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71年，庞培三十五岁，但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民选官职，而且仍然属于骑士阶层，因为他从来没有被吸纳进元老院。他宣布将参加次年执政官的竞选，这直接违背了苏拉对从政的规定。苏拉的政策确认了之前的相关立法：参选执政官的人必须符合的条件是年龄不小于四十二岁，并且已经担任过财务官和裁判官。克拉苏大约在同一时期也宣布准备竞选，他符合年龄的要求。庞培到目前为止的履历完全与苏拉制定的规则相左。克拉苏和庞培各自带着自己的军队驻扎在罗马城外，这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他们在等待举行自己的小凯旋式和凯旋式。双方都没有公开地威胁对方，但自从苏拉率军进攻罗马城消灭了自己的政敌以来，人们一直担忧其他人会效仿苏拉。庞培和克拉苏暂时搁置了互相之间的芥蒂，联合竞选执政官，很少有人愿意反对他们。克拉苏显然是凭借镇压奴隶起义的成功获得了这个官职，而庞培被许多民众奉为英雄。让并非元老的人获得这个身份并同时成为执政官，是一件不合规矩的事情；但如果让一个已经连续担任多个高级指挥官职位的人再去当下级行政长官，也很荒唐。元老院免除了对他们的年龄和其他方面的资格要求——他们都需要在不进城的情况下参加竞选，因为他们如果要进城就必须交出军权，而交出军权则意味着解散各自的军队。一旦解散了军队，他们就没办法举行凯旋式。于是，庞培和克拉苏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为执政官。
苏拉在自己制定的从政规则之外，允许庞培保有一个颇不符合常规的地位。在随后的年月中，元老院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向这种违规行为发出挑战。共和国体制中始终存在一定的灵活性，尤其是在军事危机时期。授予庞培的超乎寻常的荣誉和破格晋升是针对他个人的，并不意味着规章制度已经被摈弃、所有人都可以效仿庞培。即便是在当选之前，庞培和克拉苏也已经宣布，他们打算废除苏拉制度中的一些关键要素。他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了平民保民官的传统权益和权力。这是广得民心的措施，所以恺撒在担任军事保民官期间支持这项事业。前70年，奥雷利娅的一位亲戚卢基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通过了一项措施，解决了争议极大的陪审团构成问题，无疑也得到了庞培和克拉苏的批准。从此刻到共和国覆灭，陪审团成员由三个阶层的成员组成——元老、骑士和仅次于骑士的有产阶级，而且三个阶层在陪审团中人数均等。这项措施也颇得民心，被认为是一个理智的妥协方案。这一年选举产生了两名监察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另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两名监察官都是前72年的执政官，都曾被斯巴达克斯打败，但这并没有严重影响他们此后的仕途。尽管人口普查要在一年多之后才能完成，但登记在册、有投票权的男性公民的数量已经激增。上一次未彻底完成的人口普查是在前85年举行的，当时仅有46.3万名公民，而新的数字已经差不多翻倍，达到91万人。作为普查的一部分，监察官还负责审核和修订元老的花名册，增添新元老，并将行为不端或有道德问题而不适合继续指导共和国的人罢免。多达64人受到了这样的惩罚。
尽管庞培和克拉苏联手竞选执政官，而且合作恢复了平民保民官的职权，但他们互相的憎恶和嫉妒很快就浮出水面。较年轻的庞培新官上任便耍了一番富丽堂皇的排场。他在同一天之内做了三件事情：就任执政官、加入元老院和举行凯旋式。然后，新的监察官决定恢复一种老式仪式（无疑受到了庞培的极力鼓动）：让骑士们佩带兵器策马列队行进，以展示自己承担传统义务（在罗马军队中担任骑兵）的决心。盛典进行之时，庞培威风凛凛地驾到，前方由十二名伺候执政官的执法吏开道，引导他走到监察官面前。监察官按照仪式规矩正式地询问他有没有对共和国尽到义务。庞培声若洪钟地答道，无论罗马需要他去哪里，他都在那里为罗马效劳，并且可以始终独当一面。群众欢呼雀跃，监察官陪伴他走到自己家中。这是一场辉煌的政治大戏，再加上他的凯旋式以及作为庆祝的斗兽和角斗表演，克拉苏根本无法与之匹敌。克拉苏的对策是将自己财产的十分之一奉献给赫拉克勒斯，并自掏腰包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宴会（餐桌多达一万张，摆满各色饮食），并向所有公民免费发放三个月的粮食。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与胜利和凯旋密切相关，上一个以这种方式庆祝军事胜利的人是苏拉。两位执政官绞尽脑汁地想要独占风头、压倒对手，他们的关系极其冷淡；到任期结束时，在一个叫作盖乌斯·奥雷利乌斯的人的呼吁下（我们对此人的其他事迹一无所知），他们才公开做了一次和解。两人卸任后都退隐了，都不愿意遵照常规在结束高级行政长官的任期之后去外省当总督。
恺撒担任财务官
对于恺撒在前71年至前70年间的活动，我们知之甚少。在庞培和克拉苏担任执政官期间，恺撒曾支持过普洛提乌斯（或称普劳提乌斯）提出的一项旨在允许流亡在外的塞多留党人与李必达党人回国的法案。恺撒发表了一次演讲，支持这项法案，这对他个人来说也很有意义；因为法案若是通过，他的内兄卢基乌斯·科尔内利乌斯·秦纳就可以回国了。这份演讲稿只有一句话保存至今：“依鄙人愚见，就我们的关系，我始终兢兢业业、勤恳行事。”对自己所在的大家族以及对朋友和门客的义务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学者推测，恺撒在这背后还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也许他曾鼓励庞培和克拉苏联手角逐执政官的职位。甚至有人推断，是恺撒安排了庞培和克拉苏的和解，因为上文提到的盖乌斯·奥雷利乌斯与恺撒母亲的家族有亲戚关系。这当然并非绝不可能，但史料不曾提及恺撒参与此事，所以这只是猜测而已。
我们知道，大约在这一时期，恺撒参加了财务官竞选，这或许是他此时主要关心的事情。前70年，他三十岁，这是符合苏拉规定的参选财务官的最低年龄。一位贵族如果在刚刚达到参选最低年龄的那一年当选，那是一件特别荣耀的事情。因此，恺撒极有可能在前70年秋季当选了20名财务官之一，并于前69年初上任。执政官的选举一般是在7月底进行，但没有固定的日期。每年有大约150天可以召开罗马公民大会，但如果增添额外的节日或进行公共感恩活动（其间不可以开展任何政务），那么可召开公民大会的日子就会减少。较低的职位如财务官，是在执政官选举后不久召开的另一种公民大会上决定的。拉票活动可能在选举一年前就开始了，但在投票前的最后24天内尤其激烈。在这期间，候选人在负责监督选举的行政长官那里正式登记之后，会换上一种特别的白色托加袍［toga candidus，意思是“纯白的托加袍”，英语中“候选人”（candidate）一词就来源于此］，好让他们在广场活动时特别显眼。候选人在熙熙攘攘的城市中心走来走去，问候其他公民，尤其是那些富裕的、有地位的，在投票中特别有影响力的人士。候选人身后一般会站着一名受过特殊训练的奴隶，称为“指名者”。当有人走近时，指名者会向候选人小声提示来人的姓名，好让候选人以恰当的方式问候他们。几乎所有候选人都依赖这种奴隶，但优秀的政治家会尽可能掩饰自己对这种辅助记忆方式的依赖。候选人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和谁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候选人拉票的时候，支持他的其他元老一般会陪伴他，这些支持者的威望有助于笼络选民。候选人的支持者还会在房屋墙壁上涂写支持他的标语，这种方式就不是那么微妙含蓄，显得太露骨了。进入罗马城的主路两侧有许多墓地，上面常有禁止在墓地涂写或张贴竞选标语的警示。
财务官是由部落会议选举产生的，即罗马公民三十五个部落的大会。如果是为了选举行政长官，而不是支持或反对某项立法，部落会议的集会地点一般是战神广场，即位于城市西北部正式边界之外的一个开阔地，主要是园林和操练场。这可能是因为在选举的时候，到场投票的人会很多，狭窄广场的人员承载量不够。候选人可能会有机会向在场选民发表演讲（但我们无法确定这一点），然后主持选举的行政长官会发出命令：“公民们，各就各位！”于是各部落的成员就集合到各自的临时围场。投票的时候，部落的每一位成员会依次离开自己部落的围场，走过一条狭窄的、较高的过道（称为“桥梁”），到负责监督每个部落投票的监票人面前。然后，选民将自己手写的选票放入一个篮子。被称为“守护者”的官员会监督着选民；这些官员随后还负责计票，并向主持选举的行政长官汇报结果。每个部落作为一个团体来投票，各部落的选择按照事先抽签决定的顺序公布。各部落的人数差距相当大，四个城市部落中即便是最穷的成员也可以轻松参加选举，不会受到多少阻碍。但现在大多数罗马公民都居住在远离罗马城的地方，所以其他部落中只有最富裕的成员才有能力或愿意旅行到罗马去参加选举。这些人的投票是非常重要的，那些目前居住在罗马城但仍然属于乡村部落的穷人的投票也很重要。尽管各部落能够到场投票的人数差别很大，但每个部落投票的权重是相同的。对一位贵族来说，赢得自己部落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恺撒所在的是法比亚部落——因此他们会努力去笼络自己部落的同胞。选举不是由总体多数票决定的，而是当空缺的职位有了足够的候选人去填充，这些候选人各自都赢得了十八个部落的支持之后，就算结束了。这的确算是多数制投票。
恺撒的胜算很大。他在法庭上表现出色，在东方还立过战功。关于尼科美德四世的丑闻，以及其他风流韵事的传言，至少使他声名远播，当然奇装异服也起到了这个作用。他的家族不属于元老院的内层贵族圈子，但尤利乌斯·恺撒家族在近些年也出了一些行政长官。其中一些人来自家族的另外一个分支，但这仍然意味着恺撒家族的名字始终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他母亲的亲戚们在政坛春风得意，最近五年出了两名执政官，还有一人在前70年担任裁判官。每年要选举产生二十名财务官，这是最容易当选的职位了。意大利人获得公民权之后，许多富家子弟来到罗马，希望进入政界，但根基牢固的罗马贵族世家成员不必害怕这些人的竞争。恺撒顺利当选了。这是个很重要的时刻，因为苏拉的政治改革保证了所有财务官都自动获得元老身份。财务官负责一系列财务和行政工作，但大多数财务官都兼任一位行省总督的副手，而行省总督一般是前任执政官或前任裁判官。于是，恺撒被派往外西班牙，即位于伊比利亚半岛最西边的一个省。
前69年，在离开罗马之前，恺撒在家庭生活方面遭到了两次打击：他的姑姑尤利娅和妻子科尔内利娅相继去世。贵族家庭的葬礼都会大操大办，利用这个机会来宣扬整个家族的丰功伟绩，提醒选民们，他们曾有过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将来又会如何前程似锦。出殡的队伍中有身穿官袍、面戴祖先面具的演员。队伍先走到广场，在那里会有人在演讲台发表演讲。波利比乌斯告诉我们：
……致悼词的人讲完死者的生前事迹后，会叙述他的祖先（他们的形象会由在场的演员来饰演）的成功业绩，从最古老的远祖开始讲。通过这种方式，通过不断重述勇士们的美名，那些曾经缔造丰功伟绩的人能够永垂不朽，而那些为祖国做过贡献的人也能威名传扬，成为留给后人的遗产。
在尤利娅的葬礼上，恺撒站在演讲台，讲到了她显赫的祖先（尤利乌斯氏族是女神维纳斯的后嗣），以及她母亲的家族与上古先王的关系。这些话是在提醒前来送葬的人们，他的血统是多么古老而高贵。比较有争议的是，他在送葬队伍中加入了象征马略胜利的纪念物，或许还让一名演员扮演马略。苏拉曾禁止公开尊崇他的竞争对手，但在场的人当中只有少数几个表示了抗议，而且在遭到其他人的斥责后就闭嘴了。苏拉虽然打赢了内战，但并没有争取到许多民心，甚至在罗马精英阶层中也有很多人不买他的账。罗马公民们对他的所有决策并非照单全收，比如恢复保民官的权力得到了广泛支持就是一个例证。在很多罗马人心目中，马略仍然是一位伟大的英雄，他让在阿非利加受挫的罗马人重新扬眉吐气，又从北方蛮族的威胁下挽救了意大利。西塞罗曾严厉抨击马略在内战中扮演的角色，但在自己的演讲中常常热情洋溢地讴歌马略对朱古达和辛布里人的胜利，因为他知道听众一定会赞同。恺撒宣扬马略功绩的姿态受到了普遍欢迎，他强调自己与这位大英雄的紧密联系，也有助于赢得民众的好感。
贵族世家的老年贵妇去世后得到一场风风光光的公开葬礼，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恺撒授予科尔内利娅同样的荣耀，就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了。据普鲁塔克说，恺撒是第一个为如此年轻的女人公开举办盛大葬礼的罗马人。这个姿态也非常得民心，很多人把这视为一个心地善良的男人的哀恸表达。虽然在世人眼中，罗马人的特质就是严峻而冷淡，但其实他们常常颇为多愁善感。葬礼就像贵族生活的许多环节一样，也是公开举行的，对政治也会产生影响。在恺撒的青年时代，没有亲近的男性亲属去世，因此在这层意义上说，姑姑和妻子的葬礼也是一个自我宣扬的良机。恺撒抓住了这个机遇，尽其所能地加以利用。这并不是说他的哀恸是虚伪的，因为在罗马，情感和政治常常可以和谐共存。他与科尔内利娅的婚姻很成功，或许也是非常恩爱的。但史料并不能证明，他是在妻子去世后才开始寻芳猎艳；妻子还在世的时候，他极有可能已经有了几段私情。我们不知道他在科尔内利娅的葬礼队伍中有没有展示岳父秦纳的纪念物，就像前不久在尤利娅的葬礼上展示秦纳的盟友马略的纪念物那样。马略更能触动广大群众的情感，因此对恺撒来说，他与马略的关系重要得多。
前69年春季或初夏，恺撒动身前往外西班牙，可能是和他即将为之效力的总督安梯斯提乌斯·维图斯一起去的。总督们常在已经当选的财务官中挑选自己中意的人选。有可能是维图斯将恺撒挑到了自己的幕僚当中，他们可能之前就有交情。两人交情甚笃，七年后，恺撒在卸去裁判官职务并开始就任外西班牙总督的时候，提携维图斯的儿子做自己的财务官。财务官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主管行省的账目，但他有可能被派去作为总督的代表，参加五花八门的活动。总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周游各个主要城镇、听取请愿申诉、解决问题以及主持司法工作。维图斯派遣恺撒去一些地方处理了司法事务。恺撒很好地完成了所有任务，二十多年后，当地人还会记得恺撒对他们的贡献。担任财务官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在外省的权贵显要中收纳许多门客。
我们知道，恺撒是在西班牙任职期间第一次受到了癫痫病的折磨，但我们不知道这是在前69年，还是他于前61年～前60年担任行省总督的时候。在他担任财务官期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尽管普鲁塔克把此事发生的时间往后推了一些），即在他造访加的斯城主持当地法庭期间。据说，恺撒在赫拉克勒斯神庙看到了一座亚历山大大帝的塑像，不禁潸然泪下，因为马其顿国王在同样的年龄已经征服了半个世界，而他却还没有什么成就。更令他心烦意乱的是，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强暴了母亲奥雷利娅。他惴惴不安地去请教一位预言家，后者将他的梦解释为“他注定会统治世界，因为被他强暴的母亲代表着大地母亲，即万物的母亲”。苏埃托尼乌斯说，正是这个梦促使他提前离开了外省，急于返回罗马政坛去奋斗。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很可能得到了维图斯的批准，因为似乎没有人批评或指责恺撒抛弃了自己的岗位。他对行省账目的审查可能已经结束了，所以他的主要使命都已经圆满完成。总的来讲，他的工作做得很好，但一位财务官的活动对罗马选民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
纪念建筑与角斗士：作为市政官的恺撒
在返回意大利途中，恺撒在波河以北高卢（波河河谷地区）短暂停留。此地是内高卢行省的一部分，这是唯一一个在意大利半岛的行省。此地的居民既有罗马和意大利殖民者的后代，也有高卢部落。到此时，这些高卢部落中的名门望族在文化上已经高度罗马化了。同盟者战争结束之后，许多社区获得了公民权，但这种恩惠只到波河一线为止，波河以北的社区仍然只有拉丁人的地位。波河以北高卢的当地人对此非常不满，尤其是富裕和有势力的人，因为他们从完整的公民权中获利最大。恺撒鼓动了当地人的这种不满情绪，因为将来他会需要富裕新公民们的选票。有人说他极力煽动波河以北高卢，几乎将其推到揭竿而起的边缘，仅仅是由于附近驻扎着一支罗马军队，才没有公开叛乱。这种说法很不具有真实性，很可能是后人附会，是基于恺撒始终企图掀起革命的论断。恺撒曾拒绝参加李必达和塞多留的叛乱，因此不大可能会自己发动一场叛乱。在他政治生涯的这个阶段，他根本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风险。
回到罗马之后，恺撒开始做的几件事情包括再婚。他的新娘是庞培娅，是苏拉的外孙女，也是昆图斯·庞培（于前88年和苏拉同时担任执政官）的孙女。因此，尽管恺撒大肆宣扬自己与马略的亲戚关系，并且支持旨在破坏苏拉政权的立法，我们仍然很难简单地把恺撒算作马略党人，也不能说他是苏拉的反对派。即便是在内战肆虐的时候，罗马的政治也很少有泾渭分明的界线。元老们结婚的时候几乎总是着眼于这门婚事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有价值的关系。我们对庞培娅的亲戚不是很了解，很难准确地理解恺撒对这门婚姻的想法，新娘能够如何帮助他的仕途，毕竟贵族家庭之间的关系网是极其复杂的。恺撒与科尔内利娅结婚时举行了“麦饼婚”仪式，第二次结婚则不是这样。我们对罗马的传统婚礼仪式相当了解，但不知道恺撒于前67年举办的婚礼是否遵循了所有规则。与罗马的私人和政治生活的绝大多数方面相同，婚礼上也要向神祇献祭，并听取神谕。按照传统，新娘要穿橘黄色拖鞋和家织的裙子，腰带上打着复杂的“赫拉克勒斯”结，让新郎在新婚之夜将其解开。如果庞培娅遵循了传统习俗，她的头发会被梳成六根辫子，并以亮橘黄色面纱遮盖。顺便说一下，如果恺撒真的成了朱庇特祭司，那么科尔内利娅离开家的时候要始终佩戴这种面纱。庞培娅会在被火炬照亮的队伍中，在亲人陪伴下从娘家走到新郎的住处，新郎会在那里等候。新娘抵达的时候，新郎家的门柱会饰有木制环，并涂上油或动物油脂。然后新娘被抱过门槛，这个习俗据说可以追溯到罗马人掳掠萨宾女人的故事。最初罗马人只能把邻近社区的女儿们抢来当老婆，因此最早的罗马新娘们是被迫来到新家的。这种习俗一直流传到现代，尽管人们一般都不会想到它所谓的起源。但罗马人的风俗与现代人不同，抱新娘的是新娘的侍从而不是新郎本人。
新郎等在门前，手执火炬，并备好盛满水的器皿，象征着他愿意为新娘提供生活的必需品。婚礼仪式一般都比较短暂。传统的仪式非常淳朴简单，新娘说出宣言：“你是盖乌斯，我是盖娅。”盖乌斯和盖娅分别是一个普通名字的阳性和阴性形式，象征着一对夫妇的喜结连理。宅邸的会客厅内摆放着一张象征性的新床，装饰华美，不过夫妻俩显然不会真的在这张床上度过新婚之夜，而是会到正式的卧室（有些希腊人相信，罗马的新郎会熄灭所有的灯，在他来到新床与新娘共度良宵之前，房间一片漆黑。据说这是对良家女子表示尊重，她不会像妓女一样，仅仅能提供肉体愉悦。或许这只是希腊人好奇地议论罗马人时讲的一个故事）。次日早上，新婚妻子第一次向夫家的家庭守护神祇（拉瑞斯和皮纳特斯）献祭。她和丈夫还会宴请宾客。
庞培娅与伟大的庞培只是远亲，两家之间非常疏远，所以恺撒的第二段婚姻并没有让他与罗马当时最伟大、最受爱戴的名将直接拉上关系。卸去执政官职务之后的两年，庞培似乎安于现状，尽管他在元老院中表现平平。到前67年，他显然在怀念胜利曾经给自己带来的万民赞颂，于是开始寻求获得一个新的指挥岗位。他到目前为止的功业辉煌灿烂，因此他不可能满足于仅仅按照常规治理一个行省，而是需要更宏伟的事业。地中海仍然饱受海盗袭扰，一位名叫奥卢斯·加比尼乌斯的保民官提议设立一个特别指挥部，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海盗问题。这并不完全算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因为元老院曾派遣前74年的执政官之一马克·安东尼（恺撒麾下大将马克·安东尼的父亲）流动作战，专门清剿海盗。但他没有取得多少成果，在前72年遭到一次惨败，不久之后就死去了。局势持续恶化，威胁到了罗马依赖的粮食进口交通线。加比尼乌斯提议的目的并不新颖，但其细节非常激进，授予新的指挥官统领数量庞大的船只和军队，以及横跨整个地中海和从海边深入内陆50里范围内的军权。他的权力至少相当于所有辖地在此范围之内的行省总督权力的总和，甚至比那还高。加比尼乌斯在其最初的提议中并没有明确提到庞培，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他显然是唯一的人选。许多重要元老反对这一措施，宣称在自由的共和国里将如此之大的权力托付给单独一个人，是个错误。和以往一样，充满惰性的元老院宁愿让严重的问题继续恶化下去，也不愿意看到有人解决问题、建功立业。
据说，恺撒是唯一一个公开表示支持此法案的元老。保民官加比尼乌斯在广场上企图说服群众支持自己的时候，无疑请了恺撒为他摇旗呐喊。公民以部落会议的形式再次聚集之后，热情洋溢地通过了这项法案。说除了恺撒之外没有一位元老支持这项法案的确是不大可能的，但恺撒可能是特别坚决、表达特别强烈的支持者之一。和以往一样，他特别注重站在得民心的决策那边，而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告诉他，海盗的威胁是多么严重。据说，法案通过之后，罗马的粮价立即跌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可见市场对庞培信心十足。许多有权势的元老为庞培完成使命提供了重要帮助，为庞培配备的二十四名军团长可谓精英荟萃。这表明，应该不是只有恺撒一个人支持加比尼乌斯的法案。庞培开始将自己的组织天赋投入实践，去解决问题。他的表现完全值得人民的信任。他将地中海划分为若干区域，仅仅几周之内就扫清了意大利以西海域的海盗。而击败困扰地中海东部的海盗的战斗也只用了比这多一点的时间。得胜如此迅速的原因之一就是，庞培很愿意接受海盗及其家眷的投降，把他们安置在肥沃的农田上，往往是在新的社区中，让他们可以自给自足，而不需要用暴力来谋生计。庞培又一次成了共和国万众敬仰的大英雄，但他狭窄的心胸又一次表现了出来。克里特的行省总督击败了该岛上的海盗，庞培却不肯承认他的功劳。这位总督的胜利只是刺激了庞培对更多荣耀的胃口。
前66年，一名叫作盖乌斯·马尼利乌斯的保民官利用庞培和克拉苏重新赋予保民官的权力，向公民大会提出了一项法案。自前74年以来，与米特里达梯六世的战争由卢基乌斯·李锡尼·卢库鲁斯指挥，前文说到，他是通过交际花普雷基娅的帮助才得到了这个职位。卢库鲁斯是苏拉的亲信，很可能是前88年苏拉第一次进军罗马时唯一一个陪伴在苏拉身边的元老。卢库鲁斯是一位勇敢且颇有谋略的将军，有着战略和战术才华，却没有足够的领导能力。在历次战役中，卢库鲁斯连续多次击败米特里达梯六世及其盟友——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但他始终不能像马略、苏拉和庞培那样赢得麾下官兵的爱戴。更危险的是，他非常严密地管制了亚细亚境内罗马商人与包税人的活动。这些群体势力很大，已经习惯了和当地总督官商勾结、剥削民众，因此他们对卢库鲁斯颇为怨恨。卢库鲁斯非常担心疏远当地居民，害怕他们会把米特里达梯六世看作将他们从罗马的压迫下挽救出来的解放者。但很多富商更看重利润，而不是这样的政治考虑。于是从前69年起，卢库鲁斯的指挥权就被逐渐削减，他的辖区一个个被夺走，交给其他总督。他的力量越来越薄弱，他之前在战争中占据的大片土地都相继沦陷，最终的胜利越来越遥远了。在这种局面下，派遣庞培去执掌大局，一劳永逸地解决米特里达梯六世，是个很有诱惑力的设想。恺撒又一次支持这项法案，法案也轻松通过了。庞培取代了卢库鲁斯，又一次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在战争差不多已经打赢的时候，庞培赶来摘桃子，夺走了其他人的功劳。
恺撒对前67年和前66年授予庞培超常权力的法案均表示了支持，但他的意见应该对这些问题的投票结果不会产生多少影响。当时有许多前任财务官，还有几位在衣着打扮和行为举止上蔑视常规的年轻元老。我们还要牢记，在这个时期，恺撒的地位还不是很重要。他目前为止的记录表明，他是个前途无量的青年，有可能会得到一个好前程，但有希望高升的人并不只有他一个。发表演讲支持《加比尼乌斯法》和《马尼利乌斯法》也不大可能为恺撒赢得庞培的深深感激，因为恺撒起到的作用很小；虽然这两项法律都颇有争议，一些重要元老在元老院和广场大声疾呼表示反对，吸引了许多眼球。恺撒抓住机会去争取世人的关注，并将自己与这两部法律和庞培的成功联系起来。庞培广受拥戴，那么支持庞培也许会给恺撒带来名望的提升，让他沾上一点好运。更重要的是，他的观点与许多公民的观点相同，包括很多骑士和其他比较富裕的罗马人，这些人的投票在公民大会中是非常重要的。以这种方式支持广受民众欢迎的事业，意味着他成了一名平民派。较早的研究著作中常将平民派描绘为一个几乎是有明确定义的政党或群体，但其实平民派只是政治上的一种倾向，即依赖群众的支持。格拉古兄弟就是平民派，马略有时是，萨图尔尼努斯和苏尔皮基乌斯也是平民派。尽管这些人曾提出相同的问题，但他们并没有一套固定的共同观念。恺撒从政治生涯早期就倾向于平民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与行事类似的其他人就是同党，因为持他这种政治态度的人还有很多。政治在实质上仍然是各自为战的斗争，其他所有人都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这不仅仅是赢得群众支持的问题，而是要比其他人赢得更多的支持。
恺撒笼络选民的另一种手段是花费巨资。他被委派为阿庇乌斯大道的管理者，花了不少自己的私人财产去翻新和改良道路及其附属建筑。他的钱不是白花的，如此投资的回报会很大，因为阿庇乌斯大道仍然是通往罗马的最重要道路之一；旅行到罗马城的选民们会记起，恺撒为他们做过什么。愿意自掏腰包去为其他公民谋福利，这无疑推动了他在前65年当选席位市政官（curule aedile）。市政官职位共有四个，但其中有两个是平民专有，而恺撒是贵族，不符合资格。而平民和贵族均可担任席位市政官，席位市政官可以像裁判官和执政官一样坐在行政长官的高座上。苏拉并没有将市政官定为晋升体系中必需的一步，也就是说，如果要担任更高级别的行政长官，不一定需要当过市政官。但苏拉将担任市政官的最低年龄设定为三十七岁。恺撒成为市政官的时候只有三十五岁，他极有可能获得了元老院的特别许可，才得以提前两年竞选市政官。这种破格照顾似乎相当常见，以至于在前67年一名保民官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元老院做这种破格批准，除非在场的元老达到200人的法定人数。恺撒得到这样的照顾，或许是由于他母亲家族的影响、橡叶冠获得者的荣耀以及他的祭司身份。有些学者利用恺撒担任市政官的时间作为证据，认为恺撒的出生年份是前102年。这与我们掌握的为数不多的证据不吻合，比如如果恺撒晚了两年才当上财务官，就有些奇怪了。
市政官的职责几乎全部与罗马城的管理有关，负责监管神庙的维护，道路、高架渠和下水道的清扫和养护，监督粮食供应、市场活动，甚至妓院的经营。另外，市政官有时还会承担司法职责，但对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来说，这个官职的主要吸引力在于它负责公共娱乐和节庆活动。两名席位市政官特别要负责主持4月间纪念大神母库柏勒的七天节日（美珈利西亚节，包括竞技和表演），以及9月的十五天“罗马节庆”娱乐活动。尽管国库会给行政长官提供资金来支付这些娱乐活动的开销，但长期以来的惯例是市政官自掏腰包，以补充国库的专项资金。每一位希望声名远扬的市政官都竭尽全力地举办最奢华的娱乐活动，这就设立了一个新的标杆，他的继任者们会努力与之匹敌或者超过他们。恺撒就像一位天生的剧团经理，活力四射地投入到表演的准备工作中去，并决心绝不节约开支。他私人收藏的大部分艺术品都被放到广场及其周围的会堂陈列，并专门为此搭建了临时的柱廊。此时的罗马还没有希腊城市中那样宏伟的剧场，因此需要搭建看台和临时礼堂。另一位席位市政官马尔库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毕布路斯也承担了部分费用，与恺撒联手组织斗兽表演和戏剧演出。但毕布路斯抱怨说，全部的功劳和风头似乎都被恺撒独占了。据说毕布路斯曾评论道，就像神的双生子卡斯托耳和波鲁克斯的神庙一样，为了顺口而被人们简称为卡斯托耳神庙；大家嘴里说的总是市政官恺撒，而不是市政官恺撒和毕布路斯。
恺撒在担任市政官期间决定举办角斗表演，以纪念自己的父亲（他在大约二十年前辞世）。角斗表演的起源是葬礼上的表演。起初这种表演只是私人的、家庭内部的活动，但到前3世纪末演化成了公开表演的盛景，规模迅速扩大，也越来越恢宏壮观。根据传统，只有在纪念去世的亲人时才可以举行角斗表演，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恺撒的时代。而斗兽表演可以在多种不同的场合举行。但缅怀先人只是个借口而已，角斗表演这种凶残的娱乐在罗马和整个意大利都非常风靡。但恺撒的父亲已经去世二十年了，隔了这么久突然宣布要举办角斗表演，肯定是十分不寻常的事情。但在很多方面，更令人咂舌的是他计划的宏大规模。他从意大利各地搜罗了许多角斗士，令元老院为之惴惴不安。大家对斯巴达克斯起义还记忆犹新，有人甚至害怕，像恺撒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在罗马城内掌握着这么多武装人员，会不会对政府不利。或许更重要的是，其他元老不愿意允许恺撒如此大操大办，因为这会让观众的期望值增高，以后其他人再想用表演来争取群众的欢心，代价必然会更高昂，也会更困难。于是，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对任何个人举办的表演中的角斗士人数做了限制。史料告诉我们，即便如此，还是有多达320对角斗士在恺撒举办的表演中登场，而且他们全都装备了精美的镶银铠甲。在恺撒与毕布路斯联袂举办的斗兽表演中，斗士们也配备了类似的豪华武器。
在担任市政官期间，恺撒花费了数额惊人的私人财产，在他与毕布路斯联合举办的表演项目中，得到了毕布路斯的资金支持。罗马群众纵情欣赏这些免费的表演和比赛，如痴如醉。如果举办表演的人吝啬小气，会让群众反感，将来的仕途可能因此而受到影响；对主办了真正宏伟壮观的表演的人，群众则会打心底里感激。但也不仅仅是花大钱就足够了，因为有的时候成本极高的表演如果操作得不好，也达不到预想的效果。恺撒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高端大气的，他主办的表演非常成功。在他看来，虽然花了很多钱，但每一个铜板都物超所值。他花费的私人资金其实也是借来的。普鲁塔克告诉我们，即便在当官之前，恺撒已经欠下了超过1300塔兰同的债务，按照罗马货币计算，相当于31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为了让读者对这个数字有个概念，我们举个例子：在略晚的时期或许在当时也是这样，骑士阶层成员资格的最低财产要求是4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这已经是惊人的巨款，后来他在担任阿庇乌斯大道管理者和市政官期间又欠下了更多的债务。恺撒这是在放手一搏，寄希望于自己的仕途一片光明，能够得到丰厚的油水来偿还这些债务。他的债主们也在冒同样的风险，但他们应该对恺撒的未来很有信心。这笔巨额债务中最大的一部分应当是欠克拉苏的。他资助的正在冉冉升起的后辈元老不止恺撒一个，但他不大可能对其他人也如此慷慨，允许他们借了又借、越借越多。
恺撒担任市政官期间还有最后一项事迹。当年的某个时期，很可能是在某一轮大型表演之前，他下令在广场重新竖立起纪念马略战胜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纪念碑。由于之前苏拉已经下令将这些纪念碑拆除或捣毁，所以恺撒竖立的可能是复制品。就像尤利娅的葬礼一样，大部分群众对他的这个姿态非常认可。还有足够多的人记得当年的恐怖气氛——北方蛮族随时可能如潮水般地拥人意大利，再一次血洗罗马城。马略在危难之际挽救了罗马，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值得纪念的。有一个人却不这么想，他是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前78年的执政官。和恺撒一样，他也是祭司。他的父亲曾在前102年与马略共同担任执政官，在前101年担任资深执政官，对马略非常怨恨，因为马略独占了两人联手取得的成功的全部风头。卡图卢斯尽管还不是首席元老（元老名册中的第一人），但差不多算是元老院中最德高望重的一位。恺撒宣扬马略的光荣，就等于压制卡图卢斯的家族。卡图卢斯对此非常不满，而且如果传说属实的话，他也开始觉得恺撒是一个鲁莽放肆的政客，是潜在的危险分子。卡图卢斯在元老院宣布：“恺撒，如今你不是在暗中破坏共和国的防御，而是发动了正面进攻。”尽管这位年纪较长的资深政治家威望很高，恺撒还是言之凿凿地为自己辩护，令大多数元老相信了他的无辜。他们也许是正确的，因为恺撒的仕途在多个方面虽然有些招摇，但不逾常规。然而，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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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tarch, Caesar 5.
关于尤利娅的出生，见M. Gelzer, Caesar (1968), p.21, C. Meier, Caesar (1996), p. 105, and P. Grimal, Love in Ancient Rome (1986), p.222。
Grimal (1986), pp.112–115.
关于普雷基娅和卢库鲁斯的故事，见Plutarch, Lucullus 6. 2–4；关于基泰古斯的影响，见Cicero, Brutus 178；关于庞培、格米尼乌斯和弗洛拉的故事，见Plutarch, Pompey 2.
关于西塞莉丝，见Cicero, ad Fam. 9. 26; Cicero ad Att. 10. 10; Servius, on E10; devir. Ill. 82. 2.西塞罗公开表示不满，见Philippics 2. 58, 69, 77。
Suetonius, Caesar 47, 50. 1–52.
Suetonius, Caesar 50. 2, Plutarch, Caesar 46, 62, Brutus 5, Cicero, ad Att. 15. 11; see also R.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1939), pp.23–24, 116;关于卢库鲁斯与塞维利娅的妹妹（也叫塞维利娅）离婚，见Plutarch, Lucullus 38。
Grimal (1986), pp.226–237, S. Treggiari, Roman Marriage (1991), esp. pp.105–106, 232–238, 253–261, 264, 270–275, and 299–319.
Sallust, Bell Cat. 25.
Plutarch, Pompey 55 (translation by R. Waterfield in Plutarch: Roman Lives (1999), p. 273).
关于塞多留的生平，见A. Goldsworthy, In the Name of Rome (2003), pp.137–151。
关于苏拉的立法，见A. Keaveney, Sulla: The Last Republican (1982), pp.169–189。
今天意大利东部、沿亚得里亚海的一个地区。
关于“年轻的刽子手”，见Valerius Maximus 6. 2. 8；关于处死布鲁图斯的父亲，见Plutarch, Brutus 4；关于庞培的早期生涯，见R. Seager, Pompey the Great (2002), pp.20–39.
小凯旋式的荣誉在以下情况授予得胜的将军：非国家之间的正式战争；敌人特别卑贱（如海盗或奴隶）；己方不曾遇到危险或危险极小，就轻松得胜。
关于军事失败对政治前途的影响，见N. Rosenstein, Imperatores Victi (1993), passim.
执法吏（Lictor）是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负责侍奉和保卫行政长官的公务人员，其实相当于保镖。执法吏从平民当中挑选，不少是释奴。罗马军队的百夫长在退役后自动获得担任执法吏的资格。执法吏都是强壮有力的大汉，免服兵役，有固定薪金。在长官命令下，他们有权逮捕和处罚公民。不同级别的行政长官拥有的执法吏数量是不同的。例如，独裁官拥有24名执法吏，执政官拥有12名。
关于庞培和监察官们，见Plutarch, Pompey 22；关于克拉苏的宴会，见Plutarch, Crassus 2. 2, 12.3; Comp. Nic. Crassus 1.4; A. Ward, Marcus Crassus and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1977), pp.101–102.
Suetonius, Caesar 5, Gellius, NA 13. 3.5；关于他在前70年的事件中起到更大作用的理论，见Ward (1977), pp.105–111。
关于选举，见L. Ross Taylor, 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 (1949), esp. pp.50–75, and Roman Voting Assemblies: From the Hannibalic War to the Dictatorship of Caesar (1966), esp. pp. 78–106, A. Lintott,‘Electoral Bribery in the Roman Republic’,JRS 80 (1990), pp.1–16, F. Millar, The Crowd in Rome in the Late Republic (1998), H. Mouritsen, Plebs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2001), esp. pp. 63–89, A. Yakobson,‘Petitioet Largitio: 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the Centuriate Assembly of the Late Republic’,JRS 82 (1992), pp.32–52；关于墓碑铭文，见ILS 8205–8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