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的以色列人
在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犹太人被迫离开之后，犹太人和穆斯林仍然受到西班牙两位君主坚定不移推行天主教的措施的伤害。
伊莎贝拉女王的目标其实并非驱逐人口，而是迫使所有人都皈依基督教。这既是为了国家安全考虑，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不朽灵魂。当然这是她的看法。但对那些坚决要保留自己信仰的穆斯林和犹太人来说，皈依基督教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宗教仇恨的腐蚀性极强，而且能够永久性地自我维系下去。在这些年里发生的事情，将影响后来的许多个世纪。
伊莎贝拉女王并不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她从未质疑过自己的行为。事实上，随着时光流逝，她的信念越来越坚决。她相信自己所做的是必需之事，尽管她也承认她的行动给人们造成了痛苦。例如，在15世纪80年代，一些西班牙人，包括塞哥维亚主教，对她的作为提出了批评，并请求教皇英诺森八世加以干预、叫停西班牙异端裁判所。她对自己的驻罗马大使承认：“我造成了极大的灾祸，让许多城镇、省份和王国十室九空。”但她对教皇辩解说，她这么做是为了捍卫基督教信仰。
在那个时代和那个世界，并非只有伊莎贝拉女王一个人在做自认为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那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时代。在那些岁月里，穆斯林为自己残酷伤害基督徒而辩护，基督徒认为迫害穆斯林是正当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理直气壮地折磨犹太人。一些犹太人为自己在基督徒手中受到的不公而愤怒，转而热情洋溢地支持奥斯曼政权。威尼斯控制的克里特岛上的拉比埃利亚胡·卡普萨利在著作中赞扬土耳其人对基督徒国家的侵略，认为这表明即将发生一场精神的大灾变，导致弥赛亚降临。欧洲各地和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许多犹太人都同意他的看法。
另外，三种信仰的教徒都大肆宣扬自己受到的伤害，却对其他人的痛苦毫无恻隐之心。基督徒主要哀叹基督徒受到的不公，穆斯林为穆斯林哀哭，犹太人为犹太人悲痛。留存至今的文献里很少有人同情不同信仰的人。西班牙基督徒注意到了逃离西班牙的犹太人的伤心欲绝，但对此做了合理化的解释。在奥斯曼帝国旅行的商人注意到奴隶市场挤满了可怜兮兮的基督徒奴隶，但很少质疑奴隶制度本身是否公正。这只不过是一个艰难世界里的又一种残酷事实。
“收复失地”运动完成不久之后，安达卢西亚的穆斯林遭遇了新麻烦。格拉纳达投降的时候，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曾向穆斯林做过好几项具体的承诺。穆斯林被允许保留自己的财产和房屋，在清真寺内自由礼拜，不受骚扰，并维持自己的风俗、语言和服饰。简而言之，他们可以继续遵守自己的信仰，不受阻挠。根据阿拉伯人的记载，投降的时候，“所有人泪流满面”，但穆斯林同意投降，因为他们的生命和宗教信仰将得到保护。他们相信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会信守承诺。他们的史料还提及，代表两位君主谈判的不是本人，正是大元帅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他的阿拉伯语说得很流利，受到尊重。
在1492年达成和平投降，当然挽救了双方很多人的生命，因为伊莎贝拉女王决心要占领西班牙南部。从她的角度看，没有别的选择。
但受降不久之后，伊莎贝拉就开始向先前埃米尔国境内的穆斯林施压，勒令他们皈依基督教。不到十年时间，她和丈夫就完全违背了曾向穆斯林做出的承诺。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与她的根本信念相符。她相信自己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女王，都有精神上的义务，必须传播基督教信仰，扩大基督徒人数。她可以这样解释：让大量穆斯林人口留在西班牙南部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他们可能会欢迎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入侵。但格拉纳达的穆斯林不足为奇地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
起初，改宗的过程依赖温和但坚持不懈的劝导。伊莎贝拉女王的忏悔神父，改宗犹太人埃尔南·德·塔拉韦拉，被任命为格拉纳达大主教。他立刻着手，通过循序渐进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教育，吸引尽可能多的穆斯林皈依。他学习了阿拉伯语，阅读《古兰经》，以寻找相通的元素，来阐释两种信仰的相似之处。这对塔拉韦拉来说是一个重要岗位，但他离开宫廷对伊莎贝拉来说是个损失，因为她依赖他的判断力和明智已经十多年了。例如，她的女儿伊莎贝拉八岁时作为人质被送到葡萄牙之后，是塔拉韦拉负责监督和教育这个小姑娘。
塔拉韦拉的好友滕迪利亚伯爵被任命为在安达卢西亚的最高级卡斯蒂利亚行政长官。这位伯爵就是伊尼戈·洛佩斯·德·门多萨，红衣主教门多萨的侄子，他们家族出了很多思想深邃而开明的知识分子，因而闻名。就是滕迪利亚伯爵劝意大利人文学者彼得·马特搬到卡斯蒂利亚，将古典学术和文艺复兴思潮引入那里。滕迪利亚伯爵很尊重伊斯兰教信仰和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但他也致力于让所有人皈依基督教的事业。塔拉韦拉和滕迪利亚伯爵静悄悄地开始打入穆斯林人群，将不少人拉到基督教这边，并结交了许多安达卢西亚穆斯林，因为后者相信他俩值得信赖。但他们的传教工作让很多穆斯林如坐针毡，很多人开始不情愿地考虑迁往北非，以逃避皈依的压力。
塔拉韦拉去了格拉纳达之后，女王忏悔神父的岗位就空缺了。她选择的新人是弗朗西斯科·西门尼斯·德·西斯内罗斯，这是一位修身苦行的凶悍的宗教战士，出身托雷拉古纳（马德里附近一座小镇）贫民家庭。伊莎贝拉赞同西斯内罗斯严格的宗教和道德规矩，他的克己节欲说明他的生命比那些耽于享乐的人有更崇高的使命。多种宗教都有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即认为清心寡欲是一种神圣的表现。伊莎贝拉认为苦修者比普通人更神圣，她这么想或许是有理由的。如果一个人摈弃了尘世的野心，那么他肯定往集中思绪于精神世界前进了一步，尽管他随后做出的判断未必是理智的。另外，由于他的克己节欲，西斯内罗斯肯定比其他人较不容易腐化堕落；她不用担心他为自己搜罗世俗的财富。她选择了西斯内罗斯，也就是选择了与罗德里戈·博吉亚截然相反的人。博吉亚沉溺于享乐，但更宽容。
红衣主教佩德罗·门多萨于1494年末去世，于是卡斯蒂利亚最高级的教会职位——托莱多大主教，就空缺了。门多萨是在卡里略大主教死后得到这个位置的。伊莎贝拉做了安排，把这个职位给了西斯内罗斯。因此他将成为西班牙最重要和最有权势的教士。西斯内罗斯起初拒绝，因为他更希望过僧人的孤寂生活，但在女王的压力下最终接受了。这让斐迪南国王非常恼火，因为他打算让自己的私生子阿隆索（萨拉戈萨大主教，此时也生养了一大群儿女，数量还在增加）得到卡斯蒂利亚最高的教会职位，以获得更多财富和威望。但伊莎贝拉坚持要把托莱多大主教职位交给西斯内罗斯。国王的私生子已经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不适合履行宗教使命，而西斯内罗斯与他截然相反。伊莎贝拉选择了一个宗教狂热分子，这就让她的王国走上了更僵化、更缺乏宽容的宗教道路。这显然是她有意为之，是在刻意转变路线。战争让她变得冷酷，生活让她悲伤，她自己也变得更加僵化、更缺乏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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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5世纪90年代末，西斯内罗斯判定，塔拉韦拉以温和劝导让穆斯林皈依基督教的做法见效太慢。他请求女王允许他访问安达卢西亚，获准后率领一群言辞激烈的讲道者去了那里。他们开始采纳强硬过激的手段，包括激烈的宣讲、贿赂和威胁，迫使穆斯林改宗。他尤其下了大力气去对付那些出身穆斯林、已经皈依基督教但在他看来不够真诚的人，招致了人们的恐惧和愤怒。一些前穆斯林无疑有理由担心自己落入异端裁判所手中，因为他们内心里还是穆斯林，或者可能被指控仍然抱有伊斯兰信念。但当局允许匿名举报，所以任何人都可能被判定犯有异端罪。很多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已经发现，皈依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免于迫害。
但这一时期的一些穆斯林为了方便起见，还是皈依了。有一天，约有4000人受了洗礼。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同意改宗？有些人可能很容易改宗，因为他们原本对宗教就比较淡泊。有些人第一次接触基督教，可能是真诚地皈依了，或许被塔拉韦拉说服了，或许是因为害怕下地狱。其他人可能看到山雨欲来，基督徒现在统治了国家，如果他们改信基督教，生活会容易一些。有些人可能是被西斯内罗斯的贿赂收买了。西斯内罗斯赠送每一个愿意受洗的人一件衬衫。
传教的成功让西斯内罗斯热情洋溢，促使他再接再厉。对他来讲，攻击伊斯兰教信仰已经不够了。他还开始攻击伊斯兰文化与文学。1499年，在格拉纳达，他主持了大规模焚书活动，烧毁了大量珍稀罕见的装饰黄金的阿拉伯文手抄本。只有约300份医学论著得以幸免。西斯内罗斯自己是个饱学之士，所以他毁坏安达卢西亚伊斯兰文化残存瑰宝的行动，是有意为之，表明了他对伊斯兰学术和知识的明目张胆的鄙视。这让人想起1453年土耳其人恣意损毁君士坦丁堡的手稿与书籍。正如土耳其人的焚书让基督徒愤怒，西斯内罗斯的焚书也让穆斯林怒不可遏。
很多虔诚的穆斯林对大规模皈依感到不安，而西斯内罗斯的恣意破坏让他们怒火中烧。他们相信，他的行动违背了西班牙两位君主在接受格拉纳达投降时做出的承诺。城内发生了暴力活动。一群暴民冲到西斯内罗斯的住地。他不得不躲在房内。他的一名雇员被杀。似乎一场普遍的叛乱就要爆发了。
塔拉韦拉大主教和滕迪利亚伯爵一同来到风暴的中央，倡导和平。他们走到一大群愤怒的穆斯林当中，这对他们自己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这被认为是善意的姿态。塔拉韦拉的和善是世人皆知的。有些市民甚至请求允许亲吻他的衣襟。为了担保摩尔人的忧虑能够得到充分表达，滕迪利亚伯爵主动将妻儿作为人质交给他们，同时与他们商谈导致此次暴动的那些问题。但就在格拉纳达城内紧张情绪消失的时候，叛乱在城外山区蔓延，内战风波再起，像上次内战一样凶险。斐迪南国王得知红衣主教西斯内罗斯的所作所为后，嘲笑女王愚蠢地将这个人选到这个岗位上。有人听到他对女王说：“所以，为了你的大主教，我们可能要付出惨重代价。我们花了许多年才得到的，这莽汉在几个钟头内就丢光了。”伊莎贝拉命令西斯内罗斯到宫廷来，然后“以最严厉的言辞”质问他。她对他的策略的态度可能是模棱两可的。他取得的成绩——大量穆斯林皈依——一定会让她高兴。而且此次叛乱可能给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需要的借口，让他们可以辩解说，投降条约的条件已经被穆斯林破坏了。1500年1月末，斐迪南国王告诉格拉纳达的穆斯林，所有人都必须皈依基督教。他提议，任何人只要在2月25日前受洗，就既往不咎。
在这巨大压力下，很多穆斯林同意受洗。这种值得商榷的传教手段似乎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期限之前，有约5万人皈依。但那些不愿意皈依也不愿意离开的穆斯林发动了叛乱，抵抗王室敕令，并向北非和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求援。这促使西班牙王室进一步镇压穆斯林，因为他们害怕伊斯兰世界向安达卢西亚发动新的入侵。不同时期，在不同地点，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暴力冲突。斐迪南国王残酷无情地镇压穆斯林反对派。发生了一些暴行：在阿普哈拉斯（格拉纳达城附近的一个山区）的一座城镇，穆斯林妇孺躲进一座清真寺，西班牙士兵将清真寺炸毁了。
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的哥哥阿隆索·德·阿吉拉尔就是在这样一起地区性叛乱中被杀的。穆斯林引诱一支卡斯蒂利亚军队进入一座山涧，将其尽数屠戮。穆斯林在西班牙南部横冲直撞，见到基督徒就杀。“死者甚多。他们不饶恕自己遇到的任何人，也绝不留活口或抓俘虏。”彼得·马特写道。在卡斯蒂利亚人和穆斯林的一次紧张的谈判中，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不愿意做任何让步。他们给叛军两个选择，要么皈依基督教，要么离开西班牙。国王和女王表示，如果他们愿意离开，政府可以出钱把他们送往北非。从此刻起，任何形式的宗教宽容都不可能存在了。
许多穆斯林决定离开。彼得·马特写道，为了避免放弃伊斯兰教，他们“选择离开故土和家园”。“他们的离去让两位君主颇为满意。他们说，就这样，土地中的坏种子会被渐渐清洗干净。”
但后来，即便那些皈依了的人，也发现自己受到猜忌。异端裁判所开始迫害他们。过去是前犹太人因为所谓的信仰不真诚而遭到审讯、迫害而处决，如今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皈依基督教或者宣称皈依的穆斯林身上。按照巴巴利海盗海雷丁帕夏的说法，事实上，有些人的确是假装皈依，在自己家里挖掘地下室，秘密向孩子传授《古兰经》知识。海雷丁将这样一些穆斯林运送到了安全的北非。在西班牙的假基督徒若是不悔改，就被异端裁判所烧死。伊莎贝拉女王支持这样的调查，就像过去支持对改宗犹太人的调查一样。她相信必须除掉国内所有的假基督徒，因为穆斯林会破坏那些已经受洗的人的信念。
于是，更多穆斯林离开了安达卢西亚，渡过狭窄的海峡，前往北非或奥斯曼帝国。他们为自己被迫背井离乡而愤怒。有些人开始从事海盗活动，认为这是对西班牙基督徒虐待他们所做出的正当的、值得赞扬的报复。
土耳其人利用了北非穆斯林对海盗活动的新兴趣，开始向其提供支援，并鼓励他们从事海盗活动。地中海的海盗问题越来越严重。据海雷丁帕夏回忆，以北非为基地的海盗袭击西班牙目标，掳掠财产，奴役基督徒，并高呼：“安拉！安拉！”仅在一个月内，海雷丁就俘虏并奴役了3800名基督徒。他的活动对奥斯曼人的价值很大，后来他们封他为海军司令。
与此同时，1492年被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在其他国家过得也很凄惨。很多人逃到了葡萄牙。冷酷无情而秉承机会主义的若昂二世国王允许他们入境，只要他们缴纳高额入境税。但葡萄牙对犹太人的欢迎是很短暂的；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在葡萄牙停留的时间超过了规定，就将成为奴隶。
但很多犹太人接受了若昂二世国王的条件，往西前往葡萄牙，但几乎随即遭受了新的灾祸。很多人刚过边境，就遭到抢劫。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犹太人去了葡萄牙，但基督教和犹太人的编年史说数量很大。难民被塞进距离卡斯蒂利亚边境不远的一连串营地。很快这些临时定居点就蔓延疾病，许多家庭死绝，这让居住在附近城镇的葡萄牙人大为恐慌。他们要求将犹太人再次强行迁走。
现在犹太人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陷阱，因为若昂二世国王向他们征收高额离境税，所以已经抵达葡萄牙的犹太人要想合法地离开葡萄牙，又得大放血。另外，那些愿意离开的人被强迫乘坐国王名下的船只，于是国王再次从这些陷入绝境的犹太人身上榨取利润。非国王所属的船只的船长若帮助犹太人，会被处决。
若昂二世国王虽然急于对犹太人趁火打劫，但也想强迫他们皈依基督教。在1492年10月19日的敕令中，他下令，任何接受洗礼的犹太人可以免缴入境税和离境税。期限到了之后，他宣布，任何无钱离开葡萄牙的犹太人都将成为奴隶。于是，1000－1500犹太人成了国王的奴隶。
随后国王宣布，犹太人若不缴税，他将夺走他们的孩子。数百名，或许多达两千名犹太儿童被运往非洲西海岸的荒岛圣多美，在那里因饥馑和日晒雨淋而死。当时的卡斯蒂利亚编年史里几乎没有对此事的记载。或许人们觉得这事太让人毛骨悚然，因此不能记载。弗朗索瓦·苏瓦耶说，卡斯蒂利亚编年史未记载抛弃儿童于荒岛的丑事，是“无法解释的过错”。
但是，这些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表明，若昂二世国王做出如此残酷之事的动机可能是什么。阿拉贡历史学家赫罗尼莫·苏里塔能够接触到原始的档案文献，他写道，若昂的儿媳伊莎贝拉公主在丈夫阿方索死后悲痛欲绝，坚信是葡萄牙的罪恶导致了这个年轻人的死。据苏里塔说，她对葡萄牙愿意接受逃离西班牙异端裁判所迫害的犹太人和改宗犹太人尤其担忧，因为这些人是激怒了上帝的异端分子。她变得对此事如癫似狂。苏里塔写道：“她的第一任丈夫堂阿方索王子遭遇的灾祸，被她理解为，是因为葡萄牙人接纳逃离卡斯蒂利亚的异端分子和叛教者。”“她对此有极大的顾虑，非常害怕冒犯了上帝，以至于相信她的丈夫就是因为受上帝的惩罚而死的。”
年轻的阿方索死后，葡萄牙王室失去了儿子和合法继承人，于是在很多讨论中进行了这样阴郁的思考。所以，若昂二世国王对犹太儿童的虐待，可能是为了自己儿子的死而向上帝和犹太人报复。
伊莎贝拉女王肯定得知了这些事情，不过没有史料记载她对若昂二世凶恶地害死犹太儿童的反应。不过大约在这个时期，她向已经逃往葡萄牙并想要回家的犹太人发放通行证，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宣誓皈依基督教。于是很多人辗转回到卡斯蒂利亚，不情愿地接受了洗礼和皈依。
若昂二世国王最终于1495年驾崩，葡萄牙境内幸存的犹太人（数量在减少）无疑松了一口气。但这个喘息之机很短暂。曼努埃尔一世国王于1495年登基，起初对被奴役的犹太人表现出怜悯，命令将其释放。但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决定将他们逐出葡萄牙，除非他们同意皈依基督教。伊莎贝拉公主（曼努埃尔一世追求的年轻寡妇）让他承诺，一定要强迫犹太人接受洗礼，才会同意嫁给他；他必须驱逐任何曾在西班牙被判异端罪的人。起初曼努埃尔一世国王担心这是伊莎贝拉不肯嫁给他的又一个借口。所以，据苏里塔说，伊莎贝拉公主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承诺自己宣誓，“同意结婚，并到他的国家，与他一起生活”，条件是他必须确保驱逐异端分子。
但按照葡萄牙历史学家安东尼奥·恩里克·德·奥利韦拉·马克斯的说法，曼努埃尔一世其实自己原本就打算镇压犹太人，伊莎贝拉公主的“苦苦相逼”只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他驱逐犹太人的举动和欧洲其他统治者如出一辙，这种做法被认为能够减少内部紧张和宗教间矛盾。
但曼努埃尔一世国王自己也非常虔诚，想出了一种新的强迫犹太人皈依的严苛手段：他命令，犹太人可以离开，但必须留下不满十四岁的孩子，这些孩子将被分配给葡萄牙基督徒家庭抚养。这种做法和土耳其人的德夫希尔梅概念很相似，令人不寒而栗。为了保住自己的孩子，葡萄牙有数千名犹太人终于妥协，皈依了基督教。人们熟知的事情又发生了：有些人是真诚皈依，有些人只是假装。
即便皈依了基督教，犹太人仍然受到基督徒的敌视。1506年，基督徒暴民在里斯本兴风作浪，屠杀了两千名前犹太人。曼努埃尔一世国王处决了暴民首领，但犹太人清楚地看到，即便皈依基督教，自己的安全仍然没有保障。
很快，犹太人不仅逃离西班牙，也开始逃离葡萄牙，前往阿姆斯特丹、北非，最好的目的地则是奥斯曼帝国。与流传甚广的神话相反的是，巴耶济德二世并没有明确地欢迎犹太人到奥斯曼领土。但他确实允许他们入境，但他们必须遵守主宰着奥斯曼文化的伊斯兰教法：犹太人必须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缴纳特别税，并以多种方式向伊斯兰信仰表达尊重。
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许多犹太人觉得奥斯曼国家是安全的避风港。那里的限制是可以接受的。很快，许多犹太人在精神和心理上恢复了元气，开始繁荣昌盛。
但他们没有遗忘曾经的苦难。例如，居住在克里特岛的拉比埃利亚胡·卡普萨利一家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每一次胜利都表明神战胜了邪恶的基督徒。很多犹太人秘密地支持土耳其人。一些塞法迪犹太人成了伊斯坦布尔的奴隶贩子，将基督徒俘虏卖给后宫或当作桨帆船奴隶。卡普萨利说，西班牙犹太人带来了关于“火器发展”的珍贵的技术信息，这帮助土耳其人在针对基督徒的战争中赢得了更多胜利。
有些人开始觉得，基督徒被土耳其人打败，是因为他们的罪孽受到上帝的惩罚。据马丁·雅各布斯说，当时居住在热那亚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哈－科恩认为，“奥斯曼人的崛起是上帝的神圣安排的一部分，宗旨是惩罚基督教对犹太人的持续迫害”。哈－科恩说，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洗劫，是基督教的“图像”和“偶像”被扫地出门，这是“上帝的预言得到实现”，就像先知耶利米说的那样。
在随后五百年里，来自西班牙的犹太人（称为塞法迪犹太人）和穆斯林将对在西班牙的生活保留苦乐参半的回忆，后来他们把西班牙视为失落了的天堂。历史学家简·格伯写道：“消失了的塞法迪土地成为犹太人历史的一个伟大主题，有点像圣殿被毁和巴比伦之囚。”另一位历史学家萨勒马·卡德拉·贾乌西则说：“观光安达卢西亚、目睹其伟大的伊斯兰纪念建筑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无不感到自豪和遗憾。”
伊莎贝拉成功地将西班牙变成几乎纯粹的天主教国家，但她也丧失了在西班牙生活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勤奋和技艺。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她在国内树敌颇多。异端裁判所及其代表的宗教不宽容，成为她的遗产的一个无法磨灭的污点，在许多世代里困扰着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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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西斯内罗斯还不是红衣主教。1507年，在斐迪南支持下，他成为红衣主教。?
欧洲人称为巴巴利而阿拉伯人称为马格里布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一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