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人兵临城下
伊莎贝拉人到中年了。四十多岁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她少女时代就困扰她的难题——奥斯曼土耳其人咄咄逼人的扩张——不会消失，而且似乎正在加剧。对南欧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个令人胆寒的前景。他们看到，土耳其人正在向他们杀来。
这意味着，统治国家二十年之后，伊莎贝拉女王仍然得不到休息。她统治的最初四年用于对抗葡萄牙，以便恢复卡斯蒂利亚西翼的和平。随后三年，她在卡斯蒂利亚全境纵横奔波，医治被内战和猖獗犯罪撕裂的国土；随后十二年，她与纳斯尔王朝交战，以收复格拉纳达、稳固伊比利亚半岛。随后的九年，即1494－1503年，她将全身心投入保卫和巩固南欧的战斗，抵御似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奥斯曼土耳其人。
奥斯曼帝国是一台永不停歇的战争机器。军事行动是它生存的核心。从战争中夺得的战利品的流通，是它经济的基石。大规模的人口掳掠给了帝国源源不断的人力，将其作为炮灰不断送往战场。“圣战的理念是奥斯曼国家的建立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土耳其历史学家哈利勒·伊纳尔哲克写道，“边疆领地的社会服从于一种特定的文化模式，浸润在持续不断的圣战和伊斯兰教不断扩张直到覆盖全世界的理念中。圣战是一种宗教义务，激励了各式各样的事业与牺牲。”
这也是“无止境的掠夺”的体制。据历史学家杰森·古德温说：“奥斯曼帝国是为了战争而生存的。这个帝国的每一位总督都是将领；每一个警察都是近卫军士兵；每一座隘道都有守卫；每一条道路都有军事用途的目的地……每一个疯子都有自己的团体，那些不惜拿自己性命冒险的狂徒，他们心甘情愿地当人肉攻城槌，或者人肉桥梁。”
土耳其帝国向基督徒发出了令人生畏的意识形态的挑战，以及军事威胁。土耳其人有很多方面值得钦佩：在国内，他们秩序井然，乐善好施，喜好清洁，往往非常虔诚，这种虔诚精神有时会让人善良而耐心，并且内部安定团结。对他们统治下的异族，土耳其人在那个时代算得上非常宽容了：很多逃离西班牙的犹太人在土耳其人的土地找到了避风港；在当时的西欧，同性恋是一桩罪行，在土耳其却能得到接受，不受指摘。伊莎贝拉坚持要求天主教士过简朴的生活并守贞。有些教士反对她的要求，觉得穆斯林世界的生活更惬意。于是他们带着自己的小妾去了奥斯曼帝国，过上了开心的婚姻生活。伊斯兰教本身也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宗教，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大多数人民最终都皈依了伊斯兰教，有的是出于真诚信仰，有的是因为那样的话生活会更轻松一些。对很多男人来说，皈依是相当容易的，只要他们不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或犹太教徒。希望保留自己宗教信仰的人只需要缴一点额外的税并忍耐被当作异教徒而受鄙夷的尴尬，就可以了，不会受到迫害。但皈依伊斯兰教会更为有利。由于上述这些原因，生活在穆斯林土地的异教徒一般都选择了皈依。
但其他国家的人，若是出于宗教原因或更愿意自治，或害怕被土耳其人统治，而选择反抗土耳其人的主宰，就将面对截然不同的前景：奴役、娈童、儿童被拐卖、劫掠、死亡和毁灭。女人还要受到强奸、性虐待以及屈服于越来越保守的关于女性行为的规矩等额外威胁。对伊莎贝拉女王来说，别无选择，只能奋起反抗。
土耳其人的挑战越来越严重。土耳其强大的陆军早就令人生畏，如今也开始建立自己的海军。他们聚集了数量惊人的船只，以准备进攻西欧，逐渐成为地中海的主人。同时，土耳其人支持的海盗在南欧沿海肆虐，导致当地人逃离沿海地区。
而西欧的基督徒统治者之间幼稚的争斗打破了力量平衡，使得意大利半岛尤其脆弱，似乎唾手可得。1494年，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执行了占领那不勒斯的疯狂计划。令人震惊的是，他率军横穿意大利，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在半岛一路烧杀抢掠地南下。查理八世大军杀到时，统治意大利各城邦的乳臭未干而腐化堕落的暴君们一个个举手投降，任由他通过。查理八世驾临那不勒斯的时候，他的士兵纵酒淫乐，而此时梅毒刚刚从新大陆传播到欧洲。他的军队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得以蹒跚回国；其他人都死于作战、饥饿或疾病。事实证明，意大利面对外敌入侵是非常脆弱的，而斐迪南的那些统治那不勒斯的阿拉贡亲戚庸碌无能，不得民心，竟然自己逃命，不顾百姓死活。
但自从1480年土耳其人占领奥特朗托以来，奥斯曼帝国经历了一些变化，有了一位新领袖。当年，趁着奥斯曼帝国短暂的虚弱，那不勒斯人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匈牙利援助下收复了奥特朗托。1481年5月，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突然驾崩。很多人怀疑他是被毒死的。他的死亡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穆罕默德二世原打算传位于儿子杰姆，但另一个儿子巴耶济德也想要皇位。根据穆罕默德二世颁布的法律，皇位争夺一般会导致兄弟相残。
兄弟俩各自纠集力量，展开了武装冲突，巴耶济德得胜，史称巴耶济德二世。但随后杰姆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逃到了基督教欧洲寻求庇护，在博德鲁姆投降。博德鲁姆是位于土耳其沿海的一座强大要塞，是基督教势力在该地区少数硕果仅存的前哨之一。博德鲁姆也是哈利卡纳苏斯的古老王陵的所在地。当地的基督徒指挥官接受了杰姆，将他送往戒备更加森严的罗得岛基地，那里是医院骑士团（或称圣约翰骑士团，原本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在耶路撒冷救助穷人的团体）的大本营。从罗得岛，杰姆被送往欧洲大陆，最后辗转到了罗马，成为英诺森八世的座上宾，其实也是人质。
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很高兴让杰姆离开他的帝国，以便安心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开始向教皇支付每年400金杜卡特的费用，让杰姆留在梵蒂冈，当教皇的客人和囚徒。在随后十年内，杰姆成为互相争斗的欧洲列强的一个重要棋子，因为他是奥斯曼皇位的一个潜在的竞争者，因此对巴耶济德二世来说是个潜在威胁。所以土耳其苏丹不愿意与欧洲人直接对抗。杰姆生活在罗马，直到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查理八世离开罗马的时候，把杰姆带走，当作政治上讨价还价的工具。1495年，这些事件发生在伊莎贝拉征服格拉纳达的十二年里。当时的奥斯曼军队是欧洲最强悍的陆军，在决定发动攻势时能够集结数十万大军。如果奥斯曼人选择支援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就可以通过格拉纳达的地中海港口输送军队上陆，阻止西班牙人的“收复失地运动”完成。他们甚至可以继续北上，入侵西班牙本土，重演711年的事件。
格拉纳达的穆斯林的确曾向土耳其人求援，但据一位名叫海雷丁的土耳其－希腊海盗（被西方人称为“巴巴罗萨”，即红胡子）的说法，土耳其人认为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必败无疑，因此没有干预。
但土耳其人计划最终要攻打西欧。首先他们需要对付埃及的马木留克王朝，很多马木留克都信仰一种称为苏非派的神秘教派。奥斯曼帝国的逊尼派穆斯林认为苏非派是异常危险的异端。奥斯曼人控制了埃及和邻近的北非之后，去往南欧就只需要跨越地中海的短短一跳。
但奥斯曼人当下对西欧还没有什么作为，巴耶济德二世对此十分恼火，因为他领导的主战派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催促他立刻向基督教西欧发动进攻。一年又一年，越来越严重的事态报告传到西班牙，有的是使者发回的书信，有的是逃往西欧的绝望的东欧难民亲自带来的。这些报告发出警示：巴耶济德二世正在集结一支庞大舰队，目标是由基督徒统治者控制的地中海岛屿。教皇英诺森八世和后来的亚历山大六世也发出了潮水般的警示。巴耶济德二世的动向也是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持续关注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岛屿，如西西里岛和马略卡岛，可能成为敌人进攻的目标。
1488年，威尼斯人得知，巴耶济德二世正在集结一支包含“各式各样战舰”的“庞大舰队”，打算攻击爱琴海上的威尼斯属地，并且苏丹“已经将目标定为塞浦路斯”，这是靠近土耳其海岸的一个威尼斯前哨。威尼斯人派遣了一支舰队迎战，巴耶济德二世撤军了。1490年，土耳其人又一次进攻，威尼斯人又一次匆匆准备应战，但随后发生的冲突未能决出胜负。
在勇猛的战士——匈牙利国王马加什一世驾崩后，奥斯曼人终于找到了从陆路攻入欧洲的途径，于1492年向丧失了领袖的匈牙利王国发动大规模袭击。奥斯曼历史专家V．J．帕里写道：“1492年的大入侵给基督徒造成了迅速而恐怖的毁灭。”奥斯曼人于次年再度进攻：“1493年，入侵再度展开，比以往更凶猛，克罗地亚和下施泰尔马克再次遭到蹂躏。9月9日在阿德比纳战役中，克罗地亚贵族几乎被消灭殆尽。”
◇◇◇
这一年，在所谓的克尔包沃原野战役中，基督教势力蒙受了恐怖的损失。克尔包沃原野在克罗地亚南部的内陆小镇阿德比纳附近，与意大利隔着亚得里亚海相望。一天之内，有约7000名克罗地亚士兵丧命，该国的大多数贵族要么死亡，要么被奴役。此役导致大量人口迁徙，一波波克罗地亚难民逃往奥地利和意大利沿海，以躲避土耳其人。
在西欧，每年都要上演一场阴森可怕的猜测游戏，揣摩土耳其人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什么。会是西西里岛吗？塞浦路斯？罗得岛？罗马？那不勒斯？土耳其人成功征服的地方传来的消息令西欧人越发心惊胆战。
逃离奥斯曼兵锋的难民饱受摧残。从斯库塔里战役幸存的阿尔巴尼亚人马林·贝西凯米十一岁时曾目睹自己全家三十人中有二十六人惨遭屠戮。他告诉威尼斯元老院，他相信巴耶济德二世是“世界上有过的最嗜血的人”。多年后，他回忆道：
我亲眼看到威尼斯人血流成河。我看到不计其数出身最高贵的公民被迫逃亡。我看到有多少高贵的将领阵亡！我看到多少港口和海岸堆满了声名显赫、出身高贵的人的尸体！有多少船只被击沉！我看到多少被打败的城市销声匿迹！回忆起我们时代的恐怖危险，简直让所有人的心为之战栗。
奥斯曼和阿拉伯史料保存至今的文献表明，基督徒的恐惧不是空穴来风。波斯学者伊德尔斯·比特里西讲到奥斯曼军队攻击黑山的扎布利亚克城堡和阿尔巴尼亚的德利希特城堡时，说有一次穆斯林武士看到一群基督徒正在企图坐船逃走，船上还载着他们的家财细软。
那些勇敢的英雄从未见过这样的船只，上面装满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珍贵战利品，更不要说漂亮的男孩，以及如同天堂处女一般美丽的女人。对战利品和奖赏的贪欲驱使士兵们潮水般涌向河岸。一大群受过训练、精通游泳的人脱下衣服，跳入水中，牙齿咬着剑。他们拼命地游，让他们的勇气之剑大显神威。一眨眼工夫，他们就用利剑砍倒了异教徒，俘获了所有亲眷和美女。他们还缴获了大量战利品、金钱和数不胜数的财物。
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他们所谓“异教徒”的死是麻木不仁的。一份记载斯库塔里（或称斯库台，在阿尔巴尼亚的科索沃附近）围城战的奥斯曼史料对顽强抵抗土耳其人进攻直至饿死的居民表达了鄙夷。奥斯曼编年史家凯末尔·帕夏扎德写道：“那些肮脏的猪，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什么都吞得下去，也不管干净还是脏。”这已经很糟糕了。但奥斯曼帝国对社会各阶层女性的压迫越来越严重，原教旨主义的正统思想对女性行为举止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像伊莎贝拉女王那样意志坚强、思想独立的女性（她非常活跃，常常骑马巡视王国各地，治国理政，在公共广场主持司法）一定会极其憎恶关于土耳其人统治下女性生活的报告。作为四个女儿的母亲，这些报告一定会让她尤其感到不寒而栗。
奥斯曼统治者不仅宽恕强奸被俘基督徒女性的行为，甚至大加鼓励。海盗巴巴罗萨和他的编年史家撰写他的回忆录（《海雷丁帕夏的圣战》）时，巴巴罗萨描述他的父亲于1462年在土耳其人征服米蒂利尼（希腊的莱斯博斯岛的一座城市）时俘虏了他母亲：
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从基督徒手中夺取米蒂利尼之后，在当地留下了一队士兵。他们没有带女眷前来，当地也没有可供他们迎娶的摩尔女人，因为岛上所有女人都是基督徒，于是他们请求苏丹给他们一些女人，以便继续为他效力。伟大的苏丹觉得他们的请求有道理，命令他们从基督徒的女儿们当中娶妻。因为基督徒不愿意将女儿给他们，于是他们用武力抢夺女人，娶了她们。就这样，他们得到了奖赏，这片土地得到了守卫。士兵们得到女人之后，心满意足。
巴巴罗萨的母亲原是个寡妇，后来与新丈夫生了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儿子们成了海盗，袭击基督徒船只，以俘获基督徒和犹太人并将其奴役为业。
新苏丹巴耶济德二世比他父亲穆罕默德二世更为保守和正统。14世纪，西欧商人说奥斯曼帝国的大街上到处是女人。到16世纪，商人们报告称，街上很少看到女人。随着时光流逝，女人们被要求用宽大的长袍遮蔽自己的身体，最终有些女人不仅盖住了头部，还遮挡了脸和眼睛，被允许出门上街的时候，就只能跌跌撞撞地走路。
根据许多年后土耳其内政部发布的报告，这些年里，女性的处境越来越差，而西方访客根本看不到奥斯曼女人。女人越来越多地被圈禁家中，生活在高墙环绕之中，只能通过网格窗看到阳光，常常受到宦官的守卫。她们被禁止与男人一起到公共场所，甚至与丈夫一起上街也不行。对女性的教育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甚至接近土耳其政府所说的“罪孽”。女性必须与外界隔绝。一份政府报告写道：“就连她的手指尖也不可以被看到。”
奥斯曼人非常鄙视基督徒的做法，即允许女性与男人生活，并在无人陪护的情况下抛头露面。奥斯曼人艾弗里雅·切莱比出身于一个和宫廷有关系的富户，在17世纪初撰写了他的《游记》。他参观了维也纳附近的一座度假城镇：
城墙环绕的维也纳城的所有异教徒贵族和显要人士，都在这座城市及其花园和果园休闲娱乐，达数周数月之久……因为气候宜人，所以这座城市的漂亮少男少女是有名的。男男女女都厮混一处，不知道授受不亲。女人们和我们奥斯曼人坐在一起饮酒聊天，她们的丈夫也不加置评，而是走到外面。他们不觉得这可耻。原因是，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女人占上风。自从圣母玛丽亚的时代，他们的行为就是这样没羞没臊。
基督徒或犹太女性若是被土耳其人俘虏，就等于被宣判了社交死刑，因为即便她们能够逃回家，在自己的文化里也会受到鄙视。奥斯曼帝国的女奴被要求为主人提供性服务。奥斯曼人奉行一夫多妻制，这是对女性的歧视和践踏，基督徒和犹太人的习俗都是禁止一夫多妻制的。所以，如果基督徒或犹太人女性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结婚，然后逃回家，也仍然算是犯了罪孽且违反法律，因为她们参与了一夫多妻的婚姻。
当然，奴隶制不是奥斯曼帝国独有的现象。1500年，奴隶制在全世界都很普遍。在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大多数战俘（尤其是加那利群岛人和非洲黑人）被当作家奴。在格拉纳达战争中被俘的一些穆斯林，如马拉加围城战中被俘的穆斯林，也被奴役。伊莎贝拉的每个女儿结婚并离开西班牙的时候，随行队伍中都有两到三名奴隶。
但在奥斯曼土耳其，奴役基督徒是帝国最重要、利润最丰厚的产业。袭掠行动和不断的军事扩张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奴隶。基督徒无论贵族或农奴，都面对同样的被奥斯曼人奴役的威胁。每年有数万基督徒遭奴役；据巴巴罗萨自己的记录，他毕其一生拐卖了至少4万人。16世纪初的十年，每年俄国和波兰有约17500人被掳走为奴。东欧奴隶贸易规模如此宏大，以至于“奴隶”（slave）和“斯拉夫人”（Slav）这两个词产生了关联。土耳其人征战时有专业的奴隶贩子随军，负责聚集俘虏，并为其估值。奴隶披枷戴锁，被分为十人一组，被驱赶着行进。年纪小的俘虏，包括儿童和婴儿，被放在篮子和袋子里，装在大车或骡背上搬运。有时儿童被认为很有价值，因为他们可以被收养，被训练成劳工或者性奴。但有时，成年人和年纪较大的孩子被掳走的时候，小孩会被当作无用的负担而留下。1499年6月，奥斯曼人进攻达尔马提亚的扎德尔之后，威尼斯人在一处田野里发现了约五十名被抛弃的婴儿。
伊斯兰教律法允许将生为奴隶的人或战俘奴役。自由穆斯林不可以被奴役，但可以奴役基督徒、犹太人和异教徒。据土耳其历史学家哈利勒·伊纳尔哲克说，整个经济“依赖于奴隶制”。历史学家帕尔·福多尔写道：“无休止的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奴隶。”
根据供需情况，奴隶的市场价也会波动。伊纳尔哲克分析了奥斯曼帝国的财产文献，写道，奴隶是仅次于现金和地产的第三重要的遗产。例如，丝绸行业依赖训练有素的奴隶劳工来生产商品。但有时奴隶数量太多，会使得奴隶价格下降：有一次，奴隶的价格低至“一顶毡帽”。据伊纳尔哲克说，销售奴隶的劳动力也是一门产业：“很多人靠出租奴隶为生，租金为每天7或12阿克切。”（阿克切是一种小铜币，价值很低。）
被土耳其人奴役的基督徒往往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土耳其人斩断俘虏与其故乡的纽带的手段是，将大批俘虏迁往遥远的地区。有的时候，在奥斯曼军队发动袭击之后的短期内，如果有幸存者，他们可以赎回自己的亲属；但很少有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支付高额赎金。企图逃跑的奴隶遭到残酷的惩罚，被毒打、挨饿或披枷戴锁。奴隶被迁往离家数千英里之外，逃亡的机会便很渺茫了。逃跑是极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超自然的力量才能佑助奴隶逃跑。匈牙利的圣龛内保存着奇迹般从土耳其人手中逃跑的故事，他们通常是得到了天神的帮助。成功逃回的人将自己身上的枷锁存放在教堂。伊莎贝拉女王也做过这种事情，将得到解放的基督徒奴隶的枷锁悬挂在她于托莱多建立的王家圣约翰教堂墙上。
那个时代能识文断字的人不多，所以关于囚徒生活的第一人称叙述极其罕见、扣人心弦而流传广泛。有一位基督徒曾是罗马尼亚的一名学生，后来被奥斯曼人掳走，过了二十年的奴隶生活，被转卖七次，最后逃脱。匈牙利的乔治的回忆录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是畅销书，于1480年至约1550年间多次印刷。他后来在罗马成为教士，描述了奥斯曼帝国的奴隶产业是如何运作的：
在所有行省，正如其他类型的贸易一样，也有特别的公共场所，专供买卖奴隶之用，是法律规定的奴隶市场。可怜的俘虏被带到这个公开的市场，被绳子和铁链束缚，仿佛是等候屠宰的羊。在那里，他们接受检查，被剥光衣服。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有理性的生物就这样像无智的牲畜一样被评头论足，以最低价格出售。令人羞耻的是，无论男女，生殖器都被所有人公开地摆弄。他们被强迫在大家面前光着身子走来走去、跑步、慢行、跳跃，以便清清楚楚地展示，他们是强壮还是虚弱，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女人）是处女还是妇人。如果他们看到有奴隶害羞脸红，就围过去催促他们，用棍子殴打他们，戳他们，强迫他们在公众眼前做那些自己羞于做的事情。
在哀哭的母亲眼皮底下，儿子被出售。当着沮丧的儿子的面，母亲被卖走。妻子被当作娼妓一般耍弄，丈夫只能羞惭地目睹她被卖给别的男人。一个小男孩被从母亲怀里夺走……母子分离……人没有任何尊严，没有任何阶级的区分。圣人和平民的价钱是一样的。士兵和乡巴佬受到同样的衡量。另外，这还只是他们痛苦的开端……
唉，有多少人因为不愿承受这样的危机，陷入绝望的深渊！有多少人，逃进了深山老林，死法千奇百怪，有的因为饥饿干渴而死。还有这最后的罪恶：他们自行了断，要么上吊，要么跳河，一瞬间失去了生命，也毁掉了自己的灵魂。
乔治写道，逃跑未遂而被抓回的奴隶遭到“鞭笞、毒打和痛殴”，肢体被烧因而残废，或者耳朵或鼻子被割掉。
他也证实了奥斯曼帝国女性的生活方式。他写道，女人被禁止买卖任何东西。她们不可以骑马。即便在自己家里，她们也要戴面纱。在他曾生活的一户人家，儿媳在公公面前从来没有吃过任何东西、说过一个字，或者露出面庞来，尽管他们在同一座房屋已经生活了二十年。而且“公共场合男女之间极少交谈，如果你在他们那里生活一年，恐怕也不会听到一次男女之间的公开谈话”。
还不只这些。在土耳其人已经牢牢控制的地区，政府强制执行一种叫“德夫希尔梅”的儿童奴隶制。此制度的起源约在1432年，但在穆罕默德二世与巴耶济德二世时期大大扩展，也就是伊莎贝拉的孩子们出生和成长期间。1451－1481年，通过此项制度，每年约有1.5万－2万基督徒儿童被强征。德夫希尔梅有特定的规矩。每三至五年，土耳其官员会在基督教地区的各城镇巡视。八岁到十八岁的儿童被带到公共广场，供他们检视。土耳其官员会挑选最聪明和美貌的，将其带走。他们喜欢挑选贵族和教士的孩子。只有基督徒的孩子被强征，犹太人的孩子被认为更适合从事商业。特别漂亮的小孩会被送进宫；强壮而健康的将成为工人或士兵。所有小孩都被从其家人身边带走，接受割礼，带到土耳其人的家庭，得到抚养，直到能够从事某种服务。很多人被训练成近卫军战士，毕生以杀戮为业。他们被禁止结婚，这使得他们特别凶悍。
研究奥斯曼历史的一些学者认为，对农村孩子来说，被选中其实是好事，因为这给了他们在军队或政府机关向上攀升的流动性。但大多数家庭不愿意失去自己最有前途的孩子，从此阴阳两隔。我们知道，有些父母为了避免自己的孩子被选中，故意将其弄成残疾。
与此同时，在西欧，就像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和之后一样，一连串的教皇在恳求基督徒君主们关注东方局势，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起来，共同保卫基督教世界、抵抗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进攻路线上的土地——匈牙利、威尼斯、地中海沿岸和西班牙——的统治者们敏锐地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尽其所能地处置。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统治者觉得这不干他们的事，在收到求援时，多次借口自己无钱征战。例如，1490年，教皇英诺森八世请求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出资以帮助抵御正在威胁意大利的土耳其人，国王反驳道：“我的王国位于西方和北方，距离罗马非常遥远，虽然有丰富的商品财货，却并非遍地黄金白银。”
类似地，1493年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写信给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讲到土耳其人的威胁，描述了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发生的大屠杀。亨利七世像北欧的大多数君主一样，对“大规模屠杀”表达了热切的同情，但没有实质性的行动。1月12日，他从温莎城堡写信给教皇称，尽管他觉得这些消息“极其令人不安”，但“遥远的距离和诸事纠扰”使得他无力提供更具体的帮助。
这就是伊莎贝拉女王坚持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英格兰和苏格兰国王的原因之一。她努力希望这两位君主能够对共同对抗奥斯曼人的事业更感兴趣。
但伊莎贝拉并非基督教世界希望打退土耳其人的唯一君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率军入侵意大利的借口之一就是，他是一名基督徒武士，打算去击退土耳其人。他或许自己也相信这套说辞，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但据他的大使菲利普·德·科米纳说，查理八世从来不打算做那么困难的事情：国王“在第一次入侵意大利时，大谈”他“对土耳其的意图……宣称自己这么做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为了更接近土耳其，更容易入侵它；但这话全是巧言令色，是骗人的”。
有些人希望查理八世的这话是真诚的。法兰西国王是西欧最强大的君主，最有实力与奥斯曼帝国对抗。1494年3月，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写信给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请求他们敦促查理八世搁置自己在那不勒斯的利益，集中力量对付东方的威胁。随后的4月6日，教皇亲自写信给查理八世，赞扬他攻击土耳其人的意图。
但在法兰西国内，国王的计划被视为发疯。“因为，在所有经验丰富、聪明睿智的人看来，这是一桩非常危险的事业。”科米纳写道。另外，远征虽然受到溢美之词的赞誉，但其实装备和物资都很差劲：“国王年轻无知、顽固不化，既没有金钱、军官，也没有士兵。”他的远征资金是从热那亚银行以高利贷借来的，出征时没有“帐篷或营帐，尽管军队开入伦巴底时已是隆冬”。
意大利人没有把法兰西国王当真，认为他愚蠢而容易上当。另外，他的脑袋特别大，与身体的比例不协调，所以有人称他为“胖头查理”。据历史学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说，欧洲的大多数统治者似乎都认为他计划的远征是“愚蠢青年的假日郊游”。但查理八世的天真和为自己争得荣耀的渴望使得他容易受到他人的阴谋操纵。那不勒斯的王族在意大利不得民心；有人告诉查理八世，那不勒斯人民会把他当作解放者来欢迎。
这倒是真的：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斐迪南的堂兄，也是妹夫）颇不得人心。他是私生子（这给王位传承造成了疑难），而且运用形形色色的残暴手段来建立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包括囚禁和杀戮那不勒斯古老贵族豪门的许多成员。他把一些贵族监禁了多年；他命令将一些贵族处死，然后将其尸体制成标本，当作战利品摆放在宴会桌前。他特别喜欢设宴招待某人后将其杀死。他的残暴让那不勒斯的很多反对派噤若寒蝉，但没有为自己赢得许多朋友。
所以，查理八世最初进军意大利的时候，无人反对他。例如，威尼斯在静观其变。威尼斯不希望“招致国王的敌意”，威尼斯编年史家彼得罗·本博回忆道：
尤其是因为查理八世可能自行放弃自己的此次远征，因为大多数人往往会心血来潮地改变主意。或者，因为他年轻而不谙兵法，会因为即将开展的战争的困难和规模宏大而丧气；或许，如果出现了其他什么耽搁，或者其他统治者给他的前进制造了困难，他可能没有办法脱身。
与此同时，佛罗伦萨政府在摇摇欲坠。伟大的领袖洛伦佐·德·美第奇于1492年年初去世，将统治权传给儿子皮耶罗，但这个年轻人令佛罗伦萨人大失所望。而且佛罗伦萨人已经在进行深刻的自省，思考自己在人世间的地位，并被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修士火药味十足的讲道所感染。萨伏那洛拉劝诫群众摈弃世俗的物质主义和现代世界的腐化，以及教会本身的腐化。罗德里戈·博吉亚成为教皇，令萨伏那洛拉更加激烈地抨击罗马教廷，也使得佛罗伦萨比以往更加孤立。
但很多基督徒，包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都在某些程度上希望查理八世能够成功地利用意大利为基地对抗土耳其人。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以来，基督徒几乎持续不断地在穆斯林手下遭受失望、惨败和挫折。消息传到东欧，称查理八世将率领一支大军来主持正义。土耳其人听说了他的进军，向他们在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占领区的盟友发出警示，要他们撤入山区。这些国家的基督徒望眼欲穿地注视海岸线，祈祷得到拯救。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显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相信查理八世要去攻打奥斯曼人。在1495年7月从布尔戈斯发送给英格兰朝廷的一份备忘录中，他们说，他们向查理八世提议援助他，承诺允许法兰西军队利用他们在北非占领的一处基地，以攻入圣地。他们告诉查理八世，这是发动攻势的大好时机，“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镇压异教徒”，因为摩尔人“被饥饿和瘟疫折磨得十分羸弱”。但他们说，查理八世对他们的建议很冷淡。
西班牙的两位君主也努力利用局势。查理八世提议，免费将佩皮尼昂和鲁西永（斐迪南的父亲胡安二世国王在加泰罗尼亚内战中丧失了这些地区）归还斐迪南。这个提议太好，岂容错过？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迅速与法兰西签订了一项和约。此项和约将西班牙置于场外，使其无法干预法兰西在其他地区的活动，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
很快，查理八世的真实意图就昭然若揭。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判断，法兰西国王的真正目标是颠覆费兰特国王，而费兰特是他们的血亲。他们派遣安东尼奥·德·丰塞卡（影响力很大的丰塞卡家族的另一名成员）作为大使，去拦截查理八世并警告他，那不勒斯王位的传承应当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西班牙的两位君主告诉丰塞卡，假如查理八世不同意停止进军，就“当着他的面撕毁旧条约，对其宣战”。丰塞卡后来果然这么做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不光是摆姿态，还当真集结了一支军队，并派遣一支舰队到那不勒斯，由伊莎贝拉的童年好友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指挥。舰队很快从卡斯蒂利亚的马拉加港启程了。
但查理八世无所畏惧，继续进军。几周后，他就率军抵达罗马，未受任何抵抗便入城，羞辱了教皇，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掠。就是在这个关头，他们带走了土耳其皇子杰姆，然后挥师南下，开往那不勒斯。查理八世说他打算推翻巴耶济德二世，以杰姆取而代之，作为受基督徒操控的傀儡苏丹。这个想法只是空中楼阁，因杰姆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那不勒斯的暴君费兰特突然因心脏感染而暴毙。他的儿子阿方索二世继位了。但阿方索二世意识到，查理八世正在率军南下，就一下子对当国王不感兴趣了。他怯懦地逃离了自己的王国，留下二十四岁的儿子费兰迪诺代为统治。阿方索二世渡海到了西西里岛（由他的西班牙亲戚斐迪南国王统治），温顺地宣布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公民。年轻的费兰迪诺努力组织防御，但看到法兰西军队的凶悍不禁面如土色，敦促自己的公民投降以保住性命。他的臣民立刻表示同意，拦住了费兰迪诺再次进入那不勒斯城的道路。他带着亲眷离开城市，将剩余军队带到了海外。
于是，1495年2月22日，查理八世在市民邀请下进入那不勒斯城，但市民很快就后悔不迭。他的军队开始洗劫城市，从历史悠久的豪门望族那里抢劫贵重财产。
仿佛这还不算够糟，城里突然爆发了一种怪异、神秘而令人不安的新疾病，酿成大祸。那就是烈性的梅毒，当时在欧洲还很新鲜，还没有名字。根据它最初引起公众注意的地点，它被称为“法兰西病”或“西班牙病”。梅毒很快从意大利南部向北传播，然后传到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政治家伊德尔斯·比特里西也染上了梅毒，称其为一种前所未知的疾病。威尼斯编年史家彼得罗·本博是最早描绘梅毒病状的欧洲人之一：
一般最先受影响的是生殖器，身体疼痛不堪，然后出现下疳肿块，主要是出现在头部、面部，四肢也会有。身体长出瘤子和肿块，起初比较硬，之后肿块里满是血和脓。就这样，很多人在几乎所有肢体上都受到漫长折磨之后，悲惨死去，而且因为肿胀和溃烂，几乎认不出本来面目。完全不知道用何种药物可以治疗这种新的、前所未有的疫病。
就这样，梅毒在欧洲、北非和中东蔓延肆虐，杀死很多人，而让其他患者毁容、失明或者不育。
◇◇◇
不足为奇的是，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在兴致盎然地关注查理八世的进军。起初，他对查理八世国王军队的实力，以及他自己的兄弟杰姆皇子构成的威胁感到担忧。但随后的事件表明，意大利十分虚弱、一盘散沙，面对协调一致的攻击完全无力抵抗。突然间，欧洲显得比以往脆弱得多。土耳其人准备利用这个好机会。“实际上，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得知查理八世进入佛罗伦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装配旧的桨帆船，并建造新船。他还命令步兵与骑兵部队备战，随时待命。”本博写道。但法兰西入侵意大利的残暴真正震惊了欧洲其他国家。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派出的军队抵达意大利半岛，以抵抗法兰西人。现在，西班牙两位君主动员了其他一些统治者，包括威尼斯共和国的领导人、神圣罗马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教皇。他们组成了所谓神圣联盟。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当然倾向于立刻加入，因为他憎恶查理八世，原因是年轻的法兰西国王抛弃了他的女儿，又夺走了他自己的未婚妻布列塔尼的安妮。威尼斯人则判定，局势已然失控。英格兰很快也被说服，加入神圣联盟，因为亨利七世国王急于讨好血统高贵的伊莎贝拉女王。
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用凯瑟琳和亚瑟的婚约（亨利七世急于促成这门婚事）作为条件，向亨利七世施压，要求他支持在意大利反对法兰西的战争，并且越快越好。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在给西班牙驻英大使的信中多次强调这一点。“如今战争已经爆发，一天的价值就超过西班牙和法兰西开战之前的一年。”他们在1496年3月的信中写道，“这是为了教皇和教会而战的战争。”
1496年3月，凯瑟琳和亚瑟的婚约最终敲定的时候，威尼斯、西班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签署了为期二十五年的条约，以保护和捍卫教皇。亨利七世国王很快也加入进来。
签署条约的每一位统治者都承诺出兵，以集结3.4万骑兵和2万步兵的大军；若有需要，还要提供资金来派遣一支舰队去保卫意大利。这个联盟的组建非常迅速而悄无声息，以至于法兰西驻威尼斯大使菲利普·德·科米纳完全被蒙在鼓里，尽管他与其他国家的大使保持着不间断的通信。据本博回忆，科米纳得知此事时“目瞪口呆”，从威尼斯执政官宫殿跌跌撞撞地出来，要求伙伴们重新讲一下他刚才听到的消息，因为他完全无法理解。
伊莎贝拉为联盟提供的军队“纯粹是卡斯蒂利亚官兵，由一名卡斯蒂利亚统帅指挥”，这位统帅就是她的毕生好友和坚定支持者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六名负责领兵的军官中，有四人曾于格拉纳达战争期间在神圣兄弟会服役。有些军官自从争夺卡斯蒂利亚继承权的、对抗葡萄牙的战争以来，就为伊莎贝拉效力。弗朗西斯科·德·博瓦迪利亚原定也要去意大利，但被改为派往伊斯帕尼奥拉岛，以处置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遭遇的反叛。第一批出征意大利的军队有约5000人，后来有更多援兵。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兵将他们打赢格拉纳达战争期间运用的技术——攻城、轻炮和出其不意——带到了意大利战役，取得了惊人的胜利。
最重要的是，意大利战争原本由为了个人私利而厮杀的雇佣兵所主宰，雇佣兵不是为了自己信仰的伟大事业而战，而西班牙军队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团队精神。
这支约有四十艘船的西班牙舰队与那不勒斯国王费兰迪诺会合了。费兰迪诺还有十二艘仍然忠于他的战船。他们抵达那不勒斯后发现，很多居民重新向费兰迪诺效忠，各地的人们都在开始反击法兰西人。
尽管缺少粮食和给养，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还是很快在意大利战场扬名立威，赢得了“大元帅”的绰号。例如，克罗托内镇从效忠费兰迪诺改为投奔法兰西，然后回到费兰迪诺怀抱，最后又转到法兰西阵营。贡萨洛在卡拉布里亚登陆，猛攻克罗托内，将其占领，结束了它的朝三暮四。本博称贡萨洛为“非常英勇无畏的壮士”。威尼斯人敬佩地看着他在一场“正面交锋”中击溃法兰西军队及其支持者，杀死一些军官和两百名步兵与骑兵，并俘获二十多名贵族。贡萨洛在特拉战役里也扭转了战局。
到1496年7月，费兰迪诺国王重返那不勒斯的宝座，主要是得益于西班牙的支持，尤其是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援助。费兰迪诺不久之后去世了，王位传给了他的叔叔费德里科。三年时间里，那不勒斯连续有了四个国王，其中没有一个是像样的统治者。那不勒斯王国是意大利最大的统一领地，也是最容易遭到侵略的，继续像往常那样，如同无舵之船，摇摆不定。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对从西班牙的两位君主那里得到的帮助非常感激。1496年12月，他授予他们一个新的崇高头衔——天主教国王，以嘉奖他们帮忙将法兰西人逐出那不勒斯，以及成功征服格拉纳达的功绩。两位君主对这个新头衔感到非常自豪，开始用它作为自己的个人称号。他们的臣民也开始这样称呼他们。在宣布授予此头衔的书信中，教皇写道：
你们是基督徒君王的榜样和楷模，因你们没有为了贪图土地和主宰权而用自己的力量和武力去毁坏和杀戮其他基督徒，而是为了基督徒的福祉而战，为了保卫教会与信仰而战……你们对教廷的尊重和虔敬已经多次表现出来了，在近期的那不勒斯战争中又一次展现无遗。你们一直努力捍卫和扩展天主教信仰与天主教会。那么，还有谁比二位陛下更配得上天主教国王的头衔？
近期屡战屡胜的头号功臣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在意大利又待了两年，扫荡残敌，包括帮助教皇收复罗马的港口城市奥斯提亚。大元帅最终于1498年夏季返回西班牙。他立刻赶往宫廷所在的萨拉戈萨。斐迪南国王拥抱并亲吻他，以示欢迎，将他引导到女王面前。她端坐在宝座上，周围环绕着侍女，但看到贡萨洛走来，就起身走到他面前的台阶上。“他单膝跪下，亲吻她的手；但她扶他起来，拥抱他，并说：‘大元帅，我们非常欢迎你。’”
伊莎贝拉为了嘉奖他的功业，慷慨地封授他城镇、城堡和在格拉纳达与伊略拉的地租。他此前在洛哈已经拥有一些地产。贡萨洛本是次子，如今自己也成了一个富人。
不过，在扶植费兰迪诺重登王位的胜利之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感到那不勒斯没有对他们的贡献表达出充分的认可，因此感到恼火。他们对那不勒斯的忘恩负义十分不悦。
在此期间，查理八世国王逃离了意大利，丢下了自己的士兵，也没有采取措施将军队幸存者接回国。几年后，他一头撞上门楣，伤重不治身亡。他可能也染上了梅毒，并可能因此不育，没有留下子嗣。他的亲戚奥尔良公爵继承了王位，史称路易十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照科米纳的说法，查理八世若是当真去攻击巴耶济德二世，而不是企图吞并那不勒斯，是有可能取胜的。科米纳在威尼斯得知，东欧有“数百万基督徒”对查理八世充满信心，在准备发动起义来支持他。例如，在色萨利，有五千多人聚集起来，准备作战。“所有这些国家，阿尔巴尼亚、斯拉沃尼亚和希腊，全都人口稠密，都通过与威尼斯和阿普利亚的居民频繁通信而熟知我们国王的名望与个性，无比热切盼望国王指示他们发动起义”，但都只能徒劳地等待。大使悲哀地总结道，假如查理八世进军奥斯曼帝国，说不定已经建立奇功。
但土耳其仍然是一个与欧洲势不两立的敌人。杰姆死了，巴耶济德二世判定攻打欧洲的时机到了。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威尼斯。1496年，他禁止威尼斯粮商进入奥斯曼港口，切断了他们的贸易关系。他囚禁了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威尼斯商人。1497年，一艘运载基督徒朝圣者去耶路撒冷的威尼斯船只被俘，乘客被杀死或奴役。
彼得·马特写道，到了1499年中期，卡斯蒂利亚宫廷流传着一种说法，称土耳其人正在伊斯坦布尔集结一支“庞大的舰队”，并且“在全希腊征募陆军”。几个月后传来了更多细节：舰队有超过300艘船，这在当时是极其庞大的数字了，其中包括一些马特称为“海上塔楼”的船只，即浮动的要塞，能够与敌船平行行驶并接近，让塔楼上的士兵向敌船水手射击。
让西班牙人长舒一口气的是，这支奥斯曼舰队遭遇了风暴，损失了一些船只，但西班牙人失望地发现，这些损失在土耳其人看来仅仅是短期的挫折。据说巴耶济德二世统领着12万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