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的移民
当前迫切需要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移民对目的地国的影响。人数众多且还在增长的移民在同一时期源源不断地涌入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使许多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结构变化。其中包括了经济、人口以及技术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正使社会、劳动力市场以及社区发生着转变。需求日增，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加大，社会和文化危机山雨欲来，境况已复如此，社会安全网络带来的痛苦变化则更是令形势雪上加霜。大环境是，全球经济风云莫测，人们的不安全感空前高涨。
移民问题和移民人群为当今社会的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而且是顺嘴就来的解释。这是许多工业化国家极端保守主义支持率上升的原因之一。然而，大量有关移民对社会的影响方面的学术文献是不是不偏不倚，这实在难以说清。要公正就要强调，静态方法或许无法完全反映移民影响的实际情况，因为情况会随时间变化，比如当移民在劳动力市场学会了新的技能和经验时，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就会随之改变；要公正就应当认清，孤立地看待移民对变化的影响并将其与其他（如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等）同样引起公众反对的方面分离开来难之又难；要公正就必须知道，移民和移民问题影响的大小会因为一系列因素（如移民的特点、在侨居社会的地理分布，以及那里潜在的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和社会关系）而大不相同。此外，移民的非经济影响，亦即其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代价如何，裨益几许，也很难量化。
移民的经济影响
移民对目的地社会的经济影响是一个备受热议的问题。总的来说，美国的学术讨论比欧洲的更为成熟，部分原因是，直到最近欧洲的政治和经济气候仍然使人很难就移民在经济方面所带来的利益进行讨论。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的客籍工人体系背后就几乎完全是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移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争论未有定见，仍在继续。全球移民问题方面的杰出的经济学家乔治·布加斯称：“尽管在解释移民问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方面，近来的理论著作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实验性研究却是寥寥可数，所描绘出来的状况也毫无明朗性可言”[《经济展望杂志》，9/2（1995），39]。
认为影响是积极的那些人强调的是移民有从事低工资待遇工作的意愿，很多移民都表现出很强的进取心，稳定的劳动力供应也带来了灵活性。也有看法认为，移民增加了资本投资回报，对当地劳动者工资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的创业精神使工作机会得到了增加，他们的劳动力可以使一个国家的某一产业保持竞争力，如果没有这种劳动力，这个产业就可能会在国际竞争中一败涂地。在有些情况下，移民对来源国的积极影响也被持这方观点的人考虑了进去，第四章 对其主要方面已经作了说明。
历史经验
近期历史当中的一些小插曲为评价移民的经济影响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例子。1962年，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九十万来自欧洲的人迁移到法国，使法国的劳动力增加了百分之一点六。分析发现，此次移民的影响使移民定居区的工资最多下降了百分之零点八，失业率则最多上升了百分之零点二。1974年，六十万殖民者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这两个非洲殖民地返回葡萄牙。实证分析并未发现劳动力市场受到任何影响。1980年，约十二万五千名古巴人进入迈阿密，使劳动力增加了百分之七。针对移民活动对当地不同种族的非技术工人的影响，有人作出了评估，评估结果显示似乎只有古巴人受到了消极影响。
（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世界经济与社会观察：国际移民》，纽约：联合国，2004）
美国及其他地区一些同样颇具声望的专家也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认为移民会对经济产生消极影响。他们强调的是，移民当中更高的失业率、大家庭的蔓延及随之而来的福利费用的增加，还有移民与已定居族群之间的竞争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大量低技术劳动力也会阻碍产业重构和重组。这种劳动力也会促使血汗工厂那样的工作条件出现，并削弱工会维护劳动力标准的权力。
在讨论移民对经济的影响的时候，有三个方面引起了特别关注，即移民对侨居国民众工作机会的影响、对其工资水平的影响以及对财政的影响（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费用）。
全球所有目的地国最难以释怀的一种担忧就是移民会从本国国民手中抢走工作机会。这种担忧在许多欧洲国家尤为明显，那里的失业率相对较高，失业人口中长期失业者所占比例也相对较大。但实际情况却似乎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全球大多数国家之所以接纳移民是为了填补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空缺（与此不同，难民是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依据经济标准被接纳的）。这些空缺或者是技术性的，当地培训与教育体系无法填补，或者都是些地位低下的工作，当地人不愿去做。移民工人很少被鼓励去跟当地劳动力直接竞争。遍及工业化国家的广泛的比较调查显示，移民对当地人口工作机会的影响在中性到积极之间，因为移民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工作机会。
个体经营的外来劳动者和民族创业者
有关个体经营的外来劳动者的文献越来越多，他们在加拿大、丹麦、芬兰、西班牙、爱尔兰和英国多得不计其数。这些国家的移民当中之所以能有如此众多的个体经营者，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因为移民活动本质上是有倾向性的，移民本人更有活力，比起当地人更愿意冒险。另外一个观点是从反面来看的，即移民之所以成为个体经营者是因为种种障碍（遭受歧视、有语言障碍、信息渠道有限等）使其无法获得有薪水可领的工作。原因之三是移民社区经济活动的发展。民族创业的概念常常也被用来描述这类社区的活动。重要的是，它们的影响往往会波及到特定的种族社区之外，如印度、意大利、土耳其的特色菜肴起初主要由移民引入，供移民享用，但现在却成为了全世界饮食习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美国，讨论移民问题的关键集中在移民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上。有些劳动力市场的特点与移民的特点非常吻合，处于这样的劳动力市场上的人要直接与移民竞争工作，他们最有可能感受到消极影响，这是举国上下的共识。也有观点认为，移民对未与之竞争工作的人有积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因而被抵消，美国公司因为移民而利润增加，使本国有些人能够从中受益。
随着近些年来赴美低技术移民的增长，移民对美国本地低技术工人工资水平的影响受到了特别关注。在低技术工人中非裔美国人是最典型的代表，他们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非常脆弱，因此移民对他们的潜在影响也就尤其突出。近期的调查结果既不完全清楚也不尽一致。一方面，在纽约所做的研究显示，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和收入状况而言，男性非裔美国人的排名相对下降，据记录显示，当时正是移民入境最多的时期，而且其中很多都是低技术移民。另一方面，没有几项研究能够说明某种影响就完全是由移民造成的。换句话说，移民只不过是造成工资水平下降的众多因素之一，而要将移民的这种影响单独提出来看待是非常困难的。
讨论移民对经济影响的最后一个方面是移民对公共财政的影响。澳大利亚、德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各自的研究已经表明整体影响是积极的；总的说来，移民上缴的税金比他们所接受的服务费用要多。一般的说法是，大多数移民群体的年龄结构不平衡，处于经济活跃年龄的人占了主导地位，而且总的来看，移民的就业率较高。此外，目的地国通常无须承担抚养、教育和培训移民的费用。在很多情况下，它们甚至还不用承担移民的养老费用，因为移民退休后往往会重返故乡。
但也有一些重大的差别。比如，研究显示，移民在财政方面的积极影响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并不那么明显，因为美国没有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但对于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的许多欧洲国家还有日本而言，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新西兰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全体移民使政府收入增加了三千二百四十新西兰元，但从亚洲和太平洋诸岛屿来的新移民所耗费用明显比纳的税要多。
上文讨论了移民的经济影响，所提到的一个关键点是，移民就业的程度究竟如何，而在这一点上存在一些重要的不定因素。在美国和欧洲，近期讨论的一大观点是，国际移民的特点业已发生了改变。家庭团聚意味着经济不活跃移民的比例增加。一段时期内被禁止合法工作的寻求庇护者的人数也在增长。更为普遍的是，在获得社会流动性和技能方面，新近几次移民不如早先时候的移民。
欧盟二十五国的移民人口的整体就业率为百分之六十一，低于欧盟平均水平。不过，就业率根据来源地的不同会有很大差别。来自西欧和南欧的移民的就业率高于欧盟平均水平，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的就业率则较低。土耳其、中东和非洲移民的失业率尤其高。性别不同，就业率差异也很大。男性移民的就业率只是略低于欧盟男性的平均就业率，而女性移民的就业率则低得多。
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本地和城市层面上的研究未必能够在移民就业率和财政影响方面得出同全国研究一样的结果。比如在地方政府这个层面上，在许多主要的欧洲城市，移民对公共服务领域的预算的影响是负面的，这主要是因为某些移民社区的失业率较高。威廉·克拉克在美国新移民入境的九个主要城市所做的调查显示，相对于当地人而言，移民的技能和收入下降，贫困和依赖程度加深，这种差距与日俱增。克拉克所作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某些地区、族裔或民族团体尤其存在这些问题。比如，洛杉矶县[1]的非技术性墨西哥移民就尤为贫穷。
很有必要以最后一项评述来结束本节，那就是，上述这类学术调查与公众甚至政治观点之间常常存在分歧。有些调查能够毫不含糊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移民有功于经济发展，不会抢夺工作机会，不会降低本土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而且成本大大小于收益。尽管如此，可人们还是不一定就真的这么看待移民。在美国和欧洲，公众对移民规模与高失业率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持负面看法，尽管二者并无直接联系。同样，在马来西亚和南非，移民也经常因为失业问题而受到指责。
第二代和第三代
近来，移民的子女乃至其子女的子女，即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经济表现广受关注。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可能在政治上被剥夺了选举权，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遭到了孤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谈及近来不同欧洲国家移民后裔骚乱的原因，人们说得最多的还是他们在经济上受到的排斥。
就此问题进行讨论的专家可以分为两派。乐观主义者认为，根据赴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欧洲移民的经验，尽管第一代移民会遇到一些经济上的劣势，但后续几代将会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竞争。他们列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第一代移民为何会在劳动力市场举步维艰，这包括国外资历不被充分认可，语言不够流利，以及在目的地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经验。他们认为，这些原因不再像以前那样适用于第二代移民。相反，悲观主义者认为，这条历史经验恐怕不能适用于近期移民，尤其不适用于那些来自欠发展国家的移民以及那些仍将遭受歧视的少数族裔。
牛津大学社会学家安东尼·希斯教授最近与同事共同就此话题作了一个广泛的国际性比较分析，目的是确定他们所谓的种族苦难的程度及其成因。他们对比了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美国、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瑞典、英国和南非的欧洲和非欧洲第二代和第三代后裔的失业情况。
他们的研究结果完全验证了早先的研究。在所有研究对象国中，欧洲移民的第二代基本上没有遭受种族苦难——换句话说，他们的就业率与本土劳动者的就业率一样，甚至更高。然而，同样是在这些国家，非欧洲移民的第二代的确是遭受了种族苦难。这在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荷兰尤其严重。解释国家间差别的一个因素就是当地的失业状况——失业率最高的地方似乎种族苦难也就最为深重。
由于牵涉到的变量很多，这类研究都难以对结果进行权威解释。不过，所提到的因素包括了歧视，某些国家普遍的种族主义，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及诸如信息、人脉、志向及社会认同之类的人力资本因素。研究的总体结论之一是，正如研究结果中美国的非裔美国人的经历所展示的那样，要克服过去的影响非常困难。
上述以及类似研究的结果中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不管融合政策的宗旨如何，非欧洲移民的第二代都会经受种族苦难。因此，非欧洲移民的第二代不管是在主张社会同化的法国还是在主张多元文化主义的英国，日子都不好过。哪种模式都不见得多么有效，这种看法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相反，有观点认为，实现融合的最佳途径是集中解决那些并不那么抽象的、更加实际的问题，尤其是在语言学习、培训教育，劳动力市场与经济参与、医疗及其他关键的社会服务，以及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等方面给移民以实惠。有人甚至认为美国在融合问题上比其他大部分国家做得都要成功，因为联邦政府采取了不干预的方针，既培养了移民的自立精神又使移民社区能够产生自己的领头人。
移民和政治
在整个西欧，穆斯林移民及其第二和第三代都受到了过高的失业率的影响，其中很多人的境况因为教育和住房问题而雪上加霜。这些潜在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紧张局势，近些年来因为与英国拉什迪事件、“反恐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相关的高度政治化的身份问题而变得更加纷繁复杂，其结果之一，斯蒂芬·卡斯尔斯和马克·米勒在《移民时代》一书中如是说：“尽管绝大多数穆斯林移民对宗教激进主义敬而远之，西欧无疑还是受到了席卷穆斯林世界的宗教热情浪潮的影响。”
然而，有关移民对侨居国政治影响的文献远不止这些，宗教激进主义的抬头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移民和政治的另外一个交汇点就是反移民极端主义势力的增长。反移民的政治运动在过去十年里几乎已经遍及欧洲。其中最突出的要数法兰西民族阵线，其领导人勒庞在2002年第一轮总统大选中击败了社会党候选人利昂内尔·若斯潘，赢得了五分之一的选票，整个欧洲为之震惊。比利时弗拉芒集团获得的支持也有大幅增长。约尔格·海德尔反移民的自由党在奥地利与人民党组成政府，尽管海德尔本人2000年就已经从党主席任上退了下来。北方联盟、意大利力量党以及新法西斯主义民族联盟对移民的强烈反对在意大利这几大党派的命运起伏中举足轻重。2001年皮姆·佛图恩及其反移民的政党在荷兰兴起，令许多观察家大感意外。在欧洲以外，保利娜·汉森的单一民族党1998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赢得了引人注目的政治胜利，在州选举中获得了近百分之二十五的选票并且赢得了十一个席位，但她此后便退出该党，现为无党派人士。
另外，有学者认为，右翼政党的抬头在整个政治领域都产生了反移民的影响。比如有人提出，随着民族阵线支持率的上升，法国社会党的移民立场也随之右倾。不管这种分析是否准确（有些专家对此做出驳斥），很明显，这些党派的胜利已经成为移民问题在整个工业化世界的政治日程表上排位上升的重要原因。
除了催生新党派、引发新话题，学术文献还指出了移民对目的地国的政治和政治体制产生的至少两个方面的影响。关于移民及其后裔的参政权和代表权的讨论非常激烈，在比利时、法国和荷兰这几个移民无法获得国籍的国家尤其如此。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无法通过政治代表权的正常渠道来表达意见，他们通过参与工业罢工、抗议活动、饥饿罢工以及城市骚乱等方式团结起来施加影响。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已经给予了移民一些政治权利，包括在地方（并非全国）选举中的投票权和竞选公职的权利。这主要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移民的长期居住是一个永久现象。有人认为，在自己居住的社区享有参政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有些观点认为，不让移民获得参政权会导致社会局势紧张并引发冲突。在欧盟各国，所有欧盟公民现在都有权参加选举，也有权在所在国对当地及欧洲选举进行投票。有些国家（包括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挪威和瑞典）允许欧盟国家以外的外国居民在地方选举中投票及竞选职务，前提是他们在这些国家居住已满一定年限。在其他一些国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在与相关国家达成相互协议的基础上，某些公民可以享有地方选举权。
移民对目的地社会政治的另外一个潜在影响是通过在身为移民后裔的公民中组成种族投票团队而实现的。在以色列，来自苏联的犹太人或许就是最好的例证，他们约占到以色列选民的百分之十五，1992年以来对每次大选的结果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1996年公投决定魁北克在加拿大的未来时，魁北克的移民人口投票反对独立从而影响了公投结果。在2002年德国势均力敌的大选中，三十五万土耳其裔的德国人也成为重要的投票团。由于这种潜在的影响，政党越来越注意吸引移民出身的选民，英、美两国就是如此。
美国某些州的拉丁投票团的潜力让政治家们左右为难。一方面，对墨西哥的非常规移民采取强硬立场会赢得大量政治资本；另一方面，拉丁裔选民的选票还不能不要。除了波多黎各，约有四千二百万拉丁人口居住在美国——约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四。在诸如加利福尼亚和科罗拉多这样的美国各州，拉丁裔选民的选票至关重要，而且有人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拉丁裔选民的选票甚至能够决定能否控制众议院。此外，由于美国三分之一的拉丁裔居民尚不满十八岁，拉丁裔选民的选票未来可能更加不可小觑。
减少人口赤字
新近出现的一个话题是，移民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与所谓人口赤字相关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工业化国家同时面临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问题。出生率较低、平均寿命增高、医疗条件不断进步，三者合起来使问题更加严峻。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的比重却越来越大，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还有三四十年的寿命。换句话说，经济上活跃的人（可以工作、能够使经济持续发展并且纳税的人）越来越少，而不再工作却期待着养老金并且越来越依赖福利体系来为其医疗和社会保障买单的人却日益增多。总之，年龄越大就越是需要更多的关注。
英国的养老金危机
本章的撰写正值2005年年底，此时英国的养老金危机已达顶峰，上了报纸头条。似乎可以肯定，未来数年这一问题仍会高居政治议题榜首。问题的核心是纳税人数量之少已不足以养活英国靠养老金过活的人，而两者的比例正在变得越发于形势不利。1960年每位领取养老金的人由4位工作着的人来供养。到2005年则只有2.7个。据估计，到2050年每位领取养老金的人只有1.1位工作着的人供养。英国并非唯一一个面临一触即发的养老金危机的国家。
人口赤字在欧洲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每个欧洲女性平均只生1.4个孩子，而据估计，要更新当前的人口她需要生2.1个。就像中国和日本一样，欧洲人口因此而减少，而且过不了多久俄罗斯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实际上，全球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人口缩减的国家。同时也有一些重大差异，如某些欧洲国家所受到的影响就远没有那么严重，而美国本土人口已出现增长的势头。
大多数评论家认为移民不失为减少人口赤字的一种途径，尽管当前就其作用大小尚莫衷一是。只要移民正当工作年龄而且能够找到工作，只要他们合法工作以便纳税，他们就会对因为适龄工作人口不足而受到影响的国家作出贡献。有些人据此认为接纳更多的移民劳动力符合这些国家自身的经济利益。没有劳动力的迁移，它们将无从保持现有的养老金和福利水平。
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引进劳动力只是解决劳动力老龄化和缩减的短期策略。这是因为移民毫无疑问也会变老。此外，有证据表明，即便他们来自出生率较高的国家，他们还是会调整出生率与所在国的情况相适应。因此，到头来移民也同样会加大老龄一代的人数，其子女纵然愿意接替他们为其福利买单，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共识似乎是，移民并不能“包治百病”，仅此一招无法减少人口赤字。不过在一系列必要的应对方案中它倒是不可或缺。其他方案包括，增加能够鼓励女性生育的措施（如放宽产假期限等），提高退休年龄以延长人们的工作时间，提高本土人口失业率较高的国家的就业率，还有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生育率。还有一项令人不那么容易接受的选择，即减少养老金和各项福利，或者就是降低富裕程度。
丰富社会和文化
尽管移民问题有着明显的学科交叉的性质，但有关移民的经济方面的研究与其他方面的研究之间相对来说却很少有可资相互借鉴之处。虽然要评估移民的非经济影响很难，但这些影响还是必须纳入移民在社会中的总体影响来综合考虑。
图13 英国伦敦莱斯特广场展现出的种族多样性
移民在全球范围内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影响，其最令人注目的方面是使社会和文化更加多样化，更加兼容并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五花八门的音乐风格，如爵士乐、雷盖乐，还有旁遮普乐均源自移民。本·奥克瑞和萨尔曼·拉什迪是世界有名的移民作家，而移民经历也激发了大量的后殖民时代的文学创作——哈尼夫·库雷西的《郊区佛陀》、扎迪·史密斯的《白牙》、莫尼卡·阿里的《砖巷》都堪称典范。阿尔伯特·加缪曾是居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人们常说马沙拉[2]烩鸡这道印度菜现在已是英国最吃香的菜肴了。在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的某些地区，西班牙语是现在最为通用的语言。世界各地的体育俱乐部引进了核心队员，而国家队则吸收了他们的后代。齐内迪纳·齐达内也许是他那一代最棒的足球明星，他是阿尔及利亚人的后裔，代表的却是法国队。
随着移民人口自身变得更加多样化，这种影响也随之越发巨大。英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百多年间，大量的爱尔兰人移民到英国，他们仍然是那里最大的外来公民群体（2003年英国约有三十七万五千名爱尔兰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来自前英国殖民地（印度、巴基斯坦、牙买加以及其他一些加勒比岛屿）的移民数量庞大。1970年以来，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及南非的移民受到了积极鼓励。近年来，这些本已多样化的社会因为来自更多不同国家的人的加入而更加多样化。比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阿富汗、中国、伊拉克、科索沃地区和索马里到达英国的移民人数众多。有些人将当今英国的情况称为“超级多样化”。
同时，多样化程度的加深也会带来严峻挑战。由法国的头巾之争（见下文）足见多样化要与传统的民族原则相适应是多么困难。更实际可行的事，比如在英国或美国教三十人一班的小学生（其中有些在家说乌尔都语）就已经够难的了。两个孩子在家说乌尔都语，三个孩子因为刚从索马里来根本不会说英语，还有两个以汉语为第一语言，这样的班教起来又是另外一种挑战。不过，总的来说，能够成功应对多样化所带来的挑战的社会从中得到的益处不可估量。
法国的头巾之争
2004年2月法国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明显的宗教标志。尽管该法令也要求锡克教男孩不得佩戴缠头巾，但大多数因之而起的争论都是围绕着穆斯林女子佩戴头巾（亦称“海加布”）的问题。法国政府在试图使宗教人口融入世俗社会方面陷入两难境地，而围绕这些宗教标志的争论可谓正中要害。该法令的支持者认为，学校应该是一个中立的环境，所教的、所反映的应该是宗教与教育分离、共和主义和公民义务的原则。相反，反对者认为该法令带有歧视色彩，尤其是为法国的反穆斯林和反阿拉伯情绪火上浇油。
对多样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感受最深的主要是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像纽约、伦敦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这样的所谓国际化城市。移民至少在三个方面成为了这类城市特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首先，国际化城市尤其依赖高技术移民和公司内部调动人员来促进国际金融、法律服务，以及像会计、广告和保险之类的高级商业服务的繁荣，这些领域正是国际化城市经济地位的基础。其次，移民通常也干一些任何城市都必须赖以运行的地位低下的工作，如运输、垃圾处理、接待、建筑、饮食服务等。
最后，由于工作机会的关系，国际移民越来越集中在国际化城市及全球其他一些大城市。由于倾向于在自己的社区安家，还有就是在靠近可以提供当地机构难以提供的特别帮助的地方（如教堂、清真寺和社区中心）安家，移民通常会聚居在某些特定的区域。移民社区集中的现象给全球主要城市增添了鲜明的色彩和特色，形成了闻名世界的一些街区，如纽约和伦敦的“唐人街”和“小意大利”。同时，移民会聚居在这些城市最贫穷的地方，形成通常所说的贫民窟。
城市中的移民
移民集中在全球城市中最贫穷的地方，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巴黎和法国其他主要城市贫穷的市郊住的主要是阿尔及利亚人和其他北非人口。孟买的达拉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那里的主要语言为泰米尔语（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移民都住在那里）。在曼谷，缅甸移民主要居住在孔堤的贫民窟。许多巴勒斯坦人还住在约旦首都安曼脏乱不堪的难民营里。约翰内斯堡的一个违章搭建居住区布罗，主要住着来自尼日利亚的移民还有说法语的非洲地区的移民。住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的非正式居住区的人一般来自尼加拉瓜。孟加拉人、阿富汗人和缅甸人喜欢住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巴尔迪亚镇和奥兰支镇未经规划的区域。
移民还可以通过形成新的跨国身份这种方式来丰富社会和文化。第二章 提到，有人将跨国主义视为政治问题，因为它会潜在地削弱对国家的忠诚。同时，根据跨国主义杰出的理论家史蒂夫·韦尔托韦茨的观点，跨国主义具有潜在的变革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首先，跨国移民创造了跨越国境的新的社会结构。其次，随着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的移民的增加，跨国主义催生了新的意识。第三，跨国移民提供了文化繁衍的模式。跨国移民在新语境下对其文化进行阐释和糅合，创造了新的杂交文化。第四，跨国移民会成为资本新来源的核心，移民汇款回家就是一个好例子，这在第四章有详尽描述。第五，跨国移民为政治斗争提供了新战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可以齐心协力在国外对本国政治施加影响。最后，有人认为，跨国主义会导致地方和区域重建。换句话说，移民会改造目的地社会以慰思乡之情。
也有针对跨国主义这一概念的批评。有人说以上描述的种种过程毫无新意；有人说这些都是夸大其词，对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移民都不适用。尽管如此，就连那些最激进的批评家或许也会同意，移民与全球化相互交织，使目的地国的社会、文化、经济都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不可逆转。
【注释】
[1] 美国的县为州以下的行政区。——编注
[2] 印度及其周边地区盛产的一种红茶。——编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