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过去呈现给公众
考古学的终极目标——如果这有任何意义或正当理由的话——必定是将它的发现不仅传递给学生与同事，而首要的是传递给公众，那些最终为考古学工作签字付支票、为考古学家发薪水的人。但是，人们还是会发现这样的实例：考古学家们太忙了，没有时间干这个，或者令人吃惊地，他们甚至没有感到有必要把他们的时间花在这上面。就在最近，一位奥地利教授并非因为学有专长，而只不过是在恰当的时机处于恰当的位置，全凭机缘巧合开始负责对1991年发现的史前阿尔卑斯山“冰人”的研究工作（这是少数几个真正引起了大众兴趣的考古学发现之一）。他竟然这样写道，将他的研究成果告知公众并不是他份内的工作——这真是对任何由公众资助的学术所能做出的最惊人、最无耻的声明。
当然，将过去呈现在整个世界面前是一种巨大的责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能客观地进行这项工作。我们过去认为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只不过是将我们的发现加上某些说明文字放进玻璃罩里或是书本里以供公众享用。然而，近些年来，由于对理论的兴趣（见第七章 ）与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见第八章），考古学家陷入了自省。他们已经逐渐认识到，通过他们对文物、主题与方法的选择，他们正在不断地将他们自身的偏见和信仰，或者他们的社会、宗教、政治观念，乃至普遍的世界观投射出来——一切都处于考古学家自身背景的影响之下。他们的成长环境和教育，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兴趣、教师与朋友，他们的政治与宗教信仰，以及他们的盟友与敌人：所有这些东西都影响了他们对过去的观念，而实际的证据常常只能敬陪末座。
我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个人的信念可能具有怎样巨大的影响，让我们来回想法国最伟大的史前考古学家之一加布里尔·德·莫尔蒂耶的故事。他于1821年生于一个旧式的、信奉天主教的和拥护君主制的家庭之中，他在九岁那年被送进一所耶稣大学。这一经历极大地影响了他才能的发展，加重了他那已经十分严重的精神紧张，并在他心里燃起了长达一生的对教士与宗教的憎恶：笞杖和鞭子那时仍然是常用的惩罚工具！作为一个业已成年的年轻人，他的社会主义活动和共和主义活动使他受到教权主义者与保皇党的追捕，于是他不得不逃离法国，避居海外。最终，他成为了一名史前考古学家，并在1864年回到巴黎，创办了《素材》（这是世界上第一本有关这一学科的杂志）——在那时，对人类文物的研究仍然遭到教会的白眼。他在为一项美好而公正的事业而战。不幸的是，他的个性也很可怕。他咄咄逼人，脾气又很坏，在学术上常常不够诚实，还爱记私仇，睚眦必报，而且出言不逊，不能容忍任何顶撞。他后来创办了形形色色的刊物，其目的通常都在于摧垮与之竞争的出版物，这些刊物都惊人地偏袒自己一方，发表并过高赞扬他的学生与盟友们的论文，忽视或诋毁其他学者。他对所有的新理论都漠不关心，因为他确信如果这些理论不与他自己的理论相符，那它们就是错的。最后，他那好争辩的、专横的个性使他与周围隔绝开来，他已经封闭了他的心灵并认为他自己永远正确。
虽然德·莫尔蒂耶的许多个性缺陷仍然可以在今天的权威考古学家身上发现，但与我们在此的论述最为相关的还是他对教会的敌视，因为这种敌视的影响深刻而持久。虽然他是进化论的拥护者，但他从未想到宗教也会像石器工具一样进化，或者宗教可能是人脑的一种自然产物。相反，他执拗地固守着这样的信念：宗教是一种欺骗，是由新石器时代的祭司所发明与传播的骗局。由于墓葬通常与宗教观念的存在相联系，所以他无视所有的证据，宣称在新石器时代之前没有埋葬的风俗，所发现的每一个旧石器时代的墓葬都常常被他认为是从其他时代侵入的。直到他去世之时，他论述史前史的畅销著作仍然宣扬着这样的奇谈怪论：在新石器时代之前的成千上万年中，人们的生活里完全没有宗教的痕迹。
阿尔塔米拉岩洞的绘画：立着的公牛。
更为激烈的是他对冰河时代岩洞艺术的反应，也许它也使他联想起了寺庙或教堂中的壁画！他直接对它的存在本身提出了疑问，当1880年首次宣布在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岩洞的顶上发现了绘画的时候，又是德·莫尔蒂耶提醒考古学同行们说，这也许是反进化论的耶稣会教士为了让史前考古学家丢脸而设置的骗局。这不仅使岩洞遭到轻蔑的拒斥，使对岩洞艺术的接纳被推迟了二十年之久，而且还是西班牙地主桑兹·德·索图拉英年早逝的主要原因。德·索图拉宣布了对阿尔塔米拉的发现，而令他感到惊恐的是，他被贬斥为天真无知、居心叵测的人。
德·莫尔蒂耶于1898年去世，他的反教权主义导致的第二个主要错误发生在此后十年之后。在1908年，三位教士在法国发现了著名的圣沙拜尔的尼安德特人骷髅。他们没有将它送到由德·莫尔蒂耶创立的反教会的人类学学校去进行研究，而是将它托付给了马塞兰·布尔的实验室，这个决定对于我们对尼安德特人的看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布尔受到他自己的老师、庇护人和朋友阿尔伯特·高德瑞的很大影响，高德瑞不相信尼安德特人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祖先，所以，虽然布尔认识到圣沙拜尔的骷髅是一个老人，他的脊柱显示出骨关节炎的迹象，但他仍然坚持认为这一遗骸表明尼安德特人不能完全直立行走，尼安德特人不过是某种弯腰曲背、蹒跚而行的动物。由于他在这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权威，所以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这一骷髅都没有再进行详细检查。人们非常肯定他对尼安德特人生前状态的再现，所以许多其他尼安德特人的遗骸甚至都没有被详细地再现或报告，这说明了过分依赖有影响人物的见解会带来危险——即使在今天，这一学科的各个方面仍然存在着这种可以理解而又令人气恼的依赖倾向。
于是，再一次地，一种有关人类过去的固定观念——在这个例子中，尼安德特人是次于人类的动物——可以追溯到人际间的盟好与对抗关系上来。对过去的研究、解释和呈现与社会背景和参与者的倾向密切相关。人们总是需要铭记在心的是，学者们在他们的工作与职业生涯中“来自”何处，又“去往”何方，这样，我们才能完全理解他们所选择的“接受虚构”的类型，这些虚构是他们用来论述过去的。
但是，谁来定义呈现给公众的过去呢?在欧洲较为古老的博物馆中，19世纪的观点与解释仍然存在于许多展出之中。但是，近些年来，至少在西方已经开始尽力去连根拔除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最为错误的先入之见。文物经常不再以艺术品形式单件展出，而是呈现在它的历史情境中，或是在教学性展示中表示出它们的功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博物馆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自主的重要学科，为公众选择与展示考古资料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需要在教育与娱乐之间达到精妙的平衡：以前的那种布满灰尘、死气沉沉的博物馆展出急需更换，但也要避免另一极端——那种将过去简单化、删除不宜公开的内容、按主题罗列的展出方式。大量的考古学论著仍然是干巴巴的宏篇巨制，其中充满了行话与空话，它们的读者对象是其他学者。但是，人们对曾经被称为“高级普及读物”或信息量充足的普及读物的需求日益增长，这种读物也就是浅显易懂、可读性强的综合性读物，它们能够吸引外行与初学者，又不至于内容空洞或缺乏准确性。这类书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撰写起来极为困难，我很高兴这样说——否则我就要失去工作了。天哪，公众中更容易上当的人（从销售额来推断，他们似乎人数非常多）通常成为有误导作用的书籍或彻头彻尾的欺骗性书籍的牺牲品，这些书籍为他们编造了有关古代宇航员、湮没的超级文明如此等等的荒唐故事。
其他媒体也正在日益涉足这一行当。欧美的许多国家开始为公众出版以全球考古学为内容的出色的彩色杂志（这些杂志对学生与专家也有价值）。出于某种理由，英国——尽管有大量公众对这一学科感兴趣——从未成功出版过一期这种类型的杂志，现在只有两种杂志是有关英国考古学的，而且不幸的是，还有另一种杂志是专门供文物商人阅读的。
电视和影像制品也成为了将过去呈现给公众的主要载体，并且始终保持着高收视率，甚至当节目很糟糕时也是如此。最好的节目不仅将观看节目的公众送往那些他们可能永远也负担不起观光费用或者无法进入的地方，而且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有节制而又热情的方式呈现这些考古资料，避免了骗人的把戏与耸人听闻的、不顾后果的吹嘘。
发掘者常常认为公众是他们工作的障碍，但是更为精明的发掘者则认识到通过激发公众的兴趣可以获得潜在的经济收益与其他额外收益。所以他们组织开放日、发放宣传单、进行媒体报道，只要有可能就组织这些活动，有时甚至组织付费旅行。在日本，只要发掘一结束，就进行实地演示，而且在前一天就将细节发布给新闻界，这样公众就可以在参加演示之前在当地的晨报上读到有关演示的报道——因为他们总是成群结伙地去。
很显然，公众对考古学有着贪婪的胃口，考古学自从对墓葬山丘的早期发掘（见第一章 ）和19世纪当众解开埃及木乃伊的包裹开始，就已经成为了某种形式的娱乐活动。这一娱乐现在有了更为科学、更有教育意义的形式和目的，但仍然必须与其他具有通俗吸引力的学科竞争，如果考古学要获得发展或者生存下去的话——如果公众的资助枯竭了的话，那么考古学中的一大部分也将枯竭。
我们现在正处于大众旅游与“遗产工业”的年代。常常被提出来作为如何娱乐与教化公众的范例的是英格兰北部约克郡的约维克中心。在这里，发掘者不仅鼓励公众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北欧海盗遗物进行发掘的期间来参观（五年时间内总共有五十万参观者），而且继续再现部分遗址，将街道和房屋作为新博物馆的核心展示出来。这个博物馆是全世界在一个考古遗址上曾经建立起来的最受欢迎与财政上最成功的一个博物馆。这个中心位于一个现代商业区的旁边。电车载着参观者“回溯时间”，经过茅草屋顶的房屋、工场和船只。在这些建筑结构的内外是真人大小的、身穿北欧海盗时代服装的有机玻璃人，同时扩音设备为繁忙的街道提供了嘈杂声音的气氛，成人和儿童操着真正的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语，甚至恰当的气味也被包括在内，诸如猪圈和厕所周围的气味（这特别受到年轻参观者的欢迎，就像那些胡乱涂画的糟糕的明信片一样）。电车随后穿过模拟的发掘现场，参观者们穿过一个实验室的大模型，其中展示了如何研究文物与有机体的遗骸，最后到达了文物展览厅与礼品商店。
如此，这一中心将一个特定的遗址和时代呈现给公众，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时在解释考古学的发现和诠释发现成果时也采取了一种富于想象力的新方式。在财政方面，中心已经资助了在约克郡的新发掘，中心的成功——自从它于1984年开放以来，在头十年中已经有超过八百万的参观者来访——已经导致了在英国其他城镇和其他国家创办类似的展览。法国的拉斯科岩洞的复制品（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真正的岩洞已不能再承受大量的旅游者了）于1983年开放，每年同样要接待数以万计的参观者，虽然在这里，天哪，参观者交纳的昂贵的入场费并没有被用于当地的考古研究。
图中文字意为：今日当众启封木乃伊！招募街头顽童！
遗产工业面对的基本困境是保存文物的最高要求与公众参观他们自己遗产的基本权利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如何测量大众旅游对考古遗址的已知的或潜在的影响。随着考古学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再加上轻松的航空旅游的时代已经来临，一些城镇、地区乃至整个国家——诸如中国、秘鲁、墨西哥或埃及——已经非常依赖考古旅游。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到2000年时，旅游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活动：旅游业已经提供了6%的工作岗位。这种趋势在某些方面是健康的，因为公众对考古学的认识与欣赏对于该学科在这个财政紧缩的年代里的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也存在不良的后果。最为严重的是损坏与侵蚀的危险，正像前面所说的；还有遗址，甚至旅游者可能成为恐怖主义的目标，就像曾经在秘鲁高原和尼罗河谷所发生的事件那样：这些事件说明，以这种方式可以很容易就吓跑大量的旅游者，并且因此——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会对国家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到1995年为止，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的袭击已经使埃及政府损失了超过二十亿美元的旅游收入——埃及的经济状况不佳，这笔收入是这个国家的主要硬通货来源之一。1997年，卢克索的五十八名游客被枪杀，使埃及又损失了七亿美元。政治也可能会对考古学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清楚地从斯大林时期的俄国与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对考古学的误用中看出来。
然而，政治在考古学中偶尔也会表现出温情的一面。例如，在剑桥大学教授旧石器时代历史的查尔斯·麦克伯尼总是回忆起一战时在北非的情景，他当时是一名军官，他曾经命令手下挨着一条干涸的河道建起营帐——他选择这条河道是因为它那更新世时期的斜坡。当士兵们工作的时候，他自己动身沿着这些坡地去寻找旧石器时代的工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抬起头来看看，突然注意到，在河道的另一侧的斜坡上，有一个德国军官也在干着同样的事！“于是我们彼此招招手，手里还握着麦芒！”
事实上，正如我们通过阅读本书所看到的，现代考古学有着许多侧面并且扮演着许多角色。它可能为一小撮无耻之徒出于个人目的所操纵，也可能被大多数真正的学者所掌握，这些真正的学者只希望研究过去并将信息传达给渴望知识的公众。因此，现代考古学所留下的唯有对明天的考古学的前瞻与推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