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并不意外地见到，维也纳方面沮丧受挫的改革者们和喜爱道德说教的评论者们极尽夸张地描述加利西亚的落后，以此来解释当前的局势，他们越来越多地把加利西亚的问题归因于本地的文化，或者加利西亚人的天性。38
哈布斯堡王朝力主维护农民权利、对抗贵族势力的一个重要阻碍，是加利西亚惊人的低识字率。与帝国其他地方不同，18世纪国家改善教育的努力，并没有在加利西亚的村镇落地生根。即使是那些以拥有一所教区学校为荣的地方，儿童们也很难连贯地在学校稳定就读。根据1842年奥地利的数据统计，至少官方层面显示，只有15%的加利西亚学龄儿童入学就读，相较之下，波希米亚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则高达94%。39同时，在加利西亚东部地区史坦尼斯劳［Stanislau / Stanisławów，之后亦称斯坦尼斯拉沃夫（Stanyslaviv）］，73%的本地儿童从未上过学，而在27%上过学的儿童中，只有1/4有规律地在学校接受教育。至于教育师资力量，当地学校的教师往往是想要赚一份外快的教堂风琴手或教区神父（他们自己有时也只是粗通文墨）。因此当我们看到直至1865年，从加利西亚招募的士兵中还只有4.5%的人能读写时，也就不会诧异了。事实上，还有一些地主定期确保那些在村里接受过少许教育的农民子弟，有时甚至是教区学校的老师，成为军队最先招募入伍的一批本地人。
地产清册分类列举了农民的法定义务，但他们不识字，也就很难成功地提起诉讼指控领主。因此加利西亚的贵族阶级有意尽力阻止识字率的提升。1840年，当普热梅希尔的东仪天主教会主教向加利西亚议会提议在乡村设立更多的公立小学时，遭到了与会代表们的一致反对。40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自玛丽亚·特利莎的时代以来，中央政府就授权给地方当局，由它们负责资助地方学校。
显然，加利西亚的农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他们的贵族领主和维也纳的帝国政权之间没有多少感情，这个认知助长了他们的一个观点，即哈布斯堡统治者是一个近乎神话的有权势者，并且他会以父亲般的慈爱关注他们的福祉。照农民们的说法，如果皇帝知道加利西亚发生的所有事，他绝不会让情况继续下去。加利西亚农民的这种态度，并不是今人看来闭塞或者天真的表现，实际上它绝非如此。在农民将自己拒绝执行领主要求的行为正当化，以及决心向地方当局提出法律申诉对抗他们的领主时，他们对皇帝的这种认知格外有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于18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立法确认的一个好皇帝神话，在农民们反抗残酷领主的斗争中，起到了象征媒介的作用。19世纪初，加利西亚农民在反叛时，经常公开宣称是奉了皇帝的命令，以此将自己的行为正当化。许多农民相信，哈布斯堡统治者已经取消了所有农奴制中的农民义务，但是腐败的地方官员与和他们同流合污的领主向农民隐瞒了这则重要的消息。
在约翰–保罗·西姆卡（John-Paul Himka）对加利西亚乡村生活精彩绝伦的研究中，农民们经常呼唤帝国权力挑战他们的领主，或者用帝国的名义为自己的叛乱行为正名：
1784年1月，当普热梅希尔地区的特派员鲁特科夫斯基向农民们宣读1781年10月1日关于改革农奴制的帝国敕令时，农民声称敕令中一部分内容是由皇帝亲笔撰写的，但那些强迫他们服劳役修路的命令则是领主们写的。1819年，科马尔诺（Komarno）的农民拒绝向领主提供饲料、鸡和阉鸡，直到他们听到皇帝的命令为止。他们称：“只有当皇帝陛下以书面方式回应我们的请愿，我们才愿意给你们所有想要的东西。”41
如今经常用来描述农民对哈布斯堡王朝忠诚的比喻，往往流于一种过分简单化的、怀旧的亲哈布斯堡形式。这就误读了在农民对哈布斯堡王朝情有独钟的态度背后，看待权力和权威观点的基本本质。最重要的一点是，加利西亚农民不信任任何一个官员，不管他们代表的是地方庄园主的利益，还是维也纳的皇帝。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读到，波兰被瓜分，奥地利人占领了波兰人的统治地位之后，许多农民已经充分认清了现实。于是农民开始在任何可能的时机，以机会主义的风格引奥地利人的权威为己所用，并通过这种方式抵消他们的领主们所主张的权威。此外，农民还有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他们知道奥地利地方上的官员或法庭很少帮助他们赢得对抗领主的法律挑战，所以这就给了他们机会，以维也纳方面更高一级权威的名义来替自己辩护。
不过到了19世纪20年代，加利西亚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贵族收入因为战争通货膨胀危害而不断减少，于是他们煞费苦心地捏造出借口，试图增加农民为他们服务的工作天数，或者侵占乡村中传统上由农民共有的土地来扩大自己的庄园。在后一种情况中，领主们抢夺了农民村落附近用于放牧或储存冬季木柴的土地。当农民们要求领主们对这一行为做出补偿的申诉被驳回后，他们拒绝为地主们服劳役，或者上缴实物税。更有甚者，农民们用暴力作为对他们绝望处境的回应。在这些情况下，领主们就指望帝国军队可以镇压叛乱的农民，恢复当地秩序。
不过在本地贵族眼中，加利西亚的奥地利军队是一把双刃剑。这一地区曾经属于独立的波兰的一部分，在最近的1772年才被哈布斯堡王朝吞并。数十年后，加利西亚地方贵族在对法战争期间目睹拿破仑于加利西亚北部建立了一个存在于1807—1815年，据称是独立的波兰人国家——华沙公国。虽然战后奥地利国会没有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而是承认沙俄占领的波兰领土，即所谓的波兰会议王国可以享受语言与文化自治的近似独立待遇。虽然这些承诺最终都化为泡影，但波兰民主主义者和昔日重要贵族家族成员的复国之梦仍然没有消亡。他们中很多人或者同情在三个瓜分波兰的国家（奥地利、普鲁士和沙俄）境内密谋的反抗活动，或者亲身参与其中，1831年与1863年波兰人两次起义反抗沙俄统治的时候尤其如此。因此，一支驻扎在加利西亚境内的奥地利军队镇压起反叛的波兰贵族，就和他们镇压起义的农民一样容易。
哈布斯堡王朝雄心勃勃的中央集权化国家计划在达尔马提亚也反复遇到阻碍，不过这次的原因不是地方贵族的反对，而是当地财政资源的匮乏。达尔马提亚是位于亚得里亚海滨的一块长条形地区，它北起伊斯特里亚和卡尼奥拉，南至蒙特内格罗（Montenegro）。在维也纳会议上，这块饱受经济问题困扰的土地被划归奥地利。达尔马提亚的地理状况使它孤立于帝国的其他领地，群山将它与邻近的腹地（其内陆腹地包括了克罗地亚、匈牙利和奥斯曼帝国管辖的波黑）隔离开来。在这一地区的沿海城镇中，人们依靠小规模的本地贸易和渔业为生，而在山麓地区闭塞的农村中，居民们在贫瘠的土地上辛苦劳作，种植粮食作物。除了杜布罗夫尼克/拉古萨（Dubrovnik / Ragusa），达尔马提亚地区在1797年之前都处于威尼斯统治之下，1809—1813年，拿破仑接管了整个地区，把它归入他自创的法国省份——伊利里亚省（Illyria）范围内。
1818年，达尔马提亚地区有296 800人，其中大多数人使用斯拉夫语（尔后被定义为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此外还有不多于地区人口5%的城市少数群体使用意大利语。在使用斯拉夫语的当地人中，有20%是东正教徒，其他的则是天主教徒。此外，当地还有约400名犹太人聚居在沿海的杜布罗夫尼克和斯普利特/斯帕拉托（Split / Spalato）。直至1848年，以奥地利和欧洲普遍的标准来看，达尔马提亚的港口城镇相对来说规模很小，杜布罗夫尼克有5 462名居民，当地首府扎达尔也只有7 280人。
达尔马提亚地区与加利西亚和匈牙利有两点不同之处。第一，达尔马提亚并没有强大且具有特权，传统上在社会中起主导作用的贵族地主阶级。而且在拿破仑政权统治时期，所有达尔马提亚的贵族头衔都被废除，等到奥地利接管这一地区，奥地利人同样拒绝承认当地大多数的贵族头衔。过去威尼斯管治达尔马提亚时，本地贵族大多会担任威尼斯人管辖下的行政官员职务，如今轮到奥地利人统治，他们就不能继续占有这些获利颇丰的职位了。达尔马提亚贵族们对经济活动兴趣阑珊，除了能从地租中得到少许财富外，他们生活在一种相对的贫困状态中。至于达尔马提亚本地的精英阶层，则包括了沿海城镇的商业寡头、小部分国家官员与庄园主。第二，与匈牙利或加利西亚不同，达尔马提亚没有地方精英就职于为共同利益发声焦点的地方立法机构或议会，这同样导致了当地贵族无法拥有像其他州的贵族一样的社会影响力。42
从理论上说，帝国的改革者们改造达尔马提亚的难度要低于改变加利西亚等地。但是这个州始终贫穷，并难以融入奥地利帝国的其他部分，纵贯19世纪，它一直不断发生零星饥荒和叛乱。不久之后，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就宣称奥地利的殖民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达尔马提亚的经济发展。不过近来的历史学研究所揭示出的内容却正相反，事实上，奥地利帝国在发展达尔马提亚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投资在比例上要远远超过对其他地区的投入。然而尽管国家齐心协力付诸行动，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文盲率依然居高不下，除了食物以外的基本消费需求也维持在最低的水准。如果没有本地需求，那么在当地发展本地贸易或进行农业革新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实际上，正是国家支付的薪水拉动了这点可怜的消费需求，这点在扎达尔为代表的行政中心和科托尔（Kotor / Cattaro）为代表的海军基地表现得尤为明显。达尔马提亚的乡村几乎没有经历多少社会变革，只有很少的地主愿意提供手工艺制品，当地在农业实践中没有技术新进展，教育情况也没有改善。而自从达尔马提亚在1815年并入奥地利帝国，当地就被免除了义务兵役（这是个受人欢迎的措施），但随着达尔马提亚人得以免除兵役，从军这一条在奥地利帝国其他地方获取教育和社会进步的通道就朝他们关上了大门。此外，语言上的隔阂也使得通晓文化，以意大利语和斯拉夫语为读写用语的沿海城镇居民与达尔马提亚内陆乡间只使用斯拉夫语的农民区分开来。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特别是低下的农业生产力与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帝国不得不向达尔马提亚运送食物，来防止饥荒的发生。奥地利帝国在试图保持达尔马提亚稳定发展的方面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作用，这同时也助长了达尔马提亚人对帝国的期待，但是他们所期待的是帝国难以完成的。无论如何，至少在19世纪前50年，很多受过教育的达尔马提亚人把自己对故土的希望投射于奥地利的帝国理念上。他们认为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将拯救他们自己，因此让达尔马提亚的特定需要引起位于维也纳的帝国政权注意就是他们的义务。1815年后，一些当时的观察家激情洋溢地坚称，达尔马提亚的奥地利新统治者能通过有目的性的干预来改变整个当地社会。
1821年，在一份《达尔马提亚统计数据备忘录》（Memoria Statistica sulla Dalmazia）中，斯普利特建筑师弗劳奈/弗朗西斯科·扎沃雷奥（Frane / Francesco Zavoreo）恳请达尔马提亚的新统治者们发展当地的基础设施，通过扩充个别地块的规模改善农业状况，同时优化教育。扎沃雷奥还特别求助于他认为帝国具有的强大力量和资质：“我们需要一种让我们摆脱当前死气沉沉局面的刺激因素，而这种因素只能来自集知识和力量于一身的政府。”43还有人指望着帝国政权能够在达尔马提亚当地推行一个有效的初级教育体系，法国人统治当地时曾试图这么做，可惜未能成功。斯普利特的预科学校教师彼得罗·博图拉（Pietro Bottura）在1830年上书称，一个民族（在这里他所指的自然是所谓的达尔马提亚民族）的文明水平不是以它的文学作品多寡来衡量的，而是依靠教育让“所有阶层的人都可以凭借可敬的技艺或职业完善自身”。这一点得到了当地奥地利籍官员的认同。1847年，杜布罗夫尼克地方长官写信声称，只有增加初等学校的数目，才能向达尔马提亚人灌输必要的道德情感。44事实确实如此，在加利西亚，有强势的地方利益集团出面反对国家改革社会的举动，但是相比之下，达尔马提亚展开双臂，为国立教育、农业和商业项目提供了一个更加热情的环境。
除了地方对帝国的期望之外，达尔马提亚地区的案例还向我们展示出奥地利帝国特质中重要的一部分。这部分特点在加利西亚因为持续政治斗争的关系，表现得并不明显。这个重要特点可以这么表述：只要可以选择，奥地利帝国政权在新获得的州使用有限的资源时，更倾向于把它们用在达成自己行政上中央集权化的目标上，而不是集中资源提升当地的经济和文化水平。更准确地说，当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或提振地方经济方面做出投资选择时，国家总是会首先建设帝国层面上中央集权化的机制，为了在当地建立新的制度，往往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因此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达尔马提亚人产生了一个困惑，他们不能理解为何奥地利帝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拥有创造丰功伟业的潜力，却在满足达尔马提亚的需求上迟缓得令人沮丧，甚至漫不经心。
哈布斯堡政权的教育政策挑明了它混乱的内在逻辑，这个政权力求建立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系，却削弱了它已经成功取得成果的政策目的。虽然弗兰茨一世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持保守态度，他却急切地想要完成玛丽亚·特利莎在18世纪确定的改革目标，即让全帝国各个阶层的适龄儿童都接受基础教育。但事实上，弗兰茨一世在位期间，这个目标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大部分领土上都远远未成为现实。45此外，在维也纳没人怀疑本地初等教育可以有效提升达尔马提亚当地人的经济生产力，不过在扎达尔，信者寥寥。46等到实际推行政策，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却开始花费时间设计一个能够“一刀切”，适用于哈布斯堡王朝全境的架构，同时却使用了比设计架构少得多的时间，去思考达尔马提亚人的具体需要，或如何在达尔马提亚地区达成具体的教育目标。对维也纳而言，在达尔马提亚地区植入一个已经存在于帝国其他地区，如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教育行政体系，要远远比在当地建造条件良好的学校或训练优秀教师更重要。
1815—1848年，达尔马提亚地区所有的教育、宗教以及经济改革政策，都在推行行政集权的目标面前退居次要地位。这个目标希望在达尔马提亚地区复制一个已经存在于世袭领地和波希米亚的、有组织的体系。1818年，关于在达尔马提亚建立教育系统的帝国法令，就已经在其题目上抓住了这一种倾向，法令的题目这样表述：“该州初等学校的组织，以及此后的逐步引进”（Organisierung der Volksschuleindiesem Lande und deren allmählige Einführung）。47引进一事，只可能在基本组织工作成功之后才能逐步跟进，而实际的措施也只有在更大范围的架构完成之后才能推进。而就在同时，学校和师生们正在苦苦期待进展。个别达尔马提亚人提出在新体系完成之前先设立一些私立小学，这些提议即便获得了当地行政官员的支持，最后往往也都被否决了。
等到一个综合性的系统终于付诸实施，它也完全不顾及达尔马提亚地区有别于奥地利世袭领地和波希米亚的重要本地传统。举例来说，在帝国其他地方，教师的薪水通常被设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大约每年200弗罗林），因为通常代行教职的本地神父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补偿性的收入。但是达尔马提亚的本地神父并没有兴趣像他们在下奥地利、波希米亚或摩拉维亚的同僚那样赚这份外快。于是对当地只拿国家薪水的教师来说，这份微薄的工资完全无法维持生计。1827年，扎达尔大主教向维也纳抱怨，在他大主教教区内的教师们缺乏最基本的住所以及维持最低限度生活的保障。最后，在大主教的报告中，教区内的教师还面临着如下处境：
教师们发现他们要丢脸地依靠教区内粗鲁又贫穷的孩子不情愿地付给他们的钱生活，而就是这点钱也要教师们强迫学生上交。这使得他们从道德和生理上都无法再担当灵魂牧羊人的职责。48
政府也沮丧地发现，它在世袭领地和波希米亚及摩拉维亚严格设置的教师资质标准，使得政府无法在达尔马提亚招募到合适的教师，于是地方政府只好向维也纳申请降低标准。至于其他施行于奥地利的规定则将建造校舍的经济负担放在了村落内，这就拖慢了学校的建设进度，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只是在达尔马提亚地区才出现的问题。
虽然有这些显而易见的失败，奥地利帝国本身不像英国那样采取自由放任主义的政策方针，它不断干涉社会以制造自身的存在感，并促使人们产生它能达成更多成就的希望。奥地利帝国的国家政策同时保证了达尔马提亚地区不会重蹈爱尔兰大饥荒的覆辙。不过，达尔马提亚地区最终仍然是一个耗费代价极其高昂的负担，其经济时常会出现高额赤字，奥地利帝国从这个州得到的收入从不能与它为当地付出的民政开销收支相抵。49
监控与审查
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奥地利帝国既具有对行政中央集权化无尽的渴望，又施行与其行政范围不符的财政手段，这一观点同样也可以应用在所谓的梅特涅式“集权国家”的特点和产生的效果上。正如之前我们所见，这个政权害怕类似于由法国大革命引起，并盛行于拿破仑战争前后的群众运动。然而在战争时期，人们更容易理解政府。一旦恢复正常的和平稳定局面、严格的审查制度和间谍行为，就会遭到反对和批评。哈布斯堡政权监视其臣民的举动，以及阻止一切大众政治表现的决心都需要强化监管，而不是像战争刚结束后的几年那样放松。哈布斯堡政权特别命令警察监控往来奥地利的外国旅客，在当时这种监控通过入境检查系统和地方旅馆登记系统实现，与今日进行国际旅行的旅客所遇到的检查和登记手续非常相似。此外，警察们还格外注意监视外国人在奥地利与他人的联系。这些监视措施伴随着政府的审查工作，试图阻止危险的外国思想在奥地利生根发芽。
不过与一些历史学家所宣称的不同，上述这些警察得到的资金并不能让他们在扮演其他所有哈布斯堡政权要求他们的角色时，发展出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络。军官们会为政府搜集引发大众情绪的本地事件信息，他们还会监视本地公职人员，例如教师与神父。但正如戴维·拉文（David Laven）在他对威尼西亚地区警察制度的研究中所说的，政府实际上更担忧公务人员的道德品质，而较少顾虑他们在政治上是否可信。譬如拿破仑势力介入北意大利的插曲过后，哈布斯堡政权没有雇用它的政敌，利用这些人的才干并保证他们对帝国的忠诚。“而另一方面，”拉文写道，“一个酗酒的教授、一个沉溺女色的神父或者同性恋的警官会败坏帝国的名声。对帝国来说，丑闻比阴谋造成的危险更大。”50换句话说，由于警察经常受命监视官僚体系中其他部分成员的效率和声誉，他们很少认为自己会直面革命的威胁。
帝国警官作为信息搜集者的事实泄露出了19世纪与20世纪的我们反复遇到的一些意外现象。就是说，当警察报告地方社会状况时，他们的公报往往会倾向于本地民意。警察的报告时常批评政府政策，也不吝于提出他们认为可更有效帮助当地民众的改革措施。鉴于这些建议通常从地方实际情况出发，很少顾及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可能对周边地区或更大范围的区域的影响。出于这样的考虑，警察们在报告中颇具讽刺性地为政府提供了后者或许愿意从地方政治代表机构那里听到的反馈。51
在监察和审查方面，哈布斯堡王朝很少能像它在制定基础设施建设或教育政策时那样，将目标与合适的措施相匹配。哈布斯堡政府无法雇用合格的能有效执行其命令的警察或审查办公室职员，这是一笔难以负担的开销。政府的财政紧张就意味着那些领取低薪受雇审查书籍、小册子和报纸的人，可能对他们奉命审查的文件缺乏了解。他们可能忽略许多针对帝国的文学评论文章中巧妙伪装的隐喻，一些审查者甚至会对作者表现出的所谓颠覆政权性观点抱有同情。此外，还有一些城市因为对特定题材（如宗教、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作品出版发行更加宽容友好而为人所知。根据米哈尔·查沃卡（Michal Chvojka）的研究，帝国国内的作者们和出版商们对不同城镇和地区审查者的个人喜好了然于心，他们会根据相应信息，选择出版他们作品的地点。52
审查制度或许可以让一些书籍，特别是报纸失去公开发行的机会，但是它无法让这些读物从私人图书馆和读书俱乐部内销声匿迹。事实上，部分政府高官以及属于维也纳法政阅读社团的官员，就要为这个社团的图书馆的偶发监管疏漏负责。当警察突击检查这家图书馆时，他们发现了超过60种禁书，其中不少显然是这个社团的成员或者它的高级外国客人通过走私携入奥地利境内的。警察在检查格拉茨和因斯布鲁克的读书俱乐部时也在报告中提出了相似的情况，这些俱乐部的会员非富即贵，相对来说受到的监管就比较宽松。警察们在报告中，提及了1846年，在格拉茨的约翰诺伊姆学校和因斯布鲁克的莱赛卡西诺发现了许多“不法之处”。53
与此同时，审查者本身也会做出自相矛盾的决定，或者根据一本书或期刊的情况推翻先前的决定。譬如在1843年，警察向读书协会提供了授权许可，允许其订购先前被禁的《莱比锡日报》（Leipziger Zeitung）和《边界报》（Grenzbote）这两份出版于萨克森的期刊。次年，协会又获准订阅《宪报》（Le Constitutionel）和《世纪报》（LeSiècle）这两份来自法国的温和派自由主义报纸，它们之前也属于被禁读物。54
奥地利帝国质量参差不齐的审查制度自然无法阻止奥地利人批评政府，或者为政府获得大众声誉。不过在当时的人与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纷纷抨击奥地利政府的反动本质时，我们必须谨记，梅特涅政府对社会和政治的观点，与当时遍及欧洲的保守主义者观点并无太大区别。55 1815年后，由于前不久法国大革命掀起的混乱先使法国社会动荡不安，尔后又因为拿破仑把这种混乱传播到整个欧洲，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的恐慌成为欧洲各地的特色。保守主义者们害怕四处传播的革命思想所宣称的社会平等理念，将破坏一直以来的宝贵稳定局面，这一局面只能通过坚守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维持。类似的态度同样适用于对外政策方面。梅特涅试图坚守维也纳会议的结果，来对抗1815—1848年，从奥斯曼帝国叛乱到法国革命，迫使奥地利干涉（至少考虑干涉）欧洲发生的每一次重大危机的诸多变化。梅特涅雄心勃勃的计划不是要把奥地利与欧洲其他地方割裂开来，而是在欧洲的保守主义盟友帮助下，将监控的天罗地网落在奥地利与欧洲社会，防止威胁社会稳定的危险思想四处蔓延。不过梅特涅没能把他的意图转化为持续有效执行的政策。威廉·L.兰格（William L. Langer）指出，在国内监控层面，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可以在1848年召集3 000名市政武装警备队队员、84 000名国家警卫以及3万军人拱卫巴黎；同时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可以在伦敦聚集起3 000名训练有素的警察、5万军人以及超过15万巡警。与这两者相比，1848年的哈布斯堡政权只能依赖不到1 000名警察、14 000人的市政警备力量（其中绝大多数是军乐队的成员），以及14 000人的军队保卫维也纳。56因此在实施警察制度与维持治安方面，奥地利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实在没有特别之处。
公民参政、社会义务和资产阶级文化生活
让梅特涅与他的同僚们忌惮不已的公民社会，究竟是怎样一副面貌？传统上有关1815—1848年奥地利社会的记录（特别是涉及中产阶层的部分），往往会使用“静默”或“无关政治”这样的词语，来描述一个据说对反抗独裁统治毫无帮助或出力甚微的社会。在艺术领域，通常把这一时期的奥地利称作“比德迈/小市民时期”（Biedermeier）。这个词通常指代一个正派且诚实体面的资产阶级社会，它从根本上不关心外界，眼界狭窄，从事的社会活动不会超出家宅会客厅的范围。比德迈式的绘画与家居设计，往往具有第一眼就显示出理想资产阶级家居场景或乡间田园牧歌风格的特色。某种程度上，这种从根本上与政治绝缘的社会，是人们被警察、间谍和审查制度所引起的恐惧控制而诞生的产物，这一审查制度是此后在梅特涅执政时期依靠自由主义批判存在的，从而在1848年革命中公开支持自由主义价值观，颠覆了梅特涅政府的统治。后世的历史学家亦利用了这种政治冷漠社会的观点，来解释为何奥地利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看上去惊人地缺乏政治能动性。毕竟相比之下，法国的资产阶级点燃了革命的火花，也在遏制1830年革命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在英国，类似的群体正在公开争取选举改革。
那么与西欧同时期充满活力的发展相比，这种所谓的“政治缄默”是否也从本质上反映出奥地利社会的经济落后呢？事实上，法国的革命者们在1830年推翻了反动政权，1832年英国资产阶级也成功力争国会改革，都反映出这些国家逐渐崛起的资产阶级拥有的新魄力。但反观奥地利，很多历史学家把自由主义行动在当地的明显缺失归咎于资产阶级所谓的软弱甚至缺席，后者本应满怀信心支持自由主义。许多分析人士宣称奥地利在经济上的落后，阻碍了具有自我意识和经济上自信的中产阶层在当地的发展。
从某种重要意义上，历史学家们认为哈布斯堡政权影响深远的警察势力使得奥地利缺乏一个应有的、能够反抗独裁统治的公民社会。据学者们所言，梅特涅成功地阻止了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在奥地利的兴起，从而使这两者无法挑战其政权的合法性。奥地利社会的表现也同样证明了这一主张的有效性，它没有产生出独立的异议声音，没有为当前的独裁政权提供一个替代性前景，而最终也没有反叛。然而比德迈风格与政治绝缘的整体理念，当下和这个艺术词汇共存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概念，以及中产阶层世界本身，同样表现出对政治的反对和社会的沉默。比德迈艺术风格同样表现出正在形成的中产阶层社会正从自身角度越来越积极地定义自身和自己的价值，从而与当下政权表现出来的传统贵族式或封建式的社会等级制度区分开来。
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一时期奥地利公民社会资料的历史学家们提醒我们，梅特涅政权是在遍布哈布斯堡领地的革命中完结的。他们指出，我们在本章前文中读到的经济活力改变了奥地利的自然景观，让乡村中数以千计的男女涌入奥地利新的工业与贸易中心城市，并创造了新的贸易与交通网络。在这些历史学家对公民社会的思考中，奥地利中产阶层组织独立公民社团的行为被他们看作在当地社会引起变化的同时也成为改进自身的方式。历史学家们还指出奥地利中产阶层不断自我提升的道德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不断增长的新目标，即如何把社会组织得更高效、更公平和更有利可图。奥地利的中产阶层与贵族常常宣称这些目标源自对国家不惜一切代价强制维持现状，以及国家不能在其他方面政策上为社会带来改变的失望。如果我们阅读地方上的文本资料，就可以发现众多关于实施替代性目标的主张，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文本展现出的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倾向。
1835年，在帝国最北端的奥属西里西亚首府特罗保/奥帕瓦（Troppau / Opava）土生土长的福斯坦·恩斯（Faustin Enns）出版了4卷关于自己家乡历史、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记录。5718世纪，约瑟夫二世曾试图搜集帝国各个地区的信息，在其执行中央集权化改革措施时，开展了一系列地图测绘、区域描述、分类、编目以及绘制插图等工作，恩斯的四卷本正是对这些工作的怀念。不过到了19世纪早期，这种信息搜集工作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功能。
恩斯在其著作的引言中，表示他想要通过撰写奥帕瓦本地的历史，来帮助读者们了解这个城市的现状。这座城市不仅仅是受益于哈布斯堡统治的产物，还是市民们所取得的成就缔造的结晶。在恩斯看来，帝国和地方的文化行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描述了如今在哈布斯堡政权，尤其是玛丽亚·特利莎和她的儿子们的统治下，奥帕瓦的繁荣鼓舞了市民的积极性。恩斯说，正因为有他们，“理性的曙光破除了不少本地的迷信”58。因此，奥帕瓦的居民们得以自由地追求“在这个公国内逐渐在理智上、文化上以及国内领域的改变”，而这正是恩斯所认为的“我的故事的主题”。59在恩斯看来，特罗保/奥帕瓦逐渐兴起的资产阶级的自我塑造应当归功于这座城市在帝国更大范围内的地位。来自帝国的关照赋予一般国民大众改善地方公民生活质量的权利。尽管他著作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帝王将相的，恩斯仍然对市民同胞们做出的成就保留了最为热情洋溢的赞美，无论这些人出身贵族还是资产阶级，有着德语或斯拉夫语的语言背景，他都一视同仁。恩斯最值得称许的一点，是他持续不断地接触奥帕瓦的公民、社会和道德方面的社群。正是因为这些社群成员致力于公民参与，而不是追求个人的成就，或者他们在社会、家族、语言或民族层面的遗产，才使得他们真正成为奥帕瓦的本地人。60
恩斯在他的作品中特别赞扬了过去的半个世纪（1785—1835）中，市民们的勤奋与公民意识。和奥地利帝国范围内的很多城镇一样，奥帕瓦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迎来了经济繁荣。由于拿破仑进行持续的经济封锁，在奥地利境内消除了英国对本地产业的竞争，奥帕瓦的布制品生意得到了扩张。在这段时间，随着物质的逐渐丰裕，城市的面貌也得到了很大改变。有山墙的老式屋顶被改建成完全的二楼。房屋内部也有了更引人注目且更加舒适的家居布置，“而且在厨房的设计上出现了极大的进步”61。对恩斯来说，这些变化与发展自然对他们有利，而这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这段富裕时光中整个社区的重要发展。同时他还注意到，在这段时期，城中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城市的美化工程，另一方面则是人们组建了各类服务于市民的机构。奥帕瓦建造了一座新的剧院和警署，增加了道路照明，又在老城墙外开辟了一个新公园。此外，“虽然这段时间居民的就业率上升，生活质量也得到提高，但他们并没有忘记处于困窘中的兄弟姐妹们”：市民们为穷人建立了一所医院，而这所医院很快就被公认为模范机构。恩斯还补充道，奥帕瓦的市民们及时地建设了这些机构，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奥帕瓦的布匹制造商与经销商就要重新应对英国货物卷土重来的竞争。62
不过恩斯还特别为三位市民献上了最高的赞誉：他们于1814年在奥帕瓦兴建了公共博物馆和图书馆。作为一项提高社区大众知识水平的义举，这些工程无疑体现出这三位居民最高的公民道德。而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些设施能够为就读城内预科学校的年轻人提供服务。从此学生们可以使用图书馆，也可以直接观摩博物馆的自然历史藏品，例如鸟类标本、宝石和矿物。恩斯认为，图书馆和博物馆中的博物收藏可以让学生体验到教室内得不到的实际知识。“他们现在可以身体力行，亲身体验学习的内容”，而这些通过亲身体验得到的知识可以帮助他们“免于错误思想的误导”。此外，通过参观图书馆和博物馆，还可以激发出学生们和其他城市居民们进一步探索自然的欲望。它们为所有来访者展示了“基本自然法则中关于秩序、爱、节俭、和谐与和平的新一面”63。
奥帕瓦即景。绘于1820年，原作者为Georg Fritsch（Collection of Slezské zemské museum / Silesian Museum）
在此，我们有了一些可供标榜的美德。虽然它们乍看之下，通过促进所谓的沉默巩固了国家的主导地位，但事实上这些美德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替代性目标。恩斯认为，帝国秩序带来的益处落在它能使国民发展他们的个人才干。有人或许会说，秩序带来的和谐不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而是社区中的每一个人自下而上建构起来的。在众多其他的美德中，节俭使得人们有能力参与到那些有利于大众福利的事业中去。本地生性节俭的市民捐献的资金和各种收藏品［具有一定讽刺意义的是，这些捐赠物中有272册藏书来自奥帕瓦知名人士约瑟夫·冯·谢德尔尼茨基（Count Joseph von Sedlnitzky）伯爵，而他正是奥地利帝国任命的主审查官］，才保证奥帕瓦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在1817年开门迎客。预科学校的教师们可以借阅藏书，博物馆也能为学生们提供固定的参观时间。本地的《奥帕瓦日报》每日报道博物馆和馆内展览的最新消息。1818年，这座博物馆相当于拥有董事会的独立法人团体，到了3年后的1821年，西里西亚议会捐助了博物馆一笔资金，用这笔钱为它聘请了一位长期馆长。64
在这个帝国政府削减国民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机会的时期，帝国内许多类似的民间行动开始促进知识的传播和扩散、自我培养与提升，以及对地区历史的自豪感。福斯坦·恩斯笔下的特罗保/奥帕瓦城内博物馆和图书馆的故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就在它们落成的同时，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加利西亚、萨尔茨堡和施蒂利亚等地具有公民意识的贵族也纷纷为当地建立起类似的公共机构。当地一些把科学技术当作业余爱好的贵族，对本地同胞也怀抱着一种爱国主义的教育关怀，因此他们着手建立自然历史博物馆，捐助为大众利益服务的科学图书馆，或者开放私人的艺术收藏供公众欣赏。65如今这些贵族收藏家也用之前看待自己的历史和自然收藏一样看待他们的艺术藏品，贵族们认为这些收藏更能表现出他们在教育事业上起到的作用，而不是王朝代表的身份性质。66这些贵族还出版了业余的学术期刊，重点介绍针对博物馆展出物品和各类收藏品的最新研究进展。在波希米亚，贵族们通常在期刊中使用捷克语，因此推动了学术和科技词汇的发展。
这些出现在各地的公共机构，它们的故事展现出更多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中，正在形成和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点、价值观和形成于拿破仑战争之后，逐渐发展的城市社交模式。到了1815年，尽管帝国政府对公共活动存在极深的不信任感，同时对政治运动抱有病态的恐惧，但帝国已经处于破产的财政状况迫使其容忍一些独立的公民组织出现，承担起政府无钱应付的经济、慈善福利或教育职能。67在本书第二章 末尾，全帝国人民在1814年6月自发组织起来的那些非凡的庆祝活动，就是上述情况的一个极好例证。这些活动的目的不单是庆祝和平与胜利，还有为一贫如洗的老兵们筹钱。19世纪30年代，奥地利城镇内的市民领袖团体成立起越来越多的组织，用于促进制造业、商贸、农业发展、慈善、阅读、教育和地方历史等诸多方面的公众利益。这些举措的资产阶级或者贵族发起人也因此获得了独立的公共空间，以便公开、合法地讨论大众议题。
这些体面、可敬的活动家认为，他们的民间组织，其职能独立于政府监察之外。而这些组织的规则和行为模式则来自正在形成、发展的奥地利法治国家所有的公民权利模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家将道德的价值定位在理想化的平等环境下的思想交流中，他们同时相信知识在更广层面的传播会在某种程度上对整个社区的目标有利，无论其范围是落在本地、较大的地区，还是整个国家。
举例来说，奥地利的产业协会脱胎于为了敦促政府更积极地支持商业利益而出现的地方举措。这些协会将艺术家、商人、制造业者和实业家的广泛联盟结合在一起，要求政府在限制颇多的银行业、信贷、关税和行会法规方面进行一场全面的改革。鉴于其形形色色的成员构成，在特定的政策上，产业协会并不能总是达成一致，但在经济政策形成过程中，它们团结一心，向政府表达共同的需求。换句话说，这些人在谋求一个体制化的，能够代表商业、贸易和制造业利益的政治声音。68以1845年由下奥地利产业协会赞助，在维也纳举行的博览会为例，一位失意的经济学家表达了他希望这次盛会可以“最终让国家觉醒，认识到实业的重要性”，他还大力称赞此次博览会“从国家层面展示了私人企业的价值”。69
产业协会对地方和区域性实际情况的研究，也可以用作政策辩论时己方的论据“弹药”。这些协会举办产业博览会，其意图不仅仅是影响政府的决策者们，还要让外国买家熟悉奥地利的产品与技术。70格拉茨的产业协会甚至还以较低的利率向成员提供贷款和新型技术。
此外，地方上还有一些其他的团体创立了新的地方与地区性报纸，这类报纸不但报道本地新闻，而且首次将国际新闻和法庭新闻也一同加以报道。而中产阶层也不仅仅在自己比德迈风格的客厅或者起居室内阅读、讨论报纸上的内容，他们比过去更频繁地出入不断增多的俱乐部、咖啡厅和餐厅等公共场合，社交与公民生活也随之在这些地方迅速发展。博物馆、图书馆、报纸、俱乐部、咖啡厅……这些形形色色的机构的源头都扎根在17、18世纪，但只有在19世纪的前50年，它们才大批增加。同时，不仅在帝国的少数大城市，如维也纳、布拉格或米兰，在规模较小的城镇，公共生活的特点也在慢慢发生变化。早在18世纪晚期，奥地利共济会成员约翰·佩泽（Johann Pezzl）就已经不再单纯将咖啡厅与城市生活联系起来，他还认为，“众所周知，它们将成为今天每一个大城镇中不可替代的必需品”71。
要理清帝国公共生活中正不断发展的社会参与和交流行为所拥有的特点与品质，有几个要点。首先，尽管这些组织中有一些建立于乡镇地区，或者建立的目的是推动乡村事业的发展，它们仍是特殊的城市社交模式的产物。举例来说，波希米亚的爱国经济社团试图提升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普遍认知水平，但它本身是彻头彻尾的城市社团，成员们也在布拉格集会。72哪怕是在农村比例最高的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特里亚，在1814—1848年也出现了至少16个通常被称为俱乐部的阅读社团，但它们只出现于沿海的城镇——伊斯特里亚的内陆城市帕津（Mitterburg / Pisinio / Pazin）是个例外，直到1844年，城内使用意大利语的上流阶层市民才建立起一个类似的俱乐部。73这些俱乐部通常是本地知识分子和商业精英的社交活动场所，它们也是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特里亚的知识分子唯一能在当地找到书籍的地方。74当时的一位观察者评论，这些俱乐部中公开发行的报纸和维也纳藏书丰富的咖啡厅中的非常相似。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