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o 42. 17. 1–19. 4, 22. 1–25. 3, Caesar, BC 3. 20–22, Velleius Paterculus 2. 68. 1–3, Livy Pers. 111；关于凯利乌斯和米罗失败的叛乱，见see T. Rice Holmes, The Roman Republic, 3 (1923), pp. 223–225, M. Gelzer, Caesar (1968), pp. 227–228。
Dio 42. 21. 1–2, 26. 1–28. 4, Plutarch, Antony 8–10, Cicero, Philippics 2. 56–63, and in general see Holmes (1923), pp. 226–229, Gelzer (1968), pp. 253–254；关于饮酒的书，见Pliny, NH 14. 148；关于狮子，见Pliny, NH 8. 21, Plutarch, Antony 9。
Appian, BC 2. 92, Dio 42. 29. 1–32. 3, Plutarch, Antony 9, Alexandrian War 65, African War 54, Cicero, ad Att. 11. 10. 2, Philippics 6. 11, 11. 14；关于庞培派进攻意大利的传言，见Cicero, ad Att. 11. 18. 1, 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58。
Dio 42. 19. 2–20. 5, Plutarch, Brutus 6, and Cicero 39; and T. Mitchell, Cicero: The Senior Statesman (1991), pp. 264–265.
Appian, BC 2. 92–94, Dio 42. 52. 1–55. 3, Suetonius, Caesar 70, Plutarch, Caesar 51, Frontinus, Strategemata 1. 9. 4.在Dio的记述中，部队被允许进城，对抗是城内发生的，而不是在城外的营地。
Dio 42. 49. 150. 5, Suetonius, Caesar 38. 2, 51. 2, Plutarch, Antony 10, Cicero, Philippics 2. 65, 71–73; and Gelzer (1968), p. 262, Holmes (1923), pp. 234–235.
今天西西里岛西海岸的马尔萨拉。
Quote from African War 1；关于军团的数量，见African War 60；关于恺撒跌倒的故事，见Suetonius, Caesar 59, Dio 42. 58. 3；关于恺撒无视不吉利的征兆，见Cicero, de Divinatione 2. 52，他以此为证据，说明这种预测的虚假。
African War 1–3,10–11,19, 27, Appian, BC 2. 96.
注意是小莱普提斯（Leptis Parva或Leptis Minor），不要与更有名的大莱普提斯（Leptis Magna，在今天的利比亚）混淆。
African War 4–15.
《阿非利加战争史》的作者不详，可能是奥卢斯·希尔提乌斯。
African War 16.
African War 16–19, Dio 43. 2. 1–3, Appian, BC 2. 95，他认为庞培军队是故意撤退的，and Holmes (1923), pp. 242–245, J. Fuller, Julius Caesar: Man, Soldier and Tyrant (1965), pp. 267–270；给旗手鼓劲，见Suetonius, Caesar 62, Plutarch, Caesar 52。
African War 20–21, 24–26, 28, 33–35, 44–46；关于用海藻喂马，见African War 24; on Scipio Salvito see Dio 42. 58. 1, Plutarch, Caesar 52, Suetonius, Caesar 59。
African War 24–43, quotation from 31.
盖图里人是古时居住在今天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一带的柏柏尔游牧部落，擅长养马。
African War 48–55, Suetonius, Caesar 66.
African War 56–67.
African War 68–80.
African War 82–83.
Plutarch, Caesar 53.
African War 81–86, 91, 94–6, Appian, BC 2. 100.
《斐多篇》是柏拉图的第四篇对话录，内容为苏格拉底饮下毒药前的对话。叙事者为斐多，一个曾受过苏格拉底帮助的年轻人，后成为其弟子，在苏格拉底死亡当年亦跟随在他身旁。斐多的对话对象为弗里乌斯的伊奇，一个同是哲学家的朋友。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试图从多方面证明人的灵魂的存在。
African War 87–90, 97–98, Dio 43. 10. 1–13. 4, Appian, BC 2. 98–99, Plutarch, Cato the Younger 56. 4, 59. 1–73. 1; on Queen Eunoe see Suetonius, Caesar 52. 1.
二十二
独裁官，前46年～前44年
内战的结尾都是一样的，胜利者的意愿也未必能实现，因为他还需要安抚那些帮助他赢得战争的人。
——西塞罗，前48年12月
恺撒作为胜利者回到了罗马城，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赦免了所有曾经用武力反对他的人。
——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1世纪初
前46年将近7月底的时候，恺撒返回了罗马。元老院已经投票决定为他举行长达四十天的公共感恩活动（这时间之久非常惊人），名义是庆祝战胜朱巴一世国王，而不是打败他的罗马盟友，这种说法是很有策略性的。四十天的感恩甚至超过了为庆祝战胜维钦托利而举行的活动。十四年前，为了参选执政官，恺撒放弃了举行凯旋式。如今，在数周疯狂的准备工作之后，他举行了多达四次凯旋式，分别是庆祝打败高卢、埃及尼罗河、亚细亚和朱巴一世国王与阿非利加的胜利。庞培在其漫长的军事生涯中赢得了三次凯旋式。大多数人也许能意识到，恺撒如今庆祝的四次胜利分别是在欧洲、非洲和亚洲三块大陆赢得的，和庞培一样。庆祝活动于9月21日开始，但不是连续举行的，所以一直延续到10月2日。庆典规模空前，极其奢华，有战俘的示众游行，战俘包括维钦托利、朱巴一世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的妹妹阿尔西诺伊四世。据说阿尔西诺伊四世激起了围观群众的同情。她和那个男婴逃脱了高卢军事领袖的命运。在高卢凯旋式的结尾，维钦托利被按照宗教仪式扼杀了。为了给恺撒一些特权，还打破了一些传统（肯定是近期才有的传统）。恺撒享有的特权之一是多达七十二名执法吏为他开道。执政官一般有十二名执法吏侍奉，独裁官有二十四名。恺撒的七十二名执法吏是执政官的六倍、独裁官的三倍，这可能是为了表明恺撒曾三次担任独裁官。另外，按照仅在共和国往昔历史中才出现过的先例，恺撒乘坐的是一辆由一组白马拉的战车。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苏埃托尼乌斯和狄奥的说法，那么在第一场凯旋式，也就是庆祝战胜高卢的那场开始后没多久，他的战车车轴就断了，于是不得不匆匆换了另外一辆。或许是为了避免这个凶兆，在仪式结束时，恺撒双膝跪地，爬上卡比托利欧山上朱庇特神庙的台阶。据普林尼说，恺撒由于之前乘车出过事故，所以在坐上战车之前总会说一句有魔力的咒语，但显然这一次咒语也没用。
在每一场游行中都有运载战利品（通常是武器、甲胄以及金银和其他贵重物品）的大车。有的车上载着带有标语的牌子，包括著名的“我来，我见，我征服”，或者列举各项功业的清单。常有人认为，普林尼给出的恺撒历次战役杀敌总数（119.2万人）是根据他的几次凯旋式宣扬的敌军伤亡数字计算出来的。对互相竞争的罗马贵族来说，对自己的成功加以量化是很重要的。另外一项传统是展示描绘战役中重要场景的图画，恺撒的凯旋式上有很多这样的图画。按照官方的说法，他庆祝的是打败共和国的异族敌人的胜利，因此没有提到庞培和法萨卢斯战役。据说其中包括梅特卢斯·西庇阿用剑自尽和加图撕扯自己伤口的图画。这些场景令群众发出哀叹，群众认为这是对落败敌人的耀武扬威，非常粗鲁，与恺撒通常的宽大仁慈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史料并没有表明这些景象让群众对恺撒产生了敌意，而内战中这些生灵涂炭的恐怖景象肯定会促使群众为了避免未来的冲突而接受新政权。游行队伍中的士兵佩戴奖章，身穿最精良的甲胄，他们没有丝毫道德顾虑，肯定不怕激起群众的敌意。根据历史悠久的传统，士兵们不仅可以高唱自己在战争中的功绩，还敢于唱下流歌曲来嘲讽自己的统帅。因为在凯旋式的日子里，正常的军纪都被放松了。恺撒的老兵们歌唱恺撒在高卢的情妇们，声称他把元老院给他拨的款都花在情妇们身上了。老兵们还警示罗马人，让他们“把老婆锁好”，因为“秃头的通奸者”回来了。他们开玩笑地说，违法乱纪通常会遭到惩罚，但恺撒通过目无法纪、挑战元老院，竟然成了罗马的主人。另外一首歌谣讲的是他在比提尼亚时的旧八卦：
恺撒征服了高卢，但尼科美德四世征服了恺撒：
看呐，如今恺撒得胜了，他征服了高卢，
尼科美德四世没有得胜，不过他征服了恺撒。
这是唯一一种会让恺撒恼怒的诽谤，不久之后他公开发誓，坚称这些传闻完全是胡言乱语。狄奥说，他的誓言只是让他显得可笑。
在几次凯旋式之间的日子里，还举行了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大宴会，多达2.2万张餐桌上摆着山珍海味、琼浆玉液。在最后一次宴会结束后的夜色中，恺撒在一支游行队伍的簇拥下回家，20头大象载着巨大的火炬为队伍照明。他还举办了戏剧演出，在其中一次演出中，恺撒坚持让著名的骑士阶层剧作家迪基姆斯·拉贝里乌斯亲自登台献艺。拉贝里乌斯心里很怨恨，因为登台演戏是不符合富裕公民身份的行为，他这样做会丧失骑士的体面，但他不得不服从。在舞台上，他读出了这样一句台词：“令众人畏惧者，必畏惧众人。”观众们听到这话，纷纷将头转向恺撒。拉贝里乌斯感到很满意。演出后，拉贝里乌斯得到了5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赏金，还得到了一枚金戒指，以表明他的骑士身份已经恢复。除了戏剧演出，还有体育和竞技比赛。恺撒多年前承诺为尤利娅的葬礼举行竞技活动，如今得以真正举行。赛马场上举行了战车竞赛，战神广场上搭建了临时的比赛场地，有些角斗士比赛是在广场上举行的。但这些竞技规模极其宏大，因此有些角斗士比赛是在其他地方举行的。斗兽比赛一连举行了五天，400头狮子被杀死，还有一些长颈鹿丧命，此前罗马城从来没有过长颈鹿。除了通常的一对对角斗士竞技之外，还有大规模交战，两军各有500名步兵、30名骑兵和20头战象。还有一种版本的故事说，有20头战象及其骑手互相单独打斗。此外，恺撒还在台伯河右岸挖掘水道，建造湖泊，进行了一场海战表演。恺撒要让所有这些庆祝活动比罗马历史上曾有过的任何活动都更宏伟、更壮观。
城市挤满了前来观看庆祝活动的人群。很多人居住在所有能找得到的空地上搭建起来的帐篷里。据苏埃托尼乌斯说，有些人，包括两名元老，在拥挤的人群中被踩踏而死。这些活动成本惊人，举行这些娱乐活动和游行本身就要花费巨款，此外恺撒还利用这些机会慷慨赏赐群众。在凯旋式结尾，恺撒给了他的每一名士兵5000迪纳厄斯，这比一名罗马军团士兵服满十六年兵役能得到的军饷还要多。每位百夫长得到1万迪纳厄斯，军事保民官和长官们（大多数属于骑士阶层）每人得到2万迪纳厄斯。他实际给出的赏金可能比他在内战期间向将士们许诺的还要多。他还慷慨大方地赏赐了平民百姓，尤其是罗马城的穷人。每位平民得到100迪纳厄斯，以及一些小麦和橄榄油。有些士兵对此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觉得财富都是他们挣来的，因此不愿意与平民分享。毫无疑问，饮酒和节日气氛使得这种不满情绪愈发高涨，导致出现了一次暴乱。恺撒过去面对士兵哗变时不肯让步，如今更不愿意妥协。他命人将一名暴乱士兵带走处决。另外两人在仪式上被大祭司团和玛尔斯祭司斩首。这种仪式的地点是战神广场，我们对其具体含义不甚了解，但两个首级被带到广场，在雷吉亚附近示众。秩序恢复了，庆祝活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恺撒始终是个擅长组织和安排表演的人，他不仅考虑了表演的节目，还考虑了观众们的观看体验。在好几场表演中，他命人搭建了丝绸遮阳篷，为观众提供阴凉。
奖赏与安排
总的来讲，群众对恺撒的凯旋式、庆祝活动和竞技表演非常满意，尽管狄奥说一些人看到角斗士比赛中大规模流血的惨状，感到莫大的震惊。独裁官在观看这些比赛时还会阅读信函，并向书记员口述，这让群众不高兴，不过也说明他的工作极其繁忙。恺撒打了这场内战，不是为了改良共和国。不管西塞罗等人后来是怎么说的，没有证据表明恺撒的目的就是在自己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里独揽大权。内战前夕他想要的是当执政官，无疑也打算在自己的十二个月任期内开展新的立法。然而，他（至少在他自己看来）被迫打了一场内战，而胜利给他带来了比他之前想要的大得多的权力。在前46年，他第三次担任执政官，随后在前45年和前44年又第四次、第五次担任执政官。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同时还是独裁官，并拥有元老院授予的其他一些权利。他不是始终在罗马，因为内战的最后一场战役于前46年11月发生在西班牙，他直到次年夏天才返回意大利。这使他的立法和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尤其令人惊讶。恺撒勤于政事，孜孜不倦，虽然他的助手（如奥庇乌斯和巴尔布斯）肯定承担了制定法律的大量细致工作，但基本的理念似乎都是恺撒自己的。恺撒致力于立法的时间很短暂，所以一些项目从来没有真正开启，而更多项目在他去世时还没有完成。我们并不能确定他究竟做了哪些事情，而要判断他的意图就更难了。他遇刺身亡后，他的支持者和暗杀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新的内战，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都对他的长期目标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
让这一切显得愈发费解的是，到恺撒的养子屋大维（后来被称为奥古斯都）成为罗马的第一位皇帝时，内战才结束。他被恺撒收养之后，正式名字就变成了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屋大维阿努斯。这意味着，不管是恺撒还是他的养子通过的法律，都被称为《尤利乌斯法》；不管是恺撒还是奥古斯都建立的殖民地，都叫尤利乌斯殖民地。因此，如果某项法律只有名称保存至今，而不知道具体时间，那么我们就无法判断它究竟是恺撒颁布的，还是奥古斯都设立的。尤其让人糊涂的是在有些情况下，奥古斯都执行了恺撒的设计方案，但在其他问题上，他的想法和恺撒的想法迥然不同。如果要详细讨论每一项可能是恺撒采纳的措施，就需要很长的篇幅，而且会让我们离题万里。所以，下面是一番概述，集中讨论一些被普遍认为是恺撒做出的举措。
很显然，恺撒拥有极大的权力。但关于他的总体目标究竟是什么，学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识。有些学者将他视为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看清了共和国面临的问题，知道共和国的体制再也不能应对已经发生变化的形势，并且理解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某种形式的君主制。他的计划不仅包括政治上的改变，还极大地改变了罗马和意大利其他地区的关系，以及意大利（包括罗马）与各行省的关系。恺撒在前48年写给梅特卢斯·西庇阿的一封信中称，他想要的仅仅是“让意大利安定，让各行省和平，让罗马的势力安全”。有些学者将这句话视为一种明确的施政纲领。而不认同此种观点的学者则会说，这仅仅是内战厮杀正酣时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已。在这些学者看来，恺撒不是一位激进的改革家，而是一位非常保守的贵族，他在共和国体制内追寻荣耀与地位，最终获得了权力。在这样的传统雄心壮志的驱动下，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控制了罗马之后该做些什么。若以这种观点来考量，恺撒数不胜数的改革（处理了范围极广、五花八门的问题）恰恰说明他没有一个统一的方针政策，也没有宽泛的计划。恺撒对如此之多的问题修修补补，恰恰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让自己保持忙碌，误以为活跃就是一种成就。上述两种观点都太极端了，大多数学者采取了介于二者之间的较为合理的态度，但在重新考量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证据。
恺撒接手的不是一个运转正常的共和国。内战扰乱了整个罗马世界，但早在内战之前的很多年里，共和国的机构就已经难以应付动荡和凶暴的政治斗争。尊重传统固然重要（我们不必过于纠结恺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感到尊重传统的重要性，因为他知道这在其他人眼中的重要性），但也必须尽快找到务实的新政府体制，进行有效的统治。另外，人事安排也始终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些人曾为他作战，因此需要奖励；有些人曾反对他，现在恺撒要么以慷慨和仁慈来争取他们，要么严酷地审判他们。前46年秋季，恺撒开始了他的殖民计划，为他的老兵们提供农场。他打算用公共土地来安顿他的老兵，或者没收那些已死或拒不悔改的庞培派的土地。即便如此，土地仍然不够，必须以恰当的价格来收购更多的土地。正如恺撒对哗变士兵所说的那样，他急于避免苏拉向其士兵分配土地时造成的动乱和艰难。起初，似乎只有那些服役期满的士兵才能退役并得到土地（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士兵在军中的比例是多少），其他人只能继续服役到期满。土地分配主要是在意大利，但也有老兵被安顿在北非和外高卢，例如纳尔博的殖民地似乎得到了扩建。就像恺撒在纪念凯旋式时不仅向士兵，还向罗马人民赏赐金钱一样，他的土地分配计划也开始包括平民。他在各行省建立了一些殖民地，还筹建了更多的殖民地，预计将会迁移和安顿8万人。盖乌斯·格拉古曾计划在迦太基原址建立一个殖民地，如今这个计划被实施了；在科林斯原址（科林斯像迦太基一样，也被罗马人摧毁了，时间是前146年）也兴建了一个新的居民点。有些情况下，新居民点的选址是为了惩罚那些在内战中曾经反对他的社区，但即便如此，惩罚也不算特别严厉。整个殖民计划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土地测量员去往所有接受论证的地区，调查土地的真实产权情况，然后划分地界，将其分配给新人。在这项工作的每一个阶段，恺撒和他的幕僚似乎都愿意听取利益相关方的请求。西塞罗成功地为伊庇鲁斯的布特罗图姆社区争取到了豁免权（即不会向当地安置移民），他的朋友阿提库斯在那里拥有产业和利益。恺撒土地分配项目的目标是尽可能满足老兵和平民移居者的要求，但同时避免对殖民地所在的地区造成太大的负担，尤其是在当地人有影响力较大的朋友的情况下。
平民派政治家向公民们分配土地已经是悠久的传统，在格拉古兄弟很久以前就有过这样的事情。恺撒的土地法是他前59年立法工作的基石，现在他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便以比当年大得多的规模继续这项事业。他奖赏了他的士兵，同时也将罗马人民中一个潜在的危险群体迁出了罗马城，给了他们谋生和养家的手段。在政治上，他获得了利益，让许多人欠了他的人情、对他感恩戴德，但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富裕公民的数量。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恺撒和许多同时代人都感到，殖民计划利国利民，也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在前59年，就连加图也认为，恺撒提出的土地法唯一不对劲的地方就是提出它的人。但这些工程的规模极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到恺撒去世时，他的计划只落实了一小部分。他的那些雄心勃勃的计划，比如排除庞朴丁沼泽的水，并将其转化为良田，只存在于理论阶段，没有实际进展。但是，这些计划的确说明恺撒打算进行更多的土地分配，也就是说他非常努力地改善更多穷苦公民的生活条件。另一项没有实际执行的计划是改变台伯河的河道，改善水上交通，并保护罗马城容易被水淹的部分。
军官们，尤其是军事保民官和百夫长们，也从土地分配中受益。恺撒的那些地位较高的追随者们得到了高官厚禄的奖励，导致传统的行政长官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前47年，他将裁判官的数量从八人增加到十人。次年秋季，在他从阿非利加返回和远征西班牙之间没有足够的时间举行大多数的选举。因此，当他于前45年10月从西班牙返回后，他立即在当年的余下时间选举了14名裁判官和40名财务官，有16名裁判官和另外40名财务官于前44年1月1日上任。与此同时，他辞去了前45年的执政官职务，这一年只有他一人担任执政官，没有同僚，就像庞培在前52年最初几个月那样。他的军团长费边和特雷博尼乌斯被选为这一年余下时间的补任执政官。尽管元老院授予恺撒直接任命行政长官的权力，他还是仅仅做出推荐。他推荐的人选名单会在相应的选举会议上被朗读公布：“独裁官恺撒致（部落名）。我推荐某某人担任某官职，请诸位投票表决。”他推荐的人总是能够当选，很有可能没有人敢于参加竞选，与恺撒青睐的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恺撒的这种做法保全了正当的程序，但他显然需要将高级行政长官的职位授予自己的众多追随者，这就产生了矛盾。费边·马克西穆斯去看一场戏时，传令官高呼执政官驾到，观众们却高声疾呼：“他才不是执政官！”费边在自己任期的最后一天早上去世了。恺撒得知此消息时正在主持一次选举次年财务官的部落会议。他改变了计划，让群众按照百人会议的模式聚集起来，选举了一位新的执政官。正午之后不久，他在高卢时的另一名军团长盖乌斯·卡尼尼乌斯·莱比鲁斯被选为执政官，因此这位新执政官的任期只有几个小时。几天后，西塞罗开玩笑说：“卡尼尼乌斯担任执政官期间，没有人吃午饭。但在他任上没有发生任何坏事，因为他的尽忠职守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他整个执政官任期上，他从来没有睡过觉。”据说当时西塞罗敦促所有人冲上去，抢在卡尼尼乌斯任期结束前恭喜他。私下里，西塞罗觉得此事是莫大的悲剧，而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
恺撒挑选的执政官们在其任期内几乎都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即便他们有行动自由，而不是仅仅作为推动恺撒立法的工具，他们也根本没有机会有所作为。但他们获得了执政官的尊严和象征意义。恺撒甚至将执政官的地位授予十名从未担任过这个职务的前任裁判官，因为他需要奖赏许多追随者，时间却很有限。如此迅速地免职和指定新人并不违法，但是没有任何先例，而且极大地损害了这些官职的尊严。其他职位的戏剧性增加也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些职位的贬值，但从务实的角度看，这些做法也是有道理的。苏拉将裁判官的数量固定为八人，因为这已经足够为当时共和国控制的行省提供总督人选。此后，罗马通过征服和吞并大幅扩张，因此的确需要更多的行政长官来管理新的行省。当选财务官的人会自动获得元老身份，于是每年要增加至少四十名新元老。恺撒还获得了自行斟酌授予元老和贵族身份的权力。
甚至在内战造成动荡和损失之前，监察官的机制就已经无法正常运作，在接纳新元老问题上也无法达成一致。这往往是由于几位监察官之间的争吵。所以，元老院的人数急剧下降。恺撒任命了数百名新元老，弥补了元老院的损失，然后大幅增加了元老数量。苏拉当年将元老人数扩大了一倍，达到约600人；到恺撒去世时，已经有约800～900名元老。其中有些人是一度被逐出元老行列的人，或者那些因为支持马略而被排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人。大多数新元老来自地位稳固的骑士家族，包括意大利各地的很多贵族，但也包括一些前任百夫长。还有一些来自意大利之外的公民家族的人，包括一些来自内高卢（或许还有外高卢）的人。当时有人开玩笑说，“蛮族”脱下了长裤，披上了托加袍。还有人在广场上乱涂乱画，鼓动大家不要告诉这些新元老去元老院议政厅的路怎么走。不过事实上这些刚成为元老的“外国人”不大可能不会讲流利的拉丁语，也不大可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在文化上与真正的罗马贵族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恺撒的一些任命可能不太合适。前文已经讲到，恺撒曾说如果帮助他的是罪犯，他也会奖赏他们。被他任命为行省总督的一些人后来被以腐败和敲诈罪行起诉，并被定罪。其中之一是未来的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他在塔普苏斯战役之后被留下执掌阿非利加行省。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坚称自己是清白的，或许他真的是比较天真，而不是腐败。另外一名以残忍著称的忠实追随者想得到一个行省，但被恺撒拒绝。恺撒给了他一笔赏金。但总的来讲，恺撒接纳的新元老和元老院的旧成员没有什么不同。在过去，罗马的许多最古老、最高贵家族的后裔同样常常表现出腐化、卑鄙、无能的罪行。对恺撒如此扩大元老院的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指控是，他这么做使元老院人数太多，无法在广场上进行正常的辩论。这是有道理的，但在恺撒余后的岁月里，要处理的政事极多，只有一小部分在元老院进行了辩论。事情往往是由恺撒及其谋士闭门决定的，然后公布出去；表面上假装是元老院发布的，甚至编造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西塞罗惊讶地发现，外省的一些统治者或社区写信给他，感谢他投票支持他们的请愿。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些事情，肯定也没有参加过讨论这些事务的任何会议。要决断的事情太多，根本没有时间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处理。但有意思的是，恺撒确保他的决策被以正确的传统方式公布出去，尤其是发布给遥远的社区，那里的人们不可能知道，这些决策其实是恺撒的一言堂。奥庇乌斯和巴尔布斯是他在这些工作中的主要助手，两人在恺撒在世时都没有成为元老。尽管恺撒及其盟友处理政事的方法是史无前例的、违反宪法的，但即便是他的批评者也承认，恺撒等人的行政决策一般都是恰当且合理的。
很多曾经的庞培派，包括西塞罗，得到了恺撒的宽恕，如今和恺撒的支持者一同坐在元老院里（至少是在元老院真正开会的时候）。起初西塞罗决心不参加任何辩论，集中精力于写作，而不是政治。塞维利娅的儿子布鲁图斯之前也是庞培派，但他如今比较活跃，被恺撒派去管理内高卢，可能是以资深裁判官的身份，不过他从来没有担任过裁判官。他的妹夫卡西乌斯大约在这个时期也接受了军团长的职位。其他的一些庞培派人士已经停止作战，但还没有正式向恺撒投降并接受裁决，因此不能擅自返回意大利。于是，他们流亡海外，等待亲戚朋友帮他们说情。据传闻，恺撒喜欢让曾经最为激烈地反对他的人等待，迟迟不对其做出裁决，好让这些人长时间如坐针毡，以此作为对他们的惩罚。其中之一是前51年执政官马尔库斯·克劳狄·马凯鲁斯，是他开始了对恺撒地位的集中攻击，并且用鞭子抽打和驱赶诺乌姆·科姆的行政长官。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推动了内战的爆发，不过他没有积极地参加内战。即便如此，他仍然不肯直接写信向恺撒求饶。为马凯鲁斯求情的人包括恺撒的岳父皮索、马凯鲁斯的堂兄弟（前50年的执政官，恺撒甥孙女的丈夫），以及其他一些参会的元老。恺撒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于是西塞罗打破了沉默，发表演讲，颂扬恺撒“以元老院的权威和共和国的尊严为重，摈弃个人恩怨和猜忌”的义举。不久之后，他发表了另一次演讲，这次是在广场而不是在元老院，敦促恺撒允许昆图斯·里加卢斯结束流亡、重返罗马。据普鲁塔克说，在西塞罗开始演讲之前，恺撒公开宣布，里加卢斯是他的敌人，不配得到宽恕。尽管他（恺撒）心意已决，但还是愿意听听西塞罗的话，因为西塞罗的精彩演讲会给他带来极大的愉悦。最后，恺撒被西塞罗的演讲感动落泪，立刻赦免了里加卢斯。之前的庞培派逐渐返回了罗马，其中一些是非常显赫的人物，至少部分人得以重返政坛。但马凯鲁斯未能回国，他还没来得及享受恺撒的宽恕，就在一场家庭纠纷中被自己的一名家人杀害了。另外，越来越多在内战期间保持中立的人开始在恺撒的统治下出任官职，比如著名的法学家塞尔吉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弗斯，他去希腊当了总督。西塞罗继续活跃地抛头露面，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很乐观，还建议恺撒努力恢复共和国的正常运作。
大整顿
恺撒的殖民计划让罗马城的很大一部分居民迁走了，但他也非常关心留下的那部分居民的生活，努力去改善和管理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仔细审查了向公民发放免费粮食的制度，认为此制度容易被滥用，而且经管不利。他下令对罗马城居民进行人口普查，逐条街道地统计人口，并利用地主提供的佃户人口信息。随后根据这次普查的结果，他主持重新计算了有资格领取免费粮食的人数。这样的人口数量从32万下降到了15万。新的数字被固定下来，并建立了新制度，一旦有人死亡，名单出现空缺，就由裁判官增添新的有资格领取免费粮食的人。那些被取消免费领取粮食资格的人可以在恺撒的建筑工程里找到一份工作，领取薪金。他的这些工程持续进行，规模宏大，以战神广场上的围场和新的广场建筑群为核心。除了奢华的表演和竞技之外，恺撒还找到了其他方法为罗马城造福。他很可能受到了在希腊化城市看到的东西的影响，尤其是在亚历山大港。他向任何愿意到罗马工作的医生或教师授予公民权。他直接效仿亚历山大港的著名图书馆，命令在罗马建立一所类似的学术中心，并指派著名学者特伦提乌斯·瓦罗（曾经在西班牙的庞培派将领）负责搜集拉丁和希腊文学。恺撒的另一项工程是编纂罗马法律，但此工程可能当时并没有开始，到几个世纪之后才真正得以实现。
恺撒影响最持久的工程之一是重新编纂历法。在这方面，他也受到了希腊化世界的影响。他委任亚历山大港天文学家索西琴尼主持新历法的计算工作。根据罗马现行的历法，一年有355天，最初是根据月相周期计算的，需要不断地修正。为了让官方历法能与自然季节一致，大祭司团（恺撒是其中最高级的祭司）要负责给每一年增添闰月。这种历法非常让人头痛，而且容易受到政治操纵，比如可以延长盟友的公职任期。西塞罗担任奇里乞亚总督的时候非常害怕有人会这么做，来推迟他离开行省、返回罗马的日子。到内战时期，历法已经比实际的季节早了大约三个月。恺撒新历法的逻辑性更强，他的目的是让历法不需要每年修正也能正常运行。前46年2月底的时候，恺撒已经为当年增添了一个长约三周的闰月。后来在11月和12月间又增添了两个闰月，于是这一年最后一共有445天。这是为了让新一年（前45年）的1月1日从太阳周期的恰当时间开始。儒略历的月份不等长，但加起来一共是365天。每四年添加一个闰日，而不是一整个闰月，加在2月23日之后。这种历法被东正教沿用至今，但在16世纪，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命人对其做了细微修改，成了所谓的格列高利历，也就是今天广泛使用的公历。恺撒的历法改革很实用，除去了混乱和政治操纵的可能性。它还为每年增加了10天，这10天都是可以执行公共事业（如元老院开会或召集公民大会）的日子。尽管如此，还是有迹象表明，有些人对新的历法抱有怨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颁布新历法的恺撒心怀不满。有一次，有人对西塞罗说，天琴星座应当在次日升起。西塞罗讥讽地说，星座的升起需要遵照官方命令。
恺撒对规章制度很关心，它的很大一部分都属于罗马的传统。在过去，为了限制罗马精英阶层的奢靡浪费，罗马曾经颁布过许多禁止奢侈的法律。恺撒也通过了一部这样的法律，除了被特别指明的一些人和群体在特定日子之外，任何人不准坐轿子，不准穿紫色衣服，不准佩戴珍珠。许多来自异国的贵重食品被禁止了，恺撒还派人到广场周边检查商店出售的货物。甚至有故事说，士兵们闯进民宅，没收餐桌上的违禁食品。从长远来看，他的这项法律和之前的类似法律一样，影响甚微。他这么做的目的部分是政治上的，是为了防止潜在的竞争对手（或者至少是潜在的扰乱局势的政客）通过奢侈的娱乐来展示自己的财富、笼络人心。他或许还希望城里的商人们将精力集中在提供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外国奢侈品上。但就连恺撒自己也不指望大家在他背后也能认真遵守这项法律。恺撒颁布这项法律的另外一个原因或许是希望恢复传统的节俭品质（罗马人常常赞扬这种品质，只是很少有人真正去那么做）；不过如果他真的这么想，就有些讽刺了，因为恺撒本人就是有名的珍珠和艺术品收藏家。狄奥还告诉我们，恺撒奖励那些拥有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以鼓励生育、提高生育率。受到他的禁奢令影响的不仅仅是那些买得起奢侈品的富人，他还禁止了罗马城的行会和同乡会之类的社团组织。克洛狄乌斯那样的政客曾利用这些组织作为打手，为其实现政治目的服务。此项法律的唯一例外是合法的协会。罗马的犹太居民的会堂聚会得到了明确的豁免。20岁～40岁的罗马公民被禁止在国外连续停留超过三年，除非是作为军人或者执行其他公务。元老子弟们受到了格外关注，他们被禁止出国，除非是在一位总督的幕僚中服务或从军。我们不是很清楚这些法律的目的，不过对年轻贵族的限制可能是为了防止他们加入反政府武装集团，从而连累家人。恺撒的其他法律更为实用，比如清扫罗马的街道，以及维持城市的行政和基础设施正常运转。恺撒的措施带有平民派的意味，但他的改革都并不极端。他努力让社会的不同阶层都受益，并且显然竭力避免让某个群体获得过多利益以至于危害其他群体。
恺撒关心的不仅仅是罗马城。他或许是记起了斯巴达克斯起义，立法规定意大利南部大庄园的劳动力必须至少三分之一是自由人，而非奴隶。有人认为恺撒还为意大利各城镇和自治市的宪法制定了范例，但这个问题的争议很大。他可能对这样的事情感兴趣，而且其立法的很大一部分似乎的确要用于意大利和各行省。他在地中海周边作战的很大一部分时间用来调解纠纷，以及确认或修改涉及各行省社区和君主的法规。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些场合中，征集资金是他主要关心的问题；但他也热切地希望这些地区安定和平，哪怕仅仅是因为不满情绪可能导致这些地区造反，从而对他的政敌有利。在他政治生涯的早期，他曾经因起诉腐败的行省总督而闻名，后来他第一次担任执政官时，还通过了规范这些行政长官行为的法律。当上独裁官之后，他对行省总督施加了更多的限制，其中最重要的限制之一是将资深执政官级别的总督任期定为不得超过两年，而资深裁判官级别的总督任期不得超过一年。狄奥认为，他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其他人效仿他，但即便是批评者也认为这种措施是非常有道理的。
西班牙战役，前46年秋～前45年春
恺撒对一个总督的不恰当任命，导致了内战的最后一场大战役爆发。昆图斯·卡西乌斯·朗基努斯曾作为财务官在西班牙服役。恺撒击败阿弗拉尼乌斯和佩特列乌斯之后，将卡西乌斯留在外西班牙行省担任总督。卡西乌斯贪得无厌，性格暴虐，导致行省居民和他自己的部队都非常憎恶他。这导致了叛乱和军队哗变，许多人公开宣称投奔庞培派。卡西乌斯遭到刺杀，但活了下来，后来决定逃跑。载着他和他的战利品的船不幸倾覆，他葬身于大海。在此之前，恺撒已经得知他的不端行为，并派人去接替他，但为时已晚。庞培的儿子格奈乌斯和塞克斯图斯很快抵达西班牙，争取当地人的支持，而西班牙与他们的父亲曾有过很多联系。塔普苏斯战役之后，拉比埃努斯和其他逃亡者也到西班牙与他们会合。恺撒起初觉得这是小菜一碟，他的军团长就能消灭庞培军队，不需要他亲自出马。到前46年11月底，他判断自己的军团长掌控不了大局，于是亲自出征。如前文所述，这一年没有选举任何高级行政长官，于是他将罗马交给骑兵统帅李必达负责，由八名指定的高级军官辅佐他，但大多数日常工作是由奥庇乌斯和巴尔布斯处理的。不到四周内（苏埃托尼乌斯说是二十四天，但其他几份史料说是二十七天）恺撒便抵达了位于外西班牙的战区。为了让自己保持忙碌状态，他不仅坐在马车上处理日常事务，还创作了一首题为《旅行》的诗。格奈乌斯·庞培没有他父亲的军事才华，但他是个坚忍不拔的人，现在拥有13个军团的大军，还有众多的辅助部队。恺撒率军前往西班牙之后，有人担心即便他取得了多次胜利，如今他仍然可能失败，因为他只调集了8个军团，其中只有2个有作战经验，即第五“云雀”军团和第十军团（已经有一些服役期满的老兵离队）。那些曾经为庞培效力而如今与恺撒和好的人也非常紧张，因为格奈乌斯是个暴躁易怒的人。前45年1月，卡西乌斯（布鲁图斯的妹夫和未来的反恺撒密谋者）写信给西塞罗，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现在重新来谈谈关于共和国的事情，即西班牙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真的很担心，宁愿留在仁慈的旧主人身边，也不愿意要一个残忍的新主人。你知道格奈乌斯多么蠢；你知道，他误以为残忍就是勇气，他还以为我们老是嘲讽他。我担心他会像个农夫一样，用剑来报偿我们说的笑话。
恺撒的军官们记述了此次战役，称之为《西班牙战争史》，但这是增补恺撒《战记》的著作中水平最差的一部。这些军事行动的很多细节都模糊不清，我们在此做一个简单的概述就足够了。恺撒抵达西班牙后得知，敌军攻打乌利亚城已经有几个月时间了。乌利亚是仍然忠于恺撒的地区的唯一一座重要城镇。为了减轻乌利亚的压力，他立即率军进攻行省首府科尔多瓦。防守这座城市的是塞克斯图斯·庞培，他的求援很快让兄长及其主力部队离开了乌利亚。恺撒的军队安顿下来，准备在冬季围攻科尔多瓦。格奈乌斯追踪和骚扰恺撒军队，但不肯正面交锋。条件非常艰苦，从这场战役一开始，双方都表现得极端凶残。恺撒认为科尔多瓦太牢固，难以攻克，而且留在原地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于是选择撤退，改为攻打较小的阿特瓜城。格奈乌斯追了上去，但仍然不肯正面对垒。恺撒军队的围攻取得了很大进展，很快就发现阿特瓜的许多居民希望投降。于是，驻守阿特瓜的庞培军队将所有被怀疑想投降的人及其亲眷全部带到城墙上，尽数屠杀。即便如此，格奈乌斯仍然无法保住阿特瓜，最后阿特瓜守军于前45年2月19日投降。行省的各社区开始纷纷向恺撒投降，庞培军队也不断有逃兵加人恺撒阵营。格奈乌斯的回应是处决那些可疑分子。将近2月底的时候，恺撒的士兵抓获了敌军的四名侦察兵，将其中三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是奴隶。第四个人是罗马公民，被斩首了。格奈乌斯撤退了，恺撒追了上去，逼近了乌尔索城（现代的奥苏纳）。敌军驻扎在大约6里外的蒙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