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国家眼下无力完成一些事时，就由私人为祖国服务，至少循序渐进，完成其中的一部分。
——莫里茨·冯·施图本劳赫（Moriz von Stubenrauch）于1857年统计奥地利帝国国内社团时说
在奥地利帝国击败拿破仑之后，群众在1814年自发举办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大众庆祝活动。如果说一个特定的奥地利帝国前不久才在拿破仑征服铁蹄的阴影下产生，它如今已经成功激发出众多国民的想象。当年玛丽亚·特利莎为这个正在形成的国家奠定了体制的基础，尽管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性行为，但它很快为这个国家赢得了相关利益集团，尤其是农民阶级的忠诚。约瑟夫二世在位期间，这个正在发展演变的奥地利国家同样成为正在兴起的中产阶层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特定属性，他们从这个国家中，看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的种种可能。约瑟夫二世试图一视同仁地将所有宗教群体置于国家控制下，这一举动得到了帝国内一些少数派宗教社群的忠诚。而随着1811年《民法通则》的颁布，哈布斯堡王朝成功地将国内臣民们各不相同的法律地位转化为一种法定的公民身份，这种公民身份打破了过去传统的阶级或者文化模式，承诺所有国民一律平等。1
哈布斯堡王超在1815年缔结了长久的和平之后，开始继续它的中央集权化行动，但它如今没有走上18世纪那些改革君主们关于社会改革转型议题的老路。尽管当下帝国处于和平稳定时期，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二世）和他最具分量的顾问们对体制合理化改革的兴趣亦与日俱增，但他们还是回避了所有会带来社会重大转变的尝试。此前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带给奥地利帝国君臣一个教训：要带着怀疑去看待所有的社会变革。弗兰茨一世不像其他君主，相信改革能够消弭潜在的革命，他的看法恰恰相反。对弗兰茨一世来说，改革很容易破坏社会的微妙平衡，产生类似导致法国革命爆发的大众社会运动。
奥地利帝国如今这个惊人保守的政权，正管理着一个活力十足、飞速发展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当下正需要革新。奥地利帝国刚从长达25年的几乎不间断的战争中坚持下来，它的各个地区现今迎来了农业产出、人口规模、贸易与手工业的显著增长。技术革新与新的公司行为促成了本地商业性质上的改变。道路、桥梁、运河、高耸的工厂烟囱和铁路网连同新型农业实践一同改变了帝国的地貌。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曾经试着改造整个帝国的经济生活，经过几十年战争的干预之后，他们的期望终于开花结果，变为现实。2而尽管随着拿破仑对奥地利的英国产品封锁禁运结束，奥地利国内一些受到保护的产业遭到重大打击，但帝国的工业仍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像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往往出现无规律的爆发增长，而全国各地的发展也并不一致。
众多活跃的经济活动为地方的管治架构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和福利方面。尽管此时没有出现18世纪时的帝国内的社会煽动分子和经济变革，但在19世纪的前50年中，后拿破仑时代的奥地利政府还是得不断努力，以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事实上，1815—1848年，农民、企业家、技术人士、学者……正是这些地方社会上独立的群体开始继续过去的开明专制君主们——譬如约瑟夫二世与利奥波德二世——所推行的帝国愿景，并成为它们强大的支持者，而这往往与当下政权的意图是背道而驰的。
奥地利的中产阶层和贵族们为了解决瘫痪的政府不愿处理的地方社会问题，创造出了新的活动形式。他们组织公民社团来改善男女同胞们在这个迅速变化社会中的文化、教育、道德和经济状况。他们设立了许多教育机构，用来代替国家停止资助的地方学校，同时建立科学与文学社团，建造地方上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此外，这些社团与其组织人士还引进新技术，并在当地应用农业、商业和手工业方面的新发明。地方社会的支持者们通过这些行为来追求贯彻他们自己对帝国的想象，而塑造这个想象的许多方式，都来自18世纪晚期国家行动主义者做出的承诺。
当然，一方面，我们毫不意外地看到哈布斯堡政权小心翼翼，而且经常心怀疑虑地对待这些积极主动的行为。而另一方面，财政困窘的奥地利统治者对公民独立解决耗资巨大的社会问题的行为采取了容忍甚至有时鼓励的态度。不过在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的政府中，仍有不少官员担忧，由公民独立建立、服务于大众公益的社团组织潜藏着颠覆公共秩序的威胁。据说梅特涅曾经把哈布斯堡世袭领地上的公民组织斥为“德意志的瘟疫”，而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法国大革命期间，弗兰茨一世就曾经宣布共济会为非法组织，并且残忍处置了在奥地利初露头角的雅各宾派社团。
1848年的革命带给当时的奥地利帝国政权一个戏剧性的收场。自由主义的历史学家严厉批评当时帝国统治者短视且心胸狭窄的镇压行动，为了支持他们辉格党式的历史视野，这些学者倾向于将19世纪三四十年代描述为一段错失良机的悲剧性时期。研究冷战的历史学者继承了这个传统，他们追根溯源，认为在那一段时期，中欧东部经历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倒退。这些学者们强烈谴责暴虐的哈布斯堡政权压迫市场力量和民主发展，认为它们使东欧与当时的西欧产生差别。然而本书的这一章就要进行论证，向读者展示在开明君主止步不前的领域，奥地利社会如何应对创造社会经济变革的挑战。
强势的国家，弱势的国家
奥地利帝国政权对国民社会运动产生的忧虑，与半个世纪前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儿子们干预社会的强大改革思潮并不一致。早前的哈布斯堡君主们设计了一个扩大的官僚体系，用来作为对抗地方贵族根深蒂固势力的强大变革工具。他们鼓励手下官员主动在社会各个层面发起新的社会经济实践。但如今哈布斯堡政权命令它的官员们维持（有时甚至是僵化）现状。尽管官僚体系内仍有一部分人继续积极支持奥地利经济社会进行生产力改造，但哈布斯堡政权对变革近乎偏执的厌恶，以及它审查甚至刺探国民的癖好，都已经“扬名”全欧洲。
很多历史学家都认同这一说法，那就是梅特涅当政的哈布斯堡政权作为独裁政权，成功镇压了所有进一步参与公民生活的要求。不过事实上，梅特涅所掌控的绝对权力国家从未像他和他的反对者乐于宣称的那样彻底绝对权力独裁化。3同时代对奥地利嘲笑不已的人们和后世的历史学家都提到，奥地利有着一堵由审查制度、特务和全面镇压组成的高墙，但奥地利社会并不孤悬在这堵高墙之内。尽管政府时常镇压市民社会的种种举措，同时限制所谓“外国思想”在奥地利的影响，它却不能有效地聚拢财力与人力，有效应对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可怕的经济危机，以及1815年后政府在社会控制技术上的诸多限制。此外，梅特涅希望在奥地利社会中杜绝传播的所谓“外国思想”，实际上这最初正是奥地利本国土生土长的产物。
不过在此还有另一股至今未能得到正确评价的重要力量削弱了哈布斯堡政权的镇压行为——法律。虽然人们反复指责奥地利专制的国家压迫，实际上奥地利是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其运作一概遵守法律规则，而非统治者或地方权贵独断专行的一时心血来潮。这项事实提醒我们奥地利帝国存在的另一串矛盾。在帝国1815—1848年的历史中，它们往往未被人所知，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索。首先是专制统治的概念与形成弗兰茨一世统治基础的约瑟夫二世式体系中合理化和一体化的元素之间的矛盾。哈布斯堡政权坚持约瑟夫二世中央集权主义和法律至上主义的传统，这致使它倾向于在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各个统治区推行一个一致的、系统化的普遍行政体系。这套体系强调程序和制度上的同意，因而导致全帝国的行政管理官员对所谓的形式合法性极为敏感。
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奥地利培养了“一个极尽严谨地维护法治的法律制度”4。当地方贵族不满中央政府的干涉时，地方行政官员就会引述帝国法律的普遍适用性来回应这些抱怨。帝国政府或许会启动一些秘密的监控程序，或许会审查报纸与杂志，或许会检举起诉政治犯，但它的行为必须合法，必须符合受到认可的正当程序。在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加利西亚等地，政府还必须遵守《民法通则》的条款。所以说，在19世纪的前50年，在法律程序上奥地利人既是公民，也是皇帝的臣民。5维也纳方面致力于促进对法律程序的尊重，以便让奥地利帝国达到它的目标，与它所统治的领地达成一种更集权化、更理性化的关系。
然而我们也毫不意外地看到，哈布斯堡政权为了维持现状，对改革目标的再定位挫伤了一些在奥地利官僚系统中鞠躬尽瘁的官员的积极性。一些在维也纳或各州首府工作的高官对严重违反审查法的行为侧目，他们因为接到监视社会的新命令而感到困窘。一些帝国的高层官员还匿名在小册子上激烈批评政府，这些行为在19世纪40年代尤为盛行——当然，这些小册子都在国外出版流传。官员们严词谴责当下哈布斯堡政体的僵化，以及政府把他们当作毫无思想的命令执行者，而不是具有创造性的问题解决者的做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奥地利社会（包括很多官员本身）对官僚系统的认知出现了颇具讽刺意味的转变，官僚系统成为社会潜在发展与繁荣的阻碍。之后到了19世纪，奥地利帝国中这种自我批判的倾向达到了高潮。照瓦尔特劳德·海德尔的说法，有人曾大胆想象，奥地利帝国的官僚系统可能正是1848年革命爆发的原因。6
不过令官僚们堕落的并不仅仅是他们被严格限制的职能。官员们在社会流动中日渐下行的状态也引发了阶级内的强烈怨恨。在先前的20多年战争期间，受失控的通货膨胀与停滞不动的薪资水平双重夹击，政府部门和奥地利社会中的其他很多社会部门一样，员工实际收益大幅缩减。战后的20年，除了位居官僚体系最高位的少数权贵，这些国家公仆再也没有回归昔日的财务安全水平。1815年之后，那些希望通过子弟进入国家公务员体系在社会阶层上更进一步的家庭，亦对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锱铢必较的表现感到不满。7
同样，由于财力上的限制，国家按照决策者的期望，彻底完成长期中央集权化目标的任务就显得更加艰巨。我们可以想象这段时间的奥地利帝国，它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把既定的目标转化为一个高效的中央集权统治体系。此时的哈布斯堡政权考虑到从事产业创新或革新社会政策可能带来的政治危险，表现出犹豫和恐惧，归根结底是因为它能动用的资源非常有限。而当面临资源短缺时，就如我们所见，这个时期的奥地利统治者往往全然不求新求变，而是选择采取不彻底的折中办法解决问题。弗兰茨一世政权在改革层面的冷漠程度，与它对公共教育或产业发展领域积极创新举措的敌意成正比。帝国政府的各位大臣们有时会意识到，如果他们希望促进经济发展，就需要满足奥地利商业与学术中产阶层亟待解决的需求。弗兰茨一世皇帝也常常以个人身份，对奥地利最穷苦阶层的困境表示同情。然而先前旷日持久的战争让奥地利背上了沉重的长期债务，因此它的重要政策往往受到其政府审慎的财政方针影响，这一时期帝国高等教育的情况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当时奥地利大学预科学校和大学的录取率，在1815—1848年出现了明显的降低。虽然有人认为这是政府对大学公开显露敌意的表现（哈布斯堡政权认为大学是培养政治反对派的温床），或者是政权意图减缓社会阶层流动的尝试，降低高等教育机构入学率的政策很可能只是政府短视的紧缩政策造成的结果。但不可否认，时不时弥漫在预科学校和大学内的压抑气氛更多是源于哈布斯堡政权在政治上的恐惧，而非政府对学校的预算削减。8
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在争论，在哈布斯堡政权努力限制社会变革带来的影响，同时它统治的地区社会活力又与日俱增的矛盾下，如何准确估量这一矛盾带来的影响。就经济方面而言，我们不能像很多人一度断言的那样，认为哈布斯堡政权对工业社会冲突的恐惧使其反对采取新经济计划。毋庸置疑，奥地利的专制主义并未阻碍该时期经济的增长，正如一些专研冷战领域的历史学家所主张的，当时中欧与东欧的这部分地区迎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1815—1848年，政府在扩张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修建了诸多道路、运河、铁路和航线。此外，哈布斯堡政权部署调控了税收政策，改革专利法，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同时还鼓励创办新型工业。9
谈到社会与公民生活时，人们更难评估哈布斯堡政府无情的保守主义在这一方面造成的影响。奥地利的资本家和不断增加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是国家官员）开始像他们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同伴一样谋求分享政治责任。此外，哈布斯堡政权定期依靠从一些大型银行家家族获取的贷款填补经常出现的赤字，这就意味着这些银行家家族最终也会寻求扮演能影响政府预算优先权的角色。面对上述要求，哈布斯堡政权除了更强势地确定自身的权威外，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这就引起了商业与知识界精英的愤怒。这些人和地方贵族联合起来，共同表达对僵化的中央政权的不满，他们鉴于自身处境提出特定要求，却被哈布斯堡政权蛮横无理地拒绝。在此情况下，这些人继续使用18世纪强调地方或各州自治的传统法律形式（通常用“国族”这个词来表达），来对抗一个不断集权化的帝国的入侵。10
1835年，弗兰茨一世有精神障碍的儿子斐迪南一世（1835—1848年执政）即位。他在帝国体制的顶点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使得形势越发严重。政治上越发严重的停滞（哈布斯堡政府面对罢工或粮食暴动等政治经济挑战时表现得越来越无能，无法向社会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以及对政治和社会革新的积极反对，使得哈布斯堡政权引发了许多在其他方面热心爱国的臣民们的愤怒。
政治停滞以及全国正在兴起的商业与知识分子阶层对政权的反对虽然是最显著的，但并不是哈布斯堡政权唯一的弱点。在这数十年间，哈布斯堡王朝范围内一些地区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掩盖了其他地方封建经济与社会关系仍然存在的现实。后者的情况在农业所占经济比重更大的加利西亚，以及匈牙利和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很多地方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往往将这些地区的问题归咎于当地地主精英占据的地产，以及地主们对经济选择的狭隘理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希米亚、下奥地利、摩拉维亚这些经济更加活跃的地区，当地富裕的贵族阶级常常会积极行动，投入大量资金来推动经济转型。拥有大庄园的贵族家庭经常带头在自己的领地上尝试技术创新，并发展出食物加工和能源生产等新型农村工业。然而在匈牙利很多地区与加利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庄园主只会从一个方面，即他们能从农民身上压榨出的劳动力附加值来计算他们自身的经济生存能力。而不断受到劳役压迫的农民最终以暴力回敬贵族，加利西亚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地不时爆发农民起义。农民起义者们了解帝国集权化的动力，因此具有策略性地向位于维也纳的中央政权求助。到了19世纪40年代中期，加利西亚在大规模农民暴力起义的威胁与严重的压迫之间维持着一个危险的平衡。听上去或许很讽刺，此时这种不断恶化的局势以地方自治或者贵族民族主义为代价，推动农民阶级拥护帝国事业。
与加利西亚的庄园主不同，匈牙利的贵族精英在19世纪30年代发起了一场改革运动，公开讨论如何振兴当地经济。11鉴于讨论者们大多将自己定位为匈牙利爱国者，他们便试图解释，依照几乎所有当前的生产力衡量标准，为何匈牙利的经济表现落后帝国的其他地区，以及匈牙利精英们乐于互相对比情况的其他欧洲地区。一些匈牙利爱国者怒斥奥地利，认为它的关税边界让匈牙利处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类殖民地情况之中。不过在1830年和1831年，匈牙利贵族伊斯特万·塞切尼伯爵（István Széchenyi）出版《信贷》（Hitel）与《光》（Világ）两本著作，改变了匈牙利经济大讨论的重点。塞切尼力争，匈牙利相对的经济落后和贸易上的劣势不应归咎于奥地利的关税体系。他声称匈牙利传统的封建生产体系才是罪魁祸首。12
在《信贷》一书中，塞切尼坚称匈牙利的农业之所以生产力低下，是因为它太过依赖农奴的无偿劳动。如果地主们想要提高生产，就要为他们的庄园雇用有薪工人。而为了支付大批劳工的工资，并且能够承担试验新技术的高额开销，匈牙利同样需要抛弃关于限嗣继承地产的法律传统。限嗣继承的制度防止了匈牙利达官显贵（即地位最高贵的贵族们）的地产遭到分割或者出售，它规定土地不得分割，按照严格的继承法则传承。限嗣继承的地产既不能被当作申请贷款的抵押品，也不能用来出售以便筹集资金。这些规定使得匈牙利贵族们不能把土地当作筹集资金的资源，自然也无法得到足够的金钱去投资新技术或者制定一个向自由农村劳动力支付工资的体系。塞切尼指出，在匈牙利的贵族拥有全国超过2/3可耕种土地的同时，这些土地未经开垦耕种的比例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而此时在匈牙利，竟有92万个登记在册的“无地”农民家庭。如果贵族们可以出售或抵押他们的土地得到贷款，他们就可以投资新的生产技术，给农民支付工资；如果贵族们可以申请到贷款，他们也同样可以资助新型制造业来吸纳无地农民。塞切尼还谴责了匈牙利封建体系的其他众多方面，特别是贵族仍然继续免缴税款的待遇，绝大多数农民无力拥有土地的现状，阻碍制造业自由发展的行会制度以及匈牙利大多数人在法律层面所缺乏的平等。13
塞切尼的理念引发了匈牙利国内强烈的兴趣和激烈的讨论，而且正如我们所见，它们催生出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的一场强势的改革运动。然而，这场改革运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即便部分匈牙利有地精英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但社会现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不变。匈牙利没有发生像加利西亚那样大规模的农民暴动，但农民们拒绝服劳役一类的事时有发生。
此时很大程度上再次因为财政紧缩政策，奥地利帝国的核心国家无法干涉加利西亚、匈牙利或者达尔马提亚这样的小型沿海农业州，也不能在这些地区投资兴建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在19世纪的前50年，哈布斯堡政府终于勉强实现了当初雄心勃勃的承诺，正是这些承诺，令帝国成为农民、本地企业家和知识分子阶层不断托付希望的对象。14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不久的一段时期，奥地利帝国国内大约有3 000万人口。之后的30年，帝国人口以每年至少1%的速度飞快增长，与此同时，以世袭领地和波希米亚为代表的地区农业生产力提升，使得供养帝国不断增长的庞大人口成为可能。奥地利的城市规模同样迎来可观的扩张。举例来说，像维也纳和布拉格这样的行政中心迎来了人口爆炸，而19世纪的最后50年，大城市的人口还将迎来更惊人的增长。维也纳的人口从1817年的25万激增到1848年的35.7万，同一时期布拉格的人口从6.5万增长到11.5万。不过大城市的人口增长，或许不及奥地利一些得到经济发展的地方城镇出现的人口增长来得更有意义。15以佩斯为例，它的人口从约瑟夫二世时代的22 417人，稳步增长到1800年的35 349人；到了1830年，佩斯有了4.4万居民；等到19世纪40年代末，当地的人口已经突破了10万大关，轻松成为匈牙利第一大城市。19世纪40年代，佩斯的集市能够吸引约3万名参与者。罗伯特·内梅什（Robert Nemes）在其关于布达佩斯历史的著作中引用了一本1821年的导游书内容，令读者看到这座城镇的面貌经历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片土地曾经被沼泽、芦苇以及荒凉的流沙所覆盖……如今，它已经是年度集市所带来的巨大交通流量汇聚的中心……城市中的房屋布局极美，组成了新的城市广场，除了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外，它比奥地利帝国中任何一座广场都壮丽辉煌，可以与欧洲那些最恢宏壮丽的同伴相媲美。16
位于亚得里亚海口的的里雅斯特港也经历了相似的动态增长，它从18世纪的一个小渔村一跃成为1820年拥有4.3万居民的世界级港口，而仅仅20年之后，这座港口城市的人口就超过了8万人。17摩拉维亚首府布尔诺，或许是铁路发展前整个帝国最工业化的城市，它的人口在1830年达到3万，10年之后激增到4.5万。像佩斯、的里雅斯特和布尔诺这样经济蓬勃发展的城市，它们的飞快发展归功于在当地建立和扩展业务的商人以及制造厂商（他们通常都是外国人），他们雇用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在自己的商店、工厂和仓库工作。在的里雅斯特，还有不少人受雇于各个船坞码头。
布尔诺的发展是一个例外，它的腾飞依靠的主要是纺织厂的工业劳作。1840年，就已经有近1.5万人在雨后春笋般大批涌现的城郊纺织厂工作，使得布尔诺得到了“奥地利的曼彻斯特”这样一个雅号。记者扬·奥赫罗（Jan Ohéral）留下了关于布尔诺城市新貌和它迅速发展转型的有力描述。他在1838年这样写道：“几年之内，布尔诺的面貌就完全改变，焕然一新。”奥赫罗用静态的手法把布尔诺昔日的面貌描写为“一幅生动的静物写生”，它与如今这座城市新的景象和以工业化的郊区为代表的不断变化形成鲜明对比。他这样描写道：
一夜之间，一种新的力量、一种新的雇用模式在这幅写生画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给这座城市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种新的力量将我们从宁静的、梦幻般的平静中移植到机器轰鸣的厂房。它把郊区变成自己的战场，建造起有着巨大烟囱的宏伟宫殿。那些烟囱好像是从地面直指天空的手指，它们吐出浓云一般的黑烟，覆盖了整座古老的、塔楼林立的城镇。
奥赫罗还补充了一些城内的见闻，甚至是古板的贵族宫室和政府办公室内的敏锐观察者们也注意到“信步穿越城市的时候，人们能察觉到仓库内人们不停歇地忙碌着，以至没有加入大多数兴奋人群中的游手好闲者显得格格不入”。而这些兴奋的人们正紧张地经营着他们的生意。
当你见到城郊一排又一排的工厂与作坊时，听到活塞在蒸汽机中发出的轰鸣，以及每一个生产步骤中铁锤和织布机产生的单调噪声时；抑或是在夜里，看到一排排屋里亮着灯的窗户后面有上百人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或者在煤气灯惨白的灯光下目睹大批不同功能的机械连续作业，你就再也不会怀疑工厂通过眼前的制造业体系展现出来的腾飞前景……它出现在世界的许多角落……在此也不例外。18
在帝国的其他地方，要发展出大规模的工业并像布尔诺那样吸引大量劳动力前往城市，还需要50年的时间。布拉格就是一个与布尔诺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子，1840年，布拉格大约有10万人口，远远超过布尔诺，但是它的工人人数只有4 000—5 000人。
像布尔诺、佩斯和的里雅斯特这样的贸易或工业城市，同样受益于奥地利不断发展的交通基础设施造成的新型纽带，这种纽带促进了经济进一步增长。新的公路工程、运河、河道整治和山间道路系统促进了陆上交通与贸易的迅速发展，改进后的交通条件还削减了往返于通过经济纽带彼此联系的目的地之间的时长，通常来说，现在能比过去节省一半以上的时间。19 1815—1848年，奥地利帝国建设了2 240公里（约1 400英里）的道路，地方城镇政府和贵族地主们则修筑了46 400公里（约28 832英里）的私资公路。20在匈牙利，多瑙河和蒂萨河经过一些项目上的整治，适航能力大大增强。19世纪30年代，多瑙河汽船社为往返维也纳和佩斯的旅客提供常规航运服务。到了1847年，这个社团拥有的41艘船已经输送了超过90万名旅客。21
19世纪30年代，的里雅斯特和达尔马提亚沿岸城市，以及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港和萨洛尼卡等奥斯曼帝国的地中海港口之间首次出现了亚得里亚海船运的固定航线。1833年，保险企业集团奥地利劳埃德公司诞生于一家的里雅斯特的商人咖啡厅，很快就成为一家致力于加快亚得里亚海乃至最终全球货物与信息流动的船运公司。奥地利劳埃德公司主要服务于东地中海的港口，是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最重要的运输公司，随后它将业务拓展到东亚和拉丁美洲。劳埃德公司成立不到10年，它就令的里雅斯特跻身全球十大港口之列。
有史以来第一次，的里雅斯特的商人可以依靠定时的、可预测的时间表从事商业活动，本地货船满载货物和乘客纵横整个地中海地区，它们从马赛到萨洛尼卡、亚历山大港，再到君士坦丁堡。1851年一年，劳埃德公司就运送了22.2万名乘客、50多万封信件，以及超过25万件包裹。22至于达尔马提亚地区，它的众多港口都被难以穿越的多山地带环绕，如今劳埃德公司的船只为这些港口提供了旅行速度更快，也比陆路跋涉更舒适的海上交通。举例来说，1848年3月维也纳发生革命时，劳埃德公司的汽船比翻山越岭的邮政马车更快速地将第一条消息送到了达尔马提亚的首府——港口城市扎达尔/扎拉（Zadar/Zara）。23
就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不久，许多有影响力的政要、私人投资者和少部分奥地利陆军军官开始游说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在奥地利引进铁路交通（当时的火车最早是由马匹拖曳，此后发展为蒸汽机车）。他们认为，火车可以在帝国范围内更快地运送货物、旅客与部队。1816年，颇具改革意识的约翰大公从英格兰归国，就开始极力劝说其兄弟弗兰茨一世发展铁路，赶上英国人推动铁路事业发展的步伐。1825年，大公出面支持了一条连接的里雅斯特与哈布斯堡领地的特别铁路线，这条铁路沿途穿过大公位于施蒂利亚的家乡，却绕过了首都维也纳。24到了19世纪30年代，约翰大公的意见得到了不少有影响力的银行财阀（如罗斯柴尔德和西纳家族）与实业家的支持。
19世纪中叶，一艘奥地利蒸汽船抵达的里雅斯特。原画作者为P. Kappley（Gianni Dagli Orti / The Art Archive at Art Resource, NY）
私人团体提出了最早的铁路线建设建议，它们希望让现存且交通繁忙的旅运路线成倍增加。奥地利第一条铁路线的动工，意味着之前专家希望通过挖掘多条复杂运河来解决的工程难题将迎刃而解。早在玛丽亚·特利莎执政的时代，奥地利政府和有影响力的商业利益团体就希望构建一个交通网，把波希米亚南部的伏尔塔瓦河（Moldau / Vltava River）与南北向的易北河（Elbe / Labe River）水网联系起来，同时还将沟通汉堡至多瑙河附近的东西交通。1807年，工程师弗兰茨·约瑟夫·盖斯特纳（Francis Joseph Gerstner，1756—1832）建议，一条铁路线可以比运河河网更简便且更经济地覆盖这些难以通行的地区。25盖斯特纳与他的儿子弗兰茨·安东（Francis Anton）运用了前沿技术，建造了穿越山地的梯级铁路线。1824年，弗兰茨·安东从政府那儿得到一份长达50年的特别许可，允许他建造一条长达139公里（约86英里）的马匹拖曳式铁路线，这条线路将连接波希米亚南部伏尔塔瓦河沿岸的布杰约维采（Budweis / Bu dě jovi ce），以及向南48英里外的上奥地利地区的多瑙河港口城市林兹。这份政府许可将给予申请者在特定时段内对这条铁路的专营权，并且通常国家会保证最原始投资者得到一定比例的回报。26
当林兹—布杰约维采线开工建设时，它是欧洲大陆上的第一个铁道工程。27不过到了19世纪30年代，已经有多个欧洲国家投入铁路建设中。德意志联邦的各个中小型国家对此尤为热衷，它们火速投入铁路建设，以免重要的贸易线路穿过邻近的国家，将它们绕开。德意志诸国为了掌控正在形成的贸易线而产生的焦虑，使得建设铁路线成为当务之急，但对奥地利来说，它的紧迫感就不如德意志国家的那么强烈。即便如此，盖斯特纳在建设连接伏尔塔瓦河与多瑙河的铁路的同时，和工程师弗兰茨·克萨韦尔·雷普（Francis Xaver Riepl，1790—1857）联手银行家所罗门·冯·罗斯柴尔德（Salomon von Rothschild）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政府批准一个更野心勃勃的蒸汽机车铁路项目。这条线路将连接维也纳与北摩拉维亚的钢铁煤矿产区，以及位于东方更远处的加利西亚盐田。28尽管锱铢必较的弗兰茨一世拒绝了，但5年后斐迪南一世授权罗斯柴尔德，允许他合股经营斐迪南皇帝北方铁路公司（Kaiser Ferdinand Nordbahn Gesellschaft），使得维也纳最终通过铁路线，与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加利西亚以及之后的布科维纳连成一体。1838年，这条路线上第一列客车从维也纳市郊的弗洛里茨多夫出发，向北行驶约8英里，抵达摩拉维亚边境的城镇德意志瓦格拉姆（Deutsch Wagram）。1839年7月，这家新公司开始为摩拉维亚首府布尔诺提供全面服务。29仅在开始营业的第一年，北方铁路公司就运载了超过22.8万名乘客前往布尔诺，一年之后的1840年，它运载了超过2 900万千克（相当于6 400万磅或29 000吨）的货物。30
通向布尔诺的铁路桥，远处是城市的景色。这段铁路是斐迪南皇帝北方铁路公司的铁路网的一部分（Erich Lessing / Art Resource, NY）
历史学家在研究奥地利铁路史时，倾向于从铁路所有权变更的角度来进行解读，即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对抗。奥地利铁路建设的第一阶段中，铁路往往属于私有，据说直到1848年政府发布一个自行建设完整铁路网的长期计划，这个阶段才宣告终结，不过此时仍可以动用私人资金建设个别工程项目。至于政府对铁路拥有直接所有权的阶段则结束于19世纪50年代，此时飞涨的铁路建设费用迫使国家转而设立一个私人特许经营体系。最终，国家在19世纪末的铁路建设和运营上再次扮演了直接负责的角色。认为奥地利铁路所有制的发展中，所有权的变更是决定性因素的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国家与私人资本在利益层面有着本质的不同。而就其本身而言，许多历史学家设想，一个自由市场在铁路路线上的选择或许会与国家做出的选择大不相同。这个观点的支持者声称，在奥地利铁路国有的第一阶段（1841—1854年），奥地利军队规定了铁路网的布局形态，损害了商业和工业的利益。军队的主张是，要将铁路线安排在经济价值较小但具有战略意义的位置。上述支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因此做出一个结论，奥地利的铁路与英法的不同，它并未有效地促进普遍的经济发展，或许这是由于它不得不服务于军队或国家的目的，而不是私人的目标。有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设想，奥地利的铁路国有化事实上阻碍了经济发展，并且导致了“东方的”奥地利长期的“经济落后”，当把奥地利的情况与“西方的”法国、比利时以及德意志诸国的铁路建设所赋予的经济发展特征相比较时尤其如此。31
这个观点与之前我们遇到的一些传统看法不谋而合。那些传统观点认为欧洲东部普遍的落后源于国家的过度干涉。不可否认，这些观点的模板来源于冷战。一个近乎军事化独裁的东方式体系控制着孱弱的本地实业阶层，操纵他们完成自己的帝国设计，而不是反过来，就像在西方特色的自由市场法则下，由实业阶层那样操纵决定。这些所谓东方西方的特征性描述难免有失偏颇，但那些传统的固有印象——尤其是那些构成了大型争论的，则没那么容易销声匿迹。直到最近，历史学家们才决定性地推翻了铁路与奥地利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特性描述。
事实证明，以独立市场为基础的优先选择，与之后19世纪40年代国家做出的选择并无差别。事实上，奥地利由市场因素优先决定建造的铁路线要远远多过出于军队利益修建的。的确，斐迪南一世在1841年宣布，如果战争环境需要，所有的铁路线都将收归国有。但他的军队完全不能想象要怎样使用铁路。军事战略家担心在敌人的火炮面前不堪一击的铁路线在战争中起不到很大作用，而且直到1846年加利西亚危机，铁路证明它在运送部队和军需方面迅速且经济的功效前，战略家们一直不看好铁路。但即便有此乐观的经验在前，甚至还有拉德茨基陆军元帅（Field Marshal Radetzky，1766—1859）在1848年革命期间成功利用了铁路的例子，奥地利军方却从未发起铁路建设项目，也没有坚持建造特定的铁路线。军方甚至对那些明显以商业因素为优先的铁路项目表示支持。32如果非要说军方对铁路项目产生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和银行业的平民会宣扬所谓的军事需要，来为他们修建新铁路线的需要正名。以1839年的一件事为例，当加利西亚议会的代表向政府申请资助一个连接波希米亚与加利西亚首府利沃夫的铁路项目时，他们坚称军方也会从这条铁路中收获未指明的“战略利益”。33
在奥地利铁路历史的问题中，或许决策者们更倾向于设立某些铁路连接或交通网而非其他的问题，要比铁路国有化还是私有化的问题更重要。在私人资本的创举在帝国遍地开花的最初10年之后，哈布斯堡王朝中央政府（但不是军方）在决定更广范围铁路网的组织形态上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随后私人投资者们可以跟随政府的步伐，为整个帝国开发它们。1838年，哈布斯堡政权甚至收回了州地方政府给予铁路特许经营权的权力，以此来捍卫中央核心国家的特权。34在19世纪之后的岁月中，这个国家决定的铁路交通网对文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它把一些地区划分为经济外围区域，同时又让另外一些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成为繁荣的区域中心。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布尔诺，它在1840年之前就已经是蓬勃发展的纺织制造业中心，而斐迪南皇帝北方铁路公司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当地产业的繁荣。通过铁路，大批纺织工从乡下涌入城市，到1850年，布尔诺的人口已经扩充到4.7万人。铁路路线和特定的交通连接在决定地方经济和人口发展上可以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35当哈布斯堡政府计划铺设一条充满挑战性的跨阿尔卑斯铁路线来连接维也纳和帝国主要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时，情况就很显而易见了。到了1849年，南方铁路公司（Südbahn）连接维也纳和卡尼奥拉首府卢比安纳（Laibach / Ljubljana）的铁路宣告落成，而在克服了更多工程层面的挑战后，整条维也纳—的里雅斯特铁路在1857年全线完工。36
一个强大的国家：加利西亚与达尔马提亚的大众愿景
正当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刺激奥地利一些地区出现工业和制造业腾飞之时，它们的新奇感掩盖了帝国其他农业区继续表现出来的一成不变的生产关系、痛苦和极度贫穷。考虑到“工业革命”这个词背后的深刻变革图景，我们就必须记住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工业革命早期，由新兴产业带来的变革既没有直接地，也没有立竿见影地影响欧洲大陆大多数人的生活。即便在同一个国家内，一个地区也许蒙受了新技术的恩惠，经历迅猛的社会转型，但它邻近的地区很可能依然维持着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生活方式。在这些早期工业革命集中的区域，往往也会受到商业周期疯狂的钟摆式效应影响，这一年当地的工厂或许会产生巨大的劳动力需求，而6个月后工厂就很可能要求工人们卷铺盖，另谋生计。工业化还带来另一个不和谐且显而易见的影响：它会产生不可思议的新财富层级，同时制造出新的贫困深渊，而这两者往往会出现在同一个城镇内。
哈布斯堡家族没有对布尔诺等地的工业腾飞做出直接回应，不过其政权需要对一些极度贫困的农业区所经受的行政与社会改革失败负责。在19世纪的前50年，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领地中，没有一块像加利西亚——这片奥地利瓜分波兰而得到的土地——那样，传统封建社会根深蒂固，长期处于悲惨的境地。尽管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试图在当地建立一个开明社会的模板，当地农民却依然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屈从于领主繁重的劳役命令，并且上缴实物税。这个制度得以在加利西亚延续，很大程度上是缘于领主为了镇压农民而部署的常规军队所带来的威胁，此外，领主们和他们的代理人日复一日施加在农民身上，令他们服从的侮辱也是原因之一。此外，加利西亚封建制度的存续，还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默许和支持（尽管它可能并不情愿）。虽然帝国的统治者为加利西亚的落后而悲叹，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心国家在19世纪前半叶仍然频繁地派遣军队前往加利西亚，镇压不断增多的农民起义。
自从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起，哈布斯堡王朝就把加利西亚看作用来进行改革政策试验的白纸，针对它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但正如很多学者对这个时期的观察，奥地利显然计划甚多而成果甚少。加利西亚贵族认为他们没有义务改善农民的困境，也没有多少积极的动机促使现有制度产生显著的变化。因此玛丽亚·特利莎和约瑟夫二世正式废除庄园主对农民法定人身所有权（Leibeigenschaft）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使帝国得到了农民们的忠诚。这一改革导致庄园主们理论上不能鞭打、体罚他们的农民，也不能阻止农民自行婚配。同时废除庄园主对农民的人身所有权也限制了农民为领主服劳役的时间，在此之前，一些庄园的农民每周需要服五六天的劳役，如今他们一周最多只需为领主们服务三天。此外，约瑟夫二世还采取措施限制了加利西亚贵族强大的司法势力，从而让农民们有可能提起诉讼反抗领主。37不过除了上述引入一些法律细节的改革之外，加利西亚的制度依然以昔日的方式运作着，充满了鞭笞、非法劳役要求，而且毫无补偿。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帝国中央对加利西亚制度的立法干预，再一次缺乏能够影响加利西亚庄园内当地关系的必要资源所致。而且帝国缺乏可以依靠它的改革成果的本地盟友的支持：在加利西亚，没有正在形成的中产阶层或知识分子阶层，官员们就无法向他们寻求帮助，也就无法招募这些人进入官僚系统。至于身份是小企业主、放贷人或地产经纪的加利西亚犹太人，纵然他们在某些方面起到了地方商业中产阶层的作用，却受到贵族庄园主严密的控制，而后者作为地方上最具权势的人物，凭借着自身的影响力或金钱贿赂，腐蚀了那些以推行帝国法律为职责的本地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