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对毕布路斯立刻表现出了敌对态度。随后爆发的暴力冲突显然是由那些武装的支持者开始的。毕布路斯在企图讲话反对恺撒的时候，被人从神庙台阶上推了下去。他的执法吏被制服，他们携带的法西斯束棒被打得粉碎，这对一位执政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象征性侮辱。据阿庇安记载，毕布路斯掀开衣领，露出自己的脖子，并大声喊道，既然他阻止不了恺撒，就宁愿以自己的死亡来玷污会议进程。他企图摆出一副英雄姿态，却以闹剧告终。有人向毕布路斯头上倒了一篮粪便；有人动用了投射武器，导致多名侍从受伤；据某些版本的史料记载，一名或多名保民官也负了伤。
好几个侍从是被投射武器打伤的。没有人丧命，这表明恺撒及其盟友严格地控制着暴力活动。向执政官泼粪而不是伤害他，这给人的印象是恺撒一派对使用武力是精心谋划且有节制的。这与前133年以来发生的暴力冲突迥然不同。加图毫发未伤，最后一个离开会场。他一直向其他公民们呼喊，企图说服或者恫吓他们，让他们支持自己的观点。阿庇安说，恺撒的一些支持者把加图抬了出去，但他后来偷偷溜了回来，直到他意识到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话，才自讨没趣地放弃了。然后公民大会开始了，并以多数票批准了法案。这部新法律包含一个条款，要求每一位元老都宣誓遵守它和绝不寻求将它撤销。若背弃此誓言，将被判处流放。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是五天，因为另一部法律的类似条款要求在五天之内宣誓——所有元老都宣了誓。前任执政官梅特卢斯·凯列尔（一年前，他曾呼吁元老们到他的牢房里开会）很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妥协了。据说加图是被西塞罗说服的，理由是加图留在城内肯定比流亡海外更有利于国家。在公民大会投票的次日，毕布路斯就召集了元老院开会，以抗议恺撒的行为。这次会议极有可能是在2月1日举行的，也就是他掌握优先权的那个月的第一天。毕布路斯希望元老院谴责恺撒，或者宣布终极议决并剥夺恺撒的官职（就像前78年镇压李必达那样），但他的希望落空了。没有一位元老愿意公开反对恺撒或他的法案，因为这二者都得到了如此之多民众的热情支持。何况许多元老原本就是恺撒的靠山——庞培和克拉苏——的亲信。
毕布路斯退隐家中，在他执政官任期的余下时间里再也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他忙于撰写恶言诽谤的小册子和谴责恺撒、庞培及其支持者的宣言，并命人将这些文件张挂在广场上。但他自己却始终不肯露面。很快大家就开始说，这一年的执政官是“尤利乌斯和恺撒”，而不是“毕布路斯和恺撒”。苏埃托尼乌斯记载了这一时期流行的一些歌谣：
不久之前，通过了一项法案，是在恺撒当执政官的那一年，不是毕布路斯的那一年。
我不记得毕布路斯当执政官那一年发生过任何事情。
但毕布路斯并非完全蛰伏不出，他仍然在试图阻挠恺撒的行动。两位执政官有一项任务，就是确定那些日期无须固定的节庆的日子。毕布路斯把这些节日定在可以召集公民大会的日子，以阻止公民大会的召开。但他的同僚没有服从其决定的义务，恺撒也常常对他置之不理。在元老院投票决定举行感恩庆祝活动，以嘉奖得胜的将领时，毕布路斯会宣布庆祝活动的具体日期。因为在庆祝期间不能执行任何政事，而恺撒不能阻止他的这种做法，所以恺撒及其盟友损失了一些时间。但是，因为这些手段不足以阻止当年的所有活动，所以在恺撒召开的所有会议和集会上，毕布路斯都会派人去宣布他看到了凶兆，因此这些活动就必须停止。“观测天象”的占卜有着悠久的历史，受到人们的尊崇，但由于不是观测者亲自到场宣布，因此力量不足。毕布路斯所谓的看到凶兆自然是骗局，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但古老的仪式对政治生活仍然有影响力，就像降下雅尼库鲁姆山上旗帜来终结拉比里乌斯审判的做法一样。但是，毕布路斯的做法让人不确定恺撒颁布的那些法律是否有效力。罗马人自己对此似乎也拿不准。恺撒自己就是祭司长，而庞培是一名观鸟占卜师，即专门负责解释征兆的祭司。
恺撒不肯接受毕布路斯的宣言，因为恺撒有太多的措施需要通过。尽管恺撒在任职的一年中受到许多阻挠，但他还是颁布了许多新法律，具体的时间顺序我们已经不清楚了。土地法案实现了庞培的目标之一。在某个时期，他的东方立法也由部落会议投票最终核准了。或许就是在讨论此事的一次会议上，卢库鲁斯发言攻击恺撒。恺撒以极其激烈的言辞长篇大论地抨击他，吓得这位资深元老匍匐在地、哀求宽恕。克拉苏的目标也达成了，有权在亚细亚征税的包税人需要向国库上缴的定额被削减了三分之一。但恺撒正式警告这些包税人公司，在将来的投标中不要如此莽撞。恺撒从此事中可能得到了直接的好处，因为后来西塞罗声称，恺撒用一些大公司的钱财奖赏了自己的亲信。恺撒早就对罗马各行省的治理充满兴趣，他在法庭上最有名的活动就是起诉压迫人民的总督们。现在他颁布了一道新法规，以严密地管理行省总督们的行为，还对苏拉担任独裁官时期的一项法规做了澄清和改良。恺撒的这道新法规非常成功，在之后的数百年中一直发挥效力。西塞罗后来称其为“绝妙的法律”。早些年，恺撒和克拉苏都曾努力获得派驻埃及的特别任命。庞培曾亲自重组地中海东部的广袤地区，对埃及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前59年，他们确保罗马共和国正式承认托勒密十二世（托勒密九世的私生子）的统治。托勒密十二世的绰号是“奥勒忒斯”（吹笛人），在埃及非常不得民心，但是以重金贿赂了庞培和克拉苏。据苏埃托尼乌斯说，托勒密十二世给庞培和克拉苏的贿金多达6000塔兰同，相当于3600万迪纳厄斯，这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其中一些法案是以恺撒本人的名义颁布的，所以不管它们的主题是什么，都被称为《尤利乌斯法》。其他法案则是与恺撒亲近的保民官提出的。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保民官是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他在史料中的形象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无耻之徒。有一次，他率领一大群人冲进了毕布路斯家，企图让他出来公开宣布那些所谓的凶兆。甚至有人说要逮捕毕布路斯。瓦提尼乌斯是恺撒的支持者，但如果把他仅仅看作恺撒的鹰犬，就错了。因为他和任何元老一样，有着自己的野心。他帮助恺撒，是因为这给他带来了私人利益，包括上述征税公司的一些钱财。西塞罗说，后来恺撒曾挖苦道，瓦提尼乌斯当保民官的时候，没有“免费”做过任何事情。
在前59年，恺撒虽然忙于立法，但还有时间做别的事情。他仍然与塞维利娅沐浴爱河，在这几个月里赠给了她一颗价值150万迪纳厄斯的珍珠（可能是用托勒密十二世的贿金买的）。恺撒自前62年与庞培娅离婚后一直单身。我们掌握的史料都没有提及恺撒和塞维利娅是否有结婚的打算。塞维利娅如果要和西拉努斯离婚，并与恺撒结婚，都需要得到加图的许可，因此这显然不是很现实。恺撒唯一的孩子尤利娅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前59年4月底或5月初，有两桩婚事被公之于众。恺撒迎娶了卡尔普尔尼娅，她的父亲是卢基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皮索显然极有希望当选下一年的执政官，并且在三头同盟的支持下，应该能轻松取胜。恺撒的这门婚事保证将有一位友好的继任执政官来保护他的利益。这门婚姻在政治上很成功，据我们所知，也算相当幸福，尽管夫妇俩的大部分时间都天各一方（因为恺撒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征战）。第二门婚事是尤利娅嫁给了她父亲的政治盟友——伟大的庞培。庞培比恺撒年长六岁，而他与尤利娅的年龄差距即便按罗马的标准也算是非常大的了。庞培之前休掉了不贞的妻子，因为她与多人私通，其中就包括庞培的新岳父。尤利娅和庞培的婚姻显然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且是突然宣布的。尤利娅原本已经被许配给昆图斯·塞维利乌斯·凯皮欧，而且婚礼几天后就要举行。婚约被解除，凯皮欧自然很难过。为了安慰他，庞培将自己的女儿庞培娅嫁给了他，而庞培娅原本与独裁官苏拉的儿子福斯图斯·苏拉订了婚，于是也和他解除了婚约。恺撒和庞培之间缔结如此亲密的姻亲关系，一般被解释为执政官开始为自己这位盟友的忠诚担忧。狄奥和其他史料都明确地认为，这门婚事是恺撒主动提出的。为了让庞培的立法通过，恺撒冒了很大风险，而他自己去外省当总督的时候，也需要强有力的朋友在罗马为他撑腰。另外，为了得到一个合适的行省，恺撒也需要庞培的支持。但这门婚姻也完全可以说明，三头同盟非常成功。恺撒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本事，因此庞培也许感到值得和恺撒缔结更长久的关系。庞培的新妻子年轻貌美、蕙质兰心，似乎继承了父亲的许多魅力。四十七岁的丈夫很快就深深地爱上了年轻的妻子。尤利娅显然也很爱他。他们的婚姻无疑是很幸福的。庞培素来喜欢接受他人的爱戴和倾慕，只要别人真心爱他，他也乐意以真心相报。
反冲
从4月中旬到5月，大多数元老都会离开罗马，去自己的乡间庄园小住。因此，在这几周内，元老院或公民大会很少会召开会议。可能在这个非官方的休会期开始之前，恺撒就已经提出了另一项土地法案。这一次，新法案针对的是他的第一道土地法不曾涉及的位于坎帕尼亚的公共土地。第一道土地法的执行专员们已经选举产生，并开始工作。也许他们觉得，除了坎帕尼亚的公共土地之外，没有多少现成的土地可供收购；或许恺撒始终觉得迟早要将坎帕尼亚的公共土地也分配出去；或者他逐渐意识到，他的第一道土地法还不够。如果我们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就能搞清楚他是真心实意地希望争取元老院支持他的第一道土地法，还是仅仅在诋毁元老院在选民心中的形象。现在，国家从罗马的贫困公民中挑选了两万人——实际上是两万个家庭，因为只有生养了三四个儿女的已婚男子才符合资格——将其安置在坎帕尼亚的农场上。监管第一道土地法执行的专员们可能被指派去负责此事。共和国政府强调安置有家庭的男子。这非常有意思，因为后来在帝国时期，类似的殖民计划也是优先考虑有妻儿的男子，政府显然相信这能鼓励更为严肃认真和值得帮助的定居者。元老们又一次被要求庄严宣誓，遵守此法，绝不寻求将其撤销。
大约在发布新土地法案的同一时期，保民官瓦提尼乌斯也提出了一个建议：授予恺撒五年的特别指挥权；将伊利里库姆和内高卢这两个省合并，交给恺撒治理。这两个省驻扎着3个军团，并且离意大利很近。他还将拥有自行选择军团长的特权，其中至少一人将被授予资深裁判官级别的军权。恺撒的新土地法和瓦提尼乌斯的提案都通过了，时间可能是在5月底。元老院还投票决定，将恺撒的辖区扩大，让外高卢也包括其中。外高卢的现任总督梅特卢斯·凯列尔还没有抵达自己的行省，就病逝了。五年的任期、强大的军队（外高卢驻扎着1个军团）以及在巴尔干半岛或高卢（这些地区近年来一直在酝酿动乱）建功立业的机遇，这些都是恺撒想要的。毕布路斯尽可以留下去处置“林地和乡间小道”，尽管他实际上没有就任这个职务，而且在差不多十年之后才担任行省总督。但是，尽管三头同盟中的每一个人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他们的成功还谈不上稳固：政敌大有人在，将来也许会给他们制造麻烦。最糟糕的情况是，下一年或随后某一年的行政长官会宣布，在恺撒担任执政官期间颁布的法律都是无效的。因此，三头同盟仍然神经紧绷，对任何公开的批评都做出强烈回应。
4月初，西塞罗的执政官老同僚盖乌斯·安东尼遭到指控，罪名是在担任马其顿总督期间中饱私囊。前63年，元老院投票决定将这个富饶的行省交给西塞罗，但他在喀提林阴谋期间为了把安东尼拉到自己和共和国这边，主动将马其顿让给了安东尼。尽管西塞罗对安东尼评价不高，而且可能猜到他确实有罪，但还是为他辩护。起诉人的靠山则是恺撒，可能也有克拉苏。起诉人最后得胜，安东尼流亡海外，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在为安东尼辩护时，西塞罗犯了个错误：他公开批评三头同盟，并哀叹共和国的糟糕状况。庭审是在上午举行的。当天下午，他的私敌克洛狄乌斯——曾侵犯善良女神节、与恺撒前妻庞培娅私通的那个人——的身份从贵族改为平民。恺撒作为祭司长主持了仪式，庞培以观鸟占卜师的身份参加，将克洛狄乌斯“收养”为平民。克洛狄乌斯多年来一直想当保民官，但是贵族被禁止担任这个官职，因此他多次尝试将自己的身份改为平民，不过都没有成功。他已经开始用比较低俗的克洛狄乌斯作为自己的名字，而不是贵族风格的克劳狄。这场仪式的确是场闹剧，收养克洛狄乌斯的那个平民其实年龄比他还小。
在这一年的余下时间里，西塞罗的情绪跌宕起伏，时而惴惴不安，时而突然乐观起来。4月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待在位于安提乌姆的别墅里，用他自己的说法是“避避风头”。到外地度夏的人不止他一个，许多元老都离开了罗马城，于是元老院的出席率大大降低。有一次，恺撒询问一位年迈的元老，为什么出席会议的人这么少。这位名叫孔西迪乌斯的老人答道，因为其他人害怕恺撒的武装支持者。恺撒询问孔西迪乌斯为什么还继续出席会议。孔西迪乌斯的回答是，他年纪很大了，什么都不怕，因为他已经时日无多。西塞罗对《坎帕尼亚土地法》持欢迎态度，因为他认为这会让很多元老与三头同盟疏远。他指出，这次土地再分配会导致国库损失相当多的收入。在意大利征收的赋税肯定是减少了，但庞培军事征服带来的收益弥补了这种损失。三头同盟又一次努力拉拢西塞罗。恺撒提议让西塞罗担任其麾下的军团长，一起去高卢。但这个提议和其他任何提议都不能改变西塞罗的想法，他坚信三头同盟的做法是错误的。西塞罗对加图也有些温和的不满，因为他觉得加图在当年早些时候的行为让形势更糟糕了。西塞罗对主要的贵族们也颇有微词，因为如果他要摆明立场，就不能指望得到那些人的支持。到4月底，他开始希望政界的平衡发生改变，于是写信给阿提库斯说：“如果元老院的势力满含恨意，那么你可以猜猜，既然权力没有到人民手中，而是被三个不知克制的人控制，将会发生怎样的事情。过不了多久，你就会看到不仅我们当中那些不曾犯错的人会得到赞扬，甚至犯下了诸多错误的加图也会得到赞扬。”4月18日，西塞罗得知，克洛狄乌斯计划竞选保民官，并公开宣布他将撤销恺撒的所有立法。这可能是因为恺撒拒绝将油水丰厚的埃及职位交给克洛狄乌斯，而是给了他一个利润较少的位于亚美尼亚的职位。有流言称，恺撒和庞培现在否认他们曾执行了将克洛狄乌斯收养为平民的仪式。这消息令西塞罗很振奋，但他在5月的信中写到庞培时又显得很绝望，甚至暗示庞培在图谋建立暴政。当年晚些时候，一名年轻的元老盖乌斯·加图在广场公开指控庞培要当暴君，险些被私刑处死；但我们不知道，攻击这位元老的是三头同盟的党徒，还是更广泛的群众。西塞罗对这位年轻元老的描述是“一个没有多少政治头脑的青年，但……毕竟姓加图”。这清楚地印证了一个著名的姓氏在罗马能够有多么大的影响力。
随着夏季一天天过去，西塞罗发现，最大张旗鼓地反对三头同盟的人是盖乌斯·斯克利博尼乌斯·库里奥，他的父亲是前76年的执政官。和盖乌斯·加图一样，库里奥也很年轻。显要的元老和前任行政长官当中很少有人公开批评三头同盟，这是相当惊人的事情。这又一次佐证了元老院高层在这些年的软弱，主要是由于内战和近期的动荡。但有时普通公民会聚集起来向三头同盟发出抗议。在加比尼乌斯（他担任保民官的时候，为庞培搞到了清剿海盗的指挥权，后来又担任庞培的军团长）举办的一次竞技比赛上，庞培在贵宾席落座时遭到了群众的起哄。在一场戏剧表演中，当一位演员着力强调“你的伟大建立在我们的悲惨之上”这句台词时，观众热烈响应，这显然是在含沙射影地攻击伟大的庞培。据西塞罗记载：
恺撒到场的时候，欢呼声逐渐平息了。然后，库里奥跟了上去，场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在共和国还稳固的时候，庞培曾得到过这样的掌声。恺撒非常恼怒。据说有人给身在卡普阿的庞培送去了一封信。骑士们站起来为库里奥欢呼，他们（三头同盟）如今是众矢之的。
毕布路斯发表了许多恶毒攻击三头同盟的宣言，其中往往充斥着污言秽语，很多公民喜滋滋地阅读这些宣言。西塞罗还讲道，广场常有一大群人围观毕布路斯的宣言。群众的捧腹大笑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困守家中的毕布路斯感到同情。古往今来，政治讽刺常常也能让并不认同它的人哈哈大笑。罗马人有着强烈的幽默感，非常喜欢这种粗鲁的辱骂。毕布路斯大多时间里攻击的目标都是恺撒，但恺撒对此似乎视而不见。庞培素来不擅长应对别人的批评，他于7月25日在广场发表演讲，为自己辩护。西塞罗感到庞培自我辩护的景象非常可悲，因为西塞罗仍然希望能和庞培重归于好，毕竟他过去曾常常赞扬庞培。但根据西塞罗的说法，庞培演讲的唯一结果就是，毕布路斯的小册子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到这时，庞培不断向西塞罗保证，克洛狄乌斯不足为虑。克洛狄乌斯显然已经放弃了攻击恺撒立法的想法。当然，或许他从来就没有当真地考虑过，而一直以当上保民官为目标。到这年秋季，西塞罗感到或者说愿意相信，庞培为年初的动乱懊悔，并为自己当时与元老院的贵族们疏远感到后悔。
夏末或秋初，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它究竟是怎么回事，至今仍是个谜团。威提乌斯（前62年，他指控恺撒参与了喀提林阴谋，后来因此遭到殴打和囚禁）又被带到元老院，宣称自己知晓另一桩“阴谋”。威提乌斯与库里奥交情不错，后来告诉库里奥，他打算杀死庞培（按照另一个版本的记载，是杀死庞培和恺撒）。库里奥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父亲，后者立刻告知了庞培。于是元老院召集了会议，传唤威提乌斯来答话。威提乌斯却指控毕布路斯唆使库里奥去杀害庞培，也许还要谋杀恺撒。他还指认了其他几名密谋者，其中包括塞维利娅的儿子布鲁图斯（此时是二十五六岁）。布鲁图斯和另外一名被指认的人也许有谋害庞培的动机，因为庞培在内战期间杀死了他们的父亲。据说毕布路斯的一名仆人给年轻的密谋者们提供了一把匕首，来作为凶器。此时，西塞罗相信，威提乌斯的幕后靠山就是恺撒，恺撒的目的是除掉对三头同盟口诛笔伐的库里奥。但恺撒极不可能愿意将自己情人的儿子卷入其中。库里奥面对着指控，做了有力的自我辩护；而几个月前毕布路斯曾向庞培发出警示，说有人要暗杀他，庞培还向毕布路斯表示了感谢。威提乌斯的故事受到了极大的怀疑，他也被监禁起来，因为他在广场时被搜出了身上藏匿的匕首。次日，恺撒和瓦提尼乌斯传唤他到演讲台参加一场公共集会。这一次，威提乌斯没有提到布鲁图斯。西塞罗狡黯地指出：“显然，这是有人吹了枕边风。”他无疑是在暗示恺撒与塞维利娅的关系。这次威提乌斯指认，卢库鲁斯和其他一些人参与了暗杀阴谋，其中包括西塞罗的女婿。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话，准备将他送上法庭。但在庭审开始之前，他就暴死在狱中。
威提乌斯的死因不明。据普鲁塔克记载，官方的说法是自杀，但他的脖子上有明显的勒杀痕迹。苏埃托尼乌斯宣称，恺撒是整个事情的幕后指使人，是他派人毒死了威提乌斯。几年后，西塞罗将此事的罪责从恺撒推到了瓦提尼乌斯身上。后世的学者们对此事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莫衷一是。有些人怪罪恺撒，也有人指责克洛狄乌斯，甚至庞培本人。一方面，此事或许能够使庞培紧张（因为他始终对暗杀有种病态的恐惧），确保他虽然遭到毕布路斯的大肆攻击，但仍然忠于三头同盟。但既然布鲁图斯也被指认为密谋者，那么这不可能是恺撒指使的。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恺撒仅仅是等待真相暴露，进而从中榨取利益。威提乌斯在第二天的指控中不曾提及布鲁图斯，说明他受到了压力。威提乌斯所谓的检举可能是他自作主张的行为，因为他渴望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或者希望作为告密者得到赏赐，以恢复自己的财产。恺撒显然尝试利用他，但很快意识到，这对自己没什么好处，而且威提乌斯并不值得信赖。很有可能是恺撒下令除掉了威提乌斯，毕竟威提乌斯在过去曾经攻击过恺撒。但我们没有证据。
毕布路斯成功地将执政官选举从7月推迟到了10月。但是，尽管他有权主持执政官选举，却仍然待在家中，将任务留给了恺撒。当选前58年执政官的是恺撒的新岳父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和加比尼乌斯，两人都对三头同盟很友好。随后几个月的形势对恺撒的命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的立法延续时间越久，将来任何人对其有效性提出质疑就越困难。在恺撒担任执政官这一年的年末，他在罗马或附近待了好几个月，静观事态发展。克洛狄乌斯已经被选为保民官，由于他是在获得恺撒的批准后转变为平民身份的，所以他必须认可恺撒作为执政官行动的合法性。因此，他显然会花很大力气去确认恺撒立法的效力。据狄奥记载，毕布路斯在执政官任期的最后一天，终于出现在公共场合，企图发表演讲，但被克洛狄乌斯禁止，就像前63年底梅特卢斯·尼波斯阻止西塞罗演讲那样。两名新裁判官攻击恺撒，他在元老院的一次会议上对他们的批评做了答复。他在这些辩论中三次演讲的稿子后来被公开发表，对自己在前59年的行动做了永久性的辩白。遗憾的是，这些演讲稿没有保存至今。但是三天之后，元老院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一名新保民官企图起诉恺撒，但被大多数保民官否决。直到前58年3月，恺撒才终于动身前往高卢，那里的事态急需他来处理。
恺撒在执政官任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土地再分配的大规模项目已经开始，并将在随后十年中持续开展。庞培的东方立法得以通过，克拉苏庇护的包税人们得到了救助。恺撒通过与这两位大人物结盟，达成了这些目标，战胜了反对派，而他起初的和解措施未曾将这些反对派争取过来。这是风云激荡的一年，多次出现高度紧张、一触即发的局面。西塞罗在他的书信中讲道，他害怕出现暴政和内战。暴政和内战都没有出现，但管理政治生活的许多传统和先例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遭到了进一步破坏。毕布路斯和加图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恺撒，而恺撒同样坚决要不惜一切代价推动自己的政策，双方均对共和国造成了同等的损害。但恺撒目前占了上风，并且获得了开展大规模战争、赢得军事荣耀的机会。现在他有了一个任期较长且非常重要的行省总督职位，现在的问题就是为共和国赢得胜利。只要他的军事胜利足够辉煌——恺撒下定决心，一定要获得辉煌的胜利——那么即便是他的那些不共戴天之敌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执政官，或许是最伟大的共和国公仆。这样的话，他在执政官任上的一些比较可疑的行动也会被忘却或者原谅。《瓦提尼乌斯法》顺利通过，将内高卢和伊利里库姆交给恺撒治理，后来又加上了外高卢，这让恺撒很高兴。在此项成功的鼓舞之下，他在元老院宣布，由于“他的最大心愿业已达成，他的敌人们也遭到了惨重打击，他现在要爬到他们的头顶上去”。不管这是不是有意的双关语，一位元老反唇相讥，说一个女人要做到这些会很困难。他指的是恺撒和尼科美德四世的老故事，毕布路斯的大字报猛炒了这碗冷饭。恺撒诙谐地答道，那应该不难，因为“塞弥拉弥斯……曾是叙利亚女王，而古时的阿玛宗人曾主宰亚细亚的很大一部分”。关于这一年的记述以这个粗鲁的笑话，以及展现恺撒自信与自满的逸闻结束，似乎是恰如其分的。
* * *
Sallust, Bell. Cat. 54. 4.
Cicero, ad Att. 2. 5.
Pliny, NH 7. 97, Plutarch, Pompey 45, Dio 37.21.1–4, Appian, Mithridatic Wars, 116–117.
注意此处的伊比利亚指的是“高加索伊比利亚”或称“东伊比利亚”，以别于现今西班牙、安道尔及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罗马人称之为“西伊比利亚”）。东伊比利亚大致在今天的格鲁吉亚东部。
在犹太教中，至圣所是帐幕和后来耶路撒冷圣殿的最内层，是存放约柜的场所。约柜内存放着十诫。
关于东方的战争，见P. Greenhalgh, Pompey: The Roman Alexander (1980), and A. Goldsworthy, In the Name of Rome (2003), ch.7, esp. pp.164–179.
Plutarch, Pompey 42–46, Cato the Younger 30, Velleius Paterculus 2.40. 03; R. Seager, Pompey the Great (2002), pp.75–76;关于克拉苏，见Plutarch, Pompey 43, and A. Ward, Marcus Crassus and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1977), pp.193–199.
Cicero, ad Att. 1.13;关于克拉苏，另见ad Att. 1.14。
Cicero, ad Att. 1.13, 12; Seager (2002), pp.77–79.
Cicero, ad Att. 1.12, Plutarch, Pompey 42, Cato the Younger 30. 1–5, Suetonius, Caesar 50. 1;关于前62年安抚梅特卢斯·凯列尔的努力，见Cicero, ad Pam. 5.1, 2.
Dio 37. 49. 1–4, Plutarch, Pompey 44, Cato the Younger 30. 5, Cicero, ad Att. 1.18, 19.
Cicero, ad Att. 2. 1.
Horace, Odes 2. 1. 1;对这些年的深刻洞察，见P. Wiseman,‘The Senate and the Populares, 69–60 BC’, in CAH2* IX (1994), pp.327–367, esp. pp.358–367.
关于12月17日恺撒与卢凯依乌斯讨论结盟的会谈，见Cicero, ad Att. 2.1, 1.17见M. Gelzer, Caesar (1968), p.60, fn.1，Suetonius的话按照字面意思解释为恺撒通过书信休了庞培娅。
Appian, BC 2.8, 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31. 2–3, Dio 37. 54.1–2.
Suetonius, Caesar 19.2;关于此举的目的是让执政官们做预备的理论，见Seager (2002), p. 84；关于私人仇隙和敌意，见D. Epstein, Personal Enmity in Roman Politics 218–43 BC (1978).
See L. Ross Taylor, Roman Voting Assemblies: 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 (1966), esp. pp.84–106.
See Taylor (1966), pp. 54–55, H. Mouritsen, Plebs and Party Politic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2001), pp.27–32;关于此时期罗马的人口，见N. Purcell,‘The City of Rome and the plebs urbana in the Late Republic’,in CAH2 IX (1994), pp.644–688.
指塞维利娅的丈夫迪基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
Suetonius, Caesar 19.1; Cicero, ad Att. 1.1;关于意大利人投票的重要性，见L. Ross Taylor, 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 (1949), pp.57–59.
Cicero, ad Att. 2. 3.
Suetonius, Caesar 19.
这个李必达是前文讲到的前78年执政官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起兵叛乱，后被镇压身死）的儿子，与父亲同名。
Suetonius, Caesar 19.2, Dio 37. 56–58, Appian, BC 2.9; see also Seager (2002), pp.82–85, Ward (1977), pp.210–216, Gelzer (1968), pp.67–69, C. Meier, Caesar (1996), pp.182–189.
Plutarch, Caesar 13, Pompey 47;关于誓言，见Livy, Pers. 103, Appian, BC 2.9, and Pliny, Epistulae 10.96;关于两个政敌拉拢同一个选民，见Cicero, ad Att.2.1.
Suetonius, Caesar 20.1, cf. 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23. 3.
Dio 38. 1. 1–7, Suetonius, Caesar 20.1;关于这一年事件的时间顺序，见L. Ross Taylor,‘The Dating of Major Legislation and Elections in Caesar’s First Consulship’, Historia 17 (1968), pp.173–193;另见Gelzer (1968), pp.71–74, Meier (1996), pp.207–213, Seager (2002), pp.86–87;关于五位“内部”委员，见Cicero, ad Att. 2. 7.
Dio 38. 2. 1–3. 3 Suetonius, Caesar 20. 4的说法略有不同，将加图被逮捕时间定为该年晚些时候。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33.1–2也认为此事件的时间较晚；关于佩特列乌斯的军事经验，见Sallust, Bell. Cat. 59. 6.
Dio 38. 4.1–3.
Dio 38. 4.4–5.5, Plutarch, Pompey 47;关于投票的日期，见Taylor (1968), pp. 179–181.
Dio 38. 6.1–3, 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32.2;关于毕布路斯的意图，见Taylor (1969), p.179。
Dio 38. 6.4–7.2, Appian, BC 2. 11, 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32.2–6, Suetonius, Caesar 20. 1.
Suetonius, Caesar 20.2, Dio 38.8.2; see also Taylor (1968), pp.177–179.
Suetonius, Caesar 20.3–4, 54.3, Dio 38. 7.4–6, Cicero, In Vatinium 29, 38; see Gelzer (1968), pp.75–6, Seager (2002), p.88;关于瓦提尼乌斯的性格，见他给西塞罗的信，ad Fam. 5. 9, 10 and 10A;关于恺撒管束行省总督的法律，见T. Rice Holmes, The Roman Republic, 1 (1928), p.319, and Cicero, pro Sestio 64, 135, In Pisonem 16, 37, In Vatinium 12, 29, ad Att. 5. 10. 2.
注意，恺撒的岳父卢基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与前文讲到的几个叫皮索的人，如前65年财务官、内西班牙总督格奈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前67年执政官、被恺撒指控贪赃枉法的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以及庞培的党羽马尔库斯·普皮乌斯·皮索，都没有直接关系。
Suetonius, Caesar 21, 50.1–2,他喜爱珍珠，见Plutarch, Pompey 47–48, Caesar 14, Dio 38.9.1.
Dio 38. 7.3, Suetonius, Caesar 20.3, Cicero, ad Att. 2. 15, 16, 17 and 18.
Dio 38. 12.1–3, Cicero, de Domo 41, ad Att. 8. 3, de provinciis consularibus 42, Suetonius, Caesar 20. 4, Plutarch, Caesar 14; see also Gelzer (1968), pp. 76–78.
即今天的安济奥，意大利西部沿海城市。
Cicero, ad Att. 2. 9.
Cicero, ad Att. 2. 16 and 17; on C. Cato see ad Quintum Fratrem 1. 2. 5.
Cicero, ad Att. 2. 19.
Cicero, ad Att. 2. 21, 22 and 23.
Cicero, ad Att. 2. 24.
Cicero, ad Att. 2. 24, In Vatinium 24–26, pro Sestio 132, Dio 38. 9.2–10. 1, Suetonius, Caesar 20. 5, Appian, BC 2.12–13, Plutarch, Lucullus 42. 7–8;关于恺撒是这些事件的主要幕后推手，见Rice Holmes (1928), pp.323–324 and Gelzer (1968), pp.90–92, Meier (1996), p.221;关于克洛狄乌斯，见Seager (2002), pp.98–99;关于庞培的参与情况，见Ward (1977), pp.236–241, Gruen, 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74), pp.95–96;关于更复杂的解释以及当时可能有阴谋的理论，见D. Stockton, Cicero (1971), pp.183–186.
即奥卢斯·加比尼乌斯，前文讲到，他帮助庞培获得了清剿海盗的指挥权。他可谓是庞培迅速崛起的功臣之一。
Suetonius, Caesar 23, 73, Scholia Bobiensia on Cicero, pro Sestio 40 and In Vatinium 15.
塞弥拉弥斯是传说中亚述国王尼诺斯的传奇王后，成功地接替了他的亚述王位。在西亚和小亚细亚很多已被遗忘或不知出处的古迹上，都用到了塞弥拉弥斯这个名字。古幼发拉底河或伊朗的每一项巨大工程最终似乎都归结于她，甚至大流士的贝希斯敦铭文亦是如此。希罗多德曾认定是她兴建了幼发拉底河围堤。塞弥勒弥斯的名字流传在亚述各地和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米底、波斯、黎凡特、小亚细亚、阿拉伯半岛和高加索，只是稍有变化。
Suetonius, Caesar 22. 2 (Loeb translation);关于西塞罗害怕内战，见ad Att. 2. 20, 21 and 22.
第二部
资深执政官
（前58年～前50年）
九
高卢
恺撒“打了五十场正面交锋的战役，他是唯一一个超过马尔库斯·马凯鲁斯的指挥官，后者的记录是三十九场”。
——老普林尼，一世纪中叶
恺撒拥有最纯熟的技艺和优雅的文风，也有解释自己计划的最高超本领。
——奥卢斯·希尔提乌斯，前44年
恺撒离开罗马前往行省上任的时候，时年四十一岁。随后九年中，他始终不曾返回罗马城。他的余生几乎完全被战争主宰。从此刻起，除了两年（前50年和前44年）之外，他在每一年都参与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前50年，高卢被征服，恺撒忙于平定这一地区，所以没有大规模作战。前44年，他正打算踏上新的宏伟征程，先是讨伐达契亚，下一个目标是帕提亚，但就在率军出征的前几天，他惨遭谋杀。在大多数年份里，他都会进行至少一场大规模战役或攻城战。普林尼声称恺撒率军历经五十场战役，而阿庇安说其中三十场战役发生在征讨高卢期间。对于这些数字的准确性，我们既不能证实，也无法否认，因为对历史的任何时期，人们都很难达成共识，究竟怎样才算是一场战役，或仅仅是一场交锋或小规模冲突。但这些作者的说法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人们普遍相信，恺撒比其他任何一位罗马将军都更加身经百战，也更加常胜不败。人们常将恺撒与亚历山大相比，但亚历山大只参加了五场大规模战役和三场重要的攻城战，尽管他也参加了很多规模较小的战斗。汉尼拔面对的敌手完全不同，打了更多的大战役，但或许仍然不能超过恺撒的战绩，甚至不能与他比肩。一直到拿破仑时代，那个战争烈度猛增的时期，才有一些军事统帅经历了比恺撒和古典世界的其他伟大指挥官们更多的大战役。
恺撒在前58年之前和之后的生活截然不同。在前58年之前，他在意大利之外待的时间顶多只有九年，其中差不多一半是在服兵役。这对一位罗马元老来说，是相当典型的，虽然在海外服役的时间比平均水平要少，但比西塞罗那样的人还是多得多。西塞罗依赖于不断出现在法庭上，来确保自己能够在公众面前混个脸熟。值得强调的是，尽管恺撒非常高调浮夸，与可疑的角色有联系，并且在执政官任上做了一些有争议的事情，但他的政治生涯总的来讲仍然是很常规的。他比常规年龄早两年达到执政官的高度，但比资深执政官的平均年龄只小一点点。与亚历山大大帝、汉尼拔或庞培相比，他的机遇来得非常晚。亚历山大三十五岁驾崩，而汉尼拔打最后一场战役时只有四十五岁。拿破仑在滑铁卢和威灵顿公爵交锋的时候，比汉尼拔只大一岁，尽管布吕歇尔已经七十三岁了。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内战爆发时，罗伯特·E. 李已经五十多岁；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巴顿也已经五十多岁了。无论是根据罗马的标准，还是现代人的标准，恺撒在前58年都不算老，但他的同时代人也不会预料到，他竟然能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在过去服兵役时，他表现出了才干、勇气和自信，但还有很多雄心勃勃的人表现出了类似的素质。在审视恺撒的故事时，我们要切记，不能因为我们拥有后见之明，就认为万事都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即便在前不久因庞培的辉煌成就而眼花缭乱的罗马，恺撒在高卢的战功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但胜负只在一瞬间，恺撒可能在归国之前战死，也可能死于事故或疾病。当时没有人能想到，恺撒最终会以反叛者的身份返回，并攻击他先前的盟友和女婿庞培。恺撒出征高卢的时候，有着自己的计划和雄心，无疑也考虑过许多可能的前景，但最终他选择相信自己的幸运，勇往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