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些话纯粹是为了打动斯大林的辞令。日本政府对松冈有具体指示，不得做出如德国和英美开战，日本将支持德国的承诺，所以他所有关于对抗英美两强的议论，不等于是在提议建立军事同盟。不过，他显然想在轴心国条约的框架内和苏联达成谅解，以震慑英美。他抵达柏林后，和希特勒与冯·里宾特洛甫会商，想博得他们对其伟大构想的赞许。但他们暗示，德苏关系正在迅速恶化，两国可能不久将爆发冲突。尽管德国首脑们没有具体透露他们正在制订入侵苏联的计划，但松冈应该能猜到这一点。德国统帅部的战略要求闪击苏联边境，在冬天前推进到主要基地和城市，同时，期望日本进攻新加坡和大英帝国在亚洲的属地。德国人相信，这两步棋将吓住美国，阻止其插手。
松冈无法让日本为任何一项进攻新加坡的计划做担保。他的四方协定的高招也未能使德国人信服。换言之，无论德国人还是松冈，都未能就某事取得一致意见，松冈的访问无果而终。讽刺的是，德苏关系的恶化，迫使苏联领导层接受了与日谅解的观点。松冈在4月返回莫斯科时，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迎接，他们向他表达了对两国签订中立条约的浓厚兴趣。苏联人显然担心可能遭到德国和日本的夹击，急于和日本拟就一份为期五年的中立条约，好在苏德交战的情况下，使后者严守中立。条约在4月13日签署。附带的声明称，日本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苏联也将在“满洲帝国”同此行事。也就是说，后者现在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征服，这对中国，尤其是对共产党和其他寄希望于苏联在各国人民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担当领袖的人来说，是一记重击。不过，在斯大林看来，为保证日本安分，中立条约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此外，同一时间，苏联政府开始和英美接洽。这还是极其权宜的举措，是为了应对愈发紧急的巴尔干危机，在那里，德军正入侵南斯拉夫。
形势如此，松冈的雄图大略彻底泡汤。他在莫斯科谈下的中立条约不会成为新秩序的基石，而是使苏联专心应付即将到来的对德战争，同时准备与英美和解的关键一步。换言之，日本外交的主动出击根本没有为保护和扩张日本帝国而确保一个稳固的全球同盟，只落得个使日本更加孤立的结果。
1941年春，伦敦和华盛顿进一步巩固它们的合作框架的时候，这一点清晰可见。英美的幕僚在华盛顿举行了14个不同场次的会谈，直至于3月29日形成了一个最终报告——ABC-1。此报告是两种方案的折中：英国人坚持要联合防卫新加坡和其他亚洲基地，而美国人强调在太平洋实行防御战略，以集中应付欧洲的燃眉之急。它采取的政策，是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防御，核心是通过经济手段和美国舰队陈兵太平洋，阻止日本南侵。在ABC-1的基础上，美国、英国和荷兰官员于4月底在新加坡会晤，确定如和轴心国开战，三国将迸行军事协作。另外，他们要把中国纳入其战略；他们将在中国部署军用飞机，向后者的正规军提供财政支援和装备，并帮助中国的游击队。尽管尚未得到政府首脑的批准，这些计划进一步证实了ABCD四强同盟的形成。于是，同一月里，继日苏中立条约签订，ABCD同盟又进一步巩固，在日本企图建立对抗英美的全球同盟之际，四国联合的用意就是孤立它。
因此，冲突双方的力量已相当不对等。美国正迅速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并在欧洲和亚洲制造结盟的既成事实，而日本却不能实现自己建立全球反英美同盟的计划。有鉴于此，华盛顿有充分理由相信，日本迟早会在压力下低头，意识到自己亚洲野心的愚蠢。日本方面，由于反日同盟的阵势日渐壮大，采取措施防止彻底孤立已是势在必行。应加强轴心国条约，使之和ABCD同盟旗鼓相当，如果不行，日本应设法离间四国。在这样一些想法的推动下，1941年春，日本人在华盛顿开启外交谈判。美国方面，美国人相信，由于日本愈发孤立，其首脑们将意识到处境艰危，并决心痛改前非。4月，两位玛利诺外方传教会(Maryknoll）的牧师在华盛顿现身，要为有意与美和睦的日本温和派说情，正是顺应了这种期望。罗斯福总统、国务卿赫尔等人可以推测，日本的领导层至少分裂了，温和派或能重振声势。果真如此，美国应尽其所能帮助他们，让日本恢复理智。在1939年任外相期间曾努力改善日美关系的野村吉三郎大将在1941年年初被派往美国任大使，这使人更加乐观。赫尔同意和野村会谈，并在开始会谈时给了野村一份四项原则的清单，这些原则是改善跨太平洋关系的基础。四项原则即尊重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商业机会均等及和平改变现状。这是一份美国希望所有国家都接受的声明，包括它的潜在盟友和敌人。四项原则体现了美国外交的传统，是国际主义远景（internationalist vision）的基石。赫尔重申它们，表明美国政府相信可以在自由国际主义的基础上重建世界秩序。这将给日本一个抉择的机会：要么加入该秩序，要么和其他国家分道扬镳。
这可不是日本人想在华盛顿得到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让美国承认亚洲的既成事实，也即默认日本控制中国和可能控制东南亚。这样，美国其实就会削弱四国同盟，如果不是废止的话。如松冈对野村所言，美国必须停止力图扮演世界警察的做法，避免干涉其他国家的“生存领域”（sphere of living）。
此话表明，对美国正一步步成功结成将对轴心国建立地区新秩序构成挑战的全球武装同盟，日本官员感到益发绝望。松冈推断，阻挠美国计划的方法之一，是在亚洲和太平洋既成事实的基础上达成谅解。以此为基础，战争可以避免，两国带来“太平洋的和平与繁荣”。
显然，日本被迫釆取守势，美国官员们明内这一点。华盛顿的会谈迁延无果，从美国的角度看，进行会谈的唯一理由，就是为美国备战争取时间。军事战略的制订者们向罗斯福提出，他们需要更多时间，或许要到1942年中期，美国才能准备好承担与轴心国开战的风险。同时，美国将继续支援英国和中国，使其能坚持抵抗德国和日本。在这一背景下，和日本的外交对话纯粹是战术手段。对话只有些微的机会产生重大结果，即日本接受赫尔的诸原则。
逐日详录华盛顿谈判的过程既无必要，也无用处。会谈进一步巩固了ABCD同盟，削弱了轴心国同盟，强调这一点足矣。赫尔特意要帮中国一把，坚持要日本军队如果不是撤出中国东北的话也要撤出中国其余地区，至少，他愿意让日本人待在中国东北，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制造1937年之前的局面，但日本必须从中国的其他地方撤离。显然，坚持这点是为了强化美中同盟。美国在此问题上的任何让步，都会被中国人视为背叛，对两国形成中的同盟关系起反作用。罗斯福总统选择在这一时点将特使欧文·拉铁摩尔派往重庆，并不是偶然的。在这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者之前，还有其他人当过特使，如总统的特別顾问劳克林·柯里，但拉铁摩尔出使却是意义重大，因为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两国政府首脑间的直接沟通渠道。拉铁摩尔在6月前往中国，甫抵重庆，他就开始向中国的领导人们力表罗斯福总统与中国站在一起，直至日本终被驱逐的决心。
当时，考虑到日苏条约的签订，中国人大概需要这种坚强的保证。中立条约震惊了所有中国人，他们必然视之背叛了他们曾帮助建立的反法西斯同盟。国民党担心苏联经西北边境的武器输送会停止，并对莫斯科承诺不干涉“满洲国”感到懊恼，这意味着承认了傀儡政权。国民党害怕的是，日苏中立条约一签，日本人即可从中国东北往中国其他地区调兵。中国共产党则进退维谷。他们不能公开指责苏联和日本签署中立条约，他们甚至可以做到这种地步，宣称条约将“惠及热爱和平的人们和世界上受压迫的民族”。但显然，中共无法咽下苏联同志明目张胆地出卖中国东北的苦果，而中立条约作为苏联见风使舵的例证，将被长久铭记。
面临这种情形，对国共两党而言，指靠美国的支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美国必须证明，日苏条约不会动摇美国巩固反日同盟的决心。当然，华盛顿的会谈会引生猜疑，即美日打算做笔交易，牺牲中国。必须打消这些疑虑，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美国对中国领土完整的承诺，赫尔和拉铁摩尔正是在这样做。
英国也没闲着。日苏条约签订后不久，重庆的英国使馆就向伦敦报告，在中国，人们越来越“视美国为中国唯一的朋友”，看起来，如果英国此时拒绝响应重庆的要求，即如果日本从印度支那进攻云南省，则英国派志愿飞行员驾机相助，这一倾向将更加强烈。为了向中国人保证英国支持他们的决心不变，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命重庆的克拉克·科尔大使告诉蒋介石，“我们不曾和日本妥协，以后也不会。对中国为自由和独立而战，英国一直抱以衷心同情”。中国的元首为此保证向他致谢，并请他转告丘吉尔首相：“我乐意追随阁下的步伐，与阁下一道，共赴我们共同的目标胜利与和平。为此，我们应更加紧密合作，竭尽所能，给予彼此一切援助。”即便话说得笼统，但这些言辞重申了ABCD同盟。的确，日本人和德国人之间，或前者与苏联人之间，毫无这等团结一致的表示。
其实，甚至就在ABCD同盟日渐巩固之时，轴心国条约正不断弱化。华盛顿谈判令柏林怀疑日本人企图和美国取得谅解，出卖德国。东京一直拒绝承诺进攻新加坡一事，连同华盛顿会谈，令德国人恼火。正如大岛大使在发自柏林的报告中所言，对这些会削弱轴心国同盟的举动，德国领导层是严重关切的。如果日本执意要同美国和解，大岛警告说，德国可能被迫依样回敬，让苦心建立的日本外交框架作废。尽管这是一个极端的看法，但华盛顿的会谈确实起到了动摇日德同盟的作用。赫尔并未完全成功地使日本和轴心国同盟断绝关系。由于松冈在遥控野村，后者即便想，也无法公开宣称日德断交。但野村想传达的信息是，除非美国首先进攻，日本没有加入德国一方和美国作战的义务。在美国看来，这一保证并不充分，但至少它冲淡了轴心国条约的象征意义。由于美国不可能率先攻击德国，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日本都不会参与美德之战。换言之，日德同盟不值一提，与不断巩固的ABCD同盟适成鲜明对照。
日本政府陷入了被动。显然，日本正被孤立，最受推崇的日—德—苏结盟的方案更像是纸上谈兵。华盛顿谈判正是在此心理敏感时刻进行的，并给了东京一些官员片刻的信心，即日本现在可以和美国达成谅解。但他们错在以为这一谅解意味着美国承认日本的亚洲新秩序。他们竟沉浸于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中，透露了其走投无路之感。他们可能认为，日本可以破坏ABCD同盟，让美国承认亚洲—太平洋的新秩序，这正是ABCD四国盟友要设法挫败的。日美之间唯一可靠的协定，只能建立在轴心国条约和ABCD同盟双双取消的基础上，也即意味着回到英美日三国密切合作的华盛顿会议体系。几乎没有日本首脑想走那么远，尤其是外相松冈。松冈感到气恼的是，华盛顿谈判已在进行，而他还身在欧洲，且被其他官员指为不服节制。这一不快最终导致了他的辞职。不过，没有证据表明，由他和美国谈判会更加成功。他是如此信心满怀，以至于相信他可以只身前往华盛顿，和罗斯福总统达成协议，就像他曾和希特勒与斯大林那样。但他带给华盛顿的那些想法，想必和野村正传达给赫尔的并无二致；他永远不会接受赫尔的基本原则，反而会坚持要美国承认亚洲的既成事实。此外，松冈绝不会同意废除和德国的同盟。一言以蔽之，即使他亲自参与华盛顿谈判，结果也还是一样：对日本四处受阻感到失望和绝望。
于是，在1941年春，面对这样的环境，日本高层文武官员逐渐意识到，如果日本要坚持自己的亚洲政策，它几乎只能单干，而不能指望其他国家的帮助。如何将这一点付诸实行，是他们在当年往后时间里面临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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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机的旧称——译者注
日本海军大学校，为旧日本海军培养高级军官的院校——译者注
又名美国天主教传教会，是美国第一个天主教传教会，玛利诺是其在纽约总部地名（Maryknoll）的音译。详见维基百科。——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