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尼娅·拉斯金娜和米哈伊尔·沃希切斯基（结婚照），1932年摄于莫斯科
拉斯金家位于阿尔巴特地区的房子平面结构图
左：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1940年
右：斯大林工厂地铁站，20世纪40年代
1932年，法尼娅·拉斯金娜和米哈伊尔·沃希切斯基结婚。米哈伊尔既是党的干部，又在韦斯宁兄弟建筑师公司担任建筑工程的行政主管，那是莫斯科最重要的建筑公司之一。法尼娅离开位于祖博夫广场的娘家，暂时租房数月，再与丈夫一起搬入时尚的阿尔巴特区。那是一个三居室公寓，不大，总面积只有58平方米，但与绝大多数莫斯科人相比，却显得摩登豪华，拥有自己的厨房、浴室、抽水马桶，甚至还装了私人电话。(244)
20世纪30年代初，莫斯科迅速扩展。从1928到1933年，首都人口从200万增至340万，主要是由于大批农民涌入工厂，这使城市的住房承受了巨大压力。1933年以后，莫斯科通过国内护照制度以及大规模驱逐“异己分子”，得以控制城市人口。(245)数以百万计的人，梦想就是搬入莫斯科。在苏联，莫斯科是权力、财富、进步的中心。在宣传中，它被描述成社会主义制度下未来美好生活的见证。
斯大林对首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浓厚的兴趣，在1935年签署了一项雄心勃勃的重建莫斯科的总体规划。制订该计划的建筑师有韦斯宁兄弟、列昂尼德、维克托、亚历山大等，接受莫斯科苏维埃的统一指导。该计划将莫斯科规划成一个可容纳500万居民的城市，并在郊区广泛建造新型的住宅区，由公路、环道、绿地、污水处理系统、通信网络和工业世界中最先进的地铁连接起来。计划中一切都是大规模的。满布中世纪窄街和教堂的市中心，被大规模拆除，为建造开阔的大街和广场腾出空间。一条广阔、全新的游行路线，将横穿首都的市中心。特韦尔斯卡娅大街（已改名为高尔基大街）要拓宽至40米，挡道的旧楼只能推倒（许多建筑遗迹，包括建于18世纪的莫斯科苏维埃大楼，只好退出主道，易地重组）。在红场上驱除全部的市场摊位，以便聚集的游行队伍在5月1日和革命纪念日畅通无阻地走过革命的神圣祭坛——列宁陵墓。甚至还有炸毁圣瓦西里大教堂的计划，以便让陵墓前的游行队伍可以排成没有中断的一长列。斯大林的莫斯科被重建成一座帝国大首都——即苏维埃的圣彼得堡，比苏联任何其他城市更为雄伟，更为先进，成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象征（布哈林称总体规划“几近奇迹”，将使莫斯科变成“新的麦加，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战士会从世界各地赶来朝圣”）。(246)
韦斯宁兄弟在首都的重建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其建筑理论因此而发生了戏剧性变化。20世纪20年代，韦斯宁兄弟一直走在建构主义运动的前列，尝试将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理想融入苏联建筑。但在重建斯大林的莫斯科时，他们改用了新古典主义和纪念碑式的风格。这代表着艺术和精神上的妥协，他们是建筑师，必须仰仗客户，而国家是其唯一的客户。两兄弟一直参与苏维埃宫殿的筹建，地点就在1932年即已拆毁的救世主大教堂。该宫殿如果建成，将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定为416米高，比1931年在纽约落成的帝国大厦还要高出8米），顶上耸立一座巨大的列宁塑像（3倍于自由女神的尺寸）。(247)但苏维埃宫殿从未建成，[1]多年以来，该工地无形中变成了一座纪念碑，让人记得莫斯科的允诺。
韦斯宁兄弟帮助监督莫斯科地铁的建设——共产主义进步的另一个象征。隧道的挖凿始于1932年，到1934年春天，共雇用7.5万名工人和工程师，其中许多人是农工和古拉格囚犯。挖凿是极其危险的工作，火灾频繁，更因土壤的松软而塌方连连。100多人死于第一条地铁线的建设，它全长12公里，连接索科尔尼基和高尔基公园。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所有的主要建设项目都雇用古拉格劳工（首都附近就有不少劳改营）。25万名囚犯参与了莫斯科至伏尔加河的运河开掘，为的是向首都不断增加的居民人口供水。其中许多人死于体力耗尽，尸体就埋在运河的地基中。斯大林的莫斯科，在许多方面向彼得大帝的首都寻求灵感，像圣彼得堡一样，也是以奴隶尸骨为地基的乌托邦文明。
第一条地铁线在1935年启用，莫斯科共产党的主管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誉之为无产阶级的宫殿：“我们工人乘坐地铁时，应该是欢快喜悦的，应该想象自己身处一座因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光芒四射的宫殿。”(248)该地铁站像宫殿一般，饰有吊灯、彩绘玻璃、黄铜和镀铬的饰件，墙壁由大理石（20个不同种类）、斑岩、缟玛瑙、孔雀石装饰而成。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1938年）可与教堂媲美，它的中央大厅以椭圆形的穹顶、马赛克的大理石地板、不锈钢的拱门，造就了明亮崇高的气氛。20世纪30年代后期，韦斯宁兄弟设计了斯大林工厂地铁站，希望获得身处大教堂之内的气氛。落成的地铁站（1943年），以哥特式的大理石高柱、空间和光线的巧妙利用、描绘五年计划“成就”的汉白玉浮雕（包括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中心、斯大林工厂、苏维埃宫殿和莫斯科至伏尔加的运河），完美地实现了这一初衷。(249)这些无产阶级宫殿的辉煌，与大多数人生活空间的拥挤和肮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它们又发挥了异常重要的宣教功能（与历史上教会扮演的角色没有两样）。地铁站的华美激励了民众的自豪和崇敬，加强了他们对公共目标和苏维埃价值的信念。
韦斯宁兄弟也参与兴建私人住宅，被要求设计两居室和三居室的公寓，就像米哈伊尔·沃希切斯基和法尼娅·拉斯金娜婚后居住的。法尼娅回忆：“我们非常高兴，这是我们第一次住上了带有私用厨浴的公寓。米夏[米哈伊尔]有了自己的书房。如有来客，也还有空余的客房。”(250)
这种对私人公寓的重新重视，象征了苏维埃住房政策的根本转变。20世纪20年代，建造新型集体住房的乌托邦梦想主宰一切，布尔什维克优先考虑“公社房屋”——庞大的共用社区，容纳数千工人及其家人的一长排房间，厨房、盥洗、洗衣设施都属共用，让妇女从家务琐事中解放出来，让居民学会集体生活。当代建筑师联盟中的建构派，一直站在这苏维埃运动的前列，他们要废除一切私人领域，让人们过集体生活。但莫斯科的住房政策在1931年出现大的扭转：尽管苏维埃首都的住房长期紧缺，超过百万的新居民又使之加剧，新政策仍规定，莫斯科的主要建筑类型将是单个家庭单元的豪华住宅。
这一政策变化显然跟政治和工业新精英的崛起有关，需要提供物质奖励以保证他们对斯大林政权的忠诚。五年计划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行政官员、经理人，遍布所有的经济部门。据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的主席称，工业部门仅在1930年就需要43.5万名工程师和专家。斯大林的领导机构不信任旧工业精英（属于资产阶级，1928年的苏维埃工程师中只有2%是党员），其中很多专家一直反对工业五年计划极端乐观的目标。在1928至1932年的工业恐怖中，那些专家遭到了大规模地清洗（作为“破坏者”和“颠覆分子”）。其时，五年计划引起的混乱和燃料、原料的不时中断，使工厂不得不关闭。工人们拿不到工资，遂愤起声讨他们的主管。工业管理阶层、经济委员会、规划机构、大专院校、教学机构，清除了身居高位的“资产阶级专家”，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晋升创造了机遇。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工厂技校的全盛时期，为不断增加的工业职业和行政职位，培养了适当的人选，其中许多人前不久刚刚从农村前来。从1928到1932年，工厂技校的学生人数从180万跃升至330万（将近一半是农民）；14万工人从车间工作晋升为管理人员（其中很多人一边上班，一边培训）；150万工人离开工厂，或担任行政职务，或赴高级院校进修。同时，还有100万工人入党。党领导尝试扩充无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以支持和实施党的政策，因而降低了入党要求（在许多工厂，全体员工集体入党）。(251)
斯大林需要可靠的支持。“大转变”酿造了社会的混乱和广泛的不满，从而动摇了他的领导权威。党和苏维埃的档案中充斥着来自愤怒的工人和农民的投诉信和请愿单，哭诉“五年计划”造成的苦难。他们写信给苏维埃政府、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甚至直接写给斯大林本人，抱怨集体化和过度征粮的不公、在工厂遇到的麻烦、苏维埃官员和经理的腐败、住房和食品的短缺。(252)他们并不是任由命运摆布的顺民，全国各地都有起义和罢工。(253)在许多城市的大街上，反苏维埃的涂鸦，几乎与苏维埃的宣传一样醒目。(254)在农村，反苏维埃的牢骚体现于一些押韵歌谣之中：
五年计划，五年计划
五年计划，十年见效。
我不去集体农庄：
那里没有面包！(255)
就斯大林的路线而言，党内虽然没有正式的反对意见，却有大量潜藏的异议和不满，主要是针对1928至1932年的巨大人力消耗。到1932年，他们逐渐汇聚为两个非正式的集团。一个由托洛茨基的前追随者组成，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左翼反对派（斯米尔诺夫、托尔马乔夫、艾斯蒙德等），他们召开各种会议，谈及如何把斯大林赶下台。另一个由较温和的右翼反对派残余力量组成，带头的是新经济政策支持者，如李可夫和布哈林，其中特别活跃的是莫斯科的一个前任区委书记留汀。他在1931年3月筹办老同志秘密聚会，其结果是一份长达194页的打印文件，题为“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该文件详细批判了斯大林的政策、统治方法和个人品性，在党员队伍中私下传阅，直到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截获。所谓留汀政纲的全部重要成员被捕，并于1932年的秋天被开除出党和判刑，其中大多数人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枪决。其时，更多的老布尔什维克，即1917年的老革命，被控与这个集团相互勾结。(256)
留汀集团的暴露增加了斯大林对党内反对派的偏执猜疑。1932年11月，又发生了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自杀事件，这一切让斯大林精神错乱，使他怀疑每一名随行人员。1933年1月，中央政治局宣布对党的队伍实施彻底的清洗。相关的指令并不提及涉嫌加入反对派的成员，只呼吁把“欺骗党、隐匿真实企图，表面上发誓忠于党、实质上削弱党政策的两面派”驱逐出党，从而挑明党的紧急任务是向党领导靠拢，以铲除持不同政见者。(257)
20世纪30年代，党的性质通过吐故纳新发生了渐进的演变。老布尔什维克节节败退，新兴的党员官僚阶层崛起于工业基层，主要是晋升为行政官员的工人。他们是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儿子（极少是女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受训于工厂技校和其他技术机构。这一代行政官员成了斯大林政权的支柱，到斯大林统治落幕时，占了党高级领导的很大比例（在1952年的苏维埃政府中，他们在115位部长中占了57位，包括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安德烈·葛罗米柯、阿列克谢·柯西金等）。(258)20世纪30年代早期涌现出的精英，一般来讲，比较循规蹈矩，比较听从当初提拔他们的领导干部。他们平均只接受过7年教育，很少能作独立的政治思考，只会借用报刊上党领导的发言，鹦鹉学舌，重复其宣传口号和政治术语。[2]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认识非常浅薄，全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为准。那是斯大林组织编写的党史，他们却背得滚瓜烂熟，完全认同斯大林政权，双方的价值和利益都是一致的。他们急于实施上级的命令，以此推动自己的职业生涯。
这些新精英的特征在阿尔卡季·曼科夫的日记中得到尖刻的描绘。阿尔卡季是列宁格勒红三角工厂的会计，父亲是律师，自己在工厂上班是为了取得“无产阶级”身份，并能进入图书管理员学院求学。他在1933年日记中描述他的上司——一个25岁的年轻人，像数万青年人一样开始他的职业生涯：
他不知来自何方，现身于列宁格勒的街头，通过劳工交流所找到一份工厂工作。数月之后，他便加入共青团，成为一名积极分子——也就是说，完成上级吩咐的一切任务——开会积极发言，炫耀他所知道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文章。于是，他突然晋升为劳工经济学家，转到行政部门工作……他取得的成就，既有一个重要的称号，又有很丰厚的薪水（每月300卢布）。他给人一个成功人士的印象，很满意自己的成绩和地位，脸上挂着甜蜜的笑容，身穿一尘不染的英式白衬衫、领带和黑色新夹克，面带自信甚至傲慢的神态。他虽身居高位，却没有具体工作，净管些琐碎小事：留心员工的行止，检查账目，设置工作的规范。他认为自己什么都要管——为了表达工厂的意见——有时坚持，有时大声嚷嚷，有时施加威胁。他收集信息，填写从来没人查看的无谓的表格和卡片。他热衷于调查车间内的技术革新是否合法，老是在翻阅工人的规则手册。(259)
这种行政官员为了物质和政治的奖励，会很容易攻击其在苏维埃等级制度中的对手。1932年，庞大的工业集团特兰斯玛西科技公司的经理，写信给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说：
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在于，最卑鄙的人反而得心应手，官运亨通——他们刻板地执行最高权威的宏观设计……这种官员从不讲实话，因为不想让领导受窘。看到对手管辖的地区或病房正在遭受饥荒和瘟疫，他却幸灾乐祸。他绝不会动一根手指头来帮助近邻……我在周围看到的，都是可恶的政治权术、肮脏的伎俩和因口舌而被毁的人。举报不止，看不到尽头。你随口吐一口吐沫，都很难不招惹声讨者或骗子们的攻击。我们都变成什么了？都快透不过气了。越是无才的混蛋，他的诽谤就越是寡廉鲜耻。当然，清洗共产党与我无关。我只是认为，尚存的体面人士将会被赶尽杀绝，这就是它的最终结局。(260)
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 1936年）概述了他的“苏维埃热月”理论。他指出，斯大林的权力依赖于庞大的“行政金字塔”，人数约在500万至600万。(261)这新兴的执政阶层并未继承老布尔什维克的民主本能，或对斯巴达的崇拜。老布尔什维克因此担忧，新经济政策的资产阶级影响将会腐蚀广大的党员。该执政阶层又希望成为苏维埃的新资产阶级，其兴趣集中于舒适的家居生活、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以及“文雅”的爱好和举止。他们的社会意识是反动的，紧紧抱住家长制家庭的习俗不放；即便在政治上相信共产主义，在文化品位上仍是守旧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捍卫苏维埃制度，他们物质上的福祉和社会中的地位全靠这个制度。
反过来，这个制度又确保了他们的满意。之前，消费行业为了赶建新厂新镇而资金短缺，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中，获得了政府的追加投资。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食品、衣服、家庭日用品的供应明显改善（当时的数百万孩子都能记得，他们穿上第一双新鞋的时间都是在1930年代中期）。从1935年秋天起，配给制逐步取消。根据苏维埃的宣传，随着商店橱窗的充实，消费者的乐观情绪高涨。照相机、留声机、收音机大批量生产，以满足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的需求。甚至奢侈品的生产（香水、巧克力、白兰地、香槟）也有稳步的上升，其主要顾客是新精英，其价格在苏维埃节日有所下调。以前只有富人享用得起的奢侈品，现在的劳工大众，只要努力工作也能买得起。这样的印象，对维持“美好生活”的苏维埃神话非常重要。新的消费杂志向苏维埃顾客提供日益多样化的时装和家具设计，百货公司和豪华商店的开张获得媒体的大肆渲染。叶利谢耶夫食品店改名为第一食品商店，1934年10月在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重新营业。《莫斯科晚报》（Evening Moscow）宣布：“新店将出售1200多种食品。”
食品部有38种香肠，包括之前从未在任何地方出售的20个新品种。该部门还将出售3种奶酪——卡门培尔奶酪、布利乳酪、林堡芝士——都是商店特地订制的。糖果部有200种糖果和糕点……面包部有50种面包……
第二天来店里参观的共有7.5万人（有人猜测，大部分只是来看看）。(262)
对照于革命后前10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禁欲主义，这种对苏维埃消费文化的提倡，可算是意识形态上的急遽撤退。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仍在呼吁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的幸福。到如今，苏维埃领导却发出决然相反的信息：消费主义和共产主义可以兼容。斯大林在1934年争辩，社会主义“所意味的不是贫穷和贫困，而是贫穷和贫困的消亡，并为社会所有成员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活”。斯大林这个想法，起源于1935年的集体农庄劳工会议。当时，他批评尝试取消家庭财产的集体农庄，要求让集体农庄工人保留家禽和奶牛，分得更多的自留地，以刺激他们对集体农庄的兴趣。斯大林还告诉与会代表，“人就是人，想拥有自己的东西”，这不算“犯罪”——想要私人财产是人的本能，“改变人的心理和教人过集体生活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263)
从革命禁欲主义撤退回来的另一迹象，是党开始重视个人的外观和礼仪。早期布尔什维克认为，关心如此小事是反社会主义的。但从20世纪30年代起，党宣布年轻共产党员必须具有文雅的举止和良好的仪表。《真理报》在1934年宣称：“我们赞成美丽、别致的服装，漂亮的发型，整洁的指甲。女孩应讨人喜欢，香水和化妆是优秀女共青团员的‘必须’，男共青团员剃须更是强制性的。”香水和化妆品的销售，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在20世纪30年代都有显著增长。大家还开会来讨论服装时尚和个人卫生。(264)
追求乐趣也成为新的重点。斯大林在1935年宣布：“同志们，生活变得更好了。生活也带来了更多欢乐，而当生活充满欢乐，工作就会顺利。”早期布尔什维克斥为轻浮追求的跳舞，获得斯大林政权的正式鼓励，很快风靡一时，到处涌现新开的舞蹈学校。莫斯科的公园出现了嘉年华会，大街上有了庆祝苏维埃节日的庞大的游行队伍。苏维埃电影界拍摄了一些欢乐的音乐剧和浪漫喜剧。人们还没有很多面包，却有大把的马戏团。
斯大林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等级制度的建立紧密相连，该制度又以物质奖励为基础。对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勤奋和忠诚能带来即时的奖励；对底部的人来说，只有奖励的许诺，兑现则还须等待共产主义的实现。所以，该政权又与理想中的社会的建立相连。该社会的核心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其成员包括党和工业的精英、技术精英、专业人士、军警人员以及艰苦奋斗赢得声誉的劳动模范（the Stakhanovites）。[3]该社会等级制度的原则就是对国家的服务。在每一个机构内，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旨在扶植国家忠实的仆人，他们的忠心耿耿可获得优渥的回报，例如较高的薪酬、特殊的消费品、苏维埃的头衔和荣誉。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苏维埃政权鼓励传统的（“资产阶级”）家庭价值观，进一步推动了中产阶级的涌现。这也是一个戏剧性的逆转，因为从1917年以来，党一直在追求反家庭的政策。这一转变部分原因是为了因应“大转变”对人口造成的影响：出生率出现灾难性的下降，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劳工供应和军事实力；离婚率增高，遗弃儿童已成普遍现象；家庭变得支离破碎，留给政府来应付残局。回归到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也反映出工业和政治精英的新保守主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久前还属于农民和工人的阶层。如托洛茨基在1936年所写的，政策变化只是苏维埃政权坦率的认输，它“强攻旧家庭”的乌托邦尝试——铲除私人生活的习俗，培植集体生活的本能——已经一败涂地。(265)
同样，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党对家庭和私人住宅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措施。私人生活的概念（chastnaia zhizn’）——即不受国家查控的封闭且独立的领域——仍在意识形态上遭到否定，但个人生活的概念（lichnaia zhizn’）——即接受公众监督的个人或家庭的领域——却得到国家的积极推广。在这种公私分别的配置中，私人和个人的东西只表现在个性上，公共领域仍占统治地位，仍要求了解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的效果是解放出一个四面墙包裹的空间，容许家庭私事的自由表达（消费口味、生活方式、家庭习惯等），但又保留了对私人行为的政治控制，特别是对于共产党人。妇女党报《女工》（Rabotnitsa）在1936年宣称：“党不干预共产党人的日常琐事，也不为之设立标准。它并不要求每一位党员在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只要求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以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为重。”(266)
建设私人住宅作为新的重点，是政策改变的标志。所有主要的部委在莫斯科都有自己的公寓街区，分配给自己的领导。曾在20世纪20年代朴素度日的布尔什维克家庭，现在享受了相对奢侈的生活。他们得到各式奖励，例如新住宅、特供的食品商店、带司机的公家车、郊外别墅，以及在特别的政府度假胜地和疗养院度假。对很多此类家庭来说，20世纪30年代是他们第一次获得自己的生活空间和自主权。向苏维埃精英授予郊外别墅——自20世纪30年代起才有大规模的实施——在鼓励私人家庭生活方面尤为重要。住在郊外别墅，远离警惕之眼和窃听之耳，亲戚们可以畅谈，要是在公共场所，那是不可思议的。此外，简单乡村生活的日常活动——游泳、爬山、采蘑菇、读书、院子里的闲逛——让家人得以暂脱苏维埃社会的约束。
在家庭内部，斯大林政权提倡回到传统的家庭关系。婚姻变得光荣，婚姻登记处布置得漂亮光鲜，婚姻证书都印在优质纸张上（来自维舍拉），不再是以前的包装纸。戒指作为基督教遗存在1928年遭禁，1936年之后又重现于苏维埃商店。一系列旨在加强苏维埃家庭的办法出笼：收紧有关离婚的法规，大幅提高离婚费，导致离婚率的急速下降；提高孩子的抚养费，取缔同性恋和堕胎。在苏维埃的精英当中，性态度开始回归传统，甚至变得相当拘谨。优秀的斯大林主义者应遵循一夫一妻制，并奉献于自己的家庭。根据对他个人崇拜的宣传，斯大林便是如此的榜样。[4]布尔什维克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也受到密切关注。如被认作坏父亲或坏丈夫，因而被开除党籍之事，也时有发生；同时又希望党员妻子，重回在家抚养孩子的传统角色。
推动家庭成为国家的基本单位，迎来了家庭在思想上的恢复名誉。1935年，一名教育家写道：“家庭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细胞，其抚养子女的职责来自其培养良好公民的义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斯大林政权愈益通过家庭的比喻和象征，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其时，千百万人发现自己虽然身处全新的陌生环境，而家庭的价值体系却是他们所熟悉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那几年蓬勃兴起，把他比作“苏维埃人民之父”，就好比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以前曾被比作俄罗斯人民的“沙皇父亲”（tsar-batiushka）。各式社会机构，如红军、党、共青团甚至“无产阶级”，都被重新想象为大家庭，通过同志关系来提供更高形式的归属感。在这个家长制的党国，父母的角色此时上升为权威人物，在家里坚持苏维埃的道德准则。《共青团真理报》在1935年宣称：“年轻人应该尊重长辈，尤其是自己的父母。一个人必须尊重和热爱父母，即使他们老派，并不喜欢共青团。”相对于当年对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个人崇拜，鼓励苏维埃儿童举报反对政府政策的父母，这真是戏剧性的变化。到1935年，政府重新诠释对莫罗佐夫的个人崇拜，低调处理帕夫利克的举报，改而强调新的理念，如帕夫利克的努力工作和遵守纪律。(267)
这些年中长大的苏维埃精英的孩子，对此非常怀念，尤其是对“正常的家庭生活”。玛琳娜·伊万诺娃1928年出生于高级党员家庭，父亲在列宁格勒东南50公里外的姆加镇担任党委书记。她家在那里有一栋宽敞的乡间房子（dacha），但多数时间住在曾是贵族的祖父在列宁格勒的公寓。玛琳娜回忆：
那套公寓太豪华了，有10个大房间，我这个孩子可以任意跑来跑去。房间里的天花板很高，窗户很大，可以望见花园……列宾和列维坦的油画[复制品]挂在墙上。三角钢琴和台球桌分别立在两个会客室里……这公寓是我童年回忆中最幸福的所在。我记得熙熙攘攘的聚会，亲戚、朋友，加上他们的孩子，都来我家庆祝新年。孩子们穿上化装舞会的服饰，爸爸装扮成弗罗斯特叔叔，给每个人带来巧克力和礼品，放在新年树的周围。(268)
伊娜·盖斯特的父亲阿隆，1932年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农业部门主管，全家就搬进了专为苏维埃高级官员保留的莫斯科著名公寓（河堤大楼公寓），面对克里姆林宫。他们的公寓很大，装饰有政府提供的最新式苏维埃家具，还有一个藏书数千册的家庭图书馆。全家享受有教养的俄罗斯生活，既有共产主义理想，又有苏维埃精英的特权。他们有莫斯科大剧院高级包厢的通行证，还有频繁的假期，可以前往克里米亚和莫斯科郊区的特别度假村。但伊娜最美好的回忆，还是他们在尼科利纳·戈拉的乡间房子里度过的夏日：
乡间的房子坐落在小山峦的美丽松林中，就在莫斯科河拐弯处的上方。这个地方真是太漂亮了，是莫斯科最美的地段之一……我们的房子就在高高的河堤上，可俯视莫斯科河。那是两层的大房子：舅舅韦尼阿明掩饰不住他的羡慕，称之为“别墅”（villa）。楼上楼下各有三个大房间，还有一个大阳台。房间里经常挤满了人，总是有父母的亲戚来访——主要是我的表亲。周末，父母的朋友从莫斯科过来……我有邻近乡间房子的自己的朋友，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河上。爸爸建了从房子走下河边的楼梯，让祖母更容易走到水边。那是一条蜿蜒陡仄的楼梯，至少有100个台阶。我们离开后，人们仍把它称作盖斯特的楼梯。它的下端有一个小小的木码头，可供游泳，但周围的水奇深，只有与父亲一起，我才被允许在那里游泳。朋友和我都喜欢克尔任采夫乡间房子的码头，那里的水浅，很适合游水。(269)
但这种美好的回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福分。对许多家庭来说，20世纪30年代是紧张气氛愈演愈烈的时期。传统关系的恢复，经常在丈夫和妻子之间制造摩擦。对苏维埃家庭素有研究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政权背叛了当初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允诺，即把妇女从家务羁绊中解放出来。有关工人家庭中家务分配的统计数字，证明了他的判断。从1923到1934年，职业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是丈夫的3倍，到1936年更升至5倍。对于女性而言，20世纪30年代没有带来任何变化——她们在工厂上班，回到家里再做第二班，做饭、打扫、照顾孩子，平均每晚5小时——男子因工人住宅的现代化，即自来水和煤电的供应，得以解脱于传统的家务（劈柴、挑水、准备火炉），从而有更多时间追求文化和政治。(270)
托洛茨基也考虑到家庭中的性别政治：
有关苏维埃的伟大史籍，其戏剧性章节之一就是苏维埃家庭的解体和破裂：丈夫作为党员、工会会员、军官、经理而蒸蒸日上，在生活中增添新口味；妻子因肩负家务琐事的重压而原地踏步。在两代苏维埃官僚的人生轨迹中，妻子最终遭到遗弃的悲剧比比皆是。同样的现象又在新的一代中出现，最可怕的粗鲁和残酷，恐怕就在官僚机构的顶端——那里相当大的比例是暴发户，很少文化修养，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档案和回忆录总有一天将暴露对妻子乃至其他女性的赤裸裸的犯罪，而作恶者凭借自己的高位却无惧起诉，往往还在鼓吹家庭道德和强制性的“母亲的快乐”。(271)
弗拉基米尔·马赫纳茨1903年出生于乌兹达村的贫农家庭，位于白俄罗斯的明斯克以南60公里。母亲在生他时去世，父亲在1906年移居美国，把弗拉基米尔交与姑妈抚养。他14岁时逃离家乡，加入赤卫队，参与了1917年10月在明斯克的夺权战斗。之后的4年中，他作为红军，又与内战中入侵苏俄的波兰军队交战。弗拉基米尔在192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开始在莫吉廖夫农业学院学习，在此遇到并爱上了玛丽亚·乔索娃。玛丽亚1904年出生于克里切耶夫小镇的农民商人家庭，位于莫吉廖夫城以东100公里。她是六姐妹中的老幺，又是家中第一个读大学的孩子。玛丽亚1925年从农业学院毕业，在农学和经济学方面尤其卓越。弗拉基米尔与玛丽亚作为事实上的丈夫和妻子（恰似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苏维埃青年，他们拒绝登记结婚，视之为反抗资产阶级习俗的标志），在莫吉廖夫城同居。弗拉基米尔自农业学院毕业后投入研究工作，1928年搬去莫斯科加入泥炭研究所（泥炭被布尔什维克视作重要的能源），在伊万·拉达琴科的辅导下撰写论文。拉达琴科是布尔什维克的老将，又是列宁的朋友，其时担任该研究所的主管。弗拉基米尔无可挑剔的履历、无产阶级出身、对斯大林工业计划的热情，很快引起莫斯科党组织的关注，1932年便要他与拉达琴科合作，为莫斯科发展新的能源供应。弗拉基米尔成为莫斯科煤气托拉斯——新成立的工业园区——的首任主管，向迅速扩展的首都提供天然气。(272)
1934年的弗拉基米尔·马赫纳茨
玛丽亚和列昂尼德，20世纪40年代
玛丽亚跟着弗拉基米尔来到莫斯科，在农业委员会担任经济学家，直到1933年儿子列昂尼德出生。弗拉基米尔进入莫斯科煤气托拉斯之后，全家即从原先的共用公寓小房间搬到麻雀山（1935年改名为列宁山）宽敞的独用公寓。他们享有斯大林时代新精英的所有特权：带司机的政府高级轿车，银松林专区的私人乡间别墅（dacha），专为党干部保留的秘密商店——难买的消费品在那里一应俱全。列昂尼德描述他早年的记忆：
虽然记忆零零碎碎，但仍有丰裕的感受，还有神奇童话般的氛围：我骑在父亲结实的肩膀上，看到海洋一般的灯光闪烁，以及大理石的斑斓璀璨（肯定是在莫斯科新落成的地铁站）…… 5月1日，我们还去了红场的列宁陵墓。(273)
玛丽亚雇了一名保姆，住在马赫纳茨公寓的储物室里。玛丽亚的意图是想返回农业委员会工作，但弗拉基米尔强烈反对（他告诉玛丽亚“党的高级领导的妻子应该待在家里”），当妻子试图说服时，他大发脾气。像许多男性党干部一样，弗拉基米尔认为，家庭生活应服从于他对党的责任。因为对党来说，他的工作比妻子的更为重要，她的职责就是组织“秩序井然的共产党家庭”，以免除他的后顾之忧。1935年11月，他出差去列宁格勒，在旅途中写信给玛丽亚：
我亲爱的！我要离开几个星期。我会写信告诉你我的近况和要麻烦你的事项。暂时，我只要这几本书[下附书单]……装饰一下我们的大厅是个好主意，它有点偏暗。就讲这些了。确保我们的小家伙安全健康，照顾好自己，出去时穿得暖和些……忘掉你想回去工作的幻想吧，现在你的岗位就在家里。(274)
左起：还是契卡的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1919年；柳芭·戈洛夫尼亚，1925年；鲍里斯·巴别茨基，1932年
重回“资产阶级”的物质价值观，有时变成家庭关系紧张的又一来源。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是苏维埃电影界的重要人物，他是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的摄影师，两人合作密切。普多夫金导演了几部经典电影，例如《母亲》（1926年）、《亚洲风暴》（1930年）、《逃兵》（1933年），五次荣获斯大林奖。戈洛夫尼亚1900年出生于克里米亚的城镇辛菲罗波尔，他两岁时，身为小贵族的父亲就已去世，全靠母亲凭借小额养老金把他和弟弟彼得带大。全家搬到了赫尔松城，两兄弟获得贵族议会的赠款，就读于第一预备学校——相当于普通中学。10月革命后，阿纳托利加入契卡，彼得却加入白军。1920年，阿纳托利率领一小队契卡，向驻扎在附近的白军发起伏击。该白军的首领恰恰是他最要好的同学，其父亲是贵族议会的主席。阿纳托利不忍下手，他让部下畅饮伏特加，自己悄悄越境告诫白军逃走。这段经历——记载于他的日记，从未出现在他的履历中。之后3年，阿纳托利在外漂泊，躲避红军。一开始，他在塔什干定居，有志于成为一名农学家，却遭到农学院的开除，只好逃去莫斯科。1923年9月，他在国家电影技术学院学习摄影，那是苏维埃首都新建的电影学校。他在此遇到并爱上了柳芭·伊万诺娃——一名非常漂亮的年轻演员，来自乌拉尔的车里雅宾斯克城，刚刚抵达莫斯科。她1905年出生于农民家庭，在14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幺。他俩很快结婚，但聚少离多，各忙自己的电影工作。女儿奥克萨娜经常坐火车去赫尔松城与祖母同住，或去车里雅宾斯克城与姨妈做伴。
1933年，阿纳托利和柳芭分配到第一套公寓——共用公寓中的两个小房间，那是一座附属建筑，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住宅区的大院里。其时他们的女儿奥克萨娜7岁，她在回忆录（1981年）中这样描述他们的公寓：
地板漆成了红色[因为没有地毯]……今天追求物质享受的年轻人，会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出售遗弃家具的旧货商店，甚至是一个垃圾场。我们公寓中最珍贵的是斯拉夫式的五斗柜，所有厨房用品都放在一个漆成白色的自制橱柜里，还有两张弹簧床垫、爸爸的写字台、三个带玻璃面板的芬兰式书柜——那是我最喜欢的家具，里面有很多书……我睡一张折叠行军床，位于客厅的一角，躲在瓷器立柜的背后。那张行军床是唯一“属于”我的东西，我会在晚上跟它交谈，我曾以为，我的梦都是它讲的故事。(275)
沃利克·巴别茨基、柳芭和奥克萨娜在克拉托沃的乡间别墅，1935年
这就是苏维埃电影界两位重要人物的简易居所。其时，柳芭是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当家花旦，已演过几部默片。阿纳托利漠视个人财产，经常称自己强烈反对奢侈和优裕是基于“原则”。奥克萨娜回忆：“他拥有相当数量的只有白衬衫和领带。”阿纳托利的朴素植根于自己阶层的价值观（很多重要的作家、艺术家、思想家、革命家来自俄罗斯的破产贵族），以及母亲的节俭习惯。他母亲只有微薄的寡妇养老金，全凭自我牺牲才支撑了孩子的求学。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之所以吸引阿纳托利，正是这种努力工作和纪律严明的精神。他的孙女说，“他的性格中总有契卡的影子。作为祖父，他很严肃，也很严厉，从来没有宠爱过年幼的我”。(276)
柳芭则不同，开朗热情，情感丰富。她在家里是最年轻最漂亮的，一直受宠，并渴望享受莫斯科的上流生活。她穿的是昂贵的服装，拥有很多珠宝。1934年，柳芭爱上了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英俊且富有魅力的主管鲍里斯·巴别茨基，随即抛弃阿纳托利，搬去莫斯科郊外克拉托沃的乡间别墅，与巴别茨基以及他的儿子（沃利克）同住。到秋天，柳芭和鲍里斯回到莫斯科，搬进共产国际酒店（即勒克斯酒店）的宽敞公寓（楼上就是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办公室）。该公寓非常豪华，沿着走廊有4个铺着木地板的大房间，另有一个大厨房——管家和保姆就睡在那里。奥克萨娜回忆：“这是一座宫殿，一家博物馆，一个童话。”她在1935年也搬去那里。室内装饰由共产国际一名法国工人设计建成，家具——珍贵的古董、青铜花瓶、皮椅、波斯地毯——都是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仓库廉价购入的。列宁格勒党的负责人谢尔盖·基洛夫在1934年12月遭到刺杀，依照斯大林的命令，不少贵族和资产阶级被捕，并被逐出自己的住宅，那些家具就是这样被没收来的。奥克萨娜回忆：“妈妈非常自豪于自己的收购，喜欢将买下每一件东西的故事告诉我们。”(277)
阿纳托利的母亲，即强势的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始终坚持自己旧贵族的价值观，认为柳芭沾上了“资产阶级的矫揉造作”，还嘲笑她的衣服和家具“低级趣味”。在利季娅的眼中，它们只是反映出了“苏维埃新精英的物质占有欲”。她认为儿子娶了门不当户不对的女子，一度在激烈争持中称他们俩婚姻的结晶奥克萨娜是“革命中的最大错误”。她相信，柳芭投入巴别茨基的怀抱，是因为他更能满足她的娇贵口味。阿纳托利因柳芭的离去而变得心烦意乱，利季娅解劝他，如果有更大的公寓，或许能诱使她回心转意，但阿纳托利不愿在原则问题上作出妥协。奥克萨娜在回忆录中回顾这些事件，归纳出引起家人争吵的三种相互矛盾的财产观：贵族的旧姿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斯巴达式，以及苏维埃新精英的物质享受。奥克萨娜同情母亲，认为她之所以喜欢乡间别墅，与其说是为了占有，毋宁说是在找回童年生活：
妈妈常说，我们去“我们的乡间别墅”——好像它是属于我们的。我记得这些，是因为爸爸常说他反对私人拥有财产的想法。在那个年代，我没有财产的概念，不能理解母亲拥有自己的东西的心愿。今天，我理解得更深，才知道这不光是财产的问题。妈妈不只是在建造一栋乡间别墅——而是想建立一个家庭。她为家人做出了实在的安排，就像她的农民祖先历来所做的。她爱鲍里斯，她爱我，她爱沃利克，这种爱是她的家庭重心。(278)
二
很少人能享有柳芭·戈洛夫尼亚那样的生活方式。对大多数苏维埃人来说，20世纪30年代是物资短缺的时期。新的官僚阶层，即使可以光顾特殊商店，也得不到丰富的商品供应。据估计，在20世纪30年代的前期，有资格领取特殊供应的家庭共约55500家（苏维埃新权贵阶层的可靠估计），其中住在莫斯科的约有45000家。所获得的特殊供应，仅允许他们比绝大多数人生活得大为舒适，但按西方的标准，他们的生活水准仍然很是平常。下面是莫斯科的市中心政府工作人员家庭每月的配给清单，时间是1932年：
4千克肉/ 4千克香肠/ 1.5千克黄油/ 2升油/ 6千克鲜鱼/ 2千克咸鲱鱼/ 3千克白糖/ 3千克面粉/ 3千克谷物/ 8罐食品/ 20枚鸡蛋/ 2千克奶酪/ 1千克黑鱼子酱/ 50克茶叶/ 1200支香烟/ 2块肥皂
这些家庭还可凭政府发给的优惠券，从特殊商店购买衣服和鞋子。如果商店进了高级食品或是生活消费品，他们又享有优先权。但享有如此特权地位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斯大林的行政官员，只能过温饱的生活，可能有几套额外的衣服，以及稍大于普通公民的居住空间。曼科夫在日记中不无讽刺地指出：“任何人能梦想的最多是：两三套不同的服装，其中一套是进口的；进口的自行车（或摩托车）；无限制地购买每千克11卢布的葡萄（正好有货时）。”(2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