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怎样思想?
尽管研究生活中的具体细节——技术、口粮等等——已属不易，但要进入人们的头脑，并试图对他们所信仰的东西和他们如何思想略知一二，则还要艰难上万倍。如果你在结婚许多年之后，甚至还不能读懂你的伴侣的思想（或者根本就不想去读），那么想象一下去重建——用可怕的行话来说——所谓“史前的思维方式”该是何等的挑战啊！
这里我们将要叙述一下那些勇敢的人，他们追求着“头脑的考古学”，他们是认知考古学家或者被称为“考奇”。他们否认古代的思想、信仰和社会关系已经永远消逝，他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将逻辑应用于艺术与物质遗存来重新复活这些思想、信仰与社会关系，这些艺术与物质遗存被认为是与地区和仪式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相关联的。
许多学者正在努力建立明确的程序方法来分析早期社会的认知活动，特别是要分析那些我们没有文字记载的社会。通向这一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众多令人鼓舞的途径。例如，你可以去研究人们如何描述与度量他们的世界，他们如何规划与布置他们的家园与城镇，以及他们将哪些物质估价甚高并且可能将其作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特别地，你可以去着手处理宗教方面的遗存物。
有人曾经这样说：宗教基本上是人类与天气进行沟通的尝试。这话也有几分正确，过去为这一工作做了大量的努力。尽管众所周知，考古学倾向于将任何看似奇怪的东西都称为“仪式”，但这仍然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从对现代“原始”人的研究中获悉，宗教活动经常在生活中具有头等的重要性。确实，由于在神圣与世俗之间通常没有明确的界线，所以，生活中的许多事物似乎都可以是最终奉献给宗教的。
关于思想的某些基本证据的年代在近些年内已经被大大向前推进了。例如，有意识地埋葬死人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始于欧亚大陆的尼安德特人，在十万年到四万年之前——有许多实例为人所知，其中著名的一个是在伊拉克的山尼达尔岩洞里，在那里，遗体似乎还曾伴有鲜花（根据在尸骨旁发现的花粉判断）。然而，在阿塔普尔卡（见译文第12页）的遗骨之穴里的发现相当充分地表明，远在超过二十万年之前，就已经在进行某种葬礼仪式，因为许多遗体被故意带到这里，安葬在穴中——这不是一个生活遗址（这里没有工具或其他家庭垃圾的遗存），这些遗体也不是被食肉动物拖到这里来的（在骨骼上没有牙咬的痕迹，遗体的所有部分都在这里，并且没有其他被捕食的动物的遗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仅从发现的内容与情境就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某种类型的初步的宗教仪式曾经在这里举行。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艺术”。众所周知，艺术是一个难以把握的概念，该如何来定义它，至今仍在争论不休。也许最简单的方法是采用它那已有数个世纪的古老定义，即“与自然的作品相对立的人类的作品”，这样就能避免就形式、内容或意图做出区分。像宗教一样，在许多“原始”社会中很难区分“艺术”和“非艺术”；这类区分对于人们没有意义，他们把他们所有的“艺术”看作是功能性的，无论是直接地作为一件有用的器物，还是间接地作为一种与精灵或神灵或天气或任何东西进行沟通的方式。艺术总是有着意义、意思和功能，许多民族根本不能理解我们的“艺术”概念，他们无法将它视为某种单独的、特殊的或非功能性的东西。
许多年里，艺术被视为是始于欧洲的现代人类的，它始于冰河时代末期的第一件可携带的艺术品与岩洞壁画。这种观点根本经不起推敲。首先，每一个大陆现在都有同样古老的“艺术”，其中澳大利亚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岩石雕刻（如果加速器质量光谱测定法是准确的话，这些古迹距今已有四万多年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艺术”的诞生远在现代人类之前。自从人们在法国西南部发现一处尼安德特人的墓葬时起，这已经为人所知几十年了。这座墓葬被石板覆盖着，有一系列小“杯状纹样”（小而圆的中空凹穴）仔细地排布在石板上。但是这已经被考古学的权威著作视为一种反常现象，一种“例外”，比起后来的岩洞艺术，如拉斯科和阿尔塔米拉，就像是蜡烛无法与太阳争光一样，黯然失色。
但是，现在我们不仅有着数目日益增长的各种简单的尼安德特“艺术”的实例，而且我们还有更早的实例。最为轰动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以色列的戈兰高地上的一处野外遗址贝列卡特·拉姆发现了一块火山岩小卵石。它的自然形态就像一个女人，但是在“颈部”周围和“手臂”之下有沟纹，而问题是这些线条是自然形成的还是由人创造的。美国研究者亚历山大·马沙克所做的微观分析现在已经证明，毫无疑问这是人工刻制的，所以这块卵石毫无疑问是一件“雕像”，一件艺术作品——而且它的年代至少在二十三万年之前，也许还要古老得多。所以在此我们再一次有了明确的认识活动的证据——这块卵石与一个女人的自然相似之处被认识到了，然后才会有人有意对它进行美化。
图中文字意为：“一个女人?对不起，我可不主张这种现代艺术的玩意儿！”
即使你执著于传统的教条，认为真正的艺术始于冰河末期的现代人类，下述观点也仍然是正确的：史前艺术，特别是“岩石艺术”，构成了艺术史的几乎所有的内容。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大多数论述艺术史的著作开始都有一张装点门面的岩洞艺术的照片（通常是拉斯科或阿尔塔米拉的，其实这两个岩洞都没有代表性）或是一个女性雕像的照片（通常是真正肥胖的那一种，这也同样没有代表性），然后就直接转入人们更为熟悉的埃及与希腊的艺术。但是拉斯科在距今大约一万七千年前，正好处于艺术史的正中间的分界处——当然从贝列卡特·拉姆的雕像的角度来看，你可以说拉斯科开始了艺术史的“后期阶段”！
史前艺术不仅有着巨大的时间跨度，而且也构成了类型与题材的庞大宝藏，从骨头上的乱涂乱画到奇妙的彩色绘画，从简单的泥土上的手指纹印到复杂的三维雕塑。所以你可以在其中找到你所期望的每一件东西，任何一件东西；因此，那些骗子和他们那些轻信的读者在20世纪70年代居然宣布在考古学记录中有关于地球外生命或古代宇航员的证据，他们甚至在岩石艺术上发现了看起来像是太空人（至少对他们是如此）的形象！
非常明显，就我们今天所知的“原始”艺术来看，史前艺术一定也是多重目的的——包括了游戏、神话、叙事、涂鸦、讯息、创世神话和宗教。它的一切并不一定是庄重而认真的，并不一定展示着超自然的恐怖；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生活的狂欢，反映着嬉戏与轻浮。艺术中有些部分是公共的，在户外公开展示；有些部分是非常私人的，藏在幽深的岩洞里或人迹罕至之处。但是尽管有这种明显的差异，许多研究岩石艺术——甚至仅仅是研究冰河时代艺术——的人仍然有着执著的意愿，要对它进行独特的、包罗万象的解释。实际上，这也发生在考古学的每一个方面，并且下述情况也许是学术工作的根深蒂固的毛病：只要一个人偶然发现了似乎是个好主意的论点（这通常是从其他人那里借来的，最好是借自另一门学科），那就会有无法抗拒的压力要将这一论点应用于视野之内的所有东西，并且要将一种非常不同的现象的每个侧面都硬塞进一个解释之中。
被选中的解释往往反映了当代的思想情感与偏见——早先，史前艺术被认为是无意识的涂鸦或玩耍活动，是“为艺术而艺术”。随后，在世纪之交，随着有关现代“原始”民族在做什么的描述开始出现，某些过分简单化的观点被不加鉴别地应用于史前艺术——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史前艺术有着帮助人们狩猎或使土地肥沃的神奇目的。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结构主义带来了有关岩洞艺术的新思想，认为岩洞艺术有一种固定的与重复发生的结构，而在“繁荣的60年代”，又出现了认为岩洞艺术中的动物是性的象征符号的论点；太空时代引起了对可能的月相记录和其他天文观测的关注，这些记录与观测可以在某些史前艺术和纪念性建筑中看出来。计算机时代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将岩石艺术视为一系列巨人的“软盘”或只读存储器的观点，信息被记录在这里以供存储与随时提取。当前最时髦的理论认为岩石艺术中包括大量的阴魂附体的想象，这种理论似乎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与70年代的毒品文化的直接产物，它的信奉者对神秘主义与巫师作法感兴趣，也对幻觉、意识的变幻状态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感兴趣，这种理论在“新时代”的大众文学中达到了巅峰。
拉斯科岩洞的壁画，法国。
尽管这些解释全都可能有些道理，但事实仍然是，只有艺术家才能告诉你艺术代表着什么，艺术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无法确定任何东西。在一次著名的实验中，一位澳大利亚学者让某些土著人区分一组岩石艺术上的一些动物——他们的区分与由西方动物学家的推理所获得的结果大大不同：在总共二十二个形象中，西方动物学家认错了十五个，而只从表面上认对了另外七个！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能提供史前信息的古人，因此将永远也无法找出这一艺术的原始意义，我们只能试图去判断它似乎在描绘什么与它的意义可能曾经是什么。
岩石艺术确实有时被用来记录与传递信息。如果有真正的手稿，那么对于认知考古学家来说就容易多了。但是首先必须译解这些手稿。这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技巧，需要一种特别的、善于分析的头脑。曾经有过一些著名的先驱者，比如商博良，他首先译解了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罗塞达石碑的发现之下完成的，这块石碑有着分别用埃及文字和希腊文字写下的同样碑文）。在20世纪里，一位主要的人物——现在更加受到崇拜，因为他像某些流行明星那样，在他声名达到巅峰时就死去了，当时还很年轻——迈克尔·文特里斯，一位建筑学家，在1952年宣布他已经译解了线形文字B，这是爱琴海地区的一种早期文字，是希腊文的一种古代形式（虽然这种文字是在克里特发现的，但是下述故事并不真实：有一块泥版上写着“只有弥诺斯人才是伟大的”）。但是像大多数先驱者一样，他没有得到喝彩，而是遭到来自同行专家的否定与愤怒吼叫。这在考古学的所有分支中都是很正常的。后来的事实是，不久之后，当由线形文字B的泥版文书组成的整个图书馆在希腊被发掘出来的时候，对它们的翻译完全证实了文特里斯的说法。那些专家别无选择：他们指控这个图书馆是发掘者和文特里斯共同伪造出来的！
不要认为译解文字是一门正在死亡的艺术——它仍然非常活跃，富于刺激性。在最近几年里，中美洲的复杂的玛雅文字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不懈研究之后，才开始得到适当的理解，而来自复活节岛的更为罕见的“朗格朗格”文字也已在过去的两年中被破解了，至少是破解了其结构与一般内容，这些文字只残留在二十五块木头上。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去做，还未被译解的线形文字A（来自爱琴海地区）和印度河文字（古代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文字）仍然是对那些希望绞尽脑汁的爱好者们的重大挑战。
一旦文本可以供人阅读了，它们显然就可以提供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有关过去的认知思维方面的信息。例如，来自古典遗址的铭文，或者殖民者所写的早期文献等等。然而，正像作为整体的历史一样，写下的文字总应当被视为是对考古学的补充，而不是它的替代物。这对于古代社会尤其如此，在古代社会里，文字被用于极为有限的目的，并且写作是少数精英的特权。但是在古典时期的希腊，读写能力广泛传播，写作几乎触及了生活的所有方面，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所以文献可以提供大量的信息。例如，文献有助于我们识别艺术中的神与神话（要是没有古典文献，希腊和罗马艺术中的大多数场景将不会为我们所理解）。但是，一如既往，文献也带来了偏见，而且文献还缺少完整性。
爱尔兰纽格莱奇墓的入口。注意门口上的“窗子”，冬至那天的拂晓，太阳穿过它直射进去。
认知考古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是考古天文学——对古代天象知识的研究。正像上面已经论述过的，从冰河晚期就很可能有对月相的记录（月相确实曾经是古人能够用以测量时间流逝的主要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真正盛行起来是在史前时期的晚期，伴随着与有意义的天文事件（诸如冬至或夏至时太阳的升起）相校准的纪念性建筑的出现。从西欧的史前巨石到中美洲和南美洲文明的主要建筑，都存在着准确的校准过程，它们显示了对天体运行的深邃知识和对其重要性的理解。
顺便说一下，巨石这个单词来自希腊文的“大石头”，它的反义词是小石，用于描述非常小的石器工具，这也是考古学中另一个常用的重要术语。巨石最简单的形式是一块单独矗立的石头，就像在阿斯特里克斯连环漫画中奥贝里克斯带着到处走的那些东西——在法国和其他地方，对这样一块石头的正确名称是“糙石巨柱”。在欧洲，这类石柱有时被排布成行列与群组，或者“校准队列”，尤其在英国，它们组成圆环或椭圆环。这些石柱中的许多被认为有着天文学上的校准功能，虽然我们常常无法确定。因为在天空中有着如此众多的星体，所以总是有很大的机会使得规则或不规则摆放的石头组成的圆环出于偶然而与某些富有意义的事物相校准。然而，一些专业天文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被神奇绝妙的考古学世界所迷惑，他们计划用复杂的计算和术语来证明史前人类有着如此强大的能力，以至于他们能够建造巨石计算机——例如，巨石阵[1]是一台巨大的、能精确预测日食与月食的机器！
一旦这些夸夸其谈被揭穿，这一领域就留给了那些更为理智的头脑，这些研究者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漫长的时间——开始时面对着诸多怀疑（这些怀疑逐渐转变成某种勉强的接受）——着手证明欧洲的许多石头圆环确实可以粗略地，但是有目的地与天文现象相校准。它们基本上是用于计算日历的，这样农夫就能知道何时播种，何时收获。（或者你也应当假设：没有巨大的石头日历，他们也能安排好这一切?）
这种观点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是一位苏格兰工程师，名叫亚历山大·托姆，他也制定了有关不列颠石头圆环的精确计划，他确信，有一种标准的计量单位曾被用于它们的铺设——这就是他称之为“巨石码”的单位，长度是二点七二英尺。在这样的建筑物上很难进行精确的测量——这些石头常常是粗糙的，形状也不规则，那么，你如何才能知道把卷尺测量的端点放在什么地方?现在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一种标准的计量单位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这些纪念物的建筑者们并没有求助于复杂的数学计算，而只是使用人类的步幅作为计量单位，将他们的石头放好。
在早期社会中，人也被固定地放在他们的位置上，就像在今天一样，这可以从象征权力的实在物中看出来——从巨大的统治者雕像（拉什莫尔山[2]）到华贵的服装或身体装饰物（设计师的标签、钻石耳环），所有这些东西本质上都没有什么用，但却被精英们认为很有价值。稀少或昂贵的物质通常是样品，就像那些精制的物品一样，这些物品精工制造，却又永远也不能用于其外观上的目的（脆薄易碎的斧头、纸一样薄的青铜盾、极薄的石头矛尖）。包括这类昂贵物品的墓葬可以很有理由地被断定是那些富有和/或有权势的人的，这些墓葬的作用在于突出社会的等级制度。当然，最极端的例子是那些统治者的富丽堂皇的陵墓，这些陵墓在所有主要的文明中都为人所周知——从乌尔和图坦卡蒙王到中国的兵马俑和秘鲁的西潘王。同样为人所知的是在这些及其他文明中与精英相关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艺术和建筑。你可能从来也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有关过去的任何事情，比如财富与地位的简单等同（毕竟要看到，今天沙特阿拉伯的极其富有的统治者们下葬时什么也不带），但是总体来说，似乎可以假设那些拥有豪华陵墓的人生前也很富有。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器物与死者一起下葬并不一定表明任何对死后生活的信仰——在某些文化中，人们相信使用死者的器具会带来坏运气，所以这些东西要与死者一起下葬。然而，陵墓中的食物是一个相当清楚的标志，表明人们希望陵墓中的死者有机会在死后的另一个世界里吃顿点心，并且由此表明了某种宗教信仰。如果你发现死者有仆人殉葬，以便让仆人到死后的生活中去继续其仆役工作，那么这也表明了同样的希望与信仰，这真是对于劳动力的极端剥削。
作为另一种维持现状的手段，宗教常常被这些社会所利用，但是从考古资料中辨识出它的存在并不总是轻松的任务，特别是在那些宗教与日常活动密不可分的社会中。然而，有一些明显的迹象可供搜寻——诸如单独建立的特殊建筑，它具有神圣的功能；特殊的固定装置，比如祭坛；以及仪式用具，比如锣、铃、灯等。在仪式中常常要用水，所以池或盆可能也很有意义，而且也可能用动物或人做过祭品。祭拜的形象和符号可能很明显，再加上对人物的描绘（在我们）看起来像是在进行祭拜的动作，与此同时，还有可能发现所奉献的食物或器物（常常被打碎或藏匿起来）。最后，重要的宗教建筑或中心常常在内容和装饰上与巨额的财富有关。
图中文字意为：对不起，没有更多的“死后”工作机会了。请明天再来试试！
单独的任何一条都无法告诉人们很多东西，但是如果它们达到一定数量，被一起发现处于一个单独的考古学情境之中，那么，认知考古学家就有很坚实的推理基础来将这一证据解释为与祭礼相关。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被用于在特定环境下发现的丰富器物的整体，诸如被扔入泰晤士河的铁器时代的武器，或者在斯堪的纳维亚沼泽中的大量金属制品，或者被玛雅人扔进契晨·伊特萨井中的大量象征豪富的器物（和人）。这不太可能——虽然理论上有可能——是由于不小心将这些东西掉进水里的，而很有可能是出于仪式的需要将它们沉入水中的。
因此，总的说来，认知考古学可以对那些早已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的人的思想做出某些正确的论断。但是，在其他领域，认知考古学的境况并没有那么乐观，而且它过多地依赖于大脑的推理而非实物。就其能达到的最好成果而言，它能基于历史的或现代的信息——尤其是关于征服者或早期传教士与殖民者的描述——或基于对物质遗存的谨慎思考，提出振奋人心的假设。但是，就其可能达到的最坏结果而言，它充满了一厢情愿的想法，特别是在试图解释所涉及的史前艺术时：它编造出“就是如此的故事”，以彻底的虚构对物质遗存做出解释。通过这些编造，这些作者表明自己是失败的小说家。
【注释】
[1] 位于英国威尔特郡萨里斯伯里平原上的巨大史前石柱群。
[2] 位于美国南达科他州，山上雕有华盛顿、杰弗逊、西奥多·罗斯福和林肯四位美国总统的巨大头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