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最好通过互不侵犯条约重新调整日本和苏联的关系。陆军对这条路线特别感兴趣，但由于有田外相担心这会使日本面对英美时的处境更加恶化，东京的文武官员得出结论认为，最佳的替代选项是日苏间的中立条约。这项安排将保证若前者和英美交战，则后者持守中立，同时将结束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日本的建议明摆着是为自己打算，但彼时莫斯科对此表示欢迎，因为在德国的战略和英美的政策前景难测之时，它正竭力避免在北亚出现严重危机。然而，在完成中立条约谈判前，米内内阁被近卫文麿内阁取代。不过，值得注意的关键一点是，它并未在第二届近卫政府成立之际将日本的战略由北(苏联）转南。根据一位陆军发言人在7月4日陆海军联席会议上的解释，日本不能两线作战，尤其是在对华战争尚无望结束的时候。在执行南方作战的同时，战术上必须保持日苏关系的稳定。为了证明战略转向的正确，陆军争辩道，建立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区，对国家而言刻不容缓，势在必行；这是因为德国和意大利正在欧洲和非洲建立它们自己的阵营，而英美可能紧随其后，建立一个连接西半球、南太平洋、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庞大南方阵营。要是此事成真，日本将不复有实现自给自足的机会，反而要在经济上永远仰美国和英国的鼻息。一位陆军发言人宣称，“我们的目标，是结束70年来对英美在商业和经济上的依赖”。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日德结盟的想法在1940年春夏两季再度提出。其赞成者在陆海军中均有所增加；被欧洲战争冲昏了头脑的外交官、新闻记者和知识分子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由于日本已被漫长无果的对华战争弄得沮丧万分，德国在欧洲取得的胜利，仿佛正是日本一直以来翘首以盼的。与德结盟的支持者认定米内内阁对此设想缺乏热忱，扬言要以更合胃口的内阁取而代之。这个批评有失公允，因为米内及其外相有田已乘欧战之机在印度支那、缅甸与荷属东印度展开行动。但到目前为止，他们拿不准让日本和德国结成军事同盟是否明智，这一犹豫使米内付出了内阁倒台的代价。陆军决心倒阁，命陆相烟俊六将军辞职，这是陆军表达对现任政府不满的惯用伎俩。由于不能继续履责，米内在7月16日辞职。
国内新秩序
陆军7月13日的备忘录提到“在国内建立强固政治体制”的必要性。在要求制订南进战略的同一份文件中包含了这种说法，这绝非偶然。南进战略和建立国内新秩序所表达的，都是使日本摆脱英美影响的决心。在亚太地区开辟经济自给区之际，日本也要消灭英美民主和自由主义的残余，代之以和对外任务更相称的体制。简言之，在国外推行的帝国主义将和在国内实施的法西斯主义互为表里。日本的战略家和知识分子们对这种想法沉迷已久，但从未想象一朝实行。现在，头一次，机会似乎从天而降——这又是多亏德国的胜利。也就是说，对内对外，日本都要仿效德国。
豪言壮语说了很多，身为国内新体制的领袖，近卫文麿受到万众瞩目。在1938年任首相时，他就谈起过需要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但没有具体落实，在其任期内，日本政治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不过现在，近卫被看成继续这场斗争的合乎逻辑的人选。他自己的想法相当暧昧，但他接受流行的看法，认为现存的政党都是苟活的朽物，国家需要新的体制以充分调动资源，免于山头林立、党派相争的妨害和干扰，就此而论，近卫成了一个象征人物，陆军在海军支持下欲用之于外的，他将施之于内。于内于外，日本都自命为全新秩序的化身，不受盎格鲁—美利坚主义（Anglo-Americanism）的败坏。
7月22日，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日本开始公开对抗英美的影响。日本的领导层自认为机遇就在眼前，要勇敢把握，否则，它担心日本将永远无法成就它梦寐以求的地位日本对国内外新秩序的刻意拥护有几个方面，值得一一考察。首先，根据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和近卫亲信矢部贞治的说法，近卫对天皇心怀不满，因为天皇墨守“过时的自由主义”，除了同美英合作，在外交上没有新理念。而他，近卫，要有所不同，因为他相信世事无常，日本必须根据变化中的环境调整政治和政策。他甚至认为，为了使国家能对国民经济施以更大程度的管控，明治宪法本身就需要修正。陆海军勾心斗角祸害日本的决策，他也考虑到了避免这点的重要性。他想要政府对军事有更强的控制力，结束最高统帅权独立的传统，他确信，这105种传统已给日本的内政外交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他没有冷静下来想一想，制衡军部的权力，或者更充分调动国家资源的最好办法，也许就是回归和重申民主的价值，正如英国人和美国人所为。由于伦敦和华盛顿政府到1940年已重振对民主、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信心，近卫的任职使双方的意识形态对立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尖锐。
但是，这不意味着近卫对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更不必说对共产主义感到热衷，奉之为自由民主之外的可行选择。这是他的问题。尽管反对盎格鲁—美利坚主义，但他对其他替代选项也不满意。职是之故，他对英美体制的排斥较为温和，不似德国或苏联那般剧烈。当然，对经济问题，近卫的信念比较坚定。和当时的许多日本领导人一样，他相信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只会加剧日本对英美操控的国际经济的依赖，而且，不说其他，单单对华战争的需要，就使政府必须加强控制，以调度国家资源。这并非新颖之见，但近卫想把它和建立经济自给的亚洲集团的明确诉求联系起来。理论上，这一集团能使日本不再依赖英美的资源、市场、资本和技术，从而颠覆了延续70年之久的模式。但如何做到？比如，在1939年，日本的钢铁产量远低于预期水平——举例来说，常规钢材和生铁产量只有预期的85%，结果不得不以进口补缺。向南进击需要更多的钢铁和其他原料，这些从哪里来？显然，可望在东南亚掠得战利品，但日本能在执行南进战略的同时，避免和英美打一场代价惨重的战争吗？近卫心中无数，但还是坚信若日本真要在亚洲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就必须准备与美国斗——要是后者武力干涉的话。
近卫反盎格鲁—美利坚主义的第三个要素，是对日中关系的一种极其幼稚的看法。他相信中国人和日本一样，对英美的霸权心怀怨愤，如果日本人表示出足够的善意与和解精神，中国人就会和日本人共建新亚洲。他甚至感到，即使是重庆，内心深处也是反英美的，所以说服国民党领导层放弃抗日，与日合作实现亚洲新秩序之梦，应该难度不大。很难理解为何近卫及其拥护者如此昧于中国人抗日情感的现实，但这再一次反映出他们对反英美体系的痴迷。由于这个体系要在亚洲建立，又由于中国是亚洲国家，因此中国会和日本合作。所谓的亲日南京政权的黯淡开局，应该已经表明事实远非如此，但近卫心里不是只有南京。其实，只要重庆表现得乖顺一些，他情愿牺牲掉汪精卫“政府”——这再度显示了他的左右摇摆和一厢情愿。
最后，和这种一厢情愿相关的，是近卫对与德结盟和与苏谅解的迷恋。他相信两强是根本反对英美的民主、资本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因此日本应与之携手并肩，彻底推翻英美的世界霸权。上文提到，纳粹—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时，这些想法已开始吸引某些日本官员，但现在近卫要使之成为自己外交政策的基础。由于近卫在1941年和1945年都表达过对共产主义的忧惧，他在1940年竟如此轻易地受到结伙苏联及德意的诱惑，实在是令人惊讶。他之所以这么做，似乎只是因为他坚信自己多年来的言论，即日本将在亚洲缔造的新秩序的目标，必须是构建不以英美的利益和理念为依归的国际关系体系。其间，即使是苏联的共产主义，也能提供助力。虽然日苏或许终有一战，但眼前最急迫之事，是将英美的势力逐出亚洲。
尽管1937年至1939年任首相期间，近卫不能力行他的亚洲新秩序理念，但这一次他感到国内外形势已大有改观。他选任松冈洋佑为外相，表明他有信心继续未竟的计划。松冈曾任外交官和南满铁路总裁.以肆无忌惮地鼓吹修正主义名噪一时。他曾大骂华盛顿会议体系是“富有国家”说了算的和平，并公开表示和美国的冲突不可避免，除非后者承认日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他在1940年5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和日本是太平洋地区的两大头号强国，因此它们的冲撞是“历史的必然”。免于冲撞的唯一方法，是两国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松冈断言，只要坦然面对世界的权力现实，美日仍然能够“合作”。但两个本应“合作”的国家，却有实则大打出手的可能。无论如何，日本和德国结盟至关重要；这将使日本占得美国的上风，迫令后者对日本刮目相看。由于这些观点，他之出任外相一职，得到了陆军和文官中与德结盟派的强烈支持。尽管天皇显然还是坚持要和英美保持友好关系，但在日本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只有任命亲德的外相才能让陆军满意。
近卫组阁前，邀请了松冈，还有他想分别任命为陆海军大臣的东条英机大将和占田善吾大将，到其荻洼的宅邸共商对外政策目标。松冈准备了一份声明的草稿，主张巩固日德意三国轴心，“以迅速在东亚建立新秩序”。对苏联，他主张签订一份五到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为日本和苏联的最终大战赢得准备的时间。英国、法国与荷兰的亚洲殖民地应融入地区的新秩序，而日本应下决心在其间拒斥美国的干涉。最后，日本应准备和重庆的国民党实现和解，只要他们愿意和日本妥协，并同意合作建立东亚集团。这些想法得到讨论，成为新一届近卫内阁外交政策的基石。核心文件是内阁7月26日的决议，题为《基本国策纲要》。文件的序言指出，世界“正处在重大转折之关头”，概因“基于若干国家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正在产生”。显然，日本要建成这样一个国家集团，即现在所谓的“大东亚新秩序”。新秩序的按心仍然是“三个紧密团结的”国家——日本、“满洲国”和中国，但也将囊括亚洲的其余部分，以创建一个经济上自给的集团。对新秩序覆盖的地域，此文件讲得相当笼统，当时通过的其他声明和政策显示，东京的新任领导人所设想的是——按陆军参谋本部一位高官的解释——“印度以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北”的广袤地区。
近卫认为统一东京的决策是当务之急，于是恢复了内阁和大本营之间的联络会议。这个机制是在对华战争爆发时建立的，但1938年1月后就再未开过会。现在近卫想用它作为战略和外交事务的最高权威。为执行上述内阁决议，7月27日召开的联络会议批准了一个指针清单。应该看到，当时的重点是在外交上采取主动——和德国、意大利、苏联，可能还有中国展开新一轮接触——而非军事行动。陆海军存在严重的战略分歧，海军当时不愿考虑和英美开战，而陆军坚决主张必须直面这种可能。其实，在当时，日本尚无对欧洲殖民地用兵的具体作战计划，更遑论对英国和美国。日本似乎极力想轻松获取亚太地区的丰富资源，而手段仅仅是凭借有利的国际环境向英国人和美国人施加心理压力，令其减少在亚洲的承诺。
事实上，日本人的盘算不切实际。近卫内阁的上台，对向南扩张有意无意的暗示，根本没有令英国、美国和中国深觉抵抗无望，而只是更加坚定了它们团结起来的意志。在华盛顿，罗斯福总统正在重申一项政策，即援助英国，防止其被德国打败，并保证皇家海军的生存。英国免于亡国的命运，被认为对亚太地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除非英国的处境已令人绝望，否则日本在动武时会有所忌惮。因此，美国的亚洲战略，是其欧洲战略不可或缺的内容。为制止日本铤而走险，罗斯福还做出决定，除了令美国舰队屯师夏威夷水域外，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7月底，航空汽油、机油，以及某种品级的废铁均在禁运之列。
这些手段并不表示美国正考虑和日本开战。它的战略仍是欧洲优先，在德英之战的结果更趋明朗前，它会在太平洋坚持防御政策。不过，在日本的压力面前，美国在该地区没有退让的余地。打一场太平洋战争自然非罗斯福政府所愿。它的希望是：一手强硬，如禁运航空汽油和废铁；另一手弹性，如准许日本获得低辛烷汽油，能阻止日本在东南亚诉诸武力。
但是，要劝阻东京再次倒向德国，是极其困难的。为阻止德日同盟成为现实，美国必须证明，只要不死抱着这项政策，东京将得到更多好处。但要换得日本不加入轴心国条约，美国几乎没有可用的筹码，于是转而求诸确保英国生存这一显而易见的战略，不让日本人死心塌地地以为勾结德国是英明的选择。9月初，“驱逐舰换基地”协议的签订，清晰地显示了英美是一条心的。
英国官员对两国合作关系的这一明证感到欣喜，它对亚洲的意义一目了然。英国显然不想和日本开战，但如果战争来临，它只得向美国求助。问题在于，在1940年夏，美国不想在军事上介入亚洲，它摆在首位的是西半球的防御，然后是助英抗德。在此情势下，若日本人那时侵入英国的领地，则英国将被置于极其艰难的境地。日本人在这点上的踌躇，使英美免于难堪和窘迫。
日本人的犹疑和苏联问题的不确定有部分关联。尽管近卫内阁致力于同莫斯科改善关系，但其具体形式还很不清楚。斯大林想促使日本人提议修好，但他不想日苏友好从属于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的四国条约，因为那就让苏联和法西斯国家上了一条船。这个想法有违日本人的意图，结果拖延了德日谈判，这是日本人在东南亚畏首畏尾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问题。近卫新战略的一个基本环节，就是继续前任的努力，采取一切手段逐步结束对华战争。可供选择的战略中最明显的，即利用南京的汪精卫傀儡政权，对日本领导层最乏吸引力。上文提到，汪精卫政权已在3月成立，但甚至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未承认它为中国的合法代表。直到米内内阁执政末期，一个由前任首相阿部率领的使团才被派赴南京，谈判预备外交承认的“基本条约”，可是阿部所携条款极其苛刻。在谈判结束前，近卫取代了米内，但条款照旧。汪精卫提醒日本人不要忘了近卫在1938年12月22日所作的声明，近卫在声明中表示，日本愿意尊重中国的主权和独立，但阿部遵照东京的指令，坚称日本的首要任务是在中国消灭反对日本和南京的势力。这项任务使日本军队必须继续驻留中国，并以各种手段确保占领区的法律和安全。尽管中国人对这些条款表示反对，认为其置“南京政府”于尴尬的境地，在中国为千夫所指，但日本人不为所动，最终在8月底商定的条约草案，一面唱着两国永世结好、长久合作的高调，一面做了允许日本无限期驻军中国的具体规定。即便如此，条约获得批准、东京正式承认南京也要推迟到11月底。
之所以迟迟不承认汪精卫政权，是因为对说服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与日本媾和，日本领导层从未死心。汪精卫工作本质上是一种策略，是为了让重庆的国民党更加重视日本的停战建议。近卫首相特别急切地想尝试这种方法。他和陆军高层认为，国民党的领导人们已对战争备感厌倦，他们肯定会对日本陆军提出的停战建议感兴趣。根据这项计划，近卫和蒋介石相互致函，安排两军代表会晤。8月22日，近卫首相真的写了一封致蒋介石的信.表示他相信两国能够“调整关系”。日本人希望致函之后，高层的停火协议能在9月达成，并在当月底举行最终和谈。
这项计划真是异想天开。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何日本人竟以为国民党在三年抗日之后，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同意媾和，但这无疑表明，他们对蒋介石及其同志抱有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后者绝不会同意停火，除非日本军队因此完全撤出中国，如果不是同时撤离中国东北的话。日本仍然坚持“满洲”独立，不肯放手驻兵华北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本不能指望重庆会回应日本的要求。9月初，重庆宣称近卫的信函是伪造的，并拒绝接受。
在持此强硬立场的同时，国民党显然预计会得到英美和苏联的不断支援。的确，对英国决定屈从日本的压力，将缅甸公路关闭三个月（7月到10月），重庆感到失望；据估计，每月约有1万吨的物资经缅甸抵达重庆。失去这些货物，再加上印支公路封闭，国民党重庆根据地的外援就几乎全部断掉了。唯一敞开的通道是经过新疆的西北交通线，苏联的物资由此发运。但这一路的运输量已逐渐减少，以至在6月的时候，只有约500吨物资运往重庆。国民党不得不对付着使用急剧减少的物品和战争物资。不过，能鼓舞中国人斗志的，唯有英美合作的确定无疑的迹象。两强对挫败德国野心的公开承诺，意味着它们不会容忍日本南下。同样重要的是，为阻止日本向南突进，它们会尽其所能，使之被牵制在中国。美国对航空汽油和废铁有选择的禁运，是美国要使日本人越来越难以打垮中国的证明。鉴于这种趋势，要是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响应日本的提议，则未免太无谋了。面对要么加入日本建立反英美同盟的计划，要么和英美保持更密切关系的抉择，国民党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说到中苏关系，国共两党对纳粹—苏联条约，以及传闻中日本向莫斯科寻求和解的举动，都有深深的疑惧。尽管苏联人不断向中国人保证，他们将继续助其抗战，但在重庆看来，苏联对中日战争的政策远无美国爽利痛快、明明白白。由于这一点及其他原因，国民党愈益向美国寻求支持。在1940年夏，美国是硕果仅存的既足够强大，又明确反对日本的国家。中美之间已有某种准伙伴关系，前者正迅速形成一种意识，即自己的命运和后者的命运休戚相关。因此，日本对抗中国正演变为对抗英美加中国。尽管日本将亚洲新秩序说得天花乱坠，但被其打动的中国人寥寥无几，剩下的则无动于衷。他们更愿将生死存亡交托英美而非日本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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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对德宣战后即静守防线，不发一枪，未在西线采取军事行动，直到1940年5月德国迸攻法国。德国称此为“静坐战”，西方则名之为“虚假战争”。——译者注
即国民党1939年底至1940年初发动的冬季攻势。——译者注
1939年秋，欲唯恃武力压服中国，日本已感不胜重荷，遂在1940年行政治诱降之策，这就是作者所言之秘密谈判发生的背景。和“宋子文之弟”的谈判，即日本企图诱降重庆的“桐工作”冒充宋子文之弟宋子良的人，是“蓝衣社”特务曾广。据近代史学者杨天石先生考证，“曾广”亦为假名，其本名乃曾政忠。另据杨先生考证，蒋介石虽知与日密谈一事，但并不深悉其细节，令人冒充宋子良非其授意，乃军统特务们私作主张。此外，按杨先生的说法，谈判始于身份是香港大学教授的张治平的接洽，和本书作者所说不同。有关“桐工作”的详细考辨，见杨天石《“桐工作”辨析——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三》，《抗战与战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译者注
巴达维亚即今日的雅加达。——译者注
即滇缅公路。——译者注
即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译者注
即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译者注
即阿部倍行。——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