帝归来。98罗西的第二卷著作也以不亚于前一卷的详细程度记载了帝国其他地方类似的自发庆祝活动，以及“亮灯”庆祝方式在全国的流行，它不仅发生在城镇，还发生在规模最小的乡村。这些庆祝活动并没有经过中央政府创造、设计、推行，甚至提议，不管怎么说，在很早之前，政府中用来承办此类活动所需的金钱都已经消耗殆尽了。99这一次是由本地商人、公务员和地主主动发起，并且出钱资助了所有的庆典。此外，地方志愿委员会组织的爱国庆典，往往会被用于筹款建造医院，以治疗战争中的伤者。从以上种种看来，至少上述活动反映出千千万万分散各地的奥地利人共同拥有一个对帝国正统化的理解。它们还表现出人们有着以帝国的概念为中心的独特和可以共享的意象、标语和仪式文化。
罗西在撰写他的著作时，曾经向全国各地的官员求助，请求他们寄来当地庆祝活动的记录，这样读者们就可以阅读到全国上下庆祝战争最终结束与皇帝归来的庆典全貌。罗西搜集和了解到的信息使我们见识了地方对帝国的理解，以及超越了地理、历史和语言运用的分歧，全国各地共享的庆典文化中各种各样的礼仪范式、习俗、标语和图像。暂且不论举办庆典的各个地方广布全国，也不论人们在交流时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在较大的城镇中举办的活动，事实上彼此之间颇为相似，而维也纳的庆祝活动无非更加盛大、隆重罢了。尽管在地方官员的报告中，他们强调了一些能给本地庆祝活动增添一些独特之处的细节，但是像树立凯旋门，在市政大厅举办演讲，老兵与民兵在市镇广场伴随乐队游行，演唱《皇帝颂》，在教堂举办感恩弥撒，接着在夜里点亮灯火……即便是在奥地利帝国最偏远的角落，官员们的记录中都表现出了帝国庆典文化在各地显著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带给我们的强烈印象是最值得注意的，因为罗西的记录中，详细地收录了对各种各样的人群，例如东正教徒、希腊礼天主教徒、新教徒，特别是犹太教群体举办的庆祝活动的详细描述。此外，罗西的庆典记录还详细记录了那些小型的村庄对居民进行布道或者举办演讲时使用的语言究竟是德语、斯拉夫语（罗西用这个词来指代那些在波希米亚、卡尼奥拉、克罗地亚、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南施蒂利亚使用的语言）还是意大利语。100
罗西试图通过他的书来描写全体奥地利人民和奥地利全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同时举办爱国庆典活动的景象。不过书中这种同时性的地域和时间维度则完全取决于1814年6月消息在帝国各地传播的速度。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较大城镇，活动举办的时间是7月16日或者17日，但在较小村落中，人们差不多要到月底才开始组织庆典。如果往更远的东方去，利沃夫的庆祝活动在7月29日举行，切尔诺夫策的庆祝则要到7月31日才开始。不过在罗西列出的记录目录中，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一种同时性和统一性的印象。即便不同的城镇在不同的日子进行庆祝，人们都是在收到喜讯的第一时间就开始欢庆。
罗西提到的文化差异元素同样巩固了一个更大的社会与文化统一共同框架。在罗西的描述中，皇帝在各个不同地区的臣民们或许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但是他们用彼此迥异的语言，以惊人相似的方式表达出忠于奥地利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一致情感。从哈布斯堡统治的中欧各地共享的大众庆典文化中，可以反映出人民这种团结一心的意识。
就在我们思考19世纪初正式形成的新奥地利国家在群众中受到的广泛欢迎时，我们同样应当意识到罗西的记录中关于社会统一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尽管它的出现并非人们有意为之。由奥地利帝国不同地区的市民阶层占据主导地位的相似庆祝模式，暗示了在这之前社会上就存在着一种可以辨认的地区间社交文化。这种文化吸收利用了特殊的象征符号、文本和图像，在参与者中创造出共同的参照点。而这些参照点正是建立在中等学校教育的各个要素之上的，尤其是对经典历史、神话和文学的广泛引用。同时地区间社交文化的众多参照点还依靠欧洲的大众图像、演说以及爱国主义和公民道德的各种象征符号，譬如旗帜、帽徽、衣着范式以及国歌等。因为法国大革命，这些事物在人民大众中广受欢迎。此外，正是奥地利的市民阶层，取代了财政破产而捉襟见肘的国家，组织和举行从的里雅斯特到利沃夫的广大国土上的庆祝活动。纵观整个奥地利帝国，当房产业主、宗教社群以及志愿团体为这次盛事点亮他们的住宅、城镇广场和街道时，他们使用的是同样的标语、比喻、诗篇、图像和神话来源。总的说来，就像许多农民群体把帝国或者哈布斯堡王朝看作他们对抗本地领主专横势力的保护者一样，这种歌颂帝国的大众文化在帝国的正统化方面起到了与前者不尽相同但同样重要的作用。
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奥地利帝国的版图
不过在此仍然有一个问题：一个在弗兰茨皇帝统治下处于守势的保守帝国政府，能够主动为农民、知识分子或手工业者阶层谋求潜在利益到何种程度呢？玛丽亚·特利莎、约瑟夫二世和利奥波德二世联手缔造的大众帝国，能够在弗兰茨一世防御性的立场上兴旺发达吗？如果帝国中枢拒绝进行弗兰茨一世的前任们曾经从事的积极改革，那么支持帝国的民众是否可以成为改革的动力呢？人们以弗兰茨一世的重要顾问的名字，将之后的几十年命名为“梅特涅时代”，或“前三月时期”（指1848年3月革命之前的时代）。这个时代见证了大众意愿的崛起，也是在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开始推动一个大众帝国的进步，这个帝国反映出人民大众的潜力，这令皇帝忌惮不已。
[1] 马斯基尔，启蒙思想家，领导18—19世纪欧洲犹太人吸收启蒙运动精华，令犹太人群体更好地融入欧洲社会的哈斯卡拉启蒙运动。——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