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尔·斯特罗伊科夫1901年出生于伊万诺沃城附近的老信徒家庭，地处莫斯科的东北，相距300公里。1925年，他就读于莫斯科建筑学院，并与年轻艺术家艾莱娜结婚。他的妻子在工人补习学校（专门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为高等学院做准备）上课，女儿朱莉娅出生于1927年。在女儿呱呱坠地之前，米哈伊尔就已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因为他属于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农民政策的学生组织。艾莱娜也被工人补习学校开除，只得去纺织厂上班。1930年，米哈伊尔重返莫斯科的建筑学院，两年后再一次被捕，囚在布提尔基监狱两年。米哈伊尔被认为是才华横溢的学生，被逮捕之前尚未完成他的学位论文，由于教授的干预，他获准在布提尔基监狱继续攻读，甚至回到建筑学院作了论文答辩。要是没有政治警察的帮忙，米哈伊尔这样的特殊待遇，肯定是不可想象的。他有两个叔叔在政治保卫总局供职，他的老朋友菲利浦·巴扎诺夫，即艾莱娜的第一任丈夫，也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担任高职。在米哈伊尔服刑期间，巴扎诺夫尽力帮助艾莱娜（意图说服她重回他的怀抱）。1934年，米哈伊尔流放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尽管有亲戚在当地，其中一人还曾担任摩尔曼斯克的副省长，但米哈伊尔没去探望，因为不想连累他们。
米哈伊尔全靠自己的建筑知识获得拯救。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个重大建设项目中——工厂和桥梁，他受雇为规划建筑师，附近的劳改营则提供古拉格劳工。他很快成为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总建筑师之一。即便是一名流放中的囚犯，米哈伊尔的生活条件，仍然好过身在莫斯科的艾莱娜和朱莉娅。米哈伊尔赚取高薪，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程师和技术员食堂里每天吃肉。而生活在莫斯科的朱莉娅和艾莱娜，全靠粥和面包度日，她们要靠米哈伊尔汇钱才能买肉。朱莉娅体弱多病，迫切需要营养。1930年的年底，艾莱娜干脆把她送到父亲住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希望她受益于米哈伊尔相对舒适的生活。朱莉娅上次见到父亲（她唯一的记忆）是在两年前的布提尔基监狱，那次探监造成如此大的困扰，以致6岁的她竟然想到了自杀。米哈伊尔向老妇人艾莱娜·彼得罗夫娜租借了房间的一角，并承包他们的一日三餐。朱莉娅以眷眷之心回忆那这些菜肴——肉片通心粉、裹肉馅的薄煎饼、鸡腿和冰淇淋。
晚上，爸爸下班回来就会问我：“我们让艾莱娜·彼得罗夫娜做什么菜呀？你想吃什么呀？”我非常喜欢她的美味食物，总是会说[她煮给我们吃的第一道菜]：“通心粉和肉片！通心粉和肉片！”有一天，爸爸实在吃腻了，央求我：“柳森卡，想想别的，我不想再吃了。”但我对其他的菜连想都不想。
1935年，米哈伊尔·斯特罗伊科夫画下的“爸爸的角落”
1934年的波洛兹家庭，拉达站在姨妈奥莉加和外祖母费奥克蒂斯塔之间，男孩是奥莉加的儿子沃洛蒂亚
在朱莉娅看来，从1934到1937年，她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度过的岁月，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她在学校里得心应手，茁壮成长。她喜爱芭蕾舞，父亲带她去剧院观摩，并买回留声机，让她在自家小空间随音乐翩翩起舞。艾莱娜将这小空间取名为“爸爸的角落”，仅有7平方米，是米哈伊尔以胶合板自建的，有墙有门，与艾莱娜·彼得罗夫娜的住处分隔开来，给人以单独房间的错觉，米哈伊尔为此感到非常自豪。“爸爸的角落”只能容纳一张单人床和一桌一椅，还有墙上的书架。不管如何，它仍算是一个家。朱莉娅与父亲在此生活，非常愉快。
1937年1月，艾莱娜也赶来阿尔汉格尔斯克。米哈伊尔的刑期即将结束，她想阖家一起返回莫斯科，但当局不让她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待，只好带着朱莉娅先回莫斯科。几星期后，即同年3月，米哈伊尔重又被捕，被以“反革命煽动”的罪名判处劳改5年（1938年遭枪决）。艾莱娜对此次逮捕一无所知，只是一直收不到丈夫的音信。到第二年的夏天，她返回阿尔汉格尔斯克，找到艾莱娜·彼得罗夫娜，方才获悉真相。(362)
维滕贝格家、德罗兹多夫家和斯特罗伊科夫家的遭遇均属特例。古拉格人口的绝大多数，不是充作奴隶劳工，就是羁留在劳改营和偏远定居地枯萎凋零，很少有机会获得正常生活，或缓刑减刑，所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32到1936年，超过15万人死于苏维埃的劳改营。(363)而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通常还被视作1937至1938年大风暴之前的平静（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甚至称之为“素食年代”），这个死亡统计折射出了迥然不同的色彩。对饱受大恐怖摧残的人来说，有关“平静”的想法可能是真的。但如有家人早早陷入古拉格系统，对这样的数百万人来说，30年代中期已是最痛苦的年代。
阅读这些囚犯寄给家人的信件（写信人无时无刻不在提防审查人员），会惊讶地发现，古拉格大大改变了很多囚犯的价值观和选择顺序——尤其是为自己的理想牺牲甚多的“政治犯”。之前，他们可能在职业中或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中，寻求自己的满足和幸福；现在，劳改营或流放中的多年求生迫使他们重新考量，转而愈加重视家庭的价值。
塔蒂亚娜·波洛兹（娘家姓米亚赫科娃），1898年出生于坦波夫省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地区的律师家庭。她母亲费奥克蒂斯塔是神父的女儿，又是社会民主党成员；1903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产生分裂时，该党与前者站在一起。母亲鼓励塔蒂亚娜投入政治。1919年，塔蒂亚娜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内战的南部战线即邓尼金白军的腹地开展宣传工作，并在那里遇上未来的丈夫米哈伊尔·波洛兹。他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领导成员，又在独立的乌克兰政府军事委员会供职。该党是乌克兰境内唯一获得大量农民支持的政党，内战结束后并入布尔什维克。乌克兰接受苏维埃的统治，波洛兹变成乌克兰驻莫斯科的政治代表。塔蒂亚娜在高级党校学习，听取托洛茨基的演讲。1923年，米哈伊尔在苏维埃乌克兰政府中被任命为财政人民委员。他和塔蒂亚娜定居于哈尔科夫城（1934年前的苏维埃乌克兰首府），1924年，他们的女儿拉达在那里出生。
3年后，塔蒂亚娜先被流放至阿斯特拉罕，1929年再流放至哈萨克斯坦的切尔卡地区。她被控是积极的反对派，与斯米尔诺夫集团有染。在1927年其领导群被开除出党之前，那个集团一直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中一个重要派别。1929年秋天，米哈伊尔前去看望身在哈萨克斯坦的塔蒂亚娜，恳求她为了其时寄养于外祖母处的女儿，放弃她的反对派活动。据一名也流放于切尔卡地区的反对派同伴说，米哈伊尔曾在她耳边低语，“像是某种秘密信息，令她陷入彻底的沮丧，现出一败涂地的模样”。也许米哈伊尔告诉她，斯米尔诺夫一伙正在与斯大林当局谈判投降条件，以便恢复名誉，重回党内。1929年11月3日，斯米尔诺夫的文章出现于《真理报》，他宣称自己已抛弃托洛茨基立场，全力支持五年计划和“党的总路线”，并呼吁追随者“克服犹豫不决，返回党内”。斯米尔诺夫集团的400名成员随即签署一项声明，转而支持党的总路线，其中就有塔蒂亚娜。她因此获释，从流放地返回自己的家。(364)
1930年，全家从哈尔科夫搬到莫斯科。波洛兹成为苏联预算委员会副主席，塔蒂亚娜在汽车工业界担任经济学家。他们带上塔蒂亚娜的母亲费奥克蒂斯塔和一个管家，一起住进专供政府人员使用的著名的河堤大楼，就在克里姆林宫的对面。由于浪漫的革命家一直为理想而活，他们一家并不很看重自己的特权生活。尽管丈夫坚信反对斯大林是徒劳的，母亲又全心拥护斯大林，塔蒂亚娜仍坚守自己的托洛茨基立场。1933年，塔蒂亚娜连同斯米尔诺夫集团的其他成员再次被捕，获刑3年，被送去乌拉尔地区的上乌拉尔斯克特殊隔离营。数月后的1934年，米哈伊尔也被捕，罪名是试图建立资产阶级的乌克兰政府，判处10年，被送去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拉达和外祖母被赶出河堤大楼，搬到莫斯科郊外一个配有家具的公寓。不久，拉达的姨妈奥莉加和她儿子沃洛蒂亚也搬来同住，她的丈夫也在3年前被捕。拉达回忆，费奥克蒂斯塔“尝试教育我尊重和热爱自己的父母”。
但同时，她又希望我热爱和尊敬苏维埃政权。这不是一件易事，但不知何故，她竟然做到了。外祖母坚信，斯大林自己不清楚逮捕的规模……她认为，既然有这么多反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要查出到底谁有罪，确实很难。在我们的房子里，经常能听到“不打破鸡蛋就无法煎蛋”的感叹。(365)
从1933到1936年的6月，塔蒂亚娜共写了136封信给费奥克蒂斯塔和拉达，平均每周一封，这是古拉格尚存私人信件中最大收集之一。(366)早期信件反映了塔蒂亚娜在政治上的执著，要求给她寄去马克思著作，还会具体评论最新的政治事件。例如在1934年6月，塔蒂亚娜的信件对“切柳斯金号”的船员赞不绝口，因为他们刚刚完成跨越北冰洋的首航——从列宁格勒到白令海峡。不幸的是，这一航程以灾难告终。1934年2月，该船被坚冰撞破，沉没于楚科奇海。好在船员们安营扎寨于冰山之上，最后获得苏维埃飞机的拯救，返回了莫斯科。那里的宣传机构，将之誉为英雄生存的壮举。塔蒂亚娜在6月24日写道，“切柳斯金号”船员向全世界展示了“布尔什维克是何等人物”；4天后她的信又回到了同一主题：
作为苏维埃公民的骄傲，可能从没像今天这样全面而强烈。这一骄傲来自苏维埃人民的“优良品质”、苏维埃的先进飞机、苏维埃的杰出科学家和船员以及其他一切，来自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在冰山上显示出了其思想和组织的至高无上。对儿童教育来说，那该有多大的说服力！
塔蒂亚娜写给拉达的信（1935年6月12日）
拉达的政治教育是这些信件中不断呈现的关注点。拉达回忆，“妈妈老是在写如何建设共产主义”。
她希望我成为一名工程师和作家……她的信件对我影响很大。我虽是外祖母带大的，但我觉得，我也是妈妈通过这些信件抚养长大的。(367)
塔蒂亚娜希望拉达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她费尽笔墨，点评拉达在家里的行为（谎称是在报纸上读到的，以免透露真正的消息来源，即外祖母费奥克蒂斯塔）。
1935年6月12日
我的小猴子，我们的家务活做得怎样了？他们在报纸上写，你做家务并不心甘情愿，经常丢三落四的，但也写上了其他讯息。我在《消息报》上读到这样一份电讯：“莫斯科（塔斯社）——11岁的突击工人兼模范学生拉达，今天被要求清洗碗盘、收拾厨房。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碗盘非常干净，一切都收拾得整齐。拉达检查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示满意。她还告诉我们的记者，从现在起，她将以同样的高标准，履行所有的家务职责。”记者当然对你表示赞许，我也有同感。小猴子，按照吩咐去做你的烹饪、清洗、打扫，最重要的是听从吩咐。
塔蒂亚娜羁留在狱中愈久，她的信件就愈加牵挂家人。米哈伊尔不得与莫斯科通信，却能写信给塔蒂亚娜。由此，夫妇之间的信件成了父女相互了解的唯一途径。拉达在反思母亲的信件时认为，它们让塔蒂亚娜保持家庭联系，而她的生存又有赖于这一联系。拉达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信“充满乐观，总是提醒我们岁月如梭，也一直在期盼家人重聚的快乐时光”。塔蒂亚娜的许多监狱来信都夹有小礼物——碎布缝的娃娃、玩具动物甚至小衣服——都是她在劳改营中为拉达做的。(368)
1936年，塔蒂亚娜于上乌拉尔斯克特殊隔离营获释，又流放至乌拉尔斯克城，之后再转至阿拉木图。1936年3月，费奥克蒂斯塔赴乌拉尔斯克城，与女儿共度了两个星期。对塔蒂亚娜来说，这两周的时光实在太珍贵了。她后来描述两人坐在一起的亲密：“我的头靠在你肩膀上，一起回顾逝去的光阴。”(369)费奥克蒂斯塔返回莫斯科后不久，塔蒂亚娜写道：“妈妈！我回到家里，但这已不能算是家了。你不在，就没有‘家’[用英文写的]——再也没有温暖。”4月，塔蒂亚娜搬去阿拉木图，开始寄望于拉达能前来跟她一起生活，因此投入所有的精力为实现女儿的迁移奔走。她这段时间的信中充满了希望和兴奋。拉达写道：“她的倔强和执著聚焦于找到一份工作，以及与女儿同住的小房间。”但到最后，此行还是落空。1936年6月，拉达正要离开莫斯科前往阿拉木图与母亲团聚，塔蒂亚娜却再次被捕，被送去另一个劳改营。拉达回忆：
我们买了赴阿拉木图的火车票，找好路上可照看我的旅伴，打好包裹，发送电报，告知我的抵达信息。回电却说：“收件人已不住在这里。”只好退掉车票。我留在莫斯科，再也没有见到母亲一面。
塔蒂亚娜被送去科雷马——那是斯大林古拉格系统中最糟糕的营地之一，并于1937年11月遭枪决。同月，米哈伊尔也被枪决于卡累利阿。他与妻子（托洛茨基分子）的通信，都被记录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文件中，足以让他被判处死刑。(370)
拉达对父母的去世茫然不知。她尽量不去想，因为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但有一次，她在梦中看到母亲：
一开始，我在大洋中一条船的甲板上，手中是两本包有褐色胶纸的教科书。我打开其中一本，看到母亲的笔迹。第一句很奇怪：“当你读到这几行字时，我已在海底……”我继续往下读，记不得读了多少行。突然，恐惧袭入我的心，海水从巨大的管道喷薄而出。我的恐惧骤涨，将我紧紧攫住，直到我惊醒过来。(371)
1926年，尼古拉和艾莱娜·康德拉季耶夫
童话《沙米不寻常的冒险记》里的画面
拉达坚信这个梦所传递的“信息”——母亲已经淹死——开始对她朝思暮想。后来，她从科雷马劳改营的幸存者那里听到有关囚犯船沉没的故事，更加确信母亲的厄运。多年来，她一直相信自己的梦；尽管后来收到当局的死亡证明，说母亲是被枪决的，但她仍然认定母亲是淹死的。
监禁之后转向家庭的狂热社会主义者，不单单是塔蒂亚娜·波洛兹。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892年出生于科斯特罗马省的农民家庭，该省地处莫斯科的东北方向，相距400公里。他在圣彼得堡大学攻读经济学，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并在1917年的土地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康德拉季耶夫是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向苏维埃政府提供咨询。他全力支持新经济政策，提倡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应该优先于重工业，同时还推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理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并因此闻名于世。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逆转，康德拉季耶夫被解除一切职务。1930年7月，他被捕，罪名是他属于一个非法的 “农工党”（很可能是子虚乌有的）。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说：“一定要枪毙康德拉季耶夫和其他几个歹徒。”(372)但到最后，康德拉季耶夫被判处8年徒刑，始于1932年2月，囚禁在苏兹达尔镇的一个特殊隔离营——14世纪时曾是斯帕索―叶菲梅耶夫修道院。
康德拉季耶夫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频繁进出监狱医院，症状有剧烈头痛、头晕、间歇性耳聋、腿部的慢性风湿、腹泻、呕吐、失眠和抑郁。1936年，他几近失明。然而，康德拉季耶夫仍致力于研究工作，并筹划撰写5本新著。他给妻子叶夫根尼娅写的信超过100封，(373)几乎每一封都附有小字条，专给出生于1925年的女儿艾莱娜（“阿廖娜”）。康德拉季耶夫内心的离别痛苦，在这些信件中表露无遗，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女儿。他是一名如此慈爱的父亲，此情此景因而变得愈加凄美。他渴望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积极影响，做不到这一点又成了他内心最痛苦的煎熬。他在1932年3月写给叶夫根尼娅的信中说：“真可怕，她将在我缺席的情况下长大。这带给我的折磨远超过任何其他的。”(374)尼古拉将所有的父爱，注入写给艾莱娜的信中。她没写回信时，尼古拉就会责备她不够孝顺。尼古拉会不断向她提醒，自己被捕前父女共同生活中的小小轶事。他在信上绘画，给她讲修道院周遭野生动物的故事——小鸟飞来探望，还有他看到的小狐狸。在许多信件中，尼古拉还附上从修道院四周采来的花草。他最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女儿的智力发展，给她寄去谜语和字谜，为她开列推荐的书单，要她写读后感。他还鼓励她记日记，纠正她来信中的错误，不厌其烦地提醒她：“书写要工整，凡事都要尽力而为。”(375)他许多来信的尾部都有小孩写的“爸爸”二字。这就是艾莱娜所拥有的有关父亲的一切。她长大后，成为一名植物学家，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也许，父亲的信件最终还是激起了她对植物学的兴趣。
1935年，为了纪念她的命名日，(376)尼古拉给艾莱娜寄去一则他自编自画的童话《沙米不寻常的冒险记》（The Unusual Adventures of Shammi），讲述一只小猫寻找理想家园，其间的“人们、动物、植物，都生活在幸福与和谐之中”。沙米与朋友公猫瓦夏一起出发，后者很懦弱，也很勉强。在旅途中，它俩遇上各种动物，都试图劝阻它们，并允诺，如果它俩放弃寻找，就会后福无量。但沙米依然一往无前，反倒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山羊、驴、马、母鸡——它们都在“努力工作并渴望更好的生活”。但很快，它们一伙迷了路，开始互相争论，有的被鳄鱼吞食，有的被森林中的猎人捕杀。
1938年8月31日，康德拉季耶夫写信给女儿：
我甜蜜的宝贝阿廖努什卡（艾莱娜）：
兴许，假期已经结束，你已重返学校。你的夏季过得如何？我很想知道，你是否更加强壮、体重增加、皮肤晒成了褐色？我非常想看看你，亲吻你许多许多次。我自己还是不舒服，仍在生病。我甜蜜的阿廖努什卡，我希望你在这个冬天不会生病，一如既往地努力学习。要阅读好的书籍，做一个聪明乖巧的小女孩，听母亲的话，永远不要让她失望。如果你没把我——你的爸爸——彻底忘了，我也会很高兴。好吧，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我愿吻你个不停。
你的爸爸(377)
这是最后一封信。不久，9月17日，尼古拉就遭行刑队枪决。
[1]它的地基渗水，即使以莫斯科墓地的墓碑来堵塞，仍然无效。儿童们爬过围栏，在地基的积水潭中游泳，或钓鲤鱼。该宫殿的建造因1941年战争的爆发而停工，之后再也没有复工。但它的效果图继续印在火柴盒上，附近的地铁站名（今天的科洛波德站）仍叫苏维埃宫殿，只是工地本身后来变成了游泳池。
[2]帕维尔·加利斯基（生于1911年）还记得自己在1932年清洗期间，曾受列宁格勒红色军火厂党主管的质询。加利斯基是神父的儿子，担任工厂墙报的主编，新近入党，家庭背景使他易受攻击。工厂清洗委员会的负责人，既是地区党委主席，又是工厂董事，当场要求加利斯基介绍“列宁的著作《反杜林论》”的摘要（事实上，该著作不是列宁的，而是恩格斯的，它详细阐述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加利斯基对此书根本一无所知，但他回忆：“我想，反的意思就是反对。所以我就回答，列宁写这本书就是要批驳这个杜林。他们说：‘正确！干得不错，聪明的小伙子！’”（MSP, f. 3, op. 53, d. 2, l. 6）
[3]1935年8月，顿巴斯的矿工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Aleksei Stakhanov）挖出的煤炭创了纪录，赢得了全国媒体广泛的表扬。他的成就引发了一项群众运动，专门奖励熟练且尽职的工人，因为效率是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的目标。斯达汉诺夫运动很快发展成一种“突击劳动”，超出生产配额的人可获得奖金、消费品、较好的住房，甚至可晋升为行政干部（尤其是警察）。就斯大林政权而言，该运动是提高生产标准、降低基本工资的措施。它使工人更依赖计件的报酬，又对经理和官员施加了强大压力。燃料或原材料发生短缺时，或模范工人无法完成指标时，经理和官员就要承担全部的罪责（常被指控为破坏者和颠覆分子）。
[4]1935年10月，斯大林探望他在第比利斯的母亲，受到广泛的宣传，由此启动了一场宣传运动，以显示他是家庭观念浓厚的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花园与他的孩子们在一起的场景也被拍了照，这在以前是绝不允许的（大多数苏维埃人甚至不知道斯大林育有子女）。
[5]出于这个原因，她希望匿名。
[6]精神科医生发现，共用公寓的长期居民中，有很高比例的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症。
[7]俄国将领波将金（1739—1791）为使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他的领地留下好印象，在女皇必经之路旁建起一批繁荣村庄。其后，“波将金村”作为弄虚作假的代称闻名于世。——编注
[8]西蒙诺夫可能是指彼得·帕尔琴斯基（1875—1929）。他是采矿工程师，受克伦斯基的任命，在1917年10月负责卫戍冬宫。帕尔琴斯基遭到布尔什维克的监禁，20世纪20年代获释后，得以恢复他在俄罗斯技术研究所的工作。1928年，他再次被捕，第二年遭枪决。劳改营中流传着很多著名囚犯的传奇，如帕尔琴斯基的。看来，西蒙诺夫又上了当。
