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宇垣的两个主要关切中，第一个——和中国谈判——以惊人的速度得到执行，可惜一无所获。通过中间人，他建议国民党指派宋子文和日本政府开始非正式会谈。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似乎对会谈持鼓励态度。随着日本军队向汉口和广州推进，战事显然进展不利。谈判或许能让中国方面延缓日本的推进，并争取时间。此外，列强的援助尚无眉目。只有苏联仍在通过西北边境运送弹药，而民主国家未采取任何公开措施制止日本的军事行动。要说它们干了什么，那就是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绥靖德国，这项政策对公然违反《凡尔赛条约》不吱一声，会在亚洲导致严重后果。最后，与日谈判将挫败日本建立遍布占领区的亲日分裂政权的计划。如果东京和国民党（大部分正在重庆）能达成和议，后者就能以中国合法政府的身份返归首都南京。出于这些理由，身为政府中二号人物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得到授权，通过在香港的中间人展开预备会谈。
然而，本可料到的是，除非日本军人和中国国民党奇迹般地改变心意，否则妥协的和平不可能轻易实现。宇垣无法大幅修改广田在南京陷落后定下的和平条件——这些条件中国人是拒绝考虑的。他们的立场没有改变，哪怕其间有更多国土沦于日军之手。宇垣敬重蒋介石乃中国民族主义的象征，愿意帮助中华民族变得更强大，这样双方就可合作对抗共产主义和苏联。但即使对宇垣来说，这种“合作”也意味着日本出于安全考虑控制华北，遑论将东北三省从中国独立出去。假使蒋介石对宇垣驾驭日本的政策有充分的信心，假使他对军事形势彻底感到无能为力，他或许会含垢忍辱地接受这些条件，以为正式停火的铺垫。可是，不巧的是，就在谈判进行之际，日本陆军和反对宇垣和谈的文官，试图解除外务省对对华政策的控制。他们提出成立独立的中国局，统一负责事关中国的决策制定和政策执行。宇垣视此提案为对其谈判的掣肘，而在他看来，谈判正在顺利进行，因此，当近卫首相支持成立中国局时，宇垣立即递交了辞呈，认为首相所为乃背信弃义。
东京的官僚们勾心斗角的时候，日苏军队在地处南满、同苏联滨海省份和朝鲜均接壤的张鼓峰发生了冲突。确信苏联军队非法跨越“满洲”边境并意在夺取张鼓峰，8月初，驻朝日军奉命予以武力驱逐。随后是小规模的战斗，但在冲突扩大前，一项停火协议在莫斯科签订。此事虽小，却似乎表明日本在军事上准备不足。苏联媒体称此事为一次胜利，而且很明显的是，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和装备更好的苏军交手的日本师团无望取胜。宇垣反对动武，他非常清楚，日本在深陷对华战争时又向苏联启衅，乃愚蠢之举。对中国人而言，日苏之战也许给了他们一线希望，即日本在华中华南的攻势或将消解。毫无疑问，这种想法令他们不愿接受日本的要求。
在和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宇垣还同英国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举行了会谈，希望改善两国关系。外相相信，要在中国达成可行的停火协定，不能没有美英的支持，而他对和后者达成协议尤感兴趣。这可能反映了他对欧洲形势的解读，他在那里看到并为之叫好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和内维尔·张伯伦为避免战争而一起来讨论欧洲问题。同样，宇垣相信，让英国(可能还有美国）接受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是有可能的。不过他认为，以友好、合作的方式来做较为可取，而不是通过好战言论或虚张声势。日本可承诺尊重英美的在华利益，以获得它们对其大陆地位的支持。怀着这样的打算，宇垣和克雷吉进行了一系列会谈，试图找到两国能达成谅解的地方。
此时的英国政策，以及较小程度上的美国政策，对宇垣的外交未予深信，但两国都愿让其一试。宇垣主事时，正逢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高潮，首相张伯伦和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爵士都极力避免亚洲的牵扯。他们的目标是在绥靖德国的同时，重新稳定和意大利及日本的关系。就和前者的关系而言，他们准备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阻止意大利彻底和德国携手。同样，伦敦准备和东京达成某种谅解。尽管无意正式承认“满洲国”分裂政权，但克雷吉得到授权，可以和宇垣探讨在中国从事和平竞争的方式。他们的会谈在7月底开始，但还未取得进展，宇垣就辞职了。
美国没有参加各种会谈。当时，华盛顿感兴趣的不过是加强海军在太平洋的地位。陆海军联席会议在2月修订了针对日本的传统作战计划——橙色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和封锁日本结合使用的，是正面攻击日本主力舰队这一更老旧的战略。同时，新的《文森-特拉梅尔法案》5月在国会通过，批准追加建造69艘舰船，总吨位40万吨。为给扩编的舰队提供后勤支援，必须控制某些太平洋岛屿，8月，一份参议院的报告建议在中途岛、威克岛和关岛筑垒设防。当时，罗斯福总统的关注点还是欧洲，但他对欧洲提出的具体建议无非是举行讨论一般问题的国际会议而已。他和其他高官唯恐英法卷进和德国的战争，这一不测势必将美国拖入它尚未准备好的冲突中。罗斯福在慕尼黑会议前夕发给希特勒的一封电文，最好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在电文中，总统声称，尽管美国“在欧洲没有政治牵连”，但它有其“作为邻国所在世界一员的责任”。他敦促德国元首以和平手段化解所有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的分歧。由于罗斯福个人不远万里地介入了错综复杂的谈判中，他没有时间考虑亚洲问题。无论他还是国务卿赫尔，都对宇垣—克雷吉会谈兴趣不大。
不过，对英美而言，这些会谈有其象征意义：它们表明日本渴望改善和英美的关系，而非紧固和德意的联系。华盛顿和伦敦的官员意识到，后一种可能是存在的，在柏林和东京都有势力主张将反共产国际协定转变为明确的同盟。此事扑朔迷离，因为两国政府没有举行正式会谈。确切来讲，如上所述，冯·里宾特洛甫和大岛进行了私下交流，后者身为武官，只向东京参谋本部的上级汇报了情况。不过，后来外务省和其他高官还是知道了德国的建议，并思索着如何应答。他们掌握到，冯·里宾特洛甫所提议的不仅是针对苏联的防御协定，而且是德意日之间签署更加全面的相互安全协定。这个协定将联合三强，规定在其中一强受到第四强——比如英国——的攻击时，彼此负有互施援手的义务。外务省的高官们坚决反对这种扩大化做法，深信日本在备战苏联时，应避免触怒英美。他们还反对承担相互防卫的义务，坚持认为，所提条约只需让三强承诺，在其中一方受到苏联进攻时彼此协商。陆海军反对这种谨小慎微，它们更青睐比较灵活机动的响应，甚至针对英国的德日军事合作也可考虑。结果，此事不了了之，一直到1940年。
在此背景下，宇垣和英国大使的会谈值得重视，因其表达了不触犯英美的意思。对德国尤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所展现的实力和强力外交，宇垣并非无动于衷，但与德结盟并以之为基本的亚洲战略的设想，对他丝毫没有吸引力。他敏锐地洞察到必须阻止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并领悟到利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结束对华战争的智慧。正是这种对国际形势的敏感，往往使他被从前的陆军同僚们孤立。事实上，甚至连他在外务省的某些新部下，也开始表达对其路线的不耐。其中几人当面抗议，认为宇垣和克雷吉进行的谈判，只会导致和英美达成屈辱的妥协，而他实在应全力加强日本和德意的联系，好一鼓作气，在中国击垮国民党。于是，为阻止日本做出难以更易的承诺，将日本和法西斯国家捆绑在一起，宇垣正在做最后一搏。自然，在伦敦和华盛顿看来，当其专注于欧洲时，宇垣的在任为之提供了喘息的空间。
总之，在1938年春夏两季，亚洲的国际形势几乎没有变化。随着日本军队在中国攻势的持续，恢复稳定的希望变得渺茫。但要说做出不可挽回的抉择，将华盛顿体系取而代之，日本还没到那一步。它在犹豫。正是这种犹豫，使其立场在国内大失人心，又得罪了别国政府。和欧洲的形势不同，绥靖外交在亚太地区没有得到认真贯彻。
东亚新秩序
在9月底召开的慕尼黑会议上，绥靖政策登峰造极。就在张伯伦首相回国后欢天喜地地挥舞他和希特勒的一纸协定时，罗斯福总统发来贺电，表达了对战争得以避免的快慰。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宣布，实现“一个建立在正义与法律之上的世界新秩序”的希望，从没像今天这样大。他们不是在自欺欺人，而是在表达一种普遍的情绪，即可以通过将德国(和意大利）重新纳入新的现状来稳定国际局势。这和回归凡尔赛体系不是一回事：承认中欧的领土变动，就等于接受了体系受到侵蚀的事实。但是，英法德意达成基本谅解并有美国支持的欧洲事务机制，保留了凡尔赛体系的一个基本方面。当务之急，是就经济和军备问题取得一致，使其恢复更多活力。然而，此事未及筹措，希特勒就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余部，表示他对这项合作事业不屑一顾。
与此同时，多少挺过了中欧的危机后，民主国家接下来本该着手亚太事务了。可是，没有和欧洲绥靖相应的亚洲绥靖，也没有堪比慕尼黑会议的事情发生。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简单。毕竟，英国、法国，甚至美国，对再次爆发欧洲战争感到忧惧，同时还得做好战争准备，也就不欲在亚洲激起严重危机。日本人正在大陆上扩大战争，如需外部压力予以制止，自非正在施压的苏联莫属。西方民主国家也许认定，诱使日本通过谈判结束对华战争正当其时。如不能在亚洲达成某种国际协定，单凭慕尼黑会议恐怕不能保证世界的稳定，毕竟，凡尔赛体系由华盛顿体系而得补济，以至于其韧度系于后者的遭际。
在那次运命攸关的会议之后，无论是伦敦还是华盛顿，都对亚洲“慕尼黑”没有太大兴趣，从中可看出它们的若干基本假定。第一，西方政府或许认为，和欧洲的绥靖相比，亚洲绥靖的把握要小得多。第二，与第一点相关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假定不外是，中国和奥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不是一回事。日本不可能像德国那样诉诸种族合并的理由。日本的军事行动是再明显不过的侵略。第三，与此同时，民主国家或许认为，亚洲的战争发展为世界大战的可能，比不上希特勒的复仇主义所引发的欧洲危机。第四，他们或许推断，和遏制德国的扩张主义相比，苏联在遏制日本人上会更成功些，因此，亚洲的绥靖战略必须将苏联纳为主要参与者；但后者还抱着统一战线政策，此时肯定会激烈抵制对法西斯国家的任何绥靖。事实上，慕尼黑会议给斯大林留下的印象是，西方企图安抚德国，这将软化它们对希特勒保持强硬立场的决心。苏联领袖将适时向希特勒本人要求达成谅解，以对形势变化做出反应。但这是后话，苏联当时对欧洲国际和解的坚决反对，决定了它将同样反对亚洲的“慕尼黑”。
由于上述原因的共同作用，1938年年末时，西方缺乏绥靖日本的积极性。但欧洲和亚洲还有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美国介入后一地区的条件更加成熟。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中日之战表明态度的意愿，要比对当时的任何欧洲问题强烈得多。在同情中国的人占压倒多数（始终达受访者的四分之三以上）的情况下，罗斯福政府即便想那么做，也会发现要和日本达成某种协议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除非协议包含日本撤出中国的内容，而这是不现实的。此外，公众正对报纸杂志开始大肆报道的一件事情感到担忧，即美国的对日贸易，尤其是武器出口正在增长。人们马上可由此推知，美国正向日本输运弹药，供后者对付中国人。日本对美国废铁和钢材的倚赖尤其引人注目，这些东西极易被想象为正在变成坦克和飞机，用之于中国。披露出的内容是骇人听闻的，阻止向日本运送原科、武器的运动开始在全美发起。这个运动甚至得到了某些孤立主义者的支持，比如参议员杰拉德·P.奈和乔治·W.诺里斯，这和他们面对欧洲问题时的那种远为谨慎和尖刻的态度，适成强烈对比。运动的结果之一，是“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的成立。该组织的名誉主席由前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出任，它将有意公开谴责日本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战争物资禁运这样的制裁惩罚日本的个人和团体串联在了一起。迫于这些压力，罗斯福政府肯定无法谋求亚洲的“慕尼黑”。
在此情势下，可行的亚洲绥靖只能是日本和西方大国一道建立稳定的亚洲秩序，这个秩序以战前状态为基础，包括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门户开放政策。换言之，正如一些西方人想象慕尼黑会议使德国重新融入了一个复活——尽管经历了修正——的凡尔赛体系，亚洲的绥靖意味着重建华盛顿条约体系。确实，列强或许可以暂不考虑中国东北，但至少它们会坚持恢复1937年7月之前的局面。再者，至少在原则上，日本必须接受经济国际主义的概念。
由宇垣和佐藤这样的人掌舵的日本外交，也许会考虑这种选择，但是，如上所述，因成立中国局一事，前者在9月底辞职。取代他的，是曾在1936年担任过外相的有田八郎。和白鸟一样，有田被视为外务省“激进”派的领袖（少壮派“激进分子”企图迫使近卫首相任命白鸟为宇垣的继任者，近卫表示反对，于是白鸟推荐了有田）。对有田的期望是，他能比前任更无畏地行动，使日本外交顺应修正主义的大业。此外，有田上任时正赶上攻取汉口和广州的重大战役。日本军队在10月21日占领了广州，6天后攻下汉口。因此，在战争爆发后的16个月内，中国的所有主要城市均落入日军之手。可是，日本方面却没有获胜的感觉。国民党已将政府迁往重庆，并拒绝投降，而共产党和其他组织则握有辽阔的内地，准备着发起最后反攻。
形势如此，要回到1937年之前的局面无异于痴人说梦。新的近卫—有田组合明白，日本要么只好继续打下去，要么就请他国调停。但后者必然要求日本做出重大让步，而前者则需更多地消耗国家资源，从而有碍备战苏联。困境之中，东京政府的对策是重要的两步棋：第一，它发出东亚新秩序的宣言，首次明确承认日本摒弃华盛顿条约体系。第二，它继续为建立反苏军事同盟而和柏林谈判。这两步棋都是为了按日本的意愿结束对华战争，同时防止日本在世界上遭到孤立。结果，两个目标都落空了。
11月3日，近卫首相发表公开声明，确定国家的基本目标为建立“一个新秩序，保证东亚的长久稳定”。声明断言，这是日本、“满洲国”和中国的共同目标；三者务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合作，以在东亚“树立国际公义，同御共产主义，创造新的文化，促成经济联合”。近卫宣称，新秩序之建立，乃“源于吾国立国之精神”，但他也在发表特别声明之际乐观地希望，列强会“正确地理解”该政策，并学会适应地区的“新形势”。最重要的是，尽管国民政府已沦落为“地方政权”，但只要其领导者们不再负隅顽抗，并下定决心和日本为了新目标而共同努力，他们将不被抛弃，因为日本真诚希望与中国同担建立亚洲新秩序的重任。
显然，这个声明反映的看法是，为使战争圆满结束，须在军事胜利后向中国人提出政治诉求。此外，它表示只要国民党放弃抵抗及容共政策，就可以与之合作，从而修改了1月16日的声明。但新的声明对日本和西方列强的关系同样重要，因其让人回想起广田和有田早先对两事的强调：一是要西方承认日本在亚洲的新地位，二是在亚洲建立注重地区政治团结、经济相互依存和文化独特性的自给自足体系，最终都是要将西方势力排挤出去。当有田外相在11月18日向美国政府发出照会，回应华盛顿就侵犯美国权利和在华的门户开放原则表示强烈反对的照会时，后一点更加毋庸置疑。有田的回答毫不含糊：
日本政府坚信，当此东亚新形势持续发展之际，欲将适用于目前事变以前形势之概念和原则，不加改易地套用于当下及未来之形势，绝对无助于眼前问题之解决。
换言之，美国政府援引的条约和原则不再有效，因此也不会被日本人接受。可以认为，日本对华盛顿条约的正式否决从此而始。近卫的声明和有田的照会表明，经过长时间的犹豫，日本终于踏上了不归之路。尽管如下文将详述的，日本官员后来对此闪烁其词，甚至为了抚慰美国人而言及在亚洲和太平洋进行合作，但对华盛顿而言，日本的领导层已做出了不可挽回的决定，除非明确否定这些声明，否则现在不可能实现和解。
日本不会收回声明，因为近卫—有田的领导班子还渴望正式展开并完成和德国的结盟谈判。上文提到，非正式会谈已在柏林进行，而外务省并没有正式获悉，但已在进行柏林会谈的日本武官大岛在有田就任前不久被任命为驻德大使，这样，东京政府现在首次牵扯进来。这是有田梦寐以求的。他一直致力于加强日本和德意的联系。但是，与此同时，他还不打算接受德国的建议，即扩大计划中的联盟所针对的范围，使之在苏联之外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尽管他毫无保留地服膺“一无所有”国家的意识形态，并为稳步削弱西方在华势力的政策辩护，但他显然判断，彼时一同得罪苏联和英美乃不智之举。再说，外务省官员们在这个问题上对立严重，他不能像代表了共识似地表达亲德观点。不过，海军支持他的审慎态度，大藏相也是如此，而板垣陆相则坚持扩大了的联盟计划，使针对范围覆盖英国、法国和苏联。两种观点无法调和，在这个及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导致近卫内阁在1939年初辞职。不过，有田在下届内阁中继续任外相。
因此，和德国的同盟不能落实。但是，通过1938年11月的声明，日本政府已表明了立场，仿佛是要和德国在慕尼黑大获成功的大胆出击遥相呼应。不过，希特勒至少口头应允了在修改德捷边界时和英法商量，而日本领导层发表的声明却是单边的，不在任何国际行动的框架内。他们也许推断，正如德国的征服行为未受追究，日本也能将既成事实强加给列强，甚至得到它们的暗中默许。如果是这样，则令他们稍感震惊的是，曾正式认可慕尼黑协定的美国，态度决绝地斥责了近卫的“新秩序”声明。
中日之战开始造成日美关系的严重危机，这比美德关系令人不安的状态更加显著。诚然，太平洋两岸的紧张关系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还在1937年12月的“帕奈号”事件后有所加剧，但正是从1938年秋起，亚洲大陆上的战争和日美关系的跌宕起落变得紧密相关。无论有意无意，美国的官员们正在得出结论，欧洲绥靖的圆满成功，会在其他地方产生有害影响。不仅日本将因德国的成功而壮了胆色，而且英国的威望和地位也被认为蒙受了损害，这对其在亚洲的权势有严重影响。现在，为保持大陆上脆弱的平衡，英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专注于欧洲问题，几乎没有时间和决心来维护更远东地区的现状。这将美国推到了除苏联之外唯一能约束日本的大国的位置上。苏联人可在北方发挥自己的作用，但随着对华战争蔓延至广东地区，在亚洲余部卫护西方利益的责任就落在了美国肩上。近卫和有田的声明发表时，华盛顿的官员们正好在重申立场，这就给了他们措辞强硬地予以反击的机会。国务院强烈谴责“新秩序”照会为“专横、不义和非法”，驳斥日本有单方面“替天行道”（agent of destiny）和建立新秩序的权利。相反，美国遵守将惠泽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国家的门户开放和多边经济关系原则。换言之，美国想要日本重返华盛顿会议框架，而非信奉单边主义和日本特殊论这样截然相反的理念。
大约就在此时，华盛顿的某些要员开始计议制裁日本的具体措施。他们考虑的是施加经济压力，而非罗斯福曾青睐的模棱两可的海军应急方案。他们对两种想法尤感兴趣：废除现行的对日通商条约和向中国提供贷款。一些官员开始敦促采用第一种想法，视之为制裁日本的有力手段。1911年的通商航海条约一直规管着两国的贸易，废除它意味着将日美贸易剥除了美国法律的保护。这将使日本对美国的进出口听凭美国摆布。
在其支持者看来，既然日本已明确否定华盛顿条约，则这一手虽然严厉，但却必要。第二种建议不那么严厉：美国可以向中国提供贷款，使之能坚持抗日。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成为这一选项的代言人，恳请罗斯福首期贷给中国2500万美元。“民主的未来，文明的未来”，他扬言，“正危在旦夕”。国务卿赫尔的亚洲事务助理斯坦利·K.霍贝克支持摩根索，认为“除非中国人或其他国家遏止日本人的进军，否则一定会有日美在国际政治角力场上面对面决然相敌的那一天”。越来越多的华盛顿官员认同这一见解。但对于美国现在应采取的具体行动，他们意见不一。赫尔认为这些建议都不成熟，会不必要地刺激日本，但罗斯福至少批准了贷款计划，于是首批共计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在年底给了中国人。
贷款数额不大，但具象征意义，明示美国有意支持中国，也即暗示要帮忙阻止日本。在英国人和法国人于慕尼黑会议之后仍疲于应付欧洲问题，而苏联为绥靖战略的影响而深感不安的时候，多半令中国人感到宽慰的是，美国人现在比早先更有意愿表明他们对日本政策的强烈反对和对中国斗争的支持。在那个关头，蒋介石和国民党急需有人表此襄助之意，因为在12月20日，国民党首脑之一的汪精卫秘密离开重庆飞往河内，在那里开始了在中国建立亲日政权的活动。
“汪精卫工作”是前述日本政策的产物，即寄望于以某种政治手段结束战争。由于蒋介石看起来不肯配合，日本的文武官员们就指望汪精卫成为最好的替代品。为说服他起而反蒋及其他同胞，日本人在11月底开出了一张诱使汪精卫叛国的条件清单。条件包括日本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逐步归还在华租界并废除治外法权。作为回报，将由汪精卫建立的中国新政权承认“满洲国”独立，认同日满中联合防共及经济提携之原则。后面这些原则事实上等于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因为具体实施起来，就是日本在华北和内蒙古驻军，并在长江下游建立中国给予日本特权的经济区。尽管存在这些对中国权利的露骨侵犯，但汪精卫及其拥护者们判断，鉴于曾是其力量之基的广州一带的失陷，支持日本在蒋介石政权之外另立政权的建议并结束战争，方为上策。他们至少可以设法弄清日本人的意图，如果这一行动能带来尚可接受的和平协议，他们将获得“救国者”的美誉，并为对抗共产主义的目标做出贡献。12月22日，汪精卫飞抵河内两日后，日本政府发表了另一项声明，表达了“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意愿”——此新中国之人，皆与日本分忧，切盼建立东亚的新秩序。新秩序将建立在反共和经济提携原则的基础之上。汪精卫响应声明，接受了日本的建议。他在致电重庆的蒋介石及其他首脑时解释道，打此一战，中日均感艰难，因此双方谋和正当其时。尽管美国、英国和法国一直在援助中国，但汪精卫说道，它们永远不会亲自出兵对日作战。苏联也不能单枪匹马地行动。至于德国，则乐于帮助交战双方重归于好。既然日本政府已明言奉行尊重中国独立和主权的政策，则可以与之谈判，实现停战，使中国集中力量于“国家建设”。如能克成此事，则两国即能为永久和平奠立基础，为太平洋及全世界的秩序与和平做出贡献。虽然汪精卫极其幼稚，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鲁莽行动源于对国际形势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似乎排除了第三方大国为助中国而直接介入的可能。在缺少这种支持的情况下，他断定值得为日本的方案赌一把。
蒋介石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告诫国民，莫被日本的宣传所欺，那不过是一块遮羞布，掩藏着征服中国和全世界的野心。他将日本东亚新秩序的概念，斥为逐欧美于亚洲、建立由中“满”日组成的经济单元并奴役中国的政策。日本人所谓的将与之携手的“新中国”，实际上是丧失独立的中国，他们之力主保存东方文明，相当于抹杀中国自身的民族文化。日本有关两国共同反共的口号，同样是在中国保留驻军、控制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辩辞。蒋介石再度援用“田中奏折”，又一次控诉日本意欲以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第一步；它已经在将西方势力赶出亚洲，颠覆地区的国际秩序。在反对如斯暴虐和疯狂之举的同时，中国正在为全世界打一场正义的战争。蒋介石总结道，尽管其他大多数国家对和中国并肩作战犹豫不决，但中国甘愿为正义之战牺牲所有，并希望世界各国终能同仇敌忾，因为“德不孤，必有邻”。
当时，大多数中国政治家和将军们站在蒋介石一边，认为汪精卫所为太过异想天开，是不可能起作用的。但他们也承认，许多事情还要看列强的态度。可喜的是，除了德国，没有西方国家对近卫的几次声明表示赞同，而在伦敦、华盛顿和莫斯科，官员们都在说他们的政府决不承认汪精卫靠日本人的阴谋诡计建立的中国“新”政权。在此情势下，美国宣布贷款2500万美元必定尤为受人欢迎。无论款额多么微小，这都是美国支持中国合法政府的清晰信号。之前，小额贷款曾提供给中国，换得对白银的收购，以稳定中国的财政。相比之下，新放贷款显然是军事援助，使中国人能从美国获得卡车和武器。它表明美国有意绕过中立法案来支援中国，并隐晦地谴责日本。这一立场三年不移。
外交革命
1939年1月4日，近卫辞去首相一职。辞职反映了他对在中国无休无止的战争以及内阁在与德结盟问题上分裂的挫败感。接替他的是平沼骐一郎，一名曾任枢密院议长的右翼政客。他是一个软弱的领导者，对国事没有坚定的见解。明知板垣和有田在与德结盟问题上抵牾严重，他仍让两人留任陆相和外相。他俩继续争吵，前者执意要采纳德国的建议，建立针对苏联和欧洲列强的同盟，后者反对这样扩大协定。显然，两种观点不可调和，但在1月19日，平沼内阁做了勉强的折中：日本和德意结成反苏同盟，但只有在保留对同盟适用性的解释自由的情况下，日本才接受同盟所针对的对象有可能包括其他国家。换言之，如果德国卷入和苏联的战争，则日本准备出兵相助，但对战争扩大至包括英法在内的情形，日本不事先承诺反应的方式。这些含糊的保证，就是有田和外务省愿意做的全部，显然，这也是德意所不能接受的。
正当无果的会谈在柏林和罗马举行之际，欧洲的国际形势风云又起，希特勒不顾慕尼黑协定，在3月派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这公然背离了1938年秋天欧洲各政府历尽艰辛达成的约定。对这一背叛绥靖的行为深感震惊，张伯伦首相宣称，从今往后将不再信任和绥靖希特勒，恰恰相反，在他采取进一步扩张领土的行动之前，必须制止他。为挫败希特勒的野心，各大国必须下决心承诺维持现状。因此，德国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后没过几天，他就宣布，英国将保证波兰的领土完整。波兰现在成了绥靖终结的象征；希特勒从不掩饰他修改德波边界的野心，他扬言这条边界是在1919年非法确立的；而张伯伦以自己政府的名誉担保要维护之。法国政府也照此行事。伦敦和巴黎还与莫斯科展开会谈，以共同作出安排，制止德国的进一步扩张。
面对这种形势，人们或许以为美国会公开和强烈表示它对英法立场的支持，并协助其与苏联谈判以遏制德国。然而，罗斯福政府还没做好让国家卷入愈演愈烈的欧洲危机的准备。可以肯定的是，罗斯福愿意批准向法国秘密出售军用飞机，并愿为修改中立法案做好全国舆论的准备。正如他在国情咨文中声称，“当我们为中立立法而殚精竭虑时，我们的中立法案可能运行得既不公平，也不公正——事实上可能对侵略者是助纣为虐，而对受害者是见死不救”。显而易见，他想要自己的国家整军经武，帮助民主国家反抗侵略者。他现在不拘使用“民主国家”和“侵略者”这样的字眼，没人会弄错他心中所指的国家。不过，他不会和英法一道保证波兰的独立或捍卫欧洲的和平。暂时来讲，他只关注修改中立法案，甚至还稍有过一个令人想起绥靖战略的计划：4月15日，他公开致电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要求他们在十年之内保持克制，不进攻或侵入31个具体指明的国家。如果他们同意，美国将组织一场有关裁军和贸易的国际会议。除了难堪，该计划一无所获，希特勒当众嘲弄了罗斯福的倡议。同时，总统在1939年的春天和夏初不时会见苏联大使，但这些会谈并不意味着美国对维持欧洲现状做出坚定承诺，或者美国有兴趣和苏联携手对付德国。
这种慎重和美国政府处理亚洲事务时的坚决形成了鲜明对照。欧洲局势越是堪忧，华盛顿政坛越想在亚洲采取强硬措施，例如对日本的贸易禁运，支援亚洲水域的英国舰队，以及废除和日本的通商条约。这一趋势坐实了之前帮助中国抵抗日本压力的立场，但在1939年，它还具有了全球性意义。美国不仅将帮助一个亚洲国家反抗另一个亚洲国家，它还将为维持国际秩序尽己之责。这是因为在中国挫败日本的野心，将阻止它进攻英法在亚洲的领地，减小其作为德国潜在盟友的价值。就此而言，欧洲绥靖的失败，暗示着美国在亚太地区更加强硬的开始。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美日关系的严重危机甚至比英德关系的公开破裂来得更早。
华盛顿有充分理由对日本侵略和德国野心之间的关联感到关切。因为日本的领导人们开始领会到，欧洲危机将引起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正如参谋本部的一名高级军官在4月时所写。他预计，德国和英美会在1941年或1942年开战，并断言日本必须做好因势利导的准备。在中国的战争也将受影响；增强国家军力以应对1941～1942年的危机，现在变得比以往更加迫切。为做到这点，必须尽速控制中国。然而，与此同时，对华战争久拖不决将消耗国家资源，以至于日本可能无法对国际形势的预期变化做出积极反应。这是一个严峻的两难，但对日本陆军而言，它清楚表明，扩大亚洲冲突是睿智的做法；对华战争不能仅仅在粉碎中国的抵抗和建立傀儡政权的情境下审视；将其视为更加重要的对苏战争的序幕也是不够的。中日之战必须被视为全球政治重大变迁的一个方面。
尽管还是含糊不清，但这一思想显示，日本官员们正越来越对长远前景心驰神往，越来越想使解决战争的目标从属于未来权力与荣耀的幻象。这种倾向，将严重损害日本切合实际地处理眼前问题的能力。总之，在1939年春夏两季，日本军人采取的一些重大行动，使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变得极为复杂。其中大部分行动和对华战争没有直接关系，倒是为了改善日本相对于列强的地位，以迎接国际形势的预期变化。
首先，海军在2月占领了南中国海岸之外的海南岛，次月，海南以南700英里的斯普拉特利群岛（the SpratlyIslands）被并入台湾殖民政府的辖区（1938年，一个海军机构在台湾建立）。这些岛屿名义上属于中国，但中国军队却不能做出任何抵抗。夺取这些领土，表明海军有意将其控制范围延伸至南洋，即使是冒着和英法美关系紧张的危险，这些国家在该地区都有殖民地。我们还记得，早在1936年，日本海军就已成功地将向南渗透的想法写入了重要的战略计划中，但未付诸具体实施。但是现在，鉴于欧洲形势日趋严峻，海军高层显然判断，采取首波行动，削弱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在东南亚的地位正是时候。虽然伦敦和巴黎没有表示正式抗议，但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的荷兰当局在6月知会东京，它们正在减少来自日本的棉纺织品及其他商品的进口。这是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殖民政权首次采取行动反对日本，预兆着日荷关系危机的来临。
与此同时，陆军决定试探英国的力量，遂在6月封锁了英国在天津的租界。所有进入英国租界的人都要搜身。这一道程序是对英国人的极大侮辱，但也和已移往別地进行的在华战事鲜有关联。日本陆军为此行动辩解的理由，是必须镇压来自租界的反日暴乱分子，但其真实意图是羞辱英国，损其颜面，这对正在柏林进行的结盟谈判兴许能产生有利影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英国不愿报复。其官员担心，彼时同日本的任何军事纠葛，都只会促使希特勒动兵，很有可能攻入波兰。结果，他们提出谈判解决。克雷吉大使和有田外相举行了一系列会谈，7月24日，他们起草了一份临时协定，英国在协定中承认日本在对华战争期间的特殊需要，同意不干预日本采取措施维护法律和秩序。这起事件沉重打击了英国的威望，但对迅速缔结轴心同盟无所助益。有田希望利用对英强硬的政策让德国人相信，日本愿意向英国施压，但他还是反对缔结针对英国的正式军事同盟，那会在日本不备之时，将其卷入一场欧洲战争。有田及其大多数部下明白，做此承诺，就意味着日本失去了自由和灵活性，会导致日本在外交和战略上陷于孤立。一名外务省高官指出，即使日本的最终目的是将英法逐出亚洲，时机也尚未成熟，尤其是因为日本必须首先对付北面苏联的威胁。与其和德国为伍并激怒其他国家，不如在欧洲列强间纵横捭阖，利用它们增强日本在亚洲的相对地位，这要高明得多。这番论证在春夏占了上风，结果，柏林会谈未取得进展。换言之，日本在海南、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天津的行动严重影响了其与英国的关系，但却无助于和德国的关系。这是无能外交之一例，只会给日本在世界舞台上造成更多的困局。
更糟的是，1939年夏天，日苏关系和日美关系也出现了严重危机。前者的起因，是日本军队和蒙古军队沿“满洲国”和外蒙古接壤的西北边界发生了多次小规模冲突。那片区域名为诺门坎，是有争议的领土，但当地驻扎的日本步兵部队认定，数百外蒙古军队跨越边界侵入了“满洲国”。这些军队被马上击退，但他们不时卷土重来，于是冲突升级。尽管此地距苏联国境约500英里，但外蒙古事实上是受苏联的保护的，不久苏联飞机就开始飞临此地。形势有发展到日苏两国爆发冲突的危险，而这是参谋本部的要员们企图避免的。但关东军及东京的某些人乐观地以为，由于忙着应对欧洲形势，苏联没做好大战一场的准备。此外，考虑到正在柏林进行的谈判，如果危机升级，日本还能向德国求援。不顾大本营的审慎态度，关东军下令跨越蒙古边界征讨敌军，并在那里和苏蒙军队遭遇。就这样，从6月中旬直到9月中旬，日苏两军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双方投入了越来越多的部队，还有坦克和飞机。
苏联令人惊异的顽强抵抗，体现了一项深思熟虑的政策。在1939年的最初数月里，莫斯科已充分了解到在柏林正进行德日结盟谈判；另外，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德国入侵波兰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于是，就在和日本的关系于1938年张鼓峰一战后持续紧张之际，苏联当时又在西边面临危局。面对这种形势，苏联的领导者们本可决定安抚日本人，以阻止其和柏林订约，从而专务西部边界的防御。结果恰恰相反，斯大林将赌注压在与之相悖的战略上，与德修好，而对日强硬。部分来说，这可能是佐尔格间谍网发自东京的报告引起的，报告认为，日本在当时不可能想要和苏联打全面战争。即便如此，要遏阻日本沿外蒙古边界的推进，必须加强苏联在东部的军力。莫斯科显然确信，更加可行的做法，是强力应对日本的威胁，打消东京在近期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的任何念头，同时就暂时休战同德国接洽，以稳定西部边界。
可以认为，苏联在亚洲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可能促使日本人为与德结盟而加倍努力。还在6月中旬的时候，德国官员就在暗示，除非日本同意接受这样的同盟（按德国的条件），否则他们将改弦更张，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然而，对于德国提议的针对英法的同盟的可行性，日本官员还是意见不一。此外，有田外相拒绝相信柏林会违背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精神，和苏联订立新约。由于这些原因，在柏林的谈判进展甚微，遂迫使德国官员同意和苏联签订条约。结果，这使苏联能够集结火力充足的重兵于“满”蒙边界，甚至从欧洲前线调兵。苏军在8月底转守为攻，重创日军。此事及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公布，是对日本战略的双重打击。
好像这些还嫌不够，日本又挨了一下，这回是来自美国政府。7月26日，华盛顿照会日本，将要废除两国在1911年签订的通商航海条约。根据该条约的条款，废约将自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后生效，即1940年1月。我们还记得，这一严厉手段在1938年年底就曾考虑过，以报复日本公开非难华盛顿条约，但数位官员建议慎重行事。但时至今日，在日本明目张胆地践踏英国在天津的权利，而伦敦对之逆来顺受之后，华盛顿决定，行动起来的时候到了。照会是在有田—克雷吉协定签署仅两日后发出的，这并非巧合。紧随英国威名的失坠，美国动用权力来影响日本的行为。正因日本人乘欧洲形势之利在中国羞辱英国人，美国人决心挺身而出，不让日本在耍弄伎俩后全身而退。随着英国的威信和权势在亚洲的衰落，美国出手干预，以免对欧洲造成消极影响。换言之，对把欧洲和亚洲局势关联在一起的兴趣，英美和日本并无二致。
日本官员对废约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并非全无准备。美国的公共舆论呼吁这项措施已有些时日，早在7月，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已在考虑一项决议，要对违反九国公约的国家实施贸易禁运。参议员亚瑟·范登堡也已提出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废除通商条约。但是，尽管有这些警兆，当华盛顿的照会到来时，东京还是大吃一惊。鲜有人想置之不理，认为这无足轻重，或要更进一步，考虑对美国施行报复。日本简直无法承受给自己不断增加的外交困局又添新乱，或是开罪一个如此强大的西方国家。另外，日本和美国的贸易仍然可观。日本还在从美国获得废铁、钢材、石油及其他重要物资，美国已成为这些货物在亚洲之外的最大供应者。不和美国贸易是不可想象的，东京的官员们发现，他们只剩六个月的时间来尝试平息美国的怒火。
1939年8月时，日本的国际地位已严重恶化。在努力了结对华战争时要避免和第三方大国节外生枝，正变得愈发困难，而乘欧洲形势之便增强日本在亚洲的势力的尝试，也未见成效。在日渐催人绝望的处境下，东京的某些人特别是板垣陆相强烈主张，冲出绝境的上上之策，就是尽快和德国结盟，哪怕接受后者的条件。这样日本至少能拥有一个可靠的盟友，否则将在世界上彻底孤立。但平沼首相还是踌躇不前，不想使日本和英美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就在这些首脑人物还在寻思妥善之策的时候，柏林和莫斯科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
该条约在8月23日签署，标志着曾经给国际形势定了性的苏联统一战线战略的逆转。它企图使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反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后三者则一同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世界还没有真的分裂为这两个阵营。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置身苏联倡导的统一战线之外，试图绥靖法西斯国家，特别是德国。只是在1939年，一个结合了统一战线和英美主张的全球同盟似乎才有了可能：英法向波兰做出保证，苏联在诺门坎取胜，日美通商条约被废除——所有这些行动都指明了一个趋势，即在捍卫全球现状的过程中，反法西斯国家的行为比过去更加勇敢，也更加一致。在这个节骨眼上，纳粹—苏联条约公布，举世皆惊。它结束了统一战线；全世界曾拥护和为之行动的人感到被出卖了。苏联的领导层将否认他们放弃了统一战线，反而坚称，和德国的条约是一防御之举，以在帝国主义者企图怂恿德苏互斗，或牺牲后者绥靖前者的时候，保护国家安全。苏联的官员和文人们后来宣称获得了某种道德和战略上的胜利，认为此条约保存了苏联的力量，避免其虚耗于和德国强权的过早交战，从而在两年后战争真的席卷世界时，使苏联更好地拯救了自己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无奈地接受了这种磨人的理论，甚至称颂纳粹——苏联条约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但即使是他们，也无法轻易否认统一战线完蛋了，至少暂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