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跨太平洋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至少从1941年6月起，东京和华盛顿都一心想避免这个结果。可是，尽管日本人认为，只要美国不再协助英国对抗德国和干涉亚洲事务，战争就能避免，美国官员却在迅速建立全球的集体安全体系，要将德日逼回先前的地位。鉴于美国战略的成功，如果日本要坚持自己在亚洲的计划，它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帝国，抵御美国及其盟友的压力。
1941年夏的发展证实了这两种趋势。一方面，6月22日开始的德国对苏联的入侵，使后者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同盟。另一方面，日本乘德苏战争之机侵入南印度支那的决定，意在使日本做好和ABCD同盟最终对决的准备。在这种形势下，只有美国的同盟关系破裂，或是日本扭转向南扩张，才有可能阻止太平洋战争。
德苏之战
希特勒废除与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并入侵苏联领土的决定，立即削弱了日本而增强了美国的地位。这标志着东京的大战略的破产，即联合修正主义国家日本、德国、意大利和苏联，抗衡英美。一夜之间，计划粉碎，迫使日本领导层另谋他策。近卫首相明白，德国对苏联的入侵，将逼着后者向英美求援，因而事实上使苏联成了英美的盟友。正如他写道，苏联被“赶进了英美阵营”。这将进一步孤立日本，甚至有可能使日本卷入对抗所有这些国家的战争。
显然，问题在于该怎么办。日本的一项激进选择，是坦率承认亲德政策的失败，并且，如近卫所言，改弦更张，与美国重归于好。他推断，轴心国条约已经不敷时用；既然它已摆明彻底破产，日本就应挣脱它的束缚，寻求与美和解。正如首相在6月初写给松冈的信中所说，同时和美苏开战，是日本永远无法承受的；必须阻止两强建立密切关系，同时，日本必须有持续的原料供应。所有这些目标，都需要重新调整日本和美国的关系。这要求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做出让步，但近卫相信，如能和美国改善关系，这些让步是值得的。实质上，他是在主张重返日本早前的外交政策模式，其中，与美国的政治经济联系是至为重要的。
很难说这一调整，即便付诸实行，能阻止美苏友好，或削弱ABCD同盟。但至少，它将动摇这个同盟存在的理由，而美国、英国和苏联，则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大西洋和欧洲。日本可以维持自己亚洲大国的地位，但不会再受排斥。中国问题仍会存在，但可以和国民党逐步达成某种谅解（近卫相信，与重庆媾和将是日美修好的重要内容）。
对日本军部或松冈来说，这项计划太过激进，以至无法接受。对其而言，回到与美国合作的框架，是和轴心国同盟不相容的，还意味着放弃建立亚洲共荣圈的计划。显然，他们是对的，而近卫要求他们调整思维，以适应国外形势的剧烈变化。不过，从军部的观点看，这一调整相当于屈就美国的压力，视在中国的战争为无望之战并放弃之。他们无法这样做而不使颜面扫地并丢掉处理内政的特权。此外，一些陆军的战略家判断，世界正向最终分裂为两大交战阵营发展，一方是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另一方是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有人认为，日本要改换阵营已为时太迟；日本必须做的，是为一触即发的世界大战考虑最合适的战略。然而，此时此刻，日本人未能形成共识，以对形势做出迅速反应。一些人主张和德国联军进攻苏联，摧毁形成中的反轴心国同盟的一角。但大多数战略制订者力主慎重，担心在北方太过冒进，会吸走中国和东南亚的资源。事实上，对苏联的持久战本身，就要求扩张南方的帝国，为进行战争确保持续的原料供应。因此，对日本而言，最佳战略即对苏联引而不发，备战而不开战，直至德苏冲突的走向变得更加明朗。这是一个机会主义战略——如日本人所言：坐等“柿子成熟”。海军则不愿立即在北方开战。它仍以专心向南扩张为第一要务，只同意备战苏联。这里，再一次必须考虑的基本因素，是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正如海相指出，帝国海军或许可以和英美一战，但对付不了英美苏的联合。所以，最好不要激怒苏联，使苏美同盟成为事实。
相反，外相松冈坚持要迅速调头向北，废除他自己和苏联谈下的存在了两个月的中立条约。德苏战争显然意味着他的宏大构想失败了，但他绝没有气馁，他考虑，轴心国同盟必须高于同苏联的协定。他比陆军走得更远，主张立即对苏宣战。他坚信，德国不久将打败苏联，还将在同年末打垮英国，使美国来不及插手。因此，日本应不失时机地进攻苏联。这不会有美国干预的风险，而向南扩张则有这一风险。如果日本等得太久，一个英美苏同盟就会结成，日本将变得更加孤立。所以，要做的事情是在这一同盟稳固建立前有所行动。松冈正确预见到，日本的南进将最终导致和三国开战。然而，松冈并未就此打住，他推想，日本因此应调头北进。无所作为于事无补，还会给轴心国同盟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
如此看来，陆军、海军和外相的观点都有些道理。事后回顾，他们在6月最后一周里无休无止的讨论，是战前日本战略的高潮。军部内部和在政府最高层面的认真严肃的讨论，均反映了一种紧迫感。日本最高领导层认识到，世界正处在关键的转折点上，日本的决定将对欧洲和亚洲战争的走势产生重大影响。6月26日到7月2日，他们一直在争论日本要釆取的下一步行动。他们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在7月2日举行的御前会议上采纳的决定性的政策文件（“基本国策纲要”）。根据这份备忘录，日本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更具体地说，日本要集中精力解决对华战争，准备向南扩张，并设法解决“北方问题”。也就是说，南进和北进战略要同时进行；谁先谁后依形势，尤其视欧战的进展而定。不过，文件提到一项在6月25日由要求日本在南印度支那驻军的联络会议做出的决定，对南进有更具体的说明。7月2日的备忘录声称，这一行动是备战美英的一部分。
换言之，从6月底、7月初的反复商议中产生的政策，同时结合了延伸日本的势力至南印度支那的决心和备战美英苏的考虑。由于日本已在和中国打仗，可以想见，日本将以一敌四，很可能还要添上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这种转变正是日本力图避免的，而且很明显，他们仍然相信，只要以闪电般的速度在南印度支那牢牢确立日本的权势，就能阻止此事发生。如果这能在不招致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付诸实施，那么日本就能成功地扩张自己的帝国，并且如有必要，在打全线战争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回想起来，这一决定背后存在逻辑错误。由于日本的所有派别都同意必须阻止一场对抗所有潜在敌人，尤其是美国、英国和苏联联合力量的战争，那么本应尽一切努力分清轻重缓急，在同一时间里，专注于准备对付一个敌人。松冈看清楚了这一点，他徒劳地劝说他的军人同僚们将计划好的入侵南印度支那一事改弦易辙，他准确地预见到，这么做将最终导致和英美的战争。与此相反，他认为与德结盟的逻辑，决定了日本应首先全力打对苏战争。如果日本按此行事并延后进入南印度支那六个月，它将处于远为优越的战略地位。可是，大本营已准备好侵入印度支那，要扭转这项决定已太迟了。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将军解释说，进入印度支那将切断重庆和英美的联系。要是美国、英国和荷属东印度以禁运报复，日本就做出回击，正式向中国宣战，剥夺这些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租界和定居点。同时，日本要继续做可能和苏联开战的准备。但是，杉山指出，在日本从事向南扩张和了结对华战争的关头，最好不要卷进这场冲突。海军作战部长永野修身大将补充道，为使日本做可能和英美荷三国军队交战的准备，向南扩张是必须的。枢密院民原嘉道重复松冈的主张，断言日本应避免与美开战，转而和苏联打。这是因为或迟或早，日本都必须要和苏联在全世界奉行的共产主义政策做斗争，然而却没有和英美打的充分理由。尽管各执己见，但与会者没有更改基本文件，同时以向南扩张和备战苏联为目标。
关于后者，大本营实施了一项动员计划，在中国东北集结了多达16个师团（约85万人）的兵力，使之保持战备，以待预计在9月1日左右来临的对苏战争。这是在假定，西伯利亚的苏军至少有一半要被调往对德前线，留下15个师左右面对日本。不过，日本人不久发觉，留在东西伯利亚的苏军远比预想的多得多，所以日本的兵力也必须相应增加。这一切都需要时间，7月中旬的时候，参谋本部已在担忧，对苏联的攻势要过了冬季才能实现。苏联政府的瓦解，或苏联人被德军击溃，似乎并非近在眼前，所以如果战争即将来临，日本就必须面对兵力未经大减的苏军。不管怎样，陆军高层认为，日本必须抓紧备战苏联。
鉴于这些发展，日本领导层本可推迟进入南印度支那，以防招致英美报复，增加与其开战的风险。可是，在7月3日，关键的政策大纲得到批准的次日，陆军发布了一项作战命令，要求日本军队进驻南印度支那。进入要“和平”进行，也就是说，要先和法国政府达成协议；但如他们拒绝，就采取军事行动。无论何种情况，占领南印度支那要在7月24日左右实现。英美干涉的可能性未被考虑。正如杉山将军对天皇所言，陆军预计英国不会干涉；如果要流血，那也是和法国军队战斗。至于美国，不能想象它会插手，除非英国介入，而这被认为是极不可能的，只要日本将行动局限于印度支那，或最多至泰国和缅甸。
换言之，日本是在两线出击，尽管日本的战略家们承认，不可能和苏联、中国、美国、英国的联合力量开战。对这种前后不一，只有一种解释，即日本人相信无论备战苏联还是向印度支那扩张，都不会增加战争的风险。十有八九，大本营认为，近期来说，德苏之战是世界上的主要斗争，其结果将决定日本、美国和英国是否会卷入一场亚洲的冲突。即使和后面这些国家的战争迟早要发生，由于已把印度支那并入帝国，日本将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情况仍然是，日本未作努力使苏联和英美保持分离。这需要向这方或那方做出让步，但考虑到7月2日的决定，现在这么做是极其困难的。
此时，日本针对美国采取的唯一主动措施，是外相松冈的辞职和7月18日成立的近卫新内阁的组建。在近卫首相看来，内阁改组，尤其是丰田贞次郎大将取代松冈，是有意向美国示意。前面提到，近卫想在德国侵苏后调整日本的政策，但却无能为力，并接受了7月2日的决定。尽管如此，他还是对阻止美苏联合，使日本专务对苏战争抱有希望。在这点上，他和松冈不谋而合：两人都更倾向于推迟进入南印度支那。不过，势头一起，他们都无力阻挡潮流。形格势禁，近卫相信避免和美国爆发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重启华盛顿会谈，表达日本与美谅解的诚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卫设法让松冈辞职，因为后者已成了日本固守轴心国条约，阻碍日美谈判的象征。为了不让松冈难堪，近卫内阁在7月16日集体辞职，两日后，第三届近卫内阁成立。
事后看来，要弄清松冈是否应为与美和解的失败负全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他已在强烈要求推后南进战略，而且他仍然对日美以某种方式在太平洋和平共处持乐观态度。但是，他是轴心国条约的缔造者，在华盛顿极受怀疑。此外，即使谈及和苏联交战的可能性，也不会安抚美国官员。相反，他们表达了对这一可能性的强烈关切：显然，日本进攻苏联领土，会迫使后者两线作战，并可能导致德国获胜。由于这些原因，松冈在华盛顿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近卫感觉到了这一点。通过组建新内阁，他希望能和美国继续谈判，改善太平洋两岸的关系。其想法是，华盛顿将视松冈辞职为近卫对美的善意姿态，并有心报答。
不幸的是，此策不灵。新内阁——除了四位前任内阁大臣，所有成员均得保留——组建后的三日内，大本营向近卫提出了三项要求：遵守7月2日的各项决定，立即实施南进和北进政策，秉持轴心国同盟的精神。这些要求等于是要近卫批准在进入南印度支那的同时，动员军队准备对苏战争的双重政策。首相顺从地答应了，于是从一开始就使自己与美修好的努力付诸东流。他和他的辩护者们随后会为此举辩解，声称他希望延迟和苏联的战争，遂应允进入印度支那，将军部的注意力引向南方，同时重启在华盛顿的谈判，使南进战略同遭制止。若是如此，他相信军部的理智和美国的灵活性，则过于幼稚了。结果，占领印度支那将按计划进行，而美国会立即报复。
不归之路
7月的最后十天，是决定日美关系未来的关键。7月21日，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就已警告日本人，占领南印度支那和两国间正进行的谈判是相抵触的。通过“魔术”——已投入使用的密码破译装置，美国官员已知晓日本占领南印度支那的意图，他们相信这一行动将严重影响东南亚局势，必须予以抵制。一月前德国侵苏后，美国的政策已变得相当明确有力。美国欢迎这个新变化，罗斯福同意丘吉尔的看法，用后者的话说，“任何与纳粹斗争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帮助”。华盛顿政府立即着手计划将租借援助延及苏联，同时，罗斯福解冻了部分苏联在1939年年底入侵芬兰后被冻结的资产。“如果俄国人能抵挡住德国人直至10月1日”，他说,“那将对打败希特勒意义重大”。就此而言，总统想制止日本对苏联的任何进攻，他在7月4日的一封私人信函中警告近卫首相，任何这样的行动都将危及华盛顿的谈判，损害太平洋的和平。
总之，在欧战中，美国已把自己视为和苏联利害相关。它可以帮助后者，向它运送援助物资，挫败日本利用德国的攻势从后方进攻苏联的企图。以此而论，日本的南进值得欢迎，因为这可将资源调离北方，减少日苏战争即将爆发的可能。然而，罗斯福政府没有坐视日本占领印度支那，而是决定在日本前进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从而事实上扼制日本南北两向的选择。主要手段是经济上的，特别是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正当美国解冻苏联的资产，使后者能与德国作战时，它使日本无法获得资金在美国购买物资，尤其是紧缺的石油。但是，美国没打算完全停止对日出口。罗斯福、赫尔、威尔斯等人的想法是，今后日本无论何时想购买美国商品，都需有出口许可。另外，少量的低辛烷汽油仍可售予日本，以免给了后者进入荷属东印度的借口。不过，这些手段的目的一目了然。美国要采取行动，既不让日本进攻苏联，也不让其占领南印度支那。这一警告明确传达给了东京，不使其对美国动了真格的有丝毫怀疑。如果还需额外的证据，美国和冰岛7月7日的协议就是明证。它授予美军在冰岛领土驻军的权利，并于当日执行。这令实现美国军事干预欧战又近了一步。因此，很明显，美国正扮演英国和苏联事实上的盟友，以及德国事实上的敌人。它摆在日本面前的选择是，要么被视为与美国为敌，要么回到谈判桌前，将功补过，赢得美国的好感与贸易。
近卫本应认真对待这一警告，但他过于软弱，未能力挽狂澜。7月14日，日本向维希政权发出照会，要求在南印度支那驻军的权利，五日后，新任外相丰田给维希定下了7月23日的最后期限。不待维希政权反应，大本营决定实施入侵，在7月24日派遣所需部队的计划就绪。维希政权在23日接受了要求，于是，日军“和平”登陆南印度支那海岸在7月28日至30日实现。作为报复，7月25日，美国下令冻结日本的资产。次日，英国和菲律宾效法，7月27日，新西兰和荷兰也照做了。ABCD四强实际上形成了对日本的包围。
为何日本的领导层不能料到这种情况？美国已给了东京充分而直截的警告，让其断了占领印度支那的念头，可是文官政府和军部都未当真。外相丰田在7月24日宣称，他认为即使在冻结日本的资产后，美国也不会对石油完全禁运，不管怎样，他希望美国有兴趣重启华盛顿的谈判，以调整外交关系。而军部的推断似乎是，只要日本就此打住，占领南印度支那不会给美国开战的由头；日本尚未有入侵新加坡、荷属东印度或菲律宾的图谋，所以美英不会采取将使危机再次升级的激烈行动。当然，这种自以为是，因美英荷三国的一系列反措施而遭受猝然重击。此外，美国采取行动来巩固对中国的进一步支持。由于日本控制整个印支半岛是为了切断重庆和外界生死攸关的联系，美国的反制手段是在重庆建立军事顾问团。这个决定在7月3日就已做出，但起初它是为了监督租借计划的执行。不过现在，它有了更多的军事意义。还有，7月23日，总统批准了志愿飞行员驻华，他们由约100名克莱尔·陈纳德麾下的飞行员组成，将为中国空军驾驶500架飞机。同一时间，罗斯福总统决定征调菲律宾陆军为联邦政府服役，并为群岛的防御创建新的远东司令部。
根据这些有决定意义的行动，结论只能是，日本的首脑们严重误判了美国对再次改变现状进行抵制的决心。由于他们的自以为是，他们便使得ABCD同盟进一步巩固了，现在还添上了苏联。从此以后，日本为一方，ABCD四强为另一方的冲突的态势比先前更加明了，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战争，日本就必须设法破坏此同盟或者加入它。日本两者都没做。
美国的严厉手段对日本的政策至少起到了一个效果。东京大本营对针对苏联打一场胜仗的前景，感到越来越不乐观。鉴于日美关系的恶化，日本必须准备应付东南亚的重大危机，这场危机能引起和ABCD四强的战争。面对这种形势，哪怕是鼓吹北进战略的死硬派，也开始表现出犹豫；又由于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不如最初料想的那样顺利，情况就更是如此。尽管有这些担忧，参谋本部还是继续按计划在中国东北部署了16个师团，将其集中在西伯利亚边境。不过，他们要避免会招来苏联报复，进而导致战争的挑衅行为。由于先前可能对苏联发动的进攻被安排在8月初，这一紧随美国经济制裁而来的提醒，意味着不可能实施北进战略。8月9日，陆军大本营正式接受了无奈的局面，得出近期不可能和苏联开战的结论。正如参谋本部的推断，德国在年底打败苏联的希望十分渺茫，同时，对美关系的形势正日益严峻。换言之，国际环境自7月2日以来已有了变化，因此那天(7月2日）采纳的方针已不合时宜。
于是，7月2日到8月9日，日本的战略发生了关键性转折。原本是筹备即将对苏联发动的攻势，现在大本营新在北方摆出比较消极的姿态。16个师团仍然会动员，但他们暂不参与任何行动。此后，日本的战略集中在和ABCD四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上。以此而论，对日美关系来说，8月9日可视为一转折点，此后日本即走上了不归路。
通过发起有实无名的石油禁运，美国促成了事态的转变。7月25日宣布冻结日本的资产后，为建立机制执行这项命令，国务院、财政部等机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紧张工作。得到罗斯福首肯的这一构想，就是要让日本人申请出口许可，每项许可要分别审查，然后所需资金会从被冻结的日本资产中释放，供购买物资之用。石油也要依此办理。但处理许可申请和释放资金颇费时日，而且是由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监管，艾奇逊拒绝解冻资金，作为对日本向南扩张的惩罚。结果，7月25日后，日本再也没有得到一滴石油，甚至罗斯福也是直至9月初才发现此事。但日本人对此不抱任何幻想。他们现在意识到，彻底的石油禁运已成事实。日本的战略现在必须考虑这一变化。
和美国发生致命冲突的预感，在8月的头一周渐渐强烈。参谋本部的军官们开始谈论即将和英美开战，首相近卫本人则告诉陆相和海相，事到如今，“我们离大战只有一步之遥”。他们考虑，美国的石油禁运将逼迫日本在东南亚寻找另外的供应来源，为此必须通过军事行动将此地区并入帝国。但这一行动必将把美国、英国与荷兰拖入战争。因此，日本必须准备和美英荷打仗。石油禁运被视同战争行为，日本要以牙还牙。
至少，日本人小心翼翼地避免两线战争，他们不会在准备同美英荷打一场新的战争的时候侵犯苏联。但他们承认，要将这些国家分开是白费力气。它们被看作一个团结的同盟，以至于日本不得不设想同时和它们交战。战争预计在11月底或12月初来临。这是因为美国的完全石油禁运，使日本必须在海军的石油储备枯竭前行动。也就是说，日本的战略家们最多只有四个月的时间来制订进攻计划。
考虑到让对苏战略半途而废的仓促决定，以及美国突然以经济制裁打击日本，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虽然预想到和联合的ABCD四强开战已有一段时间，但截至8月初，还没有统一陆海军思想的全局性的总体战略。每个军种都已绘制出自己的蓝图，但二者却未能达成一致。7月底骤至的危机，迫使陆海军认真地改换思维，以制订出详尽综合的进攻计划。不过，直到9月6日，这一计划才被最高层采纳。
在此不必详细追溯陆海军战略思想的变化。重点在于，到1941年8月，陆海军已预见到囊括整个东南亚的“南进战略”：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印度支那、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缅甸。陆军最感兴趣的，是首先进攻马来西亚，以之为进入印度群岛的跳板，而海军则更想进攻去往荷兰帝国途中的菲律宾。两种情况下，资源富厚的荷属东印度都是最终目标，但陆军坚信，在缅甸和马来西亚的军事行动，对对华战争的进程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海军关注的焦点是美国，为此，进攻菲律宾被视为头等大事。陆海军思想的差异反映出，前者一直放不下对华战争，而后者则念念不忘对美战争。不过，无论是哪种情况，一项反ABCD四强的总体战略正在形成。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海军提出了空袭夏威夷的美国舰队的可能性。陆海军一致认为，与美国的战争所需的海空力量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和中国、英国以及荷兰军队的战争，他们承认美国在这方面的固有优势，这个优势能在日本军队正忙于征服东南亚时，在西太平洋引发旷日持久的冲突。由于这个原因，一些人，尤其是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周围的人，研究了攻击珍珠港的海军基地的可能，目的是摧毁驻扎在那里的舰队。他赞同他的海军及陆军同僚们的看法，即日本不可能打赢一场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持久战。当然，有人说什么和西方的“百年战争”，但那不必拘泥于字面意思。即使是那些相信要做长期斗争的人也承认，日本必须乘欧洲局势之利，最有效地利用自己有限的资源，特别是石油。山本的想法是，把赌注压在对夏威夷美国舰队的快攻上，以争得暂时的战术优势，然后利用赢取的时间，在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建立更加稳固的帝国。8月22日，海军的战略制订者向其陆军同僚们提出了珍珠港战略，后者同意了，而且也敲定了为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群岛用兵而动员部队的详细计划。
然而，哪怕时至今日，关于日美冲突，陆海军似乎还有分歧。尽管海军现在有了袭击珍珠港的具体方案，但它拒绝对一场对美战争全力以赴。海军的态度是，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上策是首先攻击美国舰队，但战争绝没到必不可免的地步。很大程度上，这还要看欧战的发展和华盛顿的外交谈判。而陆军则已得出结论，外交是无望的，应直面迫在眉睫的战争。动员需要时间，至少一个月，一旦开始，就极难回头。因此，陆军想要政府拿出某日和美英荷开战的清晰策略。显然，关于有可能和美国达成的妥协，陆海军的看法有重大差异。海军大体上强调恢复石油进口，这样，若美国同意，开战的主因就消失了。可是，对陆军来说，重获石油是不够的。远为切中利害的，是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控制，也就是东亚的新秩序。由于美国根本不可能彻底改变对中国或其ABCD同盟的支持，如果日本决意坚持自己的亚洲秩序的计划，就不得不开战。
似乎是为了证明同盟得到了巩固，8月9～1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纽芬兰附近举行了会晤。大西洋会议加强了两国的战略纽带，尽管公布的会议成果仅仅是《大西洋宪章》。罗斯福总统不愿如丘吉尔希望的那样对德宣战，担心分裂国内舆论；但他坦诚地讨论了美国如何才能最好地帮助英国打败德国，并阻止日本的干预。关于第二点，丘吉尔建议美国、英国与荷属东印度同时向日本发出警告，大意是日本对西南太平洋的进一步侵犯，将令它们采取反制措施。这些警告将正式确立美英荷同盟，并使日本面临要么原地不动，要么冒和三国开战风险的严峻选择。虽然日本原地不动仍然意味着待在中国和印度支那，但至少这使西方国家能专心致志地应对大西洋战区。罗斯福及威尔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原则上同意这一想法，但也相信和日本最终摊牌的时机还不太成熟。美国的战略是，通过保持强硬的立场避免和日本的战争，但不贸然引发会在短期内导致战争的危机。其间的界限非常微妙，但罗斯福和威尔斯相信，严厉的经济制裁，加上大西洋会议这一事实本身，将制止日本人莽撞行事。
最后，美国和英国代表团就一份罗斯福总统将传达给野村大使的声明达成一致，告诫日本“美国将采取各种手段”报复日本的进一步军事行动，“尽管总统认识到，采取这些进一步措施可能导致美国和日本的战争”。这份措辞相当拙劣的声明，并没让美国明确承诺在日本入侵英国与荷兰在亚洲的领地时参战，但它表明会有更多制裁手段反对这种侵略。与警告将构成三国政府同时行动的一部分相比，警告的内容不是那么重要。英国和荷兰政府将发出类似的警告，这样日本人对三国同盟团结的破裂将不存幻想。在会议结束后发布《大西洋宪章》的时候，这一点得到了强调。正如英国副外相亚历山大·贾德干指出，对日本的警告，“必须与联合声明合起来解读，这将给日本人沉重一击”。这是因为大西洋宪章成了一份两国的同原则的声明——这些原则，它们暗示，也将得到那些和法两斯强权做斗争的国家的拥护。
鉴于其象征和战略意义，宪章值得我们详细审视。它由八项两国“国家政策的共同原则”组成，“它们在上面寄托了对世界的更美好未来的希望”。第一项，“他们的国家不寻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表面上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声明，它不仅试图将英美为了和平与纯粹防御性的战争目的与轴心国的侵略行径作尖锐对比，还向其他交战国，尤其是苏联发出信号，即它们同样不应追求领土扩张的战果。在第二项里，这一点被进一步强调，该条声称，“与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不相符合的领土变更都不应进行”。这一原则会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强加于邻国人民的领土变更一笔勾销，但又潜在地有引起麻烦的可能，因为苏联预计会在欧洲和亚洲寻求变化，以加强自身安全。第三项，英美“尊重所有民族选择他们愿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之权利；它们希望看到曾经被武力剥夺其主权及自治权的民族，重获主权与自治”。这是人所熟知的自决原则，现要用于那些“被武力剥夺了”这些权利的民族。其本意是指被轴心国武力奴役的欧洲和亚洲民族，但也可用于台湾和朝鲜这样的地方，可以认为，那里的本土人民是被“武力”置于日本的治下。当然，日本人也可根据同样的原则——正如他们将在战争期间所做的那样——主张，英美荷三国自身如忠实于这一原则，就必须恢复其殖民地的主权。不过，在1941年当时的情况下，第三项是要向被占领领土的人民保证，在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心中，他们的权利是头等大事。
第四项原则就许多方面来说是最重要的：“他们要在尊重他们现有义务的情况下，努力促使所有国家，不分大小，无论战胜者或战败者，都有机会在同等条件下，为实现它们经济的繁荣，参加世界贸易和获得世界的原料。”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经济国际主义宣言，此条款表示，“经济繁荣”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要求向它们开放全世界的资源和市场。声明铿锵有力地重申了那些在整个30年代被许多国家颠覆、歪曲或抛弃的原则。在这方面，美国和英国自身难辞其咎，所以两国领袖赞同此条款，意味着其政府愿意主动使世界经济回归大萧条前大行于世的更加开放的环境。英国政府不愿承诺全盘恢复国际主义；预想中，1932年有关帝国特惠制的渥太华协定，在可见的将来依然是战争劫难后的经济保护框架。添加“在尊重他们现有义务的情况下”的条文，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不过，此条款总体来说清晰地表明，美国对“门户开放”的重新强调，将在战后的世界再次成为指导原则。同样重要的是，声明保证，即使是轴心国，也无须担忧在战后陷入贫困，或被剥夺发展经济的机会。由于德国和日本发动侵略的理据，是自视为“一无所有”国家，《大西洋宪章》试图让其放心的是，它们在战后将平等地享有开展贸易和获取原料的机会。尤其对日本来说，申明此原则就是在向其承诺，如果它停止侵略行为，放弃建立排他的亚洲帝国的计划，它将获得所需的石油、铁及其他所有原料。
宪章的下一条款延续了第四项条款的经济主题，并坚定承诺，两国希望“在经济领域内促成一切国家之间的最充分合作，目的在于使所有国家改善劳动标准，发展经济，享有社会保障”。这是一项有趣的声明，因为它再次主张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但由于大萧条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些原则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政府必须关注劳动标准和社会保障的思想比较新颖，不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固有内容。但是，在美国和英国，经济危机的灾难性后果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必须致力于改善劳动条件，关心所有人的福利。某种意义上，由于人们认为像德国、日本和苏联这样的非自由主义国家是在非民主的框架下追求这些目标，这一承诺变得更加有力。这些极权主义国家通过社会福利计划，似乎成功地争取到大众的支持，如果民主国家想迎接它们的挑战，也必须实行类似的计划。
第六、第七和第八项条款试图明确在“最终摧毁纳粹暴政后”到来的“未来和平”的具体形式。虽然没有提到日本，但显而易见，只有在其帝国主义同样被消灭后，才会有和平。罗斯福和丘吉尔宣布，紧随击败轴心国而来的和平，必将“使所有国家能在其境内安然自存”“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一生”“使所有人能够在公海上不受阻碍地自由航行”，并“减轻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不堪忍受的军备重担”。这是一份关于将在战后主导世界的集体安全原则的意义深远的宣言。和一战后的集体安全原则一样，这个新版本强调国境的不可侵犯性、军备控制和航行自由。《大西洋宪章》补充道，这些原则将通过“一个更为普遍和持久的全面安全体系”得到实现和捍卫。就其注重领土完整和惩罚违犯者的集体行动而言，这是纯粹的威尔逊主义。和之前涉及经济原则的条款一道，最后三项概括了两国政府的国际主义理想，以及它们使这些理想历经20世纪30年代的灾劫而不灭的决心。
因为《大西洋宪章》本质上是威尔逊国际主义的重申，所以毫不奇怪，当时的观察家们发现它了无新意。一篇在8月底登载于《新共和》的文章，代表了美国公众的典型反应。
“丘吉尔和罗斯福先生所宣称的和平目标”，文章说，“在两国都未煽起热情。其大意要旨早已不言自明”。不过，与此回时，作者注意到，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将为此战争目标的明确主张而欣喜。“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必将被两个最大民主国家的保证所鼓舞，即它们要解除侵略者的武装，恢复自治。”日本军国主义者“会发现，要说服世界人民相信英美妄图征服，而日本必须为获得原料而战，已变得愈加困难”。
这是对《大西洋宪章》的准确解读，但宪章给日本人的印象却未必如此。参谋本部的一名参谋评论道，大西洋宪章等同于美国宣战，八项条款表明，英美强权企图通过维持自由主义所确定的现状，征服世界。其他人对第八项条款给予了特别关注，两位民主国家的领袖在其中声称，“如果那些在国境外从事或可能以侵略相威胁的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武器装备，则未来的和平将无法维持；所以他们相信，在一个更普遍和更持久的全面安全体系建立之前，解除这些国家的武装是必要的”。这听起来像是要解除轴心国的武装，并建立英美的警察力量以维护和平。因此，不管是通过自由主义还是军事强权，美国和英国都将试图继续主宰世界。东京的大报《朝日新闻》以很大的版面分析了《大西洋宪章》。该报的纽约通讯员断言，和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不同，新的宣言露骨地以仅仅缴敌国的枪为目标，其后果，是美国和英国将在全世界保有警察力量。换言之，他说，宣言等于明确表示两国意欲“称霸世界”。对《大西洋宪章》提到战胜国和战败国都将获得平等的经济机会这一点，《朝日新闻》的通讯员坚称，这不过意指英美资本对世界市场的控制，因为在开放竞争的情形下，两国将成为赢家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宪章其实宣告了一场美英显然志在必得的战争的到来，并放言要据有战后世界的经济和军事领导权。该报的伦敦通讯员表达了非常相似的看法。
虽然极端，但这些观点帮助日本人解释了他们所陷入的日益深重的危机。正如《朝日新闻》的一则头版消息指出，《大西洋宪章》的目的，是维持“一个以英美的世界观为基础的世界统治体系”。为了巩固这一统治，两个民主国家力图在欧洲孤立德国和意大利，而在亚洲，它们正帮助中国与荷属东印度，阻止其接受日本的政策。而且，英美的领导人似乎有意分裂日本的舆论，从而破坏日本的战备。于是，宪章澄清了英美所主导的旧秩序和其反对力量之间冲突的本质。如果日本人不愿臣服于英国或美国治下的和平，《朝日新闻》指出，那么他们必须有保卫国家的意志，甚至不惜一战。而若要避免战争，日本就必须做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英美条件的准备，如果不是全盘接受的话。这里的逻辑一清二楚：日本人被美英将了军，要么回到先前与其合作的框架，或拒绝之，被除轴心国伙伴之外的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所孤立。他们必须在两者中做出抉择。
日本的陆军首脑们在七、八月一直在叫嚷，国家走到了岔路口，必须在战争和与美修好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可说是相当正确。由于和好是不可接受的，陆军推断战争是唯一的选择，而且令其越来越焦躁不安的是，海军在制订战争计划，却不明确承诺予以执行，而文官领导层看起来无法在和战问题上下定决心。事实上，近卫首相这时正琢磨着私人会见罗斯福总统。他视之为阻止战争的最后奋力一搏。要做到这点，日本应甘愿在东亚秩序上做出些妥协，或许这意味着愿意从印度支那撤军。如果经过所有这些努力仍不能达成和解，那么日本人即可说服自己和世界相信，为避免战争，他们已竭尽全力，但终归失败。
在罗斯福和丘吉尔会晤前不久，近卫将这个计划透露给了日本的军事首脑们。海相及川立即表示赞同，但陆相东条只勉强给予了支持，说陆军尊重首相在最后时刻为避免与美开战做出的努力，但如果努力无效，日本就必须坚决地准备开战。一份给野村大使的电报在8月7日发出，要求召开最高层会议。但由于罗斯福即将参加自己的峰会，美国的回应不是即刻可得。留在华盛顿的赫尔国务卿告诉野村，他不认为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有必要举行这一会议，除非日本的政策将有大变。从阿真舍湾返回后，罗斯福立即向野村发出他向丘吉尔承诺过的警告。措辞做了某些改动，并未包含紧要的一句，即“尽管总统认识到，采取这些进一步举措会导致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相反，罗斯福警告道，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为，将迫使他采取措施“确保美国的安全和防卫”。与这条信息一起传达的，是与近卫会面的意向，只要日本暂停其“扩张活动”，同意以美国主张的原则为基础的太平洋的“和平方案”。这些方案和原则实质上是总统刚刚在《大西洋宪章》中阐明的。也就是说，罗斯福坚决要求日本回归自由国际主义，如果它真心渴望与美国恢复和睦的话。
鉴于罗斯福的这一立场，近卫的计划自始就注定失败。然而，8月的下半月中，两位领导人保持交流，并就最高层会议的可能性谈了许多。这是因为双方出于不同原因，显然都避免摊牌。日本人不至于接受《大西洋宪章》的全套原则，视之为对美国传统信念一厢情愿地罗列，罔顾其他国家的特殊需要。正如日本政府在8月28日给华盛顿的信件中指出，某些如美国这样经济和地理优势得天独厚的国家，应对其他国家给予更多理解，并与后者合作，更公平地分配物质资源。日本，换言之，是在为其生存之需和安全而战——由于ABCD四强的合围，它发现实现这个目标正变得越来越艰难。不过，尽管有这些困难，近卫相信折中妥协是有希望的。由于时机已晚，近卫相信只有他和罗斯福个人面谈，才能缓和危机的气氛，或许还能带来更加稳定的跨太平洋关系。
罗斯福总统本人对和近卫举行峰会的想法感兴趣，但不一定是因为他相信可以实现危机的永久解决。对他来说，放弃基本原则是不可思议的，但和近卫会面，至少能为美国军队更好地备战争取时间。可是，总统的热情被赫尔浇了冷水，赫尔坚信除非预先讨论一些基本问题，否则举行峰会毫无用处。另外，他生怕会议有可能影响ABCD同盟的团结，使中国在绝望中倒向日本人。如果中国人感到他们被美国人出卖了，赫尔相信这一后果并非不可想象，甚至还会使日本军队从中国解脱出来得以南下。
当时，这些担忧看起来不无道理。《大西洋宪章》公布之时，中国外长郭泰祺宣称，“中国相信，最终消灭侵略势力的最速之道，乃首先收紧日本自己一手造就的包围圈，击败日本”。这绝好地表达了中国对依靠ABCD同盟的包围战略的信念。然而，正因如此，对美国人和英国人似乎只顾自己的双边会谈，而不对他们推心置腹，中国人感到有些不快。据重庆的英国大使克拉克·科尔报告，蒋介石“正感气恼，因为宣布(《大西洋宪章》）后即向斯大林发出联合声明，却没有给他发，蒋提出，中国抵御日本的进攻，正与苏联抵抗纳粹的攻击同等重要，他理应被大书一笔”。这种抱怨从未间断，但当听闻罗斯福从大西洋会议归来后竟与日本官员保持接触，中国人感到极为不安。对美国“出卖中国利益”，以换得太平洋暂时太平的忧虑是真切的，这次，轮到英国人来向中国人担保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了。正如常务外交次官理查德·劳在8月底对中国驻伦敦大使顾维钧所说，“难以想象美国会有任何出卖中国利益的念头”。恰恰相反，“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美国，甚至中国自己，都加入了与同一敌人的斗争，尽管没有同盟之名……不管是在欧洲还是亚洲，我们都在打同一场战争，欧洲的重大事件对太平洋就像对欧洲一样具有决定意义”。
由于中国人敏感于任何ABCD同盟受到削弱的迹象，美国政府不得不在考虑罗斯福和近卫的峰会时谨小慎微。不过，如果日本方面能全力支持近卫，愿意对其亚洲政策做重大修改，美国有可能举行会议。事情并非如此，说到底，峰会的流产必须归因于日本不愿改道而行。
日本的战争决定
正是在1941年8月底、9月初关键的几周里，日本领导层最终决定开战。尽管近卫及其支持者想通过近卫与罗斯福会面拼命避免和美国的危机，大本营的陆海军部门开始了一系列密集讨论，以就备战美英荷的时间和规模做出一致决定。上文提到，海军相信可以在国家不做开战决定的情况下备战，而陆军以为毫不含糊的开战决心是动员必要力量的先决条件。累日开会之后，双方最终在9月初达成妥协。大致安排是，日本应在10月底前完成备战，如果到10月上半月仍不能实现外交解决，就决定开战。也就是说，备战完成即要开战，但同时继续进行外交努力，寻机避免战争。陆军和海军的观点在妥协中得到了巧妙的平衡。方案写进了在9月6日的首脑御前会议上被正式采纳的文件“国策执行大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