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1494年，梅毒从巴塞罗那传播到那不勒斯，在那里形成大爆发。斐迪南所在的阿拉贡王族有许多成员要么成为梅毒的牺牲品，要么曾受到其威胁，不管有没有感染上。他的亲戚们常在那不勒斯和巴塞罗那之间来回穿梭，并在意大利全境活动，常常带着大量阿谀奉承、品行风骚的廷臣。
研究那不勒斯王族的考古病理学家发现，斐迪南的堂兄费兰特国王（生于1423年，卒于1494年，享年71岁）死于结肠癌，似乎没有感染过梅毒。但他的较年轻的亲戚们几乎肯定得过梅毒。费兰特的孙女，美丽的阿拉贡的伊莎贝拉（生于1470年，嫁给米兰公爵）有梅毒的生物标志。我们相信她曾尝试用水银治疗自己的疾病，导致她的牙齿变黑。她尝试刮去自己变黑牙齿的珐琅质，以消灭证据。她的同父异母妹妹的下肢有梅毒造成的溃烂。在当时，腿部和身体其他部位的溃烂是梅毒的一个常见标志。
斐迪南去世的地点是一个叫马德里加莱霍的小村庄的一座小屋，当时他正在旅行。但与伊莎贝拉的驾崩不同，他的去世没有引起西班牙人的举国哀恸。他被葬在格拉纳达，在伊莎贝拉身旁，位于一座与伊莎贝拉的要求相抵触的雄伟陵墓内。伊莎贝拉曾要求将女儿伊莎贝拉埋葬在她身边，但她女儿的遗体被留在托莱多。最后，斐迪南、伊莎贝拉女王、胡安娜女王和腓力国王永久安息于一处，这是公共宣传的胜利，也是玩世不恭地宣示了王室的所谓和睦。
在随后几个世纪里，斐迪南声名鹊起，伊莎贝拉的很多成就都被认为是他的功劳。在官方文件中，他的名字被写在伊莎贝拉前面（有的时候是因为她特地要求把他的名字加上去），所以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有时会被自己的性别歧视思想所蒙蔽，把他当作事件的主要推动者，尽管他扮演的角色是很次要的。
许多年里，一代代学者审视了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二十五年婚姻，努力推断出他们各自做出了多少贡献，哪些决定是他的，哪些是她的。要回答这些问题，一个很简单的办法是，看看伊莎贝拉女王去世后，斐迪南独自执政时干得怎么样。她去世后，他还活了十二年，一直到1516年。他与伊莎贝拉共同执政的时候，他可以算得上欧洲最伟大的君主之一，被认为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没了伊莎贝拉，他几乎没有做出一点点有意义的成绩，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国际阴谋上。意大利人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在伊莎贝拉去世后的西班牙生活过一些年。在他的著作《廷臣之书》中，他斟酌了这对夫妻的相对重要性。这部书记载了在乌尔比诺公爵的宫殿内进行的一系列长谈。有一次，卡斯蒂廖内的伙伴问他，伊莎贝拉是否真的做了他所称的那些事情。真正建功立业的难道不是斐迪南吗？他问道。
卡斯蒂廖内答道，斐迪南有资格与伊莎贝拉相提并论，但仅仅因为她选择了爱他。“因为女王认为他配得上做她的丈夫，并且非常爱他、尊敬他，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资格与她相提并论，”卡斯蒂廖内写道，“但我相信，恰恰是由于她，他才获得了巨大的声望，这声望才是最贵重的嫁妆，其价值不亚于卡斯蒂利亚王国。”
爱的确是难以解释的。
◇◇◇
伊莎贝拉的哈布斯堡血统的外孙和外孙女们，受到玛格丽特的悉心照料，受益良多，承担起他们家族庞大领地的沉重责任。他们的领地环绕整个世界。查理于1516年成为西班牙国王，1519年成为神圣罗马皇帝，当时他只有十九岁。在他统治下，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这是两个拥有无穷财富的神话般的帝国。
胡安娜的次子斐迪南出生于西班牙（当时胡安娜与腓力访问卡斯蒂利亚），在西班牙长大，后来获得了家族在奥地利的领地。他肩负起监视与奥斯曼土耳其人边界的责任。1529年，他成功抵挡住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围攻，遏制住他们在陆地的进攻。1558年，他的兄长查理五世退隐到西班牙的一家修道院，于是斐迪南成为神圣罗马皇帝。几十年后的1571年，查理五世的儿子堂胡安指挥一支海军，在勒班陀港口附近击败奥斯曼人，这是基督教西方对土耳其人取得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胜利。维也纳之战和勒班陀海战的胜利并非如某些人所称是决定性的，但仍然都是世界历史上的分水岭。它们标志着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并清楚地表明，西方将会坚持下去，并高效地战斗，最终遏制住土耳其人的扩张。
指挥棒传到了伊莎贝拉的外孙查理五世和他的弟弟斐迪南一世手里，然后传给腓力二世和堂胡安。他们是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唯一一支强大力量，组织自己的防御，将人们团结在宗教大旗下，致力于捍卫宗教正统，从而与声势浩大的敌人对抗。他们仍然自视为基督教的捍卫者，将从新大陆获取的全部资源投入这场斗争。他们也四面树敌，包括一个新的敌人——在他们看来属于异端的基督教分支，即新教运动。正如他们的外祖父母镇压异端，他们也运用异端裁判所的机制来镇压这些思想犯——新教徒。但新教在西班牙始终没有构成像在欧洲其他地方那样的威胁。在伊莎贝拉治下开展的教会改革运动已经在反宗教改革运动开动之前许久就铲除了天主教会的许多最严重的弊端。
在这支新的基督教军队中与哈布斯堡家族并肩作战的，有来自新大陆的印第安人的后裔，包括阿兹特克领袖蒙特祖玛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探险家埃尔南·科尔特斯的孙辈，他们互相通婚，繁衍子嗣。在新大陆，在随后的一百二十年里，西班牙人将建造7万座教堂、500座修道院和30万座教会赞助的学校与医院。他们还将兴建至少4座大学，分别在哥伦比亚、秘鲁和墨西哥。他们还从新大陆获取了价值约15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将其用于欧洲的事业。
伊莎贝拉出生的时候，基督教是一种奄奄一息的宗教，因为内部纷争、外部攻击而羸弱不堪。她去世五百年后的今天，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信徒包括两百多个国家的约20亿人。其中有一个人出生于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在2013年成为教皇后自称方济各一世。第一批被他封为圣徒的人，就是1480年在奥特朗托被杀害的800人，他称他们为殉道者。
伊莎贝拉的直接后裔仍然在欧洲各地掌权。西班牙、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英国、丹麦、挪威、瑞典和摩纳哥的王族都尊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为祖先。
* * *
格列柯原名多米尼柯·狄奥托科普洛（1541－1614），西班牙绘画艺术的第一位大师。“格列柯”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希腊人”，因为他出生于克里特岛。他的画作数量惊人，最著名的有《奥尔加斯伯爵下葬》等。?
迭戈·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黄金时代最重要的画家之一，擅长肖像画，创作了许多王室成员和显贵的画像，最著名的杰作为《宫女》。?
正式称号为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国王腓力一世。?
即前文讲到的富瓦伯爵夫人，阿拉贡的埃莉诺（1426－1479）。?
热尔梅娜的母亲是路易十二的姐姐。?
谢赫（Sheikh）是阿拉伯语中常见的尊称，指“部落长老”“伊斯兰教教长”“智慧的男子”等，通常是超过四十岁且博学的人。在阿拉伯半岛，谢赫是部落首领的头衔之一。?
可能指的是西班牙与法兰西瓜分那不勒斯王国。?
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二世的女儿。?
今天欧洲国家元首是伊莎贝拉后代的还有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
后记
每一个爱书人都有自己最喜爱的地方，可以躲在那里静静地读书，并梦想遥远的国度。我小的时候生活在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区，当时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我家附近的一座混凝土海堤，从那里可以远眺加勒比海。在我的幻想中，我无须游历很远，因为我坐的地方，双腿垂在海面的地方，就是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502年最后一次远航期间拜访过的地方。当时他还在拼命努力给他的赞助人——严肃而活跃的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带回喜讯。
巴拿马曾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的一个枢纽，此地随处可见伊莎贝拉的遗产。成吨的黄金白银从巴拿马运回欧洲，让女王的后代能够在旧大陆扩张自己的权力和领地。巴拿马有十几处遗迹，大多已经倾颓，被热带雨林的藤蔓覆盖。西班牙人统治全球的时候曾生活在那些地方，在那里工作。已成断壁残垣的圣洛伦佐堡和破破烂烂的巴拿马老城足以证明，即便最强盛的政治势力也是转瞬即逝的。这给我留下了生动的印象。那时的我是美国的海外帝国的孩子，而美国正处于力量的巅峰，在全世界既受仰慕，也遭痛恨。
在大学里，我继续追寻自己对西班牙历史、艺术和文学的兴趣。我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伊莎贝拉女王曾赞助这所大学，并对其十分钟爱）读书时，游览了西班牙，参观了许多宫殿、城堡和博物馆，它们都曾得到新大陆财富的赞助。当时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刚刚去世，西班牙在历史的一段黑暗时期之后又一次向全世界开放。
有一天，我在前往马德里旅行的时候，火车意外地在一个破落的小村马德里加尔·德·拉斯·阿尔塔斯·托雷斯停下了。我有的是时间，于是在这个村庄遍地尘埃的小巷漫步，突然一座砖石建筑映入我的眼帘。一个小小的标牌告诉我，伊莎贝拉就出生于此。这座中世纪建筑并不起眼，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位君主的家。这景象让我认识到，伊莎贝拉的开端是多么卑微，她如同流星一般的崛起是多么出人意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女性很少执掌权力的时代，一个出自这种背景的年轻女子，居然能够为她的孙辈称霸全球铺平道路。我为此着迷，我觉得，为伊莎贝拉写一本书的想法就在那时诞生在我脑子里。不过，做了几十年的新闻记者之后，我才重拾自己最初对历史的兴趣。我对伊莎贝拉女王兴趣盎然，对她的举动感到困惑不解，希望更好地了解她，了解她做了什么事情，又是为什么。最重要的是，必须从她所在时代的背景来理解她，我就是这样努力的。
对她的传记作者来说，伊莎贝拉女王的生平就是一场墨迹测验。每位作者都对她的生平有自己的视角和内在的偏见。天主教徒以一种方式看待她；新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对她的看法完全不同。关于她的一些虚假信息流传甚广。西班牙历史曾被宣传家系统性地扭曲抹黑，这种过程被称为“黑色传奇”。穆斯林控制西班牙的时代被描绘得无比美好，这也是不准确的。另外，欧洲人、美洲原住民及其后代对西班牙征服新大陆的看法肯定也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伊莎贝拉是世界历史上最富争议的统治者之一，既受敬仰，也遭到妖魔化。
我在此应当揭示一下自己特别的偏见。首先，关于信仰。我在宗教方面并不活跃。我的祖先主要是来自欧洲的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我努力对我描述的所有历史事件的参与者的情感保持开放的态度。我有一个特别的偏见是，我认为杀人和奴役人是邪恶的行为，不管受害者是什么人，也不管残酷的行为在当时为什么能够被合理化。
总的来讲，我觉得伊莎贝拉派遣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去新大陆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因为我自己就是所谓“哥伦布大交换”的产物。
我年幼的时候，母亲常骄傲地告诉我，她的家族最初抵达新大陆，来到了詹姆斯镇。这意味着她拥有早期美国殖民者的血统。我父亲拥有部分美洲原住民血统，是伦尼莱纳佩部落的后代，他会笑着答道：“是啊，你们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你们的船，欢迎了你们。”
所以，我对丧失了土地的美洲原住民的权力主张非常同情。我对欧洲人抵达美洲时遇到的挑战也感到同情，因为他们也受尽了苦难，损失惨重。
同时我也非常赞赏早期新大陆探索者表现出的莫大勇气。我第一次看到新大陆的西班牙要塞是我六岁的时候，当时我参观了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要塞。几年后，我们家从美国迁往巴拿马，途中要在通往新奥尔良的现代高速公路上行驶三天。然后，我们从新奥尔良出发，在海上航行四天。即便在20世纪60年代，这也算很长的旅途了。
有一天，我们开车穿过巴拿马的加勒比海沿海丛林，去往圣洛伦佐堡。我大感意外地认识到，它与我在圣奥古斯丁看到的要塞是姊妹。我很早就看到了西班牙帝国的庞大规模和尺度，它横跨大洋扩张到如此遥远的地方，以及它多么高效地将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强加于数千英里之外的土地。不管你对该时期的西班牙的看法如何，它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
我的视角的另一部分来自我作为新闻记者的人生经历。我曾报道过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与15世纪的伊比利亚人面对的，是一模一样的。作为记者，我非常重视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在为本书所做的研究工作中，我始终首先去寻找亲身在场、亲眼见证历史事件的人们的说法。我注意到了后世学者对这些原始资料的批评，但一般来讲我倾向于更重视目击者记述，而不是后人（他们并不在事件现场）的阐释。幸运的是，在国会图书馆（驰名世界的优秀图书馆），我能找到大量这样的原始资料。那里的数十位图书馆员帮助我找到了我需要的书籍，或者帮助我读到古书和手稿，让我能够找到本书描述的许多事件的最早记载。
我特别努力地去寻找非传统的或者“外界”的记述，以尽可能清晰地把故事讲得更完整。关于异端裁判所及其影响的记述，我查阅了犹太人的史料，在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犹太学收藏品中找到了非常珍贵的材料。关于格拉纳达王国的史实和奥斯曼帝国进攻时期，我找到了阿拉伯史料和来自东欧的当时的第一人称记述。其中一些史料只是在前不久才被翻译成英文。某些资料还从来没有被译为英文过，于是我自费请人将其翻译成英文。为了追寻本书的故事，我旅行到西班牙、英格兰、法国、巴拿马和波多黎各，尽可能地使用当地许多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资源。
我有时引用的是比较老的历史书，而不是历史事件当时的原始记载，仅仅因为这些历史书的语言太美。此处仅举两个例子，威廉·希克林·普雷斯科特和本齐恩·内塔尼亚胡的作品已经有些过时了，现在有更新的研究，但他们的成就非常伟大，在各自领域内是了不起的先驱者，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意味着，本书与今天大多数学术性很强的历史学家的作品都不同。在有些地方，这一点最明显，如关于加勒比海食人行为和梅毒可能起源于新大陆。许多现代历史学家对关于这些方面的记述表达了怀疑，可能是对某些早期欧洲编年史家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矫枉过正了。这些早期欧洲编年史家毕竟是急于为欧洲人攫取美洲土地辩护。但是，不计其数的第一人称记述在一些基本的事实上意见一致，所以我把它们视为极有可能真实的资料，展现出来。
此外，食人行为有宗教仪式的元素，或者是人类绝望之下的疯狂之举。这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我不认为，提到这一点就是对任何族群的歧视。新的研究表明，詹姆士镇也曾发生过食人行为，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吃人肉，并非某种文化所独有。
关于梅毒，这种疾病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别凶猛的方式席卷欧洲，我不认为这是巧合。当时的许多第一手记述都讲到，出现了一种性传播的可怕的新疾病。另外，传染往往是双向的。梅毒可能是从西向东传播的，但天花、麻疹、流感和腺鼠疫同时从东向西传播，造成的死亡人数多得多。而且，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在19世纪初首次将梅毒传播到夏威夷群岛。
关于伊莎贝拉家族中儿童可能遭受性虐待的讨论，源自我自己和我的同事的新闻工作，并咨询了相关领域的心理学专家。孤立的档案记载讨论了伊莎贝拉家族的事件。将其综合起来看，我们就看到了一种长期存在但直到今天才得到调查和揭露的性虐待。15世纪末卡斯蒂利亚宫廷内的模式很像近期曝光的一些关于教士和其他权威人物的丑闻。
我努力将伊莎贝拉置于她的时代背景下，置于她所生活的空间内。她是个热忱虔诚的天主教徒，生活在奥斯曼土耳其人似乎即将彻底消灭基督教的时代。我坚信，她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应对这种威胁。从她的角度看，她受到了上帝召唤，要捍卫基督教信仰，去抵抗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
* * *
也称罗夏测验，得名自瑞士心理分析学家赫尔曼·罗夏（1884－1922），是一种心理学测试，通过解读和分析人对墨迹的认知，来评估人的心理状态，如思维紊乱等。?
191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胡利安·胡德利亚斯（Julián Juderías）在其著作《黑色传奇和历史真相》中提出，现代欧洲历史学对西班牙帝国及其人民和文化进行了妖魔化，忽视西班牙帝国的正面成就。?
致谢
要让我感谢所有对本书有贡献的人，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从很多方面看，我这一生都在为这本书而工作，不管当时我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在这期间，许多人给了我指导、高明的视角和鼓舞。
我的母亲Melinda Hoppe Young嗜书如命，而且是个浪漫主义者，她激励我不管走到哪里，都寻找故事。而且，我和她一起去过很多美妙的地方！她热爱巴拿马的丛林、废墟和历史。她无所畏惧地带我们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去远行，去看我们能够找到什么。她驾驶一辆客货两用车，带着我们渡过河床、探索荒凉的热带海滩，远足到鲜有外邦人涉足的偏远内陆农村。
我童年的最好朋友Laura Gregg Roa与我同龄，和我们一样对巴拿马及其西班牙和印第安传统着迷。她常和我们一起探险。后来Laura比我先考到了驾照，于是我们俩独自驾车远行，这一次是Laura开车。有时我们骑摩托车，有时更安静地坐在她父母的旅行车里。
2000年，美国将巴拿马运河区归还巴拿马人，Laura留在当地，教授西班牙语和法语，后来搬到比利时，在那里的美国军事学校教书。她曾希望帮助我为本书做研究，但五十二岁时因癌症去世，留下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我把本书献给她。
我离开巴拿马运河区，去上大学，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读新闻专业，这是一个幸运的选择，最终让我进入媒体业。在大学的时候，我沉溺于西班牙和拉美艺术与历史，并修了几门这些方面的课。我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待了一学期，就是那个时候，本书开始在我脑子里成形。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萨拉曼卡大学的教授们给了我在该时期历史方面的基本功，这为我后来独立开展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我开始认真为本书做研究之后，多位德高望重的学者给了我宝贵的帮助，让我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以及伊莎贝拉生活的环境。首先要感谢了不起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历史教授Teofilo Ruiz。在我为本书做研究和写作期间，他多次与我谈话。他渊博的学术、慷慨的秉性和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都给了我极大灵感。让我非常荣幸的是，他阅读了快完稿时的本书手稿，并提出了富于几十项修改和提高的建议。Ruiz教授，谢谢你。
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历史教授Simon Doubleday在我的工作开始时与我促膝长谈。本书快结束时，尽管他正在西班牙旅行并做自己的研究，还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提出了好几项非常重要的修改意见。
西雅图大学的历史教授Theresa Earenfight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西班牙语文学教授Nancy Marino给了我建议和鼓舞。我常常参考石川千代关于伊莎贝拉私人宗教艺术品的精彩而美丽的书，书里包含一些非常杰出的画作，通常情况下公众是看不到的，因为它们被收藏在马德里的王宫，而王宫不对外开放。在我写作的最后阶段，她也与我探讨了手稿的情况。David Hosaflook关于阿尔巴尼亚历史的开创性著作帮助我理解了伊莎贝拉文件中提到的正在东欧发生的可怕事件究竟指的是什么。
如果本书在史实或诠释上有任何错误，都由我本人负责。
我的优秀经纪人和朋友Gail Ross让这本书的诞生成为可能，她在Ross Yoon经纪公司的合伙人Howard Yoon准备了非常精彩的提案，吸引到了Nan A．Talese／Doubleday出版社的编辑Ronit Feldman。Ronit鼓励和引导我从事研究和写作，担任我的顾问。我们每年都了解到关于伊莎贝拉的新知识，思考其意义。Ronit是一位有天赋的文字大师，非常擅长组织工作，她灵巧地引导本书的创作，直到问世。Nan A．Talese是一位著名的天才编辑，对最终产品作了一些精巧的修改。我还要感谢Doubleday团队的其他人，包括装帧设计师Pei Loi Koay、制作编辑Nora Reichard和校对编辑Janet Biehl。我对他们所有人都很感激。
我从许多图书馆和艺术博物馆的渊博专家那里得到了很大帮助。要感谢的人太多，无法一一列举。我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国会图书馆进行的，那里的西班牙语图书室的专家们帮助我走上正确道路，并指引我去阅读一般藏书、珍本书与手稿。我尤其要感谢Juan Manuel Pérez、Everette E. Larson、Barbara A.Tenenbaum、Georgette M. Dorn、Katherine McCann、Tracy North、Eric Frazier、Betty Culpepper、Janice C. Ruth 和 Sheridan Harvey。
西班牙的人们始终优雅而慷慨，接受一轮又一轮去西班牙寻根的美国人的询问。西班牙驻美国大使馆的Barbara Minguez Garcia和Jorge Sobredo帮助我铺平道路，向我引荐一些关键的档案工作者，从而帮助我接触到罕见而珍贵的早期手稿。Severiano Hernandez Vicente、Gonzalo Anes Alvarez、Carlos Martinez Shaw、Manuel Barrios Aguilera 和 Gregorio Hernandez Sanchez 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所有的档案馆都是非常美妙的地方，可以待一下午，也可以待一个月。但我要特别感谢马德里的王家历史学院和国家图书馆，塞哥维亚、塞维利亚、西曼卡斯、巴利亚多利德、格拉纳达和埃斯科里亚尔的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本书提到的一些重要艺术品存放在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艺术画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布尔戈斯的拉斯维尔加斯修道院。为了寻找伊莎贝拉的足迹，我走遍了西班牙，途中享用了许多杯美酒和许多盘“塔帕斯”小食。
在法国，我在里尔的北方档案馆查阅了关于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文献。在伦敦，我在大英博物馆和国家档案馆度过了许多时光。伦敦的韦尔科姆图书馆提供了彼得·马特《书信集》的英译本。
在巴拿马、波多黎各和墨西哥，我参观了与本书涉及新大陆各章相关的许多历史名胜。我感激那些拥有远见卓识、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半球也有值得保存的历史的人们。
在美国，我参考了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加州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与艺术馆、芝加哥艺术学院、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纽约公共图书馆苏世民楼、华盛顿学院米勒图书馆、马里兰大学麦凯尔丁图书馆和乔治城大学劳因格图书馆的藏品。
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和阿灵顿的绝妙图书馆为我提供了近二十年出版的很大一部分材料。
塞哥维亚旅游局工作人员Marta Rueda和我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带我在全城观光，与我分享她几十年来关于伊莎贝拉的思考和观点。她不仅是一位向导，还是一位真正的朋友。圣米迦勒酒店的所有者给了我一个俯瞰圣米迦勒教堂红瓦屋顶的房间，让我能够眺望伊莎贝拉登基的地点。他们对我始终热情而慷慨。
我还要感谢法国里尔的Louisa Woodville、Alexis Simendinger、Kim Winfrey和Camille Brilloit；墨西哥圣米格尔德阿连德的Jesus Ibarra；还有Luis Chaffo、Holly Hall、Laura Evenson和Wendy Silverthorne。
若没有我之前的学者们的努力，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其中一些人还健在，有些人已经与世长辞。此处的列举并没有任何顺序。我要特别感谢Maria Isabel del Val Valdivieso、Juan de Mata Carriazo、Jerónimo Zurita、Luis Suárez、Tarsicio Azcona、Peggy Liss、Nancy Rubin 和 William Hickling Prescott。
在本书快结尾的时候，我的力量快要枯竭，此时我的妹妹Elizabeth Gately开启了参考文献的工作，慷慨地贡献了她的时间和爱。她是个非常棒的妹妹。我的婆婆B．J．Averitt与我分享了她对于伊斯兰艺术的知识和毕生兴趣。
我亲爱的丈夫Neil Warner Averitt协助了我的研究工作，他对世界历史的知识非常渊博，能够帮助我在相距甚远的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正如我们的孩子们喜欢说的，他就是一部大百科全书。他三次阅读了我的手稿，认真编辑了文字，并提出了富于真知灼见的建议。他近期对早期教会历史和耶稣基督生平产生的兴趣对我也有很大帮助。我对基督教的很多方面都不了解，是他教育了我。
我们的五个孩子——John、Elizabeth、Amelia、Alex和Rachel都听我讲述伊莎贝拉的故事许多个钟头，并相信我一定能够把本书写完。我想再一次向他们表示感谢。
尤其是我的女儿Rachel和我一起去西班牙，探索乡村，冒险进入橄榄树丛，远足穿过巨型向日葵的田地，以便寻找特殊的有利位置去观察在一般情况下很难看到的历史名胜。我们在古罗马大道上漫步，爬上倾颓的城堡遗迹。她那勇敢无畏的精神与我母亲相同。她愿意与我一同旅行，也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富有冒险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