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完成之后，庞培并不打算立刻返回罗马，而是率领自己麾下的军队，继续寻找赢得荣耀的机遇。在随后的两年内，他把握住一切机会，指挥他的军队远征到此前任何一支罗马军队都不曾涉足的地方。他率军征讨伊比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绕过黑海，进入今天的俄罗斯南部。他干预了犹太王族的内乱，攻打耶路撒冷三个月之久，最终将其占领。所有这些光辉灿烂的胜利都在他的凯旋式游行中得到了庆祝。庞培在这些战役中将他的军事指挥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早期战役中或许也曾偶尔身先士卒地在一线冲杀，以效仿亚历山大指挥风格的英雄气概。在耶路撒冷，他和他的指挥官们进入了圣殿的至圣所，除了高级祭司之外，此地是禁止任何人进入的。庞培没有劫掠圣殿的任何财宝，以示尊敬，但他进入圣殿的举动就是为了宣扬他这位伟大的罗马将军所取得的史无前例的功业。对罗马人来说，恢宏壮举常常与务实的辛劳紧密结合。庞培花了许多时间来组织罗马在该地区的旧行省以及他建立的新行省的行政管理。前63年，消息传来，米特里达梯六世死了，于是战事大体上结束了。米特里达梯六世一生中长期服用解毒药，对毒药形成了免疫能力。他企图服毒自杀，但就是死不了，于是让一名卫兵将他杀死。虽然大局已定，但庞培在东方还是停留了一年多时间，以平定这些地区。他相当有组织天分，他设立的许多法规在此后数百年中始终有效。
梅特卢斯·尼波斯在担任保民官期间的疯狂活动让人们愈加担忧，不清楚庞培返回意大利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尼波斯是庞培的内弟，曾在他麾下担任军团长，所以尼波斯的行径——为了让庞培保留军队指挥权，不惜使用暴力和恫吓手段——令人忧心忡忡。据说克拉苏为了利用群众的这种情绪，带领家人去了国外。尼波斯的所作所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在庞培的授意之下，很难说得清，但庞培对这样的结果——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却招致了许多元老的猜忌——肯定不会满意。前62年春，他写信给元老院，并私下里写信给一些重要元老，保证自己只希望能够安宁地退隐。他的另外一名军团长马尔库斯·普皮乌斯·皮索已经在罗马为前61年的执政官竞选拉票。庞培请求元老院将选举推迟到年底，好让他赶回去支持自己的朋友皮索。元老院对推迟选举的意见不一，但加图通过操纵元老院的程序，阻止元老院就此问题投票。有人在辩论中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直到这一天结束，会议无果而终。没有人尝试再一次提起这个话题。最后皮索还是当选了执政官，但这是庞培第一次受到元老院的怠慢，这样的冷落还会有很多。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努力向元老院表忠心。前62年12月，庞培终于在布隆迪西乌姆登陆。他当即解散了自己的军队，并指示士兵们只有在前来参加他的凯旋式的时候才可以聚集起来。
在庆祝凯旋式之前，庞培被法律禁止跨过罗马城的神圣边界，于是他暂居在罗马城外阿尔班山上的一栋别墅中。到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罗马城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已经处于神圣边界之外。有好几次为了让庞培也能出席，元老院会议或公共集会的地点就选择在了神圣边界之外的场所。前70年，庞培成为执政官的时候，曾请资深元老和著述颇丰的作家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为他写一本小册子，以解释元老院的程序。征战六年之后，他重返政坛，却对政治游戏仍然不甚了解，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他的第一次演讲效果平平，不能令人满意。特别不幸的是，他返回罗马城的时候正好赶上克洛狄乌斯渎神罪的审判，当时争议正处于最高潮，人们为了决定应当采用的程序，尤其是在陪审员的选择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曾在庞培军队中担任军团长的皮索是克洛狄乌斯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与皮索同年担任执政官的人却坚决反对克洛狄乌斯。庞培不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演说家，也没有演讲的天赋。有人询问他对此事的意见时，他努力表达自己对元老院的坚定支持和尊重，但他的演讲几乎无人喝彩。西塞罗对庞培也很不爽，因为庞培没有热情地赞扬他镇压喀提林的事迹。于是，西塞罗对这个自己过去常常支持的人做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前61年1月25日，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阿提库斯，说庞培“表面上大吹大擂地夸耀对我的友谊，但私下里对我非常嫉妒，而且掩饰得不好。他这个人没有真诚的礼貌、直率和政治家的才干，也没有荣誉感、坚定或慷慨的性情”。克拉苏开始在元老院颂扬西塞罗的时候，西塞罗很高兴，可能主要是由于庞培没有这么做。
庞培在私人生活上也不顺利。庞培几乎刚刚回到意大利，就把妻子穆齐娅休掉了。在庞培征战海外期间，她和恺撒发生了私情，但恺撒也不是她唯一的情夫，她的放荡风骚已经是世人皆知的丑闻。在政治上，离婚带来了不好的后果，导致庞培与穆齐娅的同母异父弟弟们——梅特卢斯·尼波斯和昆图斯·凯基里乌斯·梅特卢斯·凯列尔——疏远了，因为梅特卢斯家族对遭受到的怠慢冷落总是睚眦必报。西塞罗曾经遭到尼波斯的攻击，后来花了很大力气才安抚了为自己的兄弟尼波斯出气的梅特卢斯·凯列尔，尽管争端是由尼波斯引发的。凯列尔在前60年的执政官选举中胜算很大，因此他是个特别危险的敌人。无论如何，离了婚之后，庞培有了一个机会去缔结新的政治联盟。他显然希望再一次向元老院精英集团表忠心，证明自己不是革命党。他去找了加图，表示希望迎娶他的外甥女，即塞维利娅的女儿，同时，他还代自己的儿子向塞维利娅的另一个女儿求婚。但令这两个姑娘和她们野心勃勃的母亲大失所望的是，加图拒绝了庞培的求婚。这更增加了加图的声望：更看重道德，而不是政治上的好处。尽管加图失去了与元老院首富和最成功将领联姻的机会，但他有意识地用行动举止构建的道德传奇被发扬光大了。
在这些年里，庞培有两个主要目标。首先是搞到足够的土地来安顿他军队中的退伍老兵。前70年，有一项法案获得通过，旨在为在他麾下参与西班牙作战的老兵提供生计，但没有产生实效，因为元老院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来合理地分配土地。他的第二个目标是让他击败米特里达梯六世之后在东方制定的法规获得批准。正常情况下，制定法规的工作应当由一个元老委员会完成，庞培并没有立法权，但他先斩后奏了。尽管他的立法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但仍然受到了相当激烈的指摘。卢库鲁斯为了举行自己的凯旋式已经苦等多年，他在东方的指挥权被夺走并转而交给庞培，他恼怒之下自行退隐。现在，他重返政坛，来跟庞培作对。他尤其批评了庞培对他之前制定的法规的任何改动。庞培希望他在东方制定的所有法规只经过一次提案就获得一次性通过。卢库鲁斯、加图和其他许多主要元老却主张对每一项法规单独讨论，逐个处理。前61年，在皮索担任执政官期间，此事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部分原因是皮索正忙于克洛狄乌斯的审判。庞培知道梅特卢斯·凯列尔几乎一定会当选前60年的执政官，于是大规模行贿以确保另一位执政官是他自己的亲信。他相中的人选是其麾下的另一位军团长，一个叫作卢基乌斯·阿弗拉尼乌斯的“新人”。阿弗拉尼乌斯或许曾经是一位能干的军官，但他的舞技比政治才干更有名。他是个糟糕透顶的执政官，另一位“新人”西塞罗认为阿弗拉尼乌斯是个跳梁小丑。当年的一位叫作卢基乌斯·弗拉维乌斯的保民官比较有才干，也乐意听命于庞培。他提出了一项土地法案，旨在为庞培的退伍老兵和相当一部分的城市贫民提供农田。梅特卢斯·凯列尔领导着反对庞培的派系，对庞培大肆攻击辱骂，以至于弗拉维乌斯命人把他带去监狱。梅特卢斯·凯列尔是政治游戏的精明玩家，懂得如何把握机遇、利用局势。他当即在监狱中召集元老院开会。弗拉维乌斯的回应是将他的保民官专用长凳摆在监狱门口，以阻止任何人入内。梅特卢斯毫不畏惧，命令他的仆役在监狱墙壁上打了一个洞，好让元老们进来。庞培意识到弗拉维乌斯输了，于是指示他释放执政官。这件事就像前62年加图与尼波斯在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神庙的演讲台上的对抗一样，体现出元老们对常规的尊重达到了可笑的程度。但在弗拉维乌斯和梅特卢斯·凯列尔的斗争中，没有走到暴力流血那一步。庞培还试图通过不准梅特卢斯去外省担任总督来威吓他，但也失败了，于是土地法案最终被放弃。
过了两年时间，庞培的两项关键目标都没有达成。批准东方法规和为退伍老兵提供土地都是非常敏感的事情，对共和国有好处。梅特卢斯之所以反对土地法案，主要是因为他憎恶庞培——庞培把梅特卢斯的同母异父姐姐穆齐娅休掉了，还因为如此固执己见是非常有威望的事情。他的祖父之所以扬名，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拒绝宣誓遵守萨图尔尼努斯某项法律的人，并为此付出了流亡的代价。卢库鲁斯反对土地法案，则是为了报复庞培在前66年对他的不义。加图和其他人的目的则是尽可能地压制庞培的气焰，防止他凭借巨大的财富和声望主宰元老院。在这些年里，倍感挫折的元老不止庞培一个。克拉苏看到庞培受到挫折，起初还很开心，但后来发现反对庞培的那些元老小集团同样热衷于阻挠他的大事。前60年初，元老院和控制包税人大公司的骑士们发生了争吵。这些人从政府购买了在亚细亚及东方其他省份征税的资格，但是因为那些地区经受了多年的战乱摧残，他们征敛不到足够的金钱，因此无法兑现向国库上缴若干数目的承诺。这些包税人原以为能从征税工作中大捞一笔，不料现在却要亏本。颓丧之下，他们希望与政府重新拟定合同，减少上缴国库的金额。克拉苏与主要的包税人联系紧密，或许在这桩生意中也有利益，因此热情地支持包税人。西塞罗认为包税人的要求不可理喻，但愿意支持他们的要求，因为元老院需要安抚富裕的骑士阶层，确保他们站在自己这边。最近刚颁布了一部新的《反贿赂法》，对骑士以及元老阶层的腐败陪审员施以重罚，这让骑士阶层非常不满。加图从来不会约束自己的怒火，他坚决反对包税人，劝说元老院驳回他们的请求。西塞罗绝望地评论道，加图“以最高尚的精神和毋庸置疑的诚实，对国家造成了伤害：他提出的建议更适合柏拉图的理想国，而不是罗慕路斯的罪恶渊薮”。
庞培和克拉苏——共和国中最富裕、在某些方面也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都遭到了主宰元老院的一小群贵族的掣肘和阻挠。尤其是庞培企图成为这个内层精英圈子的成员，却遭到了排斥。不管是必需的、理智的和得民心的改革，还是比较可疑的措施，只要是庞培或克拉苏提出的，都会横遭一小群贵族的封堵。共和国心脏的惰性将从上到下所有阶层的许多公民都疏远了。几十年后，曾在恺撒麾下任职的一位史学家在撰写内战历史时，将会从梅特卢斯·凯列尔和阿弗拉尼乌斯担任执政官这一年写起。后来许多人凭借后知之明，将前60年视为共和国进入患病晚期的时刻。
回家
前60年夏季，恺撒从西班牙回国了。这一年，他四十岁，有资格参加前59年的执政官竞选（他可能享受了一些优待，能够以比正常规定小两岁的年龄担任官职）。显然，为了参加竞选，他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在身处西班牙、不能亲自拉票的时候，他写信给包括西塞罗在内的主要元老。恺撒写信极多，非常多产，但他的书信只有很少一部分保存至今，实为遗憾。据说他能同时向多名文书员口述信件，并且他是第一个身在罗马城时也定期给同在城内的朋友和政治盟友写信的人。他可能是以一纸书信休掉了庞培娅。他可能也是通过书信与另一名候选人达成协议，共同参选。他的竞选搭档是卢基乌斯·卢凯依乌斯，此人相当有钱，但没有什么名望和魅力。他的金钱和恺撒的声望可谓强强联合。前60年6月初，甚至在恺撒抵达罗马之前，他就被视为执政官竞选中胜算极大的候选人，西塞罗说他“如有神助”。恺撒给西塞罗的信显然让这位演说家很高兴，因为西塞罗在给阿提库斯的信中说，他打算“让恺撒更进一步”，因为他认为这对共和国有益。
恺撒就像两年前的庞培一样，已经到达罗马城外，但在举行凯旋式（以庆祝他在西班牙的军事胜利）之前，不能越过罗马城的神圣边界一步。凯旋式的盛大游行和庆祝活动将会增加他在选举中的胜算。罗马选民和社会普遍将军事荣耀视为高于一切的功绩，一位执政官极有可能受命去指挥一场重要的战争，因此能够证明自己的军事才干。西塞罗有时喜欢吹嘘，在法庭上当辩护律师的优异表现差不多与战功受到同样的重视。但他显然知道，大多数选民并不这么想。根据法律，候选人必须亲自参加一场在广场举行的会议。凯旋式的庆祝活动需要很多时间来准备，而凯旋式只能在元老院规定的日子举行。选举日已经确定了，因此恺撒没有办法参选，除非他跨越罗马城的神圣边界，但这样就必须放弃举行凯旋式。于是他请求对他破格，允许他不亲自参加广场会议就能够成为候选人。我们推测，恺撒是通过书信或中间人与元老院沟通此事的，因为没有记载表明元老院在罗马城的神圣边界之外的某座神庙开会，以便与恺撒当面商谈。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人们普遍反对恺撒的这个请求。其他的史料则特别指出，加图是反对恺撒的核心人物。他又一次运用了自己的老策略，即轮到他发言的时候，就絮絮叨叨地讲个不停，直到辩论时间耗尽，会议不得不在未能投票的情况下结束。由于元老院只能在某些固定日子开会，不能与公民大会在同一天开会，因此元老院下一次开会的日期只能在正式宣布候选人名单之后。加图拖延会议的策略在过去奏效过，这一次也确保了恺撒无法既举行凯旋式又参选下一年执政官。
加图以冗长演说阻挠会议做出决定的策略奏效了，但不是他预想的那样。恺撒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立刻放弃了凯旋式，越过罗马城的神圣边界，进入城市，以便成为候选人。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决定。凯旋式是一位罗马贵族能够赢得的最高荣耀之一，获此殊荣的人可以在自家门廊上陈列凯旋纪念品，以永久性地纪念这项荣誉。庞培的整个政治生涯都非常不合常规，享有三次凯旋式的莫大荣耀。这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获得一次以上的凯旋式。不仅如此，在公元前1世纪，凯旋式一般只会被授予一小群资深裁判官，即便是资深执政官也很少获此荣誉。放弃凯旋式的决定清楚地表明，恺撒着眼未来，坚信自己将来必然会做出更伟大的成就，更多的机遇还在后面。凭借在西班牙的战功而获得凯旋式的荣誉是非常好的事情，他也尽力去确保这项荣誉，但执政官的职位是好得多的奖品。
加图的动机也值得考虑，因为乍看起来，他的行动似乎毫无意义，而我们在事后看来，他的做法也是非常欠考虑的。他顶多能让恺撒推迟一年参选执政官。那样的话，恺撒既会举行他的凯旋式，也会进一步增加他原本就很不错的胜算。或许加图的盘算是在下一年中恺撒的累累债务会最终把他压垮，让他的政治生涯彻底结束。但是恺撒刚刚从行省总督的任上回国，就像所有罗马总督，尤其是那些打了胜仗的总督一样，无疑已经捞了不少油水。他的债务太多，不可能一口气偿清，所以恺撒在竞选中显然需要卢凯依乌斯的资金支持。但总的来讲，他返回罗马时的财务状况肯定比离开时要好得多。卸去总督职务之后，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恺撒可能遭到起诉，所以加图也许是希望在贪腐法庭上控告他。但是，许多被指控贪腐的前任总督都逃脱了制裁，而且正如上文所述，恺撒或许真的是无辜的，当然在很多案件中，当事人是否无辜并不一定是最关键的因素。加图企图让恺撒推迟一年竞选，还有一个更私人的原因：加图的女婿马尔库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毕布路斯这一年也在竞选执政官。毕布路斯就是那个在前65年与恺撒同时担任市政官，但风头完全被恺撒盖过的那个人。毕布路斯的才干很一般，与姿态高调、极其精明强干的恺撒相比，就显得黯然失色。但罗马官职晋升体制的特点是每个官职都有最低法定年龄，因此在攀升过程中，一名政治家可能不断地与同一位对手发生竞争或与其担任相同的官职。恺撒和毕布路斯在前62年都是裁判官，不过没有记载表明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矛盾。迫使恺撒推迟一年参选执政官，意味着毕布路斯终于有机会独占风头了，同时也能避免“新人”卢凯依乌斯在其盟友恺撒的光环照耀下，将毕布路斯击退到第三名。对贵族世家成员来说，输掉一场选举是莫大的耻辱和打击。
因此，阻挠恺撒对加图家族来说很有好处。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恺撒与加图的个性水火不容。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加图对恺撒非常憎恶，相信自己已经看穿了恺撒光鲜的外表。塞维利娅与恺撒的长期私情更是令她同母异父的弟弟越发恼怒。在罗马贵族看来，元老们公报私仇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做的不是太过分就行。从这个角度看，加图不过是在给自己的一名政敌穿小鞋。另外，加图本来就热衷于改变元老院的意见或阻止元老院的决议，因为这样能提升他的名望。他只有三十五岁，目前担任过的级别最高的官职就是保民官，但他已经被确立为主宰元老院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是因为他是加图，旧式道德的楷模（他的著名祖先老加图也是这种道德的模范），固执己见、从不屈服，也从来不会害怕表达与民意相左的意见。有人说早在前60年，加图就将恺撒视为共和国之敌。这种说法不大可能是真的。西塞罗的书信清楚地表明，在选举之前，这种观点并不普遍。恺撒受到怀疑的最初迹象出现在元老院为前59年的执政官们分配任期满后的行省总督职位之时。按照盖乌斯·格拉古的一道法律规定，这种分配必须在选举之前进行。也就是说，虽然还不知道下一年的执政官会是谁，但已经安排好他们卸任后将去何地担任总督。这一次，元老院决定派下一届的两位执政官去管理“意大利的林地与乡间小道”。意大利农村在近几十年里确实蒙受了许多创伤，但这样的任务对一位执政官来说还是太有失颜面了，更不要说两位执政官了。有人的解释是，这不过是让执政官们担任预备队，以应付高卢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战争。这种解释没有说服力，因为这不是罗马惯常的政策。这种安排是一种侮辱，史料还认为它是刻意针对恺撒的；尽管如果毕布路斯当选，也将蒙受这样的侮辱。
执政官是由百人会议选举产生的，它与部落会议的结构差别很大。恺撒曾在百人会议中成功当选裁判官，但每年裁判官职位有八个，而执政官位置只有两个，因此后者的竞争肯定更激烈。执政官选举通常在7月底举行，因此恺撒只有几周时间来亲自拉票。百人会议在战神广场召开会议，其仪式带有非常明显的早期罗马军事制度的色彩，比如上文曾提到，在拉比里乌斯受审时，雅尼库鲁姆山上升起红旗。主持竞选的是当年的执政官之一，他向大会发出指示的形式非常传统，听起来像是军事命令。在选举程序启动之前，会有一场非正式会议。但我们不知道，候选人是否会有机会向选民做最后一次呼吁。执政官会以祈祷开始选举程序，然后是一套固定的程式，命令人们选举两名新的执政官。根据上一次人口普查中记录的财产状况，选民被分为若干百人团。各个百人团的成员都是来自同一部落的人，但选举的部落元素仅此而已。第一等级的70个百人团先投票，然后是骑士阶层的80个百人团。每个百人团从候选人名单中选择两人，以填充下一届执政官的空缺。一共有193个百人团，因此常常在第二等级投票的过程中，选举结果就已经确定了。第一等级的人肯定拥有相当程度的财富，但在这个时期，需要多少财产才能进入第一等级，我们不是很清楚。如果把第一等级的人全都看成巨富，那么就错了。其中有些人的财产和骑士们差不多，但也有人家境普通。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第一等级的成员有着强烈的集体认同感或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阶级。先投票的各百人团的决定会对随后投票的人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往往都想要选择最有可能获胜的人。第一等级的各百人团抽签决定谁先发言，而第一个发言的百人团的影响力最强。这就是所谓的“优先百人团”，人们普遍相信，获得这个百人团的多数选票的候选人必胜无疑。
像其他选举一样，百人会议的投票也是在战神广场的“羊圈”内进行的。“羊圈”是临时性的木结构围场，面积很大，供一个选举单位使用。我们不知道一般有多少公民会参加选举。人口普查的数据是公民有90多万人，其中至少有几十万人在部分时间里居住在罗马城。但考虑到“羊圈”的大小，即便是居住在罗马城的公民，去参加投票选举的应该也是少数。曾有人根据“羊圈”的大小来推算投票选民的人数，并根据选举程序耗时（整个过程必须在日落前结束）的猜测对这个推断人数进行修正。估计的投票人数多至7万或5.5万，最少的估计是3万。每一位研究者都倾向于指出，这些估算数字都是最大值，实际人数通常要少得多。信任这些猜测的数字是不明智的，但我们可以推断，有投票资格的人当中只有少数人会去投票。很难判断聚集到每一次投票现场的选民大体上是不是同一群人；有的学者认为是这样的，但我们实际上没办法知道。执政官选举肯定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有相当数量的公民会特意从意大利各地赶到罗马。当然，长途旅行到罗马城投票的肯定是富人，由于骑士阶层和第一等级的意愿极富影响力，所以这些人也显得更重要。选举结果是非常难以预测的，很少同时出现两位均被认为是必胜无疑的候选人。“优先百人团”是在选举当天抽签决定的，这给选举增添了一些不确定性。
西塞罗在竞选执政官的时候曾考虑去内高卢，在当地的富裕公民中拉票；而且他一生自始至终都努力与意大利不同地区的人保持联系。如果曾经的人情和友谊还不够，那么金钱也许能买到胜利。在每个部落都有一些影响力超强的人，不管是整个部落作为一个单位投票，还是大家各自在自己的百人团投票，这些人都能左右自己部落同胞的投票。前61年，有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很多影响力大的人来到庞培家的花园，从他那里接受赏赐，因为他们支持了庞培的亲信阿弗拉尼乌斯。在前60年，虽然贿赂不是那么明目张胆，但所有候选人都会使用这种手段。卢凯依乌斯用金钱支持自己和恺撒，而毕布路斯不仅动用自己的财产，还得到了一些重要元老的资助。加图认可毕布路斯的行贿，就像他在前63年对自己姐夫的贿选视而不见，却大肆攻击做出同样事情的穆里纳一样。和任何其他元老一样，加图也希望自己的亲戚成功。苏埃托尼乌斯称，加图和毕布路斯的支持者的另一个动机是，他们害怕恺撒及其政治盟友同时担任执政官，做出对他们不利的事情来。这或许仅仅是后见之明，毕布路斯家族的人脉和地位或许是更重要的因素。
选举日这天，恺撒轻松拔得头筹，毕布路斯是第二名，因此卢凯依乌斯的开销没有得到多少收益。肯定有很多选民选的是恺撒和毕布路斯。恺撒已经攀登到了最高的行政长官职位，现在的问题是在他的十二个月任期内，他将有何举动、如何行事。
土地法
前60年12月，就在恺撒正式就任执政官（上任日期为前59年1月1日）的几周前，西塞罗在自己的乡村别墅接待了一位客人。这位访客叫作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是个罗马公民，来自西班牙的加的斯。不久前他还是恺撒的幕僚成员，现在开始当他的政治助手。巴尔布斯与西塞罗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恺撒打算在自己执政官任上推行土地法。西塞罗是个地主，终其一生都对任何土地再分配非常反感。三年前，卢路斯的土地法案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塞罗的反对。这一次，西塞罗有两个选择：要么反对这项新法案，暂时离开罗马城一段时间，以免卷入事端；要么支持它。西塞罗在给阿提库斯的信中说，恺撒希望他支持这项法案。巴尔布斯“向我保证，恺撒在所有事务上都将遵照我和庞培的意见，并努力促使克拉苏与庞培和解”。如果西塞罗支持恺撒的立法，他将有希望“与庞培建立亲密的盟友关系；如果我愿意的话，还能与恺撒交好，并与我的敌人们和解，与暴民们和平相处，安度晚年”。恺撒在为自己的任期精心准备，尽可能多地笼络政治盟友。西塞罗尽管作为执政官非常成功，但他毕竟是个“新人”，始终不曾为元老院门阀贵族所接受；而且他在前63年处死密谋者的做法颇受非议，常有人指责他逾越了自己的本分。在最近十年中，他的形象始终是庞培的忠实支持者。现在庞培显然与恺撒的土地法案有着密切联系，两人都希望高明的演说家西塞罗能够帮助他们的事业。
西塞罗在斟酌一番之后，决定拒绝参与此事。恺撒对此固然感到失望，但这算不得严重的挫折，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另外两个更强大人物的支持。巴尔布斯向西塞罗暗示，庞培和他的死敌克拉苏可能会携起手来。在这几个月中，恺撒成功地将庞培和克拉苏拉到了一起，与他们建立起紧密的关系纽带，以至于（用苏埃托尼乌斯的说法）“共和国内的任何事情，若是令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人不悦，就必然办不成”。恺撒、庞培和克拉苏的政治联盟被学者们称为“前三头同盟”。“后三头同盟”指的是马克·安东尼、屋大维和李必达于前43年11月为了共同反对杀害恺撒的凶手而组成的同盟。“三头同盟”的意思仅仅是三个人的理事会。不过，后三头同盟是由法律正式设立的，三人享有独裁权力；而克拉苏、庞培和恺撒之间的联系则是非正式的。前三头同盟起初是秘密的。在前60年12月，巴尔布斯说庞培和克拉苏有可能和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三头同盟还没有建立，而仅仅能说明此时它还不为公众所知。恺撒与克拉苏过从甚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恺撒因为债台高筑险些没能离开罗马去外西班牙当总督的时候，克拉苏花了一大笔钱为他担保。恺撒多次大张旗鼓地支持有利于庞培的措施他无疑曾见过庞培——罗马贵族的世界是很小的，两人在前70年～前67年的很长一段时期都在罗马——尽管没有书面材料能证明他们之间特别密切的联系。在庞培身处海外期间，恺撒勾引了他的妻子，这肯定不会让庞培对恺撒有好感。恺撒也曾和克拉苏的妻子私通，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与克拉苏在政治上的合作。在最近几年中，庞培和克拉苏都备受挫折，发现他们的财富和影响力还不足以让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庞培需要一位比皮索或阿弗拉尼乌斯更有才干、更坚决果断的执政官来替自己办事。恺撒为了尽快当上执政官，牺牲了一次凯旋式。要想让这牺牲不白费，他在自己一年期满之后必须要有机会进行更伟大的军事冒险，而元老院为他规定的“意大利的林地与乡间小道”肯定不行。要获得在军事上成功的机会，他需要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支持者。如果他与庞培或克拉苏中的任何一人联手，那么这两人之间的互相憎恨就会导致另外一人反对他。加图、毕布路斯及其同党肯定会对他处处阻拦，他实在不能再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因此，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庞培和克拉苏联合起来，他们两人的力量加在一起，应当是所向披靡的。而庞培和克拉苏之所以能够捐弃前嫌，是因为有加图和其他贵族处处阻挠和冒犯共和国的这两位最强大的人物。即便如此，恺撒一定还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来说服这两个互相敌视的人：如果他们联合起来支持他，他一定能满足他们的愿望。
建立三头同盟的谈判可能是通过书信开始的，但实质性的决定应当是在前60年恺撒返回意大利之后才做出的。而真正达成协议则可能是在执政官选举之后，恺撒的顺利当选增加了他讨价还价的砝码。庞培和克拉苏有没有公开联合起来帮助恺撒拉票，我们不清楚。如果他们都帮助恺撒竞选，这也不会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即便两个人互相敌视，但如果他们都与第三个人是朋友，那么都支持后者参加竞选，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最早到前59年1月，才有人怀疑克拉苏、庞培和恺撒结成了同盟。后来，这个同盟逐渐为更多人所知，招致了很多人的愤怒，他们照例大呼小叫一番，说共和国要毁在这三人手里了。博学之士瓦罗曾在前70年教授庞培元老院程序，后来还担任过他的军团长，此时却写了一份小册子，公开谴责“三头野兽”。一个半世纪之后，普鲁塔克坚信三位盟友之间的友谊，尤其是恺撒和庞培之间的友谊，是内战和罗马共和国灭亡的根源。通过三头同盟，恺撒获得了极大的权力，甚至能够战胜庞培。普鲁塔克的这个看法是基于后见之明，但肯定不只有他一个人这么想。他的看法带有宿命论的意味，仿佛世事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从某个角度讲，普鲁塔克理解，三头同盟实质上不是一个由拥有相同的政治理想和野心的人组建的同盟。庞培、克拉苏和恺撒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庞培需要土地来安置他的老兵，并希望他在东方的立法获得批准。克拉苏希望帮助亚细亚的包税人。恺撒在三头同盟中是个小弟。面对执拗、难对付的执政官同僚，他要想取得任何成就，并在期满之后获得一个重要的行省总督职位，就需要强大的靠山。他实际上是另外两人的工具，因为他们需要一位行政长官来提议并通过他们需要的立法。帮了庞培与克拉苏的忙之后，恺撒会得到奖赏。三个人都知道，另外两人会从同盟中获得很大好处；但只要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也很乐意对方得到好处。这最终是一场以利益为重的婚姻，只要它不再符合任何一名成员的利益，就会立即破裂。如果把三头同盟看成一种更稳固、更长期性的关系，就是对这一年及随后几年中发生的事件的误解。狄奥说这三人曾庄严宣誓，但这极可能只是后人的传说。在罗马人眼中，秘密宣誓始终是件凶险的坏事。据说喀提林就曾与其党羽秘密宣誓。后来，早期基督徒受到的指控之一就是秘密宣誓。
两名执政官的权力平等，但每个月里其中一人的权力获得优先权，随后两人轮流。恺撒是选举中得票最多的第一名，因此在前59年1月1日他和毕布路斯上任的时候，恺撒先获得了优先权。他以祈祷和献祭宣告共和国的新一年开始了。每一位执政官都由十二名肩扛法西斯束棒的执法吏护卫，法西斯束棒象征行政长官的权力。在某个月享有优先权的执政官被称为“掌控法西斯束棒”。通常情况下，执法吏走在行政长官前面，人群太拥挤时，负责为行政长官开道。恺撒在这一年开始时宣布，为了表示对同僚的尊重，在轮到毕布路斯掌控法西斯束棒的时候，他（恺撒）自己的执法吏将会跟随在毕布路斯身后，而他（恺撒）则只会让一名级别较低的官吏（文书）走在他前面。在这一年开始时，恺撒还做出了许多非常理智的姿态，这只是其中之一。他希望让公众知晓自己以及其他所有人的言行。因此，元老院和公共集会的演讲都将由文书员记录在案，然后在广场公开发表。过去这种做法只是偶尔为之，例如在西塞罗当执政官期间。
但恺撒的头等大事是土地法案，该法案可能早至1月1日或2日就在元老院宣读，并做了辩论。时间紧迫，因为一项法案在公布二十四天之后，才可以传唤部落会议对其进行投票。如果恺撒要在1月，也就是他享有优先权的这个月，对此事进行投票，那么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无比珍贵，因为元老院在3日或4日不可以开会。在上一年结束之前，恺撒已经花了很大力气来为此法案做准备，并确保它一定会通过。上文已述，恺撒派遣巴尔布斯去拉拢西塞罗，希望后者能够积极支持土地法案。恺撒仔细地吸取了卢路斯和弗拉维乌斯土地法案失败的教训。位于坎帕尼亚的公共土地，即所谓的坎帕尼亚公地，为国库提供了不错的收入，因此被正式排除在新法案涉及范围之外。法案条文还明确规定：尊重私人财产；设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管收购土地并将其分配给庞培的老兵和大批城市贫民的过程。委员会被禁止强买土地，只能从自愿出售土地的人那里收购，并且收购价必须符合上次普查的记录。用于收购土地的资金来自庞培的军事胜利带来的巨额盈余。法案的其他条款还明确承认现有的土地占有状况，以免有人害怕当局对土地占有者的权利合法性展开调查。法案还禁止新的定居者在二十年之内将土地出售，这是为了强调法案的目的是建立稳定、永久性的新社区。委员会将由二十名成员组成，以防止任何一两个人拥有过大的权力，但似乎委员会内部的确出现了五个人的内层小圈子，决定权都在他们手里。委员会成员将由选举产生，并且明确将恺撒排除在外，这样就不会有人说他提议此法案是为了谋求私利。罗马的法律往往冗长和复杂，它给全世界留下的最有生命力的遗产之一就是佶屈聱牙、烦琐晦涩的法律语言。恺撒在向元老院宣读法案的全部文本之前宣布，他将修改或删除任何有人反对的条款。
法案的起草非常细致，也很理智。其中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可以挑出刺的内容，而元老们也知道，他们在辩论中说的任何话都会被公之于众。很可能是在1月2日，恺撒开始征询个别元老的意见。在所有的前任执政官当中，恺撒最先问的是克拉苏，后者应该是表示赞同。恺撒第二个问的应该是庞培，他也表示认可。其他元老有些愠怒，但不愿意被记录在案，说自己是反对此法案的人。前任裁判官们也是这样，大家的意见都是没精打采的勉强支持或模棱两可。直到恺撒开始询问前任保民官们并请加图发表意见的时候，情况才发生了改变。就连加图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法案，但他觉得时机不好，在这一年中进行任何革新都不是好主意。之前的一些发言者会离题万里，借以拖延时间，但加图是操控元老院规程的真正大师。恺撒向他征询意见的时候，他就给出了自己的意见，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好几个钟头。他显然打算故伎重演，不停地讲下去，直到元老院当天的会议时间结束，以此阻挠投票。他在过去多次运用这种策略，总能成功。
这一次，恺撒大发雷霆，命令侍从将加图逮捕并投入监狱。恺撒的这个行动虽然显得极端，但既然已经询问了加图本人的意见，就没有别的办法能阻止他滔滔不绝，因为像他这样振振有词、气场强大的人，是不可能被吼下去的。可见恺撒是多么受挫，但他的做法很快就被证明是个错误。加图懂得如何利用这个场面，将自己打扮为正义凛然、不肯向“暴政”低头的共和国捍卫者。至少在元老院内，加图得到了普遍的同情，尽管辩论继续进行了一段时间。一名叫作马尔库斯·佩特列乌斯的元老（他在前62年击败了喀提林，从军已经有三十年之久）站起身来，离开了会议厅。恺撒询问他，为什么在议程尚未结束时就离开会场。这位两鬓斑白的老将尖刻地回答道，他宁愿和加图一起坐牢，也不愿意和恺撒待在一起。恺撒已经意识到，他对形势的判断有误。恺撒原本希望加图会呼吁一名平民保民官否决恺撒对他的逮捕令。但是，已经被捕的加图在享受这个时刻，不肯给恺撒台阶下。最后，恺撒不得不下令释放加图。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元老院没有就土地法案进行投票。
加图取得了胜利，又一次名望大增。但就像他政治生涯中的许多成功一样，这是一场空虚的胜利，在长远看来只是让事情变得更糟糕。这一次，他的对手不是皮索或阿弗拉尼乌斯那样容易对付的角色。恺撒已经表现出了和解的极大善意，既然对方不领情，他就宣布因为元老院什么都不肯做，所以他会直接呼吁罗马人民。可能是在次日，他在广场召集了一次会议，并且又一次表现得非常理智。他请他的同僚毕布路斯到演讲台，当着群众的面，问他对土地法案有何高见。我们很难判断，参加这些公共集会的究竟是什么人，以及这些与会者是否真的能够代表更广泛群众的意见，或者这些会议是否更像是现代的政党集会。一方面，在罗马城的任何公民（或者非公民）都可以到场观看会议。另一方面，广场空间有限，顶多只能容纳罗马城庞大人口的一小部分。我们很怀疑，有没有5000人能够听得见演讲，尽管广场的部分空间能够容纳比这个数字多得多的人。大多数学者都推断，召集会议的行政长官会确保参会者都是他的支持者。的确如此，但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行政长官做到了这一点。对于行政长官能否严格控制会场，我们应当保持谨慎。这一次，群众的情绪显然有利于恺撒。但毕布路斯重复了加图的论调，即不管法案有多少好处，在他的这一年任期内都不宜做任何革新。恺撒不断努力说服同僚，并告诉群众，只要毕布路斯同意，这项法案就能通过。他带领群众呼吁毕布路斯，请他同意；但毕布路斯在这压力之下，只是喊道：“今年这法案绝不会通过，哪怕你们全都要它！”发出这愚蠢的言辞之后，毕布路斯怒气冲冲地走了。
罗马的行政长官被选举出来，不是为了代表任何人，他们及元老们也无须对任何选民团体负责。在这方面，罗马的政治与现代民主制理论（实践未必如此）泾渭分明。但不管怎么说，罗马人民的意志在理论上是至高无上的，一名执政官如此公开表达对选民的鄙夷是严重的错误。恺撒迫使他犯下了这个错误，现在开始利用这个胜利来扩大战果。他不再传唤行政长官参加他的会议（这样的会议有几次，我们不得而知），而是请来了德高望重的资深元老。这完全是常规的手段。恺撒先请来了克拉苏和庞培。两人都热情洋溢地支持法案，这是他们第一次公开地明确表示自己与恺撒的关联。庞培谈到，将士们在他的指挥下为罗马立下汗马功劳，理应对他们封赏土地。他还提醒群众，他的军队赢得的战利品为共和国带来了足够的资金，因此给老兵分配土地是完全办得到的。恺撒又开始诱导群众，让他们哀求庞培，一定要让这项法案通过。素来喜欢听奉承的庞培看到群众如此哀求他，不禁心花怒放。恺撒问他，假如有人“拿起剑”来阻挠法案，该怎么办。庞培答道，他“会拿起盾牌，严阵以待”（根据另一个版本，他的说法是“拿起剑和盾牌”）。这威胁虽有些笨拙，但让群众欢欣鼓舞，也令很多元老惴惴不安。加图和毕布路斯在元老院曾阻挠恺撒，但把事情闹大并没有吓倒恺撒，也没有震慑住恺撒的靠山们。说到底，恺撒至少和加图等人一样的固执和坚定。就像前133年的提比略·格拉古一样，恺撒的立法未能获得元老院的批准，于是他直接向选民发出呼吁。群众确定在1月的最后一天召开部落会议，就土地法案进行投票。恺撒把公共集会引导和调教得很好，一切迹象都表明法案将顺利通过。尽管加图和毕布路斯以共和国的真正卫士自诩，但他们实际上代表的很可能只是一小群公民的利益。事实上，在元老院中，支持他们观点的也只是少数派（尽管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少数派）。不过，这个少数派包括了许多地位最高、影响力最强的贵族。
尤利乌斯和恺撒担任执政官
在部落会议就土地法案投票当天的早些时候，恺撒、庞培和克拉苏的支持者们开始占据广场周边的关键位置。其中可能有庞培军队的一些老兵，因为法案的通过对他们大有好处。有些人携带着武器，至少是将武器半遮半掩起来。他们能否控制广场的所有人口，是值得怀疑的。随着太阳升起，更多公民加入了聚集在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神庙前的人群。选择这个地点作为人民集会的场所，说明恺撒等人期待会有很多人参加，因为广场的这一端比演讲台周围宽敞得多。我们必须记住，恺撒提议的土地分配方案的确得到了广泛支持，并且更重要的是，积极反对它的人是非常少的，很多人只是漠不关心。也许有很多人对恺撒的动机吃不准，但看到既然庞培也公开支持法案，于是就被说服了。在场的人看到广场周围一群群膀大腰圆的壮汉，是感到害怕还是觉得自己得到了保护，就更难说了。恺撒在神庙的演讲台发表了演讲，又一次解释了自己新法案的必要性。就在这时，他的同僚执政官赶到了。与毕布路斯一同前来的有他的侍从和执法吏，还有加图、三名保民官以及他们的支持者。毕布路斯走向恺撒那里时，人群分开，为他让出一条路来。狄奥说，这部分是出于对最高行政长官的尊敬，但也是由于群众以为毕布路斯已经回心转意，不再反对法案。毕布路斯走到神庙平台上恺撒的身边时——或许是想起了他自己曾说过的关于他和恺撒同时担任市政官的苦涩笑话——明确表示，他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有保民官到场，说明毕布路斯和加图打算利用保民官的权力来否决整个会议进程，阻止会议召开。他也许还考虑要宣布，他看到了不吉利的预兆；宣布凶兆的话，会议也会被迫终止。但是，此时局势的进展已经不允许他这么做，因为宣布凶兆必须是在公民按照部落分列之前，恺撒此时可能已经发出了让群众分成部落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