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撒将特雷博尼乌斯留在凯纳布姆指挥，然后命令第七、第八和第九军团离开冬季营地，第十一军团与他们会师，随后一同攻击贝洛瓦契人。贝洛瓦契人以英勇善战而闻名，之前没有派许多武士去参加援救阿莱西亚的大军。只是由于和贝洛瓦契人特别友好的科密乌斯的特别请求，贝洛瓦契人才派去了几千人。其他人则更愿意独立地以自己的方式与罗马人作战。前51年初，贝洛瓦契人集结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指挥官是科雷乌斯，其副手是在阿莱西亚战败后没有投降的科密乌斯。恺撒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的计划是假如恺撒只带来不超过3个军团，就向他发起攻击；但若是他手中的兵力更多，就静观其变、等待时机。于是，恺撒将手中的第4个军团藏在辎重队后方，希望诱惑贝洛瓦契人出战，并速战速决。高卢人没有上当，两军隔着一座山谷扎营对峙。双方都不愿意在不利条件下仰攻敌人。为了安全起见，恺撒命令部下格外加强自己的阵地，使它比一般的行军营地更坚固。小规模冲突不断发生，双方都使用日耳曼部队，因为科密乌斯说服了500名日耳曼人加人了贝洛瓦契人。有一次，高卢人伏击并歼灭了雷米人（作为罗马盟友为其效力）的一支袭扰队伍。恺撒觉得自己手中的兵力不够，于是命令第六、第十三和第十四军团前来增援。此次战役比他预想的要艰难，关于此役的消息传到罗马城后，恺撒严重受挫的谣言流传开来。在贝洛瓦契人的侦察兵发现更多罗马军队赶来之后，贝洛瓦契人决定撤退，利用预先秘密准备的稻草捆和干燥木柴放火，在浓烟烈火的掩护下安全脱离罗马人。此后他们主要进行伏击而不是正面对抗，将自己的主力与罗马人保持距离。随后几天内，罗马人遭受了一些小挫折。在这种行动中，情报的作用极大。恺撒审讯一名俘虏时得知，科雷乌斯正带着6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准备伏击他的一支搜粮队，于是感到机会来了。罗马的辅助骑兵事先得到警示，抵挡住了科雷乌斯的伏击部队，等待罗马军队赶来支援。大多数高卢人逃跑了，但科雷乌斯不肯逃跑，也拒绝投降，最终被标枪刺死。恺撒率军继续前进，打算袭击敌军主营地。据恺撒的侦察兵判断，敌营就在约8里之外。
科雷乌斯的战死和其败兵的抵达促使贝洛瓦契人派使节向恺撒求和。使节企图将叛乱的全部罪责推给已死的科雷乌斯。恺撒告诉他们，他不相信完全是一个人的错，但他愿意接受贝洛瓦契人的投降，不再继续惩罚他们。贝洛瓦契人交出了人质。其他一些部落看到恺撒如此宽宏大量，在随后几周也陆续投降。恺撒说得对，仅仅一位酋长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但他肯定知道，具有人格魅力的领导人能够让叛乱继续坚持下去。不久之后，他率军征讨厄勃隆尼斯人，因为他们的酋长阿姆比奥雷克斯仍然逍遥法外。贝洛瓦契人战败后，科密乌斯逃走了，他和他的部下遭到了罗马人的追捕。有一次，拉比埃努斯假装愿意与这位阿特雷巴特人国王谈判，希望借机将他杀死，但科密乌斯安全逃脱，只是受了伤。后来，另外一支罗马巡逻队差一点就抓住了他。科密乌斯宣称自己愿意议和，只要他再也不需要看到罗马人。恺撒对此的回应没有被记载下来，但最终科密乌斯渡海逃往不列颠，自立为南海岸某部落的国王，建立了一个王朝。
最后一次大规模叛乱发生在西南方诸部落中，以高墙环绕的山地城镇乌克斯罗杜努姆（今天的多尔多涅）为中心。叛乱的两位领导人之一是卢克特里乌斯，他曾于前52年初遵照维钦托利的命令袭扰外高卢。主要的战斗是由恺撒的军团长指挥的，但最后恺撒亲自彻底平定了叛乱，途中还接受了卡尔尼特人的投降，卡尔尼特人将叛乱的主要领导人交给恺撒发落。据希尔提乌斯说，恺撒不得不将此人处决，因为他的士兵们仍然对凯纳布姆大屠杀愤慨不已。叛军被包围在乌克斯罗杜努姆城内，恺撒运用麾下士兵的工程技术切断了高卢人的水源。守军出城投降后，恺撒决定对其严惩，以儆效尤，“因为他的宽大仁慈已经世人皆知”（这是希尔提乌斯的话）。叛军武士均被砍掉双手，然后释放，以此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有些现代学者倾向于认为希尔提乌斯的这句话指的是内战，而不是恺撒在高卢的战争，但这犯了用现代人的眼光揣摩古人的错误。在《高卢战记》之前的篇章里，希尔提乌斯已经举例说明恺撒在叛乱部落投降后不予严惩，并说他的宽厚鼓励了其他叛乱部落前来投降。在军事胜利之后，恺撒急于赢得政治上的和平，手段则是劝服高卢全境的领袖们，忠于罗马方为上策。恺撒的绥靖政策很快被证明是有效的：在乌克斯罗杜努姆逃脱被俘命运的卢克特里乌斯被另一位阿维尔尼酋长交给了罗马人。希尔提乌斯将恺撒在前51年～前50年的活动描述为：“恺撒的主要目标是维持与各部落的友好关系，不给他们犯上作乱的机会和理由……就这样，他光明正大地与各部落相处，向酋长们赏赐丰厚的战利品，并且没有给他们施加任何负担，让他们接受自己的臣属地位，于是很轻松地在高卢维持了和平，毕竟高卢在遭受如此之多的军事失败后已经疲惫不堪。”尽管恺撒在前52年大叛乱之前对形势的判断有误，但现在已经能够很好地处理外交关系。下一年的夏季平静地过去了。前49年初，他离开高卢，最终带走了他的大部分军队。在罗马放松了对高卢的控制之后，并没有发生大的动乱。贝洛瓦契人在前46年又一次举兵谋反，后来被镇压下去。除此之外，高卢在随后十年中都很安定。
恺撒在高卢度过了九年时光，将罗马的统治向东扩展到莱茵河，向北拓展到英吉利海峡，向西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海岸。在将近五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地区将始终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段里，高卢都将享有内部和平（只是在被征服几十年内有过一些叛乱，然后偶尔受到罗马内战的波及，在帝国末期遭到一些蛮族的袭扰）与普遍繁荣。高卢贵族赢得了罗马公民权，在恺撒去世后的一个世纪之内，曾以武力反对他的那些人的后代就进入了罗马的元老院。高卢人民或者至少是比较富裕的阶层，获得了玻璃窗、流动供水、排污系统、浴室和中央供暖等便利的生活设施。高卢文化受到了罗马思想和理念的改良与影响，成了后人所称的高卢–罗马文化。拉丁语得以普及，尤其是在城镇和贵族当中。读写能力和书面文献得以广泛传播。德鲁伊祭司遭到镇压，猎取人头和人祭等实践停止了，但高卢宗教的其他许多方面仍然流传下去，尽管高卢的男女神祇有时会被赋予新的罗马名字。后来，古老的宗教将受到迅速传播的基督教的挑战。基督教起初只是一种秘密的地下崇拜，但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开始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新的宗教只是抵达高卢的诸多思想与理念之一，因为高卢成了更广阔的罗马世界的一部分，人们能够更轻松、更安全地旅行。罗马对高卢及其人民的影响非常深刻而持久，远远超过罗马对不列颠的影响。不列颠在脱离罗马帝国几十年之后，罗马文化的绝大多数踪迹便从那里消失了。
由于恺撒的征战，高卢后来的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我们不知道假如恺撒不曾征服高卢（比如当初他率军远征巴尔干，而不是高卢），后事将如何发展。两千多年过去了，历史的可能性是无限的。罗马人很可能仍然会在某个时间征服高卢，但或许不会像恺撒做的那样迅速和彻底。考虑到前1世纪中期罗马扩张的可选择方向很有限，对高卢的征服应当会很快发生。罗马的统治给高卢和其他行省带来了许多好处。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我们有理由说与被罗马征服之前或者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相比，在罗马帝国统治下，更多人享有更好的生活条件。罗马社会有很多缺陷，但其他文化，比如高卢文化，也往往有着同样的缺陷。奴隶制是个很明显的例子。竞技场上的残暴娱乐（它与文学、艺术和戏剧一同构成了罗马的文化影响）在高卢则较为少见。恺撒并不为罗马的帝国主义或罗马文化负责，但他肯定是共和国武力扩张的积极分子。他征服高卢，并非为了达成长期目标与野心，而只是满足了自己长期以来对荣耀的渴望。他将注意力集中在高卢，主要是由于机遇和偶然。
我们可以说，罗马的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好处，但罗马的征服的确非常残酷。普鲁塔克说，在恺撒的高卢战争中，有100万高卢人丧生，还有100万人被俘，其中绝大多数被变卖为奴。据普林尼记载，在内战中，恺撒的军队歼敌119.2万人，尽管恺撒并不认为这样的成就能够增添他的光彩。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说高卢战争中有40万敌人死亡，“俘虏的人数更多”。我们很难确定这些数字的出处。《高卢战记》中给出的敌人伤亡数字加起来也远远没有这么多，而《内战记》很少提到敌人的伤亡数字。对于高卢诸部落的损失，很难给出精确的数字，但根据档案应当能计算出抓获和奴役的俘虏数量。这些数字或许夸张了，但仍然能说明恺撒的胜利造成了多么沉重的生命损失。恺撒的历次战役对高卢的影响一定是极大的。有些地区遭到了严重破坏，一连几十年都没有恢复过来。前50年，恺撒将新高卢行省的年度税赋定为40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这还不及他为广场扩建工程买地的价钱高。这个较低的税赋标准也许能够说明八年的激烈战争给高卢造成的破坏。而恺撒将维尼蒂部落统治议事会全体成员处死这样的事情所造成的社会动乱，只能留待我们自己想象。恺撒在选择对敌人开恩还是屠杀时，完全是务实的，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考虑。在征服高卢的战争期间，他的士兵犯下了一些恐怖暴行，有时是上级的命令，比如屠杀乌西皮特人和滕科特利人；有时则是自发的，比如屠戮阿瓦利库姆的妇孺。在过去，其他统帅指挥下的其他罗马军队也有过类似的战争暴行，将来也还会有。事实上，在古代世界，几乎所有军队都有过同样严重或更加凶残的恶行。这么说不是为了替恺撒的所作所为辩护，而只是将他的暴行置于时代背景之下。在古代，战争普遍是极端残酷的。
为了获得指挥大军的机会，恺撒努力了许多年。前58年，他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将其紧紧抓住，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个战争与征服的机遇。在随后的历次战役中，他证明自己是一位天才军事家，跻身于罗马史上最优秀的将领之列。他的指挥风格是典型的罗马式：身处最前线，控制战局，调动预备队，一边观察官兵的行动，一边鼓舞他们奋勇拼杀。他的战略非常积极，始终活跃地抢夺和控制主动权，不管多么困难，也从不怀疑自己会取得最终胜利。这是罗马的作战方式，或许现代观察者会认为它过于鲁莽，但当时的罗马元老不会这么看。在同时代的军事统帅中，只有庞培的成就和技艺能够与恺撒相媲美。卢库鲁斯尽管是极佳的战术家，但缺乏恺撒那种领导力。恺撒和庞培在作战中同样积极主动，极富攻击性。军事才干不是与生俱来的，恺撒在早期战役中也曾失手。他花了很长时间，需要持续的胜利，才能用他的魅力、慷慨和才干来赢得将士的爱戴。恺撒犯过错误，打过败仗，其中最重要的是远征不列颠的草率、科塔与萨比努斯部队的损失，以及在戈高维亚的失败。但恺撒能够让部下相信：在他的统领下，最终他们会胜利。连续八年的激烈战争中，恺撒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坚定了士兵们的信心。到前50年，他已经打磨出一支对他赤胆忠心的军队。恺撒赢得了无上荣耀和巨大财富，为了在罗马城争取更多支持，他能够一掷千金。他能否顺利返回罗马，与庞培并列成为共和国最伟大的公民，我们拭目以待。
* * *
Cicero. ad Fam. 8. 1. 4
Suetonius, Caesar 56. 5, Cicero, Brutus 252–255, ad Quintum Fratrem 2. 16. 5, 3. 9. 6–7.
关于庞培剧场的开幕，见Dio 39. 38. 1–6, Pliny, NH 7. 34, 8. 21–22, Plutarch, Pompey 52–53. 1；关于庞培受到的批评，见Cicero, de Officiis 2. 60，关于其他人，见Tacitus, Annals 14. 20；大象的数量有17、18和20等不同说法。
盖乌斯·奥庇乌斯是恺撒的密友和亲信。恺撒不在罗马期间，奥庇乌斯为他打理私人事务。奥庇乌斯和恺撒的另一名亲信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巴尔布斯一起，对罗马施加了很大影响。奥庇乌斯撰写了关于恺撒征战阿非利加等地的史书，还写过一部恺撒传记。
Cicero, ad Att. 4. 17. 7, Suetonius, Caesar 26. 2, Pliny, NH 36. 103；关于卡普阿角斗学校名的角斗士，见Caesar, BC 1. 14，关于竞技比赛的重要性，见Z. Yavetz, Julius Caesar and His Public Image (1983), pp. 165–168。
See Dio 40. 48. 1–52. 4, Plutarch, Pompey 54–55, and also R. Seager, Pompey the Great (2002), pp. 130–135, M. Gelzer, Caesar (1968), pp. 148–152.
Plutarch, Cicero 35, Dio 40. 54. 1–4, E. Gruen, 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74), pp. 338–342.
Seager (2002), pp. 137–139, Gruen (1974), pp. 150–159.
即大西庇阿。
即小西庇阿。
原文有误。梅特卢斯·西庇阿的女儿科尔内利娅是庞培的第五任妻子。
Plutarch, Pompey 55. 1–2, Cato the Younger 49–50, Dio 40. 56. 3–58. 4, Suetonius, Caesar 28. 3; Seager (2002), pp. 131–132, Gruen (1974), pp. 154, 454.
Caesar, BC 1. 32, Suetonius, Caesar 26. 1, Appian, BC 2. 25, Dio 40. 51. 2, and Gelzer (1968), pp. 146–148, Seager (2002), pp. 137–139.
Caesar, BG 8. 1–5.
关于针对贝洛瓦契部落的战役，见Caesar, BG 8. 6–23; Commius, 8. 23, 47–48; Ambiorix, 8. 25。
Caesar, BG 8. 49.
关于乌克斯罗杜努姆，见Caesar, BG 8. 26–44，对处决战俘的评论，见A. Powell,‘Julius Caesar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Massacre’,in K. Welch & A. Powell (eds.),Julius Caesar as Artful Reporter: The War Commentaries as Political Instruments (1998), pp. 111–137, esp. 129–132; Carnutes, 8. 38；关于前46年贝洛瓦契部落的叛乱，见Livy Pers. 114。
关于伤亡数字，见Plutarch, Caesar 15, Pliny, NH 7. 92, Velleius Paterculus 2. 47. 1, and see comments in C. Goudineau, César et la Gaule (1995), pp. 308–311.
对作为军事家的恺撒的评论，见A. Goldsworthy,‘Instinctive Genius: The depiction of Caesar the General’, in K. Welch & A. Powell (1998), pp. 193–219。
第三部
内战与独裁
（前49年～前44年）
十七
通往卢比孔河之路
卢比孔河是他的行省的边界。在那里赶上他的大队之后，他停了片刻。他知道自己即将做出的事情的重大意义，于是转过身来，向士兵们讲话：“即便到了现在，我们还可以调头；一旦我们走过了这座小桥，一切将由武力决定。”
——苏埃托尼乌斯，1世纪末
这一切让他（恺撒）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对抗他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一名公民（庞培）身上。我真希望庞培当初没有给恺撒那么大的权力。庞培养虎为患，一直等到恺撒非常强大了才与他作战。
——西塞罗，前50年12月9日
高卢给恺撒带来了荣耀与财富。到前50年，战争已经基本平息，一切迹象都表明，恺撒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已经奏效，高卢人的每一次叛乱都遭到毁灭性的镇压，而恺撒审慎的外交手腕也发挥了效力，为共和国重建了一个稳定的新行省。绝大部分部族领袖向罗马俯首称臣，这不仅仅是出于对恺撒个人的忠诚。六年后，恺撒遇害，高卢并没有发生新的动乱。像其他成功的罗马将领一样，他从军事胜利中获取了极大的私利，但我们不应当忘记，他的征服也给罗马带来了莫大好处。共和国如今有了新的税收来源，当然在行省驻军也有开支。外高卢和通往西班牙的重要陆路通道得到了保障，而意大利本土得到了新的防护屏障，可以更好地抵御追随辛布里人和条顿人脚步的北方蛮族部落的入侵。意大利在这个方向上并没有受到任何直接威胁，而恺撒在启动高卢战争时并未将这样的战略考虑置于优先地位。即便如此，意大利北方边陲的安全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保障，从这个角度看，征服高卢对罗马十分有利。但在人类历史上，军事扩张往往给个人带来的好处更大，对国家的益处较少，罗马的帝国主义肯定是这样的。在恺撒来到高卢之前，罗马人与高卢的贸易就已经很重要，但他的征服为罗马商人开辟了新市场（比如不列颠），并让他们能够在新的高卢行省以非常有利的条件开展商贸活动。恺撒的高级军官和幕僚更是迅速地发了大财，因为他们分享了战利品和奴隶，而且恺撒非常慷慨。恺撒不是个守财奴，而是一掷千金地开展建筑工程、筹备公共娱乐活动。在更私人的层面上，他向自己希望结交的人提供无息贷款，甚至直接赠送金钱。很多从来没有接近过高卢的罗马人从其征服中得到了实惠。
高卢的胜利给共和国带来了益处，给个人带来了更多实利，但获利最大的还是恺撒自己。他的财富和地位发生了迅速的、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其平步青云的速度和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人。到前50年，他更富裕了，人脉更强，有了更多的朋友和门客，而他的成就比其他所有元老（庞培除外）都更伟大、更辉煌。几年来，他明确表示，自己返回罗马后将寻求第二次担任执政官。他在竞选中几乎稳操胜券，因为他一直受到选民的欢迎，而如今他有了更多的金钱，可以笼络他们。历史悠久的法律规定，任何人的两次执政官任期之间必须间隔十年，苏拉在独裁时期重新确立了这项法规。前52年庞培当选为执政官（这是他的政治生涯中诸多非常规步骤之一），这项法规被暂时搁置，但它仍然有效。不过恺撒不打算也不需要在这方面得到特殊优待。他计划于前49年秋季参加竞选，于前48年1月就任执政官，到那时离他第一次执政官任期结束就已经过了十年。当年他当执政官时的争议仍然困扰着他，他知道自己一旦成为普通公民就会遭到起诉。因此，他希望自己能够直接从总督过渡到第二任执政官。前52年全部十位保民官推出的法律（其中至少一人起初有些不情愿）破例让他不进人罗马城便成为候选人。庞培和克拉苏在前71年做过同样的事情，率领军队在罗马城外等候，直到当选为执政官才跨过城市的正式边界。恺撒一旦当上了执政官（最理想的情况是让他的盟友担任另一名执政官，或甚至让他的一名前任军团长当执政官，如拉比埃努斯），就有能力颁布新法，向自己的老兵们赏赐土地，并确认他在高卢的安排。他还可以引入其他法案来笼络社会的不同阶层。重新回到政坛核心之后，他会有一年时间来将政敌拉到自己这边，或者至少巩固自己的地位，让自己足够强大，令政敌们不敢在法庭上攻击他。我们不知道他对往后的计划是怎样的，他在目前阶段很可能还没有更长远的计划，而是静观其变。也许他会再一次担任行省总督，或许去讨伐帕提亚人，洗净克拉苏在卡莱惨败的耻辱。或者他也希望得到类似于庞培的那种任命，能够控制军权、掌握军队，同时在罗马城外待着。
最后，事态的发展完全没有遵循恺撒计划的方向。他没有回来第二次担任执政官，没有凭借自己在高卢的胜利而得到凯旋式的褒奖，没有能够举办纪念女儿的竞赛表演，也没有被普遍认为是可以与庞培比肩的共和国伟人。他是以反叛者的身份回国的。他的对手们不希望看到恺撒衣锦还乡并再登高位，而庞培也越来越不愿意看到恺撒这么春风得意。各方尝试着谈判，提出了许多妥协建议，但最终找不到一个让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各方的顽固、傲慢和猜忌，以及有些人的私人仇怨，都促使这样的僵局出现。而人们盲目乐观，相信自己的敌手一定会让步，这也是导致后来局面的原因。早在内战爆发一年多之前，就有人预感到了这场迫近的风暴，但内战的主要参与者中很少有人希望发生内战。包括恺撒和庞培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是逐渐地且不情愿地被卷入这样的局面，让他们感到自己除了战争之外别无选择。我们很难说，战争在何时变得不可避免。内战的动因不是重大的问题或互相抵触的意识形态，而主要是为了个人地位与尊严，尤其是恺撒的地位与尊严。后来，尤其是在罗马帝国治下，有些人倾向于认为恺撒从少年时代便致力于革命。同时代的证据不能支持这种理论，而恺撒的行动肯定不能证明他有这样的想法。恺撒渴望的是和平地回国，在共和国获取一个显赫的地位，并让所有其他元老，甚至包括那些不喜欢他的元老，全都承认他的威望、影响力和权威。无论是对庞培还是对恺撒来说，被迫动用武力来保护自己的地位，都说明他们在政治上失败了。
联盟的瓦解
恺撒受到的压力是逐渐增强的。前55年，加图谴责恺撒屠杀乌西皮特人和滕科特利人时，元老院根本不可能接受加图的建议，将恺撒交给日耳曼人。当时三头同盟刚刚在卢卡重新缔结盟约，而庞培、克拉苏和恺撒（尤其是前两人，因为他们当时身在罗马）的联合势力太强大，反对派无计可施。三头同盟只能在一年内阻止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当选执政官，但可以很轻松地扼杀阿赫诺巴尔布斯的另一项野心，即取代恺撒成为高卢总督。尤利娅的去世削弱了恺撒和庞培之间的纽带。克拉苏的死则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政界的平衡，因为有很多显赫的大人物都借过他的钱或者得到过其他好处，还欠着他的人情。克拉苏仅有的儿子马尔库斯年纪太小，也缺乏足够的才干去继承父亲的地位，控制由门客和政治盟友组成的网络。这些人如今有的投奔了庞培，有的依附于恺撒，但他们与庞培或恺撒的联系不可能瞬间就变得像之前与克拉苏那样牢固；毕竟克拉苏多年来不仅扩张自己的财富，还始终加强自己的政治资本。许多严厉批评恺撒的人过去也曾敌视庞培，所以庞培在前52年能够被任命为唯一执政官，而且是由毕布路斯提议并得到加图的支持，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加图的确强调自己仍然是独立的，并直言不讳地告诉庞培，他会为了共和国的利益辅佐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两人成了朋友。加图的这个姿态无疑也是他未能当上执政官的原因之一。但至少在当前，庞培的新婚姻和他恢复国家秩序的决心让元老院的很多主要人物都更容易接受他。这些主要人物喜欢别人称他们为“好人”或“贵人”，主要来自地位极其显赫的门阀望族。前52年，他们心甘情愿地支持庞培，请他处理扰乱政坛的暴力冲突，这主要是因为除了米罗之外，被新法庭审判和处罚的人都是克洛狄乌斯党徒。加图甚至说，应当宣判米罗无罪，因为是他除掉了自己危险的竞争对手克洛狄乌斯，对共和国做出了很大贡献。
前51年，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担任执政官，开始集中力量攻击他的私敌恺撒。我们不知道他们之间的仇恨究竟根源何在，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无疑是三头同盟几乎垄断了所有显赫与重要的官职。在正常情况下，为共和国效力并赢得荣耀的机遇理应属于门阀贵族的世家子弟，比如马凯鲁斯和他的兄弟、堂兄弟那样的人。庞培势力太强大，马凯鲁斯还得罪不起他，但恺撒的地位似乎很脆弱。马凯鲁斯公开宣布打算将恺撒从高卢总督任上召回，因为战胜维钦托利的伟大胜利（共和国还为此举行了公共感恩活动）表明高卢战争已经结束了。他需要这样的理由，因为在前55年克拉苏和庞培的法律给了恺撒在高卢新的五年任期。马凯鲁斯还主张，庞培近期的立法（关于行省总督的职位）应当压倒保民官们允许恺撒不进入罗马城便成为执政官候选人的法律。早在这年3月，庞培便表达了对马凯鲁斯计划的不认可。除了因为庞培和恺撒的关系之外，马凯鲁斯如此挑战庞培的法律，对庞培来说也是极大的侮辱，尤其是法律文本已禁止将来的元老院会议或公民大会对其做任何更改。庞培明确表示，他绝不会支持任何企图在恺撒的总督任期结束前便将他召回的动议。
7月，元老院有人询问，科塔和萨比努斯战败后庞培向恺撒“借出”的那个军团的情况，并敦促庞培将这个军团收归自己所有。庞培不情愿地宣布自己会这么做，但拒绝忍受他人的强迫，并且没有为这个军团的归来设置任何时间表。马凯鲁斯继续施加压力，并在一次推迟会议之后，成功地确保元老院将于9月1日讨论恺撒的行省问题。为了让庞培也能参会，元老院在罗马城正式边界之外开会。庞培又一次表示，元老院当前就此问题做任何决定都是不合适的。他的岳父梅特卢斯·西庇阿提议在前50年3月再次讨论此事，庞培应该没有反对这项动议。事实上，马凯鲁斯确保在比这更早的时间——9月29日——对此事做正式的辩论。庞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马凯鲁斯提出了与西庇阿的动议非常类似的提案，要求元老院在前50年3月1日当天或之后商谈“执政官行省”的问题。此提案通过了。会议还讨论了其他措施，其中一项是阻止任何保民官否决此次辩论的决议；另一项是开始遣散恺撒麾下服役期满（此时的兵役期极可能是十六年）的士兵，以及其他虽然服役期未满但可以荣誉退役的士兵；第三项提议涉及资深裁判官级别的行省总督任命，会影响到恺撒任期满后等待总督职位的人数。这三项提议均遭到两名或更多保民官的否决。
马凯鲁斯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也没有完全失败。马凯鲁斯于这年年底卸任时，恺撒仍然被认定为三个行省的合法总督。这年早些时候，恺撒表现出一些挫折感，因为他只能通过元老院的正常渠道来做事。前59年，作为土地法的一部分，恺撒在诺乌姆·科姆（位于内高卢境内，波河以北）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他在高卢期间将波河以北高卢的居民视为罗马公民，尽管他们目前只有拉丁人的地位。马凯鲁斯命令对诺乌姆·科姆的一名前任行政长官施以鞭刑（罗马公民会被豁免此种刑罚），并让此人去见恺撒，“给他看看鞭笞的伤痕”。马凯鲁斯此举愚不可及，西塞罗得知此事后感到极为憎恶。此事表明了马凯鲁斯是多么仇恨恺撒。马凯鲁斯尽管未能将恺撒从总督任上召回，但对恺撒的未来提出了严峻挑战。庞培于9月29日辩论期间或之后的一些言论无疑鼓舞了恺撒的对手们。他表示，他不能接受在前50年3月1日之前免除恺撒的总督职位，但在那个日子之后，他的态度会不同。这说明庞培相信自己与克拉苏的立法授予恺撒的总督职务将在那一天到期。有人问庞培，如果到那一天有保民官否决元老院的决议，他的态度将如何。庞培的回答表明他与自己的盟友和前岳父已经非常疏远了。他说，不管是恺撒亲自来反对元老院的决议，还是借助一名保民官来反对，都无关紧要。他的意思是不管怎么样，恺撒的反对都是错误的。西塞罗此时不在罗马城，因为根据前52年设立的新规定，他满心不情愿地去治理奇里乞亚了。幸运的是，他的一位通信伙伴，就是西塞罗在前56年成功为之辩护的凯利乌斯·鲁弗斯（此时担任市政官），给他发去了详细的记述。庞培得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他（恺撒）想当执政官，但还想保留自己的军队，怎么办？’另外一人问道。庞培温和地答道：‘如果我的儿子想用棍棒打我，怎么办？’这些话让大家怀疑庞培正在和恺撒争吵。”
恺撒的行省总督任期究竟在何时结束，长久以来都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不大可能有令众人信服的最终结论。庞培选择前50年3月1日作为一个分界点，在此之后便可以考虑免去恺撒的职务，说明这个日期显然有重要意义。这意味着，前55年通过的延长恺撒任期的法律是于当年2月生效的。因此，恺撒的五年任期从那时候算起，一直到前50年3月1日结束。从这一天起，元老院便可任命一位新总督。新官到任后，恺撒的任期便结束了。恺撒对此法律的理解显然不同，可能认为是在自己原先的五年任期基础上再延长五年，新的五年任期从原先任期结束那一天开始。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正式地宣布他认为自己的任期应当在何时结束。延长任期的法律可能不是很严谨，因为它极可能颁布地十分仓促，而且当时三头同盟的关系还很亲密。令局势愈发复杂的是，全部十位保民官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恺撒不必亲自到罗马城便可成为执政官候选人。恺撒对此的理解是在选举举行之前，他在高卢的任期仍然有效。而他打算在前49年秋季参加执政官选举，如果他的任期在前50年3月结束的话，那就意味着他还可以在总督任上多待约十八个月。
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想当高卢总督，而自他担任裁判官以来，也攻击过恺撒在执政官任上的一些作为。加图同样高声疾呼地批评恺撒，并重申自己打算为了前59年的事件起诉恺撒，甚至为此发誓赌咒。更近期的时候，他还宣布审判恺撒将会像审判米罗一样，让武装士兵包围法庭。毕布路斯同样对恺撒非常怨恨，不过目前他像西塞罗一样，被外放担任行省总督（他此时是叙利亚总督）。马凯鲁斯及其兄弟和堂兄弟都敌视恺撒，而梅特卢斯·西庇阿对恺撒至少也不算友好。恺撒希望回国第二次担任执政官并逃脱被起诉的命运，而这些人联合起来要粉碎他的美梦。然而，不管这些人多么仇恨恺撒，只要庞培力挺恺撒，这些人的反对就都没有什么效力。只要有庞培的支持，恺撒一定能够称心遂愿。庞培拥有资深执政官级别的军权，在西班牙掌握着一支军队。没有庞培，反对派就没有力量来威胁恺撒，一旦发生公开冲突，更谈不上与恺撒交战。马凯鲁斯在前51年将恺撒从高卢召回的企图破灭了；这足以说明，若是没有庞培的支持，恺撒的敌人们根本成不了事。同样，如果得不到庞培的支持或至少是中立，恺撒的心愿（留在总督任上，随后返回罗马当执政官）也极难达成。正如以往常常发生的一样，庞培的态度究竟如何，其他人难以揣摩。在前51年秋季，凯利乌斯已经怀疑三头同盟剩下的两人之间产生了嫌隙。庞培的地位极其强大，说到底，他最关心的事情是如何从这种主宰地位中获利，并将此地位维持下去。他的老盟友恺撒若是想称心遂愿，就需要他的支持。恺撒的对手们也需要庞培的支持，近几年来庞培和这些人的关系拉近了不少。如果恺撒带着高卢胜利的全部财富和荣耀归来，就能与庞培平起平坐，而且他的政治手腕比庞培要厉害，假以时日说不定能压倒庞培。但如果按照加图、多米提乌斯和马凯鲁斯氏族及其盟友所希望的那样将恺撒彻底除掉，那么他们将来就不怎么需要庞培了；庞培会很容易陷入政治上相对弱势的处境，就像他于前62年从东方返回时原本注定的命运那样。目前庞培稳占优势，向恺撒和反恺撒派表明，他们双方都需要他庞培，但都不能认为庞培理所应当帮助他们。
新的一年对恺撒的敌人们来说前景不错。另一个马凯鲁斯当上了执政官（他此前曾被指控选举舞弊，但被判无罪），其同僚为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李必达·保卢斯，他是前78年起兵反叛后被庞培镇压的那个李必达的儿子。尽管和庞培有家仇，但李必达·保卢斯对恺撒也不友好，而且目前正忙于富尔维乌斯与埃米利乌斯会堂的扩建工程，此项工程是为了纪念他的一位先祖。新的保民官包括小库里奥，他是在前59年公开批评三头同盟的少数人之一。与西塞罗通信非常活跃的凯利乌斯此时与小库里奥很亲密。他们都是年轻一代罗马人的典型代表，因为生活放荡而臭名昭著，再加上他们野心勃勃，常常债台高筑。马克·安东尼也是这群放荡不羁的青年之一，据说是库里奥最初向安东尼介绍了包养情妇、纵酒狂欢和骄奢淫逸生活的乐趣。结果是，安东尼很快就欠了一屁股债，而库里奥的父亲禁止安东尼登他们家的门，以防止儿子帮哥们儿付账。前不久，库里奥花费了巨资来举办盛大的比赛，以纪念于前53年去世的老库里奥。他甚至建造了一座木制的圆形剧场，它能够旋转，还可以分成两个半圆形剧场，上演不同的戏剧。不久之后，他娶了克洛狄乌斯的寡妇——直言不讳且性格强硬的富尔维娅。这些青年在罗马民众眼中还是“青少年”，他们才华横溢，但在老一辈人看来不够踏实。
凯利乌斯坚信库里奥打算向恺撒发动全面攻击，但库里奥在保民官任上最早的举措之一却是提出了向贫民分配土地的新计划。两位执政官的反对使得此计划未能通过，于是库里奥提出了新的法案，要求向罗马城的公民发放新一批粮食，以及在意大利开展为期五年的修路工程。同时，他在公共集会上明确表示支持恺撒的事业。后来有人说，恺撒用高卢战利品的黄金帮助库里奥还清了他的巨额债务，以此换得了他的支持。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说恺撒向库里奥行贿250万迪纳厄斯，而瓦列里乌斯·马克西穆斯提出的数字达到了惊人的1500万。流言蜚语无疑让这数字夸大了不少，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恺撒现在为库里奥做的事就像当年克拉苏为他做的那样，即帮助对方还清巨额债务，以获得一个有价值的政治盟友。还有传闻称，保卢斯收到了900万迪纳厄斯的贿金，完成了他的建筑工程。库里奥和保卢斯都是野心勃勃的罗马贵族，他们转换阵营，选择支持恺撒是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目前他们确信，支持恺撒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库里奥的法案未能通过，他或许感到挫折，因此对支持元老院权贵不是很感兴趣。
胜利带来的收益使得恺撒能够在行政长官当中争取到一些有价值的朋友。马凯鲁斯按计划在前50年3月1日提出了恺撒任期的问题，他的同僚执政官没有支持他。但真正的反攻是库里奥领导的，他将自己的绝大部分火力集中在庞培的地位上。这位保民官提出，如果要免去恺撒的高卢总督职务，为了保证公平，就需要庞培同时也放弃自己在西班牙诸行省的超乎寻常的总督职位，这样对共和国也更安全。库里奥在公共集会上已经表达过这种观点，得到了群众的赞同。恺撒对库里奥的这种策略一定很认可，或者这种策略最初就是恺撒提出的。庞培的西班牙总督任期在前52年得到了延长，还有好几年时间，因此库里奥的提议并没有法律基础，但它足以说明庞培前所未有的特殊地位。库里奥的提议将庞培和恺撒摆在了同样的层面上，主张要么他们两人都可以享有罗马人民投票给他们的荣誉，要么都不可以享有。在更私人的层面上，这显然也是在提醒庞培，继续与恺撒站在同一战线对他仍然有利，因为他自己的地位或许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稳固。库里奥的提议使恺撒面临的风险更大，但从恺撒的对手那里夺回了一些主动权。他们起初不知所措，于是一连几个月双方僵持不下，而库里奥否决了元老院反对恺撒的任何企图。4月，凯利乌斯在给西塞罗的信中写道：
至于共和国的局势，所有的争吵议题都集中在同一件事情上，即各行省。目前庞培似乎支持元老院，要求恺撒在11月13日前离开他的行省。库里奥则一心要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已经放弃了他的全部其他计划。我们的“朋友们”（你对他们可是很了解的！）害怕把问题推到危机的地步。情况就是这样，全部的情况。庞培责怪库里奥惹是生非，就好像他（庞培）不是在攻击恺撒，而是公平地帮恺撒解决问题一样。同时，庞培坚决反对让恺撒在放弃自己的行省和军队之前就成为执政官。庞培遭到了库里奥的穷追猛打，他的整个第三次执政官任期都遭到了攻击。你就牢记我的话吧，如果他们想使出浑身解数来打倒库里奥，恺撒一定会来援救他。而假如他们不敢冒险这么干（这似乎更有可能），那么恺撒想在高卢行省待多久都可以。
我们不知道庞培为什么选择前50年11月13日作为恺撒的任期结束日。这不算是庞培在让步，因为恺撒仍然需要大半年时间才能等到前49年秋季的执政官选举。如果恺撒想在前50年底竞选执政官，或许11月13日这个日子还可以接受；但他似乎没有努力去争取豁免权，因为法律规定，任何人在执政官任期满了之后，要间隔十年方可第二次担任执政官。不管怎么说，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恺撒也许觉得在前50年底参选不大可能成功。到6月，凯利乌斯报告称，马凯鲁斯建议与保民官们谈判，但元老院投票反对做任何这样的妥协。库里奥仍然坚持，不应当单独讨论恺撒的总督职务，而必须对恺撒和庞培一视同仁。一年前，曾有人说庞培要前往西班牙。现在有人提出，应当派庞培或恺撒去对付帕提亚人。西塞罗非常担心在自己的奇里乞亚总督职务期满之前，帕提亚人会向罗马的东部各行省发动全面进攻，因为一旦战争爆发，他再离开岗位就显得不是很光彩了。这年夏天，元老院决定从庞培麾下抽调1个军团，再从恺撒麾下抽调1个军团，将这些部队派去增援罗马–帕提亚边境上的罗马军队。庞培决定把自己在前54年借给恺撒、此后一直在恺撒麾下作战的那个军团派去帕提亚边境。这意味着恺撒一下子失去了2个军团，但在调离这些士兵之前，他向每位士兵赏赐了250迪纳厄斯的奖金，这比一整年的军饷还要多。这2个军团返回意大利后就一直留在那里，没有人努力将他们送往海外，因而整个事情就愈发显得可疑了。克劳狄家族的一位年轻成员前去将这些部队从高卢调来，返回后声称恺撒的全军都心怀不满。这正是庞培愿意看到的。
不久之后，庞培病倒了，持续发烧，可能是患上了疟疾。意大利各地人民显然是自发地为这位共和国的大功臣祈祷，祝福他早日康复。他痊愈后，群众欢欣鼓舞。他从那不勒斯返回罗马郊区的全程都有人群聚集，向他问候。庞培素来喜欢别人对他感恩戴德，不管是他的妻子、士兵还是群众，因此他深受感动。更危险的是，他将群众的这种热情理解为他的事业得到了广泛的拥护。还在病榻上的时候，他写信给元老院，表示愿意辞去总督职务，并向他们保证恺撒会做同样的事情。库里奥的回应是这固然很好，只要庞培先辞职。到8月，凯利乌斯已经向西塞罗表示，内战已经成为可能。“如果这两人都不去征伐帕提亚人，那么我能预见到严重的纷争，这将由冰冷的兵器和残酷的暴力来决定。两人在精神上都做好了准备，而且都掌握着蓄势待发的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