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至1940年9月的一年时间里，日本进行了自己的外交革命，以应对欧洲的战争。1940年春，随着德国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低地国家和法国发起进攻，战争最初的“虚假”阶段戛然而止，东京深思熟虑后做出决定，乘形势发展之利，再次调整外交政策，这次不仅是和德国与意大利缔结同盟，还要和苏联达成和解。东京建立非民主和反民主国家的世界同盟的宏大计划，使它自身陷入了和美英领导的也在缔建中的民主大国同盟的对抗之中。因此，在德国入侵波兰后的一年里，世界政治再次陷入尖锐对立。其结果，是在太平洋两岸造成了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危机感。
东京和华盛顿
然而，日本对欧战爆发最初的官方反应，却与之相反。当他们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组建了阿部信行将军领导的新内阁时，东京的领导层又开始为外交政策和战略寻找基本方针。一些人已开始建议日本效仿德国，和苏联修睦结好。他们相信，德国的扩张主义和修正主义政策将大获成功，不久将在欧洲建立新秩序。苏联看来是个同谋，因此事实上将欧洲分为两个势力范围。在此情势下，对日本来说，加入这些强国，和其一道建立新的全球秩序是合理的选择。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敌视，至少目前来说，必须服从权力政治的考量，尤其是鉴于诺门坎的惨痛经验（9月15日，在莫斯科签署了一项停火协议，恢复了战前的状态）。此外，由于苏联仍然是重庆战争物资的主要供应者，和莫斯科达成谅解，或许可切断这一经甘肃、内蒙古和新疆的“西北交通线”而来的援助。
在文职官员中，有若干人同意这种推断。现任驻莫斯科大使东乡茂德、驻罗马大使白鸟敏夫，以及外务省中所谓的“修正主义者”认为，日苏间的协定将同时向中国人和美国人施加心理压力，并有利对华战争的解决。这一看法的出现，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为何一些外交文官和军人沆瀣一气鼓吹这一战略，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对久拖不决的对华战争的挫败感。这场战争空耗国家资源，但未带来任何实利。相反，日本人民却被要求为了一场目标极不明确的军事行动，越来越多地搭上自己的生计。日本的领导者们不愿或不能正视一个事实，即说到底，这场漫长战争的基本原因，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抵抗。他们说服自己及国人相信，阻挠速胜的，是给予中国的外援。苏联对重庆的援助尤其重要。于是顺理成章，和苏联人达成协议，让后者停止向重庆运送军用物资，将大大有助于结束战争。换言之，日本因未能在中国取胜而怪罪苏联。日本领导层一直抱着这种寻找替罪羊的态度，直到全世界起来反对他们。
一些人不拘于策略性思考，沉醉在一个世界新秩序的远景中。毫无疑问，1931年以来，日本一步步地挑战国际体系，并在1938年后反复宣称必须在东亚建立新秩序，以取代运转不灵的华盛顿会议体系。然而，1939年秋，与苏修好的鼓吹者们突破了这个方案，构想出一套让反英美的强权在全球进行协作的大战略，尤其是日本、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的协作。在反对由英美的价值观，比如资本主义和民主界定的国际秩序上，这些国家看来有共同之处，就此而言，它们都是修正主义国家。它们似乎正在崛起，如果它们能并肩作战，果敢行动，就能一举结束英美的霸权。尽管此前修正主义的体现是推动法西斯国家结盟反共，但是现在，它将是所有反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势力的联合。
很难相信支持该战略的日本人真的考虑到了所有可能的后果。甚至迟至1939年，和它即将缔盟的国家相比，日本的经济政治制度和英美有着更多共同点。毕竟，尽管号召作全国动员，要求严格管制国内消费特别是教育和文娱领域，但日本的工商业仍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虽然反复阐说自给自足的原则，但日本倒是比以往更加依赖石油、铜、废铁及机床的进口，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政治上也一样，日本至少还有政党，不曾有哪个地方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和苏联共产党有些微相似之处。尽管受到审查规章的限制，但媒体并非死气沉沉，对政府的批评也得到了容忍，只要不对天皇制提出质疑。日本人着迷甚至沉溺于疏离英美而亲近德苏的想法中，这是对长期战争中所受挫折的情绪反应，与团结全世界修正主义力量的具体计划无甚关联。
至少，德苏瓜分波兰，以及随后苏联在11月入侵芬兰，本可让日本的修正主义者们三思。可是，他们好像将这些事件当成德苏权势勃兴，而日本应与之为伍，仿而效之的又一证据。那些一直鼓吹日本应以向南扩张为目标的人，受到了德苏行动的鼓舞，他们相信这些行动将削弱英国、法国、荷兰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地位，使日本更容易进入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另外，他们感到，反民主力量的联合将利于日本控制中国，中国将屈服于日本，正如波兰在德苏联合力量面前低头。但还很不清楚的是，日本如何能轻易做到它多年来尝试过却失败了的事情。这个战略假设，一旦被苏联离弃，中国人就会放弃抵抗，而美英也会抛弃中国人。反民主同盟的日本支持者们没有想到，这个盟约可能加强而非妨害中国和英美的关系，使征服中国变得更加困难。
新任首相阿部显然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纳粹—苏联条约签订后，平沼突然辞职，阿部紧接着出任首相，他力图调整日本的外交政策。这次调整是要和美国达成谅解，他任命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为外相就是一个明确信号，因为这位大将是公认的温和派，对美国知之甚多。他同意阿部的看法，即在穷尽改善对美关系的一切努力之前，就按照东乡、白鸟和其他一些人的建议与苏联实现和解，是很危险的事情。和德苏贸然修好，必定会使美国的反日政策更加强硬。知会废除通商条约的意向后，华盛顿已表明了坚守立场的决心。这会导致两国贸易完全中断，这个灾难性后果，是同柏林及莫斯科匆促签订友好条约也不能弥补的。出于这种考虑，通过东京的约瑟夫格鲁大使，野村主持的外务省为签订新的通商条约和美国举行了一系列谈判。
说到底，野村洞察到，日本再次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它要么追随德国和苏联，要么回归早前和美英合作的政策。任一条路都不能确保让日本获得满意的结果。但既然已尝试过德国选项并失败了，则日本没有选择，只能设法安抚在经济上对之如此倚重的美国。
麻烦的是，对华战争和欧战使这一调整困难重重，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即使是野村也同意，需在中国东北和中国的其他部分地区主张日本的特权。日本要待在中国。野村认为有可能实现的是和美国达成某种谅解，从而使日美关系不致因对华战争而恶化。他很清楚，继续战争和与美实现根本和解是难以两全的，但他还是存有某种乐观，即美国会容忍日本在中国的存在，只要日本不直接威胁美国的利益。如此考虑后，他向格鲁大使提出，日本会做出某种妥协，以换得新的通商条约；日本将尊重美国的在华权益，说得具体些，即同意向外国航运重新开放长江下游地区——1937年以来，这类航运已遭禁停。
由于军部坚决反对更大幅度的举措，日本政府只能做出这些微小的让步。此外，对华政策的微调不等于改变对东亚“新秩序”的追求。即使阿部政府拒绝了亲德联苏的选项，它也从未摒弃上届内阁对新秩序的信念。事实上，12月底，野村在一份陆海相也署了名的文件上签字，申明了同样的信念。文件声称有必要利用日本在欧战中的中立地位来帮助解决对华战争，并在“东亚及南洋”建立新秩序。这暗示了使日本帝国越过中国的海岸向南扩张。这个目标显然会影响日本与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关系，这些大国尤其是美国，将极有可能抵制日本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扩张。换言之，只要日本坚持自己目前的在华地位，不放弃南进计划，则野村安抚美国的努力就毫无用处。
华盛顿对形势了然于胸，对野村的建议只给予了冷淡回应。在1939年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国的政策也在经历重新调整，强硬派主张对日本采取愈发严厉的措施，并为中国提供更多援助。他们在1938年12月（援华）和1939年7月（废除对日条约）赢得了最初的胜利，但并不打算就此罢手。包括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以及几位——如果不是全部——国务院亚洲专家在内的强硬派，比以往更加确信日本正处于守势，可以迫其做出更多让步。既然苏联有可能因最近调整外交政策而减少承诺，则美国应准备好做更多事情来援助中国，他们在这点上尤其坚决。美中的紧密关系成为亚洲秩序的基石，这是一代代美国人心中的愿景，现在它正得到罗斯福政府高层的认同，而总统本人也给予支持。于他而言，这与其说是一种情感倾向，不如说是一项务实的政策，因为他认识到，美国为了自身的安全，不得不再次在世界事务中有所承当。国防的成败系于全球均势的维持，而均势的维持需将美国的力量摆上天平。这意味着在欧洲和英法、在亚洲和中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鉴于“虚假战争”的不确定状态及现有的中立法，罗斯福总统不得不步步小心，而且他不准备和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缔结正式的军事条约。但他向其助手透露，他期望英国和法国“成为我们的第一道防线”，以抵御德国的进攻，因此愿意考虑向民主国家出售飞机。这就必须加快提升战机和其他类型武器的产量。总统此时向国会递交的增加5亿美元国防费的请求，只是他为威慑侵略行为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的第一步。
“威慑”其实成了当时美国战略的核心概念。只有扩增军力，美国及其友邦才能挫败敌国的野心。美国的军火将为友邦所需，这点是毫无疑问的。通过表明向友邦提供武器的意愿，美国能够显示决心，从而遏止德国及其盟友的敌对行为。
同样的推断也适用于亚洲。在那里，威慑意味着努力阻止日本进攻东南亚和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在1939年年底，确保威慑的最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削弱日本对中国的控制，加强后者的军事能力。威胁废除对日通商条约，是这个过程中的一张王牌；只有日本在中国行止良好，作为交换，美国才会同意签订新的通商条约。因此，对极力寻求妥协的野村外相，美国政府并不理睬，而是坚持要日本接受机会均等原则，以之为谈判任何通商条约的先决条件。这是要日本放弃对在华特殊权益和特别待遇的主张，其实是诱使日本至少重新接受1937年的局面，并再次和蒋介石政府打交道。从东京的角度看，这个蛮不讲理的解决方案不可接受，华盛顿很清楚这一点。后者并不急于达成新协定，因此野村和格鲁的会谈在12月底陷入僵局，结果，现行条约距废除只余一月之期。
不是每一个美国官员都认为这种强硬立场是有利的。格鲁大使和他的某些助手仍然认为，在华盛顿条约框架下才能最好地处理日美关系，并想象着在某种程度上恢复跨太平洋的合作。他们相信，确保日本人行止良好的最善之策，是让其身处条约框架之中，从而远离德国或苏联。否则，就会永远地疏离日本，将它进一步推向美国的这些潜在敌人的怀抱。此外，在格鲁及其支持者看来，为了中国和日本交恶并不划算。中国是如此的分裂与混乱，以致无法成为美国的可靠伙伴。而日本则是一更加熟悉的已知数，美国曾与之合作并两相得益。因此，美国的战略应是响应野村的建议，主动采取温和的举措来改善日美关系。然而，这些想法和罗斯福政府正在制定的全球战略是脱节的，罗斯福的战略强调威慑，强调援助像中国、英国和法国这样的潜在盟友。作为纯粹的战术手段，安抚日本或许能争取时间，就像早前对德国的绥靖政策那样，但到头来它不会比慕尼黑协定更能维持和平。
中国是这些事态发展的得益者。尽管其领导者们不得不对纳粹—苏联条约的不利影响深感忧虑，但他们有充分理由对美国愈发强硬的对日立场感到满意。他们判断，日本军队的攻势战略已受阻滞，而中国军队反守为攻的时机已到。于是，蒋介石下令于12月中旬在全国向日本军队发起正面进攻，随之发生的战争中最激烈的战斗不具决定性意义，但使日本军部确信需要再次对战事做重新谋划。在1940年最初几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为在中国打开局面做了徒劳的努力。
东京和南京
1940年1月16日，由于外交战线的工作没有起色，阿部内阁引咎辞职。接替阿部为首相的，是米内光政海军大将。有田八郎回到外务省，第三次负起领导之责。在必须阻止和美国爆发危机这点上，米内和有田与各自的前任有基本共识。米内是退休的海军大将，见解和野村略同，有田则以反对和德国缔结针对英美的同盟闻名。新的领导者们真心想改善日本和英美的关系，但要实现他人未竟之事，他们的希望很是渺茫。美国确实没给他们机会，在东京的新内阁成立十天后，美国正式废除了和日本的通商条约。
果然，米内内阁随后转向中国——日本唯一能采取主动的地区。如果以与美和解来破解中国僵局的路行不通，那么显然，余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和中国直接交涉。交涉的方式多种多样，当时总共尝试了四种，但未取得显著成效。
一个选择是调整战略。它要求减少日本陆军在中国的兵力(1939年年底为85万人）。中国的兵力远超日本，仅在武汉地区就达100万人以上。在东京大本营看来，日本根本无法在备战苏联的同时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战争。诚然，如上所述，一些陆军军官已开始主张同苏联和解。但这未被接受为一项国策，1940年年初，假想中的对苏战争仍然是日本战略的主要预设。由于这个原因，东京同意，未来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应局限于几个关键地区，以将日本的资源为可能爆发的对苏冲突筹措妥当。按照参谋本部的计算，新计划要求在华日本陆军的规模在1941年中期缩减为50万人，并集中于上海—南京—汉口三角地区，以及华北和内蒙古。这意味着从武汉和广州地区撤军。
参谋本部刚一采纳在中国减少投入的战略，就激起大陆上日本陆军的强烈反对。他们同意他们东京上级的看法，即对华战争应快快结束，但坚称要达此目的，唯有增加而非缩小战斗部队的规模。在华日军认为，一旦日本赢得决定性胜利，就可减少部队的数量,而要夺取胜利，就要增派师团。这个主张背后的思维，自1937年以来导致了在华冲突的升级.却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成果。但一如既往，大本营迁就了战地指挥官的请求，同意再从日本和中国东北各派两个师团前往战区。统帅部希望，陆军得到补强后，将在秋天和中国一战决胜并赢得胜利，之后兵力水平将会降低，或可减为70万。这个计划不过是承认了在中国陷入僵局，因为没有任何现实的理由可以让人相信，现在比1939年以前更加胜利在望。事实上，增兵事件迫使日本的战略制订者们认识到，在试图解决对华战争的同时准备和苏联打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想法很快就有力支持了亲苏战略赞成者们的主张，即实现日本政策的重大转向。
与此同时，日本在1940年初还实施了两项策略，两者都是政治性而非军事性的。一是落实“汪精卫工作”，让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新“政府”。上文提到，汪精卫在1938年年底秘密离开重庆前往河内，在那里和日本官员展开谈判，以体面结束战争。他还企图说服其他中国的领导者们和他一道努力，但却彻底失败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亲信愿意追随他，而重庆的国民党政权仍坚决反对和日本达成任何妥协。此外，国内的各种组织和海外的华人团体对汪精卫的阴谋反应强烈，称其为叛徒、疯子，甚至用了更难听的字眼，他被开除出党，烙上国家公敌的骂名。因此，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他仅仅代表他自己——一个中国的罪人。
然而，汪精卫和他的一小伙追随者们还是相信，为了让中国少流血，他们所做的是正确的。鉴于日本压倒性的力量，他们推断，缓解其冲击的唯一方法，就是停止战争，致力于经济和政治重建。否则，争斗下去只会导致共产主义和苏联影响力的蔓延。正如他对一群自诩为中国国民党人的追随者所言，中国正面临沦为苏联之一省的危险；共产党为之而战的不是中国，而是苏联。要不是共产党的反对，和日本的战争早就结束了。但中国共产党是听莫斯科发号施令的，他们从不为中国着想。1939年8月，汪精卫将纳粹—苏联互不侵犯条约指为苏联两面三刀、不可信任的例证。他还指出，一度按莫斯科的口径痛斥德国的中共，现在又开始称颂德国。正是这种对苏联的依顺，促使他和他的同志们竭力要国人们醒悟到屈服于苏联势力的危险，并和日本谈判以结束战争。
不幸的是，他和日本官员的谈判很不如意。除了在1940年年初将其带至南京，日本拒绝对他做出重大让步，这使他的希望——“和平促成反共建国之局”——受到了打击。在3月30日就任“重组政府”的“代总统”之前，他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在北平建立的日本控制下的分裂政权——的官员举行会谈。北平和南京的政权怎样合并尚不清楚，但普遍达成一致的是，“中央政府”将在南京成立，承诺遵守中国主权、独立、经济发展、反共和亚洲的永久和平诸项原则。它还将和日本同心协力，在东亚共建新秩序，这些思想被说成是对孙中山的根本原则的肯定，因此，新“中央政府”的创建意味着国民党政府自重庆还都南京；换言之，重组的政权将成为“合法”的“国民政府”，而蒋介石的重庆政权则是“伪”政权，还在顽守抗日容共的政策。作为孙中山的真正继承者，会集南京的领导者们将和日本合作，以推进重建国家之大业汪氏政权成立时，汪精卫老调重弹，说他所为之奋斗的，是给中国带来和平，使之成为独立国家。他宣称，“在能履行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及经济提携诸原则，进而肩负建立东亚新秩序之责前，中国必须维护主权独立和国家自由”。
在战争的背景下，这个声明听起来空洞不实；日本尚有85万军队驻扎在中国的土地上，此时来谈中国的独立，真是荒谬绝伦。当然，汪精卫设想，大部分日本军队迟早会撤走，而中国政府将本着中日提携之精神委以他重任。他对此执迷不悟，直到1944年死去。悲剧在于，对日本陆军而言，他甚至连个侵略的工具都算不上。他不过是个策略上的权宜，一朝想到更好的选择，即可弃之不顾。
东京没有立即承认汪精卫政权，没有什么比此事更好地显露了日本人的利己主义。尽管在南京成立一个国民党“合法政府”的仪式弄得铺张夸炫，但日本的主要用意，是将此事当作接触重庆的杠杆，想看看后者如今是否更有意愿谈判谋和。于是，在做出其他三个决定——减少在华兵力，最后一次增兵，以及成立汪精卫“政府”——的同时，日本还和一个自称宋子文之弟（也即蒋介石的妻弟）的中国人开始了一系列秘密会谈。这根救命的稻草给人很多启示。第一，它表明，对自己单凭军事努力结束战争的能力，日本陆军正变得何等悲观。第二，它揭示了许多代表日本陆军的个人和机构的存在，它们服务于相反的目标。例如，秘密会谈的启动，是缘于日本陆军的一名下级情报官偶遇自称宋子文弟弟的人。第三，此事还意味着中国人和日本人有各个层次上的往来，不仅是汪精卫和一些亲日派別，其他许多团体也愿意和日本人谈判。最重要的是，夭折的谈判表明，重庆擅长欺敌之计。战后发现的证据证实，重庆的最高层知晓秘密谈判，进行谈判是为了挫败“汪精卫工作”，迷惑日本人。宋子文之弟乃他人冒名顶替，但却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因此，谈判注定是失败的。但由此事可见，日本缺乏前后一贯的战略：只要不从华北和东北耻辱地撤军，任何减轻日本资源负担的事都可以做。
从两地撤军正是国民党坚持的议和条件。对蒋介石及其幕僚而言，只要能争取时间，不妨让日本人燃起停战的希望。谈判拖得越久，美援抵达重庆的机会就越大。同样，如果能令美国人深感提供更大量援助的紧迫性，和日本人坐下谈谈大概也无坏处。说到底，不管怎样，重庆的领导层是乐见美日关系愈益紧张的，并指靠前者对全球现状做出的承诺。苏联的援助不再万无一失，但美国终于好像有意取代苏联，成为卫护中国的主要外部大国。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自然可对华北和“满洲”问题持强硬立场。和日本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包括中国领土完整的原则；独立的“满洲国”必须取缔。至多，中国人也许愿意容忍一个半自治，而非独立的“满洲”。
不过，在日本看来，“满洲”和华北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他们准备从中国本部收缩，将力量集中在可能发生的对苏战争上，如果战争爆发，则“满洲”的战略意义至关重要。更加重要的是，对此地区的牢固控制，是自给自足计划不可或缺的内容。1940年的头几个月里，人们已看到了欧洲形势对来自欧洲的物资供应的影响，尤其是来自德国的机床和工业机械的供应，已因战争而停止。这正使日本经济比以往更加依赖美国。此外，如果日本丧失对华北和“满洲”的资源的控制，它将回到1931年之前的状态。这是不可想象的，于是，米内内阁发现，当欲引领日本的政策远离潜在的危险时，自己却面临多方掣肘。
形势对日本来说越不稳定，在华盛顿和伦敦看来就越有利。的确，那里的官员们还在观望“虚假战争”能否无限期地延续下去，避免爆发为全面战争。人们心中还有一丝残存的希望，即惨烈的战争能够推迟，即便不能完全避免，罗斯福将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派往罗马、柏林、巴黎和伦敦，就最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总统授权威尔斯在“裁军和开放贸易”的基础上议谈和平，这是个两次战争之间的国际主义方案。这次出使表明，对美国而言，恢复世界稳定必须以此为本。用政策的话语说，它意味着美国执着于恢复早已逝去的状态。这对亚洲和欧洲同样适用。这就无怪乎美国政府对号称更有合作态度的米内内阁的成立不大感兴趣了。通商条约在1月底废除后，美日间的贸易是便宜行事，不再有法律机制保护各自的权益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对美国的政策有利，因其让日本持续感受到了改善行为的压力。
日本政府倒是愿意那么做，但如果不按中国的条件结束战争，它能做什么来取悦美国人？而且，东京自相矛盾的对华战略只是惹恼了美国官员，使他们无法相信日本的诚意。尤其是，在美国看来，“汪精卫工作”是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由于对保存国民党重庆政权有承诺，华盛顿不理会新的“南京政府”，认为它不过是日本人为了实现在战场上无法达成的目的所做的垂死挣扎。“汪精卫工作”的所作所为，只是更加坚定了美国援助蒋介石军队的决心。
英国是这项政策的参与者，但已居于较次要的地位，因为它自顾不暇。张伯伦内阁没有预想和德国正面交锋，但在暮冬，乐观情绪逐渐消退，皇家海军采取了在挪威海岸布雷等行动，以防备德国的进攻。同时，英国不得不听从美国，牵头制定一项亚洲战略。英国实在没有足够的舰只调往亚洲，也无法在没有美国帮助的情况下捍卫自己的帝国地位。的确，两国海军大致还停留在协调它们亚太战略的初步阶段。例如，美国官员不愿与英国同行分享有关日本电码加密的秘密；这些电码将被适时破译，向美国政府提供宝贵的情报。英国也没有将其海战方面的所有技术创新都透露给美国人。不过，和两年前英格索尔出使时相比，两国海军军官现在就欧洲形势及其对亚洲的影响，有了更为广泛和频繁的交流。此外，在中国问题上，两国政府保持基本一致，并经常重申它们对九国公约的遵守。当副国务卿威尔斯3月在伦敦时，它们确认了这一立场，并告诉中国大使，美国和英国在亚洲奉行同样的政策，汪氏政权在南京成立后，美英均立即声明，它们一如既往地承认重庆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就这样，日本在1940年年初的各种策略都不灵光，反而愈发疏远了列强。倘若欧洲的僵局持续下去，则东京领导层或许会被迫对对华政策做出更大幅度的调整。不过，欧洲的事件再次影响了事态发展，使欧亚两地的国际局势有了更为直接的联系。
德国的春季攻势
1940年4月，德国军队开始向民主欧洲施行闪电战，“虚假战争”遽然终止：先是挪威和丹麦，随后是荷兰和比利时，最后是法国。两月之间，这些国家全部陷落。除了瑞典、瑞士和西班牙等中立国，只有英国还保持自由。
希特勒的攻势是一次精心算计的赌博。他没有放弃毁灭东部斯拉夫国家的终极目标，但为了做好这场斗争的准备，他企图先征服欧洲的其余部分。他判断，斯堪的纳维亚、低地国家和法国的失陷，将使英国人的士气受到重挫，以至于他们将决定放弃抵抗，并与他“合作”去完成和苏联人斗争这一至高无上的使命。如果他们拒绝，德国将不得不对皇家海军动武并轰炸英国城市，促其投降。除非得到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大量援助，否则英国人必降。为此，不让美国介入战争十分重要，德国人认为，保证这点的最好办法，就是德国决不挑衅美国。希特勒愿向美国人民担保，他对他们心无芥蒂，即使战争在欧洲肆虐，两国仍能相安无事。为在美国煽动和平主义或至少是不干涉主义的情绪，希特勒利用美国的亲德团体四处宣传。
与此同时，苏联也没闲着。苏联在1939年秋天已兼并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并入侵了芬兰和波兰，如今它乘德国在西欧连战连捷的时机，吞并了立陶宛，侵略了比萨拉比亚(就在德国春季攻势开始前，苏联和芬兰签署了停战协议，协议规定将卡累利阿地峡割让绐苏联）。正当希特勒的部队向西进军时，有人预计斯大林的军队将亲手攫取罗马尼亚和达达尼尔海峡。于是，苏联的自我扩张堪比德国，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目睹这一切，茫然无措。
显然，1940年春的大问号是英国。面对德国的猛攻，它是屹立不倒还是屈膝乞降，这不仅将决定战争的结局，还将决定德苏关系的未来。丘吉尔领导的内阁受到举国推戴，就在德国军队开始进攻低地国家那天成立（5月10日），表明英国人绝不低头。新任首相重申，他的人民宁肯奋战至死，也不愿看到国家落入希特勒的代理人手中。但丘吉尔坚信，只有美国——如果它自己不参战的话——同意给予大规模援助，英国才能生存下来。从此，缔造两个英语国家之间更牢靠的同盟，成为丘吉尔的根本战略目标。
他发现罗斯福总统和他心意相通。他们通过信函、电报或电话的秘密通讯数以百计，记录下两国甚至在双双卷入战争前就进行紧密合作的罕见范例。对罗斯福而言，对德宣战不在考虑之列。不仅公众舆论会反应消极，而且美国自身的防卫能力也尚不充分。1940年春的头等要事是加强防务，然后向英国提供“多余”的武器。不过，罗斯福毫不怀疑，美国将逐步地卷进战争。的确，法国沦亡后，罗斯福的一些顾问警告他说，美国对英国的援助有可能打水漂，更糟的是，如果德军占领不列颠群岛，援助还可能为敌所用。但罗斯福决心让美英命运与共。正如6月10日他在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说中宣称，美国无法“在一个暴力横行的世界中安为孤岛"。全世界休戚相关，美国必须向那些抗击“暴力与憎恨之神”(gods of force and hate）的人们伸出援手。
这些言论表明了一种自我意识，即美国肩负身为民主大国的责任，是人类自由的最后希望。当各国都在为生存而战，将军事防御和战略置于首位时，罗斯福认为，即使武装起来，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仍然能够坚守自己的民主传统。他说，他不认为，“只有抛弃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才能建立完备的防御，才能和侵略者们较量”。这番话，他是说给国内外对美国备战的批评者们听的，特别是孤立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尽管1940年春后他们的人数有所下降，但他们仍然大声嚷嚷，认为打仗的民主国家是一种语义矛盾。这种悲观主义不仅受到罗斯福政府，还受到商界、学界和新闻界巨头的抨击。例如，6月初，亨利·卢斯在《生活》周刊中写道，要是英国和法国都亡了，“我们知道，我们，在大国中也仅剩我们在全世界捍卫民主的信念”。美国必须准备好“以暴制暴”。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以其《基督教与世界政治》一书加入了争论，此书雄辩地阐明，在一个被极权主义独裁政权主宰的世界里，和平主义不堪一击，基督教的天职要求挺身而出，哪怕诉诸战争也在所不惜。由美国是民主的最后堡垒这个正四处传扬的看法，可知援助英国是美国人民必须担当的责任。当然，他们此时不会赞同参战。但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追随政府的政策，即尽一切可能帮助英国。在法国败亡后的惨淡时日里，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开始为此制订具体方案。任命亲英的共和党人亨利·史汀生和弗兰克·诺克斯为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意味着在这项任务中，罗斯福的顾问团将更加得力。
援助英国不可避免地要虑及大英帝国和英联邦的命运，其疆域从非洲向远铺开，经中东，一直通往东亚和大洋洲。由于其战略位置和日本人觊觎的丰富矿产，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和缅甸的防御尤其重要。在华盛顿和伦敦，人们普遍担心，日本欲乘德国胜利之机，向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渗透，如有可能则外交施压，但若有必要就武力强取。如果此地区或哪怕其中一部分被日本控制，则西太平洋将成日本之内湖，英联邦和母国之联系将被切断。那里的人力和资源将不再登抵不列颠群岛，诸岛的防御将更形困难。还有，英国将不得不移调资源以防守之，要么就全力迎战德国，放弃亚洲和太平洋。
这里，亚太地区的命运再一次操于美国之手。这不再是个维持现状的问题。这更是美国是否介入以阻止日本夺占此地，或日本能否在美国先发制人前得手的问题。两个已在中国问题上分歧严重的国家，将为控制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而斗争。要么两国就达成默契，同意共管太平洋，这个想法回到了东京1934年的建议，但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华盛顿不会考虑走这一步棋。
不过，暂时来说，美国的政策不会超越早前的威慑战略。罗斯福总统显然不想日本向东南亚渗透，但他还不准备让美国军队积极介入此地区，那必将引发和日本的战争。打这一仗为时尚早，还会挪调用于大西洋的资源。因此，他考虑，最好的战略是设法阻止日本向南扩张。1940年春，可供他利用的最显见手段，就是让美国舰队主力待在夏威夷水域。正常情况下，大部分舰船是部署于西海岸的，在它们结束了夏威夷附近的年度演习后，罗斯福决定令其留在中太平洋，而非返回原基地。他想，这样将给日本人一个信号，即美国决不让他们在亚洲轻举妄动。但是，他不打算超过这个界限。例如，美国不会正式实施经济制裁，航空汽油将继续运往日本，贸易被允许在甚至没有正式通商条约的情况下进行。换言之，在1940年夏季之前，美国政策的聚焦点，是阻止日本乘欧战之利，在亚太地区扩张势力范围。
这个战略，只是一次有意为之的恫吓，下面将看到，它没有奏效。同时，美国政府小心翼翼地避免得罪苏联。对苏政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苏联在1939年年底入侵芬兰时，人们惧怕德苏一起瓜分欧洲，美国人对后者的观感跌到了最低点，也许比对德国的还低（《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嘲讽道，“芬兰的劳工们，联合起来：你们没有什么可埋葬的，除了你们当中的死者”），不过，在1940年春，公开批评苏联的声音小了许多。事实上，对苏联夺取比萨拉比亚，或谣传中苏联要征服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其他地区的计划，美国媒体一般都保持了克制，未予非议。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显然是人们认识到苏联力量的增长将抑制德国，并且如《纽约时报》所预计的，到头来将对英国有利。这里的关键概念是权力，而非意识形态。美国官员和美国媒体一样，都领教过一位记者所说的“布尔什维克帝国主义”，它似乎将苏联变成了一个罔顾自身意识形态倾向而玩弄权力政治的国家。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考虑和这样的国家合作，是很困难的事情，而且显然，苏联无法适应为了民主的生存而进行全球斗争这一正在形成的理念。但至少，它的力量可借助为拯救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手段。职是之故，对苏联扮演决定欧洲命运的关键角色的可能，华盛顿极感兴趣。这暗示着，罗斯福总统也开始意识到苏联对维持亚太地区均势的潜在作用。尽管短期内这个想法不会产生什么结果，但至少应注意的是，美国人开始认为，苏联因素和亚洲及欧洲的未来是息息相关的。就此而言，防止日本向苏联发起进攻，或阻止二者结成亲密关系，将变得十分重要。美国应尽最大努力避免和苏联的矛盾，并在不放任的前提下，乐见其力量的增长。
在苏联也一样，没人想和美国闹出不必要的麻烦。和过去一样，斯大林和红军忧心的是同德日两线作战。通过理查德·佐尔格领导的在日间谍网，莫斯科逐渐获悉1940年春夏两季为德日结盟进行的活动，这些活动如果成功，两线作战的可能必将大增。莫斯科必须决定如何最好地避免。一个办法是鼓励日苏谅解的想法，在苏联备战潜在的对德冲突的同时，至少确保北亚无战事。外交部KV.M.莫洛托夫频繁地召见东乡大使，谈起两国修好这个颇难启齿的想法。但对东京过分亲热的姿态，有可能进一步得罪美国。从莫斯科的角度看，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紧张关系的任何一丝加剧都是值得欢迎的，因为这将使日本人忙于应付可能爆发的对美冲突并离开北方，但若苏联怂恿日本往南扩张的举动太过招摇，就会引起美国的敌视。所以最好在和日本保持较好关系的同时，不给人造成两国串通一气反对美国的印象。正如美国需要保存苏联的善意，后者也必须留意同前者合力应对共同危险的可能。两国的潜在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于一旦联手，将在未来数月之间给世界形势带来重大变化。华盛顿和莫斯科都清楚这一点。这无关意识形态与原则，这更是一个生存问题。
正当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正苦思在亚太地区的下一步行动时，日本领导层第一次毫不迟疑地利用了欧洲的事态变化。因在中国没完没了的战争所生的彷徨和挫败感，现在让位于一种乐观的情绪，即在亚太地区放胆施展日本的力量，以创建日本控制下的庞大亚洲国家集团为目标的时机到了。5月底，米内内阁为此采取首步行动，向巴达维亚的荷兰当局施压，要其保证向日本供应指定数量的锡、橡胶、原油和其他来向东印度群岛的物资。显然，这将使日本减小对美国和英联邦的依赖。很清楚的是，美国舰队在夏威夷的存在没有阻止日本的行动。当然，日本此时尚无强行进入荷属东印度的计划。相反，东京坚持要维持荷兰殖民地的现状，害怕美国和英国的军队会在德国打下荷兰后占领东印度群岛。如果日本能通过谈判从东印度群岛获得一定数量的关键物资，它就能避免和英美的摩擦，暂时达到自己的目的。
下一步行动是利用德国节节胜利的机会结束在中国的战事。米内内阁认为法国和英国在亚洲是无能为力的，遂在6月要求两国停止经由印度支那和缅甸向重庆输送援助物资。运输量已缩为涓滴细流，但日本人决心逼使法英分别关闭印支边境和缅甸公路，将之彻底掐断。值得注意的是，采取这些高压政策的，是有温和之名的米内内阁。为解决对华战争并确保日本获得必要原料的供应，米内和有田外相都不惮使用这种手段。这表明他们确信，亚洲国际关系的旧秩序已不能复生，日本必须主动出击，建立新秩序。
当时，美国是唯一能阻止日本图谋的大国，这已是不言自明。英法都把目光转向华盛顿，想知道后者是否有意制止日本在印度支那和缅甸对它们指手划脚。欧洲国家想要的是美国的具体承诺，比如派遣美国舰队向西深入至新加坡，或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这令美国政府进退维谷。它完全同意法英的看法，即只有美国能阻挡日本进军东南亚。但罗斯福政府不愿在欧洲形势如此黯淡的时节，去冒刺激日本的风险。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纵容日本的行为，也不是说要鼓动欧洲政府暂时和东京妥协，以稳住日本，避免亚洲的冲突。反之，美国政府将坚守立场，让舰队驻兵夏威夷，并观望此举能否最终约束日本。同时，它不会在亚洲援助法英。欧洲列强无奈，只得接受日本的要求。结果，H.P.贝当元帅领导下的法国政府——恰巧是在德法6月21日停战前成立——同意关闭印度支那通往中国的道路，并让一个日本观察团进驻边境地区。丘吉尔内阁则做出决定，默许缅甸公路自1940年7月始封路三个月。
对西方来说，这些可谓耻辱的重挫；亚历山大·贾德干，伦敦的外交部常任次官，称关闭缅甸公路是“我们在远东的屈服”。他曾反对向日本的要求让步，认为英国甚至值得为此冒开战的风险，否则“美国将放弃我们，后果无可挽回，不仅在太平洋，也在这一头”。后事证明，唱此悲调为时尚早。尽管其威慑战略未能阻止日本在东南亚的行动，但美国拒绝接受新的事态变化，视之为暂时的挫折，待其武备完足，即可扭转局面。欧洲和亚洲的形势越是显得黑暗，罗斯福和他的幕僚们就越有决心，要向英国提供比迄今考虑过的都更有决定性和实质性的援助。“驱逐舰法案”要求将约50艘美国驱逐舰转交英国，以换取对加勒比海英国海军基地的使用权，这不过是形成事实上的英美同盟的头一大步。对于亚洲，这唯有一种含义：美国将继续抵制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行动。唯一的问题是，这种抵制将以何种形式体现。美国的军事干预将在哪一刻发生？换言之，发箭离弦的临界点是什么？要是日本欲控制整个印度支那，甚或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等周边地区，是否须以武力制止？什么手段才能最有效地阻止日本变本加厉的侵略行为？美国能否继续指望中国人在亚洲大陆牵制日本军队？美国应如何在战略筹谋中掂量苏联因素？这些都是急需回答的重大问题，但由于欧战形势的迅急变化，它们很难说清。但不管这些问题如何回答，有一点是完全清楚的：美国将反对日本以新秩序之名支配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地区。除非日本重拾华盛顿体系的精神，否则绝不会有美日和解。当然，讽刺的是，为了重建华盛顿体系，美国自身不得不深深卷入亚洲事务，结果其间极大改变了华盛顿体系。
日本人懂得同样的逻辑，并打算阻止美国插手亚洲。怎样做到这一点？1940年春的军演和战略计划表明，东京的军事首脑们有两个互相关联的设想。一是短期计划，即准备迅速远征荷属东印度，尤其是婆罗洲和西里伯斯让美英来不及干预，从而制造既成事实。陆军部和参谋本部在5月底召开的一次参谋会议，据说首次讨论了针对东印度群岛的作战计划。西浦进中佐起草的6月18日的作战计划认为，必须在印度支那和泰国建立空军基地，然后闪击荷属东印度。二是日本应同时考虑一项长期计划，以备英美驰援荷兰。日军预计，英美迟早会动用武力将日本逐离支配的地位，因此必须制订应急的作战计划。一个关键问题是能否分离英美两强。西浦计划认为有希望。计划指出，如果存在英国阻挠的可能，日本务必进攻新加坡。但不要碰菲律宾，除非无法分离英美。到7月初，随着德国攻入英国指日可待，日本的战略家们相信，作为“南方作战”的一部分，在亚洲为大英帝国画上句号不会太困难。一份在7月3日通过的陆军政策声明，提到将香港和马来西亚作为可能的目标。至于美国，声明指出，“应尽量避免和美国开战”“尽管必须着手为预期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战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