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物的分配与社会政治等级制度中的权力或地位有直接的关联。苏维埃精英之下的人，只有很少的财产——大多数人只有一两套衣服，大家能吃饱就已不错了。即便分配这些少量的商品，也有一个严格的排序制度。各式雇员之间存在数不清的等级，以工作场所的地位、技术水平、经验多寡、地理位置为衡量标准。譬如，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的工资，就要高于省级城镇和农村的。尽管有人人平等的形象和理想，但在事实上，这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即使都是穷人，也存在硬性的等级。
私人贸易部分地补偿了计划经济的不时短缺。人们在跳蚤市场出售或交换他们的日用品，如果负担得起，还可在政府容忍的少数几家菜市场，购买集体农庄工人在自留地种植的农产品。人们允许在国营商店出售自己的家具和其他贵重物品，或在外汇商店（Torgsin）以首饰和外币交换高级食品和消费品。外汇商店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为的是吸收居民的储蓄，向五年计划提供资本。在计划经济的边缘，黑市蓬勃发展。国营商店缺货的商品却在柜台底下以高价出售，或被调给私商（向经理支付贿金的朋友），拿去黑市出售。随即涌现出一种“互惠的经济”，通过后台和顾客的非正式网络（blat），来应付供应的短缺。如果没有这些私人关系，苏维埃经济在许多方面都不能正常运作。办任何事（租房、家用品、铁路客票、护照、官方文件），都需要私人关系——家人、亲戚、同事、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这种黑市原则也应用于苏维埃的工厂和机构，那里许多商品和服务的提供和交换，也以私人关系和人情为基础。苏维埃的宣传视之为一种腐败（铲除这种非正式小网络的口号在大清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工人赞同这一观点。但大多数人感到非常矛盾：他们承认这样做在道义上不对，肯定属于不合法，但像每个人一样，都要凭此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以应付一个他们知道是不公平的制度。没有非正式小网络，就不可能在苏联过得舒服。正如谚语所说的：“一个人必须要有的，不是一百个卢布，而是一百个朋友。”(280)
拥挤的城镇中，住房紧缺到如此地步，以致人们几乎愿意做任何事来增加自己的生活空间。由于大量农民涌入工厂，城市住房承受了巨大压力。莫斯科居民在1930年平均每人仅得5.5平方米的生活空间；到1940年，该数字又降至稍稍超过4平方米。新兴工业城镇的情况更糟，因为那里的住房建设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长。(281)例如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城，工人阶级的家庭在1935年平均每人仅有3.2平方米的生活空间。大部分工人住在工厂营房，家人被拆散；或住在宿舍，木床周围挂上的帷幕便是所能拥有的唯一的隐私。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一名女工，为自己的宿舍生活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画面：
宿舍分割成4部分，但没有单独的房间。厨房很小，转身都难，灶台上摆满了锅碗瓢盆。身穿满是油污的工作服的人（钢铁厂没有淋浴设施）、走廊上的小孩，都在排队取水，还有些可怜的“家具”——金属床、床头柜、自制的桌子和架子。
很多营房有意没建厨房或厕所，迫使居民前去使用公共食堂、公共浴室、洗衣房。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城的大部分工人，显然不赞同私人生活的集体化，反而喜欢住在地棚（zemlianki）里，尽管条件原始，但好歹还有些许的隐私。1935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城的居民中，约有四分之一居住在地棚里。靠近工厂和矿区的荒地上，布满了大批的地棚区。苏维埃尝试消灭私有财产的最后领域，但工人表现出顽强的抵制。(282)
在斯大林的俄罗斯，围绕人际关系的是对居住空间的争夺。根据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所说：
后代人永远都弄不明白，我们的“生活空间”到底是指什么。为了它，无数罪行已经发生。人们与它绑得那么紧，放弃它是永远无法想象的。谁会放弃这珍贵的12.5平方米的生活空间？没人会这么蠢。它像家族的城堡、别墅、不动产一样，传给主人的子孙。讨厌看到对方的丈夫和妻子、丈母娘和女婿、成年的儿子和女儿、成功占了厨房旁边储物室的前佣人们——都要与他们的生存空间结成连理、永不分离。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头等大事就是生活空间的问题。我听闻，抛弃妻子但留下生存空间的男人，被称作完美的绅士。(283)
有人假结婚，以此获得一个住所；离婚夫妇仍住同一间房，为的是不放弃各自的生活空间；邻居互相举报，希望能够赢得对方的空间……这样的故事无穷无尽。(284)
特维尔省农家遗孀的19岁女儿娜杰日达·斯卡奇科娃，1932年就读于列宁格勒的铁道学院。她住在学生宿舍，与其他几个女孩共用一个小房间。像许多来自农村的新移民一样，娜杰日达未能在列宁格勒登记户籍。由于国内护照制度的推行，她面临被驱逐的危险。她通过一个熟人，找到一名年轻的乌克兰士兵。他在一栋共用公寓中拥有一间房（8平方米），自己即将前去顿巴斯归队。娜杰日达付给了他500卢布与他结婚，便可搬进他的房间。为筹得这笔钱，她母亲卖掉家里最后一头奶牛和其他家什；母女俩一起搬了进去。娜杰日达只见过丈夫一次：
在他归队前一天的傍晚，我们去与他见面，付完款，就去结婚登记处，再到房管所注册我俩[娜杰日达和母亲]的居住许可。一切顺利，房管所的工作人员朝我们微笑，当然心知肚明——我们钻了空子。他们确认，所有的细节都符合要求。我丈夫第二天一早就走，妈妈和我终于有了自己名下的8平方米……当然，我从没想与他一起过，他是很单纯的乡村小伙子，大字没识几个，过后给我们寄来一两封信——“你好吗？”之类的问候。他把顿巴斯（Donbass）写成了“达巴斯”（Dobas），天哪！这样简单的单词，他都不会拼。(285)
哈内耶夫斯基家房子的平面结构图（共用公寓），位于普列切斯坦卡大街，33/19，25号公寓
苏维埃城市最常见的生活空间是共用公寓，好几户人家共用一套公寓，如果幸运，会有合用的厨房、厕所、浴室（许多城市居民不得不依靠公共浴室和洗衣店）。(286)20世纪30年代中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人口中，四分之三住在共用公寓。这种方式的生活，在整个斯大林时期，都是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常态。(287)随着其他的转变，共用公寓的功能也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实质性变化。20世纪20年代，它的目的是解决住房危机、打击私人生活。现在，它变成了一项重要措施，可让国家的监控进入家庭的私人空间。1928年之后，苏维埃愈益加强其“掺沙子”政策，故意让党的积极分子和忠诚的工人，搬进前资产阶级的家庭，以便监视。(288)
哈内耶夫斯基一家经历了共用公寓生活的每一阶段。阿列克谢·哈内耶夫斯基来自沃罗涅日城的富裕商人家庭。他在1901年来莫斯科学医，成为一名军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表现优异而晋升为中校，并获得贵族头衔。1915年，阿列克谢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列切斯坦卡大街附近租了一套舒适、宽敞的公寓，与妻子娜杰日达和两个小女儿伊琳娜（1917年生）、艾莱娜（1921年生）及保姆一起生活，一直到1926年莫斯科苏维埃对他实施强行的“掺沙子”政策。最先搬进来的是工人玛法·菲利娜，接着是裁缝瓦西里·卡里亚金一家，最后是老红军尼古拉·沙查诺夫——出身于无产阶级，现已晋升为共产主义学院的教授。当沙查诺夫的第二任妻子与她母亲在1936年搬来时，20世纪20年代仅住三个大人和两个小孩的公寓，已经总共挤进了14个人。他们一起共用走廊、厨房（供两名保姆睡）、厕所和没水的浴室（用作储藏室），唯一可以洗涤的地方是厨房的冷水龙头。哈内耶夫斯基家为避开新邻居，竖起一道门，将自己住的公寓后部隔开。邻居喜欢这道门，因为他们自己的隐私也有所增加。到1931年，地区苏维埃下令要安装浴室——当时正在开展加强个人卫生的苏维埃运动——于是把这道门拆下。但没门的生活证明是麻烦多多，哈内耶夫斯基家和沙查诺夫家老是发生争吵。为此，阿列克谢向地区苏维埃行贿，让他们拆走洗浴装置，使之变回储藏室，再重新装上这道门。不过，沙查诺夫家与哈内耶夫斯基家的关系依然很僵。尼古拉的岳母精神状态不正常，经常在走廊叫骂，指责别人偷她藏在床底下的食物。在这些冲突中，部分原因在于阶级差别。娜杰日达担心沙查诺夫家会偷她的银器，不愿看到他们半裸着出现在走廊，还说他们的气味难闻，要他们勤快清洗。(289)
许多公寓旧主人认为，搬进的新邻居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成员，故意挑刺。1917年以前曾是伯爵夫人的维拉·奥尔洛娃，住在原先只是自家住宅一部分的共用公寓。她和丈夫、女儿搬进一个单间，女儿如此讲述该公寓在20世纪30年代的恶劣气氛：
共居生活是非常可怕的。住户丈量走廊的每一平方厘米，以及每一小块的公共空间。母亲因为在那里留下一些尚有价值的家具而受到抗议。他们声称，那些东西占了太多空间，应该搬进自己的房间，因为走廊不是母亲的。这些“邻居”计算我们待在浴室里的时间。还有些共用公寓，给厕所[电灯]装上了定时器，以保证大家耗用相同时间的电力。(290)
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多数共用公寓相比，哈内耶夫斯基居住的公寓还不算人满为患。叶夫根尼·马姆林长大的共用公寓，共有16户家庭（54人），每户住在自己的房间，共用一个厨房，还有两个厕所和两个冷水龙头，但没有浴室。(291)米诺拉·诺维科娃在莫斯科的共用公寓长大，共有36个房间——每个房间至少住一户人家——全由围绕整栋楼三面的一条走廊相连。她家的房间只有12.5平方米，却住上了10个人。“我们怎么睡觉，真是很难讲清”，米诺拉回忆：
房间里有一张桌子，那是祖母睡的。6岁的弟弟睡在桌子底下的小帆布床。父母睡在门口的床上，外婆睡在矮沙发上。姑姑和她的表妹用羽毛床垫打地铺。姐姐（当时16岁）、表妹（10岁）和我（11岁）设法挤在她们的中间——我都记不得具体方式了。我们孩子喜欢睡在地板上，可以滑到父母的床底，自找乐趣。我无法想象成年人对此也会生出乐趣。(292)
共用公寓及其“走廊系统”图示，莫斯科Dokuchaev Lane，1930—1964年
莫斯科苏维埃第三号楼中赖夫施赖德尔家的房间（38平方米）
尼娜·帕拉莫诺娃住在列宁格勒一个类似的“走廊系统”，该共用公寓占据整整一层。那栋楼房曾属于一位德国男爵，1925年被贸易学院征用了。1931年，尼娜在列宁格勒铁路管理部门担任会计，与身为船舶设计师的丈夫一起搬入该公寓。它有17个房间，每间至少住一户人家，共有60多人，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一个淋浴间（只有冷水）。(293)
在社会阶层的另一端，一座名叫苏维埃第三号楼的政府工作人员共用公寓，位于莫斯科市中心，也有一个“走廊系统”。斯大林的内弟费奥多尔·阿利鲁耶夫，就与其母亲住在那栋楼二层的一个房间。住在楼下9个房间之一的是尼涅利·赖夫施赖德尔，她父亲是老布尔什维克兼政治作家，通常睡在大都会酒店（Metropol Hotel），剩下她、母亲、祖父母和兄妹共6人，合用38平方米的居住空间。使用同一走廊的这9个房间，其居民总数是37人，共用一个大厨房。厨房内的一边是淋浴龙头和浴缸，藏在屏风背后；另一边是一个厕所。在走廊的另一端，还有两个厕所。走出院子，可见一个共用的木棚，储有用于炉灶烧火的柴薪。该公寓当初就被当做集体生活的实验地，但有苏维埃精英想要的服务。它专设了儿童游乐场，在地下室还建了俱乐部和电影院。每一条走廊，都配有清洁工、管家、保姆各一名，费用由住户集体分担。(294)
共用公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缩影。布尔什维克相信，迫使人们分享他们的生活空间，可促使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加共产主义化。私人空间和财产会逐渐消失，家庭生活将为共产党人的友爱和组织所取代，私人生活将受到社区的相互监督和控制。每一所共用公寓都有责任的分担，由居民们自己组织安排。公共服务的账单，如煤气、电力、电话，按照使用量（打了多少电话，每个房间内装了多少灯泡）或房间、家庭人口的多少，而作平均分配。维修费用也由集体支付，但经常会有争议，其解决通常需要召开居民大会。公共空间（大厅、入口、厕所、浴室、厨房）的清洁工作，由大家轮流承担（通常张贴在大厅里）。每个人都有洗衣的规定日期，早上排队上厕所也要依照既定的顺序。在这个小型国度内，平等和公平是治理的原则。马姆林回忆：“我们的分配尽可能公平，父亲是我们共用公寓的寓长，算起账来一分也不差，大家都知道自己应付多少。”(295)
寓长（otvetstvennyi kvartoupolnomochennyi）的职称始于1929年。其时，共用公寓在法律上被确认为一种社会机构，需要遵守具体的规则，向国家承担责任，譬如执行卫生的法规、征收税款、维持治安、向警方汇报居民的私人行止等。(296)寓长按规定应由居民选出，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是自荐，再通过自己的魅力或社会地位，获得居民的同意。尼娜·帕拉莫诺娃记得，他们的寓长“非常严格，管起来活像一个独裁者。我们尊重她，同时也怕她，只有她才能迫使值日的居民规规矩矩做清洁工作”。(297)根据1933年的新法律，寓长变成共用公寓的一家之长。他们与警方的联系得以加强，全权领导公寓的清洁工。那些清洁工是臭名昭著的举报人，平时打扫楼梯和院子、巡逻公寓的领地，晚上负责给大院锁门、留意人们的进出。公寓管理制度通过寓长和清洁工，变成了警方监视和控制的基本单位。
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内务人民委员会建起了一个秘密举报人的庞大网络，警方举报人遍及每一个工厂、办公室、学校。(298)相互监督的想法是苏维埃制度的基础。这个国家幅员太广，治理不易，布尔什维克政权（与沙皇政权没有不同）还得依靠民众的自我监管。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一直拥有强大的集体规范和集体机构，从而为这种政策提供了方便。20世纪的极权政权试图发动民众参与警方工作，通过集体安全来控制统治下的全体人口，其中有那么一两个得以渗透到社会的几乎每一层次，例如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史塔西（Stasi），但都比不上苏维埃政权60年来的成功。
在这集体掌控的制度中，共用公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居民对邻居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包括平日的作息表、个人习惯、访客和朋友、买了什么、吃了什么、电话（通常位于走廊上）里说了什么、躲在房间里讲了什么——隔墙非常薄（许多房间中间的隔墙还没跟屋顶连接上）。在20世纪30年代的共用公寓当中，窃听、刺探、举报非常猖獗，大家都受到鼓励，随时提高警觉。邻居会开门查看走廊上的访客，或窃听他人的电话交谈。如果夫妇之间发生争吵，他们会进来当“证人”；如有太多噪音、酒后胡为、暴力，他们就会干预。一般认为，在共用公寓里，“私事”是不存在的，所以人们常说“一人闯祸，大家遭殃”。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记得，他在阿斯特拉罕的亲戚，其共用公寓的隔壁邻居特别警惕：“她一听到开门声，就把自己的尖鼻子伸到走廊，活像一架照相机，记牢你的外貌。那位亲戚还向我们保证，他的访客在她那里都留有记录。”(299)
在共用公寓的局促环境中，个人财产的争执时有发生——放在共用厨房的食品不见了，自己房间的物件被偷了，晚上有闹哄哄的噪音或音乐。一位居民回忆：“氛围很差，每个人都怀疑别人在偷，但拿不出任何证据，只好在背后窃窃私语。”(300)每个人都处在紧张状态中，相互的争执不需要很多理由，便会转化成向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此类争执大多起源于小小的猜忌。由于物品短缺，苏维埃的忌妒文化应运而生，共用公寓又成了这种文化的日常中心。在基于均贫原则的社会制度中，如果某人拥有更多，超过大家，一般会认为他是占了大家的便宜。物质上优越的任何标志——新服装、更好的厨具、特殊食品——都有可能引发他人的仇恨。他们会怀疑这些物品是通过非正常关系获得的。邻居结成联盟，为这些他们眼中的不平等，持续纠缠争斗。一名女子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一直住在莫斯科一座共用公寓。[5]她讲述了自己母亲与一个清洁工的妻子之间的宿仇。母亲在面包店工作，那个清洁工的妻子是众所周知的举报人。每当厨房里出现了蛋糕或面包，清洁工的妻子就以盗窃或破坏的罪名指控她母亲，还威胁说要向有关当局举报。(301)米特罗凡·莫伊谢延科是个工人，他帮助列宁格勒共用公寓的邻居修理家具和窗户，或做些零工赚点外快。1935年的春天，他与邻居发生争吵。对方指责他的维修费太高，为此向警方报案，谎称他在地下室工场里窝藏托洛茨基分子。随即，米特罗凡被捕，判刑3年，被送进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302)
厨房是许多争吵发生之地。傍晚时分，厨房里人头攒动，很容易头脑发热。厨房虽是共用空间，但在大多数的共用公寓，每家又都有自家的烹饪炉灶、用来吃饭的自家厨桌以及贮存自家食物的地方。贮存处或在橱柜里，或在货架上，或在内窗和外窗的中间——冬天那里的气温与冰箱无异。自家和共用地带的混淆不清，是摩擦不断的源泉，使用别人的炉灶、餐具、佐料足以激发一桩丑闻。米诺拉·诺维科娃回忆：“都不是恶毒的争吵，我们都是穷人，没有值得偷的东西。但空间永远不够，每个人在厨房里都紧张兮兮的，小争小吵是不可避免的。想象一下30名妇女同时做饭的场景！”(303)
缺乏隐私是紧张的最大来源。即使在自家房间内，也没有某个人的私人空间。一个房间发挥多种功能——卧室、餐厅、客厅、孩子做功课的书房，有时甚至充当厨房。尼涅利·赖夫施赖德尔回忆：
在我们房间里，没有私人的物件或家具，没有属于某人的架子、椅子、桌子。我的祖父母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是将他们的床用帷幕围起来，遮挡一点隐私。祖母在自己床底下的木箱中存放一些特殊物品，但她床边的桌子供大家使用。
许多家庭年幼的孩子睡在屏风、书柜、衣柜的后面，以避开大人和晚上的来客，稍得一点宁静（还可避免他们看到成人脱衣上床）。父母必须等到半夜才悄无声息地做爱。(304)
挤在方寸之间，邻居的生活几乎一切尽在目前，无需想象。大家已习惯于在走廊上看到半裸的邻居，还会目睹邻居的最坏行状——醉酒时，或毫无戒备时——没有通常为了自保在公共场合中戴上的面具。他们从门铃的声响获悉邻居来了访客（前门电铃给每个房间配上各自的号码或次序）。发生最私密行为的房间（浴室、厨房、厕所）都是共用的，很容易从留下的证据作出推断。厨房里的晾衣架、浴室里的个人物品、夜间的如厕——可以向邻居披露一切。在这种“公开的隐私”之下，私人生活不断接受集体的审视。(305)
邻居之间缺乏隐私，体现于各种形式。有些人憎恨各式的闯入——邻居擅自进入他的房间、在浴室里老听到敲门声、来客总是受到监视。其他人则不满于经常的噪音、不讲卫生、老头对女孩的好色窥视。厕所和浴室永远是摩擦和焦虑的源头。20世纪30年代，艾莱娜·巴伊格罗娃的列宁格勒共用公寓共住了48个人，却只有一个厕所。大家自带肥皂和卫生纸，平时则留在自己的房间。1936年，有一位邻居嫁给了一个黑人。艾莱娜回忆：“他第一次出现时就引起一场非议。人们不愿与他共用一个厕所或浴室，认为他太脏，因为他生得那么黑。”(306)
私人交谈是一件头痛事。在相邻的房间，能清楚听到邻居的交谈，大家因此学会了窃窃私语。人们非常小心，不与邻居谈论政治（有的共用公寓内，男人们都默不作声）。(307)具有资产阶级或贵族背景的家庭，更要小心隐瞒自己的出身。沙皇军官的外孙女阿利娜·多布列卡娃，在莫斯科的共用公寓长大，所有的邻居都是工人及他们的家人，即她所谓的“不友好人群”。家里禁止阿利娜向任何人提及藏在家里的外祖父的照片。她母亲已经入党，找到了一份政府里的工作，以此来隐瞒自己的过去。阿利娜回忆：“如果邻居知道外祖父是何许人，肯定会有更多的不愉快……因此，我们保持缄默，像住在坟墓里一样。”(308)在共用公寓中交谈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在哈内耶夫斯基家，娜杰日达几近失聪，她心存反苏维埃的想法，却直言不讳。她会向女儿解说，沙皇统治下的生活其实更好，越讲声音越大。丈夫阿列克谢害怕隔壁房间的萨佐诺夫家，赶紧提醒她：“嘘，请用耳语。不然我们都要去坐牢了。”(309)
人们为争取点滴的隐私而战斗。他们把自己的毛巾、洗漱用品、厨房锅罐、盘碟餐具、盐和胡椒，藏入自己的房间；尽量在自己的房间洗涤、烹饪、进餐、晾衣。共用空间也渐渐私有化：各家都会把货架的某层、走廊中的某处、厨桌的某角、门廊里的某个挂钩或鞋位占为己有。这些安排邻里之间都清清楚楚，但如果是走进共用公寓的陌生人，就会手足无措。人们梦寐渴求自己的私人空间，无须面对自己的邻居。叶夫根尼·马姆林的女儿回忆，父亲“渴望自己房间有个相连的小厨房，好让他单独做饭、吃饭，无须踏进共用厨房。但这仅是一个梦想”。对有条件担负租金的人来说，夏季去乡间别墅短住，无疑是一种解脱，可以暂时释放共用公寓的压力。(310)
从最好的角度看，共用公寓向居民提供了同志友爱和打成一片的感觉。很多人以怀旧之心，回顾自己在共用公寓度过的日日夜夜，还记得那是邻里分享一切的年代。“战争之前，我们相处和谐”，一位居民回忆：
大家互相帮衬，没有争吵，在金钱上也从不吝啬——拿到工资，很快花光。那时的日子充满乐趣，一点也不像战争之后——那时，人们开始把钱留给自己，并关上自家的门。
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怀旧与幸福的童年有关。当时，尽管物资短缺，院子里干净安全，很适宜孩子游戏，共用公寓还具有扩展了的“家庭”的气氛。在共用公寓中，孩子之间的交往远远超过父母的。他们一起玩耍，总是在串门，所以更有这种打成一片的感受。20世纪30年代在列宁格勒共用公寓长大的加林娜·马尔克洛娃回忆：
我们生活得宛如一个大家庭。那些时日，每家都敞开着大门，孩子能在整栋房子里东跑西窜。我们在走廊玩耍，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同时，大人们聚在一起玩纸牌，或多米诺骨牌。他们不是赌钱，只是为了好玩，总有很多笑声。有很多大人，所以大家轮流玩，没轮上的就站在旁边观战。我们像大家庭一样，一起庆祝苏维埃节日，好吃好喝的都是大家奉献的。过生日很快活，有很多游戏和歌曲。(311)
但过分亲近可能使人窒息。20世纪30年代在共用公寓长大的电影导演罗兰·贝科夫记得，当时的生活非常压抑，泯灭了任何个性。贝科夫回忆，共用公寓中盛行“集体法则”，抗议根本没用——只会招致“大家团结起来”，群起而攻之。叶丽萨维塔·切奇克对从小居住的共用公寓抱有同感：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走廊上所有成人一起带大的。我有些玩伴，其父母是非常严厉的布尔什维克。我怕他们，在他们面前会感到浑身不自在。现在回顾，我意识到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有不自由的感觉，不敢暴露自己的本性，生怕有人看到，生怕有人有所非议。只有等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没有他人在身旁，才能卸下这份恐惧。(312)
共用公寓会在长期居民的身上，留下深刻的心理创伤。在采访中，许多长期居民承认，非常担忧自己的无依无靠和自生自灭。[6]共用公寓几乎造就了新型的苏维埃人格。孩子特别容易接受集体价值和习惯的影响。在共用公寓里，家庭失去了对所抚育的子女的掌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往往不堪一击，被共用公寓的共同原则所取代。米诺拉·诺维科娃反思自己的童年，相信共用公寓的生活已使自己的思维偏向“我们”，而不是“我”。
一切都是公共的，没有任何私密。我们都是平等的，也都是一个样。我已经习惯于此，以后遇上不同的方式，反而感到迷惑不解。我记得参加第一次野外考察[作为地质学家]，我买了糖果，与大家共享。小组长对我说：“你应该写下花了多少钱，以便以后报销。”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念头。从童年起，我一直是与大家分享的。
其他一些在共用公寓长大的人认为，共同生活让他们学得苏维埃政权的公共价值——热爱工作、谦逊、服从、配合。但谨慎和自我意识从未远离，一位居民回忆道：“要不断努力控制自己，使自己融入其中。”
这种感觉不同于我所经历的镇压、逮捕、监禁、流放，但在某一方面，却更为糟糕。流放中的人仍能保留自我的意识，我在共用公寓里所感受到的，却是内心自由和个性的全然窒息。我每次走进厨房，受到聚在那里的一小群人的审视，就会感到这种窒息，就要启动自我控制。成为真正的自己，那是绝不可能的。(313)
三
苏维埃公民很快开始奋起抗议物品的短缺和不公平。数以千计的人写信给政府，抱怨腐败和低效，并将之归罪于新官僚的特权。然而，同时又有许多公民在忍辱负重，期望自己能亲眼看到共产主义乌托邦。这一想法在20世纪30年代，帮助维持了苏维埃政权。数百万人被说服，为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眼前的日常艰辛是必要的牺牲。今天的勤劳将得到明天的回报，到那时，大家都可享受苏维埃的“美好生活”。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年）中提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倾向于认为，在通向真实而有形的天堂的道路上，要经历“一系列战略阶段”。这个未来既是当前的考虑因素，又规定了历史进程，从而将特殊意义赋予日常生活。苏联有关阶段的思想，源于1917年革命的乌托邦预测；对布尔什维克来说，1917年10月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犹如1789年标志了雅各宾派创建的新世界）。苏维埃的宣传立足于当下，投射到未来，描绘出革命运动不断向前，最终抵达共产主义乌托邦（历史的进军）。它欢呼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便是实证：这个乌托邦已隐现于地平线之上。(314)
五年计划在这个乌托邦规划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计划的构想是，加快整个经济的步伐，争取社会主义的早日到来（因此有“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事实上，该计划是在征服时间本身，使之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意志。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按严格且合理的时间分配来安排各项工作。但在苏联，工作安排必须遵照五年计划的目标，完成目标总是迫在眉睫。因此，投入“突击”生产、作出短暂而疯狂的努力，实现目标后再作休整，这种做法便不无道理。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以这种“突击”生产为基础来完成五年计划。眼前的艰辛将在共产主义乌托邦中获得回报，又成了整个制度的思想基础。尼古拉·帕托利切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行政官员，后来升至党的高位。他回忆道：“我们苏维埃人自觉地禁绝享受。”
我们对自己说：“今天，没有急需的物品，但那算得了什么？我们明天就会有。”我们坚信党的事业，这就是力量！我这一代的年轻人，为这种信念而感到幸福。(315)
回首20世纪30年代，很多人还记得，他们当初活着是为了未来，而不是眼前。在1917年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当中——像帕托利切夫一样的年轻人，全身心沉浸于苏维埃政权的价值和理想——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对于这一代而言，共产主义乌托邦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实实在在、指日可待的现实。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苏维埃学生的想象中，共产主义即是当前现实的转化（高产奶牛和忙碌的工厂），绝不是遥远的科幻想象。(316)他们如此看待苏维埃的未来，缘于从小接受的苏维埃宣传，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根据1934年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官方定义是“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而艺术家的功能是描绘出一个新世界，不是它目前的形态，而是它在共产主义未来（正在变成的）的样子。
根据柳德米拉·埃利亚舍娃（1921年生）和妹妹马克斯娜（1923年生）所说，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概念，在她们列宁格勒学校的朋友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我们接受教育，期待一个幸福的未来。我记得，妹妹摔破了我们最心爱的瓷娃娃。我们没有钱，但仍去了百货商店，橱窗里有瓷娃娃在陈列。马克斯娜说：“共产主义来临时，我们就能得到这个瓷娃娃了。”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届时，什么都是免费的，大家都会过上最幸福的生活。我们很高兴，都在等待这个美好未来的降临。(317)
20世纪30年代，赖莎·奥尔洛娃在莫斯科长大。她回忆起当年“飞速奔向未来”的感受，反而视当时的实际情形为幻象：
我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我在这几堵旧墙中的生存[她长大的地方，即莫斯科特韦尔斯卡娅大街的公寓]，只是在为即将到临的真实生活做准备。新生活将在一栋闪闪发光的白色新房里开始，我会在清晨起来做早操，理想的秩序将统治一切，我所有的英雄业绩也将开始。我同代人中的大多数——不管当时住在哪里，帐篷、地棚、共用公寓或是被视为豪华的私人公寓——都持有这种临时、马虎的生活态度。快点，再快点，朝着宏伟的目标，迈向新的生活。一切都能够且应该改变：街道、房屋、城市、社会秩序、人类灵魂。这似乎并不困难。首先，积极分子在纸上勾勒出蓝图；再推倒旧的（不打破鸡蛋是无法煎蛋的），清除瓦砾；然后在清理出的空地上建起社会主义的美梦。俄罗斯就是如此重建的。我们认为，也可以照样重塑新人。(318)
莫斯科是这个乌托邦的建设工地。在共产党人的想象中，“即将”和“现在”都已分不清了。莫斯科是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作为一个象征，享有很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这个城市充满了动人心弦的美梦和幻想，挖好的地基成了未来的住宅区，教堂的拆除标志了文化宫的耸立。德国共产党人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在1935年与父母一起抵达莫斯科，他描述了他们使用地图时遇上的困惑：他们手上1924年的地图已经过时，但新地图标出的总体规划的新建筑，实际上要到1945年方能竣工。莱昂哈德写道：“我们出去散步，只好带上两张地图，一张是10年前的莫斯科，另一张是10年后的莫斯科。”(319)
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苏联的变化速度令人陶醉。正在创建一个新世界的错觉，导致许多人——包括大量的西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对斯大林政权产生幻想。年轻的法律系学生尼娜·卡明斯卡娅，在父亲被苏维埃银行开除、黑暗现实的证据不断涌现时，依旧相信这个新世界。她在回忆录中记下一首欢乐的歌曲——有关将临的幸福生活，她和朋友们至今依然会唱。这首歌曲象征了她们那一代的乐观，以及对父母辈正在经历的悲剧的漠视：
信任在我们国家是多么容易，
呼吸在我们国家是多么自在：
我们光荣、心爱的苏维埃大地……
我们苏维埃生活是如此精彩
未来的孩子
夜晚可能会在床上哭泣
因为没能出生在我们这一代。(320)
许多苏联知识分子也受到这种乐观气氛的席卷，对斯大林政权以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的恐怖行径，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1935年4月写信给奥莉加·福雷登贝格说道：
不管如何，我看得越多，就对正在开展的活动信得越深，这便是事实。虽然很多行为给人野蛮的印象，[但]人们从未如此高瞻远瞩，如此富有自尊，怀揣如此良好的动机，为了如此重要和清醒的理由。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回忆，她和丈夫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有时也怀抱同样的想法。他们曾一度担心，如果“未能关注眼前发生的大事”，革命会把他们抛弃。奥西普1934年向朋友朗读有关斯大林的鼓动性诗篇（《谋杀犯和农民杀手》），随即被捕。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观察，相信在共产主义乌托邦名义下的所作所为，要比丈夫的坚持面对现实容易得多：“你不可能以将来的砖瓦，建造今日的大厦。但明白这一道理的人，事先一定抱了注定一死的心态，随时准备面对行刑队。”(321)
接受这种对未来的憧憬，需要采取一定的姿态，使自己能够顺利滑向与政权的合作。这意味着接受“党是真理源泉”的说法。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信念涉及不间断的思想斗争：一边是观察现实得来的真理，另一边是党的更高层次的革命真理。他们被迫生活在这两种真理中间的夹缝地带——既承认苏维埃体制的失败，又相信未来的美好生活——他们只有通过政治信仰的自觉行为，才能做到这一点。年轻党员列夫·科佩列夫，曾在1932至1933年参与向“富农”施暴，他回想起当年如何努力让自己的道德判断（他称之为“主观真理”）从属于党的崇高道德目标（“客观真理”）。科佩列夫和同伴被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吓坏了，但仍在遵循党的路线。如果要作撤退，理由又是他们从小学会鄙视的“良心、荣誉、人道主义”，即所谓的“资产阶级”理想，这会使他们陷入恐惧。科佩列夫回忆道：“我们最害怕的，是丧失自信、放弃我们神圣的信念、陷入疑惑或异端邪说。”(322)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也感受到了双重的现实。他加入共青团时，“已意识到现实中的苏联，完全不同于《真理报》所描绘的”。母亲在1937年被捕，朋友和老师也被带走，他自己一直生活在孤儿院。如他所说，西方读者读到他加入共青团时的喜悦，可能会觉得诧异。
不知怎的，我把这些事件乃至自己的印象和经验，与我的基本政治信念决然分开，仿佛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关于日常的事件和经历，我持批评态度；第二层关于党的伟大路线，即使有犹豫，我当时出于那套大道理，仍认为是正确的。(323)
甚至在1937至1938年的大清洗高潮时期，仍有许多坚持信仰的人。他们以抽象的准则（“砍伐森林时，木屑肯定会四处飞溅”；或者，“不打破鸡蛋是无法煎蛋的”），为大规模逮捕作出辩护。
相信“向共产主义的进军”，需要接受相关的生命成本。党告诉追随者，他们正在国内外与“资本主义元素”进行殊死的斗争，直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最终胜利。希特勒在1933年的崛起，成了这场斗争的关键转折点。据称，它还进一步证实了斯大林理论的正确。斯大林认为，苏联越接近共产主义，敌人的反抗就会越强烈。党改持更为强硬的立场，迫使怀疑者抛开疑虑，加入反法西斯的斗争（不然就会被谴责为法西斯的走狗）。从1933年起，党内清洗愈演愈烈，仔细审查个人行为，以清除消极的党员和“隐藏的敌人”。有的社会阶层被整体定为“敌人”和“异己分子”，列宁格勒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残余首当其冲，其中数千人在1934年12月党的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遇刺后遭到逮捕和流放。任何“资本主义旧社会的余孽”（前“富农”、小商贩、吉普赛人、妓女、罪犯、流浪汉、乞丐，等等），都因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建设的障碍而遭到清洗。从1932到1936年，数万名此类“社会有害分子”遭到警察的围捕和驱逐出境，(324)其中大多数被送去古拉格。
四
1933年8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改营指挥官谢苗·菲林，安排120名苏联主要作家“组队”前去考察白海运河。运河之旅的想法起源于1932年10月的一次会议，会址是高尔基在莫斯科的住宅。几位著名作家与几位政治局委员一起开会讨论文学任务，斯大林也在场。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学说的最早阐述之一，高尔基呼吁以英雄的文学来匹配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将苏联作家比作“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斯大林，提议以这一运河之旅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一切均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安排。作家亚历山大·阿夫杰延科不无讽刺地说：“一旦成为契卡的客人，马上进入共产主义。我们有求必应，吃喝全包，一切免费。熏香肠、奶酪、鱼子酱、水果、巧克力、葡萄酒、白兰地——供应充沛。要知道，这还是饥荒的年代。”(325)
作家们先住进列宁格勒的阿斯多里亚豪华酒店，再坐火车去白海运河，考察大坝和升降台，参观文化中心，观赏囚犯的文艺演出。他们坐在船舶上，能看到正在劳作的囚犯，但不得交谈。对许多作家来说，他们看到的只是营房生活的净化版。塔玛拉·伊万诺娃在1989年回忆：“在我看来，这很明显，只让我们观看‘波将金村’[7]。”但是就算作家们半信半疑，也只有很少人敢于表达出来。旅途当中，作家们有机会询问充当向导的菲林。据阿夫杰延科称，唯一询问强制劳役的作家是德米特里·米尔斯基——他曾是王子，内战时期参加白军，后来移民去英国，在那里加入共产党，1932年重返苏联，因为他相信，斯大林的俄罗斯“将在世界历史中发挥巨大作用”，亟想置身其中。米尔斯基的追问使其他作家感到尴尬。他显然对运河建设的保密满腹狐疑，并告诉阿夫杰延科：“这里的每一步、每一座大坝、每一个升降台，都有遮起的秘密。”他似乎是在指埋在那些场所的地下的尸体。米尔斯基即使生疑，仍参与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的一个图书出版任务，以庆祝运河的竣工。36名苏联主要作家（包括米哈伊尔·左琴科、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瓦伦丁·卡塔耶夫）和艺术家亚历山大·罗德琴科（他拍了照片），突击创作、汇编成了《白海运河》（The White Sea Canal）一书，而菲林和高尔基则担任了此书的主编。这本书成了“苏维埃作家准备为布尔什维克事业服务的象征”，在1934年1月分发给苏共十七大代表。它虽是建设运河的历史，但其主题和宣传意义在于：体力劳动具有救赎和解放的功能。据称，罪犯和“富农”通过参与这一伟大的集体工程，“开始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经过劳役，他们脱胎换骨，变成了社会主义者。(326)
参与这种使古拉格合法化的举措，作家们自有不同的原因。毫无疑问，有些人相信斯大林“重新做人”的理想，即通过劳役来改造人们的灵魂。左琴科为《白海运河》写了一个小偷的故事，主人公名叫罗登贝格，在生活中步入歧途，通过运河工地上的劳役而改邪归正。他在给《列宁格勒文学》（Literary Leningrad）写的文章中解释，他相信故事中的真实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