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17日东条将军领导的内阁成立，到12月8日日本对美国、英国与荷属东印度发动突然袭击，52个日日夜夜中隐伏了无数的可能。就日本来说，近卫内阁的辞职，意味着9月6日的诸项重大决定必须重新考虑，因此在10月底之前，不会如其所规定的那样做开战的决定。对美国及其盟友而言，东条就任首相，证明军部把持了日本朝政，并暗示着战争的可能。但美国的军事顾问们当时想避免和日本贸然对抗，以首先专注于欧洲的战争。因此，在真有可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美国人对避免战争立即爆发甚是关切，而在日本方面，新内阁被授予了重新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和战略的权力。所以，双方有机会达成妥协，事到如今，哪怕是暂时的也好。同时，日本和美国的战略制订者们继续动员军队，以防战争成为现实。英国、中国、苏联，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对美国立场的任何动摇都极为关注，因为这会在别处造成严重后果。所有这些行动与反行动，在亚太地区造成了一种极不稳定的局面。可是，到了最后，日本发起了进攻，因为它找不到削弱ABCD同盟的其他办法。这是日本的失策，攻击使同盟变得更加牢固。破解ABCD四国合围的唯一的路，是日本为自身计而加入这些国家的行列。
东条内阁
东条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作为一名职业陆军军官和擢升为首相前的陆军部官员，他忠实地代表了日本陆军的利益和关切，经常粗暴地反对海军和文职机构。他顽固地坚持在中国保留日本军队，即使让近卫内阁垮台也在所不惜，因为日本军队在大陆的存在，象征着陆军在国家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不过，这一狭小的眼界现在正面临考验，因为他将代表的不仅仅是陆军，而是整个国家。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旦被任命为首相，他就意识到他不再只是陆军同袍们的代言人，而是必须执行经由天皇表达的国家意志。在第一次会见东条时，天皇把这一点挑得很明白，他希望东条遵守宪法，促成陆海军之间的合作。这足以说明东条的新角色。他现在必须停止汲汲于日本陆军狭隘的关切，在处理国务时最好地服务于所有人的利益。他将其任务理解为政府必须另起炉灶，和美国达成某种和解，而不必理会9月6日的纲要。新内阁不会为其所囿，而是“变回一张白纸”，也就是说，将早前的决策一笔勾销，在和美国谈判时自己辟出一条路来。
东条内阁成员的任命在10月18日完成，仅比其受任首相晚一天，并反映出他领会了那些新责任。他驳回了前陆军部同事的建议，即召回已退休的前外相松冈洋右，并重新起用他。相反，他想请外交老手东乡茂德出任外相一职。在被松冈“清洗”掉，以为更同情日本的亲轴心国外交的“激进派”腾出位置前，东乡曾在柏林和莫斯科任大使。东条选他而非松冈，可说是给了那些反英美派人物一记耳光。东乡对任命大吃一惊，并告诉东条，除非新内阁一心为和美国谈判成功而努力，他才答应。首相向他保证，这正是他的打算。另外，东条自己出任陆军大臣，并临时担任内务大臣。第一个安排反映了他的一个看法，即只有亲自领导陆军部，他才能克制陆军对新内阁外交政策的反对（陆军想让另外的人选担任此职）。同等重要的是，他想在当上内务大臣后掌握警察部门，以在日本接受美国和平条件的情况下，严厉处置示威和突发的暴乱。尽管东条当时不可能想要咽下赫尔四原则及其他条件，但至少他预见到，如果日本为了避战，按美国的条件与其实现和解，那么就会引发急难。他向其秘书吐露，这一和解将会造成如1936年2月时那样的危机，导致接二连三的刺杀事件，以及陆军企图夺取政权。为防此不测起见，东条自任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以独揽大权。
可是，即使是这样孤注一掷的决定，也不足以阻止战争。一来，尽管内阁更迭，但日本的军事计划还是按自己的势头推进。东条无可奈何，只好留任两位参谋总长，即杉山元大将和永野修身大将，这两项任命，他是无论如何不会主动提出的。虽然大本营勉强承认，9月6日所做的关于在10月底前完成战备的决定不再有效，但其战略家们还是顽固地认为，如果战争必将到来，那就应尽早开始。在10月18日到11月5日文武首脑们举行至关重要的御前会议的这段时间里，大本营的陆海军代表们天天开会，以制走出他们所谓“对美英荷之战”的战略。顾名思义，即将来临的战争仍然被设想为一场针对三个西方国家的战争。当然，对华战争还要继续，而且日本军部认识到，由于这场新近的战争，重庆会变得更加顽强，因为它能依靠ABCD四强的齐心合力来抗击日本。再者，大本营抱有希望的是，和苏联的公开决裂能够避免，至少暂时如此。因此，日本的战略还是以大战ABCD四强为纲。
这项战略现在到了最后的修订阶段。它由若干要件组成。首先，同时进攻夏威夷和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和菲律宾）。海军航空兵将袭击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同一时刻，陆军将炮击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数小时后，部队在后面两地登陆。这些首度的攻势，以及随后在东印度群岛的军事行动，预计将使日本在四到八个月内初步称雄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在“南进战略”大功告成后，日本将巩固最初的战果，获得关键的战略基地，攫取矿产资源，并为和敌人的长期冲突做准备。这是正在浮出水面的战略的第二部分。战略假定，即使英国殖民地与荷属东印度会向日本投降，美国是绝不会投降的，所以，日本必须准备好和美国做旷日持久的斗争，主要是在太平洋上进行海战。这场对抗将延续数年，但一旦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建立优势，日本至少有机会在西太平洋守住战果。第三，在中国的战争将持续，但如果日本能成功占领并控制新加坡、香港、缅甸及其他毗邻中国的地区，后者将发现越来越难以获得外部援助。第四，尽管对德国盟友不能怀太大期望，但日本应争取后者的战时合作；德国和意大利有可能向美国宣战，还有可能协助扰乱美国的商船运输流。但更加关键的是德国击败英国，并且如日本所希望的那样战胜苏联。日本必须确保德国不会和英国单独媾和，这将使后者能集中精力应对亚洲的局势。
从10月底到11月初，陆海军高层对形成中的战略的这些方面做了详尽的讨论，他们事实上已大略料中了太平洋战争初期将要发生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同时向夏威夷和东南亚发起快速进攻的构想，几乎毫厘不差地得到了执行，而且相当成功。但是，日本战略计划者们的错误在于，他们预期最初的速胜就足以使其控制西太平洋，并按参谋本部一项研究的说法，造成“自给自足且经济上立于不败”的态势。他们承认，开发将从敌手中夺得的地区的资源，并生产大量的石油、橡胶、钨及其他原料颇费时间，因此在1942年和1943年，日本将饱受原料和设备短缺之苦。但日本人希望，1944年之后，随着生产的增加和新帝国的巩固，一切都会好起来，日本的军事能力也会增强。从战略上看，通过“夺取东亚的所有军事基地”，日本能够切断英国和英联邦国家，以及美国和西南太平洋之间的联系。这些进展将孤立中国，所以也能加大日本对蒋介石政权的压力，并在必要时，将一些部队调往北方，准备可能和苏联爆发的战争。
这种乐观的情绪，使日本的战略从一开始就注定破灭。它在两个关键地方犯了错误。第一，它低估了英美在遭受预计中的最初灾难后发起迅速反击的能力和决心。第二，它高估了德国的力量，以为德国能继续在欧洲钳制英国，甚至击溃苏联。最根本的是，日本缺乏打多国大战的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真正是属于它的战争，其参战其实只限于攫取德国在中国和太平洋的势力范围；这本质上是两国间的战争，就像第一次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一样。如今，头一次，日本不得不面临和众多敌国的冲突。单单出于这个原因，制定出一项总体战略就是极其重要的。然而，事实上，前文的概述表明，日本陆军和海军从未能完全统一意见。诚然，它们都同意和ABCD四强开战的想法，但陆军的首要关注点是中国和苏联，视“南进战略”为圆满解决对华战争及备战苏联的手段。在这点上，高估德国的力量对陆军思维的影响是灾难性的。陆军乐观地相信，由于德国牵制住——如果不是打败——英国和苏联，日本可以巩固南方的战果，并“解决”“北方”问题（中国和苏联）。海军则将目光投向战争的美英荷方面，这是出于缔建南方帝国的考虑。日本人认为，在最初的突袭得手后，海军要做的，就是对付敌人破坏帝国的零星企图。但海军和陆军都未意识到，有必要研究出一套整体的综合方案，以在开战后的数月内应对大规模反攻。
换言之，对美英荷的战争与对华战争，以及这两场战争与假想中的对苏战争之间的关系，从来就不清楚。颇能显露这个不足的文件，是由参谋本部的一名高级军官在10月底撰写的一份备忘录，其中，他指出在最初的交战后，会有三种可能的发展：（1）在南方和中国处于僵局，北方尚在未定之天（苏联）；（2）解决头两场战争，北方不确定；（3）三场战争均告解决。这三个战区彼此如何关联并不清楚，所有这些如何与轴心国的整体战略联系起来，也从未说清。德国会以某种方式在欧洲战斗下去，牵制住英国和苏联；但柏林和东京没有讨论过战略协同问题。同时，日本将对美英荷发起进攻，但对这场战争和日本未来的对华对苏战略之间的关系，也从未做过系统思考。
鉴于这种混乱的状态，在东条内阁着手修订国策的诸项基本方针时，军部首脑们本应做出慎重的提醒。新任首相明白，自己的使命，以及天皇交予的职责，是根据9月6日之后的事态变化，重新审视那天的决策，尤其是在与美国的谈判缺乏进展的情况下。他愿意重新提出是战是和的整个问题。正如他在10月30日的一次联络会议上所说，还有三种可能的选择：不诉诸战争的“坚忍与耐心”；毅然开战；谈判与备战相结合。东条本人更喜欢第三种选择。他在11月1日对杉山大将说，天皇反对第二个选择，而第一个选择，即停止战争行动，甚至为了暂时的谅解而考虑接受美国的和平条件，是军部绝不会同意的。第三个选择和9月6日的决定大体相同，但后者规定了和华盛顿完成谈判的最后期限——10月初，逾此即决定开战。因此，采用第三个选择等于将最后期限延后，并继续和美国谈判。为此，杉山争辩道，谈判的时机已过，而且让原定的期限作废又无所行动，国家对美国已处于更加不利的态势。也就是说，陆军必须坚持第二个选择。具体来说，战争准备应在12月初前完毕。
这次会议之后，是11月1～2日举行的长达16个小时的联络会议。与会者意识到，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并对三种选择的利害得失做了详密的反复权衡。第一个选择，也即“坚忍与耐心”的政策，只得到了外相东乡的支持，他认为由于没有战胜ABCD四强联合力量的确然把握，日本决不能开战。他断言，德国征服英国的可能性极小。同时，美国会专心一意击败德国，所以不会和日本开战。因此，日本应暂时按兵不动，静观欧洲形势的变化。大藏相贺屋兴宣基本同意东乡的看法，即如果日本打不赢，那么打也没有意义。可是，这种逻辑不是军部能接受的，永野大将坚持认为，日本继续消极，美国就会加大给中国和苏联的援助，对日本的包围就会收得更紧。日本宝贵的石油储备正日渐枯竭，美国力量的相对优势将会增加。尽管在长期战争中取胜的希望渺茫，但至少头两年的战果足以使日本为持久战做好准备。杉山大将重申了陆军的观点，即南进战略将掐断中国与外界的联系，促使后者投降。
由于军部的坚决反对，第一个选择被放弃。看起来，和ABCD四强开战的反对者和拥护者都各有理据。前者正确地主张，由于甚至连军部都承认打贏持久战的机会很小，又由于没有速战速决的可能，日本根本就不应有开战的想法，因为所付出的经济和战略代价，将超过消极政策所致的各种暂时的困难。军部则推断，长远来看，世事难料；欧洲的形势会好转，抑或中国会退出战争。日本眼下应该做的，是挣脱ABCD四强合围所强加的困境。由于他们对迅速旗开得胜充满信心，又由于日本等待得越久，连这一胜利都将越来越难以取消，大本营及其支持者主张把赌注押在尽早开战上。在其看来，战争来得越早，在短期内取胜的机会就越好。在ABCD四强的包围和美国的禁运下无所作为，等于是不战而降，对军部而言，这种选择是决难接受的。即使不和美英荷三国开战，和中国的战争也将继续，陆军确信，如果不和三国打这一仗，那么连粉碎蒋介石的抵抗的可能都会变小。这是因为这三国，尤其是美国，会更加巩固和中国的联系。只有进攻美英荷，日本才能断绝这些联系，使中国臣服于脚下。
最后，与会者决定放弃第一个选择，因为他们都感到日本不能再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要么就准备不久后宣战，要么就应以引人瞩目的外交尝试来结束不确定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会动摇军心，还会消磨国民的士气。不能指望他们再忍耐下去。
还剩下第二和第三个选择，即一者下定开战的决心，一者继续做外交努力。外相东乡和大藏相贺屋强烈要求继续谈判，而杉山和永野两位大将还是坚持要立即做出开战的决定。他们最多能为文官领导层宽限时日到11月13日，让他们去进行外交活动，但如果外交手段失败了，则武装力量必须准备在12月初采取行动。最后，在东条首相的执意调解下，军部首脑们有所退让，同意以11月30日午夜为最后期限。倘若华盛顿的谈判不能圆满成功，那么战争会在12月1日后不久打响。干是，一切取决于和美国谈判的进展。尽管之前时谈时歇持续了六个多月的谈判鲜有成效，但东条和东乡决定做最后一次努力。要是不成功，他们就能说服自己、天皇以及国民相信，为了避免战争，他们已竭尽所能，但还是失败了。
日本能够接受的和美国维持和平的最低限度条件应该是什么？弄清这些条件用去了大量时间。这里，东乡想出了一个双面策略。第一是（A计划）和美国就主要议题达成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根据11月1日的联络会议批准的政策，日本同意在实现停火后的两年内，从中国大部分地区撤军，并将撤出的军队集中在华北、蒙古、新疆和海南岛的某些地区。他们在那些地区驻留的时限为25年。一旦对华战争得到解决，印度支那的日军将全部撤出。日本还将接受在太平洋和在中国的贸易非歧视原则，只要同样的原则普行于世。这是对赫尔的基本原则的回应；日本人的意思其实是，在华的商业机会问题不能和世界的其他地区割裂开来。这个回应相当平淡无奇，反映出在战争解决前，不愿对中国问题做出坚定承诺。至于轴心国同盟，日本将“依己之决定”行事——这是与德国的条约不适用于美国，除非后者首先攻击德国的委婉说法。
这些条件还表明，日本决心保全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特殊地位，那是它千辛万苦凭武力打下来的。在11月5日决定性的御前首脑会议上，东条首相解释道，日本决不能再回到九国公约的“限制”中去，而这正是赫尔四原则的意思。日本在“满洲”和中国打仗，就是要摆脱这些限制，所以恢复1931年之前的局面毫无道理。因为美国在这点上似乎很固执，所以东京对和美国在A计划下达成协议不抱希望。东乡外相说得直截，要在中国问题上谈出一个基本谅解，时间太少太少。但由于只要还有一线可能，就须为避战全力以赴，日本将向美国提出第二套条件（B计划），是为可以接受的底线条件。他们不试图就中国问题达成全面协议，而是寻求阻止日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具体来说，日本承诺军队不越出法属印度支那；两国将在荷属东印度合作，汲取它们所需的资源；美国恢复和日本的贸易，解冻日本的资产，向日本提供它需要的石油；美国不阻挠日本和中国媾和的努力。要是能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日本愿意撤出南印度支那，并最终撤出整个半岛。
这些底线条件显然被认为是不能再低了。除非美国同意，否则日本将和ABCD四强开战。B计划的意图，是使美国叛离中国与荷属东印度，换言之，瓦解ABCD同盟。日本曾尝试过，但失败了。现在，到了最后一刻，日本的首脑们还指望着美国的领导层有可能不愿在那刻打太平洋战争。除非底线条件被接受，否则日本就开战，通过显露这一决心，日本将美国政府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强迫它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据信日本人就有了和ABCD同盟开战的正当理由。如果是前者，它就凸显了日美就东南亚达成的谅解。尽管两国对中国问题的分歧依旧，但美国在干预中国事务上的地位不会如早前一般有利。因此，至少说来，局势会回归到在冻结日本资产前夕维持的状态。但最为重要的结果，是ABCD包围圈的松动。
日本人明白，尽管怀此希望，但美国会放弃支持中国，同意解散ABCD同盟的可能性的确很小。因此，事实上所有11月5日会议的与会者，都甘心接受了和ABCD四强开战的可能。但他们也意识到，打这场战争极其困难。在11月5日的会议之前，军部首脑已多次与天皇面议，向其呈报正在制定的重大决策。他们都以为，战争会在12月初开始。永野大将胸有成竹地说，闪击敌人后，日本能夺得首胜，在西南太平洋建立战略基地；不过，他也再次表达了之前对日本赢得持久战可能的疑虑。他说，一切取决于国家的动员状态和世界大势。他接着说道，日本唯一的希望，在于击败英国的可能，手段是日本断其海路，德军登其本岛。即便如此，日本仍有一劣势：它无法攻击美国本土。杉山大将要乐观些。他断言南进战略的最初阶段将使日本处于固若金汤之势，从而可继续与美军英军大战。同时，他警告说，美国会强迫苏联提供其亚洲领土，做机场和潜艇基地之用，后者将感到无法抗拒其压力。所以，杉山说，苏联也有可能参战，尤其是如果战争久拖不决的话。
鉴于这些现实的估计，为何日本要决定开战？东条首相的结论是，现在这是唯一的选择。如果日本仅仅隐忍不发，则两年之内，美国的地位将更加强固，因其空军力量将达及太平洋，而日本的石油储备也将告罄。到那时再想实施南进战略以获取石油，则为时晚矣。同时，在中国，美国支持下的抵抗日本占领军的运动将声势益壮，甚至连苏联都有可能壮起胆子帮助中国。换言之，无所作为会在两年内使形势恶化，而军部则说至少在那段时期，战争将使国运昌隆。日本将用两年时间缔造一个南方帝国，尽管其间对华战争兴许仍未平息，但形势不会比消极被动所致的日坏一日更糟。正是这样一些考虑，促使日本的领导层在1941年11月5日，做出了致命的战争决定。
这些讨论暴露出缺乏远见。没有人知道在最初的胜利之后，战争将如何发展，更别提ABCD四强在两年中将如何行动。但所有人均同意，不能容忍当前的形势继续下去。东条宣称，这会使日本沦为三流国家，因为日本会越来越受制于美国的权力和意志。奋力抗此强权以观时变，才是更好的选择。他们坚信，在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下，日本将苦不堪言，而若日本挑战彼秩序，或许能开辟另一条安排国际事务的道路。
缺乏远见的一个表现，是甚至迟至11月，日本的领导层都未想清即将爆发的战争的目的。东条向重要会议的与会者保证，他会努力证明开战的正确；但一时之间，他能想到的最佳理由，是国家要为生存而战。这反映了绝望的感觉。在美国的压力下低头，看来威胁到了日本自身的存在，因为这意味着融入美国规定和支配的国际体系。事后回想，这堪为全部问题的核心。他们相信，日本陷入了ABCD四国同盟的包围之中，苏联可能也会加入同盟。余下的唯一选择，是要么归顺这个同盟，要么抵抗之。两者都有代价和风险，但抵抗至少能捍卫国家的尊严，而归顺只意味着过去十年之功毁于一旦，退回到以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为标志的20年代。也就是说，美国强加的和平较之日本发动的战争，被认为是既不足取，也不光彩。
ABCD四强的准备
这和美国人的想法差不了多少。在华盛顿，人们也意识到美国和日本都正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通过和野村大使的谈话，以及“魔术”截获的情报，华盛顿高层能够察知日本政策的动向，对日本的处境，或日本领导层的绝望感了解无误。于是，唯一的变数，是美国在何种程度上愿意经由某种妥协，推迟和日本摊牌的时间。倘若不能达成妥协，则美国的领导层明白，战争的确有爆发的可能。
不过，时至今日，已不可能就是否应尝试达成这一妥协，或如果达成妥协，妥协的内容应是什么取得一致了。罗斯福总统稍稍有过双方停止军备活动六个月的想法，而日本专家约瑟夫·包兰亭领导下的国务院官员则提议在中国休战，这样中日两国可进行和谈，其间美国不帮中国，日本也不在印度支那活动。这些建议或许能为对日谈判提供可行的起点；后者的A计划也有可能得到认真考虑，因为它和美国的一些试探性建议都是针对中国的。可是，正因如此，这些想法没有什么结果，原因是它们都暗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为维持现状而和日本达成谅解，或在中日议和时，美国为中国计而不予干涉，显然会动摇ABCD同盟。这种可能，先前使美国对近卫提出的谅解建议未能更表欢迎，现在，分裂同盟之不可取更甚以往。美国支持中国力度的任何减弱，都会被英国与荷兰视为美国政策发生相应变化的标志，这一变化会破坏一个曾十分有效地遏制了日本的同盟。
当时的某些观察家及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质疑，立场如此强硬是否审慎之举。他们认为，美国不愿改易其对华政策，这毁了和日本之间的和平，为了中国和日本开战毫无理由，因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在太平洋，不在亚洲大陆。战争结束后，当昔日的盟友化作仇敌，许多人断言援华政策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仅仅导致了和日本的战争，使后者撤出了亚洲大陆，却最终意味着苏联（继之是中国共产党）势力的扩张。所有这些看法都忽视了极关键的一点，即中国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对象，而是美国的亚洲—太平洋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到如今放弃中国，相当于质疑ABCD同盟的基础，这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因为从未设想过其他保护美国利益和亚洲安全的方法。牺牲ABCD同盟来和日本达成折中的妥协不在考虑之列，因为难以想象事后形势会如何发展。毕竟，日本仍然与德意为伍，除非轴心国同盟也能被拆散，日本可被诱离法西斯国家，否则，任何以日美协议为基础在亚太地区重建和平，哪怕是暂时的和平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换言之，如果要和日本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以避免战争，美国就必须准备重新制定其总体战略，至少对该地区如此，并以新的框架取代ABCD同盟。一句话，要想避战，就不可能有临时的权宜；只有对美国的政策做重大改变——这也意味着日本采取相应行动——才能做到这一点。
从事这项任务的时机不利。ABCD同盟的成员不会支持美国。重庆的中国领导层对日美修好的任何可能仍然感到神经紧张，并与英国外交官保持着密切联系，好在后者的帮助下防止同盟伙伴关系的突然破裂。事实上，在1941年秋，中英两国形成了类似于小同盟的关系，因为二者都想美国对日本保持强硬。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宣称，“显示强硬”“更有可能使日本不敢开战，而非激其动武”。显然，展露强硬的一种方式，是加强和中国的战略和道义联系。温斯顿·丘吉尔首相正考虑派遣英联邦及英国的志愿飞行员携机前往中国，以提升后者的空军力量。
空军正迅速成为ABCD同盟遏制日本的决心的象征。美国正将一个B17轰炸机群派往菲律宾。与已在中国就位的飞虎队，以及英国所能承担的投入该地区的力量一道，那些轰炸机将有助于威慑日本。要是尽管有了威慑，战争还是发生，那么它们能有效地和日军作战。的确，即使到了11月底，ABCD盟友们还没有为了应对战争的爆发而制订出一个明确的联合战略。但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战时的领导地位不言自明。英国与荷兰将追随美国的领导，至于中国，它也将自己的战略视作共同奋战的一部分（蒋介石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久宣布：“一项包括最充分协调人力与物资的全面战略，是胜利的必要先导”。中国的领导人们视此想法为理所当然，已有一段时间。尽管ABCD四强从未制定出这样的全面战略，但这并不能否定一个事实，即至少在心理上，它们就当已有了一个全面战略）。
苏联无须提醒也明白，日本对其领土的进攻将是可怕的打击。最好让日本一直只盯着中国和东南亚。日本和ABCD四国的关系出现危机，苏联人正求之不得，因为这使日本人不会动进攻西伯利亚的心思。尽管有关使用其领土作为美国舰船和空军基地的事宜，苏联还未和美国商议，尽管苏联小心翼翼地遵守和日本的中立条约，但共产国际的间谍们——声名最著者乃东京的理査德·佐尔格——正加倍努力，以阻止就日本的对华战争或日美分歧实现任何外交解决。讽刺的是，就在这些努力正显成效之时，佐尔格及其在日本的人脉正受到警察日益密切的监视，终使他们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遭到逮捕。
由于这些事态变化，日美关系正陷入绝境。只有实现全面谅解才能阻止两国关系完全破裂，但在东京和华盛顿尚可做出努力的短暂时间里，不可能达成全面谅解。在11月下半月，这一点变得相当明显，当时华盛顿的谈判者们正在为挽救日本的B计划做最后的尝试。和A计划相比，B计划提出搁置中国问题，以恢复1941年6月时的现状为目标，但正因如此，它成功的机会很小。不过，美国官员愿意考虑一个临时安排，以推迟摊牌。通过“魔术”截获的情报，他们了解到，除非在12月1日前达成协议，否则日本将发起进攻，为了使战争至少延后几个月，他们起草了一份反建议（counter-proposal），所谓的权变之策（modus Vivendi）。这个建议是华盛顿高层深思熟虑的产物，要求日本从南印度支那撤军，只在北印度支那保留数量有限（25000人）的军队，以换取美国恢复对日本的石油出口。那将是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尝试，远非所需的全面谅解。即便如此，如果英国、中国与荷兰政府赞成这个计划，它也会被提交给现由东京急派特使来栖三郎率领的日方谈判人员。然而，果不其然，中国人表示强烈反对，而丘吉尔则从伦敦致电，声援中国人的立场。毕竟，维护ABCD同盟兹事体大，美国不能单方面和日本交易。于是，不提出权变之策的决定，是不能为了安抚日本而破坏ABCD同盟的又一明证，哪怕只是三个月时间。
如果ABCD同盟无法瓦解，则日美谈判毫无意义。来栖和野村明白这一点，所以对他们同赫尔的谈判了无进展，应该不觉意外。在他们还可利用的短暂时间里——从11月中旬到11月底——日本和美国都不可能调整立场。赫尔11月26日的照会证实了这一事态，他在照会中重申了美国坚持的基本原则。华盛顿和东京的日本官员认为，赫尔的照会体现了两国间的巨大鸿沟，他们无疑是对的。不过，他们将照会视为最后通牒，这就想过了头。照会只是复述了美国将站在中国、英国与荷兰一边的立场，并邀请日本与它们一道重建亚太地区的秩序。如果日本回绝，则没有妥协可言。
从此往后，美国所要做的不是推进和日本的谈判，而是巩固ABCD四国的伙伴关系。12月1日，罗斯福总统向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爵士保证，万一日本进攻英国或荷兰在亚洲的属地，那么“我们显然应站在一起”。换言之，美国将向它们伸出援手，这样，日本就是在和联合起来的ABCD四强交战。日本将得到它计划中的结果。在随后的几天里，罗斯福做了再次承诺，明确宣布美国的支持是指“武力支持”，并称美英荷应一起行动起来，共同警告日本不得进攻泰国、马来西亚或印度群岛。同时，中国将继续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ABCD同盟现已大体形成，就差一个名分了。
珍珠港
东京在11月27日收到了赫尔的照会。一场联络会议立即在当日下午举行，所有与会者一致认为，照会其实就是最后通牒，包含了日本绝不能接受的条件。因此，华盛顿的谈判必须被判定为已经失败。依照11月5日的决定，日本必须为将至的战争做准备。内阁在次日开会时同意这些观点。于是，11月29日，内阁要员和前任首相们前往皇宫，向天皇阐明形势。这一次，所有人也都同意，和美英荷的战争已不可避免。对这个判断，以及和美国及其盟友开战是否审慎，天皇似乎存疑。他在11月30日召见了海军诸首脑，以弄清海军是否确已进入战备状态，是否想打一场持久战。永野大将告诉天皇，日本执行进攻任务的部队已到达珍珠港以西1800海里处。海相岛田繁太郎表示，他相信万事俱备；即使德国退出战争，他自信地告诉天皇，日本也能打下去，无论代价如何，此战必胜。最终，天皇赞同了开战的决定，这个决定在12月1日的首脑会议上得到正式确认。
日本对抗美英荷三国的重大战略决定，已在11月初做出。11月5日，永野向山本五十六大将下令，命其在12月初之前让联合舰队做好和美英荷开战的准备。初始的战略，是集中力量摧毁美国舰队，以削弱美国人的斗志以及其阻挠日本南进战略的能力。因此，事情主要看最初一击的效果。日本的唯一希望，就在于这一击对美国，以及更深层次上对英国的毁灭性影响。山本大将和他的参谋官们为制订这项战略已忙碌了数月，现在，他们奉命前去执行。从11月11日开始，联合舰队麾下的舰只、飞机就被部署在预定地点，蓄势待发。10天后，舰队得令准备作战，26日，攻击部队启程，开始了横跨半个太平洋的长途跋涉。12月11日，舰队接到天皇的开战命令。一切就绪，但大本营海军部选择12月7日星期天作为袭击珍珠港的日子，因为星期天美国舰队待在那里的可能性更大。
11月26日到12月7日的11天，实质上是战争的前奏。日本人坚信，只有出其不意地攻击才能赢得首胜，因此，他们不想流露出任何终结华盛顿谈判的迹象，直到最后一刻。日本人的设想是，在东京时间12月8日凌晨3点向美国政府递交宣战书，或者说，在袭击珍珠港前的30分钟。那是华盛顿时间的12月7日下午1点。宣战书附带的一份长文照会由电报分开十四次发给华盛顿的日本使馆。发送电报花去了21个小时，最后一部分是在12月7日下午3点30分（华盛顿凌晨1点30分）发送的。由于将电文译解并重新打出耗时较长，直至下午2点20分宣战书才被交给国务卿赫尔，彼时进攻已开始约50分钟了。
然而，美国政府已破译了日本的电报，预料到战争随时会爆发。事实上，由于“魔术”监听破译了来往于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重要电文，美国官员得知，11月26日之后，继续谈判已无意义。美国政府向夏威夷、菲律宾及其他地方的美军指挥官发出警告：和日本的关系即将破裂，必须做好战争准备。不过，罗斯福总统以私人身份致电天皇，想为推迟摊牌做最后的尝试。电报是12月6日发出的，要求日本军队撤出印度支那，以维持地区和平。但总统知道，这是徒劳之举，因为他收到了截获的信息，了解到日本人正预备开战。但是，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他的助手都没有预见到，日本人会对美国舰队进行那种大规模空袭。对“偷袭”的那种震惊、错愕与憎恶之感，并不是装出来的。
关于美国仿佛对袭击珍珠港毫无防备，已有过多种推测。尽管截获了众多有关日本政策的情报，但美国的领导人们居然不能预见行将发生之事，这看起来的确令人费解。关键问题恰恰是在珍珠港事件前夜他们掌握了何种信息。罗斯福及其高级幕僚预料到日本随时可能发动攻击，而夏威夷的海军军官们也讨论过日本轰炸瓦胡岛的可能。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料到，日本人会在12月7日攻击珍珠港的美国舰队。部分来说，这是因为华盛顿的官员们不知舰队还待在珍珠港，而非在海上，而瓦胡岛的人则没有从华盛顿收到“命令讯息”，警告他们攻击迫在眉睫。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员参与到对日开战的计划中来，要勾勒出一个信息传递的清晰链条绝非易事。
这是否有意疏忽的问题已争论多年。可以认为，如果华盛顿将其搜集到的所有有关日本舰队动向及情报活动的信息传达给火奴鲁鲁，那么夏威夷的陆海军指挥官本可更好地部署舰队和群岛的防御。这个怀疑能够拓展为一种阴谋论，即认为夏威夷的官员故意忽略一些关键信息，好让日本人打第一枪，这随后将导致两国正式宣战，使美利坚民族为打世界大战而动员起来。向夏威夷发出的警告，或许能拯救那只舰队和瓦胡岛的众多生命，但仍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此外，在夏威夷12月7日拂晓，一艘美国驱逐舰发现并击沉了一艘日本潜艇，当时距日本实际发起攻击只有数小时而已。这起事件表明，夏威夷政府掌握的一些信息，本可促其采取重要的介入行动。因此，将一切都怪罪到华盛顿头上有失公允。不管怎样，有一点仍然是事实，即尽管对最初一击落下的方式，夏威夷和华盛顿的震惊之感一点不虚，但对战争的来临，则毫不惊讶。美国官员和日本人少则数月，多则数年之前，对此就有预判。太平洋两岸对冲突与危机的预感，自30年代末以来就与日倶增，以至到1941年年底时，战争看起来是唯一的可能，除非一方——日本——做出重大让步。
由于战争被视为势所难免，有人已开始考虑战争的后果，以及战后日美关系的未来。在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的朝河贯一就是其中一人。他相信日本会输掉战争，因此力图让两国为以后建立更加合作的关系未雨绸缪。他在一封希望罗斯福总统转交天皇的公开信中，试着以略微夸张的笔调表达自己的看法：可以期望的是，“日本会再次在自由意志下返归高贵的自我，会再次迅速而坚定地投身于自由世界广阔的共同生活，方今的战火一朝消弭，自由世界的疆域必将得到极大的拓展”。美国和其他国家，将“同日本一起参与她的重建工作。而且，在将来，所有人都欢迎她欣欣向荣，喜见她对人类共同文明的进步做出日胜一日的贡献，以其天赋秉性，堪足成此伟业”。这种希望博得了少数美国人的认同，并最终为战后美国的对日政策提供了基础。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太平洋上的战争是日本偏离原先遵循的道路而误入歧途的产物，这条道路就是和美国及其他文明国家携手合作。战争是一不幸的间奏，但不能让它掩盖了日美关系本质上的延续性和互惠性。
以日美关系的要点而论，这是千真万确的。战后的历史将证明，两国有诸多共同点，可以互利合作。互利合作体制是通贯大部分现代史的模式，并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极盛。可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个体制——华盛顿会议体系——遭到了侵蚀，一种对抗冲突的心态取代了友好共存的意识。但在日美关系的漫长历史中，20世纪30年代晚期到40年代的危机和战争只是短暂的插曲。
不过，这段历史必须置于国际关系的更广阔背景中，因为日美关系从来就不纯是两国之事。在20世纪20年代，同英国一道，日美是华盛顿体系的主要倡导者，而在30年代前半期，太平洋两岸几乎没有真正的冲突，因为日本能做到在中国粗暴行事而不招致他国的联合反对。但从30年代中期开始，大国关系逐渐重组，中国得以不再孤军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接二连三地获得外部大国的帮助，到30年代末，美国、英国、荷兰、法国和苏联之间形成了松散的同盟，各国都想遏止日本的推进。可以说，这是一个改造过的华盛顿体系，剔除了日本，加入了苏联。为反击这股潮流，日本试图将苏联从“协作国”中分离，并与德意结成牢固的同盟。日本人的希望是，日本、德国、意大利和苏联自缔盟约，以反对前者。这个企图失败了，结果日本发现自己比过去更加孤立，如其所言，“身陷重围”。最后，正是一个被包围的日本，以一己之力对抗一个坚强的同盟。这使日本人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更甚以往。走出孤立的唯一办法，应是回归华盛顿会议体系，但既然中苏与此体系牵连益深，这看起来困难重重。眼见除非孤注一掷，另建处理亚太事务的新体系，否则无从脱困，日本发起了进攻。日本政府宣称，这是为新秩序而战，为国家生存而战。这两个目标密切相关。但战争将表明，在原体系下生存，才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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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甲午战争。——译者注
译后记
入江昭先生是蜚声国际的历史学大家，能翻译他的著作，我备感荣幸。此书是入江教授专为一般读者而写，篇幅不大，文字不深，无奈本人译笔拙钝，虽为求传神达意而勉力为之，遗憾之处，在所难免。
在此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王绯社长对出版本书的支持；感谢责任编辑李兰生老师提出的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为本书的封面装帧和版式设计所付出的心血；尤其要感谢入江教授的高足、香港大学的徐国琦教授为本书拨冗作序，这是对后学的莫大勉励。当然，译文中的舛误之处，概由译者本人负责。
李响
2015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