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作者：[英]奥兰多·费吉斯【完结】
内容简介：
斯大林时代（1924—1953）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经过改造的苏维埃人，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了“耳语者”——或藏身于角落窃窃私语、互诉衷肠，或暗中迎合，成为向当局告密的举报人。许多关于苏联的历史著作都聚焦于恐怖的外 在现象——古拉格、逮捕、判刑、囚禁甚至杀害，却几乎没有人关注普通的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所关注的正是最为广泛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在心灵，是第一部 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尽管在书中几乎每一页都能感受到斯大林的存在，但是《耳语者》并不讲述斯大林本人，讲的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入普通人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本书也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只想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百姓卷入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观者，或为积极合作者。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所说，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而对于这一切，我们绝不陌生。
理想国译丛序
“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导读 沉默的记忆
许知远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曾相信苏联帝国将存续上千年。不过，她仍写下了两卷、超过1500页的回忆录。其中有关于她死于古拉格的丈夫——或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也有对自己日常生活挣扎的记录。
既然上千年都无法让人读到，回忆与书写就变成了一种自我治疗，她可以用此来回避与对抗这压抑、残酷、粗糙的现实，确认自身的存在。
谈起苏联时代的生活，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布罗茨基总是最先跳出的名字。他们象征了最值得赞叹的人类精神——即使你身处最可怕的环境，仍能诚实地面对自身的经验、坚持内心价值。
但在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的《耳语者》（The Whisperers）中，你读到的是另一幅景象。在书的“导言”中，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引用到安东尼娜·戈洛温娜的故事。她不是选择记住，而是主动埋葬了自己的过去。作为一个“富农”之女，她在亲人的死亡、饥饿、流放中度过童年。18岁时，她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她隐瞒了自己的出身，伪造了文件，成功地进入了一所医学院。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她进入一所研究所，加入布尔什维克（尽管这个政党让她家破人亡），积极地工作与生活，谁也看不出她的过去，不仅同事与朋友不了解她的过去，甚至两任丈夫也都一无所知。
大约5年前的冬日，我几乎同时读到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希望对抗希望》与这本《耳语者》。那时，我正着迷于苏联与纳粹德国历史，尤其是社会心理史。我很好奇，在一个黑白颠倒的时代，人们该怎样度过这漫漫长夜。在剑桥的书店里，德国与俄国题材的书籍常占据着显著的位置，似乎代表着这个热衷于经验与常识的国家对这两个常陷入“非理性”的民族的特别兴趣。而对我来说，这些“非理性”不仅是出于兴趣，也是对我自身困惑的回应。
倘若曼德尔施塔姆夫人令我深刻感到爱与勇气，安东尼娜·戈洛温娜的遭遇似乎更让我接近历史的普遍经验。在《耳语者》中，有很多这样的例证。在俄国的著名人权组织Memorial的协助下，奥兰多·费吉斯收集到数百份家庭档案，它们既包括信件、日记、回忆录，也有照片、实物，作者还对经历者进行了大量采访。它们构造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道德与心理故事，它可能比任何理论都更好地解释了极权主义的运转，与人们面对悲剧时活下去的欲望。
奥兰多·费吉斯将焦点集中于斯大林时代，它既是一个全面控制时代的开端，也是它的高潮时刻。通过这许多的个人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台庞大的苏维埃机器，如何一步步地改造社会、家庭、个人，让人们抛弃所有熟悉的思维与习惯，让原本的多元丰富变得单一、匮乏。
在一开始，苏维埃信仰是充满诱惑的，它有宗教式的魅力。人们投身其中，感觉到一种逃避自身困境、加入到更大历史力量中的解放。但不久后，这个新宗教不仅准备引领你的灵魂，还准备摧毁你的任何其他选择，除了跟随它，你毫无选择。
家庭不再重要了，苏维埃比父母更重要，为了苏维埃，你还可以随时背叛父母。贵族的遗产，资产阶级的商铺，农民的土地，艺术家的自由创作，都不再属于个人，它们都被收归国有。国家给你提供一切，从公共宿舍、集体农庄到文化生活。倘若你试图抵制，等待你的是巨大的暴力机器。在斯大林的指挥下，这个机器不仅碾平哪怕最轻微的不服从者，也同样令他自己身边的革命者殒命。
接下来，苏维埃最初的理想色彩逐渐退却，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由秘密警察、庞大官僚体系维持的系统。它也对个人做出了少许让步，允许你维持一些个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家庭习惯与消费口味，但苏维埃随时有权力干预你的生活。1936年的一期党报《女工》这样写道：“党不干预共产党人的日常琐事，也不为之设立标准。它并不要求每一位党员在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只要求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以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为重。”
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一个极度虚伪的社会的诞生。它在苏联的晚期，尤其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了顶峰。理想早已破碎，恐惧减弱却仍旧普遍存在，人们就躲入私人生活的享受主义中，这样的社会私欲高涨、犬儒盛行。
不过，你实在不能指责这些普通人。面对如此的恐惧记忆与现实的压迫，倘若你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学会自我调整。倘若极权主义是建立于个人意义消失之上的，普通个体就要主动忘记构成个人意义的来源——你的家庭传统、你的独立思考、你对未来的想象，你就必须压制这一切。唯有让自己符合党的规定，才可能是安全的。但党的路线也是随时变化的，斯大林与列宁不同，赫鲁晓夫又否定了斯大林，倘若你要在这剧烈的转变中既保持安全又避免精神分裂，你就必须既谨慎——严格压制自己的真实想法、紧跟路线，又迟钝——让内心的道德、不安的声音彻底沉睡。当时的流行说法是“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
但没人能保持绝对的沉默，于是在这样的系统中，每个人都成为了“耳语者”。你或者对自己最信任的人悄悄地说出自己的感受，还有人成为了告密者，他们成了某种秘密警察。他们变成了特殊的“苏维埃人”，一种因极权统治而被彻底扭曲的人群。他们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
奥兰多·费吉斯用很多生动的例证来展示这种转变的挣扎。当然，这些故事不仅有挣扎，更有主动的合作。主动成为一名合作者与加害者，意味着你更安全，减少了死亡、被羞辱的几率。
幸好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预言不准确，这个政权在她死后不到10年就坍塌了，但很可惜，她没有看到这一天。她的回忆录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最终都获得出版，他们是英雄。但同时，一股记忆浪潮也泛起，斯大林时代的暴行被不断揭露出来，普通人也开始起身控诉——记忆可以被一时压制，却不会彻底消失。在很大程度上，这股集体记忆转化成了巨大的历史力量，集体回忆造就出一个共同体，缓解了个体的恐惧，它也使苏联的合法性彻底消失。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说得没错，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是领袖崇拜，而是“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但这记忆也注定是褊狭与肤浅的。它仅仅演变成一桩黑白分明的道德剧，其中更细微与深层的描述、分析尚未展开。
感谢奥兰多·费吉斯的努力，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叙述了这些故事。所有对极权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会是个多么艰难的过程。在这样的社会，尽管人们遭遇了巨大的痛苦与折磨，亲历者却普遍失去了感受能力、描述能力，他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体验。
奥兰多·费吉斯很可能是当今俄国历史研究的首席权威（至少在英语世界），将近20年来，他对俄国的近代历史作出了各种探究。与冷战时代的苏联学家不同，他的兴趣不在于外交、政治结构，而在于文化、社会心理、个人情感。也正因此，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准确地抓住了极权主义的本质——它首先是一个道德与价值的体制，它以崇高的价值与道德诱惑人，而靠使人丧失价值与道德来维系它的存在。也因此，它的后遗症尤其严重，需要更长的时间与努力来修复。普京的再度上台、他的强硬姿态，再度证明“潜入内心的斯大林心理”并未消失，它偶尔还有局部复活的冲动。
献给
我的母亲伊娃·费吉斯，以及我们消逝的家族记忆
目录
理想国译丛序
导读 沉默的记忆
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