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撒的《战记》
为了获得这样一个重要的指挥职位，恺撒做出了极大努力，欠下了巨额债务，冒了极大的政治风险，并且四面树敌。要让这一切都值得，他需要极其辉煌的胜利，但若是要从胜利中获取实际的好处，他必须确保让人们都知晓他的成就。米蒂利尼的希腊学者狄奥法内斯曾伴随庞培的幕僚，记录了他讨伐海盗与米特里达梯六世的战役。恺撒不需要其他人捉刀代笔，而是自己记载了自己的胜利。他已经发表了一些演讲稿和一些现已遗失的作品，其中部分是他年轻时写下的。奥古斯都皇帝后来禁毁了这些不成熟的作品，其中包括悲剧《俄狄浦斯》，以及他的《赫拉克勒斯颂》和《箴言集》，而他的演讲稿除了一些残章断简之外，都没有保存到今天。罗马将军们有一种传统，就是撰写“战记”以纪念自己的成就，这种体裁与史书不同，常被当作供后世史学家使用的史料。恺撒最终写了十卷《战记》，其中七卷记载前58年～前52年讨伐高卢的战争，另外三卷讲的是前49年～前48年反对庞培的内战。恺撒去世后，他的几名军官补充了四卷，涉及恺撒前51年在高卢的作战、前48年～前47年在埃及和东方的战役、前46年在阿非利加的军事行动，以及前45年在西班牙的作战。除了恺撒的著作之外，其他战争记录都只有少量残篇保存至今，所以我们不知道恺撒的著作是否符合传统的战记风格。
恺撒的《战记》从一开始就被认可为拉丁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西塞罗对恺撒的演讲术赞不绝口，对他的《战记》也不吝赞美之词：
的确值得赞美……就像是裸体雕像，挺拔而美丽，削去了所有矫饰，如同脱去了袍服一般。尽管他希望为其他作家提供撰写史书的材料，但他或许只会让无能之人满意，这些庸人会将自己的“才华”施加于他提供的材料，而所有头脑健全的人读到他的作品，都不敢再写作；因为在撰写史书时，最好的就是晓畅和精练。
这些话是在前46年写下的，此时西塞罗对恺撒的独裁越来越不安，所以他说“头脑健全的人”读了恺撒的作品之后都不敢记载自己的成就，或许有一丝双重含义。但是，西塞罗对恺撒文笔的赞誉显然是诚心实意的，这或许是因为恺撒高度洗练的文风与西塞罗自己的演讲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恺撒曾宣称，演说家应当“避开怪僻罕见的词语，就像航船的舵手避开暗礁一样”。除了必需的技术词汇或外来语之外，恺撒严格遵守这项原则，他的叙述风格清楚明晰、节奏轻快。他极少使用情绪化或戏剧性的言辞，而让事件本身的戏剧性和重要性自己显露出来。在《战记》中，他始终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而将他的士兵们称为“我们的人”，讲述了罗马人民的军队在依法任职的统帅的指挥下，与凶残的敌人和严酷的大自然顽强斗争。在每一个阶段，恺撒都将自己的行动描绘为完全是为了共和国的利益。尽管现代读者会对《高卢战记》中毫不掩饰的帝国主义、屠杀、集体处决和奴役感到震惊，但同时代的罗马人不会对这些事情吃惊。即便是恺撒的政敌，也很难不被他的《战记》感染，为之血脉偾张。
很多政治和军事领袖曾以自己亲身参与的事件为蓝本，写下他们自己版本的史书，但很少有作品的文学水准能与恺撒的《战记》相提并论。在近期历史中，丘吉尔或许是在文学水平上最接近恺撒的，他的语言拥有强大的力量，而且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没过多久就完成了自己的著述。但恺撒的著述与丘吉尔和其他绝大多数名将的作品有一个主要区别：后者全都是为后人而写作，他们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已经落幕，所以要著书立说，用自己版本的记述来影响后世的观念。而恺撒更关注的是同时代的受众，他写作是为了继续推动自己的事业，获得更多的机会去争取荣耀（丘吉尔撰写他的早期著作时应当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七卷本《高卢战记》是在何时撰写及发表的，并不十分清楚，但一般的意见是七卷于前51年～前50年一起推出。学界一般推测在最终导致内战爆发的几个高度紧张的月份里，恺撒写下了这七卷书，希望能够在罗马获得尽可能多的支持。虽然常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但这其实只是推测而已。从前58年他启程前往高卢开始，他就一直在著书立说，以吸引罗马人民的注意力；因为他或者任何一位在仕途奋斗的人都必须确保，选民和城内有影响力的群体不会将他们遗忘。他等了那么久才出书，倒有些奇怪了。另外，各卷中对个别人物的描写有所不同，细节上也有矛盾冲突之处，这说明七卷书更有可能是一卷一卷逐步发表的。
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每一卷都是在其描述的战役结束后的冬季休战期写下的。即便是主张七卷本同一批出齐的学者们也推测，恺撒会向元老院发送年度报告，而这些报告流传很广，可能已经和我们现有的《战记》的形式相似。有人认为，在高卢的冬季，恺撒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出一卷书来。这种看法不足为信。恺撒的高级军团长之一希尔提乌斯后来补写了《高卢战记》的第八卷，他转述了西塞罗对恺撒优美文风的赞誉，但也讲到恺撒下笔如有神、倚马可待。另外一名军官阿西尼乌斯·波利奥相信，恺撒的计划是在将来重写《战记》，所以这些书可能是非常快速地创作出来，以满足紧迫的政治需求。希尔提乌斯和阿西尼乌斯·波利奥的说法都无法证明七卷书是分批发表的，但总的来讲，分批发表的可能性极大。毕竟，在高卢战争之后的几个月中要一口气写出全部七卷书，任务实在是太艰巨。
有一种很普遍的观点认为，《战记》的目标读者主要是元老和骑士们。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恺撒在担任执政官期间，曾命令将元老院的会议记录全部公开发表，这显然不是为了给元老们看。罗马世界的识字率很难判断，我们不知道在富裕的精英阶层之外，还有多少人能够阅读。但是从实践的角度看，当时每本书都需要手抄，所以书籍肯定是昂贵的奢侈品。西塞罗曾提到，地位低微的人比如手工艺人，也会如狼似虎地阅读史书。史料中有迹象表明，公共朗读会是很常见的，听众很多。恺撒始终是个平民派，依赖广大群众的支持，所以他很有可能将普通群众也当作自己著作的受众。值得注意的是，《战记》中很少出现元老和骑士阶层的军官，而且有时对他们加以贬抑。相反，军团的普通士兵却始终被刻画得英勇雄壮。即便是批评士兵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批评他们过于热切、忘了纪律。与普通士兵相比，领导他们的百夫长们更是被描绘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书中有名有姓的百夫长不多，但一般来讲，总是百夫长这个群体在危急时刻能够镇静自若、英勇奋战，为赢得统帅的认可而不惜牺牲生命。对百夫长和普通士兵的正面描绘可能会取悦爱国的贵族与骑士，但肯定会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恺撒寻求与普通罗马人结交，而不仅仅局限于精英阶层。对他来讲，或许某些群体会更重要一些，比如那些在百人会议的第一等级里投票的人。但由于我们对精英阶层之外的生活知之甚少，所以很难确定。
从高卢战争开始到内战结束，我们对恺撒的活动有较多的了解，但这些信息的绝大部分来自他自己的《战记》。尤其是关于高卢战争，其他史料的几乎所有信息都源自恺撒的版本。如果我们对《战记》的基本真实性存疑，那么也没有其他史料可以替代它。
拿破仑极其仰慕恺撒的军事才华，曾说任何有进取心的将军都应当仔细研究恺撒的军事行动。但即便是拿破仑，也对《战记》中一些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在流亡期间还花了一些时间来批评《战记》。但拿破仑自己的战报和回忆录中也有不少失实之处，所以他或许仅仅将历史真实方面的弹性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恺撒著书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为了鼓吹自己作为共和国卓越公仆的名望，并昭示天下他的辉煌地位是理所应当的。因此，《战记》是宣传材料，对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做了雕琢粉饰。据苏埃托尼乌斯记载：“阿西尼乌斯·波利奥相信，恺撒在撰写《战记》时并不特别寻章摘句，也并不特别重视真实性，因为恺撒往往非常乐于相信别人对其行动的描述或者自己对事实进行歪曲，不管他这么做是有意为之，还是由于已经忘了真相……”
波利奥在内战期间追随恺撒，但并没有陪伴他征讨高卢，因此波利奥的说法可能主要是针对恺撒的《内战记》。波利奥说恺撒太容易相信别人对自己行动的描述，这可能带有个人的哀怨，因为波利奥是阿非利加的一次灾难性登陆作战的少数幸存者之一，而此役的指挥官在《战记》中被描绘得光辉伟大。如果波利奥说的是真的，恺撒的确会歪曲事实，那么究竟歪曲到什么程度呢？考古学已经证实了恺撒对高卢战争的一些说法，但考古学很难重现军事行动的细节，更不用说其背后的动机和思考了。更重要的是，很显然在整个高卢战争期间，在恺撒军队中服役的许多元老和骑士都会定期给他们的亲友写信。后来，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成了恺撒的一名军团长。保存至今的昆图斯书信中很少有军事方面的细节，但令人吃惊的是，昆图斯随恺撒大军于前54年在不列颠的几个月期间，仍然能够给自己的哥哥发去书信。罗马城和军队之间显然有着持续的信息交换。前56年，西塞罗在元老院攻击恺撒的岳父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在担任马其顿总督期间的不端行为。皮索无视常规，没有定期向元老院发送报告；但西塞罗说，即便如此，他和其他每一位元老都对皮索的一举一动和劣迹非常清楚。
大多数批评恺撒著述真实性的人都利用恺撒文中的细节来批评他。批评者提及了恺撒的一些失败和有争议的行动。说到底，恺撒不可能大范围地捏造虚构或者肆无忌惮地扭曲事实，因为他的受众不好蒙蔽，很容易识破真相。但他可以用最正面、最有利的色彩来描绘所有事实，将失败的罪责推到其他人身上，故作冷静地为自己的行动辩护，低调处理那些成就很小的行动。但他必须紧密地贴合事实，尤其是那些与罗马受众关系最大的事实，这样《战记》才能达到其目的，即争取民意的支持。在研读恺撒的著述时，就像对待任何其他史料一样，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他对基本事件的记述是真实可靠的。
恺撒的军队
前58年，驻扎在恺撒行省的军队相当于他带去西班牙的军队兵力的两倍，后来逐渐扩大，达到了原先的两倍和三倍。他只服过五年兵役，对这一地区的战事不熟悉。但正如前文所述，这对一位罗马指挥官来说不算特别稀罕。恺撒游刃有余地应对了自己遇到的挑战，但如果说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沉稳的军事天赋——正是这种天赋使他后来被广泛认可为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那就错了。他需要先熟悉自己的新军队，并学会如何最好地运用它，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但是，他的最高级军官都是他亲自精挑细选并带到行省的。
最重要的军官是军团长。军团长（Legatus）的原意是代表，可以是大使，也可以是“代表”总督处理事务的高级军官。军团长一定是元老阶层的成员。据我们所知，恺撒麾下的军团长的军事经验都不及他丰富。他曾邀请西塞罗担任自己的军团长，这说明对于这个职务来说，有用的政治人脉比军事才干更重要。西塞罗拒绝了恺撒的邀请，但从战役一开始，恺撒的幕僚中就有5～10名军团长。其中级别最高的是拉比埃努斯，他实际上被授予了独立的资深裁判官级别的军权，而不仅仅是上级下放的权力。拉比埃努斯是前63年的保民官，曾与恺撒合作起诉拉比里乌斯。《战记》中拉比埃努斯的出场机会比其他军团长的都要多，他用事实证明自己是一位特别优秀的军人。但在前58年，他的战争经验或许并不比恺撒多；到了高卢之后，他才得到机会让自己的才华大放光彩。前70年代，拉比埃努斯曾在普布利乌斯·塞维利乌斯·瓦提亚·伊苏利库斯麾下在亚细亚服役。在那些年里，他也许和恺撒打过交道，但他也可能是在恺撒返回罗马之后才抵达亚细亚行省的。史学家推测，拉比埃努斯曾在庞培麾下参加了许多战斗，但缺乏确凿的证据。许多学者还推测，拉比埃努斯在前60年或前59年担任过裁判官，但这也只是一个可能性较大的推测，并没有实际的证据。
巴尔布斯是恺撒的另一个老熟人，又一次担任他的“工兵长官”。但他似乎在高卢没待多久就返回了罗马，为恺撒办事。恺撒麾下的另一名“工兵长官”是马穆拉，他来自福尔米亚，因为在高卢期间以不光彩手段暴富而臭名昭著。帮助恺撒获得五年指挥权的保民官瓦提尼乌斯似乎在高卢也待了一段时间，但可能是在前60年代的晚些时候。昆图斯·佩蒂乌斯似乎从一开始就追随恺撒。前58年恺撒麾下的另外几名军团长的身份不详。有几个人在这一年如果不是在他军中效力的话，应当很快就会加入他的幕僚。其中包括奥卢斯·希尔提乌斯，他后来为《高卢战记》补充了第八卷。另外一名军团长是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在阿洛布罗基人叛乱期间，他在彭普提努斯麾下效力，因此对近期的高卢战事比较有经验。昆图斯·提图里乌斯·萨比努斯和卢基乌斯·奥隆库勒乌斯·科塔可能都是从一开始就在恺撒身边（尽管后者的家族名是科塔，但他不大可能是恺撒母亲那边的亲戚，因为恺撒母家的氏族名是奥雷利乌斯）。科塔曾写过一篇关于罗马宪法的专题论文，所以恺撒的幕僚有着不错的文学修养。从前58年到前56年，克拉苏的幼子普布利乌斯也在恺撒的军队中，他热衷于文学和哲学，因此和西塞罗过从甚密。克拉苏把儿子交给恺撒，说明两人的关系仍然非常亲密，不需要缔结婚姻来巩固盟约。普布利乌斯·克拉苏当时二十五六岁，后来被证明是一位勇敢而有天赋的军人。他在高卢战争初期是骑兵指挥官，次年晋升为军团长。另一位从战役伊始便在恺撒麾下效力的青年才俊是迪基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他的母亲塞姆普罗尼娅卷入了喀提林阴谋，因而臭名昭著。恺撒幕僚中还有一名财务官，但我们不清楚他的身份。
恺撒的军团长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他们相对而言出身低微、默默无闻。普布利乌斯·克拉苏和迪基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出身于名门望族（布鲁图斯的地位比克拉苏低一些），他们的父亲都当过执政官。拉比埃努斯是个“新人”，此前担任过的最高官职就是保民官，瓦提尼乌斯也是如此。科塔的家族已经好几代没有出过大人物了，而萨比努斯和其他几名军官的背景更加平淡无奇。总的来讲，门阀贵族（尤其是那些在苏拉治下及后来混得不错的家族）的成员都不愿意到恺撒麾下效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庞培剿灭海盗的时候，其麾下的军团长可谓群英荟萃。在高卢的绝大多数军团长似乎都希望恢复或提升自己家族的地位，后来其中不少人果然飞黄腾达。许多级别更低的军官可能也是这样。在对前58年的记述中，恺撒写道：“军事保民官、各级指挥官和其他人追随恺撒离开城市，争取他的友谊，但他们没有多少军事经验。”在前58年，地位已经稳固的人不需要和恺撒结交。没有人知道他会成为一位如此伟大的统帅，毕竟他完全可能在高卢山区战败身死。人们也许会猜到，恺撒不管取得怎样的成功，或许都会慷慨大方，因为他在这方面已经名声在外。与恺撒结交是一场赌博，一般是没有其他出路的人才出此下策。据我们所知，恺撒似乎是来者不拒，像以往一样，热衷于卖人情给别人，让更多人对他感恩戴德。
恺撒的高级军官是他自己挑选的，但他即将指挥的军队是现成的。伊利里库姆和内外高卢加起来一共有4个军团的驻军，分别是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军团。我们不知道这几个军团是在何时组建、由何人组建的；它们可能是在几年前建立，已经打过一些仗。在这个时期，1个军团的纸面兵力是略少于5000人，但正如历史上所有时期的所有军队一样，作战中的部队往往缺编严重。内战期间，恺撒某个军团的可动兵员竟然只有1000人。各军团没有永久性的指挥官，但其最高级军官是6名军事保民官，他们通常出身于骑士阶层。有的军事保民官是尚未进入元老院的年轻贵族，有的则是半职业军官，他们会在多个军团中谋求职务。每年由罗马人民选举产生24名军事保民官，根据传统这24人将被分配到2个军团，历史上的常规是每位执政官指挥1个军团。恺撒自己就曾当选为军事保民官，但现在军团的数量太多，选举产生的24名军事保民官远远不够。恺撒的大多数军事保民官都是由他任命的，尽管其中有些人可能之前就在这4个军团中。《战记》中从来没有提及有军事保民官实际指挥着1个军团，恺撒通常将这样的任务交给他的军团长和财务官。但军事保民官显然有着重要的参谋和行政职责，可以指挥相当大的军事单位。
军事保民官之下是百夫长。百夫长实际上是一个等级，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官衔。1个军团里有60名百夫长。每位百夫长指挥一个80人的百人队（“百夫”实际上指的可能仅仅是大约100人），6个百人队组成一个480人的大队，大队就是军队的基本战术单位。尽管史料没有提及这一点，但最资深的6名百夫长很可能在战斗中可以指挥其所在的整个大队。1个军团有10个大队，第一大队的威望比其他大队的要高，因为它负责保护整个军团的银质或镀金鹰旗。第一大队的百夫长威望极高，他们和能够指挥其他大队的百夫长们组成了所谓的“第一级百夫长”，常常有权参加指挥官会议。百夫长常被描绘为“军士长”，被认为是只有长期服役才能得到晋升的两鬓如霜的老兵，但支撑这一观点的证据很少。恺撒在整部《战记》中不曾提到有普通士兵晋升为百夫长，但他也没有讲到百夫长们的来源，或许是因为他认为他的读者都知道，所以不必赘述。很多人可能是被直接任命为百夫长的，我们知道这在帝国时期是很常见的事情，甚至骑士也以这种方式从军。百夫长具有重要的行政职能，需要具备识文断字、精于算数的能力，普通士兵很少符合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肯定，百夫长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上要远远优于普通士兵，因为他们的军饷是普通士兵的好几倍或许高达十倍。大多数百夫长可能来自比较富裕的阶级，绝大多数普通士兵则来自贫困阶层。如果是这样的话，百夫长在《战记》中的突出地位就显得尤为有趣。百夫长很可能来自在百人会议的投票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第一等级。对恺撒这样一位指挥官来说，百夫长的任命和随后的晋升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而是要与决定罗马社会的门客提携制度相符合。但与更高级别的军官相比，百夫长的确会随军较长时间，他们实质上是职业军官。
早先罗马军团的兵员来自社会的一个横断面，排除了全部没有足够财产以自备武器装备的人。但这已经是遥远过去的事情了。马略公开征募最底层贫民，他们穷困潦倒，只是人口普查中的数字而已。但马略这么做，可能仅仅是顺应了业已出现的趋势。现在家境优裕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参军已经不感兴趣。军纪极其严酷，鞭笞是家常便饭，而更严重的渎职则要判处死刑。一名军团士兵的年薪是125迪纳厄斯（500塞斯特尔提乌斯）——这个数字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恺撒欠的债务究竟有多高——还不及农场劳工的薪水。不过吃军饷有一个优点，那就是稳定。穷苦公民将从军看作一种可供选择的职业，或者是改善生活的渠道。一位将军如果赏赐起来慷慨大方或许诺为老兵们搞到土地的话，就能赢得士兵们至死不渝的忠诚，马略、苏拉和庞培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百夫长常常从一个军团调到另一个，但我们没听说过普通士兵也会这么做。军团士兵们是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但我们不知道兵役的时间一般有多长。后来的奥古斯都规定兵役为十六年，此后又延长至二十年，如果继续服役五年就算是老兵，可以免除一些职责和杂役。军团就是他们的家，比较好的军团会营造出一种强烈的身份认同自豪感。每个军团还包括很多具有专业技能的人，他们会训练其他人。军团中没有特种单位，也没有专门的工兵或攻城兵单位，只是在有需求的时候，比如需要建造桥梁或攻打一座城镇时，专业人员才会从各个大队抽调出来。这个时期的罗马军队特别擅长工程技术。
罗马军团的士兵是重步兵，以密集队形作战，但在恺撒时代，罗马军团士兵的外形与好莱坞传播的经典形象和电视纪录片中重演历史的演员大不相同。著名的绑结加强甲或分段甲可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因为已知最早的胸背甲碎片源自公元9年（但是在发现这个碎片之前，史学家一般认为这种胸背甲是在1世纪中叶出现的，所以说不定在恺撒的时代已经有了这种胸背甲）。罗马军团士兵穿的是链甲，头戴青铜头盔，有时是铁盔。罗马头盔会让人的眼睛和耳朵露在外面，但宽阔的护颊可以为面部的其他部分提供一定的防护。早先希腊军队有时使用的封闭式头盔具备更好的防护力，但罗马军团士兵需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对上级的命令做出及时反应，所以配备了使眼睛和耳朵露在外面的头盔。半圆柱形的大型盾牌能够提供较多防护。这种盾牌高约4英尺，宽约2英尺～2英尺6英寸，正面可能是椭圆形的，不过经典的“好莱坞式”罗马军团士兵的矩形瓦状盾牌可能也已经使用了。罗马军队的盾牌上很可能已经有标志性的符号：要么是绘制的，要么是凸起的装饰物，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盾牌是用三层木板胶合而成的，覆盖小牛皮，边缘有青铜绲边保护。这种盾牌很灵活，防护力不错，但重约22磅。盾牌中央饰钉的背面有一个水平的握柄，士兵在战斗中可以借助它来举起盾牌。盾牌也可被用于攻击，士兵可以将盾牌饰钉往前猛推，以将敌人推倒。
军团士兵的主要武器是标枪和短剑。标枪的木柄长4英尺，前端有2～3英尺长的狭窄铁柄，最前端是金字塔形的小枪尖。投掷出去之后，标枪的全部重量集中在小枪尖上，使它足以穿透敌人的盾牌，而细长的铁柄使它具有足够的攻击范围，能够继续飞行、杀伤敌人。与人们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不同的是，标枪的金属不会弯曲。到1世纪，罗马军团士兵的短剑较短，剑刃的长度一般不到2英尺。但在恺撒时代，短剑较长，至少有2英尺6英寸长，有时甚至更长。剑刃较重，由高质量的钢制成，既可以劈砍也可以刺杀；剑尖较长，很适合穿透铠甲和皮肉。罗马军团士兵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每个人都是优秀的战士，但罗马军队的强大威力在于严明的纪律和指挥结构，使集体的力量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罗马军队的辅助单位主要依赖外国士兵，他们被称为辅助部队。其中很多人是在当地征募的盟邦居民，恺撒征召了大量高卢诸部落的人，尤其是吸收他们的骑兵。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辅助部队由各自的酋长指挥，但至少有一些高卢人曾在由罗马军官指挥的单位里服役，可能接受过罗马军队的训练和装备。在《内战记》中，恺撒提到在前49年，他拥有“3000名骑兵，这支部队在他过去的所有战役中一直追随他”。他还告诉我们，他有5000名辅助步兵，但我们不知道这些步兵是不是也从前58年起一直为他效力。《高卢战记》中没有具体提到辅助骑兵或步兵，他们可能是盟军、雇佣兵或正规军（就像后来帝国时期有组织的常备辅助部队一样）。恺撒提到了一些特种单位，包括克里特和努米底亚弓箭手，以及来自巴利阿里群岛的投石手。克里特人和巴利阿里人分别凭借娴熟的弓箭和投石本领而闻名遐迩，几个世纪以来长期作为雇佣兵南征北战。努米底亚人最有名的是轻骑兵，恺撒麾下或许也有一些努米底亚轻骑兵。恺撒书中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他麾下还有一些西班牙骑兵。盟军士兵的数量年年有所浮动，但职业雇佣兵和辅助兵的总兵力可能更稳定一些。盟军部队的兵力有时会比罗马军团强大不少，但恺撒军队的骨干始终是罗马军团。
“整个高卢分为……”
前58年，恺撒兵锋将指向何处，并不显而易见。起初元老院授予他的行省是内高卢和伊利里库姆，后来由于外高卢总督突然去世，才将外高卢也交给他。恺撒最初的打算很可能是讨伐巴尔干，可能是为了遏制正在扩张的达契亚国王布雷比斯塔的势力。布雷比斯塔正在其腹地（位于今天的特兰西瓦尼亚）周边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达契亚地区很富庶，而且几乎从来没有罗马军队涉足此地，因此若是能征服达契亚，打败一个罗马人之前从未接触过的民族，就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他可能在前58年和之后的岁月里始终在筹划攻打巴尔干，但在高卢军事冒险的机遇纷至沓来，所以巴尔干远征始终未能成行。尽管如此，恺撒一直对达契亚念念不忘，他在前44年遇刺前还在计划进攻达契亚。
在公元前1世纪，高卢包括现代的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一部分，从莱茵河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海岸。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高卢都算不上一个国家。正如恺撒在《高卢战记》开篇所说（这句话已经成为经典名句），高卢居民分成三个民族和语言群体。在高卢西南方毗邻比利牛斯山的地方，居住着阿基坦人，恺撒认为阿基坦人与西班牙的伊比利亚人多有相似之处。北方，尤其是东北方，生活着比利时人。而高卢中部的居民被罗马人称为“高卢人”，他们自称为凯尔特人。这三个大群体各自分为不计其数的部族，他们尽管语言和文化相近，却往往互相敌对。基本的政治单位是氏族，而若干个氏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这两个词不是非常准确，有些学者会用“国家”来取代“部落”，但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说法）。在恺撒抵达高卢前的一个世纪里，部落的重要性似乎大大增加，有些学者认为部落是近期形成的；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松散的亲缘和宗教关系已有悠久历史，但高卢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进而给这种关系赋予了新的重要意义。即便如此，各部落内部的几个氏族之间的团结程度还是会差别很大；在高卢战争期间，有时同一个部落内的几个氏族会各自独立行动。有些部落出现了君主或者在氏族这个层级就有君主，但有些部落则没有。大多数部落由议事会或长老会议治理，日常政务则被交给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罗马最古老的盟友埃杜依人的最高行政长官被称为大酋长，任期一年。每个人一生中至多担任一届大酋长，而在他还在世的时候，他的任何亲戚都不得担任大酋长，这就能够阻止个人或群体专权。这种理想体制与罗马共和国体制极其相似。高卢诸部落在很多方面与地中海世界的城邦很像，尽管处于一个较早的发展阶段。
图3 高卢及其各部落
高卢人和其他说“凯尔特”语言的部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算作同一个民族，并拥有大体上相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这是个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但我们在这里不必考虑这个问题。恺撒注意到高卢各部落之间既有相似，也有差异，但在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之间做了明确的区分。他将莱茵河描绘为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界线，但他也承认事实上不是这样泾渭分明，有些日耳曼群体在莱茵河西岸已经定居多年。考古学并不支持如此清晰的分野，而是指出高卢和日耳曼中部的定居模式和物质文化（陶器、金属制品等）有极强的相似性。日耳曼中部∕南部地区和北部的差别倒是很大，北部的设防定居点极少。但是，如果以此为由驳斥恺撒和其他古代作家的说法，那就错了；因为考古学往往是一个笨拙的工具，很难揭示种族和政治边界。日耳曼语和凯尔特语差别很大，这两个大类当中无疑还有极多的方言和地区差异。日耳曼语部落定居点的规模和布局可能与高卢居民相似，使用器物的形状和风格可能也相似。但这两个群体互相并不认为是亲戚关系，而仍然视对方为外国人。他们更有可能将讲相同或类似语言、以相似的方式尊崇相同神祇、在自己周边长期居住的人视为亲族。但是，即便是有亲缘关系的两个群体，互相之间也可能发生冲突和战争；而血缘较为疏远的群体之间也可能和平相处。高卢人或日耳曼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个人对所谓的民族没有什么归属感和忠诚，反而与部落和氏族以及它们内部的家庭、邻居或酋长的联系更为紧密。
高卢诸部落与地中海世界之间的接触有着悠久的历史，二者间常常发生战争。前390年，一群高卢人洗劫了罗马，而其他一些部落则占领了波河河谷，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后来，罗马人也开始向波河河谷殖民，于是和当地的高卢人发生了一系列战争。这些战争于前2世纪末结束，罗马人征服和吸纳了当地的高卢诸部落。前125年前后，为了开辟一条通往西班牙各行省的安全的陆路通道，罗马人开始征服外高卢。参与这些军事行动的资深执政官中有一位叫作格奈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他就是尼禄皇帝的先祖。一位同时代的人对他的描述是“面如铁，心如铅”，据说曾骑在大象背上，令高卢部落为之震撼。但他最持久的遗产是多米提乌斯大道，即通往西班牙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道。在辛布里人和条顿人迁徙的时期，外高卢是血雨腥风的战场；但在恺撒抵达之前，罗马人在高卢不再有集中力量的扩张。罗马人在高卢巩固自己的势力，建造了一些设防的前哨据点，并于前118年在纳尔博（现代的纳博讷）建立了一个殖民地。随着意大利本土大庄园的产品大规模地涌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纳尔博很快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葡萄酒是主要的产品，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些用于运输葡萄酒的双耳瓶的碎片，可以借此追踪当时的葡萄酒贸易。市场上流通的葡萄酒的数量非常惊人，一位学者估计在前1世纪，有约4000万瓶葡萄酒在高卢进行交易。这个数字其实还是太低了。每个双耳瓶一般是3英尺～3英尺6英寸高，容量为35～45品脱。主要的贸易路线是沿着罗讷河–索恩河流域；或者向西取道奥德河和加龙河，通往大西洋海岸。罗马商人出售葡萄酒和其他奢侈品，收购原材料，包括来自不列颠西南部的锡以及最重要的货物——奴隶。有史料称，一位高卢酋长愿意用一名奴隶交换一双耳瓶的葡萄酒。这可能是个误会，因为根据高卢人的风俗习惯，东道主有义务用高价值的货物交换客人的低价值货物，以此夸耀自己的财富和权力。即便如此，这个故事也印证了葡萄酒对高卢贵族的重要性。葡萄酒贸易的部分活动可能是由当地的掮客进行的，但罗马商人在高卢的很多地区一定是很常见的。这个时期对罗马人来说是商业蓬勃发展、机遇极好的时期，雄心勃勃的商人们为了赚钱，深入到罗马军队不曾涉足的远方。在诺里库姆的一个地方，到前1世纪初，罗马人在当地人的城镇之外建了一个贸易社区和自己的小广场。
与罗马世界的贸易促进了许多高卢部落的中央集权化。前2世纪末和前1世纪，高卢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一些有围墙的大型城镇，恺撒称之为市镇，这是一个比较含糊的词。很多部落已经在铸造具有标准尺寸和重量、以希腊化钱币为蓝本的钱币，这说明远途贸易很常见。有些遗址显示出大规模生产活动的迹象，并且是根据有组织的计划来布局的。前124年左右，在征服外高卢期间，罗马人攻占了一座叫作昂特勒蒙的山顶城镇。昂特勒蒙是用石料建造的，风格非常像希腊城镇。但这种文化的影响不算特别大，因为即便是希腊化风格的圣所内部也会有壁龛，用于盛放敌人的首级。位于主要贸易路线沿途的社区从贸易中获利最大，其城镇规模也比较大。阿维尔尼人居住在向西的贸易路线上，而罗讷河–索恩河流域则是埃杜依人和塞广尼人争夺的对象。埃杜依人的主要城镇是比布拉克特（今天的比弗雷），城墙内的面积是135公顷，出土了数量极大的葡萄酒双耳瓶。这样的城镇一般是部落政府的中心，但始终没有起到希腊和罗马城市那样的核心作用。以农村为势力范围的领袖们仍然能够主宰自己的部落。
说到底，高卢的所有部落多多少少都是贵族政体。普通百姓依附于强大的酋长，与其联系紧密。在恺撒眼里，高卢的普通百姓比奴隶强不了多少。他将高卢的贵族分为骑士和祭司（即德鲁伊）。这两个群体并非来自固定的种姓，一个家庭的成员中可能既有德鲁伊，也有骑士。德鲁伊不会打仗，他们的权力源自他们接受的多年训练，他们是宗教、法律和部落习俗方面的专家。恺撒说，德鲁伊刻意不将自己的信仰书写下来，因为他们觉得依赖文字就会削弱记忆力，也就可能损害他们的权威。因此，我们对德鲁伊信仰知之甚少，在历史上人们往往用浪漫的想象来填补这个真空。当时的希腊哲学家喜欢把德鲁伊看作原始的斯多葛派，而恺撒确实说过德鲁伊相信灵魂不死。按照恺撒的说法，这种信仰鼓励高卢战士们在战斗中视死如归。每年一次，高卢大部分地区的德鲁伊会聚集在卡尔尼特人领地内的一座圣所，但德鲁伊作为一方势力将各部落联合起来的本领是极其有限的。德鲁伊还可以主持献祭，对部落成员的一种惩罚就是禁止他们参加这类仪式。献祭的形式五花八门，但恺撒和其他古代史料都坚持认为，高卢人有时会用活人献祭。恺撒说，高卢人将很多人——通常是罪犯或敌人，但如果没有罪犯或敌人，就用其他人来充数——塞进很大的柳条架，然后将其点燃。有些学者认为，这纯粹是希腊和罗马人的宣传；但我们不应当忘记，在辛布里人威胁意大利的时候，罗马人自己也曾向神祇献祭活人，而且罗马元老院直到前97年才禁止人祭。罗马社会乐于观看竞技场中的杀戮，以此为乐，却不敢杀人来祭奠宗教。考古记录无法提供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高卢诸部落存在普遍的人祭现象，尽管人祭现象在日耳曼和布立吞民族中确实存在。但我们可以确定，高卢的很多仪式的确会使用人的肢体器官，但我们无法明确判断这些是不是通过人祭得来的。另外，猎取人头在高卢战士当中是很常见的行为，在北欧许多民族中可能都是如此。昂特勒蒙的圣所以及罗克佩尔蒂斯附近的类似圣所，都非常生动地展示了这一点。斯特拉波告诉我们：
他们（高卢人）结束战斗后，将敌人的首级悬挂在自己马匹的脖子上，带回家后将人头钉在家门口。波希多尼说他自己在很多地方看到过这样的景象，起初对它非常憎恶，但后来习以为常了，就可以冷静地对待了。至于名望较高的敌人的首级，他们会用雪松油对其做防腐处理，展示给外邦人看。即便敌人为了赎回这些首级，愿意支付与人头等重的黄金，高卢人也不肯同意。
波希多尼是个希腊哲学家，于前1世纪早期在高卢南部游历，为他的民族学研究搜集资料。他后来定居在罗马，恺撒很可能见过他。前1世纪中叶的一枚高卢钱币上的图像是一名武士一只手拿着一个人头。考古学家还在昂克尔河畔里布蒙发现了一个恐怖的纪念物：许多武士和一些马的尸体被钉在一个木制结构上，笔直地立着。这些人的脑袋全都没有了，我们不清楚他们究竟是被打败的敌人，还是人祭的牺牲品。恺撒曾提到，高卢人会将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堆成一座小丘，奉献给神祇；这种小丘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因为高卢人尊重这种仪式，不敢从小丘上偷窃任何东西。他还说在他抵达高卢之前，各部落“几乎每年都会打仗，要么是肆意攻击，要么是打退这样的攻击”。斯特拉波将整个高卢种族描述为“醉心于战争，以致癫狂”；我们也可以确定，骑士是一个军人贵族阶层。一个人的地位有多高，取决于他豢养了多少忠于他的武士。一位领主麾下私人武装的实力和名望能够起到震慑作用，令部落内部或外部的敌人不敢攻击他，也不敢冒犯忠于这位领主并受他保护的群体。
高卢的武装冲突大部分都是小规模的袭击劫掠，但部落间战争的规模有时会很大，比如埃杜依人和塞广尼人为了争夺罗讷河–索恩河流域的贸易路线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与地中海世界贸易往来的增多未必是高卢诸部落好战的原因，但肯定促使了更多战争的爆发。涌入高卢的商品主要是进入贵族市场。宴饮能将酋长和武士们紧密联系起来，葡萄酒在这种宴饮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奢侈商品能够提高一个人的地位，或者可以作为贵重礼物赏赐给忠实的追随者。贸易路线沿途的部落能够大量获取这些商品，也可能征收过路费，而大部分的利润都被贵族收走：他们有了财富才能供养更多的武士。如果要吸引著名的武士投奔自己，并长期供养他们，领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富，还需要崇高的军事威望。成功的劫掠是获得威望的最好办法之一，获取战利品也是。领主可以将部分战利品赏赐给追随者，以巩固他们对领主的忠诚。为了控制贸易路线，有些领袖乃至整个部落，不惜动用武力。另外，奴隶（酋长们似乎会用奴隶交换葡萄酒）的来源之一便是掳掠人口。拥有大批武士的贵族常常会用这支武装力量对付自己部落的敌人，但他也可能受到诱惑，利用这支力量去争夺部落内部的权力。高卢中部的部落大多已经不再有国王，甚至在其他地区，国王的权力也很有限，但君主制或绝对权力的梦想仍然诱惑着许多强大的领袖。部落机构、行政长官和长老议事会往往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制约这些野心勃勃的人。
与罗马军团截然相反的是，高卢的军队都是非常笨拙的，极少有足够的后勤能力，因此无法长时间作战，指挥官们也很难调动人马。武士们作为单兵都很勇猛，但除了大贵族的私人武装之外，极少受过集体的操练或训练，因此格外强调个人的猛力。追随强大酋长的半职业化武士的人数相对较少，虽足以开展劫掠行动，但顶多只能算是部落军队的小小内核，军队的大部分人还是能够自备武器的普通人。罗马人的链甲和最普通的头盔在设计上可能模仿了高卢人的装备，但罗马的装备生产数量远远超过高卢人。罗马的每一位军团士兵都拥有剑、盾牌、胸背甲和头盔；但在高卢，只有富人和部分半职业武士，才可能拥有全副装备。绝大多数武士在作战时唯一的防具就是盾牌。高卢的剑相当普及，但一般比罗马剑更长（罗马剑其实是模仿西班牙的设计），而且更多用来劈砍，而不是刺杀。大多数部落都会养马，这种马的尺寸比大部分现代骑乘马都小，但质量很高。高卢骑兵闻名遐迩，罗马职业化军队中的骑兵在装备、训练和术语等很多方面都以高卢骑兵为模板。高卢部落的骑兵基本都是比较富裕的武士，他们虽然在冲锋时杀伤力很强，但往往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去执行巡逻这样的重要任务。
恺撒抵达高卢的时候，高卢的时局恰好非常动荡。罗马的外高卢行省还没有从阿洛布罗基人的叛乱中恢复元气。前63年，阿洛布罗基人曾帮助西塞罗镇压喀提林集团，但没有得到回报，于是揭竿而起。阿洛布罗基人的叛乱于前60年被镇压下去，但是埃杜依人与塞广尼人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事态严峻，因为它影响了行省的稳定、减少了贸易的利润。埃杜依人与塞广尼人都是罗马的盟友，但为了赢得这场战争，都愿意寻求外界的帮助。前71年前后，塞广尼人向日耳曼人国王阿里奥维斯图斯求援。大约十年之后，阿里奥维斯图斯大败埃杜依人，杀死了埃杜依人的许多主要贵族。为了报答阿里奥维斯图斯，塞广尼人给了他一些土地，以便安置他的追随者。不久之后，赫尔维蒂人（来自今天的瑞士）也开始袭击埃杜依人。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位叫作狄维契阿库斯的德鲁伊（他曾担任大酋长）来到罗马求助。元老院派遣了一个使团到该地区，但没有采取直接的行动。前59年，也就是恺撒当执政官期间，元老院承认阿里奥维斯图斯的国王地位和“罗马人民之友”。这项外交政策给外高卢边疆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但我们必须强调，恺撒进入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高卢各部落以及部落内部的力量平衡不断发生变化。高卢诸部落绝不会只甘于做受害者，被动地等待罗马帝国主义者的屠戮。但他们的确是一盘散沙、四分五裂，而恺撒将无情地利用他们的这个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