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 Taylor (1966), pp.78–83, A. Lintott,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99), pp.43–49.
关于恺撒担任裁判官，Lintott (1999), pp.133–137；关于橡叶冠获得者被接纳进入元老院的说法，见L. Ross Taylor,‘The Rise of Caesar’,Greece and Rome 4 (1957), pp.10–18, esp.12–13.
Polybius, 6. 54. 1–2.
Suetonius, Caesar 6. 1, Plutarch, Caesar 5；关于西塞罗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对马略的态度，见T. Mitchell, Cicero: The Ascending Years (1979), pp.45–51。
Spanish War 42, Suetonius, Caesar 7. 1–2, Velleius Paterculus 2. 43.4, and comments in Gelzer (1968), p. 32；关于恺撒看到亚历山大像的反应和他令人不安的梦，见Plutarch, Caesar 11, Suetonius, Caesar 7. 1–2, and Dio 37. 52. 2;关于西塞罗结束裁判官任期归来，见pro Planco 64–66。
内高卢也叫山南高卢，“山”指的是阿尔卑斯山。内高卢是意大利北部由凯尔特人居住的地区，前220年被罗马征服，约前81年～前42年是罗马的一个行省，后来被并入意大利。内高卢以波河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前49年，内高卢全体居民获得了罗马公民权。
Suetonius, Caesar 8.
Suetonius, Caesar 6.2, Plutarch, Caesar 5；关于婚礼仪式，见S. Treggiari, Roman Marriage (1991), pp.161–180.
Dio 36. 20. 1–36, Plutarch, Pompey 25–26；关于《加比尼乌斯法》颁布的详细情况，见P. Greenhalgh, Pompey: The Roman Alexander (1980), pp.72–90。
关于恺撒对《加比尼乌斯法》的支持，见Plutarch, Pompey 25, and also T. Rice Holmes, The Roman Republic, 1 (1928), pp.170–173；关于清剿海盗的战役，见Appian, Mithridatic Wars 91–93, Plutarch, Pompey 26–28。
关于卢库鲁斯生平，见A. Keaveney, Lucullus: A Life (1992), esp. 75–128 for his campaigns in the east；关于他被解职，见Plutarch, Pompey* 30–31, Lucullus 36。
关于恺撒的支持，见Dio 36. 43. 2–3; pro Lege Manilia西塞罗支持《马尼利乌斯法》的演讲稿保存至今。
Plutarch, Caesar 5–6, Suetonius, Caesar 10–11, Velleius Paterculus 2. 43. 4；关于市政官，见Lintott (1999), pp.129–133；关于恺撒担任市政官，见Gelzer (1968), pp.37–39, L. Ross Taylor,‘Caesar’s Early Career’,Classical Philology 36 (1941), pp.113–132, esp.125–131, and (1957), pp.14–15。
库柏勒原是小亚细亚的地母神。她是我们知道的唯一一个弗里吉亚（今土耳其中西部一地区）神祇。迁居到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者学会了对库柏勒的崇拜，并于前6世纪将其传播到希腊本土和希腊在西方的殖民地。在希腊的一些地方，库柏勒与大地之母盖娅、米诺斯的瑞娅女神及谷物女神德墨忒尔融合起来。库柏勒象征着肥沃的土地，为溶洞、山峦、墙壁、堡垒、自然、野生动物（特别是狮子与蜜蜂）之神，是天上众神和地上万物的母亲，能使大地回春、五谷丰登。罗马人后来也接纳了对库柏勒的崇拜，并将其视为特洛伊的女神，因此就是罗马人的祖先。
Suetonius, Caesar 10. 1.
Dio 37. 8. 1-2, Pliny, NH 33. 53.
塞斯特尔提乌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是一种小银币，在帝国时期是一种较大的铜币。
Plutarch, Caesar 5.
注意与前文提及的诗人卡图卢斯（盖乌斯·瓦列里乌斯·卡图卢斯）没有亲缘关系。
Plutarch, Caesar 6, Suetonius, Caesar 11, Velleius Paterculus 2. 43. 3–4, and see also R. Evans, Gains Marius: A Political Biography (1994), p. 4，认为纪念碑不大可能是原品，而是复制品。
六
密谋
一旦财富得到尊崇，给人带来荣耀和权力，德行就开始黯淡无光。清贫被视为可耻，纯真被当作恶毒。由于财富，我们的青年沉溺于奢侈、贪婪和骄傲。他们偷盗，他们挥霍。他们对自己的财产不以为意，却垂涎他人的财产。他们蔑视端庄和贞洁，鄙夷符合天道人伦之事，毫无头脑，毫无节制。
——元老与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前40年代
前66年底，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苏拉和普布利乌斯·奥特洛尼乌斯·派图斯当选为次年的执政官。这位苏拉是之前大独裁官苏拉的侄子，在流放政敌期间积攒了巨额财富。他是庞培的内弟，可能凭借与这位名将的关系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但他取得成功的更主要原因是他在竞选中大规模地运用贿赂和恐吓手段。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在这个时期，当局先后通过了许多法案来解决选举舞弊的问题。但不断提出此类立法，恰恰说明了这些法案的空洞无力。最近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在选举中有不端行为的候选人不仅会被褫夺官职，还会被逐出元老院、被禁止展示任何公职的象征物，并永远不得再进入政界。此次竞选中落败的那一对——卢基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和卢基乌斯·曼利乌斯·托夸图斯——立刻援引这项法规，对两位胜利者提起诉讼。科塔在前70年担任裁判官，提出了改变法庭陪审团构成的法律。到这时，他已经比担任执政官的法定最低年龄长两岁，所以失败会更令他恼羞成怒，何况他的两位兄弟都已经当过执政官。而曼利乌斯出身于非常显赫的贵族门阀，与选举的两位胜利者形成了鲜明对照。奥特洛尼乌斯自保的主要手段是，利用一群支持者对法庭成员进行恫吓，如果不成功的话，就用暴力打断庭审。苏拉可能也曾用过类似的策略（多年后，他受到另一项指控时，西塞罗为他辩护，并将之前的暴力冲突都归罪于奥特洛尼乌斯）。尽管如此，起诉还是成功了，奥特洛尼乌斯和苏拉都被罢免，并被逐出政界。科塔和托夸图斯成了前65年的执政官，这要么是因为他们的得票数仅次于苏拉和奥特洛尼乌斯，要么是因为重新举行了选举。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奥特洛尼乌斯和苏拉不愿意永久性地被排除在政坛之外。有传闻说，奥特洛尼乌斯和苏拉蓄谋在科塔和托夸图斯于前65年1月1日就职的日子将他们刺杀。密谋者还要杀死其他一些重要元老，并自立为最高长官。两位新执政官预先得到了警报，元老院为他们安排了武装警卫，于是就职日安然度过。当局封锁了消息，将此事掩盖下去，所以在前66年担任裁判官的西塞罗几年后宣称，他当年对此事一无所知。没有确凿的证据可言，于是各种传闻纷纷出现，并广为流传；尤其是随着时间流逝，政客们都会指责自己的对手参与过这种见不得光的丑事，以攻击对方的名誉。后来有人说，奥特洛尼乌斯的主要同党是卢基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本章下文会再次讲到此人）。喀提林此前作为资深裁判官治理阿非利加行省，刚刚回到罗马本土。在苏拉和奥特洛尼乌斯被罢免之后，喀提林也想竞选执政官。主持选举的行政长官拒绝了他的请求，据说他就因此与奥特洛尼乌斯联手，筹划武装夺权。此事的另一个角色是格奈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他当选了前65年的财务官，被认为是一个狂野不羁、不知节制的人。不久之后，元老院决定派遣皮索以资深裁判官的身份担任西班牙总督——这对一个如此年轻和资历尚浅的行政长官来说是极其不寻常的任命——有人将此理解为元老院害怕皮索继续留在罗马会滋生事端，于是将他调走了。这些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演化，尤其是皮索后来在自己的行省被麾下的一些西班牙士兵杀害之后。有人说，这些辅助部队的士兵是因为不堪忍受总督的残暴统治才将他杀死。这很有说服力，但我们必须记住，残酷压迫人民的罗马总督有很多，其中被暗杀的却极少。另一种理论是，这些西班牙士兵曾经在庞培麾下讨伐塞多留，因此对庞培忠心耿耿，在他的授意下（或是自作主张）为庞培除掉了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如此荒诞不经的故事也能流传，足以说明这些年里人们的神经是多么紧张。
我们必须先考虑上述背景，才能研究苏埃托尼乌斯的版本：克拉苏和恺撒与奥特洛尼乌斯和苏拉是一伙，他们计划将元老院内的政敌尽数屠杀，恢复奥特洛尼乌斯和苏拉的执政官职位，让克拉苏当独裁官，让恺撒当克拉苏的副手（独裁官的副手拥有一个古色古香的头衔：骑兵统帅）。据说按照计划，恺撒将会发出开始屠杀的讯号——让托加袍从肩膀上落下——但克拉苏由于“良心不安或者心存恐惧”而没有露面，于是恺撒放弃了计划。苏埃托尼乌斯描写此事的资料全都来源于后来敌视恺撒的作家。苏埃托尼乌斯的另一个故事——恺撒与皮索勾结，企图发动武装叛乱，但由于皮索遇害，不得不罢手——也是基于敌视恺撒的史料。除此之外，指责恺撒很早就企图以武力夺取政权的说法还有一些，但这些都很可能是后来炮制出的宣传。在前65年才当选市政官的恺撒没有理由希望发生革命。他极不可能参与任何旨在刺杀他的亲戚卢基乌斯·奥雷利乌斯·科塔的密谋。同样，刚刚当选为监察官的克拉苏（他的同僚是卡图卢斯）从武装叛乱中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在执政官选举期间和之后发生了一些有政治动机的暴乱，也许真的有过某种密谋，但恺撒或克拉苏参与其中的说法肯定是后人附会。
古代和现代的史学家有种倾向，认为克拉苏与庞培的竞争和对抗主宰着这些年。前67年，卡图卢斯曾提出，清剿海盗的行动给了一个人过多的权力。庞培后来又得到了讨伐米特里达梯六世的指挥权，于是他统领的军队比内战爆发时苏拉麾下的部队强大得多，能够获取资源的地区也比苏拉当年广大得多。前62年底，庞培终于班师回朝，返回意大利，此时他主动交出了自己的权柄。后来帝国时期的作家们都对此表示惊讶。人们推测，任何有力量将自己确立为罗马唯一主宰的人一定会渴望这种霸权。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这种信念是错误的，因为庞培更愿意以常规的途径来追逐荣耀、满足野心。西塞罗在这些年的书信中丝毫没有表示出担心这位伟大的将军会效仿苏拉。不大可能有许多元老预料会发生新的内战，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完全不相信可能发生内战。在这些年中，活跃在政坛的人们年纪都足够大，都还记得前80年代的血雨腥风、针对显贵们的放逐名单，以及那些装饰着演讲台的人头。这一切都发生在罗马的中心，谁敢说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呢？庞培曾经是苏拉的嗜血副将之一，是“年轻的刽子手”。随着他逐渐成熟，似乎性格温和了一些，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度过，只有少部分时间在罗马参与政界的日常活动。闯劲十足的军事统帅形象大家有目共睹，他在阿非利加、西班牙、西西里和意大利屡战屡胜，最近又在亚细亚旗开得胜。但有多少人真正熟悉庞培这个人，又如何能确定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庞培面对的局势与苏拉当年面对的迥然不同，他能做的选择很少。但是，如果有人企图在罗马用武力夺权，就像当年心怀不满的执政官秦纳那样，那么谁又敢说庞培不会以此为由率领大军杀回来。这种情况似乎很有可能发生，因为选举和审判遭到扰乱，重要元老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残酷。
与庞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家对克拉苏很熟悉，他在罗马待的时间比庞培久得多，而且在政坛非常活跃。他是共和国的巨富之一，很可能仅次于庞培。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一个人不能组建自己的军队，就算不上富人。虽然他富得流油，而且生活在一个奢靡和放纵的年代，但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却非常朴素。像卢库鲁斯和演说家霍尔腾西乌斯（西塞罗的主要对手）这样的人用豪门大宅、别墅和花园来炫富，纵情享用山珍海味。他们还致力于建造咸水池塘，在里面饲养海鱼，有的用来当食物，有的是宠物。克拉苏不会在这些心血来潮的事情上浪费金钱，而是花了很大力气去增加自己已经非常惊人的财富。他对五花八门的生意都感兴趣，与外省的包税人和其他公司联系密切。最显眼的生意是房地产，他豢养着数百名技艺娴熟的奴隶，开发房产并为其增值。他名下拥有一支消防队，这在当时的罗马仅此一家。城市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房屋非常密集的贫民区，街巷非常狭窄，两侧是拥挤的高楼，建筑质量往往非常低劣。地主们将这些房屋出租，尽可能地榨取利益。在这样的城区很容易发生火灾，一旦起火，火势蔓延也非常快，尤其是在酷热的意大利夏季。克拉苏会静候火灾发生，然后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受大火威胁的房产；交易敲定之后，他会派来自己的消防队，去扑灭大火，通常的做法是拆除房屋以制造隔离带。他新买的房产有些能够得救，而他的奴隶工匠们也可以在被拆除的房屋原址重新建造。就这样，罗马城的很大一部分都被克拉苏收购了。他的房地产生意似乎主要涉及富人区的高档住宅，但像其他许多罗马名流一样，他也可能拥有许多贫民窟公寓楼。他的很大一部分财产是通过果断而无情的手段挣来的。某个时期，可能是前73年，他曾与一位叫作李锡尼娅的维斯塔贞女过从甚密。她被正式以不守贞洁的罪名起诉，由于她是维斯塔贞女，如果罪名成立，会被活埋。克拉苏宣称自己想从李锡尼娅那里买一座房屋，她的名字表明她可能是房主人的亲戚，于是起诉被撤销了。大家对克拉苏收购新地产的热情坚信不疑，以至于相信他的确是要买房子，而不是和李锡尼娅有私情。李锡尼娅被无罪开释，但克拉苏据说一直围绕在她身边，直到她最终把房子卖给他。
克拉苏不仅仅是一位坐拥大庄园、银矿和许多房产的地产大亨，他敛财也不仅仅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满足他的政治野心。上文已述，恺撒可能从克拉苏那里借钱，来做出收买人心的大手笔。克拉苏非常大方地把钱借给很多政界人士。他很少收利息，但约定的还款日一到，他就会无情地收回欠款。他大力积累政治资本，为他人帮忙出力，好让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这些年中，全部元老（共约600人）中的大多数人，要么欠克拉苏的钱，要么曾经享受过他的无息贷款。这些人极少是最伟大家族的成员，因为后者通常已经足够富裕，无须借款。很多人像恺撒一样，来自上层圈子的边缘，怀揣雄心壮志。更多的人则是地位较低的元老，他们从来没有担任过行政长官，但作为元老院成员，拥有投票权，尽管他们很少有机会发言。克拉苏慷慨大方地允许其他人利用自己的财富，因而对这些人的影响极大。他还同样乐意以其他方式帮助他人，使其欠下人情。克拉苏在法庭特别活跃，即便与西塞罗这样的人（西塞罗的仕途主要依赖作为辩护律师的技能）相比，也显得格外活跃。西塞罗说：
克拉苏虽然只接受过平庸的修辞训练，天赋也很有限，但通过勤奋和努力，尤其是他的门客们谨慎精明地为他效劳，他在许多年中一直是最优秀的辩护律师之一。他的演讲词清楚晓畅，遣词造句非常用心，没有过多的雕饰，他的思路也很清晰，但他的表达和嗓音很一般，所以他不管说什么，音调都是一样的。
普鲁塔克也强调，克拉苏在每次出庭前，必然会精心准备演讲词。他的辩护依靠的是刻苦，而不是天生的能言善辩。但他的辩护仍然非常有效，而且他常愿意接下别人拒绝的案子，所以很多人都对他感激涕零。与之类似的是，他总是很乐意帮助竞选的候选人拉票，这也是能让人感恩的事情，将来也许能得到回报。他特别喜好交际，热衷于结识新朋友，所以有时显得反复无常，往往先是在法庭或广场为一个人辩护，没过多久又为此人的对头摇旗呐喊。克拉苏在政治上非常勤奋，然而庞培在罗马的时候很少涉足广场。庞培的财富和威望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但他很不情愿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威望，他不喜欢拥挤的人群，也很少为人辩护。克拉苏则总是抛头露面，为他人代言或支持他们，并且非常小心，即使遇到地位比较低微的人，他也会亲切地直呼其名，向其问好。他始终未能赢得群众的好感，但他的影响力极大，保证了人们对他的尊重。起诉名人是政治活动的一个正常且频频出现的部分，但没有人以这种方式攻击克拉苏。普鲁塔克提到，有一名平民保民官因热衷于攻击名人而臭名远扬。有人问他，为什么从来没有攻击过克拉苏，他的理由是“克拉苏的角上挂着稻草”。意大利有种风俗是在危险的公牛角上挂稻草，以警示人们与其保持距离。这可能是个文字游戏，因为拉丁语中“稻草”与“放债人”的词根相同。
克拉苏显然为自己前65年的监察官任期制订了宏伟的计划。他宣布了向内高卢大量居民授予公民权的计划。恺撒已经表示支持该地区的人获得罗马公民权，而克拉苏非常希望赢得如此之多的新选民的感激和支持。其他元老害怕这项政策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影响力，而他的同僚卡图卢斯坚决拒绝接受这些人为新公民。克拉苏还打算吞并埃及，将其变为一个行省，并向其征收赋税——具体如何操作，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些事情一般不是由监察官来处理的。埃及正处于动荡之中，腐朽的托勒密王朝内部争斗不休，国内叛乱风起云涌。苏埃托尼乌斯告诉我们，恺撒在自己担任市政官期间赢得的民众支持的鼓舞下，也企图说服一些平民保民官投票推举他为埃及总督，去平定当地战乱。在这件事情上，他和克拉苏可能是同盟军。当然，他们也可能是都看到了主宰这个著名的富饶之乡并借以从中渔利的机会。不管怎么说，反对的声音太强烈，所以克拉苏的两个计划都流产了。克拉苏和卡图卢斯的争吵非常激烈，以至于两人在担任监察官仅几个月后都同意辞职。他们没有完成自己的主要职责，即对公民及其财产进行新一轮普查。几十年后，才真正执行了一次新的普查。监察官这个关键职位已经跟不上政治局势的新发展。
加图、喀提林和法庭
前64年，恺撒首次作为行政长官主持庭审。市政官和前任市政官常被请来担任法官，因为案件实在太多，裁判官无力应对。前64年，谋杀案的法庭庭审特别多，部分是由于一位叫作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的财务官的活动所致。据说，加图比绝大多数担任财务官（这是官场晋升体系中的最低一级）的青年都对自己的职责更较真。加图被指派去管理国库，但他不满足于遵循常规，也不会将日常管理工作下放给长期任职且专门负责此事的官吏，而是亲力亲为，仔细查看工作的每一个细节。据说他的严格和渊博令专业吏员们瞠目结舌。官吏们拼命反抗，企图借助当年其他财务官的力量来阻挠他。加图的对策是解雇了级别最高的一名国库吏员，并以欺诈罪名起诉了另一名吏员。在他任职的这一年，他还调查了苏拉当独裁官期间留下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苏拉曾允许得宠的亲信从共和国的国库“借款”。加图穷追不舍，将这些钱全都追了回来。他专门挑选了一个群体并对他们进行特别调查，即那些因杀死被放逐者而领到1.2万迪纳厄斯（合4.8万塞斯特尔提乌斯）赏金的赏金猎人。加图披露了这些人的姓名，并勒令他们退还这些“刽子手的酬金”。加图的行动广得民心，因为苏拉流放政敌的恐怖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些人把握住了时代的潮流，纷纷以谋杀罪起诉这些赏金猎人。这种起诉是否合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那些赏金猎人是代表苏拉去惩罚被认定为共和国公敌的人，因此受《放逐政敌法》保护。就像恢复保民官地位与权力的政策得到群众的普遍支持一样，这些审判同样质疑了苏拉独裁官的基础与合法性，表达了人们希望政局恢复到苏拉之前状态（那时的共和国还是“正常”的）的心声。罗马人正在努力挣扎着，去接受近期历史的暴力和动乱。
恺撒无疑会欢迎主持这些审判的任务。他自己在苏拉独裁期间的经历使他对这些参与放逐政敌并从中渔利的人没有什么同情。在政治上，再一次参与受民众欢迎的事业，也不是坏事。尽管法官无法控制法庭的陪审团，但他可以有倾向性地支持其中一方，而恺撒似乎是非常积极地去谴责那些凶手，毕竟国库的官方档案已经将这些人的罪行记录在案。被定罪的人包括卢基乌斯·鲁斯吉乌斯，他是苏拉麾下的一名百夫长，在流放政敌期间积攒了多达1000万塞斯特尔提乌斯的巨大财富。另一名凶手是喀提林的姑父卢基乌斯·安尼乌斯·贝利艾努斯，被他杀死的受害者包括昆图斯·卢克雷提乌斯·奥菲拉，也就是那个违抗苏拉的特别命令、坚持要参选执政官的人。喀提林本人也受到审判，并且显然是有罪的，不过西塞罗后来对他的激烈詈骂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了。西塞罗宣称，喀提林曾挥舞着自己内兄（马略的一位近亲）的首级，招摇过市。但不管怎么说，喀提林被无罪开释。喀提林能够逍遥法外，主持法庭的恺撒是不是与他串通，我们不清楚。但喀提林的地位确实比审判中其他被告的地位要更重要，靠山也更强大。仅凭他的人脉就可能影响陪审团的意见，如果再加上贿赂和其他好处的话，脱罪是很轻松的事情。喀提林或许不需要恺撒的帮助，但恺撒也可能感到对喀提林穷追猛打，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随后几年中，这两人在政治上有合作关系，这表明当年的审判并没有在他们之间造成敌意；但这究竟能说明多少问题，很难判断。尽管恺撒与马略关系密切，但他在此事中并没有扮演对私人仇怨睚眦必报的复仇者角色。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载，恺撒坚决拒绝起诉科尔内利乌斯·法基特斯。当年恺撒逃离苏拉的怒火时，就是此人逮捕了恺撒，恺撒花了一大笔钱贿赂他，才得以脱身。科尔内利乌斯·法基特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而恺撒强调自己绝不会忘记任何帮助过自己的人，或许是觉得科尔内利乌斯逮捕他是奉命而为，而最终让他逃脱才更重要。
这不是喀提林第一次从庭审中全身而退。他曾因在阿非利加担任总督期间施政不当、贪污腐化而被送上法庭，但他在元老院高级成员中的人脉帮助他躲过了惩处。他可能的确有罪，但卡图卢斯这样的大人物也在法庭上支持他，于是他得以像其他许多总督一样，逃脱法律制裁。在此案中，甚至起诉人也对被告格外照顾。与苏拉和恺撒一样，喀提林也出身于古老的贵族世家，但他的家族在数百年间也逐渐衰败，退缩到了政界边缘，挣扎着与更富裕、更成功的对手们竞争。内战帮助他恢复了自己的财富，因为他最终成为苏拉的忠实党徒。在随后的一些年中，丑闻始终伴随着他，据说他到处寻芳猎艳，甚至勾引了一名维斯塔贞女。随后他娶了奥雷利娅·奥利斯提拉，据我们所知，她与恺撒的母亲奥雷利娅没有亲戚关系。奥雷利娅·奥利斯提拉非常富有，但名声不佳。撒路斯提乌斯尖刻地评价道：“她除了美貌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值得好人的赞扬。”有惊世骇俗的传闻称，喀提林对她爱得如痴似狂，因为她不愿意与这个差不多已经成年的继承人生活在同一座房子里，喀提林甚至谋杀了自己十几岁的儿子。喀提林是个声名狼藉的浪荡子，他的朋友，无论男女，一般都属于贵族中比较疯狂的分子。但他同时魅力十足，而且能够令追随者们忠心不二、至死不渝。喀提林与恺撒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很容易把喀提林看作恺撒有可能变成的样子。虽然有着许多丑闻，但喀提林的仕途到目前为止都是很传统的，除了内战时期之外，当然在内战期间正常的规则丧失了效力。他无比渴望成功，几乎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这一点也让人想起恺撒。他在前66年被禁止参选执政官，在次年也没有参选，可能是因为他仍然因为担任行省总督期间的腐败问题而接受审判。但在前64年底，他再一次成为执政官候选人。克拉苏和恺撒可能都支持他参选。
与喀提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似乎在方方面面都与恺撒截然相反。他是老加图的曾孙。老加图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凭战功被擢升为元老的“新人”，后来一直做到执政官和监察官。老加图一直将自己与门阀世家中软弱娇气的贵族们做对照，鄙夷他们对希腊语言和文化的追捧；他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并以严格的责任原则指导自己。老加图还是第一个用拉丁散文撰写罗马历史的人，他在史书中刻意不提具体行政长官的名字，因为他想要赞颂的是罗马人民的事迹，而不是纪念贵族的成就。元老家族自我推销的一个有趣例子就是，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刻意通过模仿自己著名的曾祖父的习惯和生活方式，获得了极大的名誉和尊重。加图一方面坚决奉行罗马的传统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也许反映了古代史实，也许只是后人附会，但不管怎么说都受到广泛的仰慕，尽管并没有得到普遍的遵守——另一方面又特别严格地遵照斯多葛派哲学。这种思想强调追寻美德，视美德高于一切，但加图非常极端，简直走火入魔。加图名誉高洁，从来没有过任何丑闻，也从来没有被人指责生活奢侈。与恺撒热衷穿着打扮和不寻常的时尚形成对照的是，加图对自己的外表极不关心。他常常光着脚在罗马街头行走，据说作为行政长官处理政务时也只披着托加袍，里面也不穿惯常的短上衣。旅行时，他从不骑马，总是步行，据说能够轻松地赶上骑马的旅伴。又一次与恺撒形成对照的是，普鲁塔克记载称，加图在新婚之夜之前一直保持童贞。而他的妻子却没有这样的自制力，后来因为与人通奸而被加图要求离婚。他的同母异父姐姐塞维利娅也不像他这样恪守贞洁，而是与恺撒有着长期私情。
在行为举止上，恺撒和加图似乎迥然不同，但在某些方面，他们为之努力的目标其实是相同的。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们需要吸引大家的注意，才能从众多竞争同一职位的人当中脱颖而出。在这方面加图有优势，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比恺撒要好。一个人当选为行政长官后，必须压倒担任同一官职的其他人的风头。个人才干很重要，但吸引别人注意到自己的事迹也很重要。担任财务官期间，加图确保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行事方式与众不同，在工作中不仅投入了自己的才华，还运用了自己独特且严格的美德。起诉那些在流放政敌期间杀人渔利的赏金猎人是一项非常得民心的事业，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赢得了民众的认可。恺撒和加图以完全相反的方式——恺撒整洁潇洒、引领时尚潮流；而加图表面上不拘小节、邋里邋遢——推销自己，树立了与众不同的形象。恺撒喜好奢侈、竞技和表演，一掷千金；而加图非常节俭，这收到了同样的效果。加图和恺撒都在其政治生涯早期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名誉，拥有锦绣前程。尽管风格不同，但他们玩的其实是同一种游戏。
旧的罪行，新的阴谋
前64年底，竞争激烈的竞选又如火如荼地上演了。恺撒要到下一年才有资格参选裁判官，所以他不是候选人，但他肯定在选举现场支持其他人。这样有利于自己在将来得到别人的支持，而且也能让即将上任的行政长官对自己感恩戴德。执政官的竞选尤其激烈。喀提林终于可以参选执政官了，他的盟友是同样恶名昭彰但远远不及他有天赋的盖乌斯·安东尼。另外一位值得关注的候选人是著名的演说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西塞罗是个“新人”，完全靠个人才干取得成功。他通过在法庭上做辩护律师而声名远扬，尤其是参与著名的案例，例如他在前80年曾反对苏拉的一名党羽，在前70年起诉了一名特别腐败但富有且人脉极广的总督。和恺撒一样，西塞罗也曾支持将东方军事指挥权交给庞培的《马尼利乌斯法》，并继续与这位深得民心的英雄的追随者们交好。在同盟者战争中，他和庞培曾短暂地一同在庞培·斯特拉波麾下服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喀提林也曾在同一支部队服役。西塞罗将自己展现为骑士阶层的捍卫者，在担任市政官期间还尽心尽力地举办了优质的娱乐活动。但他以这种方式向群众邀宠，使元老院中的重要贵族们——他们喜欢自称为“贵人”——对他颇为反感，而且已经连续几十年没有一位“新人”当选执政官了。最后结果是大家对喀提林非常猜疑，于是演说家就显得是个更好的选择。西塞罗轻松当选，而安东尼勉强获得第二名。
前63年1月1日，西塞罗和安东尼正式上任，随即就有一位叫作普布利乌斯·塞维利乌斯·卢路斯的保民官提出了一项激进的土地法案。该法案要求将土地大规模地分配给贫困公民，从位于坎帕尼亚的国有土地——这差不多是格拉古兄弟的土地再分配之后仅剩的公共土地——开始。因为这些土地面积不足，所以共和国还需要收购额外土地。该法案保证向国家出售土地的人能够得到一个好价钱，宣布所有的土地出售都将自愿进行，并明确豁免了苏拉老兵们的农场（内战结束后，苏拉将自己的退伍军人安顿在没收来的土地上）。显然，为了筹集所需款项，甚至外省土地也可以被拿来出售。此项目的执行将由一个十人委员会负责监管，这十名委员在五年之内享有资深裁判官级别的权力。这个委员会的人选由一个较小的公民大会（包括十七个部落，而不是三十五个部落）选举产生。这项计划的规模极其宏大，十人委员会的权力也非常大，他们面对的问题也是非常现实的。最近几十年来，意大利农村遭受了惨重损失，有大量贫民的处境非常糟糕。很多丧失了土地的农民流落到罗马，往往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找到工作，以养活自己和家人。城市有机遇和工作机会，但并不是所有进城的人都能取得成功。房租很高，拥挤公寓楼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肮脏，很多穷人不堪忍受沉重的债务负担。与贵族不同，他们没有希望通过担任公职来发家致富。
卢路斯土地法案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能够对问题起到缓解作用。起初，这一年的十名保民官全都支持该方案。克拉苏和恺撒极有可能也是卢路斯的热情支持者，或许还希望能够入选十人委员会。庞培的态度较难判断。一方面，他的军事行动快结束了，大批老兵回国后需要安置，《卢路斯法》或许能够为其提供农田。另一方面，如果克拉苏在此计划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么就意味着这些老兵和其他许多公民会欠下庞培对手的人情。有几位保民官是庞培的铁杆支持者，这意味着庞培不大可能会积极地反对该方案，但是他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去好好斟酌此事，因为他还在远离罗马的地方。西塞罗从一开始就反对此法案，终其一生都不喜欢类似的立法。许多重要元老也反对卢路斯，因此新任执政官或许感到这是个拉拢他们的好机会，因为这些元老对他的态度到目前为止顶多只能算是不温不火。西塞罗向元老院和聚集在广场的群众发表了一系列演说，猛烈攻击卢路斯的提案。西塞罗将十人委员会妖魔化为“国王”，因为他们的权力超乎寻常；还暗示提案背后有神秘人物支持，其目的不可告人。西塞罗始终没有明说这些幕后黑手究竟是谁，不过大家一般认为他指的是克拉苏，也许还有恺撒。西塞罗说，这些幕后指使的人想建立自己的地位，与庞培争斗。至少有一名保民官已经打破了共识，宣布将否决此法案。西塞罗的唇枪舌剑得胜了，土地法案被放弃了。
在随后几个月内，恺撒起诉了不久前卸下内高卢总督职务的前任执政官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皮索受到的指控包括敲诈勒索和营私舞弊，以及非法处决了一个来自波河河谷的高卢人。恺撒又一次努力捍卫内高卢人民的利益，但这一次仍然没有成功。皮索的辩护律师是西塞罗，后者在自己的能言善辩之外还加上了现任执政官的威望，成功地为皮索开脱了罪名。但恺撒提起了这番诉讼，还精神抖擞地穷追不舍，招致了皮索永久的敌意。当年晚些时候，恺撒出庭为一名努米底亚客户辩护，此人是一名贵族，企图脱离希耶姆普萨尔二世国王独立。法庭上双方的辩论越来越激烈，国王的儿子朱巴也出席了庭审。有一次，恺撒动手抓住了朱巴的胡须。他可能是有意为之，希望利用绝大多数罗马人内心深处对外国人的憎恶和敌视，但更有可能是一时怒火中烧。恺撒的礼节风度和贵族仪态是无可挑剔的——他在做客时，哪怕主人的招待再粗劣，他也会优雅地接受；如果他的同伴发出抱怨，他还会批评他们。但终其一生，他有时也会爆发。无论如何，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是国王胜诉。恺撒没有抛弃自己的客户，而是将他藏在自己家中，最后偷偷送出罗马。
前63年，恺撒多次与当年的保民官之一提图斯·拉比埃努斯合作。他们可能是老相识，年龄相近，在前70年代都曾在奇里乞亚和亚细亚作为塞维利乌斯·伊苏利库斯的部下服兵役。拉比埃努斯的家乡似乎是皮基努姆，庞培家族在那个地区拥有强大的地产势力，拉比埃努斯与他们可能有某种联系。作为保民官，他通过了一项法案，授予庞培超乎寻常的荣誉：这位伟大的将军被允许在观看任何竞技和表演时头戴凯旋将军的月桂花环、身穿紫袍；若观看赛车，还可穿戴全副华服宝器。据说恺撒是这些政策的幕后推动者和主要支持者。苏埃托尼乌斯还说，是恺撒推动拉比埃努斯起诉盖乌斯·拉比里乌斯——一位老朽而平庸的元老。罪名是“大逆”，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罪名，有点像叛国罪。具体的案情发生在三十七年前，也就是恺撒出生不久之后。拉比里乌斯曾经追随当年的两位执政官，去屠杀萨图尔尼努斯和格劳基亚的支持者。死者中包括拉比埃努斯的叔叔。一部非常晚近且很可能不可靠的史料称，拉比里乌斯在杀人后不久的一次宴会上展示了萨图尔尼努斯的首级。拉比埃努斯可能以杀害萨图尔尼努斯的罪名起诉拉比里乌斯，因为萨图尔尼努斯是保民官，受到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当年有一名奴隶因为杀死萨图尔尼努斯而得到赏赐，所以拉比里乌斯应该不是杀害萨图尔尼努斯的凶手。前100年，元老院发布了终极议决，授权马略和另一位执政官以一切手段保卫共和国。恺撒和拉比埃努斯似乎并不是在挑战元老院发布此种命令的权力，也不是质疑行政长官执行该命令的权力，而是关心命令的具体实施方式。他们相信，马略已经接受了萨图尔尼努斯和格劳基亚等极端分子的投降，但一群暴民爬到元老院会堂的屋顶上，将这些俘虏杀死了。元老院终极议决授权行政长官以武力镇压威胁共和国的公民，但在这些人举手投降、不再有危害能力之后，是不是仍然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并不明确。
此次审判的许多细节都晦暗不明。尤其是我们对起诉方的论点不甚清楚，只能从西塞罗为拉比里乌斯辩护的演讲词中窥探究竟。同样，我们对《卢路斯土地法》的大部分情况也不清楚，也只能通过西塞罗详细而极其敌视的演讲词中了解一二。拉比里乌斯案件非常奇怪，首先是案情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为什么突然又追究起来？其次，当年的目击证人很少有仍然在世的，尤其是因为内战期间罗马的精英阶层损失惨重。在大逆罪名的指控上，也没有近期的审判程序可供参考。苏拉曾建立一个永久法庭来裁决一种类似的但程度较轻的罪行——叛逆，它实际上是一种侵犯罗马人民尊严的罪行，很像某些现代体育中所谓“损害了这项运动的声望”的罪名。但是，恺撒和拉比埃努斯刻意选择了“大逆”这项尘封已久的罪行，专门处置此种罪行的立法可以上溯到五百多年前，那时罗马还是君主国。根据旧时法律，惩罚大逆的刑罚是将犯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刑罚已经不用来处置公民，而且似乎也不允许犯人按照常规，自行流亡外邦。抽签指定了两名法官来审理此案。恺撒是法官之一，他的远房堂兄卢基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前一年的执政官）是另一名法官。偏偏抽中了他们两人，显得非常可疑，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恺撒串通了监督抽签的裁判官，因此这可能只是巧合。
拉比里乌斯被判有罪，刑罚是死刑。他被允许向代表罗马人民的百人会议上诉。为年迈的拉比里乌斯辩护、反对拉比埃努斯的律师不仅包括西塞罗，还有昆图斯·霍尔腾西乌斯（西塞罗取代了他，成为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西塞罗很可能就是在这次庭审上做了后来公开发表的演讲。在演讲中，西塞罗强调萨图尔尼努斯罪有应得，指出拉比里乌斯不是杀死萨图尔尼努斯的人。不过西塞罗一再宣称，他倒是希望拉比里乌斯拥有杀死萨图尔尼努斯的荣誉。他指责拉比埃努斯之所以重启早已被人遗忘的古代法律，是因为他内心的残酷；按照罗马法庭上的常规，他还对拉比埃努斯的名誉进行攻击，神秘莫测而意味深长地暗示，拉比埃努斯的道德败坏是“世人皆知”的。西塞罗抱怨说，法庭允许他发言的时间短得不合常规。这个抱怨是有道理的。他的努力似乎没能说服聚集在百人会议上的投票者，尽管作为法官的恺撒对拉比里乌斯毫不掩饰的敌意使许多人转而同情被告。很快局势就变得明朗起来，投票结果必然是判定拉比里乌斯有罪。但就在这时，这个非常规的事情突然以奇特的方式戛然而止了，这倒也算合宜。百人会议的结构是早期罗马军队的翻版，总是在战神广场（位于城市的正式边界之外）集会。在早期历史中，罗马还很小，敌人则很近。如果有服兵役义务的公民全都聚集起来投票，那么城市在遭遇突袭时就会很脆弱。因此，为了防止这种威胁，罗马人会在雅尼库鲁姆山的制高点安排哨兵。只要哨兵在自己的位置上守卫，山顶上就会悬挂一面红旗，百人会议就可以安然处理事务。如果旗帜被降下，就说明罗马处于危险之中，公民们必须立刻解散大会，拿起武器。这种风俗一直持续到恺撒的时代，而且还会延续数百年，尽管它的功能早已不存在了。在百人会议决定拉比里乌斯命运的投票结束之前，裁判官昆图斯·凯基里乌斯·梅特卢斯·凯列尔命令将山顶的旗帜降下。于是，大会还没有做出裁决，就解散了。没有人尝试重新进行一次审判。
史料没有解释，梅特卢斯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是在保护拉比里乌斯吗？或者他在给拉比埃努斯和恺撒一个台阶下，免得他们当真要将一名年迈而人微言轻的元老定罪、处死？拉比埃努斯和恺撒事后都非常愿意放弃追查此案，显然说明惩处拉比里乌斯并非他们的主要目标。在此案中，他们质疑了元老院终极议决是否高于其他一切法律和公民权利，但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也没能对法律做出任何改变。在实践层面，他们最大的成绩或许在于，将来任何一位行政长官在遵照元老院终极议决行事时一定会格外小心。在个人层面上，此次审判对拉比埃努斯和恺撒来说都是一次成功。这次负责裁决拉比里乌斯的百人会议中，可能大多数成员都是他们的支持者，或者是那些被此案及更大范围的问题触动的人，所以它的构成应该不算很典型。很多公民没有时间、兴趣或者机会来参加大会，事实上要把全部有资格的公民塞进百人会议的场地，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便如此，此次大会比以往的大会都更趋向于富人的利益。大会显然愿意判拉比里乌斯有罪，这的确说明许多公民同情起诉方。恺撒这一次仍然是确保自己在政界抛头露面，并且站在顺应民意的那一边。当年晚些时候，百人会议的另一次会议选举他为前62年的裁判官，这足以证明他是多么受欢迎。此时他刚刚达到参选裁判官资格的最低年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