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13日：我已经几次思索自己的生产工作，为何无法从容应付？为什么对我来说总是这么难？有一个念头，我似乎摆脱不掉，像吮吸桦树液一样在吮吸我的血液——那就是我的心理问题。我难道真的是与众不同吗？这个问题使我毛骨悚然，全身发抖。我现在正处在中游，不上也不下，但很容易滑向两端。
波德鲁布尼不时担心自己的出身会暴露出来，会在工作单位（充满“敌人”的巢穴）受到批斗，会被解雇，甚至会被捕。最终，政治警察确实查出了他的“富农”出身，但告诉他，只要他“继续积极配合”，就不会有事。很有可能，波德鲁布尼从此开始举报他的同事。他在日记中承认，自己像是一头困兽——厌恶自己扮演的角色，渴望成为“真正的自己”。
1932年12月8日：我每天的遮掩，我内心的秘密——他们不允许我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我不能有任何的自由思想，不能公开、明确地站出来。相反，我不得不鹦鹉学舌，必须走在不平的路面，朝阻力最小的方向。这真是非常糟糕。不知不觉中，我染上了阿谀奉承者和老狐狸的品性：软弱、卑怯，总是屈服。
有一位同学，其“富农”儿子的身份暴露之后，却没有遭到处罚，波德鲁布尼称之为“历史性时刻”。这似乎显示，他可以不必再为自己的出身而痛感耻辱。他满心喜悦，怀着对苏维埃政府的感激来拥抱这种个人的解放。
1935年3月2日：我也能成为苏联大家庭的公民，我热爱使之成为可能的人。我再也不是敌人圈子里的人。我一直害怕敌人，无论何时，无论何处。我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周遭。像大家一样，我可以对各种事物发生兴趣，做一个爱护自己土地的主人，而不是一个向主人叩头的仆人。
6个月后，波德鲁布尼被接收为莫斯科第二医学院的学生。他一直梦想在高等学院学习，但心知肚明，他的“富农”出身将是一大绊脚石。《真理报》印刷厂的共青团支持他的求学申请，对他来说，无疑是首肯了他的苏维埃新身份。(238)
对于许多“富农”子女而言，渴望被认作苏维埃人，亟想成为社会中有价值之人，与其说与政治或个人身份有关，毋宁说应该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奋。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非常聪明，精力充沛，积极主动，又继承了父亲尼古拉的强烈个性。她在沙尔铁定居地时，曾是学校里的大队干部，辅导其他学生的阅读。她1934年回到佩斯托沃与父亲重聚，年仅11岁的女孩便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证明自己的价值”。(239)但在新学校，年龄较大的男孩把她当做“富农”的女儿加以嘲弄和虐待（佩斯托沃学校有很多“富农”子女），甚至老师们也会挑剔找碴。有一天，孩子们因行为不端而受训斥。一名资深女教师更是把安东尼娜叫到全班面前，予以特别的惩戒，大声叫嚷：她那种人就是“人民公敌，卑鄙的富农！遭到驱逐也是罪有应得。我希望你们都在那里死绝”！安东尼娜在回忆录（2001年）中，把此事当做她人生中的决定性时刻。她深深感到不公和愤慨，真想呼喊出来以示抗议，但更深沉的恐惧迫使她缄默不语。
佩斯托沃学校B班的优秀学生，1936年。13岁的安东尼娜（唯一没穿少先队制服的）站在左侧
突然，我心里泛起一种感觉：我们[富农]与众不同，我们是罪犯，很多事情都没有我们的份。我现在明白，我当时即有一种自卑感，深深陷入恐惧之手。这个政府可以生杀予夺，因为我们是富农，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沉默无言中忍受一切。
同学玛丽亚的父亲也作为“富农”被捕，女教师训斥事件发生之后，玛丽亚低声对安东尼娜说：“听着，老巫婆吐出这样的骂人话，我们来写一封投诉信！”安东尼娜很怕，所以由玛丽亚一人执笔写了那封信，但是以两人的名义。她写道，她们的父母是富农，但不能怪罪于子女，衷心希望能有机会，以勤奋学习来证明自己。她们还在信上画了新年树[3]作装饰。安东尼娜将信藏在洗衣袋中（母亲承担学校的清洗工作），送去校长办公室。校长颇表同情，把她们叫去他的办公室，告诉她们“私下里，他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我们不得外传”。显然，他后来找了那位刻薄的女教师，因为她的态度有所软化，甚至允许这两个女孩参与学校的话剧表演。那部戏讲述农民保姆（安东尼娜饰）在“富农”（玛丽亚饰）家受尽苦难，安东尼娜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最后的独白中，我必须说这样的话：“你已吸干了我的生命，我现在懂得，再也不愿同你在一起。我要离开你，去上学！”——讲完这几句，我就离开舞台，随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深深融入这个角色，我的愤慨显得既自然，又逼真。(240)
安东尼娜全身心投入学业，她喜欢学校，成绩优秀，好几次出现在学校礼堂的优秀学生榜上。这意味着她有资格参加苏维埃节日的学校游行。安东尼娜喜欢这些游行——不是因为在政治上要求上进（她认为扛旗反而有失身份），而是因为代表自己的学校而感到自豪。她渴望加入少先队，但由于“富农”出身，不能遂愿，她为此而伤心欲绝。她戴上自制的红领巾，赶去少先队聚集的俱乐部，渴望自己能够参与他们的游戏。(241)渐渐地，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尽管有“富农”的背景，还是在1939年加入了共青团（共青团委员会看重她的主动精神和能力，对她的出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安东尼娜因此变得大胆，鼓足勇气在1939年夏天，隐姓埋名，重访自己的家乡——已改名为“新生活”集体农庄。她发现，她的老家已变成集体农庄的办公室。(242)
安东尼娜的信心和雄心在与日俱增，决定不再努力让人接受真实的她，而是为自己编造全新的身份。每当填写新表，她就开始撒谎。她回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决定重编自己的履历。”从青年起，安东尼娜就过上了秘密生活，不向朋友谈论自己的私事。1940年，她遇上第一个认真交往的男朋友，但闭口不谈自己的家世，因为她害怕对方获悉她的过去可能就会离开。之后的整整50年，她都不让家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她害怕，这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家人。回首往事，她记得：
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能漏嘴，不能暴露。我一开口，就要动脑筋：我忘掉了什么？我说的话会使人生疑吗？无时无刻不是这样……我很怕，就会保持沉默。这种恐惧伴我一生，须臾不离……妈妈总说：“当你与狼一起生活时，就必须学会狼的习性！”(243)
[1]从“拳头”一词派生出来的“富农”（kulak），最初被农民用于泛指剥削性质的行业（放高利贷的、出租土地的、投机倒把的，等等）。在他们看来，即使雇用他人的自耕农，也不可算作“富农”。相比之下，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误用此词，将富裕农民全部划作富农。他们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将农村中的雇人（这在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本来就极为罕见）视作一种“资本主义”（而不是农村劳动力短缺的弥补）。所以，富农就等同于资本家了。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想在农村挑动阶级斗争和征用粮食，便将无地农民（主要是流入城市的）组成贫农协会，以对抗被控囤积粮食的富农。到集体化时，反对加入集体农庄的任何农民——不管是富是穷——都被控为富农。
[2]戈洛温家有两个谷仓、几部小机械、3匹马、7头牛、几十只猪羊、两辆大车，还有一些家具，包括苏维埃农村中象征着富裕的铁床和茶炊。
[3]1929年圣诞树在苏联遭禁，到1935年才获得恢复，但改称为新年树。苏联的新年节日承继了传统圣诞节的很多活动，譬如家庭团聚、交换礼物以及类似圣诞老人的弗罗斯特叔叔（Uncle Fro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